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平均工作时长持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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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鸣

自2021年以来，有一种舆论在我们身边弥漫，逐渐形成高压，一直延展到2026年的今天。

一群浓眉大眼、高堂华屋的人，从企业主到学者再到匿名老爷，一个接着一个，居高临下，神色凛然，做痛心疾首、慷慨激昂状，指责“中国人躺平”，尤其是年轻人躺平。他们说什么中国青年奋斗信念动摇了，不踏实了，不实干了，将国家发展红利和战略机遇拱手相让了，还把社会的价值根基动摇了……

一顶顶帽子扣下来，一股既得利益者的腐烂味，浓了又浓，越发呛鼻。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涉足这个话题，如今实在忍无可忍。我要说：中国的劳动者太委屈了，中国的年轻人太冤了。

来看数字吧。

我查询了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月度数据，2026年1月，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 (小时)”为48.3小时；2月为48.1小时；3月为48.1小时。

图自国家统计局官网“月度数据”

这个数字所展现的，就是中国正式就业人员的辛劳程度。

统计局的数字如此，实际情况如何呢？我相信，真实数字大概率是更大，而不是更小。比如，国家邮政局2023年2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近一半快递员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12小时以上占比21.4%；48.9%的人表示每周休息一天。这样折算的话，许多快递员每周工作时间达到12×6=72小时。

无论哪个数字，都远远超过我国当年劳动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工作时长（每周40小时）。指责他们躺平？指鼠为鸭的局长大人也不敢这么没底线吧。

冤。太冤了。

那么，“躺平”的指责是空穴来风吗？当我一个个地往前查询数字，还真发现了一些端倪：

在去年，2025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时长分别为：48.6（12月）、48.6（11月）、48.4（10月）、48.6（9月）、48.5（8月）、48.5（7月）、48.5（6月）、48.5（5月）、48.3（4月）、48.5（3月）、47.1（2月）、49.1（1月）……

大家细看，就会注意到：这些数字，都比2026年第一季度三个月的数字更高，尤其是2025年1月，达到49.1的高峰。如果按照一周5天计，平均每天工作已接近10小时。

也就是说，相比2025年，在统计局的报表里，2026年前三个月的中国人每周“偷懒”了半个小时左右。

我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变化，某些人看到2026年第一季度最新统计报表，更加担忧了：“工作时间开始减少了，躺平了，危险了呀！”于是，对年轻人躺平的指责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他们可能是看不到，也可能是看了装作没看见，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

在过去十年间（2016-2025），中国人平均工作时长持续上涨，并在2025年达到高峰。2015年，周平均工作时长在46以下，最近几年已超过48，一度超过49。也就说，这十年，中国人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两个多小时。根据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的细分统计，2016年—2022年，中国周平均工时超过48小时的群体的占比从31.5%升至44.6%，这对应了同时期周平均工时的上升趋势：

图自曾湘泉

从这图表可见：过去十年，社会上“最辛苦的那群人”，数量越来越多。

其他国家如何呢？我横向对比一下。

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官网上，有各个国家的数据：2025年，美国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7.5，意大利人36.0，法国人35.3，英国人34.9，荷兰人30.3，巴基斯坦人46.8，印度人45.5，墨西哥人42.1，韩国人38.5。这些数字，都低于中国人。

图片截自国际劳动组织官网

在我们一般印象中，日本人、越南人的工作时间是比较长的，特别是日本人，经常深夜加班。但在ILO的官网上，2020年，日本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6.6（见下图），比中国人少了10个小时左右，2024年，越南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41.9（见上图）。

在这个网页上，只有极个别国家的数字比中国人更高，比如非洲的莱索托（人口230万）2024年49.3、亚洲的不丹（人口77万）2022年54.4。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多数国家普遍面临工时缩短的问题，但中国的周工时依旧在逐年上升。

结论很明显：在全世界的大族群之中，中国人最为辛劳。（在这里，我并没有用“勤劳”，而是使用“辛劳”一词。 辛劳只是一个结果，它与“勤劳”的区别在于，许多人是不得不工作那么长时间，是“被动勤劳”而不是“主动勤劳”。）即便在2026年前三个月，中国人的周平工作时长比2025年略有下降，依然高居世界最前列。

因此，我认为，当前要担忧的并不是“中国人有没有躺平”的问题，而是：在持续十年的工作时间增长、登峰造极之后，人们是不是还扛得住？以及，这样扛下去会给这个社会的内在健康带来何种影响？

过去十年，老百姓一年比一年辛苦，应该让大家稍稍休息了。正如西班牙谚语所说，“休息就是健康”。一路走来，我们跑得太快，稍微慢一点下来，盘整盘整，重新梳理后看清方向再出发。 

当下，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勤劳却不富有？

要说勤劳，几亿农民工群体肯定勤劳，但偏偏他们并不富有。我们有6亿人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他们中大多数人恰恰是非常勤劳的。可见，勤劳和富有之间并没有等号，当前我们所真正迫切需要的，不是在勤劳上继续加码，要求大家更加勤劳，而是把财富分配问题琢磨清楚：大家辛苦这么多年，国家经济数字蒸蒸日上，赚来的钱都去哪了？

回答好这个问题的人，我认为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个问题：科技越来越发达，机器越来越先进（甚至还进入AI时代），生产力大幅提高，物质生产也明显过剩了，为什么人们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反而是增加了工作时长？

当磨碎谷粒的水磨坊被发明出来时，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颂扬说：“珍惜你们的双手吧！磨坊的女工。放心地睡吧！让公鸡徒劳地去报晓吧！达奥已让山林水泽女神代替奴隶们的劳动；看，她们正在轮子上欢畅地跳跃，旋转的齿轮带动沉重的石磨一起转动。我们将和我们的父辈一样，过着悠闲的生活，尽情地享受女神赐予我们的礼物。”

在这位诗人眼中，水磨坊将把女奴隶解 放出来，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悠闲。

对此，我深以为然。没错，科技的进步，本质上就应该是让更多人从劳动的辛苦中摆脱出来，获得更加自由、悠闲的生活。反之，如果科技和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反而是人们更加辛劳，那一定出大问题了。

说回原题，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程度，实在也是让我心疼。

前几天恰好看到一个新闻，4月底，江苏媒体报道说，镇江市警方发现，一个男子在派出所办理务工所需的户籍证明时，身份证上印刷字体有异常。原来，这位已七十多岁的老人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他担心自己年龄大用人单位不收，就花300元办了假身份证，让自己的年龄减少8岁，同时，还把头发染黑。当地警方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看着视频里这位老人颤颤巍巍的步伐，怎能不百感交集？面对这种对工作的狂热劲头，我们怎么忍心指责中国人躺平？

1807 年，拿破仑在奥斯特罗德写道：“我的人民劳动愈多，他们身上的恶习就愈少。我是当权者……我颁布命令让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礼拜之后仍旧开门，让工人们继续工作。”

那么，真的如拿破仑所说，劳动越多、恶习越少吗？许多思想家认为，恰恰相反。

比如，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就曾经这样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请拿路特希尔德马厩里的纯种马（有一批长着两只手的奴隶为它们服务）同诺曼底农场里的笨拙的畜牲（它们要耕地，搬运肥料，把收割下的庄稼送进谷仓）比较一下。”

我想，劳动很重要，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劳动而来的，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在体育和精神层面展开最大的追求。过度的劳动恰恰会让人丧失这两方面的可能。甚至可以说，当劳动超过了一个界限，劳动越多，失去越多。

看看我们那些步入晚年的农民工吧，他们辛劳一生，哪一个不是浑身病痛想要抬头仰望星空而不可得？

写到这里，心中已是万般感慨。就用一个结论来结束这个讨论吧：

那些指责“中国年轻人躺平”的人，都是罔顾事实的人，也都是昧了良心的人，因为，中国人不是躺平了，而是太辛苦了。

呦呦鹿鸣20260504

在走向故乡的路上，愿你免于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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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误国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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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鸣

2026年4月，发生了两件小事。

因为事情很小，它们都不怎么被“主流人群”，尤其是体制内人士所关注。但我呢，恰好就习惯于关注一些边边角角的小事，说不定，片鳞半爪恰好就是吉光片羽呢？向朋友们汇报如下：

第一件事发生在河南，古都洛阳。

有一位姓卢的男子，1979年生，洛阳本地人。2011年，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区医院建设开业，他应聘成为一名急救车司机，月入七八千元，一直工作至今，算起来，十多年了，疫情期间，获评“最美逆行者”。

转眼就到2024年1月，医院通知他和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为医院工作满13年，按照法律，应是正式员工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这一拒绝，后果就是这家公立三甲医院不给他安排工作了，急救车出车也不让他跟着了。这个月起，工资降为2700。到2026年初，通知他不用来上班了，连基本工资也不发了，也就是辞退了。

华商报记者帮卢先生去问，得知，这家医院像卢先生这样转第三方劳务派遣的“临时工”，有1000多人，而卢是最后一批。

第二件事发生在广东。

阳江市有十几个人，花了2.8万-4.5万元不等的“中介费”，终于当上了省会广州的高铁安检员。到岗后才发现，这是劳务派遣，月工资2500元，每日工作时长超过16个小时。 

2500元是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事实上，同样这个岗位，还有人的工资是1750元，而且还包含社保中个人应缴部分。

如果算账的话，这样一份劳务派遣工作，不吃不喝两年，才能把中介费赚回来。

新闻圈里，经常会听到一句话：“现实比小说更魔幻。”确实，试问，哪一部小说敢编出、能编出这样的情节？

但现实偏偏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这两件事的共同点，就是劳务派遣。

在这之前，我对劳务派遣制度知之甚少，注意到这个关键词后，这几天，我做了一些功课，大为震惊：原来，劳务派遣制度已经急速扩展到了这个社会的角角落落，工作在这个制度之下的劳动者，并没有官方统计数字，但多个消息称已数以千万计。

比如，我就没想到，全国各地城市，包括许多省会城市，在给中小学招聘教师的时候，正在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制度。而且是明明白白公示在招聘公告里的，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各种老师岗位都有。下图是我随手搜到的一个案例（图片发在评论区置顶位置，请大家查阅）：

关于各大城市中小学里劳务派遣制教师的待遇问题，圈内已有诸多讨论。比如，早在2023年，就有人以《石家庄市公办小学劳务派遣制教师激励问题研究》为毕业论文，在河北师范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石家庄开始在公办中小学里推广劳务派遣制招聘教师，是从2016年开始的。当地教育局对这些老师的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持有教师资格证书、笔试面试通过、体检通过。这些教师绝大多数都在22-30岁，多是年轻人，他们签订的合同期限为1-5年。

他们工资多少呢？根据《2021 年石家庄市新华区教育局公开招聘派遣制中小学教师公告》，试用期3个月，在此期间，月薪为2836.86 元，这一数额已全面包含了“五险”中单位及个人所需缴纳的全部费用。试用期后，第一年月薪3186.63 元，第二年3469.76元，第三年3752.64元，第四年4139.24元，第五年4446.66元，这些数字都包含了“五险”的单位及个人缴费部分。

一般来说，这些老师实际领取到手的工资净额维持在3000元左右。

读到这些劳务派遣制教师访谈时的心声，我不禁感到心酸，他们同样在一线干着一样的工作，但不仅薪酬更低很多，更是与同岗位编内教师所享受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住房补贴、节假日福利等绝缘，而且，劳务派遣教师没有资格评职级。

当我把视角从老师角度切换到学生角度，一种可怕，甚至毛骨悚然的感觉立即冒出来了：试问，一个学校，对待自己的老师都分三六九等，他们对学生能不分三六九等吗？试问，一个老师，如果他长期受劳务派遣制度压迫，心中感觉不平，他还能好好教育学生好好上课吗？这个现象，老师是第一个受害者，而学生，是间接受害者。

劳务派遣，误国害民。

细看法律。2012年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

“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

“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2014年人社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用工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

但是，现在，大量中小学、国有企业、银行、医院等机构，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不仅时间上远远超过6个月的限定，而且在大量一线主力岗位使用，早就突破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10%这四个硬性约束。

法律的尊严，不好说荡然无存，至少已经是被冲得七零八落了。

更重要的是，劳务派遣赤裸裸的现实，也直接破坏了宪法规定的“同工同酬”。这个制度在现实中大量制造不公不义，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隐性恶果。它已经是这个社会的毒瘤。

这个劳务派遣制度已是如此张牙舞爪。它把自己美化为“医院改革”，把工作十几年的救护车司机赶出门外。它把自己包装为“稳定饭碗”，向一两千月薪的高铁安检员索要几万元的入门费。在它的淫威之下，在一线工作的教师们，瑟瑟发抖又无计可施。

在法律层面，虽然对劳务派遣制有四个限定，但是，对于突破这些限定的掌权者，却没有相应的制衡和处罚措施，于是，劳务派遣的地盘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跋扈。与此同时，深受其苦的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人，却因为深处边缘，无处发声，发声了也无人听见。

荷！劳务派遣制被引入之后，已在执行中急速异化变质，成为社会不公的根源、美好愿景的烂泥潭。一句话，天下苦劳务派遣久矣！

我反复琢磨这个制度的现实纠葛，发现，它已经很难有自行或被动调整后改善的空间。

基于以上，本人在此旗帜鲜明地诚恳建议，并为全国深受其害的人们发一言：修改《劳动合同法》，废除劳务派遣制。

呦呦鹿鸣202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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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深时见鹿

流浪与放逐的我

文/呦呦鹿鸣

又好一阵没有发新文章了，一些老朋友多有问询。老家的亲友也比较着急：小鹿啊，你快写吧，村头的厕所又没纸了……

最近没发新文章的原因，是心里泛着一种苦味。偏偏这种苦，又属于无处诉说的那一种。我知道，相比七八十岁还在田里干活挣命的农民，相比在凌晨的零工市场伸长脖子等待的农民工，相比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6亿国人，相比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相比被许家印们联合银行们榨干的中年夫妻，相比那些病痛缠身的可怜人，我，一个还能在夹缝中找到些许机会发声的读书人，一个得到读者朋友多年厚爱的写作者，一个能走能跳的人，实在是人群之中颇为幸福的那一个。只是，这种苦味终究还从心底日渐滋长，在心里，在梦里蔓延，确实是无处消解。

忽然开始羡慕那些把文字当做阶梯或者工具的写作者。如果我可以把文字也视若阶梯，视若工具，像锄头、砖头、棍子、压路机一样的工具，也就不必付诸情感。没有了那些万千的悲喜，这种苦味，或许也就不会再滋生出来了。

大约和我一样年纪的时候，杜甫困居长安，写了一篇《进雕赋表》给唐玄宗，相当于一封自荐信，想求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岗位。那时的杜甫，比之今天2.4亿“灵活就业人员”，境遇着实惨淡得多。他在自荐信里的话，也卑微到了尘埃里：“臣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一封三百来字的信，他两次写了“伏惟明主哀怜之”，还说“臣甫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高高在上又荒荒唐唐的唐玄宗，自然不会搭理杜甫。就这样，好好一个诗圣，骨头碎了，脊梁断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顶尖人物，不完美了。

但我知道，对于杜甫而言，这些个人生活上的苦——“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无暇”——并不是最苦的。最让杜甫苦痛的是，他曾与李白等人游历祖国山河，亲眼见证了盛世，而后忽然又亲历了安史之乱与大唐急速衰败，见证了乱世中百姓的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茅屋为秋风所破。真正让他苦入骨髓的，是一个美好时代的逝去。

也是在《进雕赋表》中，他将自己的写作特点总结为“沉郁顿挫、随时敏捷”。在这之后，他带着一颗“半死心”颠沛流离，在祖国的大地上流浪，诗歌中那“沉郁”的色彩，就越来越浓了，直到他贫病中死在湘江一条不为人所知的小船上。

他用临终绝笔《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总结了自己的一生，里面尽是家国伤痛：“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他所思恋的国，是“故”的，而他面前的云，是“惨”的。一切，都是“悲”的。

1942年2月22日，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斯蒂芬·茨威格，在一场漫长的流亡之后，在巴西的一个小镇上，与妻子双双服毒自尽。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总是怀念青年时所亲历的那个古典欧洲的黄金时代。在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尽的山河破碎和人伦悲剧之后，他这样一个生活在“昨日的世界”中的人，终于在抑郁中不可自拔。

即便他在六十岁时写下“身处别离的阴影，对生的爱恋最痴迷”这样的诗句，他也没法摆脱痛苦与绝望。当精神上的家乡远去，世界就变得逼仄了。他已经逃到了天涯海角，还能再往哪儿逃呢？“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安静而有尊严地退场。”

茨威格的作品，多是激励人心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里那些令人灵魂战栗的语言，许多人都有印象。即便克莱斯特之死，他也是这样写的：“生活践踏他、奴役他，让他失望、让他受侮辱——但他凭着强大的力量又一次站了起来，用他的死亡创造出了最后的英雄主义悲剧。”

但是，他并不能激励自己。就我有限的理解，他是把心中所有的苦，都裹在自己的身体里。

我的人生体验，当然比不得杜甫，比不得茨威格，他们都是人类历史上璀璨的星辰，我只是地上一根野草，普普通通。但我能理解他们失去“精神上的故乡”之后是何种感受，能理解他们中年之后一路流浪乃至自我放逐的体验如何。

走吧，回家。我常对自己说。我一直试着带自己回家，但我看向左右，自己依旧在流浪。

写到这里，还是没能把这种感觉说明白。总是要写到了，靠近了，即将入题了，又赶紧躲开了。大约，这种感觉真的只适合自己一个人感受。

1691年，冬末的一天，王夫之写下了绝笔诗：“荒郊三径绝，亡国一孤臣。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王夫之这样一颗“顽石”，一生写了一千多万字，为什么最后一句却说“人间一字无”呢？细细读过去，“三径”是隐居的典故，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嗯，在这荒凉的郊野，连隐居的小路都断绝了；此时此刻，两鬓斑白，这一路飘零中，想起的都是那段泛舟五湖的岁月；我一生写了很多著作，勉强可以在清冷的夜里自我排遣，如果可以，我宁愿在这人间一个字都不留下。

王夫之的这首诗很少人能读懂，我大概也是没读对的。我只是觉得，隐约中有些许体会。

那段泛舟五湖的岁月，应该是王夫之一生中明亮美好的时光。而我们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段这样独有的记忆。

林深时见鹿。朋友们，在走向故乡的路上，愿你免于迷失。

呦呦鹿鸣2026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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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江苏媒体《南京零距离》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他们报道说，南京市民陈先生在超市购买了一款今麦郎“手打挂面”，这大大的“手打挂面”旁边，还写着“好像妈妈的手打面”。可在面条煮熟后，陈先生说，根本就没有一点手打面的感觉。

记者去追问超市，追问今麦郎公司，得到回复：当然不可能是手工，都是机械流水线生产。“手打”只是商标。

这则报道是3月30日晚间发出来的，到了4月1日，今麦郎集团董事长范现国发视频回应，全文如下：

如此结局，初看过去，是一个好故事：

消费者目光如电，洞察本相；新闻媒体仗义执言、文思缜密；企业老板从善如流、火速改正……

总之，皆大欢喜。

可是，真相往往不只有这样一个切面。

真相是什么呢？事实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切面。

第一个切面。在今麦郎，“手打”是关键词，他们有许多种“手打”面，手打拉面、手打挂面、手打劲宽面……这些产品在全国多数超市常销。自2001年开始，今麦郎就申请注册了一大批“手打”商标，除了“手打”，还有手打鲜粉、手打师傅、手打先生等等，这一注册行为，至少持续到2023年。

我用了不到5分钟就通过公开渠道查到，今麦郎注册成功第一个“手打”商标是2002年，而不是今麦郎董事长范现国昨天所说的2006年。

很难想象，在这么关键的事实信息上，今麦郎公司的董事长比我还不了解今麦郎。

简单来说，在“手打”这个问题上，今麦郎并非误导、忽悠、欺骗了中国消费者20年，而是24年。

第二个细节。早2018年，《中国消费者报道》就披露了一则诉讼：在湖北武汉，有一位叫做徐纲的消费者，2013年到2015年在武汉一家超市买了一共1121.1元“今麦郎、华龙系列手打面”。后来，他将今麦郎诉至法庭：这些年是普通机制挂面，不是手工制作挂面，不符合国家标准。法院也认定，今麦郎用较大字体和显著颜色标识为“手打”，易使消费者误解该产品为手工制作，误导消费者，判令“退一赔十”。

在当时，同样这样干的还有另一个厂家的“裕湘手擀面”，也被法院判“退一赔十”。

一个民事案件，在最终判决之前，是有多个调解、和解机会的，但是今麦郎并没有使用这些机会，而是让案件走到最终阶段，可见，这家企业对于“手打”的坚持。

最重要的是，法院判决，并没有让今麦郎中止对消费者的误导。这么多年过去，在法院判决之后，今麦郎一如既往。

这种态度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

为什么我在文章开始不惜篇幅、不顾行文节奏也把范董事长的视频全文都抄录下来？因为，在范董事长的视频中，不仅有事实错误，而且，对消费者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一句对不起，反而是说“为了避免给大家带来产品表述上的困扰”，似乎还是“为了大家好”自己不得不做出牺牲。

就我的个人观感而言，直到今日，今麦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也不准备为自己过往的行为负责。对于这样的企业，我给他们的“心机度”打100分，赖皮度打80分，诚信度打20分。

当然，今麦郎之所以不松口，恐怕也可能是因为“别人也这样，干嘛单单说我”。因为，“心机商标”就在我们身边。

比如，自称“天猫NO.1护发素”的潘婷，在官方旗舰店卖的“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系列洗发护发产品，实际上，“潘婷三分钟奇迹”是注册商标，而非功效。

同样情况的还有：

“一品牛肉干”里，“一品牛”是商标，里面没有一点牛肉。

“壹号土猪”中，“壹号土”是注册商标，实则是普通猪肉。

“山里来的土鸡蛋”中，“山里来的土”是注册商标，它就是普通鸡蛋。

“0添加西梅”中，“0添加西”是注册商标，它的真面目就是梅。

“零蔗糖冰淇淋”中，“零蔗糖”是注册商标，它就是普通冰淇淋。

“120W充电器”中，“120W”其实是注册商标。

“安踏断码鞋子”中，“安踏断码”是注册商标。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即便被消费者告上法庭了，即便法院判决了，他们依然心安理得、我行我素。甚至，媒体的报道也并不能都起到作用，非得形成了大的舆论浪潮，才会有些许触动，还扭扭捏捏，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

24年如一日。说到底，是社会约束机制失灵了。为什么在消费者、法院和媒体都做出努力的情况下，依然失灵？答案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有一批人，尸位素餐。

如果要说这些“心机商标”的心机有多深，也不见得，他们大多是堂而皇之的，有经验的监管者随便走一趟超市都可以揪出一大批来。甚至，不去超市，随便一个手机购物APP，一个小时就可以拎出一堆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商家来。

对于今麦郎、潘婷这类常年误导、欺骗消费者的企业，舆论是最后的约束，大众用脚投票是最后的反制，因此，我的选择首先是：把它们列入私人购物黑名单，绝不把自己的哪怕一分钱花在它们身上。

呦呦鹿鸣20260402

李丰玲性侵案：如何找到回归正轨的那条通道？

稀缺调查记者魏华英年早逝：他留下的爱和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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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抓住那根当年自己编就的绳子

Photo by Ahmetcanturk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

前段时间，在朋友圈里看到@刘宅宅 说的一件事，念念不忘至今。

华南一所二本大学中文系一位老师，忽地心血来潮，调阅了校图书馆借阅记录，发现两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就全校而言，2025-2026学年第一学期，半年里，该校“十大书霸排行榜”第一名借阅了42本，第二名36本，第十名是15本。

第二个数据：具体到各院系“学生借阅报告”，美术系学生借阅总量为175本，人均借阅0.05本，文学院（在读本科生1500人）则借阅总量为29本，人均借阅0.01本，外国语学院借阅总量为3本，人均借阅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数据让这位老师惊诧莫名，理论上最需要读书的文学院学生人均借阅0.01本？在这所拥有接近两万名大学生的学校里，每个月借书7本，就是第一号“读书人”？每个月借书两本，就足以跻身前十？ 

偏偏，这是事实。

大学生是阅读量最高的群体，但偏偏这样一个群体，阅读却陷入了停滞。

从“读书破万卷”到“人均0.01本”，读书退场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

今天还有多少读书人？老话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如果年轻人都不读书了，会不会愚病入骨进髓？

然后是另一则有关“头部读书博主”的消息，也蛮让我惊讶的。

自称“脚部博主”的小红书博主“首席读书官”发布了一期打假视频《读书博主真的读书吗？》：他花了将近一个月的下班时间，整理了一位近50万粉丝头部读书博主去年发布的704本书目，将笔记像收银小票一样打印出来，足足有四五米长。据此统计，该博主全年对62本书表白“最爱”，17次被书籍重塑人生观、被书籍治愈33次……除了反复使用同质化的爆款标题，笔记中还有不少书封为AI生成，甚至出现根本不存在的假书。

这则打假视频揭露了一个事实：近年来兴起的读书博主群体，实则是一条千篇一律的“内容流水线”。在泛滥成灾的模板化“读书”文案背后，一些荐书人甚至没有真的摸过书页，更不曾为文字的温度而真正动容过。

他们的分享，是假读书，假触动。他们分享的不是书，是幻觉。

谁能相信，“读书”竟然也会被拉进315打假行列？书卷气也变成了一种彻底的表演？

那么，为什么这种表演会如此成功呢？

我也算一个V，但大家会注意到，我很少写书评，很少荐书，并不是我不想荐书，我其实非常想当一个荐书官，问题是，我很清楚地知道，要写好一篇书评需要很长时间，既需要反复读明白一本书，还需要把周边相关内容都咀嚼透，反复思考、权衡，然后才能真正地写好一篇书评。这样，一年能荐书一次两次就不错了，像那位博主一样一年荐书704本，于我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相信，多数人多少也会有和我一样的敏感，感觉到这样的读书博主不可信。因为，读书过程中真正的触动终究做不了假。

但事实却是，这样的博主成为“头部博主”，拥有几十万几百万粉丝。这说明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说明这些粉丝并不会真的去买这些书，或者买了之后也不会认真阅读这些书。他们并不是真的关注这些博主，他们是假装在关注。

大学生们不读书了，读书博主们也不读书了，但是，图书市场依然热闹，阅读内容依然繁荣。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可如果，我们连“得来”这一步，都开始省略，还谈什么躬行呢？

或许，是这个时代太富足，物质太丰裕了。

学者朱大可曾在他的书中讲过一个故事，年少时，他亲眼目睹：一位上海女孩，不慎遗失了一本借来的普通书，为此，她选择的“唯一赎罪之法”是——从高楼跳下，肝脑涂地。

今天看来，这样的悲剧匪夷所思。但如果结合那个时代知识蛮荒的历史背景，我们至少可以理解当时书籍的珍贵。那时，一本书就是一个通向新世界的窗口。

人类历史上，书籍从未像今天这样唾手可得。只是，今天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知识获取渠道，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分心诱惑。

当然，如今能假装在读书还是好事，就怕这样下去，哪一天大家连假装读书都不愿意了。

今天写这个题目，也是我近期的一个自我反省。我自认是一个读书人，有时候还以“读书种子”自许，每次搬家，基本都是搬书，几十箱几十箱地搬，不惜运费，其他生活用品反而极少，但是，这些年，我自己读书也越来越少了，书架上一些下决心要认真看的书甚至没有拆封，我还有好几个电纸书，大大小小的屏幕很齐全，但拿起它们的时间，也比前些年少了很多。

虽然我还不至于像那些不读书就敢推荐几百本书的读书博主一样没有底线，也没有像人均借阅0.01本的文学院大学生一样远离书籍，但是，我曾经设想的坐拥书城的计划，确实也没有付诸实际，那种成为“书城中人”的冲动，减弱了。

为什么会这样？

在任何一个时代，沉静、沉潜地读书，都是一种奢侈，从来都不是主流行为。它需要时间，需要耐心，尤其需要对抗外界诱惑、对抗自己的软弱，更需要一种近乎“逆时代”的坚持。

我也希望自己，能在时代浪潮的冲刷之下，紧紧抓住那根当年自己编就的绳子，不松劲，不松懈，坚守本心，如果能找回并享受读书中那种纯粹的快乐，那将是一件极其幸福的事情。

是的，读书是非常快乐的事。

呦呦鹿鸣2026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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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恶劣之处有五。

Photo by Abdelilah Hibat Allah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

昨日，一时激愤之下，写了《这个猥亵案令人发指，为何判决却是如此之轻？》。

2025年6月16日，福建宁德霞浦县牙城镇派出所教导员李某将15岁的女生小君（化名）叫到其办公室，以小君所涉打架案可能被拘留为胁迫，抚摸其胸部、生殖器侵入口腔并抽插、射精。事后小君情绪崩溃，四次离家出走，并用刀自残。2026年3月16日，当地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

我从事媒体工作二十多年了，很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案情细节并不适合传播，因为正常人看到这样的情节很容易产生生理性不适。然而，正是因为之前一些媒体报道时仅仅简略地写“实施抚摸胸部等猥亵动作”，案情描述无法让读者理解：为什么两年九个月是轻判？如果事实披露仅限于此，一些读者甚至认为，两年九个月判得太重了。

所以，我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之所以激愤，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觉得好好的呦呦鹿鸣被这样的案件细节污染了，但是我又不得不主动污染自己，把事实细节交代清楚。如此轻判，我们怎能视而不见？怎能不拍案而起？一旦判决生效，再要纠正，就更难了。

今天，我又直接向当地了解了一些案件背后的情况，发现，事件背后令人忧心的还有不少。

首先是“两年九个月”的来源。

现在是一审判了，但判决尚未生效，还有挽救空间。按照法律程序，如果要纠正一审判刑太轻的问题，需要由检察院提出抗诉，而事实上，受害人小君的父亲也向霞浦县检察院提交了抗诉申请书。

可是，我刚刚了解到，恰恰就是霞浦县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建议判两年九个月。

霞浦县法院的当事法官当然是轻判的第一责任人。法院是诉讼的最后一关，怎么能检察院建议怎么判法院就怎么判呢？如果都听检察院的，为什么还要单独开一家法院？财政花钱建法院大楼，给那么多法官发法袍、发法槌、发工资、发养老金，难道是让法院和法官仅仅当一只检察院的应声虫？然而，本案中，偏偏量刑建议的起点是县检察院。如今，受害者却不得不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以此纠正一审判决，那么，检察院会自己否定自己吗？

这第一关，就是问题。

其次，不少读者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你猜他是第一次这样干吗？”

这给我提了一个醒，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也了解到了一些线索。虽然证据尚未锁定，不宜公开讨论，但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调查。

有消息说，福建省和宁德市有关方面已经注意到这个案件，我希望，关注本案的上级部门不要局限在“轻判”这一个法律认定点上，而是再往前展开调查，挖掘更多的事实信息。

这一点，说难，挺难的，但凡事就怕认真，认真起来，也就说不上多难。

我想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个故事，该案很值得今天刚刚介入本案的各方参考。

2001年5月14日，在宁德市下辖的另一个县，周宁县，遭他人强奸的少女小A（1987年3月27日出生，此时刚满14岁）在母亲邵仙仙陪同下向县公安局报案，经副局长兼刑警队长陈长春审批立案侦查，两天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半个月后，5月31日，还是这位副局长，陈长春，来到邵仙仙开设的“偶像发屋”，并得知为其推拿的正是小A，就要求小A跟他去周宁宾馆。小A不愿意去，邵仙仙对女儿说“那人是**局的大官，我们店铺要他照顾”，小A只好跟着驾驶员去了。到了宾馆，陈长春让驾驶员出去时把门锁上，随后，不顾小A的反抗，将其奸淫。

小A大受刺激，6月3日离家出走，一路跑到闽北建瓯市，向当地巡警报案说自己被“周宁县**局一个大官”强奸。建瓯市警方立即开始调查。为了对抗调查，陈长春先是指使驾驶员作伪证，顶罪承认强奸是自己干的，而不是副局长；然后，陈长春怕不好过关，又指使了一个求他办事的外地人陈新做伪证，说是自己干的，不是副局长；同时，他还指使一名民警做伪证，证明当时自己和副局长在一起，排除作案时间。为阻止小A母女作证，陈长春还指使陈新出钱将“偶像发屋”承租下来，并自己出资5000元让人贿买邵仙仙和小A，把他们带离周宁县，躲避警方调查。

但是，当时警方调查是严肃的，陈长春的罪行还是败露了。他畏罪潜逃，近三年后，2003年11月4日，被警方抓捕归案。

这个案件到这里，是一个积极的司法故事。

但是，到了审判阶段，意外在周宁县法院出现了。周宁县法院一审认为，陈长春犯强奸罪、妨害作证罪，“但被告人陈长春在实施强奸过程中，当被害人喊疼痛时，未继续实施奸淫，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

判罚之轻，理由之诡异，令时人震惊。当时的周宁，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福建省海拔最高的县，恰好是处在吏治败坏、正被上级整顿的阶段：该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被当地干部群众称为“三光书记”，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此后因涉嫌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受审。该县原县长孙某道德败坏，和同住一楼的县纪检委书记的妻子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此外，该县还有两名副县长及10多名科局长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当地司法机关一些干部也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认为本案应该重判。因为陈长春利用司法人员职务之便强奸当事人，而受害人还是未成年。

这个案件被《中国青年报》注意到并报道，一时舆论大起，福建省和宁德市政法部门派人前往周宁县调查此案。经检方抗诉，2004年3月，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陈长春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一审3年，二审12年。走回正轨。

与此同时，一审审判长阮金钟因涉嫌徇私枉法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刑。

当时，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持续追踪，也发现了匪夷所思的案后细节。

比如，这个案件的一审判决并非由阮金钟决定的，而是由周宁县8人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的。但讨论本案时，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的8名成员没有一个人带《刑法》进行法条对照。当阮金钟在审判委员会上提出“被告人陈长春在实施强奸过程中，当被害人喊疼痛时，未继续实施奸淫，可酌情从轻处罚”时，个别人甚至认为，这个情节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强奸未遂”。

简直荒天下之大谬，离天下之大谱。

记者采访了8名审判委员会成员中的6位，除刑庭庭长阮金钟外，其他5人都声称自己没有从事刑事审判的司法背景，对刑法不熟悉。而且绝大多数成员都没有参与旁听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

周宁县人民法院当时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陈木森说，他是在看了媒体的报道后才知道办错案的。他认为，就这起案件来说，“新闻媒体的法律水平比周宁法院的法官高”。

相比二十多年前的陈长春案，今天我们在面对小君案时，还有一个尴尬的问题：所有媒体都不公布教导员的名字，把他“保护”起来了。

我认为，这不正常。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接受社会监督是当然之义。其中，强奸案、猥亵案、未成年案，确实属于隐私案件，一些信息不宜向社会披露，但这些案件不宜披露的目的，是保护受害人、未成年人，而不是保护作恶者。媒体把所有信息，包括被告的信息也隐藏起来，偏离了隐私保护的本意。

所以，本文要公开本案被告人的名字：李丰玲。本案也应称为“李丰玲性侵案”（我这里没有用“强制猥亵案”）。

根据2020年7月一篇题为《民警李丰玲：尖峰上的英雄梦》的宣传报道，李丰玲2010年从警校毕业后到派出所工作。

我刚刚也与受害人小君的父亲通过话，他表示，目前案件正在处理，不方便对外透露更多细节。我能理解他身在其中的顾忌。

李丰玲性侵案恶劣之处至少有四：一是犯罪者身份恶劣，李丰玲是派出所教导员，且直接用职权胁迫受害者；二是犯罪场所恶劣，在作为执法场所的派出所办公室内；三是犯罪手段恶劣，SZQ侵入口腔；四是犯罪后果恶劣，直接导致未成年的受害者自残、离家出走，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

应从重判决。

如今要加上第五条恶劣：一审判决过轻，直接伤害了司法公信力，社会影响恶劣。

本案将走向何方？害群之马能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罚？相关方面能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纠正？我们将尽量保持关注。

我相信，既然二十多年前福建省和宁德市有魄力强力出手，纠正陈长春强奸案明显轻判的一审判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福建省和宁德市也应该会为本案找到一条回归正轨的通道。

呦呦鹿鸣202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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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不会遣词造句了。

Photo by Marek Piwnicki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

今天要说的这个案件，很考验我的写作水平。

事实令人发指，我已经不会遣词造句了。

去年，2025年6月16日，福建省霞浦县牙城镇，一个靠海的小镇，发生了一起殴打他人案。

当事人之一，15岁的女生小君和她的妈妈，被派出所叫去做笔录。地点是教导员办公室。

一个小时后，教导员李某让女孩的妈妈先回家，单独留下小君。

后来，小君回家后，情绪失控，躲到房间里放声大哭，再后来，常常做噩梦，先后四次离家出走，跑去县城、安徽、泉州，最后一次是拉黑了家人，一个人跑到了江西。事发两个月后，甚至拿刀划割两个手臂，让鲜血把它们染红。经过此事，小君的妈妈也无法承受压力，把镇上的店关了，回了四川老家。

那么，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呢？

根据霞浦县人民法院2026年3月16日对教导员李某强制猥亵案做出一审判决书：小君妈妈离开后，教导员李某以小君所涉的案件可能被拘留为由，胁迫小君，抚摸其胸部、生殖器侵入口腔并抽插、射精。（山东济南日报《新黄河》也有报道该判决）

经宁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被告人李某所在办公室的垃圾桶内侧表面上精液、裤子裆部处、警服下摆处可疑斑迹、右手手指指缝擦拭物、左手手指指缝擦拭物、办公室藤椅左侧扶手擦拭物、毛巾表面可疑斑迹以及被害人小君案发时所穿白色鞋子鞋带表面可疑斑迹上清液中检出的STR分型，和李某血样基因座基型相同。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构成强制猥亵罪，被告人李某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可酌情从重处罚；系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可酌情从重处罚；猥亵手段恶劣，可酌情从重处罚；承认指控的犯罪，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轻处罚。综合以上情节，对其予以从重处罚。

如何从重处罚呢？判处有期徒刑2年9个月。

目前，判决书刚刚作出，尚未生效。小君的父亲说，他正准备向霞浦县检察院申请抗诉。

我的看法是：这个事件，在一个封闭房间内的本系统人员犯罪，公安系统能迅速立案并锁定证据，公诉机关能迅速起诉，说明当地司法系统并未败坏，运转正常。但是，一审判决明显轻了。

目前，事实本身并无争议，认为应该从重处罚也无争议。问题在于怎么才算从重处罚？

关于“猥亵罪”的法律，老读者可能有印象，2020年，我曾经就富豪王振华猥亵案写过一系列文章，认为法条本身有待改进，许多读者直接向人大提交建议，参与了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我们也听到了全国人大的反应，那次修改的就是《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关于“强制猥亵罪”的规定。我当时也将所修改条款命名为“王振华条款”。（旧文链接：《我们叫它“王振华条款”》）

修改后的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全文如下：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

（二）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

（三）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小君15岁，在法律意义上属于未成年人，但是不是属于《刑法》上的“儿童”呢？一般来说，刑法上的儿童是14岁以下。所以，不属于儿童。

那么，适用小君案的，就是前面两款。

如果是用第一款，刑期是五年以下，那么，考虑到这位教导员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本身，考虑到公权力失范、败坏公安形象的犯罪地点，从重处罚，就应该就是五年以及接近五年，而不应该两年九个月。

如果是用第二款，这位教导员的行为是否属于“有其他恶劣情节”？如果有，应判五年以上。

既然是要从重处罚，是什么原因，不判五年而判两年九个月呢？

作为对比，前几年我印象中，有作者因为写小黄文犯“传播淫秽作品牟利罪”被判10年的。难道李某的行为，不比写小黄文严重？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现实中竟然发生如此这般比奇幻小说更加变态的故事情节？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千言万语两句话：

第一、一审判决书判罚太轻，建议纠正。

第二、涉案系统应采取强力措施，杜绝小君案再次发生。

呦呦鹿鸣202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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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这可笑的新闻理想，致敬

Photo by Jordicosta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

3月19日深夜，魏华突发心脏疾病，抢救无效去世。

昨天看到了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调查记者魏华去世的消息，这两天心情有些复杂。今天想想，还是写一点什么。

我和魏华并不认识，但又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和他同年吧，都是1981年生人，有相同的工作轨迹。

或许这就是“兔死狐悲”吧。

魏华从2004年进入电视台工作后，就一直担任调查记者，从事社会类调查，比如，缅甸非法偷渡和电信诈骗、非法代孕黑色产业链这些。45岁的他，是都市频道调查团队的带头人，因为多是暗访调查，他们对外用的名字都是“都市大先生”，而不是自己的名字。所以，很少人知道魏华。

恰好昨天人贩子“梅姨”落网，而魏华就是“梅姨案”的关键记录者。“梅姨案”中被拐卖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说：

十年前，他到处寻找被人贩子带走的儿子，到处碰壁，非常苦闷，甚至写好了遗书准备跳河，“我宁愿死在那个陌生的地方，用我的命换回我的儿子”。就在这个绝望无助的时刻，魏华陪着他，帮他报道，给他带来了希望。最后，申聪找到了，被人贩子和“梅姨”拐走的九个孩子都找到了，更多的被拐儿童也找到了。这个过程中，魏华一直陪着他们，关心着他们。“是他的爱心和责任心，给我们寻亲群体带来了希望和福音。”

魏华所参与的一个个报道，是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爱。这些暗访报道揭露的都是社会的阴暗，但目的都是为了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为了让陌生的人们过得更加有尊严。

魏华说：“不露脸无所谓，我就想做调查，做到头发白，这是最开心的事儿。”

可惜，上天并没有给他更多时间。

做调查记者，不管是长期潜伏也好，昼夜奔波也好，报道之后的善后也好，长期处于一种极端应激状态，充满对抗、压力，心源性猝死风险和心血管疾病，本就高于常人。

爱这个世界，是有代价的。

魏华所留给这个世界的更重要遗产，恐怕是他的“怕”。

今天，他的同事，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访中心总监时舜英说了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真诚，真实。

魏华最怕的什么？是稿子发不出去。

当稿件被紧急叫停，被消失，带来的伤心和难过才是最难消化的。最重要的事实是他一直坚持在调查报道的岗位上，如此22年。他怕，但他勇敢，接受这种怕，直面这种怕，用自己的工作，消解这种怕。他的微信签名是：“道阻且长”。

有同事忍不住问魏华，是什么力量支持你前行？魏华说：“有时候说新闻理想别人会觉得很可笑，但是没有新闻理想也很可笑……”恰好，类似的话，我自己好像也说过。

一个稀缺的调查记者离去了。

向这可笑的新闻理想，致敬。

呦呦鹿鸣202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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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缺钱的人，赚钱越难？

Photo by Jordicosta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

今天讲两个故事，故事背后都有一个“猪肉背后的女人”。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云南砚山县，是最近的真人真事。。

当地有一位48岁的农妇，杨某艳。她的丈夫，体弱多病无法外出务工，种地为生，收入微薄；她的大儿子，出去打工但因为没赚到钱没回家过年；她的小儿子，患先天性心脏病。

家里如此困难，怎么办呢？2026年1月12日，她去生猪市场买了一头毛猪回家，杀了猪，第二天一早把鲜猪肉拉到村口卖。这样可以赚一些钱，贴补家用。

不过，还没有开始卖出第一块肉，就遇到了当地市监的执法人员。执法人员立即扣押了她全部猪肉，342.8市斤，因为这些猪肉没有加盖生猪屠宰检疫验讫印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章，也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同时，还没有建立销售台账。

随后，执法人员做出处罚决定：没收全部猪肉，罚款5000元。

执法人员后来解释说，本来呢，按照《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这种货值不足1万元的，罚款区间是10万-15万元，正是考虑到农妇是首次违法，而且案发后积极配合调查，且家庭生活困难，家属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经济负担重，所以，减轻处罚，只罚5000块。

总之，属于青天大老爷法外开恩了。农妇也找亲戚借了钱，交上了罚款。但她同时也说，自己是个文盲，之前并不知道卖猪肉还有这样的规定。

这个故事很小，但信息含量很大。

刚好我这两天听到了另一个故事，起因也是猪肉：

话说，一二十年前，起步于河南许昌的胖东来超市还没有今天这样举国皆知，有一天，一位女顾客走出超市，滴滴滴，门口的报警器响了，保安上前查看，发现这位顾客偷了一盒五块多钱的猪肉。当时，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看情况有点异常，就让保安跟着这位顾客去她家看看，果然，太穷了，家徒四壁，床上有一个生病的老人，家里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这位女顾客就说，怎么处罚我都可以，但请不要让我孩子知道。于东来了解这个情况后，送了一批米面到她家里，还提供了一个工作岗位给她，尤其是，从那之后，胖东来取消了超市门口的报警器。

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挺可疑。首先，很多人在传播这个故事，尤其是一些研学组织，但是，都是二手讲述，我并未看到于东来本人，或者胖东来公司员工直接讲过这个故事，在一本《胖东来故事手册大全》里，也没有这个故事。所以，我推测，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但更可能是人们对享有盛誉的胖东来发挥了想象，是编造的。（可以确定的是，河南的朋友告诉我说，胖东来超市门口确实没有报警器）

不过，这个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被传播？

原因很简单：人们需要这样一个故事，期待这样一个故事在现实中发生。

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是这样的一个命题：当一个人因为家庭贫穷，因为缺乏食物，而去做一些轻微违法的错事时，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她？

有人说，违法了就处罚，这有什么好说的，法律是严肃的。

其实，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并不冷冰冰的，之所以让人感觉冷冰冰，是有些人学法用法执法多了，失去了人味，也歪曲了法律。

比如云南这位农妇。没错，依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食品安全法》，是可以罚款，否则，有人卖病猪肉怎么办？食品安全怎么办？但是，同一位阶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也规定：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这位农妇第一次杀猪卖，属于“初次违法”；刚刚到村口摆摊，一斤猪肉都还没有卖出去，属于“危害后果轻微”；她是文盲不知法规且是因为家境困难才杀猪卖，主观上过错很轻微或者没有过错。这三种情况，都可以依法不处罚。

这个县的执法人员肯定也知道《行政处罚法》，但他们就是不运用。这就是执法者失了人情，少了人味，也歪了法律。

正是因为这类执法故事屡屡出现，人们才会希望那个“偷猪肉的女人”故事发生。这个故事的核心是超市拆掉了警报门，暗示放弃了对某一类法律的执行。它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梦。

云南这位农妇的遭遇在法律上也有术语：“罚当其过”。而且，它也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比如，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提到了一个案件：一个74岁个体经营户因销售一瓶78元过期葡萄酒被罚款5万元，经营户认为处罚过重，经法院一审、二审、再审，6年诉讼未果、申诉无门，最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介入，召开听证会公开审查，才督促当地撤销了处罚。

为什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小过重罚问题，经历那么长时间、那么多司法机关仍然纠正不了呢？

因为系统麻木了。

麻木是一种病。这种病，需要治。怎么治？人们从民间开始，从讲一个“偷猪肉的女人”故事开始治它。

我们需要进一步问的是：如果我们的社会让一个人困顿到吃不起5块钱猪肉要去偷的时候，是不是说明，有问题的不仅仅是这个偷猪肉的人？甚至，是不是在这个人去偷猪肉之前，问题就已经发生并长期存在了？

比如云南这位杀猪卖肉的农妇，如果我们细细往前看，往深看，就会发现：她之所以无法提供检疫合格证明，是因为，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她作为自宰自卖的个体，即便她去申请检疫，也是不可能获批的。

在这种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的条例下，当下生猪市场天然走向生猪养殖和屠宰垄断，天然排斥农户个体。

比如，就在202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田淑娴就提到：在她的家乡赤壁市，年出栏鸡鸭376万只，超过80%来自家庭式、分散的小型养殖场，那么，集中屠宰对于他们就是很大的难题，一方面，建一个标准化屠宰设施要投入50万元，不经济，另一方面，聘请官方兽医覆盖“少量多次”的零散屠宰，人力缺口高达10倍。养殖户们要么冒着被重罚的风险“裸奔”销售，要么就只能看着市场上的机会白白流失。总结起来就是“合法成本高、违法风险大”。因此，她在现场向最高法、最高检提出了两点审议建议：一是请法院发挥裁判指引作用，守住“过罚相当”的底线；二是请检察院深化法律监督职能，在“执法”与“服务”间穿针引线。

现实中，很多人和那位云南农妇一样，当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家庭困境时，每每有一种人力之外的无力感。可以起早贪黑，可以拼命，但总有一些忽然的、意料之外的风险，从天而降，令人束手无策，望而生叹。越是缺钱的人，赚钱越难。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追求某种社会秩序和总体价值的时候，往往会由某些个体来承受具体的代价。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成功地避开成为这个代价。但有些人，避不开。

我想，一个良法善治的理想社会，应该做的，就是避免在追求社会总体价值的同时，让一些个体去承受不应该由他/她来承受或者承受不起的代价。

毕竟，当一个社会让一个人因为生活困难、因为食物而不得不违法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法律本身，甚至这个系统本身，也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我更愿意将这样两个“猪肉背后的女人”故事，视为一个警报，一个隐晦但重要的盛世危言。它值得我们停步些许，多加一些思考。你说，对吗？

呦呦鹿鸣2026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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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Jplenio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

在3月份已经过去的这20天里，我单独写文，对建议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九位全国人大代表，表达了感谢，对建议允许60岁以上农民工务工的全国人大代表，表达了支持。

感谢这九位全国人大代表为农民基础养老金发声，一个社会共识正在形成

最让我心酸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昨天文章发布后，有一位读者给我留言，推荐了一位全国人大代表今年刚提的建议。

我看了后，颇感无语：

一位来自某中国经济中心城市、常年担任电视台新闻主持人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出席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将宋体作为屏幕显示的主流或推荐默认字体。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先完整看看她的发言。

这位1968年出生的老资格首席主持人说：

她又说：

这些话很冗长，但归结起来却很狠辣：如今大家手机上的汉字字体多是“等线黑体”，这是来自西方的设计，是不对的，以后应该国家强制干预，规定所有电子产品设置为宋体字，因为宋体才是中华的。

这位代表女士，爱国爱出了新高度。

为什么说这是最让我无语的代表建议呢？

首先。她违反了常识。

代表所说的“衬线体”“无衬线体”，简单来说，区别在于字体笔画是否粗细分明。笔画有粗细的，就是衬线体，典型如宋体、楷体；笔画不分粗细的，就是无衬线体，典型如等线黑体、微软雅黑。

那么，为什么我们买的手机、电脑默认的字体一般是无衬线体呢？原因很简单：笔画分粗细的字体，在屏幕上很多时候难以分辨清楚，用户看起来吃力、眼睛累，而笔画不分粗细的字体简洁、可读、方便。

这纯粹是因为方便用户的工具性原因，和文化入侵没有半毛钱关系。

用了黑体字就不是汉字了吗？黑体字难道就不是汉字，就不是表达中国的文化？

黑体字何其无辜？

即便宋体字本身，也兴盛于宋明之际，只是中国无数字体之中的一种。宋体字要享受待遇，难道瘦金体、颜体、柳体就不配吗？

甚至，甲骨文还没说话呢。

而且，即便汉字文字本身，也是兼容并包的，现代汉语中，有很大一部分词汇来自日本，按照这位代表的逻辑，我们也不能使用现代汉语要使用文言文才对。因为现代汉语恐怕又是有来自日本的文化入侵了……

真要扯下去，没完没了。 

其次，源自西方，就是罪恶吗？

代表说黑字体之所以不好，是因为这种设计源自西方。这个理由就特别荒谬。实际上，今天我们生活中的种种，比如小区高楼、马路、水泥、幕墙、手机、互联网、电视、空调、洗衣机、汽车、圆珠笔钢笔、眼镜、电、燃气、自来水、抽水马桶、枪炮卫星……甚至连人民代表大会本身，也都是来自西方的。如果来自西方的东西我们就不能用，那么，我们根本就无法生活了。

这位代表为什么不把这些来自西方的东西都抛弃而独独要把黑体字打入死牢呢？一边享受西方的发明成果，一边说源自西方的就是罪恶，岂不精神分裂？

尤其让我感到无语的是，这位代表是来自上海的。上海是什么地方？上海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引进了西方元素，不管是外滩还是浦东，都是开放的结果，上海的精神就是海纳百川，但如今，却是来了这么一个违反常识的建议，在全国两会的场合堂而皇之地说开历史倒车的话，还有《新京报》这样的媒体为其广而告之。

这不是我印象中的上海。当然了，一个代表也不等于完整的上海，也幸亏一个代表不等于完整的上海。

中华文化就传统而言，本身就是兼容性很强的一种文化。比如，佛家就来自西域（传统上的西方），但融入了中华文明，成为一部分。我们经常说要“文化自信”，既然自信，当然是不会惧怕一个等线黑体。等线黑体让我们看起来更方便、更轻松，我们为什么要和自己的眼睛过不去呢？

真正的自信，是让中华美起来、可爱起来，让中华文化成为激发创造力的文化，不断地为世界提供原创性贡献。而不是怕这个怕那个，看起来每天都“爱国爱出新高度”，实际上却是不知所云，乃至给老百姓添堵。

屏幕上的字体好不好，一方面，每个用户可以自行设定，爱用什么字体就用什么字体，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每个厂商也在通过市场竞争进行筛选，他们必须服务于大多数用户最合理的需要，推广相应的字体，这是厂商的生意使然。这两个方面，都属于自由选择领域，不属于需要国家权力强制干预的范畴，都不是需要一个代表去操心的事情。

反之，当一个代表心心念念想着要把大家的手机管起来，去推动国家强制规定，强制大众的手机屏幕使用某个字体，就越界了。

少关心这些不该关心的，少做一些廉价的爱国表演，多关心那些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多关心那些想干活却进不了场的农民工，关心漏洞百出的食品安全，关心沉疴已久的教育，关心亚历山大的医疗，才是正途，你说对吗？

综上，我建议，有关方面不要采纳这位代表的建议，不要强制干预手机屏幕上的字体，让人们保有手机屏幕字体使用选择自由。

呦呦鹿鸣2026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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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全国两会接近闭幕的时候，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向各大机构发表了他提交的建议：“建议允许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务工”。

这是我一位朋友转给我的，我一听，第一反应是：咦，又有代表不说人话了？

什么叫做“允许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务工”？农民工干活还需要被允许吗？农民工60岁了还出来务工，难道是因为不愿在家享清福了要去工地锻炼身体吗？他们不务工吃什么？谁给他们发钱？

然而，紧接着，我就发现，原来是我自己幼稚了，根本不了解现实情况。

真实的情况是：许多工地有门禁，而60岁以上的农民工，因为办不了门禁，即便有包工头用他们，也进不了场。也就是说：60岁农民工务工，真的需要被允许。

比如，通过搜索，我看到，有一位在劳务公司工作的视频博主3月5日（就在代表提建议前一周）发视频说：刚刚开完会，老板明确要求，60岁以上师傅不允许再进场作业了。而在评论区，同样也有各地不少“超过60岁办不了门禁找不到活干”的留言：

原来，这位人大代表所提的建议，切中时弊。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现实中，农民工是怎么操作的呢？用其他人的身份证，或者，偷偷现金结算。但这样一来，因为违规，就导致操作难度增加，收入就要低下去。

那么，工地这样做有没有道理呢？有。60岁以上的农民工，确实体力不如三四十岁年轻农民工，相对容易出事故，万一出事，工地就要承担更大的事故支出。他们拒绝60岁以上农民工，是理性的考量。

这就涉及到了工伤保险问题。因为60岁以上的农民工往往不能被允许办理工伤保险，或者说，许多农民工没有被工伤保险覆盖。如果保险能覆盖到，那么工地就不至于这样操作。他们甚至会更乐意请一些老师傅，因为许多工作都需要丰富的经验。

与之相关的还有《劳动合同法》问题，60岁以上的农民工，与施工单位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所以，归根到底，是劳动保障体系问题。

当然，和农民工讨论劳动法是过于奢侈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超过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占六成，达到1.8亿人，主要从事制造、建筑、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餐营、居民服务修理这几大行业，这3亿人，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根基。没错，他们是经济学上的“人口红利”，但，如果让他们仅仅是“人工红利”，我们于心何忍？

事涉3亿人，着实兹事体大。

不容忽视的趋势是：近年来，农民工平均年龄正在逐步上升，2024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3.2岁，他们正在越来越老，最后，都将面临60岁还能不能进工地的问题。

因此，张全收代表的建议，既针对当下，也面向未来。

农民工这个名字本身就非常独特：它不是一个具体工种，而是一个身份，“农民”身份——虽然他们是工人，但是，身份是农民。农民的身份，最关键的内涵是：农民工“退休”后领取的是农村的基础养老金（目前一个月是一两百块），而不是工人的“退休金”。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是不允许“退休”的，一旦不干活就没法生存。不能退休，如果又不被允许进工地。那他们去哪呢？只能是农村的一亩三分地。

可是，如今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大幅提高，大量农民已经进城了，他们还回得去乡村吗？即便是一亩三分地，种地够过好日子吗？但凡种地能过上好日子，也不至于3亿人出来当农民工了。

写到这里，张全收代表的建议，让我感到越来越心酸。

或许有些不说人话的专家又要说了：“低收入家庭，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或者“用私家车去跑跑网约车”嘛……

正是我们这个社会许多所谓的“精英”“专家”，对社会现实的隔膜，才会导致我们长期忽视农民工的境遇，即便是数以亿计的家庭所面临的难题，许多人，包括我，也并没有触觉。这是“房间里的大象”。

我注意到，张全收是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是来自农村的代表。

我很高兴，两会中还有人为农民工发言，但我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出现“允许60岁农民工务工”这种令人心酸难已的建议，为此，当前，真正需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审视并梳理社会保障体系，二是拉齐全民劳动保障待遇，以实际工作而不是以身份来对待劳动者，实现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

愿所有想工作的人都有一份称心的好工作。

呦呦鹿鸣2026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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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人安心，让年轻人安心

这几天，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很欣慰：在全国两会期间，一批全国人大代表为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积极发声。

我听到，对着话筒，湖北监利市精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毕利霞哽咽着说：“我要恳请，财政部和人社部，以及民政部，将农村70岁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提高到400元。”

在两会上，代表哽咽的场景，很少很少。

我听到，山西运城盐湖区三路里镇沟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雷茂端饱含深情地算账：“建议将农民基础养老金从100多块提到500多块，农民没有交过社保，他虽然没有交过货币，但是他交的是粮食，是劳力，是生存资源……全国70岁以上农民是5400万人，每月上涨到500元，算下来国家每年新增支出2300亿元，占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0.83%。国家用不到1%的支出，可以让100%的老百姓得到满意、得到实惠。”

他这笔账，算得明白。

我听到，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边走边说：“农村养老金很低，两百块钱，而且还自己先出一部分，这样对农民有点太亏了。”“能不能提高到五百块钱？”“要把流量和热度，变成实实在在的关心和温暖。”

这位不满18岁成为“大寨铁姑娘队队长”的人大代表，如今已经80岁了。这句路边受访发言，视频播放量就过亿，留言十几万条，是她一生之中最得民众支持的话。

我还听到，两位富豪，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江苏丹阳天工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朱小坤都建议：五年内将农民养老金提高至每月1000元。我还听到，江苏泗洪县邮政分公司归仁支局支局长殷勇的声音：让基础养老金的调整与物价指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挂钩。

此外，还有三位全国人大代表，来自河北的卢庆国、来自湖南的沈昌健、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张翼，也都在为农民养老待遇而发声。

我完全没想到，今年为农民的养老金发言的全国人大代表，多达九名。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相比那些发言不痛不痒乃至浮皮潦草的代表、委员，这9位代表在这个3月，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人们没有忘记正日渐老去的农民，在各方努力下，“进一步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正趋向成为一个社会共识。

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多久？

在一些老人拿着大几千块、上万块退休金的同时，5400万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一月一百多块钱，这种现实，让人如芒在背。今天，人大代表们的发言，即是对这一现象的破解。

除了众所周知的促进消费、拉动经济之外，破解这一现象，至少有两大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补回历史欠账，让老人安心。我记得小时候，曾跟着父亲去镇上的粮站交粮。那时，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粮食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农民一年辛苦种下的粮食，最好的粮食无偿交给国家（征粮），部分低价卖给国家（购粮），还要交“三提五统”，包括教育经费等等，一年下来，不少种粮的农民竟然吃不起粮。这种场景，对年幼的我形成很大的心灵冲击。因为“剪刀差”，农民、农业、农村为国家工业、城市的发展，贡献了全部，可以说，那一代农民，是“为国种粮”，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全部血汗。如今，给农民提高基础养老金，就是补回这一笔历史欠账。

这是责任，也是功德。

第二个意义是着眼社保制度的未来，让今天的年轻人安心。

当前的社保体系，大体上实行的是现收现支制，用当前在职年轻人缴纳的社保费用，支付给当前退休老人的养老金。这种制度设计走到今天，渐渐出现一个尴尬的伦理现象：

大量农民的孩子，工作之后，每个月给自己父母的养老钱，远低于每个月缴纳的社保费用，而后者却用于给有退休金领取资格的人支付退休金。结果，年轻人每个月给自己父母的养老钱，远低于给其他陌生老人的退休金。

这种现象，与中国的传统孝道文化是相悖的，它必须被改变、被纠正。也只有把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提高，社保体系才有长远的未来。

最近各方的陆续发声，加上民众的回应，让我相信，人们一直在关切着、倾听着数千万农村老人的境遇；也让我相信，今日中国，存有良知，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应有水平的日子，已在不远。

呦呦鹿鸣2026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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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有保质期吗？”建议上海和各地城市修改现行《献血条例》

建议上海和各地城市，

修改现行《献血条例》

“善意有保质期吗？”

我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听到闫大姐说：“但上海的献血证会过期。”

闫大姐是我的一位读者，关注呦呦鹿鸣有6年了。她来自河北邢台农村，是特别有善心的那种人。

2003年开始，她先后去过邢台、武汉、黄冈、北京、石家庄、苏州、上海务工（是的，是务工不是工作，农村人只能用“务工”这个词，登记表是“来京务工人员”“来沪务工人员”），而她去每一个城市，都会去献血，坚持不懈，迄今22年里，累计献血34次，献血量达16500毫升，相当于3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总量。

正因如此，2025年8月，她获得了“2022-2023年度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由国家卫健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颁发）。

今年2月，她的婆婆突发胃出血住院，其中，在输血方面花了1980元。

按一般认知，为鼓励献血，献血者及其亲属可以免费用血，因此，闫大姐想申请报销这笔费用。

结果，意外来了：在7个城市献过血的她，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报销这1980元的地方。

首先是河北，《河北省献血条例》（2023年开始施行）的规定是：“在本省献血的公民本人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需要临床用血时，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免交或者减交前款规定的费用。”

闫大姐的婆婆，不属于这个范围。其他几个城市也类似。

唯一把婆婆划入范围的是上海，把“献血者配偶的父母”明确列入免费用血之列。不过，2月24日，当闫大姐向上海市血液中心申请报销时，也在次日被拒绝了。上海拒绝的理由是“献血证日期与发票的日期间隔已超5年”：

于是，闫大姐成为了各城市“规定夹缝之中的人”。

让我倍感心疼的是，就在2月24日那天，她还去献了一次血。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好像，血永远不会冷。

上海的献血证会“过期”？是的，有期限。现行《上海市献血条例》是这么规定的：

(一)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医疗临床用血的，按献血量的五倍免费用血；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后医疗临床用血的，按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

(二)本市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其近亲属、配偶的父母需要医疗临床用血的，按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

5年期限这个规定，与全国大多数城市献血者“终身免费用血”的规定，大相径庭。

我逐个城市查了一遍，《北京市献血条例》（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例》（2015年）、《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保障全省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的通知》（2025年施行）、《武汉市献血条例》（2023年）的基本规定都是：“献血者本人终身免费用血，配偶、直系亲属按献血量等量免费。”

有且仅有上海，独树一帜，有五年期限限制。

闫大姐和上海市血液中心交流时，得到的反馈说是因为上海这么规定是因为上海财政压力比较大，无法承担太多用血报销。“上海的财政应该是全国前列的，为什么其他财政更紧张的城市，甚至三四线城市都是终身免费，上海反而不行呢？这不合理。”闫大姐说，她接受不了这个理由。

上海的先进之处，是将“配偶的父母”也划入近亲属范围。这一点值得其他城市学习，但是，“终身免费还是限期免费”，在更重要、更广泛的时间问题上，上海却展现出对无偿献血者全国最“小气”的一面。 

国家层面的规定（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说：

“鼓励各地积极探索激励措施。各地要充分学习借鉴其他省份的先进经验和可行做法，结合各省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无偿献血者优待政策，持之以恒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工作，不断提升无偿献血者获得感和荣誉感，让无偿献血者切实享受到无偿献血政策带来的便利。”

现在看来，上海将“配偶的父母”列入报销范围，是先进的做法；上海之外的全国各城市“献血者终身免费”，同样也是先进做法。

如果这两个经验被互相借鉴，那么，坚持无偿献血22年的闫大姐，就不会被挤在各地城市规定的夹缝之中，无法突围。

闫大姐要给婆婆报销1980元用血费，这个要求合理吗？合理。

无偿献血的爱心，能因为五年的时间就被一笔勾销吗？不能。

因此，今天，我旗帜鲜明地支持闫大姐。本文建议有二：

第一，上海市，或者其他六个她献过血的城市，以最快的速度为她报销这笔钱。（如果接下来一周这笔报销还没有进展，我本人愿意补这个缺）

第二，上海之外的全国各地城市，修改现行《献血条例》，学习上海，将“配偶的父母”列入用血报销范围；上海市也修改《献血条例》，学习各地城市，修改无偿献血者用血的五年期限。正如闫大姐所说，“希望上海别让献血证寒了心”。

非常感谢闫大姐，正是因为她在七个城市的劳作和献血的经历，才让各地的政策在今天暴露出不足之处。如果各地献血条例因此得到修改，全国因此受益的献血者家庭将难以计数。善莫大焉。

闫大姐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得了自闭症一直在治疗，在此，祝愿心有大爱的闫大姐一家健康、幸福、快乐。她们值得。

呦呦鹿鸣202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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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所云，诸君见谅

我闽西家乡的一角，小时候不觉得，长大后觉得大山虽然沉默，其实也会说话

今天本想给读者朋友们好好写一篇稿子，却忽然感觉很疲倦。

可能是因为，这几天意外地触碰到假货这个领域，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社会各方各面都牵涉其中，盘根错节——线索之多，可谓千头万绪、纷纭复杂，一时间大脑难以消化，抗议并喊着要罢工了。

尤其，当我在琢磨“如何从制度上杜绝假货？”这个问题时，发现，在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个案背后，所牵扯的关节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既有历史成因，也有既得利益集团阻遏，既有经济体系的脉络，也有文化心理与人性，以及行政伦理和整个社会纠错机制的困境。

就像一个人，忽地被扔到了一座大山脚下。

真要厘清，恐怕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调查过程。

如果容易，也不至于整个中国社会倾几十年之力都未能将它彻底解决。慢慢来吧。好事得多磨。

有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今天的消息说，市场监管总局特殊食品司司长刘松涛表示，市场监管总局将于今年3月开始，组织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厉打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严厉打击各类虚假宣传行为。二是严厉打击违法广告行为。三是严厉打击平台机构违法行为。

这个行动来得及时。我最近写的几个主题，虚假宣传、违法广告、平台违法，都符合这个范围，希望在即将到来的3月，市场监管总局能与我们的读者朋友们互动起来，营造一个让我们更加安心的购物环境。

（《从电视台伸出的这把镰刀，割向最可怜的一群人》《假货与平台：绝不能给“假货乐园”一丝一毫鼓励》《京东上的假货，为何如此招摇？》）

第二个好消息，是来自微信公众号平台的通知：

这通知一共3条，内容相同。之前因这篇稿件接到8则正式投诉，撤回4则，加上这三条驳回的，可能还剩一则投诉，但我相信肯定也是我赢的。

上次我已经说了，这投诉大概是大企业内部协调的问题，无伤大雅。

当然，我还是建议，各大单位在投诉呦呦鹿鸣侵权时，最好是尽量谨慎一些，因为，我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写了接近13年，写了几百万字，此前还在严肃媒体写了十多年，事实已经证明，我所发出来的每一篇文章，无论是事实方面，还是法律方面，都是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投诉呦呦鹿鸣的诸君，徒劳无功，徒生波折，又是何苦来哉？前一阵还接到来自重庆、陕西等方面的侵权投诉，结果也是不出意外。

虽然一直怼天怼地怼空气，但我不希望与任何一个人或机构走向对立面，我所希望的，一直是发现问题、直面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日拱一卒，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的理想已经很温和了，可是，如果一定要把我置于对立的位置，我力虽薄，也有脾气些许，卒子过河，未尝不能将军。

今天还把在公众号的设置页面将沿用多年的呦呦鹿鸣简介调整如下：“日拱一卒，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怕什么虎豹豺狼，只为苍生说人话。黄志杰的实名原创文章账号。”

几千年来，我们中国，写作的人大多有一个毛病——过于“爱惜羽毛”，很在乎自己的文章，在乎自己的名字，在乎大众对自己的看法，把大量心力投入其中，我也不能免俗。

“只为苍生说人话”还放不放？放在什么位置？“苍生”是谁？人话是什么？怎么说？“只”又意味着什么？谁是“虎豹”，谁是“豺狼”？这些过眼云烟的事，我竟琢磨许久，这么多年都放不下。

颇为疲惫，随心敲字至此，毫无章法，不知所云，诸君见谅。 

晚安！

呦呦鹿鸣202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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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燕麦片啊。原来，是葡萄糖啊。

昨天，一位读者朋友给我发来了他正在看的宁夏卫视电视广告节目：

电视广告很清楚：大主题“美赞恩驼奶粉——乌尔禾胡杨林牧民特供”，戴着蓝色胸牌、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的女士给主持人介绍，“那我得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了……”

重点是价格：原价499元/桶，现价99元1大箱。

这个世界，哪有这么便宜的驼奶粉？莫非，这不是广告，而是在做慈善？

百度搜索“美赞恩驼奶粉”，出来的简介是：

“美赞恩驼奶粉是一款在电商平台（如京东）有售的国产驼乳营养粉产品，通常为罐装，主打添加益生菌、高钙等成分，适合成人补充营养。您可以通过京东等平台直接选购”。同时附的是两条京东购物链接：“美赞恩益生菌驼乳营养粉高钙益生菌成人奶粉新疆骆驼奶粉电视同款”。

百度提供的两个链接，都是“电视同款”。一个买三送三269.9元，一个是两罐装99元。

链接中的商品详情和买家评价看，确实是和宁夏卫视电视同款。

逐条查看，在一个买家晒图中发现这张并不起眼的图片，在最后一行“产品说明”里有这句话：“美赞恩益生菌驼奶营养粉以燕麦为主要原料，添加新疆全脂驼奶粉及其他适量辅料，采用先进工艺技术生产而成。”

原来，是燕麦啊。 

我又查了淘宝、拼多多两个平台，上面的美赞恩驼奶粉也是非常多链接，也是主打“电视同款”。

很意外的是，在淘宝的一个链接“美赞恩新疆驼奶粉营养正宗中老年人进口奶粉美赞恩蛋白质营养奶粉”（已售86）里，唯一的一条带图买家评论，显示的却是“众驼益生菌驼奶营养粉”。

这款奶粉配料表中，排在第一的，也是“燕麦粉”，其产品类别为“方便食品（冲调类）”，而不是奶粉。生产商和美赞恩一样，同样也是山东枣庄的山东万嘉时刻食品有限公司，地址在山东枣庄市中区永安镇。

在阿里“找工厂”的1688网上，对山东万嘉时刻食品有限公司的介绍是“主营麦片、代餐粉、其他冲调饮品”，加工方式为“清加工 包工包料 来样加工 来图加工”。根据天眼查查询结果：拥有“美赞恩”商标且属于食品领域的，有两家公司：安徽美雕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长沙腾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众驼”商标的，是湖北一家企业，大冶众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我打开拼多多搜索“美赞恩驼奶粉”时，销售量令我震惊，首页4个商家（全是“电视同款”），两个主打“电视购物直卖”的商家，全店总销售量达到500万+件。

拼多多的绝大多数美赞恩商品详情页都是一样的，上面说，这款驼奶粉是“陕西卫视、广东卫视、东南卫视、辽宁卫视、江苏卫视、安徽卫视”联合推广，“定时同款，保证证品”。（“证”是错别字，我个人推测，这可能是有意为之，以将有文化的顾客筛选出去。）

更有意思的是，商品详情页面上，有两个铜牌：“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中国3.15诚信企业”。以此强调“每一桶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这明显违反常识。

和淘宝一样，在这些拼多多链接的买家评价晒图中，大多数是美赞恩商标，也有少数是“众驼”的，我偶然还看到一个“三诚益生菌驼奶营养粉”：一名顾客买了一整箱，吐槽说“不一样，骗子”；另一位同样收到这款“三诚”的顾客则表示，“驼奶粉已收到，口感很好，质量不错，很满意。”

罐体显示，这款驼奶粉产品类别同样不是奶粉，而是“方便食品”，生产标准不是奶粉国标，而是GB19640——这是麦片的国标，但配料表也没有麦片，而是：“食用葡萄糖、大米、麦芽糊精、植脂末（葡萄糖浆，精炼植物油……）……”直到写到第三行，才出现“全脂驼奶粉”。

原来，是葡萄糖啊。

罐体显示的厂家为江西三诚实业有限公司。

顾客收到的美赞恩驼奶粉，两款以燕麦为主要原料，一款以葡萄糖为主要原料，他们使用的产品标准也不是奶粉国家标准。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宁夏卫视上播放的广告，这样的产品，堂而皇之地打着“美赞恩驼奶粉——乌尔禾胡杨林牧民特供”标识，在京东、拼多多、淘宝上的“电视同款”商品详情页面，也都没有其主要原料是燕麦或葡萄糖的信息，全部强调是驼奶粉，难道不是虚假宣传？难道不是在收割韭菜？

就算这些奶粉都没有质量问题，这也让我想起当年马俊仁“马家军”大力推广的“中华鳖精”，在这款保健品风靡一时后，记者调查发现，号称养阴滋补珍品的“鳖精”，整个厂却只有一只鳖。

但，质量问题同样也是有隐患的。两天前，一位读者给我留言说：“我家老爹就是被洗脑买了一堆驼奶粉，结果:喝成了肝功能指标异常，一年住院治疗两次。”

如果不是前几天写了那篇稿件，我根本不知道如今驼奶粉在中国年销售额已经超过100亿元，我们国家哪来那么多骆驼奶？但即便是我前几天写了那么五千多字的文章了，我仍然没有注意到，与老年旅游团、老旧小区附近线下门店一样，各大电视台也是问题驼奶粉的重灾区（我已经多年没打开电视了）。

驼奶粉主要面向老年人，而老年人对于电视台又尤其信任，在他们眼里，各大卫视就是代表国家，代表政府，意味着可信赖。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这些所谓的驼奶粉，是新版的“中华鳖精”。

如今还在看电视的，基本都是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他们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不高，对“国家的”电视台根深蒂固地信任，一方面又缺乏多元信息渠道，缺乏事实核查能力，甚至连上网能力也很受局限。可以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如今又最为容易被时代列车抛下。他们是最可怜的一群人。

但是，偏偏，这一把以驼奶粉为名的镰刀，就从电视台伸了出来，朝向了他们，精准收割。正如之前，也是借助各大卫视的平台，一群神医，用着相同且荒谬的话术，疯狂地卖假药给老年人，营造了21世纪“神医宇宙”奇观。

卑劣！

我注意到，2025年8月1日，国家广电总局曾启动“广播电视虚假宣传医药广告集中整治”，并立下时间表：“2025年12月底前，以省级卫视频道为重点，全面清除虚假宣传医药广告；2026年6月底前，以省级台地面频道、地市级台和县级台为重点，全面清除虚假宣传医药广告，同时防止省级卫视频道问题反弹。”

可是，医药广告要整治，虚假食品广告难道就不要整治了么？这类虚假广告天天在各大卫视播出，洗脑轰炸，要掏空多少老人的钱包？

我们这个社会的体面，很大一部分就是这帮人堂而皇之地给丢掉的。

说到底，不过是电视平台和一群骗子联合起来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在暴利之下看起来牢不可摧罢了。

本文建议，正在整治电视台医药广告的有司，一并整治这帮骗子，把这把镰刀砸碎。这是功德，也是责任。（长远来看，真正要杜绝几十年来泛滥不已的电视台虚假广告，则以厘清各大卫视台的人员定位和收入来源为前提。）

触动一个已经固化的利益群体，很难，但却不得不做。因为，只有消灭虚假广告，各大电视台才能找回体面，消费者也才真正体面。

我相信，我们都要这份体面。

呦呦鹿鸣202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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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从来都不是那包驼奶粉有多假，而是当假货出现时，各方是如何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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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发布《京东上的假货，为何如此招摇？》一文到今天，已三天。

这三天，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个变化，京东将我在文章中直接点名的那个驼奶粉假货品牌所有购物链接都从平台下架了。

这是积极的进展，事情正在往前推。

但也有一些我难以理解的事情，向朋友们简要汇报如下：

1.

在当事人老程这里，2月24日上午，他接到了来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商务金融局）的短信通知：“经我单位调解，京东表示无法满足您诉求，因京东拒绝调解，现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我单位于2026年02月24日决定对此投诉终止调解，特此告知。”

一家“拒绝调解”，一家“终止调解”。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第一件事。

让我们看看事件简要：

去年10月15日，我的校友老程，因为家中老人购买的“提拜耳勒珍好”驼奶粉是假货，经销售员提示，发现京东上也在销售，就善意通知京东客服：平台上这款驼奶粉都是假货，赶紧下架。但客服回复说：你没有订单，我们无法处理。两天后，老程花了一些时间调查证实假货（连生产企业都是子虚乌有，在2022年已被新疆工商部门定性为假货，2024年新疆疏勒县还就此发布消费警示），他花112元在京东下了一单，收到货后再次提醒京东：这确实是假货，假冒三无产品，我有订单了，赶紧处理。而京东客服的处理意见是退货退款，对于假货问题，一律回避，也没有下架假驼奶粉。老程拨打北京市12345举报，有司表示不予立案，老程不断反映，北京表示移函给河南省延津县处理，京东也说请找延津县，4个月后，延津县工商局来电说，那个商贸行2025年3月就注销了。到了2月14日，除夕前，京东客服表示：仅退款是“最终意见”。仍未下架假货。2月22日，我发了文章。

4个月也没能将一个假货下架，社会纠错体制出问题了。

事实、法理、情理，它在哪一方面不清楚？在这么多读者的关注之下，这事怎么能“拒绝调解”“终止调解”呢？如果这个案例尚且如此，其他案例如何？

是老程的要求太苛刻了吗？

老程的要求有三条：1、将假货驼奶粉下架。2、售假，假一赔十；3，就售假问题公开道歉。

这三条很过分吗？重点从来都不是那包驼奶粉有多假，而是当假货出现时，各方是如何应对的。

1、下架假货，是任何一个销售平台理所当然的选择，是义务，也是老程4个月前的诉求，直到呦呦鹿鸣发文才下架，已是迟到。

2、假一赔十是法律规定，现行《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

老程花了112元，假一赔十就是赔偿1120元，接近于法律规定的一千元底线。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老程为这件事花了四个多月时间，前前后后与多个单位和个人打交道，将自己纠葛其中，所花费的时间、心力，价值何止1120元？

如果售卖假货仅仅退货了事，如果售假成本如此之低，那么，售假者将会多么欢欣鼓舞？消费者又将会受到多大伤害？就我个人认为，假一赔十是不够的。

3、老程向平台反复提醒假货问题，其初心是善意地希望京东平台远离假货，更让人放心，但假货一直不被下架，他自己写一篇文章还被京东投诉侵权被删了，直到这件事在呦呦鹿鸣披露，那个品牌的假货才下架。这番过程，难道平台不应该道歉吗？从消费者角度看，电商平台应当毫不犹豫地站在顾客这一边，而不是站在商户或厂商这一边。

因此，我认为，老程的三点诉求，一点也不过分，甚至，是太实诚了。

2.

第二件事，是关于我自己的。

文章发布之后，我与京东PR团队多次沟通。我所关心的，并不是个案，而是当消费者买到假货时，一个平台常态应对的规则，以及企业内部的运行逻辑。归根到底是：如何从制度上杜绝假货？尤其考虑到在后台接到的许多读者亲身经历的案例，我希望能从中发现问题背后的规律，并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的沟通是友好的，也有不少共识，希望能共同促进假货问题的解决。不过，在24日，偏偏就在我与他们进行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沟通期间，我的微信公众号连续接到了8次侵权投诉通知。

我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写了超过12年，所有的侵权投诉加起来，次数都没有这一次多。因此，颇为意外。而且，我明明已经早早在文章中写了，预测这篇会接到侵权投诉并建议投诉人慎重。当时“打预防针”，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怎么还会发生呢？好在，很快，这些投诉似乎又撤销了，我接到了公众号平台4个撤销投诉的通知。

我能理解的是：如今的京东，已经成长为大企业平台，上百万员工的庞然大物，面对呦呦鹿鸣这种“异数”，一时间，内部各个业务版块的步伐，不免有些难以协调，也属正常。这可能也只是法务上的常规操作。

这算是一个小插曲。我相信，因为事实本身成立，即便真的投诉了，最终认定我侵权的情况，也不大可能出现。

可能是在我的提醒下，2月25日中午，京东客服也给老程打了电话，进行了沟通，告知那个品牌的驼奶粉已经下架了。

3.

这件事的核心在于：当顾客买到假货时，平台如何应对？

昨天，接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

这段肺腑之言给我提示了三则信息：

第一，许多顾客和老程一样，都非常善良，他们第一诉求往往是要求将问题商品下架，不要再伤害其他顾客，也希望平台更加健康。但各平台在下架问题上，偏偏拖延推诿，站在反面，这令人匪夷所思。

第二，买到假货的大多数情况是退款退货，如果要升级处理，往往是不了了之，退一赔三都是极少数，难度很高。这使得售假成本极低，而顾客吃亏极大。

第三，这似乎是行业普遍操作，问题平台不止于京东，其他平台同样如此。

老程的遭遇，以及后台许多读者的遭遇，就是佐证。

在这里，国家法律保护消费者的精神没有得到推行。

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情况有多严重？这是我接下来要探索的问题。

昨天有一则新闻“36斤羊烤出6.9斤”：除夕夜，重庆王女士在一饭店团购了1188元的烤全羊套餐，活羊称重36斤，烤完后她觉得非常小，不对劲，警察来了后，称重确认仅6.9斤。2月24日，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经调查，该商家从购进活羊到宰杀前，曾非正常持续给羊投喂玉米、干草等饲料和水，以达到虚增活羊重量的目的。该店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责令‘退一赔三’。”

我个人对此持有疑虑。

一方面，如果只是“非正常持续投喂”玉米、干草等饲料和水，很难让羊增重很多，因为羊吃够了自然不会再吃，除非不是“投喂”。因此，可能有其他问题，，比如注水、鬼秤等等。

另一方面，商家这种操作如果确有问题，那么，针对的就绝不只是一位顾客，这种烤全羊销量很大，而较真的顾客仅有这么一位，算总账，赚得太多了，退一赔三的结果，会让商家理性地选择继续造假，这不仅是对顾客不公平，对于其他守法诚心商家同样也极不公平。

如果止步于此，本质上是变相鼓励。

好消息是，我今天看到极目新闻记者24日实地探店的消息说：店内无顾客。

这说明，顾客正在行使最后的权利：用脚投票。这才是对造假商家最大的惩戒。

回到电商平台这里，假如各个电商平台都拒绝下架假货，穷尽各种手段都无法触动，当这种极端情况出现，消费者能怎么办？

用脚投票吗？不能。以大件电器为例，在国美等商家渐行渐远之后，如今各大城市想要在线下门店购买，选择面已经大大减少，线上电商平台渐渐成为主流平台，是人们不可或缺的刚需。但现状是，线上大型平台只有那么寥寥几个，一起占住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换言之，在平台经济时代，在平台面前，消费者选择面极小，当绝大多数商品集中于少数几个平台，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权利，就被大幅压缩了。

“店内无顾客”的情况，难以出现。市场上，缺少能制衡各大平台的力量。

所以，对于我们“阻击假货”这一系列的写作而言，网购平台规则是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关键环节。这些天，我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困惑，接下来，一定要努力摸索明白。

还是上一篇文章那句话，我绝不相信，有这么多群众明辨是非的心气和眼睛，又有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积累，我们这个社会就真的建不起一个令人放心的、没有假货的平台。

假货，一定会被打败。假货乐园，一定会被废弃。

呦呦鹿鸣202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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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Szeynep sude emekfrom Pexel

昨天文章是马年在呦呦鹿鸣发的第一篇文章，发出之后，有两个想不到。

第一个想不到：原来我自己家也是受害者。

昨天文章的主角，是长期以来畅通无阻的假驼奶粉。我本以为，这是一个“他者的故事”，所以，行文还算冷静。没想到，文章发出后，我弟弟就对我说：爸妈早就买了一堆驼奶粉在家了……

我一听，知道坏了。一问我爸妈，果然，两年前，他们去参加一个老年旅游团时，在外省景区里被拉去购物推销，买了五六罐驼奶粉，“原价很高，半价又半价，最后两百多买的。”他们去的两个旅游团，都遇到卖驼奶粉的。“各种东西里，驼奶粉卖得最好，说是对老年人健康有很大帮助，而且价格不贵，试喝起来口感也不错。”

这是买到假货无疑了，因为两百多块钱根本不可能买到真的驼奶粉。事实上，市面上也很少靠谱的所谓驼奶粉。两年前，许多“驼奶粉”实际上是“冲调谷物制品”而不是“奶粉”，里面主要是燕麦粉和乳清蛋白粉。即便有驼奶粉，含量多少也是问题。

中国的驼奶粉市场，在最近两年冲到了年销售一百多亿元的规模，其起点，就是通过老年旅游市场和小区附近面向老年人的门店打开市场的。昨天写的老程家的遭遇和我家的遭遇，恰好是这两条主要通道。

我本来以为，昨天写的是老程的故事，原来，竟也是我自己的故事。

第二个想不到，是假货受害者竟如此之多。

昨天文章，有1.7万人参与转发，在后台，我接到了六千多条评论，其中大量都是买到假货维权的亲身经历，在公众号留言区，我精选上墙的有两百多条（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没有一一回复请谅解）。

其中最集中的问题，就是无法追责。链条上的各个机构都在推诿，即便较真者，往往也只是退货退款处理。

制度上的假一赔三、假一赔十，以及刑法上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入罪，少见。

大量售假商家，仗着各方纵容，对买到假货的消费者，连基本礼貌语言都欠奉，傲慢嚣张，有恃无恐的感觉。

留言中一个个案例，看得我火气直冒。真是无法无天了。

尤其是一些浓眉大眼的平台，分明是已经从消费者这边叛变了。许多留言来自关注多年的读者，对我而言，就很真实。

但我绝不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还会成为“假货乐园”？我也绝不相信，售假商家可以在一个走向法治的社会里始终畅通无阻、张牙舞爪？我更不相信，经过这么多年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市场经济，我们这个社会就真的一直建不起一个令人放心的、没有假货的平台？

以上两个没想到，让我感觉，一夜之间，被假货给包围了。

但我不服气。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将多花一些时间在这个领域写作，尽量通过写作的力量，阻击假货，为大家也为我自己，尽量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购物环境。

如果您有类似昨天文章里老程的故事，请在后台分享给我。让我被假货“包围”得更彻底一些吧。这样，我或许更有机会冲出包围圈。谢谢。

假和真，是死敌，无法妥协的死敌，真正的写作必然是“去伪求真”，所以，挖掘假货泛滥的根源，将其曝光，也一定是好的写作。

本来，昨天的文章只是因为大年夜写不合适才推迟到正月，但现在看来，它作为马年第一篇文章，竟意外地合适，因为：马年是我们的，不允许他们指鹿为马。

与诸君共勉。

呦呦鹿鸣202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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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眼里老揉沙子。

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位大学校友，老程。他是70后，家在北京，少时爱看武侠，崇尚“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不愿眼里老揉沙子。

1.

2025年10月15日，他下班回家，看到家里的老人从一个线下门店买了5袋驼奶粉。老人对驼奶粉的宣传功效颇为向往，但他感觉，这奶粉很不对劲。

先看厂家，老程顺手查了查，发现：在工商查询系统里查不到包装上的生产厂家“新疆提拜尔勒珍好乳业有限公司”。

然后是包装袋上方的标注：中国人寿“本产品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这几个字并不规范。中国人寿的全称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旗下，财险公司名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寿险公司名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当前并没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说法。 老程联系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热线，得到确定回复说，这家生产厂家并未在中国人寿及中国人保投保。 

生产厂家子虚乌有，“中国人寿承保”查无此事。

更明显的是，2022年12月16日，新疆自治区市场监督局发布《2022年自治区食品安全领域十大典型案例》，其中第六个案例恰好就涉及生产厂家标注为“新疆提拜尔勒珍好乳业有限公司”内容：

这分明是精准收割中老年群体的假货。

于是，老程联系向老人推销奶粉的小区附近线下门店。门店说，他们也不知情，而且京东平台都在销售，可以信赖。

老程顺手搜索了一下京东平台，果然，很多商家在卖这款驼奶粉。他立即打电话给京东平台，说平台上很多假驼奶粉，不要再卖了，请处理。没想到，京东客服的回复是：你没有订单，我们无法处理。 

形式上，这句话也能自圆其说：你没有在我这买东西，不是我的客户，我确实没有必要处理你的投诉或建议。

我听老程说到这里，就觉得荒谬。假如我是京东，有热心人主动告诉我京东上有假货，第一反应肯定是立即顺着线索去核实，然后清理，把自己平台尽量打扫干净。即便有个别员工懈怠，我也会针对这种情况提前制定制度：这种情况，必须热情接待。

对于电商平台来说，这样帮我的热心客户，难道不是求之不得、越多越好吗？怎么会以“没有订单无法处理”来推脱呢？

事出反常必有妖。

老程也相当不信邪。既然你说没有订单不能处理，我就下一个订单呗。于是，10月17日，他根据搜索推荐结果，在京东平台秀禾甄选店下单，买了5袋驼奶粉，每袋500g，标价117元，实际支付112.54元。

这驼奶粉正是热销的那款假货。一模一样。

10月30日，老程收到了快递，在后台和店家客服沟通，质疑这是三无产品，客服说这是正品。老程又拿着证据，向京东客服明确说这是假货，请处理。

6天后，11月5日，京东客服电话反馈，京东平台给予的处理方案是：顾客退货给商家，商家退款。是否为假冒三无产品？不予置评。 

老程当然不满意，如果这样，售假者毫无损失，京东涛声依旧，这番操作岂不是纵容假货？自己费心费力岂不是毫无意义？

以下是截至11月7日京东平台上售卖该问题驼奶粉部分店铺（实际上，截至本文写作的2026年2月22日，京东平台上仍然可以找到一批这款假货的页面）：

于是，他拨打北京市12345热线举报，11月20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短信通知说：“京东平台‘秀禾甄选店’主体为延津县秀禾商贸行（个人独资），已将举报移送至新乡市延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举报方违法行为成立，决定不予立案。”

这不是不作为吗？由于老程再次表示难以理解，2026年1月4日，1月16日，该委员会两次短信通知：我单位已告知处理结果，相同问题不再答复，“该举报我单位依法依规处理，符合举报调查程序，不存在不作为等情况。”

1月18日，京东也发来短信回复：这款驼奶粉由秀禾甄选店销售，“店铺商家名称为：延津县秀禾商贸行（个人独资），商家所在省为：河南省，具体地址为：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城关镇科技路123号。店铺内商品由商家自主销售并提供售后等服务，建议您向商家当地监管部门反映。”

管委会推得一干二净，京东也推得一干二净。

熟悉的官气。

转眼就到2月8日，此时距离下单已经快4个月了，老程给河南新乡市12345打电话，2月12日，延津县工商局工作人员来电说：延津县秀禾商贸行早在2025年3月就被注销了。

也就是说，这个店家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还在京东开店卖东西？

于是老程又问京东。回复一如之前：建议您向商家当地监管部门反映。

我听了录音，老程倒是心平气和，我作为旁听者，有些火大。

2月14日，除夕的前两天，京东客服再次回复老程：作仅退款处理，这是平台最终意见。对于是否为假货，商家是否售假，商家售假时已工商注销等问题，京东客服避而不答。

花了4个月时间，绕了一大圈，从“退货退款”升级到“退款”……我从老程这里知道京东的“最终意见”时，着实难以理解。这……不过，此时已近除夕，大过年的，这事就往后推一推，等到今天，我们一起来琢磨琢磨：

对于自家平台上如此明显的假货问题，如今的京东真的已经自暴自弃、不管不顾到了这个地步了吗？面对如此明显的知假售假，监管部门为什么会如此推三阻四，毫无作为呢？我们社会的纠错机制真的没法运行了吗？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都有规定，电商平台在明知或应知销售者或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若未采取必要措施，承担‌连带责任。在《刑法》中，销售伪劣产品5万元以上，构成犯罪。

明知是已注销的企业，明知是假货，还在平台上卖，售后撇得一干二净，把维权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在情、法、理上，都站不住脚。

老程还是不信邪，“到了2月，京东平台上的假驼奶粉还在卖，在我反复反映了几个月的情况下仍然如此，匪夷所思。”为了确认这一点，2月12日，他干脆又在京东平台上随机下了一单，今天，2月22日，货还没有快递到家，但从商品详情图片看，和之前的假货相当接近。

2.

前面这些，是京东平台上的入驻商家，那么，京东自营方面如何呢？

老程也随机看了，他注意到一款带有“京东超市”“自营”标识的“驼**驼乳粉”链接（除了代言人，一个穿着“京东采销”服装的工作人员为其做推广视频），销量很大，也随机下单了一款细看。到手后发现，这款2025年3月14日生产的产品，标注的产品类型为“特殊膳食食品（运动营养食品-补充能量类）”，执行的标准是GB24154。

但实际上，2025年2月8日开始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粉和调制乳粉》（GB19644—2024）才是所有乳粉类产品应该执行的标准。这一国标里，“乳粉”要求以单一品种的生乳为原料，调制乳粉里，来自主要原料的乳固体含量不低于70%。

因此，这款驼乳粉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是京东久居深宫，不了解驼奶粉吗？

不，恰恰相反，他们非常重视且深度了解这个新兴品类。2025年10月，京东发布《2025驼奶粉行业趋势报告》：驼奶粉线上成交人数已突破278万，同比增长90%；从全球看，2024年驼奶粉市场规模已达977亿元，中国占比15%，尤为突出。《中国经营报》对这一报告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

“京东休食相关负责人表示，配料造假、虚假宣传正侵蚀消费者心智，驼奶粉行业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在上游，存在着配方真实性造假的问题，如将冲调谷物制品、固体饮料、运动营养食品宣传为驼奶粉；还有掺杂造假的情况，如成分替代、含量欺诈等；另外，部分产品还存在扩大宣传的情况，如虚构营养成分、夸大功效、伪造销量与评价。”

可见，京东管理团队对驼奶粉这个领域“挂羊头卖狗肉”的内幕了如指掌。

那么，这款被京东推广的驼乳粉，难道不正是属于该负责人所说的“将运动营养食品宣传为驼奶粉”？

既然京东已经清楚地掌握了这个领域里的各种弊病和内幕，为什么面对假货举报却如此迟钝、冷漠、傲慢呢？

3.

驼奶粉是这样，其他品类呢？

我今天刚好看到山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合会1月16日发布的文章《京东平台消费维权乱象：合规底线与责任担当何在？》：

在京东的对外公关宣传中，一直强调“不卖假货”，说这是创业初期就立下的“三条铁律”之一。2025年6月17日，刘强东再次公开强调这一点：

“我希望大家能更好理解我和京东，如果能想明白什么，你就能够理解我们很多战略选择。这么多质疑我们卖假货，卖水货，其实从来没有过。”

看到这番发言，我不禁想起西贝莜面村创始人贾国龙面对媒体镜头信誓旦旦的发言“西贝没有一道是预制菜，明天起开放所有门店厨房”，时间也相差不远，结果，恰恰是这一次开放厨房，提供了大量让顾客目瞪口呆的素材，让西贝翻车了。

显然，贾国龙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预制菜”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有没有可能，刘强东及团队和我们，对于“假货”也有不同的理解？

老程为了给京东提一点意见，还挺难的。2025年11月，他在平均阅读量只有个位数的个人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文章《感觉给京东普法好难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说了驼奶粉这件事，结果，很快就接到京东的侵权投诉，文章被删除了。

京东团队为什么不把投诉老程的精力用在处理三无驼奶粉假货上呢？毕竟，直到今天，京东平台上还有老程反复向京东反映的这款假驼奶粉在卖。

我推测，本文很快就会接到京东的“侵权投诉”，但我建议，京东的朋友在投诉我之前，先认真琢磨这个问题，并想好答案：京东上的假货，为何如此招摇？

4.

一般的人，不小心买到假货，考虑到维权的时间、精力，尤其是在和无良商家对话时对心情的破坏，往往会说“算了算了”，忍了，自认倒霉。较真的人很少。如今，甚至连职业打假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售假商户卖100个假货，10个人投诉，就算都赔3倍，还赚70个消费者的。售假成本太低、收益太高，恰恰是假货屡禁不止的根源和土壤。如果平台纵容、保护售假，那么，平台越大，作恶越深。

所以我们很需要老程这样较真的人。

而且，老程较真往往有“战绩”。有一次，他偶然发现北京和平里医院里有一款药品，按单位计算药品价格高于药店数十倍，他四处反馈，历时3个月，最终，这款药品退出医院采购系统。还有一次，他发现网易游戏“蛋仔派对”在未成年人网游充值上的问题，又是历时数月，最终，让这个游戏退款比例由最初的50％提高到100％。同样，“三角洲行动”等另外两个游戏，老程也历时数月，将其退款比例分别提到到90%和100%。

我很感谢朋友圈里有老程这样的人，乐于在工作之余多做一点什么，正是这样的人点点滴滴、充满耐心的较真，才让我们身边环境变得越来越友好。

这是马年第一篇文章，祝朋友们马年吉祥，纵马逐梦，一马平川！

呦呦鹿鸣202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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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技术不要变成某种“艺术”。

今天，2月11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个公开宣判：

鲍炳章（上海市徐汇区原区委书记）非法收受财物5401万余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在土地收储与征收补偿过程中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

我主要关注的是这位贪官的刑期（受贿罪和贪污罪不属于同一个罪名，“贪官”并非法律术语，而是日常用语）。法院说，这是从轻判决的结果。

也是今天，我还在朋友圈看到了另一份《刑事裁定书》：（2025）豫12刑更313号。

这份裁定书说，“罪犯王某甲自入狱以来，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减去有期徒刑5个月。

这位王某甲为何入狱呢？裁定书有简略的几句话：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9日作出（2020）豫0381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以王某甲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万元。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王某甲犯受贿罪：2006年至2017年期间，王某甲利用担任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嵩县人民法院院长、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院长、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县级审判员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在案件处理、工作调动、项目审批等事项上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68.7万元、黄金300克，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受贿368.7万+300克黄金，2020年判6年，2025年又减刑5个月，如今，应该已经出狱重获自由。

鲍炳章受贿5401万判13年，王某甲受贿三百多万判6年。后者受贿金额连前者零头都不到，但刑期却是前者的一半。

刑事判决是一门非常专业的法律技术，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惩恶”，因此，每个普通人都会对此有朴素的感知，恰恰就在这里，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令人疑惑。

那么，王某甲的刑期真的太多了吗？

并不是，恰恰相反，我的第一感觉是太少了。细查了一下，这位王某甲，真实的全名是王宏伟，他不仅担任过两个法院的院长，还担任过中院的庭长，这样一个掌握司法权的贪官，他的腐败尤其恶劣，其他人的不法行为只是弄脏了水流，但一个法官尤其是一个法院院长的腐败，污染的是社会这条河流的水源，他的几百万赃款之下，是多少枉法判决？是多少不公？是多少家庭的泪水？是多少恶人的欢呼雀跃？

这样一个人，只判6年？

受贿罪要怎么判呢？

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说，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所以我们要看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那么，什么叫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呢？标准是什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对此做了具体解释，简单来说是：

1.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万元-20万元，属于“数额较大”，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2. 20万元-300万元，属于“数额巨大”，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3. 30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法院前院长王某甲的受贿金额超过3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判决10年以上，为什么判6年呢？

我想进一步查询王某甲的判决书，但裁判文书网上说，这份（2020）豫0381刑初385号判决属于“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决定不公开。

一个法院前院长贪官的判决书，法院基于什么理由认为不宜公开？

我不理解。个人认为，这种知法犯法的被告，判决书恰恰是最应该公开的，以此让司法同行审视、自省，避免前腐后继，也接受大众的监督。当然我也不忍心去责怪这家法院，毕竟，贪官判决书真正公开的，并不多。小小法院，未必承受得住这么大压力。

只是，也正因为如此，我无法了解法院是以什么理由对王前院长只判6年。判决书上一定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呢？站得住脚吗？

这些年，反腐抓了很多贪官，但我条件有限、精力有限，对贪官判决的具体量刑上的学习研究也极其有限，于是，我越来越有点看不懂了。但愿，技术不要变成某种“艺术”。

昨天的稿件没了，今天心情有些低落，我能理解这种结果，一切为了大局，但也不免想起多年前庞shuling接受一个视频访问时没忍住流下的泪水。愿庞家的后人们安好，这几个月全国这么多陌生人的支持，相信也能让他们多一些慰藉，让他们早一些抚平这漫长的创伤。

呦呦鹿鸣2026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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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整个流程上所有人都没有觉得不妥呢？

Photo by Aj4xofrom Pexels

我相信，直到2027年再回头看今天，这也是2026年最让人无语的荒诞新闻之一。南方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2026年2月，湖南邵阳将两名在餐饮店工作的印度籍飞饼师傅认定为“外籍专家”，每人发放慰问费1000元。”

这个挑战常识的新闻，先是引起网友热议，进而还引起友邦惊诧，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沈泽玮的文章《印度飞饼师傅竟成中国“外籍专家”》：

“这不仅有损真正的外籍专家的权威性，也让人对地方治理的格局与能力产生怀疑：在中国三四线城市，还有多少名不符实的‘外籍专家’？此时此刻，有多少韩国泡菜、日本寿司、美国汉堡、土耳其烤肉、英国炸鱼薯条、意大利比萨的‘专家们’在湖南相遇？”

那么，“外籍专家”的评定标准是什么呢？

根据湖南省政府官网2008年发布的《如何办理外国专家来湘工作许可证》，需要符合下列5个条件之一：

如果仅按这条文来看，这两位印度飞饼师傅是符合第5条吗？他们应聘从事“经济”领域工作，具有制作飞饼的“特殊专长”？

可是，这让兰州拉面师傅、煎饼果子师傅、沙县小吃师傅情何以堪？

地方财政资金，真的可以这么用吗？

在整个专家认定程序和慰问金发放流程中，但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这件事就很可能就不会走到最后发钱这一步。那么，为什么整个流程上所有人都没有觉得不妥呢？

要么，他们已经脱离群众，失去了和普通人同频共振的能力，有了自己独特的感官、情绪以及判断标准。要么，他们对财政资金各种日常奇葩拨款，已经见怪不怪，免疫无感了，更为匪夷所思的款项都流水一样往外走，不过是给飞饼师傅两千块钱而已，实在算不得什么。

但，如果从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视角，这事就很清楚：财政的钱，本质上是纳税人的钱，不能这么花。如果可以这样花，接下来是不是就要给日本寿司师傅、意大利披萨师傅、英国炸鱼薯条师傅、美国汉堡师傅发外籍专家证书并给予慰问金了？本国民众没有比他们更需要慰问的吗？

更有意思的是，印度飞饼虽然有印度之名，却并不存在于印度，绝大多数印度人并没有见过印度飞饼。它是印度移民在东南亚发明的小吃，到了中国后，它进一步改良，才可以“飞”起来。所以，这两名“外籍专家”很可能到了中国才学会印度飞饼。 

钱，当然不是这么花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小吃师傅是外籍，就评定为专家，发慰问金。

邵阳我去过，“铁打的宝庆府”，很有历史感，但如今是一个常态的内陆地级城市，人口众多，尤其农村人口多，富裕程度肯定不如东部沿海，如今形势下，地方财政上资金已经宽裕到可以随意撒币了？我不大相信。

在新闻出来后，邵东市科工局回应说，确实发放了相关费用，但外籍专家的认定及款项来源均由邵阳市科技局负责，“我们只是经办单位，也在等待邵阳市科技局的答复”。邵阳市科技局工作人员则回应称：“请以官方通报为准，我们会尽快回复。”

只是，直到今天，2月9日，我们也没有看到回复。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提一提正能量舆论领袖、长期钟情大鹅的知名人士、环某某报前总编老胡同志了。他发文说：舆论的质疑很有道理，但是呢，“这不应视为很大的事”“因为不是大事，也没有造成什么实际损害，邵阳市回应还是不回应，应该由当地自行决定，这并非是一道严重且紧迫的必答题。”“我是主张，即使对基层政府机构，也不必要求过于严厉。像这件事，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妥了，是否公开回应，可能会考虑把事情搞得更大、更难收场的风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建议邵阳市不用为此事太紧张了，想不想回应，他们可以遵从自己的评估。”

胡某某果然是逻辑鬼才，三言两语间，就给地方政府完成了一次心理按摩，顺便提供了理论武器：这波舆论质疑很有道理，但有道理并不等于重要；这是一件小事，既然不是大事，地方政府就可以不回应，没必要紧张……

正是看到这段发言后，我有了写作本文的冲动。这种舆论倾向很危险，令我感觉心理不适，不吐不快：

群众关心财政资金的发放标准、流程、去向，怎么是一件小事？这分明是最大的事。它不仅关乎社会公平、公开、公正，关乎政府的公信力，更关乎纳税人的基本权利。这笔钱是小事，那笔钱也是小事；这笔钱可以不回应，那笔钱也可以不回应……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才导致今天许多老百姓不知道财政资金具体流向的现实。大量财政资金的使用，也因此失去了日常监督。

也正是这类站在官僚小集团立场的发言一次次霸占了舆论中心，才导致那些庸官腐官、循吏恶吏关起门来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还觉得理所当然。

总是，我认为，胡老同志说得不对，这事，必须回应。即便邵阳方面再怎么“不紧张”，也必须回应。否则，印度飞饼就真要成为并一直成为“印度笑饼”了。

呦呦鹿鸣2026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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