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在厦门有两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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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刚刚，8月30日傍晚，就“敌敌畏消杀”事件，“厦门市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

看了这个通报，第一感觉是自相矛盾：

通报先说“经调查，该公司相关行为涉嫌违法违规，性质十分恶劣”，已将6名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

但，紧接着，通报又说，“经全面排查该公司提供消杀服务的经营主体，并委托具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对场所环境、餐厨用具等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相关指标符合安全标准。”

换言之，全面排查、严格检测后，发现各大餐饮门店都符合安全标准，没问题。那么，既然符合安全标准，既然没问题可以放心用餐，为什么还要刑拘拘留消杀单位的6人？这些人犯罪嫌疑人“性质十分恶劣”在什么地方？

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最关心的是去饭店吃饭是不是安全，如果安全，为什么还要动用刑法、动用国家机器的暴力去处理这6人呢？

是不是令人费解？

所以，我感觉，通报背后，应该还有我们所不了解的消息。

我们先回头看事件的基本事实。

8月24日，新京报记者闫沫琛、苗玉薪发布了一个暗访调查，一家为绿茶、先启半步颠、池奈、凤缘家港式茶点、鱼旨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进行消杀。

这家公司是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之外，深圳、汕头、重庆，也都有名为“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消杀公司。

消杀人员不仅将农药直接喷洒在餐具、桌椅等处，部分厨具附近甚至还摆放着食材。海鲜被敌敌畏打死的情况出现在十几家门店。

为规避检查，他们将敌敌畏原液灌入矿泉水瓶并撕掉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的！”

这次事件涉及的大多是精致小清新、简奢类的连锁餐饮。其中，绿茶属于“初代网红”，2026年上半年利润为2.91亿元。记者获取的一份涉事消杀公司7月和8月部分服务场所名单显示，该公司除服务餐厅外，还涉及影院、月子中心、酒店等场所，员工单日消杀近10家场所，单月服务餐厅数量超300家。

可见，“敌敌畏消杀”事件波及面很广，大多数城市里的普通人都有可能与之发生交集。

在我小时候，常听说一些农村自杀事件，他们不约而同使用的就是“敌敌畏”。

餐饮门店用敌敌畏消毒，当然会让食客面临危险。比如，2002年，深圳联合广场因为一楼的咖啡厅请来的环卫公司用敌敌畏消毒，影响到了与咖啡厅贯通的酒楼大堂，正在那里举行联欢晚会的130人集体中毒。还比如，2011年，贵阳一餐馆用敌敌畏消毒，26名食客集体中毒，晕的晕吐的吐还有人流鼻血。

因为“用敌敌畏消杀”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刑法上已经有规定。具体有两条。

首先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处，敌敌畏就属于“毒害性物质”。

其次是《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查询裁判文书网可知，就在2026年，因为用敌敌畏喷在牛肉上防腐防苍蝇蚊虫，一商家老板被云南鲁甸县人民法院以《刑法》这一条款判刑。

好了，具体到厦门这次事件。目前，已经有6人被刑事拘留，意味着已经在使用《刑法》，那么，具体会是哪一条款呢？

都有可能。前者3-10年，后者5年以下。

但是，看着眼前这份《情况通报》，我不禁对《刑法》产生怀疑。

查阅记者报道原文，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关键事实：记者是接到餐饮业人士举报后前往暗访的，就在记者追查消杀公司后续作业情况时，厦门市湖里区相关部门也接到线索反映，区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了调查。

也就是说，厦门地方政府的调查非常及时，并未落后媒体太多（记者先后对绿茶餐厅、无添寿司餐厅地面残留的消杀液体进行采样，采用敌敌畏胶体金快速检测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也没有给消杀公司和涉事餐饮门店留下太多消除痕迹的时间。

而厦门市最终的通报是：全面排查这家公司消杀过的餐饮门店，不管场所环境，还是餐厨用具，检测后的结果都是符合安全标准。

既然如此大面积的用敌敌畏消杀结果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为什么大家还要对敌敌畏消杀如此担忧如此忌惮呢？放心吃就行了。

用敌敌畏是最省钱的消杀方法，既然已经被大面积检测证明符合安全标准，以后是不是可以推广这种消杀方法？

既然消杀公司的工作结果是让人放心的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将他们判刑？

确实，前面提及的两个刑法条文中，无论是哪一条，都没有要求一定要造成严重的公共安全危害结果。前者特别规定“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后者将对人体造成危害后果作为高一阶刑罚的量刑条件。

但，在“符合安全标准”这个结果下，依旧显得很刺眼。

不对劲。一定是有哪里错了。需要我们去探索。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情况通报》的落款。

众所周知，这是一件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8月26日，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

换言之，此刻，在厦门有两个“组”。一个是“厦门市联合调查组”，还有一个是来自北京的“联合工作组”。今天发布的《情况通报》，落款是前者，它有很大概率是向“联合工作组”汇报过的结果，但也留下了“联合工作组”发布不同通报的空间。

有可能，等到一份新的通报出来，今天的疑惑会被解开一些？

呦呦鹿鸣2026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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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上它的当

它虎头豹尾，但，请别上它的当。

Photo by Hson from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我的女友景甜》在27日、28日火爆全网。霸着热搜前几名的，都是它。

我在手机上阅读了它。读了两遍。 

从一开头，我的脑子里就感觉到警铃大作：大凶。

这篇7100字的作文虎头豹尾，文采极佳，但满屏都是对读者的套路，用尽了爽文技巧，即便几段白描，迷惑性也极强。

怎能将汉语文字如此玩弄？

然后我又读了一遍，终于看明白它的作者孙宇晨——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北大毕业生、币圈90后百亿富豪——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

要钱、要流量、要这个女人毁灭。

太邪性了。

让我们从文章“虎头”看起：

金钱（五千万美元）、

对比冲突（3.5微克VS2.5吨）、

猎奇（代孕）、

悬念（拒绝取卵）、

奢靡（30天100万美元的酒店）

……

《我的女友景甜》一开头，就运用了诸般技巧，充满了张力，让人欲罢不能。

其中最关键的技巧就是“下钩子”。网文讲究“黄金三章”，即在三章之内吸引住读者，但孙宇晨不需要三章，他用三句就做到了。

我是一个有二十多年公共写作经验的写作者，看完全文，我能感觉到，这是一篇完成度极高的“底层逆袭+拜金女主”神豪爽文。但是，我同时也相信，因为满屏包装，大多数普通读者，看不出来。

普通读者，会在不断的爽点撩拨之下，在技巧包裹下的叙事中，不知不觉地与作者这位“纯爱战士”的共情，完成对景甜的围杀。

抛开表面文字泡沫，这篇作文的叙事是：

——

19年前，这位北京大学大一学生为QQ弹窗推送广告中的大明星景甜所惊艳，即便广告分辨率极低，他也心向往之，他用了四十分钟才在校内网上给女神发了一句好友申请：“你好”。

明星并没有回复，但不妨碍他将她视为“白月光”。

此时，穷困中的他，连买一件150块的羽绒服御寒都要犹豫三天，而景甜已经是上亿美元投资大电影的女一号，众星捧月，连刘德华、成龙、马克.达蒙都甘当绿叶。

而他，不管换多少个电脑，都会保留当年那张QQ弹窗截图。接下来，他读书、创业，成为百亿富豪，富豪到用620万美元买下一根香蕉。

此时，19年后，他见到了女主。第一次见面看电影，为了满足女主“看电影只能有两人”的要求，他让助理和保镖买下整个放映厅的票，并在门口拦住之前已购票的26人，递出现金，完成清场。

在一大段克制的细节文字描写之后，他忽然扔了一个劲爆词汇：当晚，“我用手揉她的奶子”。

再之后，助理给他提供了一份关于女主的尽调报告，四十几页，“但是我一个字也不信。”

接下来就是神豪式恋爱：他们在三十个助理的陪同下，乘A330到非洲西北海岸外的一个岛上，他们清空了岛上的其他人，但高贵的女主要求睡觉不能有一丝光，嫌弃酒店落地窗太大，于是助理以工艺级的水准，用黑胶带把整个房间贴起来，每天重贴一次。外面亮如白昼，酒店黑得像禁闭室。

女主喝着香槟，看着星星，忽然说，这里很美，但太冷了，我们去马尔代夫吧。

于是他们飞十一个小时，飞过九千五百公里，来到了马尔代夫，待了14天。三十个人的行李，用三架飞机才装完，女主只有一个箱子，但要求单独一架，因为“她不要和别人的放在一起”。

然后，女主让他给爸爸妈妈转账3000万元。“我爸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你得给彩礼。”2026年1月，他向女主求婚了，女主说，钻戒太小了。

之后，筹备婚礼，女主要他给爸爸妈妈多打一些钱，他一张卡一天限额一百万，女主说太慢了，让他用五张卡，两个账号轮流转。

之后，女主对他说，必须在香港买一套房子，写她的名字。他把过去半年看的十几套房都发给她。她都嫌不好看。

最后，女主取卵准备代孕，又要5000万美元。

这次，男主拒绝了。这是他第一次拒绝。他说，是AI告诉他的，他同意了。“我没有哭。我一直在等我哭。”

——

以上，就是文章主线叙事，看完这个故事，许多读者会得到一种网络爽文般的体验：纯爱战士成为富豪后，找到白月光，不想，对方是一个欲壑难填的捞女，男主不顾一切地付出之后，终于拒绝，最后啪啪打脸。

但这个主线叙事之外，又包裹了许多东西。其中，全文段落中，花费最多文字篇幅描绘的三个细节是：

1、墨西哥清洁女工，每天都在主角不住的酒店里坚持打扫，极端细致（以此对应女主上层人的奢靡无度，类似细节还保留助理贴胶带、选房子）；

2、扛事的财务出狱后走投无路找女主，女主犹豫三天最终只给了8万元（紧接着就要了男主3000万）；

3、女主谈起“撕番位”，一部戏只能有一个明星排第一，“有时候剧组夫妻，一进组四五十天，一般和一个男的拍戏，晚上做爱，白天还要撕番位。不过拍完戏了，无论之前做过多少次爱，就当一切都没发生。”（在这一部分描述中，作者把引用号的技巧使用到了极致，读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女主在自述经历）

在这类细节的对应之下，主线叙事一方面得到了软化，加了一层外包装，同时也形成了剧烈冲突，不知不觉中强化了主叙事中所要传递的观念。

再然后就是算账，算给了多少钱。这与他正在和景甜打官司索要彩礼相应和，也是文章目的所在。（但我对于女主景甜很难共情，毕竟我没有看到过她作为演员打动我的作品，我至今不理解她当年为什么忽然崛起，也无法赞同挥金如土的生活。）

至于最后一段“豹尾”：

然后我想起春节那天晚上，在顶楼俯瞰香港维港的烟花。

一百万人像潮水一样涌来，烟花结束，一百万人退去。

一百万人。

每年都是这样。

凌晨三点的香港，

什么都没有发生。

看似文学性很强，却是无病呻吟，并不鲜见。

查阅资料可知，孙宇晨曾经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并因此得以入围北京大学自主招生，之后，高二时只有450分的他，创造了“从三本上北大”的故事。在当年的媒体报道中，孙宇晨“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北大教授***和招生办公室主任***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之后，文学性也一直是孙宇晨出圈的利器。

但是，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是人学，是对个体命运和时代命运的关切与共情，文学关注人的欲望、恐惧、孤独、挣扎与救赎，但最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学的传统是“诗言志”“文以载道”。

这篇爆文的“志”是什么？“道”是什么？我看了它两遍，看到的是有钱人毫无必要的奢靡，是浓浓铜臭味。它所充斥着的，是并不彰显但不难辨别的叙事心机，它不仅没有触及公共利益和人之命运，没有关注普罗大众的真实处境，连对自我的反思也欠奉。

结合过往“孙割”一次次对流量的把控（@马云 @巴菲特），以及对另一个前女友抠搜消费的过往，这一次对景甜的讨彩礼和发文，有可能又是一次精巧流量收割。

文字技巧一流，但文学性负数。玩弄完女人之后，又来玩弄文字，进而恐怕就是玩弄大众。悲哀的是，在爽文当道的当下，深谙庸众痛点、爽点、痒点的人，还真能成功。

市场上称孙宇晨为“孙割”，也就是通过割韭菜成长为富豪，着实是一个到位的外号。

这不是文学，我们写作中可以运用文字技巧，但文字也不应被如此玩弄。

《我的女友景甜》，鉴定完毕。它虎头豹尾，但，请别上它的当。

20260828

昨天文章：当“专业怪”成群结队出现，便是此地走进暗箱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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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图是微信新功能，以下内容为微信系统根据作者文章自动生成的简介】

呦呦鹿鸣把那些拿“专业”压人的内行，叫作“专业怪”。

他上一篇聊量刑不公的文章被删了。评论区涌来一批“专业人士”，说他不懂法律别瞎写。他们搬出一堆专业名词，想用门槛堵住质疑。

专业不是挡箭牌：作者本身就是法学出身，当过政法记者。他故意没提那些专业细节，是因为那都是枝节。核心问题是官民量刑失衡。法律本来就是解决普通人冲突的，谁都能讨论。

神秘化是为了搞暗箱：古代统治者确实爱把法律搞得神神秘秘。但现代司法的主流一直是走向透明。现在动不动就限制旁听、不让带手机拍。这都是在切断公众监督的路子。

自媒体更敢说真话：老胡曾夸过作者揭露食品安全问题。正规媒体人受机构管制，往往身不由己。野生自媒体人反而更顾全大众利益。真正的专业不看证书，就看有没有好作品。

别让“专业”成了遮羞布，该发声时就得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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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上打破所谓专业人士的垄断

Photo by Raybilcliff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不出意外，上一篇文章《量刑体系走得多歪：北大副校长判8年，假僧人判10年》“无法查看”了。

在阵亡之前，昨天文章的留言区和后台涌来了一批“专业人士”。他们说，专业的事情应该专业的人来干，量刑是专业领域，不是呦呦鹿鸣可以涉足的。他们说，文章“断章取义”，那位北大副校长和那位假和尚的宣判，还有其他内容，你为什么避而不写？

为了证明“专业”，他们还举出一些专业名词：量刑情节、量刑区间、累犯、自首、投案、坦白、认罪悔罪、退赃、立功、减轻、从轻、加重、从重、降档、职务犯罪、破格、换算……

说来说去，就是说刑事量刑这个领域，很是专业、深奥、玄妙，普通人摸不到门道，也分不出好歹，所以，最好不要说话，以判决为准，以通报为准就好了。

说来也巧。

就在我发这篇文章的同一天，8月25日，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上午9点，窗口前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有群众拍了视频发到网上，引起网友关注。 

第二天，这个大厅直接宣布：禁止携带手机进入。前来办事的人必须将手机放在大厅门外的柜子里。为什么？他们解释是：“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嘛。”

这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和霸道，毫不矫饰，浑然天成。

禁止携带手机进入大厅，也就断绝公众发言的可能性。办事大厅担心“厅外汉”办事群众断章取义瞎拍的口气，和同一天“专业人士”们担心“门外汉”呦呦鹿鸣断章取义瞎写的质问，仿佛一对双胞胎兄弟。

每个行业，当然都有专业性。但如今，“专业”往往被当做阻挠质疑、遮蔽真相的幌子。糟糕的是，很多人还真很容易被这个幌子晃倒，甚至自我催眠洗脑，站到了骗子那一边。

回头说上篇文章中的量刑问题。其实呢，他们说的这些所谓的专业名词，我怎么可能不懂呢。

我毕业于中南政法，法学专业，也当过政法记者，翻阅过的案卷不计其数，尤其疑难案件，参加过的庭审也不少了，二十年前我就已经得到司法系统省级表彰，得到过先进个人的称号。所以，要说专业，在这个话题上，我多少算有那么一点专业。但是，我在文章里并没有谈及这些与北大副校长和假僧人案有关的专业名词。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而是因为，它们与我所要讨论的主题，相关性很弱。

它们只是有待考证的枝节，是藤蔓，而许多所谓的“专业人士”，恰恰被这些枝节和藤蔓占据了注意力，反而忽略了量刑体系官民失衡这一核心主题。

多年前，我曾经写过多篇文章，集中批评“司法麻木症”（这个概念是我总结的）。因为长期与司法案件打交道，不少人会自然不自然地进入麻木状态，对于一个社会冲突的本质，缺少了感知，习非为是，有理无情，甚至无理无情，乃至失去了人味。

如今，我并没有发现这种司法麻木症有多少改善的迹象。许多人，正如我昨天留言区里的一些人一样，变成了“专业怪”。

他们试图以专业之名，堵住别人的嘴。其实恰恰是自己偏离了专业的初心和正轨。

法律、法学、司法，并不是多么神秘的事情。就本质而言，它就是尽量完整地提供社会冲突解决方案，并运作它。而居于这社会冲突的中心的，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因此，每个人都有能力、有权利去观察、讨论、辨析每一个司法过程与结果。 

在昨天的留言区，许多读者对此很是清醒：

古早之时，法律确实是神秘的。所谓“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甚至，裁判被认为与神明有关，神乎其神。

之所以如此包装，是因为权贵们相信：傻傻分不清、说什么信什么的老百姓，才是好的老百姓。

但，自从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将法典刻在一块2.25米高的黑色石柱上（大约公元前1776年），自从华夏郑国“子产铸刑鼎”（公元前536年），自从罗马将法典镌刻在十二铜表之上（大约公元前450年），从黑箱走向透明、鼓励民众参与讨论就成为司法的历史主流；那种玩弄专业的法律神秘主义，固然有权贵集团百般加持，有一大群愚民追随，也已经注定要被淘汰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在判例法国家，有“公民审判团”（我国翻译为“陪审团”）传统，刻意让没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普通人，来充当裁决者。

为什么这样？就是要从制度上打破所谓专业人士的垄断，将审判裁决的权力，还归公民。

当然，这种努力一直遭遇强大神秘力量的阻挠。

比如，明明国家法律规定审判应当公开，但各大贪官的庭审基本都被安排在只有二十多个旁听席的法庭（即便这寥寥无几的旁听席，还被工具人占坑）。明明国家法律规定判决应当公开，也突破重重难关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裁判文书网，但许多大家高度关切的案件，就是找不到判决书。

还比如，我耗尽心血写了那么多文章却纷纷被消失了，隐入尘烟、了无痕迹。

以专业壁垒来阻挠民众了解真相的案例，数不胜数。我的个人感觉是：在一个公共议题上，纠缠于“专业”而不讨论议题本身，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这一点，在涉法问题上，尤其明显。“专业怪”们并不高级，甚至可以说，上不了台面。

当“专业怪”成群结队出现，便是此地走进暗箱之时。

也正是这种时刻，我们普通人尤其需要重温范仲淹先生所弘扬的灵乌精神：“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中国史上最勇敢的文字，是我们民族进步的力量之源。

是声音，也是亮光。

更上一篇“无法查看”的文章，是《甲醛白菜，一毒14年》。

这篇文章被消失前刚刚被体制内代言人@胡锡进 所致敬。这是小鹿与胡总编难得的交集和一致时刻。

在这段话中，老胡重点提及了“自媒体人”和“正规媒体人”的区别。对这个话题，我感触也比较深。

我曾经在传统媒体工作了十几年，担任过调查记者、主笔、主编，是所谓的持证“正规媒体人”；后来，在@呦呦鹿鸣 坚持公共写作十几年，是所谓的野生“自媒体人”。

为什么有那么多事情自媒体人做了，而“正规媒体人”不做，或者做不到呢？这并不是说自媒体人道德更加高尚（不管是哪种媒体人，我就还是我），而是因为：自媒体人天然更加注重读者大众的利益，也更容易遵循本心；而“正规媒体人”必须受雇佣他的媒体机构所管制，天然要优先顾全机构和所在集团的利益，有更多的身不由己。

理论上，持证的“正规媒体人”应该比自媒体人更加“专业”，但我深知，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专业，并不在于是否持证，也不在于是否背靠一个机构，而在于作品本身。

不报道真新闻的媒体，不为公共利益鼓与呼的媒体，不管机构实力有多雄厚，都是伪媒体。

那些没有作品，或者只有劣质平庸作品的人，如果天天以专业之名压人，鼻孔朝天，睥睨天下，就不免要变成一只新的“专业怪”。

所以，各位专业人士，不妨像这一天的胡总编一样，持一种开放态度，放下成见，如此，我们所处的各个专业领域，才会把路越走越宽。

呦呦鹿鸣2026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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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中午，《人民日报》发布了《“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事件追踪》。

这一报道提供了一个新消息：8月26日晚，在当地有关部门见证下，老人家属和店主一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家属表示，已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同日，死者家属已将1.9万元补偿款转回到了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

这一《见证书》确认了事件性质：1.9万元补偿款不应该发生，此前和稀泥式调解走歪了。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写的是《世道变坏，就是从是非不分开始的》：

在今天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夏璇说：“应深刻认识到基层调解的核心价值在于‘定分止争’而非简单的‘息事宁人’。”

死者罗某的儿子对记者说，一家人通过这几天的事情，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没有过错，是不需要赔偿的，我们如今认可这一点。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

对此，我很欣慰。和稀泥的人情社会的遗留，定分止争则是现代治理的精髓。2021年之前，许多机关单位甚至将“定分止争”错写成“定纷止争”，我曾为此写文与他们反复辩论。以下法院、司法局、检察院、律师、报社、教授的措辞都是错误的，显示了行政和司法机关的理念误区：

五年之后的今天，人民日报写对了“定分止争”，没有再写成“定纷之争”，我很欣慰。

我相信，当“定分止争”成为共识，社会定将更加和谐。

（呦呦鹿鸣旧文列明四点理由：定分止争：孙悟空，六耳猕猴，在这个世界谁赢了？）

此外，《见证书》也回应了网友的质疑：死者是不是被店主拖出店面的？是不是施救不当？

在最新报道中，店主解释道，之所以将在椅子上昏迷失去意识的老人带出门口，是因为天气炎热，店内又无空调，她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按民间经验将他移至门口通风处。“祁东话说中暑要‘见天’，‘见天’能呼吸新鲜空气。” 

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罗某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刑事案件。现场视频显示，肖爱华全程积极施救，及时报医，行为善意正当。没有证据表明店主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店主一方不应承担责任。

所以，这就是这次事件的终局了。

从赔款到退款，这是舆论的胜利，也是好人的胜利。它对冲了彭宇案“扶不扶”对社会善意的伤害。

为媒体朋友和网友们点赞。

呦呦鹿鸣2026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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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Photoby Jacobmooreimagesh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

接下来我要写的内容，有点大胆，超纲了。我有些犹豫了，想了想，还是说出来：当前，司法量刑体系走歪了，歪得吓人，有必要立即改正。

就以今天，8月25日，为例。

进入今日新闻的，有两个判决。

第一个判决：《刑满释放人员网购僧人证件应聘寺庙住持，诈骗近60万元被判刑10年》。

第二个判决：《北京大学副校长任羽中受贿案一审宣判：有期徒刑八年》

我们先假设法院的判决书中已经查明了这两人的所有犯罪事实。

一个是骗子周某。

2024年2月，周某看到江苏省镇江市一家寺院正在招聘管理人员，就从网上买了一张假证，自称法号“觉海”，前往应聘。寺庙信以为真，直接让他担任住持，负责寺院日常管理。上任后，周某利用住持身份，宣称自己能帮人入职宗教单位，向4个求职心切的人索要了42万元。

此外，周某冒用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处、佛教协会的名义，谎称全权负责辖区21所寺院的耗材供应业务，与水果经营商王先生签订供货合同，借机收取保证金，然后假借对接领导、拓展更多合作业务，不断索要押金、打点费用，累计骗取王先生5.7万余元。他还以寺院举办祈福法会需要采购物资为由，与另一人仲先生签订供货协议，骗取押金、货款共计6万元。

后来，因为6名受骗者迟迟等不到开工、入职、供货的通知，察觉异常后陆续报警。周某案发落网。

综合来看，周某的骗术很低劣，也很容易露馅，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另一个是官员校长。

法院说，2006年至2025年，任羽中利用担任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教育培训、升学就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95万余元。

在2025年12月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通报中，是这样说的：

“经查，任羽中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职工录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毫无纪法底线，公器私用，‘靠校吃校’，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教育培训、升学就业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任羽中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对比来说，周某假冒僧人身份获取住持工作，骗了6人60万元，而任羽中呢，利用在北京大学的职权，在招生就业、人事等方面，收了财物3195万元。

周某骗钱，除了6名受害者之外，没有其他人遭受不法侵害。而任羽中在北京大学副校长位置上在招生就业和人事问题上每一次收钱，都意味着另一位本应得到入学通知、工作岗位的人失去了人生关键机会，遭遇人生重大挫折。

无论是金额数量，还是对社会的危害深度，官员任羽中都超过骗子周某几个量级。但是，法院给出的结果是：

任羽中，判刑8年；周某，判刑10年。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肉眼可见。

我们假定这两个案件的判决中的法官都是秉公判决，法官之前的公安、检察部门也都是秉公司法。那么，这就说明，当下的司法量刑规则体系，出现了重大问题。

司法不公是一个社会最大的不公。我们常常会听到这句话：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恶果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但是，假如法律规则体系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呢？这又相当于污染了什么？

因此，本文认为：立法和司法机关，应根据社会危害程度，以最快速度，修改当前的量刑体系。以此，让已经歪成不像样子的司法判决，走上正轨。否则，社会将酿成系统性的不公。 

本来，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今天这个话题，本是肉食者谋之，也就是我们这等江湖野草的禁区所在。但是，这些年来，即便类似情况屡屡出现，衮衮诸公却像约好似的，并不做声，坐而视之，仿佛这种现象理所当然。

我今天，实在是不吐不快。

范仲淹曾有《灵乌赋》一篇，朋友们都不陌生：“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

它这是先提出一个问题：灵乌啊灵乌，你不过就是一只飞禽而已，为什么不高高地、远远地飞走？为什么要对众人叫来叫去，告诉大家吉凶，由此惹人愤怒，进而把你的翅膀折断，把你烹煮？直到死了才徒自后悔？

然后他又自行回答说：“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先生这句话，是我视野所见中国历史上中最为勇敢的一段发言。他说：

“我这只鸟儿啊，是想对主人有所报答，虽然我的叫声不好听，但是能警示于无形，防患于未然。了解我的人说，看到我会带来好运；不了解我的说，看到我会带来厄运。所以，我告诉大家反而会被大家误解乃至加害，但不告诉大家，灾难的到来会让大家陷于灾祸。……一割就卷刃的刀剑，怎么可以成为神兵利器？一烧就变形的石头，怎么可以称作是杰出宝石？我宁可大声呼喊，以至于遭难而死，也不能为了偷生而沉默。”

范公之志，我始终认为，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独一档的典范。我引用于此，算是给自己打打气，就像走夜路时唱一唱歌。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善。

呦呦鹿鸣2026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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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让做好事的良善人、守本分的老实人、怕麻烦的普通人，总是受胁迫、受气吃亏？

Photo by Zakh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这几天，湖南衡阳发生了一件事，让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8月17日，一名老人（有心脏病、糖尿病）进入一家棋牌馆，坐在靠近门口的椅子上休息，不到一分钟，在没有接触任何人的情况下，他失去意识晕了过去，有栽倒在地之势。店主见状，主动上前，将老人扶起，但被带得踉跄失稳，倒地瞬间，她护住了老人头颈，随后坐在地上，叫来120急救。

不幸的是，抢救失败了，老人还是离世。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善后处理：

老人去世后，家属向棋牌店索赔10万元，否则就把老人遗体放在店门口。

在派出所进行了两轮调解协商之后，达成结果：店主支付1.9万元给老人家属。

8月23日，店主儿子将扶人视频发布到网上，表达了困惑：“人该如何去救助帮助那些有需求的人，如何选对方向地救，如何目标明确地救，如何大胆地救，而不是让救助者寒心、胆怯！”

这一赔偿引来网友关注和媒体报道，今天，8月24日的消息说，湖南祁东县司法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店主儿子说“相关部门提出愿意将赔偿款补贴给他们”。

我们经常说，世道变坏，就是从是非不分开始的。

原本，这件事在事实层面和法律层面都非常清晰：

事实层面：监控视频证实，老人晕倒之前没有与任何人接触，店主是主动上前帮扶，是在做好事。

法律层面：《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以，店主无需付一分钱（相反，从道德上，老人家属应实质性地表示感谢）。与此同时，老人家属“不给钱就把遗体放到店门口”是以尸体相胁迫，属于敲诈勒索，直接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然而，在现实中，在派出所的两次调解协商，都以常见的“和稀泥”为特征，按闹分配，竟然反而让店主支付了1.9万元。

同样糟糕的是，在这件事引发网友关注后，当地“相关部门”并没有去找老人家属，反而是用公款补贴的形式来平息舆论。公款哪里来？来自大众。这样的公款支出，如同给恶意加一个培养皿。

在现实中，这种持续性的不分是非，太常见、太普遍了。在前些年的文章里，我反复说，“定分止争才是中国法系的正统”，也就是说，在解决社会冲突的时候，我们要追求“止争”的结果，但前提一定是“定分”，也就是明确是非、明确权利边界。可惜的是，因为我们国家法治基础过于薄弱，这样的正统总是被视为支流。

今年5月，湖北诞生了一个新成语“割四赔五”：一对河南夫妻开收割机到湖北襄阳，与农户约定，收割4亩地，每亩100元，共400元，因雨天麦子倒伏，收割时有少量麦粒撒漏（正常损耗），收割结束后，农户拒绝支付工钱，改口说，这里有5亩地，要农机手赔偿500元损失。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善后：农机手报警，民警到场，结果是农机手放弃400元工钱，并自掏100元，村支书垫付200元，这才得以脱身。当事人发布视频，引发网友关注后，当地的处理方式是：镇政府联系农机手，补齐400元收割费。

这件事与湖南衡阳这次事件如出一辙：派出所调解/协商和稀泥，按闹分配，老实人吃亏付钱，引发舆论后，相关部门公款补贴。

也就是说，走到了最后，无理取闹者仍然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实质性好处。这样的事件一次次发生，社会导向不言自明。

……此处省略一万字……

我们为什么每每要让做好事的良善人、守本分的老实人、怕麻烦的普通人，去受胁迫、去受气吃亏？

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最后受损的，不只是良善人、老实人、普通人，而是社会整体的善意，是每个人的福祉。因为，这类事件的每发生一次，都意味着人们面临危险时得到帮助的可能性降低了一分。

只消耗榨取而不予填补增量，再大的河流，也有干涸的一天；再善良温情的老百姓，也有冷漠的一面。

是非分明，世道才能向善。而世道崩坏，就是从是非不分开始的。

2026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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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结构上补充一个力量

Photo by Shovitchettri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昨天写了《甲醛白菜，一毒14年》。

每每写这类文章，总是痛心的。我今天一天都没有缓过来，情绪很低落，感觉受伤了。

关于甲醛，我曾经誓与“甲醛房”抗争，在呦呦鹿鸣这里组织过“甲醛房九百个故事”的公共写作，当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改进了弊象。如今回头看，时间竟已是八年之前，都已隐入尘烟，随历史长河远去。

为了防甲醛，许多人对家具涂料一选再选，装修通风时间一延再延，空气除醛一做再做，但，没想到，还有甲醛白菜。着实防不胜防。

这些年来，甲醛白菜一直在市场上流通。问题在于，情况相类的，远不止“甲醛白菜”一种。

甲醛白菜被我们注意到，是因为它在偶然间被一个行业外的、“钓鱼佬”出身的自媒体博主（@渔猎齐哥 ）在路边随机拍到并曝光。正如前段时间福建广播电视台记者在路边的收购站随机调查，偶然间曝光了“毒杨梅”。

那些偶然之外的必然，随机之外的确定，是我们更加忧心的所在。

那么，我们是真的拿蔬菜、水果、肉类等食品安全没有办法吗？对于当前在社会中运行的体制，这是一个无解难题吗？我们注定要与有毒食品长期共存吗？

并非如此。

根据我的观察：现有的社会监管体制、运行机制，绝对有能力保障食品安全，包括蔬菜、肉类、水果等所有食品。只是，一个变量影响到了它的结果。

就在前两天，8月17日，海关总署发布了一篇文章《守稳香港民生“菜篮子”——黄埔海关全链条护航农食产品安全顺畅供港》。

文章介绍了保障供港蔬菜质量安全的系列措施：

不只是蔬菜，对于活猪、预制菜、腌制烧烤小串等，海关都有一套措施，确保了“供港农食产品质量安全”。

因此，我们内地现有系统，完全有能力保障食品安全。

问题在于，海关系统只负责进出口食品，并不负责国内销售领域。

当前的食品安全工作，除了海关，常态的监管体系包括：食品安全委员会体系（议事协调）、市场监管体系（核心的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全程监管）、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种植养殖到进入批发零售之前阶段）、卫生健康部门（负责食品安全评估和相关标准制定）、公安部门（侦办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土壤重金属溯源和整治）、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运输过程中的监管）。

既然一个海关系统就成功解决了进出口领域的食品安全问题，那就说明，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无法克服的世纪难题。

有现成经验，就没必要摸着石头过河了。

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在毒杨梅大肆其道的同时，中国出口杨梅在各个国家销售火爆，也没有安全问题。具体来说，海关系统有一个《出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对出境水果的果园和包装厂实行“注册登记制”，设定了各种条件，注册之后，是日常监管，包括有害生物监测、有毒有害物质监控和监督管理，最后，是出口时的检验检疫。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药水杨梅”就几乎不可能出现在出口水果中了。

蔬菜和肉类，与此相似。

现在，问题来了：其他至少七大系统（食安委、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卫生监管、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拥有比海关大得多的行政、人力、财政资源，他们是不是可以“抄作业”呢？

可以，只是，还有一个因素我还没有提：

海关这套并不算深奥的监管体系，之所以有效，更重要的原因是：外部倒逼。

出口食品的责任主体明确，在海关的另一头，还有他国进口管理机构，一旦被进口国检验出违禁食品，将导致整批货物被拒绝入境或扣留销毁，企业会被列入黑名单，随之而来的是高额的处置费用、罚款、违约赔偿、信用降级、后续通关受阻……

一句话，因为“违法必究”，出口食品的违法成本大大提高，倒逼力量凸显。

相比来说，我相信，市场监管等七大党政体系，其力量、素质并不亚于海关体系。对比之下，之所以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是因为缺少了外部“违法必究”的制衡与倒逼力量。

大家都在努力，但只要一个环节“选择性执法”，一切就都功亏一篑。

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当前，媒体和舆论主动承担起了制衡的角色，无论是毒杨梅还是甲醛白菜，亦或者其他各种有毒食物，这些年来，媒体都没有停止揭露，有一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遗憾的是，媒体和舆论，终究还是不够强大，有待成长。

因此，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当前的监管体系力量已经足够，需要补充的是一个结构性的制衡力量。这一力量，要么，新设；要么，将现有某个监管机构转向；要么，将暂时充当制衡角色的媒体与舆论力量加强。

总之，要改，从根本上、结构上改。否则，有毒食品事件将会此起彼伏，难有休止。诸君以为然否？

呦呦鹿鸣202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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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尸位素餐的人太多，导致只是做了最普通事情的自媒体博主，竟然光芒万丈。

Photo by Dkeats from 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甲醛白菜，2026年8月22日，博主@渔猎齐哥 发布了视频：在河北张家口，他从路边随机挑了三辆装运大白菜的挂车，发现，每一辆都给大白菜蘸了甲醛溶液。

工人在装运时把每棵白菜都放进甲醛溶液中蘸了一次，以便让它多保鲜两三天。

问题是：人吃了这样的白菜，致癌。

此后，@渔猎齐哥 又在安徽合肥的市场里，从大白菜中检测出了甲醛，其货源也来自河北。完整爆料视频（6分40秒）如下：

刚刚，河北康保县政府也回应说：情况属实。

我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个基本事实：甲醛白菜并非新鲜事物。

早在2012年，山东就曝光出用甲醛喷白菜的新闻，广州也查出来自山东和云南的120多吨甲醛白菜，央视的新闻报道中，甲醛白菜来自七个省。去年，河北定州的蔬菜批发市场也发现甲醛白菜。

十多年来，甲醛白菜一直就存在，几乎成了蔬菜行业的“传统艺能”。

人人都知道它致癌，毕竟众所周知甲醛是一级致癌物，但甲醛白菜就明晃晃地在各省市之间畅通无阻。

直到今天，一个行业外的自媒体博主通过路边随机调查的方式，又将其曝光。

这件事的脉络，与前一阵的“毒杨梅”几乎如出一辙。早在15年前的2011年，毒杨梅已经被抽检发现，并发出警示，但直到2026年，记者仍然在收购站点的随机调查中发现了普遍给杨梅加药的现象。

我们是不是注定要生活在有毒食品的包围之中？我们是不是注定要不断投入时间学习各种食品鉴别专业知识成为食品安全专家？

我在去年就有关注到@渔猎齐哥 ，这位博主“走红”经历本身，很能说明当下社会的弊病。

他的家乡在武汉，原本，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钓鱼佬”，钓鱼时，他发现，河边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垃圾，于是，他开始组织志愿者在长江边捡垃圾。

捡着捡着，有一次，他捡到一个12年前的包，里面有不少银行卡，报警后，上了热搜，慢慢滴，他发起的捡垃圾活动有了热度。

此后，有粉丝和他说，某个地方有大规模的垃圾，他就赶去实地探访，然后举报，同时，拍成视频发到网络上。

他去过的地方包括重庆南川孝子河、太原北格镇、黔西响水洞、菏泽箕山河、云梦黑水河、吉首地下河、淮北黑水河、广汉工业区黑水河、列屿垃圾山、洞庭溪垃圾、赣州深水河、信阳泥河、蚌埠沫河口、慈利长潭河、资江、乐平、陈家湾黑水泉……

这些地方的垃圾对生态的影响非常恶劣，通过他的举报，两三年间，几十个污染问题得以处理，而他的粉丝也积累到了三四百万。

这件事最讽刺的问题是：@渔猎齐哥 所曝光的，都是那种非常严重、肉眼可见的污染，那么，为什么在他到来之前，常年生活在本地的“有关部门”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毫无作为呢？

为什么当地整个系统会失灵？罔顾民生到了此等地步，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良知的人，都无法接受。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那一层层无数的财政资源和经费，都消耗到哪里去了？正是因为尸位素餐的人太多，导致只是做了最普通事情的自媒体博主，竟然光芒万丈。

包括这次甲醛白菜问题，@渔猎齐哥 也只是在路边随机拍摄，就得到了震动舆论的“爆炸性消息”。

甲醛白菜毒在哪里？毒在甲醛致癌，更毒在让它经年累月地在市场上堂而皇之地流通、销售的那种系统性的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我自己是一个发言者，一个公共写作者，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当下中国，是一个超级新闻富矿，拿着一把锄头，随便一挖，都是重磅宝藏。

这些年来，我总觉得不可思议，也总觉得惶恐：我在呦呦鹿鸣所写的，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所看到的日常，算不上波澜壮阔；我所谈论的，也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绝谈不上惊天动地；我所遵循的，只是尽量诚实地说话，坚持说一些人话。就这么简单，日拱一卒，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结果，偏偏就是如此简单的写作与表达，十多年下来，竟已是市面上极其稀缺的文章，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支持。

我总觉得，@渔猎齐哥 和我这样的表达者，本不应该存在。

如果有一天，@渔猎齐哥 优哉游哉回去继续做一个钓鱼佬，而我安安心心地回老家晴耕雨读。那该是多么好的未来。

呦呦鹿鸣202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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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劳动者不能既自由又有保障呢？

自由和保障，难道是二选一的对立选项吗？为什么一个劳动者不能既自由又有保障呢？

Photo by Chris Ffrom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昨天，朋友发来一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张丹丹的视频发言：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我先是看笑了——不在官场的教授，竟也如此“何不食肉糜”？然后，又觉得嘴里发苦——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竟被认为是在享受福利。

先看看主角到底说了什么。这段视频来自财经栏目《聊一波》，当主持人谈到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时，张教授说：

中国有多少“灵活就业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是2.4亿人。如今是2026年，一些数据说，这个人群的数字已经超过3亿人。

这个庞大的人群社会保障处于什么状态？在2026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姚卓匀提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存在缴费负担过重、保障覆盖不全、监管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她建议构建多元分担机制，形成多元保障体系。

这个建议的背景是，“灵活就业人口”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人数分别为7057万人、6615.9万人。

也就是说，他们之中，有最基础社会保障的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不到一半。绝大多数都在社会保障网之外。

在“灵活就业人群”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在各大平台公司上生存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直播销售员。这些人被称为“新就业形态”。然后是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自雇人员、自由职业者。

众所周知，在各大平台上挣工分的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们，恐怕是当前工作最不自由的群体。因为他们的一切动作，都被平台算法所监控、控制。每一天，他们都在不顾一切地跟平台算法赛跑，不得停歇。这三个工作之所以被称为“中年失业三件套”，就是因为它们恰恰是最不得已的选择。

这数以亿计的人，确实是“灵活”了，但他们的工作并不灵活，而且，他们并没有主动灵活，他们的灵活，都是被动的，是别无选择。

此情此景，我们说他们的灵活就业本身也是一种福利？

假如张丹丹教授先跑一个月滴滴，再跑一个月外卖，再干一个月快递，之后再来谈其中的“福利”，才会更接近真实的现实图景。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张丹丹教授的发言或许可以逻辑自洽，但就正在“灵活就业”中挣扎的人们来说，这样的“福利论”，是“将他们已经麻木且慢慢结痂的伤口使劲掀开，掀了个鲜血淋漓，然后再云淡风轻优雅的撒上一把盐。”

何其残忍？

最简单的问题是：这样的福利给张教授，张教授自己会要吗？

如果学术真的如此残酷，如此无视普罗大众的生存困境，那么，这样的学术，不要也罢。

回头看张丹丹教授本人的学术履历，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是真的长期研究底层劳动者的一位学者。

在北京大学官网上对张教授的介绍中，除了“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她还是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并兼任“人工智能与灵活就业”专委会主任，“重点关注转型期弱势群体的福利、社会变迁和制度文化冲击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以及灵活就业、人工智能等劳动市场问题”。

她的论文包括“最低工资、流动人口失业与犯罪”“农民工犯罪类型的决定因素” “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等。她主持过的科研项目包括“农民工子女教育与健康研究：基于客观人力资本评价数据的分析”（经费23万元）、 “乡村治理、留守儿童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经费18万元）、“城乡移民和犯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莫纳什大学资助）、 “在目的地时间的长短、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等。

可见，她并非是不接触、关注底层劳动者的学者，可是，为什么连这样的学者都会说出如此“何不食肉糜”的发言呢？

综合来看，全国几十万教授，虽然拿了无数课题经费，但是，客观上，为底层民众发声的，却很少很少。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上一次听到大学教授为民众困境发声，是什么时候？

是不是很遥远？这与他们庞大的人数、所享受的高待遇和高福利相匹配吗？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因为过于精致利己主义而呈现出一副冷血模样。

相比之下，张丹丹教授还是其中比较“优秀”的，至少，她展现出了努力研究底层劳动者的模样。

更多的教授们，连装个样子都不愿意。他们距离大众生活，距离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已经非常遥远。他们的同理心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而最让人担忧的是，如果公共决策是基于这些人的“研究成果”，那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场景。

最后我想说，也要感谢张丹丹教授的惊人发言让“自由与保障”这个命题进入大众视野。而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自由和保障，难道是二选一的对立选项吗？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当把“灵活”包装成“福利”，而是应该补齐制度短板，让落后制度追上新形势，将每一种就业状态的劳动者，无论是在平台经济下挣扎的几千万上亿人，还是无数民间的自雇者，都纳入社会保障网络，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劳动、安心生活。

为什么一个劳动者不能既自由又有保障呢？

呦呦鹿鸣2026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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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人社局在本案中的认定，欠妥。更应当做出的，是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

Photo by Marek Piwnickifrom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8月17日，我写了《<酒局献祭>中的误区：孤证不立》，不出意外，被一些人举报了。比如这位自称“乐先生”的人：

为什么会说“不出意外”呢？因为这篇文章指出当下自媒体写作的常见误区和危险，由此教一点公共写作的方法论。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叫“医不叩门”。我这样劈头盖脸的就说在座的各位都步入误区、都有危险，自然是会给人造成不快，以及，误会。

如果我把它设置成付费文章，大概就不会有这类举报投诉了。但偏偏我又是一个不喜欢让读者付费阅读的犟脾气。于是，只能说，随缘了。一篇文章能让一些人有所得，就足够了。

这篇文章的第二天，8月18日下午，杭州就“酒局献祭”事件发布了《情况通报》：

这个通报是比较及时的，在坊间传言不断冒出之后，杭州方面以处置组的名义予以了回应。“绝不姑息”的态度也鲜明、到位。

不过，通报中犯了大多数通报中常见的毛病，我总结为“通报病”。重点体现在对当事人的称呼上。

通报原文：“7月26日晚，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男，某企业高管）、郁某栋（男，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餐后在某KTV活动期间，对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其间赵某峰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

众所周知，“赵某峰”是招商蛇口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海峰（招商蛇口是上市公司，央企，在2024年《财富》中国500强中排名第154位），“郁某栋”是杭州滨江区分管城建的副区长郁廷栋。 

通报称呼赵海峰为“某企业高管”，称呼郁廷栋为“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如此行文，是在一个通报里采取两种标准。如果是采取和副区长一样的标准，那么，应当称赵海峰为“某企业员工”，而不是“某企业高管”；如果采取和总经理一样的标准，那么，应当称郁廷栋为“滨江区领导干部”或“滨江区副区长”“滨江区副局正处级干部”。

通报中的职务称呼，通过模糊化的词汇，在阅读体验上产生了淡化当事人身份的效果。

不错的行文技巧，但与“实事求是”相悖。建议大家不要学习。

以下是今日正文

2026年4月23日，深圳一家公司39岁的程序员邢某去上班后猝死于卫生间。近日，其公司为其向深圳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遭拒。

这位程序员的妻子说，人社局工作人员的拒绝理由是：邢某工位在11楼，当天9点，邢某打完卡后去了2楼卫生间，没有先去工位，也没有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内容，因此无法认定为工伤。

是否认定为工伤，对于邢某一家经济意义重大。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因工死亡，工伤保险基金将向其近亲属发放三项资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丧葬补助金。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026年全国统一标准为113.004万元（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其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

丧葬补助金：6个月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这位程序员育有两个孩子，年龄尚小，如能从工伤保险基金申请到资金，则家庭压力大减。这也是日常缴纳工伤保险的意义所在。

记录显示，他在公司几乎每天都加班，平均加班时长（不含周末）是3小时6分，平均在岗时长12小时4分，日常都是9点上班晚上九点多下班，也有加班到凌晨的时候。

这是典型的“牛马”程序员工作节奏。

那么，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是否合理呢？

工伤保险是“五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之一，强制用工企业缴纳。收缴上来的资金构成工伤保险基金，由人社局管理。

从人社局的角度，不予认定，可以为工伤保险基金减少一笔开支。

看起来合理，但细究起来，并不合理。这种决定，背离了立法初衷，也偏离了司法实践的发展脉络。

查询《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

“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

可见，立法目的有三：保障劳动者（及时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预防康复、分散用人单位风险。

在具体条文中，《条例》也是尽可能地为劳动者提供保障。

《条例》中的工伤分为两类：工伤、视同工伤。

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视同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请注意，视同工伤与工伤有一个关键调整：《条例》将“工作场所”改为“工作岗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措辞变化呢？

“工作场所”，是一个固定化的静态空间，强调位置、处所，而“工作岗位”，强调的是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因为这一变化，可以延展出这样的理解：为了满足职工的生理需要，进行工作前的准备活动（比如上厕所）的场所和空间，也应该属于“工作岗位”的范畴。

这样的理解，可以在具体案例中帮助到劳动者。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发布的40号指导案例《孙立兴诉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人事局工伤认定案》：

2003年6月10日，天津一家公司的员工孙立兴受公司指派去北京机场接人，从办公楼下楼，准备去开车，结果，走到一楼门口台阶时，脚下一滑，摔伤了，而且摔得很重。他后来向劳动局申请认定工伤，劳动局认为：摔伤地点不属于其“工作场所”，下楼过程中摔伤，与其开车任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符合“因工作原因”致伤；不予认定。

此后，他发起了诉讼，而天津两级法院的判决是：

 《工伤保险条例》中的“工作场所”，指与职工工作职责相关的场所，在有多个工作场所的情形下，还应包括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汽车停在商业中心一楼的门外，孙立兴要完成开车任务，必须从商业中心八楼下到一楼门外停车处，从八楼到停车处是孙立兴来往于两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也应当认定为工作场所。

 《工伤保险条例》中的“因工作原因”，指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即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存在一定关联。孙立兴为完成开车接人的工作任务，必须从八楼办公室下到一楼进入汽车驾驶室，该行为与其工作任务密切相关，是为完成工作任务在客观上必须进行的行为。因此，孙立兴在一楼门口台阶处摔伤，系为完成工作任务所致。

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将其认定为工伤。

多年来，工伤认定一直是一个司法争议点、难点，甚至是困境。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5-2024年间全国法院受理的工伤保险行政案件年均增长12.3%，其中因“三工”（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要素认定引发的争议占比高达68.7%。

随着时间推移，司法实践的趋向更加明确了：尽量为劳动者提供更多保障。

比如，在2025年发布的《吕某某诉某保安服务公司工伤认定案》中，就与程序员邢某的遭遇更加接近了。

吕某某是一个医院停车场保安，2020年8月27日，在医院卫生间昏迷倒地，心源性猝死。此后，当地人社局认定：视同工伤。但保安服务公司不服，提起诉讼，哈尔滨两级法院判定：在日常工作中上卫生间是其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吕某某在卫生间突发疾病死亡应当视为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决定没问题。

如果我们看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就会发现，从2003年孙立兴案，到2020年吕某某案，再到2025年的新规，司法实践正在走出“工伤认定困境”。

比如，在这个新规中明确规定：

“工作期间在合理场所内因解决必需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也属于“因工作原因”，应认定为工伤；

“职工按照单位安排居家办公，有充分证据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确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不应因在家工作而影响认定工伤。”

这既是过往司法案例的总结，也是一种态度的定调。

看完这个立法与司法实践的脉络，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位39岁的程序员打卡后猝死于卫生间，应认定为“视同工伤”。

深圳人社局在本案中的认定，欠妥。

因此，本文支持程序员家属申请复议，建议深圳人社局就本案改弦易辙。而且，我也认为，当一部法律法规因措辞导致语言边界模糊、行政工作人员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时，更应当做出的，是有利于劳动者的解释。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呦呦鹿鸣2026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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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娜杀夫案：大郎，该吃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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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一个人可以恶毒到什么程度？

山东菏泽中级人民法院这张“刘娜杀夫案”死刑布告，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年轻妻子对同龄丈夫设下的残忍杀局。

在布告中，故事是这样的：

女生刘娜和男生刘某，都是00后，都是山东菏泽单县人，来自相邻的两个乡镇（龙王庙镇、蔡堂镇）。

当地流传的婚礼照

2023年3月17日，他们举行了婚礼。但是，“刘娜不愿与刘某共同生活，又担心退婚村民说其父母闲话，遂预谋杀害刘某。”

5月28日（此时是婚礼两个月之后），丈夫刘某对刘娜说，第二天晚上去岳父岳母家吃饭。这大概率是年轻的丈夫为了增进和妻方关系的尝试。

此时，刘娜开始了她的操作：她先到药店购买了一盒复方地西泮片。这是治疗焦虑性神经症和神经衰弱的处方药，具有镇静作用，也是安眠药的一种。然后，刘娜和丈夫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中的一个机井里有锦鲤，现在，要到机井里抛硬币解梦。

信以为真的丈夫被刘娜哄骗着，一起找到了一处机井。正位于他家和岳父家之间。当晚，他在刘娜的陪同下，在岳父岳母家吃饭，喝酒。晚上9:20，刘娜开车，载着丈夫回家，上车后，她把复方地西泮片拿出来，说这是解酒药，让丈夫就水吃下6片（此药正常剂量是1片）。

到了10点左右（就时间看，40分钟够药效发作），刘娜将车停在了事先找好的机井旁边，然后“诱使、强迫”丈夫下机井捞鱼，也就是梦中的锦鲤。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刘娜具体是如何“诱使、强迫”的，但结果是刘某坠入了井内。接着，这位在井底的年轻丈夫四次请求刘娜喊人施救，但刘娜“数次驾车往返，并未找人施救”。她为什么往返？丈夫对她如何求救？我们也不得而知。

事实是：四个小时后的凌晨2点多，刘娜盖上井盖后离开。而法医鉴定，丈夫正是缺氧窒息而死。一些当地的消息说，井盖盖得严密，还铺上了泥土，掩盖了痕迹。

三十多个小时后，机井在偶然中被他人发现异常。刘某遗体曝光。随后，警方通过附近的轮胎印记以及受害者体内药物检测找到了线索，案件侦破。

“大郎，该喝药了。”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潘金莲。但刘娜显然是一个比潘金莲更加恶毒的女人。潘金莲作恶，尚且有被大户强收为妾室又被主母排挤被派给“三寸丁”武大郎的遭遇在前，也有西门庆勾引合谋在后，而刘娜，则是纯粹的恶，婚后两个月就下了死手。买药——解梦——走访机井——喝酒——喝药——下井——四小时等待后盖上井盖——消除痕迹，谋杀过程一环套一环，冷静得可怕。

她不过是因为自己犯罪经验不够丰富而落网。

这个刘娜，堪称最恶毒的00后。她的恶毒，让人不寒而栗。

看到这个布告后，我就在想：这种恶毒，到底来自哪里？杀人动机从何而来？

为什么“村民闲话”会让一个人如此担心以至于起了杀心？这一点法院布告没有说明，本案也没有媒体机构报道过。但，来自多家菏泽当地自媒体作者的消息说，女方收了男方60万彩礼，购买的婚房和车也写了女方名字。这一数字虽未经权威机构证实，但提供了一个杀人动机的解释路径：如短时间离婚，女方应退还彩礼，但如男方死亡，女方则不需要退还彩礼，反而成了一位横遭不幸值得同情的寡妇。

彩礼问题，已经是当下的一大社会问题病症。一些地方，尤其是乡镇，彩礼已经远超一个家庭的负担，所造成的社会悲剧个案已经数不胜数。

高彩礼的存在，结构上的原因是乡镇农村男女比例失调，男多女少。而文化上的原因，则是对婚姻的认知。（相比之下，城市中就没有这个问题。）

刘娜杀夫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而其中的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释放的。

将来，我会找机会尽量细细探究这里面的问题种种。今天先把问题提出来放在这里吧。

呦呦鹿鸣2026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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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月未能更新。但，好在，朋友们，今天，我，呦呦鹿鸣，又回来了。不容易啊。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又是一个月未能更新。

但，好在，朋友们，今天，我，呦呦鹿鸣，又回来了。

不容易啊。

这几天，江总的纪录片正在播放，里面提了一点很值得我们参考：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各种知识。以语言为例，他精通英语、俄语，熟习罗马尼亚语，通晓西班牙语、日语、法语、德语，甚至还掌握了冷门的乌尔都语，没有一股学习劲头，是绝做不到的。

比如，他曾向时任驻墨西哥大使的金章候学习西班牙语，并称之为“老师”。据@眼镜湖 说，外交部还流传着另一个江泽民爱学习的故事：有天晚上，为了请教一个外语单词，他把电话打到相关地区司的司领导家中，接电话的是司领导的孩子，听到电话那头说“我是江泽民”，孩子根本不相信，马上回应说“我还是江泽民呢！”

以前我也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可叹的是，如今，年届中年，那股学习的劲头却已是大不如前。如今，一些买的书甚至都还没有开封，更没有把互联网上的学习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只感觉，一个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漂泊，面对知识海洋，着实有些无力，当然，更可能是懈怠。

嘿嘿，似乎说得有些远了。

就着学习的话题，择日不如撞日，既然呦呦鹿鸣以“公共写作”为底色，今天，请朋友们，尤其是关注本号的创作者们，和我一起完成一次公共写作的学习。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善莫大焉。

今天，8月17日，公众号“壹地产”发布了文章《一场酒局献祭，掀开了杭州地产潜规则》，到傍晚6点，转发量在微信里已达2.6万次，属于一篇爆款文章，值得点赞。

这篇文章有三个优点：一、创造了一个新词“酒局献祭”，文字创意满分；二、文章行文借鉴了一些大号的风格，短句突出，遣词造句成熟；三、及时，杭州滨江区副区长郁廷栋（分管城建）的简历是8月14日被撤下，前两天有一些文章披露了杭州这起酒局事件，但8月17日的本文，是目前最为全面的。

但是，我认为，对于所有创作者来说，这是一篇危险的文章。它的危险，正是来自于它的行文风格和行文逻辑。包括对于读者，它也是危险的。

请朋友们先阅读这篇文章全文，然后我再和大家一起就其中误区和危险展开学习。文章原文如下：

这篇文章危险点在哪？

首先，我们来看文中提到的两个关键事实：

“李静刚刚落座，还未动筷，郁便提出明确要求：先喝酒，而且必须用壶喝。”

“宴席结束，李静被带进了楼下的商K，除了饭局众人，还多了几位陪酒女。据说后来的起诉书称：李静被强制猥亵和故意伤害。”

这些信息并没有交代信息来源，从行文看，我们可以推测来自建发地产杭州公司女员工李静。

问题就在于，文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个可以佐证的信息源或证据。李静是不是一进去就被要求“拎壶冲”？李静是否被强制猥亵或故意伤害，是何等程度的侵犯？我们无法确证。

事情发生在7月26日晚，并不远，目前也没有其他公开、可信的信息可以佐证。

但在接下来的叙事中，文章作者开始言之凿凿：

“这场饭局的C位，是滨江区副区长郁廷栋。李静被叫来饭局，他要求拎壶冲；在KTV，他毫无顾忌猥亵对方。”

“建发领导叫来自己的女员工喝酒助兴，在其被领导欺负、猥亵，甚至在其求助时无动于衷；招商的总经理更是放肆，和领导一起猥亵对方，还推搡致其受伤，事后还发信息指责受害者。即便对方根本不是他的下属。”

这一文章，是对一名省会城市副区长、多位大公司总经理的刑事犯罪指控，因此，对于一个公共写作者而言，需要多方信源交叉验证，同时，还需要尽可能地在安全范围内向读者展示这种验证，至少是提及这一验证过程。

请注意一个写作关钥：孤证不立。

有闻必录很可能陷入偏听偏信。

虽然很可能文章中所述就是那一晚发生的事实（现实中这种案例也比比皆是），但是，目前文中所呈现信息并不能排除其他种可能。

须知，弱者陈述并不等于真相，“受害者”也有可能撒谎。就在7月，广东一名16岁女孩报警称遭父亲强暴，父亲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二审时，她又出庭作证称是自己因为父亲管得太严心生怨恨，捏造事实诬陷了父亲。（其母亲对记者说，女儿初中时学会抽烟喝酒，还和人一起泡吧，2024年2月办理休学，其父亲不让她去酒吧打工，晚上也不让她出去玩，撞见她带男朋友回家后暴怒。6月22日晚，女儿在电话里和父亲发生冲突，次日就去派出所报警。）

所以，一个公共写作者在未展示证据和信息交叉验证的前提下，如此言之凿凿地行文，已将自己置身于一种危险境地之中。

近年来，我已经看到了多起公共写作者（自媒体作者）采用单方面信源写作导致文章失实的案例，一些作者甚至因此被法院判决赔偿。他们写作时并没有恶意，但是，结果却是如此。而一些转发者，以及其他一些引用其文章内容的作者，也因此遭殃。

这是当下许多公共写作者很常见的误区。我只希望朋友们不要经由这些误区而养成不好的习惯。否则，就太可惜了。

同时，许多读者因为并不了解文章背后的逻辑，也很容易被行文倾向性带走，进入认知误区。

我非常厌恶那些性侵者，在呦呦鹿鸣这个公众号里，我已经打了很多场这个主题的仗，其主角也包括官商两界。但我仍然认为，公共写作需要热血，需要路见不平一声吼，也需要向大众展现公共写作的一个关键点：我们的写作，为什么是可信的。

一个作者的公共写作，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与朋友们的共同学习。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呦呦鹿鸣202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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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假如你有一个侄儿，厌学，不去学校，一直呆在家里，一家人都为他忧心忡忡。

这一天，孩子的父亲找到了你说：孩子他叔，不如让孩子到你的快递驿站里分拣包裹、干点零活，不要工资，就是短期干干活，让他磨炼磨炼心性，也许这么一来，他就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了呢？

作为小老板的你，会不会答应？

如果是我，我会答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此举手之劳，我兼济不了天下，给身边的孩子帮一点小忙难道还不行吗？

然而，这很危险。

2026年7月18日，《大庆晚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该市一个快递驿站老板就是这样好心帮朋友忙，结果被罚款5000元。新闻说，这名厌学在家的男孩2010年出生，还未满16周岁（如今是2026年，应该是只差一点点），孩子父亲和驿站老板是好朋友，为了磨炼孩子心性将他到驿站分拣包裹，说明只是短期，且不要工资，店主抹不开面子就答应了下来。结果，劳动监察部门上门核查后说：

不管是否发放工资、只是短期打杂，只要未满16岁的孩子，参与门店经营干活，就属于违规使用童工。

随后，罚单开出：

这个罚单开得有没有问题呢？

一眼看过去，没有问题。因为2002年国务院发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在第二条就明确规定：

“第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均不得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而第六条又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使用童工的，按“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

所以，罚款有依据，5000元，也有依据。甚至，5000元是2002年的法规标准，如今是2026年，经过这么多年的通货膨胀，这个数字所造成的惩罚感，明显比立法之时轻了很多。

相反，根据该《规定》第十二条，如果执法人员发现使用童工的情形却“不予制止、纠正、查处的”，将被记大过、降级，乃至撤职或开除。

但是（问题往往就出在但是），虽然处罚有法律依据，我们心里又总觉得怪怪的：这个驿站老板明显是在做好事，谈不上什么社会危害性，反而确实是有助于帮助厌学的孩子。

就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孩子暑假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零工，不是恰恰有助于他体会生活的不易，了解社会运行的规则吗？家长说是为了磨炼心性，这个出发点完全是人之常情。 

怎么反而要罚款5000元呢？

法律，一定要与“情理”相悖吗？

类似的罚单这些年来是屡见不鲜的。在广东，还出现更典型的案例。有一家烩面馆，假期让自己家孩子在店里帮忙擦擦桌子扫扫地，也被罚了5000元。即便店主拿出户口本证明自己是家长，也未能免罚。

按照《规定》，确实不能免罚。

虽然，《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的结尾部分，有两条免责规定：

“文艺、体育单位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可以招用不满16周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运动员。”

“学校、其他教育机构以及职业培训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进行不影响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教育实践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劳动，不属于使用童工。”

但是，不论这家烩面馆，还是快递驿站，都不属于“文艺、体育单位”“学校、其他教育机构以及职业培训机构”。

换言之，在这个《规定》中，“文艺、体育单位”或“学校、培训机构”在孩子工作问题上有特权，而家长没有。

是不是依然觉得哪里不对劲？

这世间怎会有如此说不通的规则呢？

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反复提醒各位家长，千万不要干违法的事。但是，没有人思考：是不是规则出了问题？

让我来当那个“国王的新装”中的小男孩吧。

我们国家有《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但为什么会有它？它是怎么来的？追根溯源，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融入国际社会，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其中就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的《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

根据联合国官网，这个公约是1973年在日内瓦通过的（它是自1919年以来所有关于劳动年龄的公约的总文件），25年后，1998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签发《批准<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的决定》。同日，该条约在我国生效。

在批准公约的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就业或工作的最低年龄为16周岁（但公约暂不适用于香港）。

▲截图来自国际劳工组织官网《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该公约以英文、法文为正式文本，但官网有中文版

细看这个公约，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最低工作年龄都是16岁，一些经济和教育设施不够发达的会员国，可以将最低年龄规定为14岁。

更重要的是，《公约》里有一个关键条款，一直被我们忽略：

从第7条看，如果一项就业或工作在“从事轻工作的情况下”，“大致不会危害健康或发育”，并且不会妨碍他们上学等受教育的权利，那么，会员国的法律或条例，就“得允许”。

“得允许”在公约中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会员国允许。

公约甚至专列一条要求：对于15岁但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同样也“得允许”这种轻工作。

那么，我们的《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有没有设定这样的“得允许”条款？

没有。

于是，罚款5000元。几十年不断地罚款5000元。

如果参考《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本案例的这5000元罚款完全不应该发生。恰恰相反，立法部门未能尽到将公约规则落实到相关法规中的责任。

《公约》并没有违反情理，恰恰相反，它已尽量思虑周全，照顾到方方面面。只是，到了我们出台《规定》落实公约时，它被*割了。

要知道，《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是《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的渊源所在，换言之，前者是根本，后者是枝叶。 

所以，没错，我们之所以觉得不对劲，是因为规则出了问题。我要说的是：面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现象，几十年来，法学界、司法界、行政执法界，放弃思考和追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由一部有缺陷的法规不断给老百姓添堵，从北到南，制造一则又一则本不应出现的新闻。

于是乎，有关各方习惯成自然地不断开出罚单，习惯成自然地教育老百姓不要再触犯法律法规。

这正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甚至也是我在法学院毕业之后不愿意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原因：法律界此类不堪现象的根深蒂固，实在让人不忍细看。

他们都不来，那就我来吧。虽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然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虽然说7月以来文章阵亡率已过50%，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提出这个建议：

请修改《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

那些5000元罚单本不应发出，它们早就该结束了。

呦呦鹿鸣2026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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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纸上种田？

2026年7月14日央视新闻《焦点访谈》对湖南省江华县的基层农业干部和农民，展开了监督报道，题为《种在纸上的水稻》。

怎么回事呢？小小一个江华县，是不是田间地头藏了重大腐败，以至于惊动了央视？

基本事实如下：

江华县有基本农田32万亩，其中一部分农田还可以种植早、晚双季稻，省市将该县水稻种植面积任务确定为39万亩（早稻12.9万亩，中稻13万亩，双季晚稻13.2万亩），作为硬任务。

从统计局数据、台账报表上看，该县完成了这个任务，然而，央视记者使用无人机航拍发现，虽然道路两旁可视范围内种植的都是水稻，在可视范围之外，不少农田种植的则是烟叶、罗汉果、芋头、南瓜、苦瓜等经济作物，并不是水稻。查阅当地账本发现，领取水稻目标价格补贴的田亩数为23.8万亩，与任务数差了15万亩。

节目中，《焦点访谈》认为江华县农业干部和农民，在玩数字游戏，欺骗上级。

看完报道，我第一感觉并不是觉得江华县干部和农民干了多大坏事。

农民为什么不种水稻？难道是因为农民蠢吗？

真实的原因是，种水稻辛苦，却不赚钱。以早稻为例，一个典型的种粮户成本是：田租200，种子90、撒肥一亩200，撒肥人工18、割稻倒伏100（未倒伏80）、耕田100、杀虫杀菌100（用飞防打）、除稗草35，以上加起来是843元。他能收入多少呢？如今稻谷是0.85一斤，按照亩产1100斤算，是935元。

一季下来，满打满算100元不到，自己的劳动和管理成本还没有计算进去。

与之相比，种植芋头、南瓜、罗汉果等，收入明显更高，如果是种烟叶，则更高了。一户农民，如果勤劳种植烟叶的话，收入一二十万很正常，并不低于到城里打工。而且，种烟叶一般来说是和水稻轮作的，烟叶收成后还可以种一季晚稻。

《焦点访谈》中的农民们，固然在上报水稻种植任务面积时多报了，但是在领取农业种植补贴时，他们没有多报，而是实报。他们没有欺骗财政资金的动作。

他们所做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让自己多收入一些，一是让下任务目标的领导安心。

如无人机拍摄的镜头看，江华县并没有抛荒，他们种植芋头的农田得到了妥帖的照顾，长势很好：

在我看来，是这些“硬任务”给农民和基层干部添了麻烦，而不是农民和基层干部给上级领导添了麻烦。

2024年时，被检方指控受贿8.13亿元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审。这位书记大人任职贵州时一大政令就是“玉米革命”：举全省之力禁止贵州农民种植玉米。

“你敢种，我敢铲，坚决不留苞谷秆。脱贫要幸福，不要种苞谷”。孙志刚在省委层面，对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做出“战略安排”：2018年，贵州全省必须把玉米种植面积从1100万亩减少到600万亩。

为此，孙志刚采取“五步工作法”：政策设计、工作部署、干部培训、监督检查、追责问责。省农委牵头督促考核，对作风漂浮、弄虚作假、工作不力和进展缓慢的，要进行通报或约谈。压力层层向下传导，一些基层干部没办法，采取了违法措施：农民种植玉米被发现，将免去三年的合作医疗补贴。

如今看来，孙志刚主导的这场“玉米革命”颇为荒唐：一个人当上了省委书记，就自以为什么都懂，处处指手画脚，比农民还懂得农民应该种什么。这让我想起《我爱我家》的一句台词：“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要饭。”那时的编剧是真敢说啊。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荒唐吗？最关心农民利益的是农民自己，这片土地适合种什么，种什么收益大，农民会自行判断，即便一时判断不了，也会迅速从周围学会。

所以，想要农民多种水稻，那么，最应该做的是增加种植水稻的收益。一边是水稻价格停留在几十年前，一边又强令农民种植水稻，这种政令能长久吗？

从新闻专业角度， 《焦点访谈》这个报道只看到对县、乡、村三级展开调查，却没有调查采访制定任务目标的部门，了解他们依据什么来给江华县下达39万亩这一水稻种植目标“硬任务”。

这个任务一定是科学的、正确的吗？ 如果在厘清这一问题之前，湖南省因为《焦点访谈》这则报道就启动大规模的追责，追责江华县的基层农业干部，我以为，对农业工作未必是好事。

“纸上种田”是形式主义，可是，许多形式主义造假行为何尝不是被逼无奈呢？形式主义的背后，有没有官僚主义呢？

另外，我对报道中的预设前提也颇为疑惑：水稻是粮食，难道芋头、苦瓜、南瓜就不是粮食了？它们不能吃？农民种这些经济作物威胁到粮食安全了？

将“粮食”概念缩小到“水稻”，真的好吗？

种田这种事，还是得尊重农民的意愿，各级政府能做的是因势利导，而不是横下暴令。古今中外的教训无数次地在证明：一个社会的饥荒，往往是来自于人祸，而不是来自于天灾。只要不胡作非为，粮食安全就不是问题。

呦呦鹿鸣20260715

PS：昨天文章已消失。7月1日-14日，我写了9篇文章，“无法查看”4篇。其中最短暂的，只存活了半个小时。

一般来说，一支部队伤亡率超过30%，就必须退出战斗了。阵亡率过高，确实比较伤身，接下来我会休息休息，以待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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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勒工名，两难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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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关于长沙“女干部占车位”事件，7月13日下午，澎湃新闻记者来到长沙市体育局，针对《情况通报》之后网络上关于通报“拉偏架”的疑惑，直接提问。

该局党组书记谭果表示：有关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还要核实，我们还在核实。”随后，谭果称还有事起身离开办公室。他旁边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一切以官方公布为准。”

7月11日，联合调查组《情况通报》发布，各大媒体转载。我的前同事孙旭阳看到后，信手写了一篇《长沙这份通报，妙就妙在不撒谎》，我看了后，说“你这写得也太短了，就寥寥几百字”。他则多少有些不屑：扒拉这种小事，与其说无聊，不如说是屈辱。

我们都曾经在传统媒体长期工作过，然后我们产生了同样的感慨：放在二十多年前，这样的题材线索，最多就是报社热线版豆腐块，社区新闻记者分分钟就理清楚了，如今，却升级到省会城市组织几大部门的联合调查组写这么长的通报后我们依然云里雾里……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媒体的退化？

孙旭阳说，“非要写这几百字，是被激出来的。长*有一些写材料的，可能觉得四海无人，可以任意欺蒙。我给他们见识下另一种可能。……无论公司还是公家，应对舆情最忌这种倚门饶舌的二脸子。啥都想要，又啥都不彻底。挨打呢，不想立正。怼脸喷人呢，又心虚，只能玩些暗戳戳的文字游戏，暗示自己从不向真相低头。”

虽然他的语言风格和我大相径庭，但我知道，他一贯秉承一片诚心写作，观点未必尽善尽美，但绝不虚伪做作。

随后就是我接力来写了。这篇文章很意外地用了很久时间，它果然很消耗元气，写到中间就不得不中断，到第二天才攒足了力气接着写，写了几千字，到傍晚才发出：“材料强者，恐怖如斯”。

文章有刷屏之势后，很快就“无法查看”了。深夜的时候，六神磊磊仗义出手，转载了删减后的版本，然后，也“无法查看”了。

后台不少朋友表示慰问，让我深受感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得读者如此，夫复何求？也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删掉文章，是不是得了什么好处？其实，这“无法查看”并未经过我的同意。试想，亲手写的文章，皆为心血之作，我视之如儿女，删？我如何舍得？

回头看，仅7月1日-12日，已有三篇文章“无法查看”。另两篇是《泰山景区终于回应，却诚意欠奉》《卢沟桥收费，侮辱了谁？》。在我自己这里，总免不了心痛。谁愿意往自己身上一刀接着一刀地割呢？ 

当然，结果仍是好的，这些文章对社会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积极影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太白一首《侠客行》，足以慰藉我心。

大孙说，“《刀笔巅峰之作》具有传播史价值。开此先例，以后各地再有通报，就会审视他们的刀笔吏文风，这就是你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即便是流量号冲着流量也会加以审视。”

我自己更在意的则是，普通人在接触各种信息的时候，能否借由这篇文章所提示的方法论，让自己有一双慧眼，洞穿虚妄。

然而，如果不断要求普通人提高文字鉴别能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云云，真的好吗？或者，真的是必须的吗？

我觉得，如今的普通人，已经够累了。这些年来，好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求一个人成为专家中的专家，拥有专家级以上的知识储备，才能与各领域的忽悠专家斗智斗勇，对抗“专家级”的话术设计，保护自己。

比如，看最简单的理财产品页，如果不懂“业绩比较基准”等概念的真正含义，很可能就会被诸如“近六个月年化6.15%”这类显目数字给误导。

简简单单想买一个实木家具，如果分不清“纯实木”“实木颗粒板”“实木贴皮”的区别，背不下国家标准GB/T 39600—2021中E1、E0、ENF的具体甲醛释放量数值（比如ENF级为≤0.025mg/m³），或者，不懂用游标卡尺测量封边厚度，都可能被忽悠。

食品安全领域就更不用说了。一想到北大清华那么多高分学子被一个“鹅腿阿姨”忽悠那么多年，高价吃下那么多冒绿光的鸭腿，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如果再要求大家看一份公文也需要孙悟空级的火眼金睛，难道不是有些过分了吗？大家好不容易下了班，吃吃火锅，唱唱歌，不好吗？少一些时刻戒备，就少一些紧张压力；多一些相互信任，也就多一分放松愉悦。诸君以为然否？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方案是现成的。

在中国传统中，有一个宝贵传统：“物勒工名”。这个制度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到明代。

以下图这一块明代城墙砖头为例：砖头正面，刻着提调官（因项目临时设立的官职）、通判（正六品知府属官、分管粮运和农田水利事务）、主簿（府县文书官吏）、司吏（正九品知县佐官，负责文书印鉴管理）的名字；砖头背面，刻着总甲、甲首（甲长）、小甲、匠窑人、造砖人夫的名字。

这样的制度只有一个目的：通过方便便捷追责，确保公共项目的质量，让参与者心有惕励，工作之时有危惧之感，提前避免豆腐渣工程。

如今各地在热点事件后纷纷出现的“联合调查组”，本质上也与之类似。都是临时性项目，都是临时抽调各部门官吏组队，都是老百姓关心的公共产品。但目前调查组与古代公共项目对比，有一个显著区别：

不再署名。从不署名。

比如，长沙市这次发布的通报，由“纪检监察、公安、体育、属地街道等部门”组成，但具体是谁参与了调查？谁主持了通报内容？大家不清楚。待到事了组散后，甚至体制内的内部人士也不清楚。其他地方的联合调查组也是如此。

没有具体的人，也就没有了具体的责任。 

这是堂堂正正的公务，不是秘密地下工作，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署名？

各地调查组为什么陆续出现一些奇葩通报，玩弄文字技巧欺上瞒下？这就是根本原因。

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各级机关原本有“新闻发言人”。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制度？因为这除了更加专业地进行公共表达之外，还会让公众注意力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只要是具体的人，他就自然会更严谨地把关，相对不署名调查组直接发布通报来说，更加慎重一点，也更可信一点。

就比如本文开头，当记者就通报内容当面问体育局的书记时，书记说“还要核实，我们还在核实。”他谨慎起来了。

所以，我并不反对现在流行的“调查组”工作方式，但我认为，它应当借鉴中国“物勒工名”的传统，发布通报时，署名。否则，这种先天不足的公共事件应对框架，未来必将背上越来越重的包袱，走上越来越歪的路。

有了署名，机关公务单位，不至于为某个奇葩通报而集体公信力受损，广大普通的读者，也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文字技巧专业学习”。物勒工名，两难自解。

人类文明的进步，应当让每个人主动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更加专业、追逐真理，而不是被迫在每个领域都成为“专家”。

谢谢。

呦呦鹿鸣202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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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Amolmande from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2026年7月10日晚，“长沙占位女车主”事件终于来到大结局：当事女车主向车位所有人当面道歉，并写下道歉书。

此时，距离6月30日开始占车位，已经过去10天。

这本来是这个世界再微小不过的小事，却偏偏闹得举国皆知，在全国网友呼声之中，经由中央级媒体下场，才得到本应得到的结果。

在我看来，这位占位女车主、长沙市体育局体育产业处副处长彭*曦，并不是真的知道错了，而是知道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看事件完整经过：

在湖南长沙开饭店的@侠客小俊哥 家住开福区湘诚德丰小区，这是一个省直公务员小区，业主多为通过内购获得商品房的公务员，10年前，花了8万元在地下车库买了一个车位。6月30日，一辆红色本田停在了他的车位上，凌晨三点半他回家后发现车位被占，只好自己停到了其他地方。他联系物业通知车主挪车，但物业发现车主所留电话是空号，辗转联系上车主后，对方说在外出差没法挪车，需要四天。巧的是，7月1日下午6点，@侠客小俊哥 在车库偶遇了车主在车里取东西，原来她并没有出差。

接下来就是事件之所以放大的操作了：女车主没有挪车，而是在叫来一位男子开车停在@侠客小俊哥 车前，而后报警投诉@侠客小俊哥 ，民警到现场后，认定女车主不占理，但双方发生口角。7月2日，女车主第二次报警，车依然没有移走。按@侠客小俊哥 的说法，是“态度非常嚣张”。

7月3日，@侠客小俊哥 自己采取了措施，在车位上打了U型管栏杆和几根立柱，把红色本田车堵住，张贴纸条：“占用私人车位 5 天、拒绝沟通，要求当面道歉后才拆除钢管。”

事件曝光后，涉事女车主被人发现身份：彭*曦，1995年生，2023年4月，经长沙市市直机关公开遴选，从宁乡市菁华铺乡政府被录用到长沙市体育局，现任体育产业处副处长。7月7日晚，体育局和社区书记介入调解，U型钢管被拆除，红色本田驶离。

7月8日下午4点-7月9日凌晨3点，在多个部门操持下，双方调解时间长达11个小时，未果。为什么呢？@侠客小俊哥 要求女车主道歉，而女车主提出4条要求：1、可以道歉，但不能公开道歉信；2、@侠客小俊哥 不能拿调解同意书；3，不能拍视频；4、她道歉后，需要@侠客小俊哥 就堵车行为向她道歉。

再后来，直到7月10日晚，几轮调解后：@侠客小俊哥 拿到了道歉信，并将其打码后在视频中公开，他同时获得一笔补偿金。

7月10日晚，@侠客小俊哥 拿到女车主的手写道歉信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直到7月9日，女车主依然坚持自己有理，而且要求对方向她道歉。

那么，她为什么这样？她是无理取闹吗？

并不是。女车主还真是有法律依据。这个事件，适用《民法典》第1177条，法条原文是：

@侠客小俊哥 在车位上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了，但是，站在女车主的视角，同样是第1177条，可以找出自己的依据：

第一，她完全可以认为这不是“情况紧迫”，毕竟也不害及人命；第二，她也完全可以认为这不是“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毕竟按照国家机关正常工作效率，十天半个月也可以算是“及时”；第三，她还可以认为对方损失不属于“难以弥补”，毕竟事后给个几百块就行了。第四，她完全可以认为对方没有“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毕竟两次报警的是她自己，而不是@侠客小俊哥。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第五，根据法条中最后一段，女车主还可以认为对方“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自己被损害（汽车所有权），@侠客小俊哥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换言之，如果抠法条，@侠客小俊哥 在这件事上，单单一个法条，就有五个违法可能点，而女车主仅仅只有一个。占位女车主理直气壮。

有理吗？有理，毕竟“法条在手，天下我有”。荒诞吗？就是这么荒诞。

为什么荒诞？因为法条有问题：法条对于私力救济者的过度约束，导致它很容易被侵权者肆意解释，一旦侵权者是掌握公权力的人，这种恶果就会尤其明显。此外，即便法条没问题，是“良法”，但法条如何解释？同样也很难讲。

所谓“官字两个口，上说有理，下说也有理”。就来自这里。

2020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豺狼冲进了家，迎接它的，难道不该是猎枪？》，介绍了一个奇葩案件：

2009年7月2日，河南新乡市封丘县曹岗乡清河集村，村支书之子、区城市管理局的职工许振军率领一帮人，冲进村民张好峰家中，用棍棒把张好峰的妻子常卫云打得头破血流，以此报复张好峰一天前向上级政府举报村支书经济问题。张好峰报警，但无论是许振军的单位，还是村委会，都以书面表示无法提供许振军的下落。前者说他出差了，后者说他不在家。

事实上，许振军一直就在村里，7月19日夜，他又纠集了一伙人来到张好峰家门前，砸门、叫骂。从21点到24点，张家在144分钟内拨出27个报警电话。

但许振军等人还是持刀还是闯进了张家院子。张好峰一家，手持棍棒、镰刀等，站在院内，与许振军等人打斗，许振军多处受伤，而后不治而亡。2010年6月25日，河南省新乡中院做出一审判决：张好峰犯故意杀人罪，死刑；其子张海宾犯故意杀人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二审维持原判，2012年，经最高法院介入，河南省高院重审，张家两父子均被判死缓。

张家父子入狱后，院子已经荒芜

事发11年后，张家大门上依然留有被闯入者破坏的痕迹

这个案件，我旗帜鲜明支持张家父子。这有什么好争议的？分明就是正当防卫。恶徒第二次杀上门来，不反抗，难道等死吗？

然而，整个司法系统，以及司法系统之前的各个介入其中的权力部门，却依然能找到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言之凿凿地将张家父子依法判了死刑。

长沙占位女车主案，其实就是张家父子案的缩小版。两个事件虽然冲突剧烈程度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本质是一样的：私力救济被过度压制。

为什么女车主会如此傲慢，态度强硬？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这里。占车位这种最简单冲突，都需要耗费10天时间，以及大量公共舆论资源，可见，当下的社会冲突解决机制，已经在泥潭里了，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正当需求。

许多被侵犯者的声音隐入尘烟，或者根本无法发出声音，只能自己独自忍受。

从车位主人@侠客小俊哥 这个网名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积极维权者”，对于这样的人而言，车位被侵占，不仅仅是一天损失多少块钱的问题，而是一种人格尊严的丧失。对方的欺骗、傲慢、报警，甚至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批判，都让他感受到了远超过车位损失的痛苦。这种痛苦在麻木看客身上可以忽略不计，但在一些人身上，却是深入灵魂的打击。如果权益无法得到维护，那么，他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也将丧失。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对方正式道歉、公开道歉的原因。

同样的，对于张好峰一家而言，门被砸坏，对方冲进家门，造成的物质损失，其实也是寥寥无几，修一个门的花费也就是几百块，但是，对于“家”被侵犯，他们却是痛苦万分、危险度拉满。

反之，在另一些人眼中却不是这样，包括那些把他们判死刑的人恐怕则会认为：不就是一张门吗？赔几百块就行了，而且，你“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而不是自己动手反抗。

张家父子被判死刑、长沙占位女车主拒绝道歉，所依据的理论，在本质上是同一个。而@侠客小俊哥 的U型管，和张家父子的棍棒、镰刀，本质上也是同一个物品：捍卫私权的工具。

那么，为什么女车主最后还是道歉了呢？原因是：这件事就被舆论提前介入，网友围观了事件经过，长沙市体育局也为此发了通报，事态愈演愈烈，不得不道歉。

世间固然有法律，但同时，终究是有公理在的：积极捍卫私权，理之所在，义所当然。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不是司法，而是舆论，以及舆论背后的公议。

呦呦鹿鸣202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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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Ktccphotography from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今天注意到一个数字。

2026年血液安全学术会议上一个发言披露说，全国高校大学生献血人次从2023年的236.6万下降至2025年的106万，两年减少55%。

这很惊人。

要知道，一直以来，大学生群体都是国内献血主力军。当年我自己也是在读大学时第一次献血。

另，来自无偿献血博主相海泉的资料说，今年他在各地大学里做献血宣讲时，总会展示他从各地血站得来的数据：过去4年，Y市大学生献血人数从3698人下降至305人，下跌超92%；L市大学生献血人数从11388人下降至961人，下跌超84%；N市大学生献血人数从46959人下降至6536人，下跌超86%……

在2026年7月4日《经济观察报》报道《多省献血量还在降，血站寻找下一袋血》中，浙江省血液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前几年，大学生献血量最高时曾占浙江全省献血量约20%，从2024年开始，浙江大学生献血人数几乎“打了对折”。

为什么大学生们的献血热情在这几年忽然退却了？ 年轻人是未来，这样的趋势蔓延下去，若干年后会出现何种景象？

另一个消息是，2025年12月，立法部门启动《献血法》修订，拟将献血年龄上限由55周岁延长至65周岁、全血献血间隔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

法律的修改当然会有作用，但如果年轻人不愿意献呢？难道我们要回到多年前法律规定“献血是公民义务”的强制献血时代？

首先要说明，中国人并非对社会公益天性冷眼旁观的族群，台湾地区的捐血率（大陆叫献血率）高居世界第一，以至于台湾的医院系统出现了用血量过多的奢侈现象（台湾住院病人输血率高出美国3-4倍）。

关于献血，我至少写过4篇文章。其中两篇都是超过8000字的长文，最早的一篇是在2023年阿里献血事件期间。我一直希望尽自己的力量推动用血体系的改革。

遗憾的是，这4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两篇消失了。更让我感觉不舒服的是，竟然有一些有身份的人在线下给我泼脏水，说我那消失的文章是因为我写错了，诸如此类。实际上这些文章里我绝没有说错哪怕一个字。但我无法自证了（奇怪，我为什么要自证？），因为文章不见了，只能任由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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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注意到，杨有林，是第一批被公开揭露为“裸官”的在职干部。

Photo by Tomas wells from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2026年7月6日（前天），江苏常州中院一审宣判杨有林死刑。

这位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以22.14亿元的数字，登顶中国公开判决中受贿罪金额之最。（此前，“金融第一贪”赖小民受贿近18亿，“内蒙第一贪”李建平涉案超30亿，但受贿罪这项是5.77亿元。）

法院发布消息后，我当即写了一篇《比赖小民还多4亿，22亿厅官杨有林告诉了大家什么？》，发在了呦呦鹿鸣：

沆瀣一气的“化公为私”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努力被一股力量阻遏，而这股力量，至今没有暴露。

文中进行了一次追溯：早在2009年8月12日，《经济参考报》就发表报道，点名了杨有林，指证他在国有企业“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工程公司”被“零成本私吞”事件中，是隐藏在幕后的操盘者，空手套白狼，化公为私，涉案金额巨大。

但在如此严厉的公开指控后，杨有林并没有失去权力，而是一直贪到了2023年。

当我把文章转发到朋友圈，我在《瞭望东方周刊》的前同事感慨说：“杨有林，第一个公开报道是东方的李蔚写的。”

我挺惊讶，我竟然没印象？（2007-2014我在《瞭望东方周刊》工作，任职主笔）

一查，各网站平台的正式网页都已经没有了，但贴吧“江宁吧”里，发现了残存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报道原文《高速扩张的“奇迹“背后》，同时还有几篇其他媒体对这篇报道的引用评论。

报道时间是2009年3月2日，比《经济参考报》还早半年。而且，这篇报道更为完整。

李蔚不仅采访了举报人杨海（江宇集团财务部副部长）、南广学院原董事长蒲树林，也采访了南广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赵雪波、南广学院董事刘亚文予以核实，还直接采访了被举报的江宇集团法定代表人江浩，以及被指控为幕后掌控者的杨有林本人。

在文章中，李蔚披露了零成本“化公为私”的操作，而且，通过刘亚文等人的佐证，确认了杨有林实际控制江宇集团的关键信息，尤其是，通过查验户籍资料，并经杨有林本人确认：杨有林是一个裸官：

杨的妻子、女儿已在2001年成为美国公民，并在国外购置房产，国内仅有杨有林一人。

从2001到2026，已有25年。

这篇报道发表时间是2009年3月2日，但“裸官”一词是在2008年才发明的，它首创于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2008年7月3日发布上网的文章《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

此前已经有裸官存在，但没有人总结这种现象。

这之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裸官故事，来自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这位自诩“黑白红三道通吃”的干部，早早把妻儿安排移居美国，育有一子的情妇也移居香港。2006年6月，周金伙在被“双规”前出逃，他在自己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诉纪检部门，自己远走高飞了，不要再费劲找。 

挑衅，赤裸裸的挑衅。

“裸官”一词诞生后，各界热议。而李蔚的这篇报道，就我目前视野所见，让杨有林成为第一批被公开揭露为裸官的在职干部，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个。

但凡小学毕业稍稍识文断字，只要读完这篇报道，就可以知道：杨有林有极大概率是一个蛀虫，而且是一群蛀虫的头头，必须查办。 

事实是，2009年往后，这只蛀虫在官位上安安稳稳地又贪了十多年，直到2023年。

在李蔚之前，南京当地媒体的记者已经在努力挖掘此事。

2008年11月21日，准备了大量证据材料的举报人杨海，在蛰居数月后，与南京当地一家媒体约定，将手中掌握的情况和盘托出，但他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出门就被带走，理由是“涉嫌挪用资金”。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蔚虽然不是举报者第一个接触的记者，但却是第一个公开报道者。杨有林的势力能覆盖南京，却没有覆盖新华社旗下，在上海的《瞭望东方周刊》。

但是，他们依然有能力让各大网络平台撤掉李蔚这篇报道，好在，半年之后，同属新华社旗下的另一家报社，《经济参考报》再一次接力报道（但这次报道没有涉及“裸官”）。

只是，依然未能撼动杨有林。

在关于裸官的舆论热潮背景下，2010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表示关注到了这个现象。

2014年2月，中组部印发《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对“裸官”限入性岗位的明确规定，包括：党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岗位，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岗位，以及涉及军事、外交、国家安全、机要等重要岗位。

然而，在杨有林身上呢？

根据2026年的宣判信息，在被媒体揭露报道时任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的他，在被报道后来还担任了国企“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国企负责管理牛首山，而牛首山对于南京颇为重要，山上投资项目众多，其佛顶宫还存有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中央关于裸官的规定，到了杨有林身上，就都失效了呢？他为什么可以裸得如此肆无忌惮？

今天，作为巨贪，杨有林一审被判了死刑。如果关于他的腐败详情能够公开，那么，以上问题就能够得出答案，并能够就此总结出避免“前腐后继”的规则。

不过，虽然杨有林是“公开审理、公开宣判”的，但是，由于当前的“公开”与我所理解的公开不同，旁听审理的人极少。杨有林受贿22.14亿涉及江宇集团一案吗？杨有林给哪些人行贿了？杨有林给在美国的妻儿转了多少钱？2001年他在美国买的房产多少钱，在案吗？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

如果法院公开判决书，或者我们也能获悉一二，但法院接下来会将这份判决书公开吗？

据我所知，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许多体制内单位一定级别以上干部（一般是副处级，有些单位是处级，有些单位拓展到“中层干部”）被组织集中观看了《杨有林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其目的大概是“以案为鉴，强化震慑；以案明纪，筑牢防线”。

▲2025年12月，某单位组织副处级以上干部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杨有林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在一个干部群体内部，做一些警示教育当然是必要的。但我认为，杨有林案本身，事涉重大公共利益，而且是“公开审理”，那么，至少应该向全社会公布审判和判决详情，而不只是一个结果。

一国司法，当以公开为原则，以保密为例外。了解杨有林案详情，不应成为一种特权。

2009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如此犀利的调查报道，却被消失于互联网各大平台。舆论对于贪官的阻击战，失败了。这让杨有林得以再掌权十多年，再贪十多年。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这是一个问题。

作为同事，我知道，记者写这样一篇稿件，得到的也就是些许稿费罢了，不过温饱而已。当年一线调查记者一年的工资收入，恐怕还不够杨有林一顿饭的开销。（根据法院宣判信息推算，从1993年到2023年，杨有林平均每年受贿7142万元，平均每天受贿18.6万元。 假如记者李蔚买彩票中500万大奖，她至少要连续443天天天中500万大奖，才能达到杨有林受贿一项在法院认定中的所得，还得是税前。）

更难过的是费尽心血写就的稿件消失了。

贪赃枉法者高居台上胡作非为张牙舞爪家族延绵，仗义执言者销声匿迹被抹去一切痕迹。世间之大不公，大概便是如此。

像我这些年所同事过的绝大多数调查记者、编辑一样，李蔚后来离开了调查记者岗位。再后来，我所见的大多数调查记者岗位本身，也都被撤掉了。他们曾怀抱理想，曾为此付出青春，但他们的理想，都在现实中碎裂了。

怎能怪他们的选择呢？他们要生活，要养家。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还要重。也正因如此，每一句真话，都意味着代价。

所以，杨有林案真正值得警示的是：

为什么公众监督、舆论监督难以持续，难以有力？如何让公众监督有力，让舆论监督持续？如何让贪腐从一个群体的内部游戏，变成全体民众和制度所围剿的公敌？

呦呦鹿鸣202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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沆瀣一气的“化公为私”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努力被一股力量阻遏，而这股力量，至今没有暴露

Photo by Piwnicki fromPexel

文 / 呦呦鹿鸣黄志杰

昨天关于卢*桥的文章，存活时间只有半小时，很快就无了。倒也不怨，只是心疼。路见不平，拍案而起，可是，一般来说，这“案”上都会有一颗或若干颗钉子。有时，甚至是泰山款滚刀网。

怎能不疼。

2026年7月6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前一天，江苏常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杨有林案：死刑。

杨有林是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根据常州中院的宣判消息，1993年至2023年，杨有林非法收受财物22.14亿元。

这个数字，比赖小民还多出4亿元。这是1949年以来，全国公开判决中受贿罪法院认定金额最高的干部。 

平均下来，从1993年到2023年，杨有林每年受贿7142万元，每天受贿18.6万元。

厅官中的巨贪。

这还没有算杨有林骗取财政资金1200万元（2014-2016年）、行贿2500万元（2005-2023年）、挪用1500万元（2001-2002年）、违规退返土地土让金2300万元（2003-2009年）、洗钱100万元（2023年）。

以上数字均来自法院宣判信息，那么，到底杨有林是怎样一个人呢？不好说。因为我们掌握的信息太有限了。

法院说，于2026年3月18日、4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杨有林认罪悔罪，“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30余人旁听了庭审”。

这么史上第一的案件，只有30余人旁听了庭审……懂行的朋友可以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

从法院公布的宣判现场照片来看，旁听席还有许多空位。是广大吃瓜群众对这么一起巨贪大案提不起兴致了吗？如果是，那对司法系统来说就相当可怕了，因为这意味着人们已经不在乎你们的司法表演。但我绝不相信大家缺乏兴致，我更相信大家没有出现在现场是因为难以靠近。

图自一审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

如果有真正感兴趣的人参与了旁听了，那么，这起公开审判的案件，自然会有足够多的细节公开出来：杨有林是如何收到这么多钱的？从谁手上收的？他给哪些人行贿了？如何送的？面对证据，杨有林是什么态度？

目前，看不到更多信息。所以，无法下定论。

但是，我还是注意到了一个关键信息：早在2009年，杨有林已经被媒体扒粪揭黑了。

2009年8月12日，《经济参考报》（就是前些天报道纸尿裤甲酰胺事件的报社）发表《一个化公为私鲸吞国资的典型样本———南京江宇集团全体股东被指涉罪事件调查》一文。

文章说，江宇集团是一家与市政建设和城市发展有关的多元化集团，年营业收入超过30亿元，其前身为成立于1993年的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工程公司（简称“国有市政公司”）。2000年，国有市政公司被做账成“资产总额1.98亿元，净资产-344万元”，然后，公司高管从国有市政公司“借款”100万元成立一家私人公司，以0元价格将国有市政公司占为己有。

什么叫空手套白狼？什么叫零成本私吞？这就是案例。在这个过程中，国有资产评估明显违规、国有企业财务制度和工商注册制度形同虚设，监管部门视而不见。

本案被举报对象，正是国有市政公司首任总经理、时任江宁开发区常务副主任杨有林（当时报道中为“杨友林”）。举报人公开指证说：杨有林虽不在江宇集团任职，表面上也不持有股份，但杨有林才是江宇集团的真正操盘者，正是杨有林本人，一手策划组建了江宇系公司作为其牟利平台，并利用手中权力，为江宇系公司大量输送利益。

报道发布之时，有关部门“已展开对该案的外围调查”。

这个报道并没有后续，属于“断尾新闻”。 

为什么如此严厉的公开指证却不了了之呢？

很显然，这里有黑幕。这也是杨有林能积累到22亿元的核心原因：不是没有人监督，不是没有人指证，而是，监督和指证都失效了。

是谁保下了杨有林？如果有心者旁听“公开审理”过程，应该可以找到线索。但很遗憾，有心人不在“公开审理”现场。

在2009年这次举报人公开指证、媒体公开揭黑之后，杨有林并没有失去权力，更没有停止贪腐，后来他甚至还担任过江宁区辖区内的南京市属国企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牛首山是4A级景区，存有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的佛顶宫就在里面。

牛首山中

换言之，佛骨舍利也曾放心地交给了他来保管……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杨有林在牛首山是怎么贪的，但从宣判信息上看，他在这个位置上，也贪了。

杨有林案告诉我们的是：沆瀣一气的“化公为私”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努力被一股力量阻遏，而这股力量，至今没有暴露。

呦呦鹿鸣202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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