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封面

纪录片《她在四月跳舞》海报

图文由文献流通部提供

编辑：伦惠莲、冯芍莹、漆涵迪、严晶晶、陆秋洁

审核：刘文仕、黄新慧、吴绮嫦、陈欣、张若兰

审定：罗逸生

一九二八年秋，广州东山，恤孤院路。

两排高大的红棉树掩映下，一幢米黄色的西式小楼悄然挂上了一块新制的牌匾——“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在远处珠江的汽笛声与近处东山口市井的喧嚣中，这栋名为“柏园”的建筑，显得格外沉静。

然而，这块并不起眼的小小牌匾，竟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一场“静默革命”的起点。它在此驻留仅八个月，却犹如一颗火种在此地擦亮，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学术的夜空。

柏园

（胡霄2026年3月18日摄于‌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敦煌文书、汉晋简牍的大量外流，使得域外汉学在欧美、日本等国家迅猛发展，传统经学考据面临西方科学方法的冲击，“整理国故”的呼声日益高涨。几代知识分子怀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将“推动训练专门人才，充实研究机关”视为当务之急，各种学术机构也随之改组、整合。

在当时的学术中心北京，聚集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大批后世举足轻重的专家学者，“以国史为己任，为国家学术之独立”，希望运用中西融汇的方法研究传统国学，夺回汉学研究的中心。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国家政局日益混乱。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屠杀请愿民众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方局势更为恶化，朱家骅、顾颉刚等进步人士纷纷南下寻求出路。

1927年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院长蔡元培是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期的校长，二人素有师生之谊，彼此欣赏信任。根据大学院的组织条例，蔡元培聘请了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傅斯年为其中之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院长（一排右七）、傅斯年（二排右四）等在广州宣誓就职合影

（图片采自《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书前彩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研究院在最初的设想中偏向于自然科学方面，并没有计划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但傅斯年多次向蔡元培阐述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使用的也是科学方法，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差别仅在于学科的分工不同而已，这与蔡元培一直以来坚持的科教救国兴国理念不谋而合。在他的极力游说下，1928年4月，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傅斯年、杨振声、顾颉刚为常务筹备员。

1928年4月，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呈大学院筹备处成立经过的文稿

（胡霄2026年3月18日摄于柏园展览）

史语所的选址过程颇费周章。起初，它附设于中大校园内，但傅斯年深感需要尽快搬出中山大学，以建立独立的研究实体。他的目光投向了东山新河浦一带，这里遍布西式别墅，宁静而富有格调，最巧的是，傅斯年、杨振声、顾颉刚、罗常培、丁山等史语所初创人员大多居住在附近，文气蔚然。最终，他委托友人租下了东山恤孤院后街的柏园。这是一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红砖西式建筑，开阔的前院、五彩的玻璃窗与精美的花砖地坪，共同构筑了一处既私密又开放的学术空间。

1928年10月，史语所正式迁入柏园，下设史料学、汉语、文籍考订、民间文艺、汉字、考古、人类学、民族学、敦煌材料等研究组。至此，中国第一个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立研究机构，正式诞生。

史语所的蓝图，从一开始就是星辰大海。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和语言学在西方已发展成为新兴科学，具有严谨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而中国在这两个领域仍停留在传统研究阶段。从筹备之初，他就深知一流的机构需要顶尖的人才，必须“一体收罗此两科之学者”，进行集众式研究。

在他的大力邀约下，各领域的学术大佬们纷纷应召而来或已在路上。如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甲骨学大家董作宾、“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陈垣等人，更有罗常培、李方桂、李济、顾颉刚、容肇祖、黄仲琴、商承祚、余永梁、徐中舒……堪称一部“民国学术名人录”。此外，傅斯年也有着超前的国际眼光，认为学术进步“甚至依赖国际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因此聘用伯希和、米勒、珂罗倔伦为外国所员，享受研究员待遇。一时间，柏园虽小，却隐隐有囊括四海学人、开创一代风气之先的气象。

傅斯年手拟研究员聘书手稿

（图片采自《本土与域外的变奏：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史学（1928-1948）》书前彩页）

其中，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是傅斯年“三顾茅庐”力邀陈寅恪的故事，这位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当时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傅、陈二人早年在柏林留学时便结下深厚友谊。傅斯年认定，史语所历史组的灵魂非陈寅恪莫属，多次去信力邀，言辞恳切，因为考虑到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担任研究教授，无法立即离职南下，甚至为其量身打造了“不坐班”的特例，允诺可以暂留清华，遥领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职

1928年11月，陈寅恪受聘为北平分所主任。虽然陈寅恪真正待在史语所的时间并不长，具体工作多由傅斯年实际处理。但他仍通过书信、规划、推荐弟子等方式，深度参与了史语所早期的学术构建。二人通信频繁，内容涉及宏大的学术规划、明清内阁档案的收购等，为史语所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5年，陈寅恪在德国柏林

（图片采自《陈寅恪与傅斯年》第48页）

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与傅斯年的相识也颇为有趣。1928年刚从哈佛归来的李济，从欧洲乘船经香港停留，因不懂广州话，又听说中山大学有一些北方教授任教，决定去“碰碰运气”。恰巧在中大门口遇到了清华的庄泽宣老教授，在庄教授的热情介绍下，李、傅初次见面便有相见恨晚之感，互相都为对方的学识和气度深深折服。李济当即决定接受聘请，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此后五十余年，他一直服务于史语所，逐渐成长为中国考古学一代掌门人。

哈佛大学留学时期的李济

（图片采自《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00页）

大师们的工作与生活，为柏园增添了无数传奇色彩。那时的柏园，条件并不算优越，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充足的经费，学者们常常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到深夜。傅斯年作为所长，既是战略规划者，又是事必躬亲的执行者。他工作极其繁重，常常“又忙又病”，但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却形容这段时光“此间所址初开，凡百忙死，弟真无寸暇，然甚有趣，苦中之乐，乐不可言”。这“乐”，或许就源于与同道中人“共商大计”的脑力激荡，思想之火也随之在此碰撞、交融。

史语所在广州柏园的八个月，绝非简单的“筹备”或“过渡”。正是在这里，傅斯年与他的同事们，完成了几项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学术进程的关键决策。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便是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正式确立为史语所的核心工作之一。

殷墟，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自清末甲骨文被发现以来，一直处于盗掘猖獗、研究零散的状态，大量甲骨流散于民间，甚至在许多欧美、日本所谓“考察团”“专家”的插手下，数以万计的甲骨流失海外。傅斯年对此痛心疾首，他认为这里是验证古史、重建上古文明的关键所在，亟须由国家学术机关进行科学发掘以避免损失。当时普遍观点认为殷墟甲骨已基本被发掘殆尽，于是傅斯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出一位“侦察兵”，证实是否还有挖掘价值。他选中了在甲骨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领域均颇有造诣的董作宾。1928年8月，傅斯年写信聘任董为史语所任编辑员时，董正在河南南阳侍奉父亲，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傅斯年委派他亲赴安阳进行实地调查，了解甲骨埋藏与盗掘现状。

董作宾（左）与工人在发掘现场

（胡霄2026年3月18日摄于柏园展览）

与此同时，傅斯年也在为发掘寻找最合适的“主帅”，他的目光锁定了李济。李济拥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拥有科学考古学背景的学者。这项影响深远的合作在广州柏园被确定下来：由董作宾先行开展第一次试探性发掘，熟悉情况，之后由李济全面接手，主持长期、系统、科学的考古工作。

1928年10月13日，董作宾主持了约两周时间、总面积约280平方米的第一次试掘，开创了中国科学考古的先例。尽管规模相对较小，但成果却相当可观，他们发现殷墟地下的遗存远比预期的丰富，甲骨文的数量达到854片。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学术界关于“甲骨已尽”的成见，为后续行动提供了关键依据。傅斯年等人认为“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立刻去信中央研究院，正式启动殷墟考古大规模开发。

1929年，李济加入殷墟发掘团队，成为考古组主任和发掘工作的灵魂人物。在他的主持下，殷墟发掘方法逐步完善：首先对遗址进行测绘，用“探沟法”打开地下世界大门；挖掘过程中用“三点记载法”与“层叠记载法”捕捉精确记录，要求每件文物必须记录出土地点、出土时间和出土层位；此外还要求参与发掘的每位工作人员坚持撰写日记，确保研究过程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等。通过上述科学方法，成功将殷墟的地层自下而上划分为殷商文化层、隋唐文化层、现代堆积层三期，这在当时是极具突破性的发现。这次挖掘也改变了以往单纯以获取甲骨为目标的发掘方式，带来了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严谨新风，影响了此后整整一代中国考古学者。

1929年殷墟第二次发掘时期，田野工作人员全体照，坐者左一为李济，后排右二为董作宾

（图片采自《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构》书前彩页）

自1928年到1937年6月，史语所推动了殷墟历时近十年的十五次大规模科学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同时培养了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石璋如、夏鼐等一大批考古学家，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各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今天看来，以上这些决策过程或许在会议记录中只是简单的几行字，但其背后，是傅斯年等人站在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十字路口，以巨大的勇气和远见，将国家的学术资源毅然投向一片未知的田野。而广州柏园的灯光，就这样与千里之外安阳黄土下的古老文明，建立了跨越时空的联系，为中国现代考古学打开了新天地，史语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新范式，就此肇端。

与考古学齐头并进的，是对于人类学与语言学的探索。这些研究不仅有学术上的突破，更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一次现代审视。

史语所成立之初即设立了人类学及民俗学组。这支团队并未局限于课堂，而是走进了校园和社会开展实地测量工作。1928年，在俄罗斯学者史禄国的主持下，该组在广州、昆明两地对学生、士兵和罪犯进行人体测量，拍摄人类学照片150余幅，这在当时是极具创新的尝试。此外，史语所还与中大语史所合作，委托史禄国、杨成志和容肇祖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转滇越铁路到达昆明进行彝族调查，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首次有组织、有影响的西南民族学实地考察。初出茅庐的史语所助理员杨成志更是孤身前往金沙江沿岸的“独立罗罗”地区调查，尽管面临当地治安复杂等困难，但他坚持深入实地，切身体验彝民生活，学习当地语言文字，跋山涉水一年后才回到广州，为后来的大规模民族学调查奠定了经验基础。

杨成志（左三）在云南考察

（胡霄2026年3月18日摄于柏园展览）

与人类学研究的忙碌相映，语言学的研究也在有序推进。1928年11月，赵元任抵达广州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启两广方言调查，他带着蜡筒蓄音机，辗转于三水、江门、韶关、汕头、潮州等地，寻找当地民众作为发音人，一字一句记录不同方言的语调与词汇。还邀请瑶胞到广州记音，用蜡筒蓄音机录制90首瑶歌，为后续研究留存了珍贵的音频资料。

另一位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则专注于从粤语中探寻古音痕迹，在音韵学和语言学理论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傅斯年曾致函于他，“从此韵书整理，粤语研究必借先生以光本所也”，期许其通过粤语研究推动韵书整理与古音考证，而后来他也始终致力于此。他常常与赵元任切磋广州话发音，试图从鲜活的方言中印证《广韵》的研究成果。

1929年1月赵元任在台山的调查纪录

（胡霄2026年3月18日摄于柏园展览）

在后来的工作中，赵、罗二人联合李方桂，语言组“三巨头”着手翻译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这部译著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为中国现代语言学搭建起通往世界的桥梁，奠定了中国方言音韵研究的基础。

从1928年秋建立，到1929年六月奉命北迁北平，史语所在广州柏园的时光满打满算不过八个月余。这短暂如星火般的南国岁月，却奠定了最早的文献勘定计划、方言研究方向、考古计划等其后百年学术基业的基石。

史语所同仁在柏园门口合照

（胡霄2026年3月18日摄于柏园展览）

柏园时期的学术氛围，是一种混合了革命激情与科学理性的独特气质。学者们既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求索精神，又有“坐得住冷板凳”的沉潜功夫。尽管关于日常茶歇笑谈、社交往来的具体记载在公开资料中如吉光片羽，难觅其详。但从傅斯年“苦中之乐”的感慨中，从他们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多重大规划的效率，不难想见，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燃烧的岁月，这个民国“学术天团”，在一栋安静的小楼里，为中国的学术未来绘制蓝图。

1929年夏，史语所迁往北平。此后的岁月，它随时代动荡而迁徙：从北平到上海、南京，抗战时期辗转长沙、昆明、四川李庄等地，1949年又迁往台湾。但无论走到哪里，广州柏园始终是它的起点。

《岭南的记忆》

【责任者】[许瑞生著]

【出版发行】[广州]：广东省人民政府，[2022]

【载体形态】584页：图，照片，地图：27cm

【推荐理由】本书是围绕“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这一课题所作的一系列相关调研、探索成果的汇总，包括作者所挖掘收集的岭南地区地理近现代史相关丰富史料，兼具史料价值与人文温度。全书分五部分：红色交通线的记忆(上篇)：粤东历险；红色交通线的记忆(下篇)：香港脱险；离乱学人南北信札——抗战时期香港、粤北文化人书信来往；南岭何在？——南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历史文献研读；步行于广州的文明路与东山恤孤院街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等。书中既收录珍贵史料与时代印记，也定格市井烟火与乡愁温情，生动展现岭南开放包容的文化底蕴与生生不息的发展风貌。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广州地方文献

【索书号】K296.5/2309

《陈寅恪与傅斯年》

【责任者】岳南著

【出版发行】长沙：岳麓书社，2014 2015重印

【载体形态】480页：图，照片；25cm

【推荐理由】本书以详实史料与生动叙事，用细腻笔触勾勒民国学界双峰并峙的传奇人生。全书细致描摹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留学海外、深耕文史的治学之路，既写尽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文人风骨，也记述傅斯年创办史语所、开创学术机构、守护文化典籍的担当与魄力。作品不仅还原了20世纪上半叶真实的民国学术生态，更刻画了知识分子的气节与情怀，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是读懂近代中国学术精神与文人风骨的必读佳作。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广州地方文献

【索书号】K825.8/328 

《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案例集·第二辑》

【责任者】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等]编著

【出版发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24

【载体形态】208页：彩图，彩照；26cm

【ISBN】978-7-5623-7717-7

【推荐理由】本书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的对广州市本地的老建筑的修缮、维护、活化等实践为载体，案例跨越了广州从古代到现当代不同历史时期的遗产，汇集了城市传统聚落、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及历史街区等不同类型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典型样本，针对不同遗产类型，探索了修旧如旧、缝补历史建筑以拓展文化生活新空间的延展模式等多种活化利用方式。通过案例集总结实践经验，为未来保护路径的探索提供启发和借鉴，将政府主导、专家领衔、企业参与、民众互动的形式引入到名城保护工作中去。

【馆藏地点】广州人文馆•广州地方文献

【索书号】TU984.2/821/2

更多广州小故事：

第五十二期｜诗刃藏锋：岭南诗宗陈恭尹的山河孤旅

第五十一期｜下一站，天河体育中心，你的心动驿站？

第五十期｜阮元督粤：大学者会怎样当两广总督？

第四十九期｜“岭南第一才女”的“大女主”进阶路

第四十八期｜詹天佑不去修铁路，却跑回广州家中修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