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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一 @伯坤 

欣赏佳作心欣喜，借得"高原秋"韵吟。

七绝  试比高

九洲峰迥望断峤，

三江源尽路迢迢。

仙湖神庙迎佛来，

喜看天公各自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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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报: 这份防灾避险指南，关键时刻能救命｜全国防灾减灾日

文：福建省厦门市应急医院（厦门市中医院）急诊部 张江东 王鲁平

整理：健康报特约记者 陈静 

编辑：刘洋 杨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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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状疱疹疫苗有哪些类别？

带状疱疹疫苗有两大类：

（1）减毒活疫苗：将病原体（病毒）经基因工程改造或其他方式减毒后，仍保持其抗原性的疫苗；能诱导体液和细胞免疫应答；由于保留了一定残余毒力，应避免用于因某些疾病或治疗导致的免疫缺陷或免疫抑制患者。

（2）重组带状疱疹疫苗：通过DNA重组技术制造，诱导高水平和持久的细胞免疫。对此制剂的活性成分或辅料过敏者禁用。

2、不同类带状疱疹疫苗的接种方式？

（1）减毒活疫苗：皮下注射，一次性接种。

（2）重组疫苗：肌肉注射，需接种两次。第一次接种与第二次接种间隔2—6个月。

3、不同类别疫苗获批的适应人群：

（1）减毒活疫苗：≥40岁成人，预防带状疱疹。

（2）重组疫苗：≥50岁成人，预防带状疱疹。

4、不同类带状疱疹疫苗接种后的保护期：

（1）减毒活疫苗：5年。

（2）重组疫苗：11年，甚至更长时间。

5、不同类带状疱疹疫苗接种后的有效率：

（1）减毒活疫苗：55%—58%。

（2）重组疫苗：对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冠心病患者：91%—97%，接种两剂后，2年中期分析保护效果70%。

6、不同类型带状疱疹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

（1）减毒活疫苗：常见的（0.1%—1.0%）：发热、疲劳乏力；接种局部反应包括：红晕、肿胀、硬结、疼痛、瘙痒。

偶见的（0.1%—1.0%）：疼痛、恶心、呕吐、腹泻、肌痛、急性过敏性反应、接种部位局部变色。

（2）重组疫苗：

接种局部：发红、疼痛、肿胀。

全身反应：肌痛、疲劳、疼痛、寒战发抖、发热、胃肠不适。

大多数反应程度为轻中度。94%接种患者可接受2次疫苗接种。

7、哪些人群需预防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1）美国心脏病学分会（ACC）指南：50岁以上心血管病患者。

（2）美国心脏协会（AHA）：成人，尤其心脏病或卒中患者应根据免疫情况，预防接种疫苗，包括带状疱疹疫苗。

（3）2024年美国ACC共识：左心功能下降，即左心室射血分数下降的心力衰竭应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的疫苗，如流感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4）2024年糖尿病、心肾疾病和代谢疾病管理多学科实践建议：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慢性肾病患者接种预防病毒感染疫苗。

8、带状疱疹疫苗可否与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等联合应用？

已有研究数据，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分别与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破伤风、白喉和百日咳疫苗联合接种，既安全，也不影响各种疫苗各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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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健康查体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查体发现有冠状动脉钙化。这是咋回事儿？是心脏病吗？严重吗？需要治疗吗？可以逆转吗？

下面就给大家讲讲这个问题。

简单来说，冠状动脉钙化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壁上出现了钙质的沉积，形成了像烧水壶内水垢一样的硬斑块。也就是说，检查胸部X线照相、胸部CT或者冠状动脉CT发现了钙化，就意味着相应部位存在着硬斑块。

冠状动脉钙化并不是独立发生的，它通常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由于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等因素，血管内壁受损，血液中的胆固醇会钻进血管内壁内，形成像粥一样的脂质斑块，常常凸出血管腔内，对血流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正常的血管壁内胆固醇含量非常少。如果局部胆固醇含量明显增多，我们的身体视这些脂质视为异物，便启动炎症反应试图清楚这些物质。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调动钙质来加固这个斑块。

久而久之，钙盐（主要是磷酸钙）就在斑块中沉积下来，使得原本柔软的斑块变得更坚硬。这就是影像检查中所发现的冠状动脉钙化。

实际上，不仅冠状动脉会发生钙化，身体其他部位的动脉血管、比如主动脉、下肢动脉都可以发生钙化。

发现冠状动脉钙化意味着什么？

检查发现冠状动脉钙化，就意味着您已经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是冠心病的一种形式。钙化的部位越多，提示冠状动脉内斑块越多，粥样硬化病变就越广泛、越严重。

医学上有一个指标，叫做“冠状动脉钙化积分”。积分越高，提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越严重。例如，如果检查发现您的冠状动脉钙化积分为0分（意味着冠状动脉没有明显的钙化斑块），提示未来5-10年内发生心绞痛、心梗的风险非常低。如果钙化积分很高（超过400），意味着冠状动脉存在着广泛的粥样硬化病变，未来发生心绞痛、心梗的风险就非常高了。

好了，接下来说说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出现了冠状动脉钙化还有可能逆转或者消除吗？

很遗憾，答案是“不能”。

以我们目前的医疗技术，还没有任何药物或非手术方法能够将已经沉积在血管壁上的钙质清除掉。这就相当于我们脸上的皱纹，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来越多。

虽然钙化不能消失，但钙化所依附的整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可以被稳定甚至部分逆转的。

通过应用他汀或其他类型降胆固醇药物治疗、严格的生活方式管理，可以显著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水平。这时，斑块核心里的脂质成分会被运走，导致斑块的总体积减小、变得更致密、更结实。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斑块逆转”。对于新发的斑块（特别是低回声斑块或者“软斑块”），通过严格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至1.8 mmol/L，最好是1.4 mmol/L以下），一部分斑块是可以缩小甚至消失的。

当然，最应该做的不是亡羊补牢，而是防患于未然。要想避免出现血管钙化，就要全力预防粥样斑块的形成。没有粥样斑块做依托，钙化也就难以形成。

说来说去，又回到了老一套：严格控制胆固醇、严格控制血压、合理控制血糖、戒烟酒、合理饮食、坚持规律运动、保持理想体重、精神放松、充足睡眠。做到了这些，冠状动脉就很难形成斑块，也就不容易形成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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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医院  郭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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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我发了一篇短文，引起了很多读者朋友的同感。有兴趣请点击下方标题查阅：

斑块能否逆转，关键在医生！

很多读者在本文后留言，其中一些读者分享了自己治疗成功、动脉粥样斑块缩小甚至消失的经历，现给大家摘录几条（大家也可以从上面文章后留言区查阅）：

1. 我颈动脉斑块就小于1了，医生不给报具体数值了；

2. 真的能，我吃药就消失了。

3. 真诚的感谢，作者用心普及医疗知识。这个观点我赞同。我吃了 10年阿托伐他汀，低密度脂蛋白在1.8以下。多发性脑血管斑块儿全部消失并逆转。

4. “这样说来，软斑块最有治疗价值：一方面这种斑块危险性高，容易诱发血栓栓塞事件，另一方面经过积极治疗有可能逆转”。郭医生说得好：我的颈动脉十年前堵了60%，我按照医生的要求，坚持吃他汀+依折麦布，去年底同一家医院彩超检查报告显示堵点缩小到51%。

5. 老师说的信！我45岁左右记得有软斑块硬斑块混合斑块（当时具体多少数值我忘了）现在73岁了去年11月份住院查出只一个颈动脉斑块分叉处高回声斑块4.0X0.9。

6. 我女性71岁，20多年高血压，除了降压药以外，每天服10毫克阿托伐他丁10毫克衣折麦布2-3年，最近在心脏专科医院做了胫动脉彩超，完全无斑块，我异常惊喜。

在日常工作中，我也会经常遇到一些患者，坚持控制胆固醇后实现了粥样斑块的缩小甚至消失。

但是，也有很多读者在后台留言说，我也一直坚持治疗，为什么我的斑块既没有缩小、更没有消失？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首先跟大家说5点——

其一，如果发现动脉斑块后不进行有效干预，多数斑块会逐渐增长。如果一个斑块经过一年的观察没有长大，就说明治疗是有效的。

其二，很多新出现的粥样斑块会处于不稳定状态（相当于皮薄馅大的饺子，容易破），经过治疗后即便斑块大小没有明显变化，它有可能变得更稳定了（皮厚馅小不易破），这就是好现象。

其三，我曾经给大家讲过，早在2007年，美国著名学者Nissen教授说过：“我们每发现一处动脉硬化病变，就意味着还有50-100处我们尚未发现的病变”。虽然去年的检查只是发现颈动脉有一个斑块，但是我们全身的动脉是一套“管道系统”，颈动脉发现一处斑块，往往提示其他部位动脉也会存在不同大小的粥样斑块。虽然本次检查发现颈动脉斑块没有缩小，但其他部位的斑块有可能变小了。

其四，颈动脉发现斑块，说明我们身体内已经具备了形成粥样斑块的条件，如果不去除这些危险因素，斑块会越来越多，原来没有粥样斑块的动脉血管会形成越来越多的斑块。本次检查发现颈动脉仍然是那一个斑块，虽然没有变小、但并未形成新的斑块，这就说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阻击了斑块的形成与发展。

第五，治疗多长时间才会使斑块变稳定？大家知道，粥样斑块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论年算，所以其逆转也要论年算，指望吃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药就让斑块消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发现粥样斑块能否逆转，主要取决于两点：

第一，斑块出现的时间。如果斑块存在时间较长，已经发生钙化，这样的斑块很难缩小；

第二，你的胆固醇水平如何以及吃他汀后使胆固醇降到了多低的水平。只要把胆固醇降到足够低的水平，一些斑块（主要是新近形成的斑块）有可能缩小。

有研究发现，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到1.8 mmol/L以下，可以使斑块变得更稳定，原有的斑块不容易继续增大，甚至一些斑块可以缩小。

如果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到1.4 mmol/L以下，会有更多的斑块缩小甚至消失。所以说“固斑”或者缩小斑块最重要的因素是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到足够低的水平。

我说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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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医院  郭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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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是我高考步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学医的第 30 年，也是 1970 年我毕业后从医的第 25 年，我开始悟出并明确提出“双心医学”的新思路和医疗模式，即把精神心理的评估干预有机融入心内科的医疗实践。

在我学医及毕业后分配到医院工作的前十年，我曾先后走进河北的宽城县、兴隆县，北京密云县的贫困山区农村，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和西藏的阿里地区，与当地“赤脚医生”（即乡村 医生）同甘共苦，一起奋斗于全科医学实践；还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北京友谊时装厂和白石桥皮鞋厂，与基层医生一起防治高血压；之后，又在以王叔咸老师任科主任的北大医院大内科摸爬滚打。直到 1985 年，我考取了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赴美做访问学者的深造机会，开始进入心内科专业。

我最先选择的领域是心律失常与电生理。当时国内还没有相应指南，各医院执行的都是各自制订的诊疗常规，比如，对室性早搏临床都会采取药物治疗，认为如不治疗，可能存在室性心动过速甚至心室颤动的风险。实际上，临床治疗任何疾病的目的，一是改善预后，控制风险；二是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正是 1985~1987 年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开始接触循证医学。

此间我完成的一项试验表明，对于心肌梗死后左心室射血分数下降并存在频繁复杂室性早搏和短阵室性心动过速的患者，与安慰剂相比，用药虽然可明显减少室性心律失常，却显著增加了心血管死亡率与总死亡率。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室性早搏的传统模式。

接下来我观察与思考的问题是症状。在进修学习期间，我利用晚上时间认真分析了很多动态心电图的记录，发现患者日记中描述的主观症状常与室性早搏的出现无因果关系。在回国后的临床工作中，我也经常遇到室性早搏的患者，在常规体检或因其他疾病就诊时往往并无症状，但在患者得知室性早搏的危险（包括猝死风险）后，便开始出现心有不安的症状，随之出现心悸、气短、胸闷等不适。更让我不解的是，我接诊过 200 多例心电图显示有明显室性早搏的 13 岁以下儿童患者，居然无一例说自己有症状，家长却愁眉不展，十分不安——早搏发生在孩子身上，症状却出现在家长身上，“病” 与“症”呈现分离状态。 

在没有冠状动脉造影和 CT 血管造影（CTA）的年代，冠心病心绞痛的诊断主要靠症状学 ，参考心电图表现。当时我与北大医院心内科主任邵耕老师一起出冠心病门诊，早期运动负荷心电图仅有二阶梯运动试验，后来才研制了一台踏车运动心电图设备。

一个重要的医学常识是，在女性心电图中的 ST 段与 T 波改变多为假阳性。在门诊中，月经正常、无危险因素与家族史，却有胸部不适需大喘气，严重者夜间有濒死感等症状的中青年女性，居然占了半数以上，其中运动试验阳性者也有不少，仔细问症状，又根本不是心绞痛的特点。

后来有了冠状动脉造影，也证明这些以胸痛为主诉的女性患者冠状动脉正常。我们当时就将这些患者诊断为“心脏神经官能症” 或“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开的药物就是谷维素。它对部分患者有一定效果，但仍有不少患者疗效不好或无效。于是很多患者往往在胸痛发作时使用速效救心丸或硝酸甘油。深入仔细地与这些患者沟通，我们发现很多人有睡眠碍，症状发作与情绪波动或精神创伤有明确先后与因果关系。

1995 年，经过对上述临床实践的深刻反思，我“脑洞”大开：“中医不是讲心主神明，心主血脉吗？”我开始试用抗抑郁药治疗一些排除冠心病或其他器质性疾病，症状频发的严重胸痛患者，居然获得了显著效果，很多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失，并且睡眠改善。于是，我正式提出“双心医学”的概念，并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有效治疗病例，越来越体会到在心内科和消化科融入精神心理评估与干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2020 年是我离开母校从医 50 年 。 从 1995 年到 2020 年 ，我为“双心医学”全新模式的落地与推广做了很多努力探索。一方面，培养了刘梅颜、张娟、马文林、丁荣晶、张俊蒙等一大批“双心医学”博士。另一方面，我提出将精神心理服务融入心内科的模式，对心内科医护人员进行精神心理常识的全员培训，使更多医护人员能够识别出在心内科就诊的住院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并与精神科形成培训和双向会诊转诊的机制。后来，我还在相关学会设立“双心学组”，创办“双心医学”杂 志，并与精神科医生共同编写“双心医 学”培训教材和基层医生双心培训手册。

2012 年，我们将“双心医学”融入心肺预防康复的五大处方。 “双心医学”从根本上突破了单纯生物医学的局限，推动了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向心理——生物——社会医学综合模式的实践转变，也是以患者为中心跨学科合作会诊的经典成功案例。在 “双心医学”的临床实践中，我们系统总结提炼出，要为患者做出正确诊断和治疗的“ 四问 ”，即 ：一问病情（症状）；二问心情；三问工作生活经历与事件；四问性格。

50 多年的从医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心血管科、消化科和各种非精神心理科室的医护人员，只有认真学习践行“双心医学”，才能真正体会患者疾苦，尊重患者感受。“双心医学”是 “人学”和“仁学”，是使医学变得温暖，医患关系变得和谐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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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医师王兴国: 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ACLM）：逆转（缓解）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临床实践指南

2025 年 7 月美国生活方式医学学会（ACLM）发布了最新版《成人糖尿病前期、2 型糖尿病及妊娠糖尿病史患者的生活方式管理临床实践指南》将全食物、植物为主的生活方式干预提升为 2 型糖尿病的一线治疗方案，而非药物的辅助手段。

2025 年 7 月，美国生活方式医学学会（ACLM）发布了最新版《成人糖尿病前期、2 型糖尿病及妊娠糖尿病史患者的生活方式管理临床实践指南》（下图），基于 31 项系统评价、11 项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RCT）及数十万例患者数据，将全食物、植物为主的生活方式干预提升为 2 型糖尿病的一线治疗方案，而非药物的辅助手段。指南明确指出：多数病程较短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可通过规范的生活方式干预实现临床缓解/逆转（即 HbA1c<6.5% 且至少 3 个月无需降糖药物），同时显著降低心血管并发症风险。本文将以半专业半科普的视角，为普通患者和临床营养师解读指南的核心建议，提供可落地的实践方案。

doi.org/10.1177/15598276251325488

该指南已获得美国临床内分泌学协会、美国医师协会、美国护士执业者协会、美国临床药理学学会、肥胖医学协会、美国睡眠医学学会、糖尿病护理与教育专家协会以及国家健康与健身教练委员会的认可。它还获得美国家庭医师学会的“价值确认”，并得到美国营养与饮食学会的支持。

本指南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实用、可靠且循证的指导，帮助其运用生活方式医学的 6 大支柱 —— 营养（Nutrition）、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压力管理（Stress management）、睡眠（Sleep）、社会联结（Social connectedness）、避免危险物质（AI慳们oidance of risky substances） —— 管理成人 2 型糖尿病患者，并预防糖尿病前期或有妊娠期糖尿病（GDM）病史成人发展为 2 型糖尿病。

表格中“全食物植物性为主饮食“ （Whole-food, plant-predominant diet）是指以营养密度高的全谷物、蔬菜、豆类、水果、坚果和种子为主要组成的饮食方案，同时避免或尽量减少动物性食品、精制食品和超加工食品的摄入。

一、先定目标：缓解不是唯一选择，共同决策是核心

很多患者和甚至部分医护人员存在一个误区：认为2型糖尿病是终身不可逆的疾病，只能靠药物控制。ACLM指南首先纠正了这一认知，同时强调目标分层与共同决策（SDM）的重要性——缓解（逆转）是最优目标，但不是强制目标，需结合患者的病程、意愿、生活环境综合判断。

（一）明确核心定义

ACLM对2型糖尿病临床缓解的定义为：在不使用任何降糖药物的情况下，糖化血红蛋白（HbA1c）持续3个月以上低于6.5%。这一定义已被全球多个学术组织认可，其本质是通过减少肝脏和胰腺的异位脂肪沉积，恢复胰岛β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研究显示，病程<5年、未使用胰岛素、体重指数（BMI）>27kg/m²的患者，通过规范干预的缓解率可达40%-86%，且缓解持续时间与体重维持时间正相关。

（二）目标分层与沟通技巧

指南将干预目标分为两个层级，临床医生和营养师需通过动机访谈的方式与患者共同选择：

1.糖尿病缓解目标：适合病程较短、有强烈意愿改变生活方式、能获得家庭支持的患者。需告知患者这需要对饮食和生活习惯进行全面调整，而非局部改良，且早期干预效果最佳。

2.血糖改善目标：适合病程较长、合并严重并发症、或暂时无法接受高强度生活方式改变的患者。目标是将血糖控制在目标范围内，减少药物用量，降低并发症风险。

指南特别提供了标准化的沟通话术（基于动机访谈原则），避免价值判断：当患者明确表示不追求缓解时，不应指责，而应转向“如何通过小改变改善血糖”的讨论；当患者犹豫时，重点讲解缓解带来的生活质量提升（如摆脱药物、减少并发症）和具体的行动步骤，而非单纯强调疾病危害。

二、营养干预：分级实施，植物饮食为核心

营养干预是生活方式治疗的基石，ACLM指南首次明确了不同目标对应的营养干预强度，并给予低脂肪、全食物、植物为主的饮食模式最高等级的A级推荐，这是目前唯一同时被证实能实现糖尿病缓解、改善心血管健康且可长期坚持的饮食模式。

（一）糖尿病缓解级别的营养方案（高强度干预）

这是实现缓解的核心方案，要求对饮食结构进行全面重构，而非简单的“少吃糖”：

1.核心食物构成：以绿叶蔬菜、淀粉类蔬菜（土豆、红薯、南瓜等）、全谷物（燕麦、糙米、藜麦等）、豆类（黄豆、扁豆、鹰嘴豆等）为主要热量来源，占每日饮食的80%以上；严格限制坚果、种子、牛油果等高热量植物性食物的摄入；完全避免所有动物制品、精制加工食品、添加糖和添加油脂。

2.能量与体重目标：建议每日能量摄入控制在1000-1500kcal，或每日创造500kcal以上的能量缺口，目标是3-6个月内减重至少10%的基线体重。DiRECT试验数据显示，减重15kg以上的患者缓解率达86%，减重10-15kg者为57%，而减重不足5kg者仅7%。

3.可选强化手段：对于依从性好的患者，可在干预初期采用极低热量饮食（<800kcal/天）或间歇性禁食（如16:8禁食法）3-5个月，快速降低体重和胰腺脂肪含量，随后逐步过渡到常规植物饮食。需注意，强化阶段必须在医护人员和营养师的监督下进行，密切监测血糖和电解质。

（二）血糖改善级别的营养方案（中低强度干预）

对于无法接受纯植物饮食的患者，指南推荐以下饮食模式，按证据强度排序：

1.植物为主的饮食：允许少量摄入鱼类、低脂乳制品和禽肉，每周动物制品摄入不超过3次，仍需避免红肉、加工肉和油炸食品。

2.地中海饮食：以全谷物、豆类、蔬菜、水果、橄榄油和鱼类为主，限制红肉和甜食。

3.DASH饮食：强调高钾、高钙、高纤维、低钠，适合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

所有饮食模式的共同要求：完全避免含糖饮料、精制面粉制品、油炸食品和加工零食；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不低于30g，优先从全食物中获取。指南特别强调，低碳水化合物/生酮饮食虽能短期改善血糖，但长期心血管安全性未被证实，且难以长期坚持，不推荐作为常规方案；对于坚持选择低碳饮食的患者，需定期监测血脂和心血管指标，并优先选择全食物来源的脂肪和蛋白质。

（三）文化适配与可及性

指南专门收录了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植物性菜肴，包括中国的麻婆豆腐、蔬菜炒面，印度的扁豆汤、鹰嘴豆咖喱，墨西哥的豆泥玉米饼等，旨在打破“植物饮食就是吃沙拉”的刻板印象。营养师在制定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患者的饮食文化、经济状况和烹饪能力，优先推荐当地易得、价格低廉的食材（如豆类、大白菜、萝卜、糙米等），避免推荐昂贵的“超级食物”。

三、运动干预：动则有益，贵在坚持

运动与营养干预具有协同作用，能进一步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促进内脏脂肪燃烧。ACLM指南结合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的建议，制定了糖尿病患者的运动处方：

（一）基础运动处方（FITT原则）

•频率（Frequency）：每周至少5天有氧运动，2天抗阻运动。

•强度（Intensity）：有氧运动以中等强度为主（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70%，即说话略费力但能完整表达句子）；抗阻运动以中等负荷为主，每组动作重复10-15次。

•时间（Time）：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次不少于30分钟；每次抗阻运动20-30分钟，覆盖全身主要肌群。

•类型（Type）：有氧运动优先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抗阻运动可使用哑铃、弹力带或自身体重（如深蹲、俯卧撑、平板支撑）。

（二）关键细节：打断久坐比单次长时间运动更重要

指南特别强调了减少久坐行为的重要性：每连续坐着30分钟，应起身活动2-3分钟，如散步、拉伸或做简单的家务。研究显示，这种“碎片化运动”能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峰值，其效果甚至优于每天一次30分钟的连续运动。对于办公室工作者，可设置手机闹钟提醒，或使用站立式办公桌。

（三）特殊注意事项

•合并严重心血管疾病或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运动前需进行医学评估，避免高强度运动。

•使用胰岛素或磺脲类药物的患者，运动前应监测血糖，随身携带糖果，预防低血糖。

•餐后1-2小时进行运动，降糖效果最佳。

四、被忽视的支柱：睡眠、压力与社会支持

ACLM指南首次将睡眠、压力管理和社会支持提升到与营养、运动同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六大生活方式支柱”的完整框架。

（一）睡眠：血糖的“隐形调节器”

•睡眠时长：成年人每日应保证7-9小时的睡眠，睡眠不足6小时或超过9小时均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风险。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筛查：约50%的2型糖尿病患者合并OSA，而OSA会导致夜间缺氧，加重胰岛素抵抗。指南建议所有BMI>28kg/m²、打鼾严重、白天嗜睡的患者进行OSA筛查，确诊后应使用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治疗。

•轮班工作者建议：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频繁倒班；白天睡眠时使用遮光窗帘和耳塞，保证睡眠质量。

（二）压力管理：心理状态直接影响血糖

慢性压力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进而升高血糖。指南推荐以下循证有效的压力管理方法：

•正念冥想：每天5-10分钟的正念呼吸练习，坚持8周可使HbA1c降低0.3%-0.5%。

•身心运动：太极、瑜伽和气功不仅能缓解压力，还能改善血糖控制和平衡能力，降低跌倒风险。

•认知行为疗法（CBT）：对于合并焦虑或抑郁的患者，CBT是首选的心理干预方法，能同时改善心理状态和血糖指标。

（三）社会支持：提高依从性的关键

ACLM指南给予社会支持A级推荐，证据显示，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的患者，血糖控制达标率是无支持者的2.3倍。

•同伴支持：推荐HbA1c控制良好（<8%）、有沟通能力的糖尿病患者担任同伴导师，每周进行1-2次交流。研究显示，3-6个月的同伴支持项目能使HbA1c平均降低0.6%，对HbA1c>8.5%的患者效果尤为显著。

•家庭支持：鼓励家庭成员共同参与生活方式改变，如一起做饭、一起运动，避免在患者面前食用不健康食物。

•专业支持：推荐患者参加由营养师、糖尿病教育者和健康教练带领的小组课程，共享医疗预约（SMAs）是一种高效的模式，能同时为多名患者提供教育和支持。

五、可持续改变与医疗配合

（一）行为改变的科学方法

很多患者的生活方式干预失败，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而是因为方法不当。指南推荐以下循证有效的行为改变技术：

1.SMART目标设定：将大目标分解为具体、可测量、可实现、相关、有时限的小目标。例如，不要说“我要多运动”，而要说“我每周一、三、五晚上7点快走30分钟，坚持4周”。

2.动机访谈：医护人员和营养师应采用OARS技巧（开放式提问、肯定、反思、总结），引导患者自己发现改变的动机，而非说教。

3.健康教练：指南推荐至少进行12次、持续6个月以上的一对一健康教练指导，这是提高长期依从性的最有效方法。

（二）药物调整：避免低血糖风险

这是生活方式干预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当患者开始严格的饮食和运动干预后，血糖会快速下降，如果不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可能会发生严重的低血糖。ACLM指南明确了药物调整的原则和流程：

1.优先调整高风险药物：首先减少或停用磺脲类、格列奈类和胰岛素，这些药物最容易引起低血糖。

2.经验性剂量调整：启动高强度生活方式干预时，若基线空腹血糖<130mg/dL，建议基础胰岛素剂量减少20%-40%，餐时胰岛素剂量减少50%。

3.血糖监测：干预前2周，建议每日监测血糖4次（空腹+三餐后2小时）；有条件的患者应使用连续血糖监测（CGM），实时掌握血糖变化。

4.其他药物：二甲双胍、GLP-1受体激动剂、SGLT-2抑制剂等低血糖风险较低的药物，可根据血糖情况逐步调整；对于合并心血管疾病或慢性肾病的患者，即使血糖达标，也建议继续使用GLP-1受体激动剂和SGLT-2抑制剂，以保护心肾。

六、总结与展望

糖尿病治疗进入“生活方式医学时代”。与传统的药物治疗不同，生活方式医学不仅能控制血糖，还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降低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

对于普通患者而言，需要认识到：2型糖尿病不是终身疾病，而是一种可以通过生活方式逆转的代谢性疾病。改变不需要一蹴而就，从今天开始，多吃一口蔬菜，多走一步路，少坐一分钟，都是向健康迈进的一步。

对于临床营养师而言，需要掌握循证的营养干预方案，学会运用动机访谈和共同决策的技巧，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文化适配、可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计划。同时，要与临床医生密切配合，及时监测患者的血糖变化，调整药物剂量，确保干预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未来，随着更多研究的开展，我们将进一步明确不同人群的最佳干预剂量、运动时机和饮食配比，让生活方式医学惠及更多糖尿病患者。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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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糖尿病相关指南或专家共识，附全文链接（第四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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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格配餐法“标准餐”“简便餐”，糖尿病食谱的创新方法

2 型糖尿病微量营养素怎么补？这份国际专家共识讲清楚了

糖尿病饮食管理——四格配餐法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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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76岁男性高血压患者，吸烟多年血糖正常，常年坚持运动，体重理想。半月前，患者睡前突感胸闷、胸痛、后背痛、大汗，意识到心脏出了问题，立刻让家人打了120急救电话，到当地一家三甲医院急诊。凌晨2点进入导管室，做冠状动脉造影与支架，心电图显示广泛前壁心肌梗死。

据患者说，术中他听到台上的医生说：“就这个部位。”患者想可能就是支架要支的部位。不久，患者很快感到前胸后背疼痛缓解。随后住了 8 天监护室，办出院手续回家。 

到家 3 天后，患者又出现夜间不能平卧、呼吸困难，马上打 120 去另一家医院，诊断为“左心衰竭”，有胸腔积液。治疗 3 天后，症状明显减轻。回家后，女儿给他买了吸氧设备，继续用第二家医院的药，病情逐渐稳定。来我这里就诊时，患者家属说，不知是第二家医院开的药起了效，还是吸氧的效果 。 我查看了完整的病历和各项检查，给他们做了逐一分析。 

首先，患者患的是急性心肌梗死，果断决定去医院，这个决定很正确。医院及早做了支架，患者症 状很快消失，处理得及时得当， 效果立竿见影。

但为什么出院后不久就出现了左心衰竭？患者患的是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对心功能影响大，出院前的超声心动图已明确显示，左心室收缩功能明显下降，左心室射血分数 40%（正常为50%~55%）。此外，患者心尖部有室壁瘤，出院时心电图胸前导联 ST 段仍抬高，未回至等电位线。

患者出院时带的药有：阿司匹林、氯吡格雷（预防支架内血栓）；瑞舒伐他汀（降胆固醇）；雷贝拉唑（预防消化道出血）。遗憾的是，这家医院忽视了广泛前壁心肌梗死，患者已有左心室收缩功能明 

显下降，并存在室壁瘤，出院时没有带 保护左心功能、预防心力衰竭的药物。

在第二家医院住院后，为什么症状很快好转？第二家医院用了利尿剂呋塞米和螺内酯，同时用了治疗心衰的新药沙库巴曲/缬沙坦。 

症状快速缓解主要获益于利尿剂减轻了心脏负担，与在家吸氧没什么关系。但第二家医院在患者出院时没有向患者和家属交代出院后如何继续治疗，比如呋塞米不能一直用、何时停药等。而且，保护左心功能、治疗心衰和改善心功能有 3 个重要药物：利尿剂、沙库巴曲/缬沙坦和缓释美托洛尔（或比索洛尔），医院没有开第 3 种药。

患者出院后，一家人仍对疾病心有余悸，如何治疗？为什么用这些药？如何用好这些药？用药中注意什么？这些药的副作用是什么？一头雾水。

通过这个病例我想说，以往的“坐堂行医”式诊疗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的临床了。医生不能只知道处理急症，而忽视后续的随访、康复。这是值得每个医生加以重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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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康教育: 中老年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来源：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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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 常在家做饭的人更长寿，是一种低成本养生

总点外卖的人错过了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外卖选择也丰富多样，日常忙碌无暇下厨，下馆子、点外卖便成了常态。

殊不知，下厨做饭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健康杂志》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对于老年人，哪怕一周只做一顿饭，也可能为大脑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生命时报》（微信内搜索“LT0385”即可关注）综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为什么在家做饭也是一种“养生”。

研究由日本东京科技大学开展。他们追踪了近1.1万名65岁以上人群长达6年的数据，其间参与者需对做饭频率、7项基本烹饪技能（从削皮到制作）的熟练度进行自我评估。

数据显示，约半数人每周至少烹饪5次，超过1/4的人完全不做饭，他们的痴呆风险也有不同。具体来说，每周至少完整下厨一次的老年人，痴呆风险降低约30%，自认厨艺不佳的人降幅反而更突出，接近70%。

研究人员认为，烹饪技能不足的人做饭时需投入更多精力思考、统筹和规划，对大脑的要求更高。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康琳表示，不只是保护认知，烹饪还可有效降低死亡风险。《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覆盖超10万成年人、随访10年的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0%；每周做3次饭的人，比完全不做饭的人寿命长10%。

但快节奏的生活、便捷的服务，正改变着现代人的习惯，在家做饭慢慢从“必备生活技能”清单中消失。《2025中国外卖市场现状报告》显示，60岁以上用户增速45%；2026年春节期间，156万60岁以上老年人首次体验外卖服务。

曾有研究称，经常外出就餐、食用外卖增加死亡风险。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研究者在《营养与营养学学会杂志》上发文表明，与很少外出就餐（每周少于1餐）相比，经常外出就餐（每天2餐或以上）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9%相关。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汤永隆表示，对独居或空巢老年人而言，出门采买不便、体力有限、饭菜做多吃不完、做少又觉得不值当、点外卖或下餐馆更省时省力等因素，让老人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错失了其中的健康效益。

“柴米油盐酱醋茶之间，老年人不仅能掌握饮食健康的主动权，还能兼顾健脑、健体与情绪调节。”康琳说。

餐馆或外卖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菜品往往会放大量油、盐、糖，绿叶菜严重不足，食品安全和卫生状况也难以掌握。自己买菜做饭则不同，食材的新鲜度有了保证，油盐糖的用量也能自行把控。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提出，“自己烹饪食物是控制油盐糖摄入、保障膳食均衡的最有效方式”。

烹饪是一项涉及多重认知功能的复杂活动，即便只按菜谱操作，也要同时把控多种食材的烹饪，激活计划、记忆、注意力等多个脑区。

康琳补充道，出门买菜时，规划路线、比价、记清单，靠的是记忆、规划能力；切丝切丁要协调双手，翻炒需控制火候，考验手眼协调与精细动作，这种脑力和体力的双重刺激是低成本的健脑方式。

烹饪是一种轻度体力活动，清洗、切菜、翻炒、刷碗等，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四肢活动起来，适度提高心率、促进血液循环。

外出买菜、逛菜市场也是一次运动和社交，走去菜市场、和商家寒暄，抹个零头、要根小葱这种小事带来的满足感，对身心都是一场滋养。

专注于锅中翻炒和火候，鼻尖萦绕着食物的香气，人会自然而然进入“心流”状态。

汤永隆表示，这种全神贯注的状态能让人暂时放下各种烦恼，等到一盘菜出锅，能带来即时的正向反馈，起到天然调节情绪的作用，对抗孤独感和无价值感。

在家做饭好处多，但厨房有电有火，稍有不慎就可能遇到危险，老年人需格外小心。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中国注册营养师于仁文表示，烹制一餐的关键是安全、简单、有营养。

康琳强调，老年人的视力下降、行动较慢，安全是第一位，厨房需进行适老化改造。

• 安装燃气报警器、烟感报警器，将灶具换成自带熄火保护装置、防干烧自动断气功能的型号，有条件的话可配备智能定时灶、定时插座。

• 厨房地面需换成防滑系数高的哑光砖，并在灶前、水槽旁铺防滑地垫；备菜、端菜时常需进进出出，门槛要改成缓坡或直接去除，内部空间不要太紧凑。

• 灶台高度应适配老年人身高，约80~85厘米，在水槽、灶台等处安装扶手，方便他们站立、转身时借力；橱柜下可加装灯带，辅助照明。

老年人的饮食需要少油少盐少糖，烹饪方式建议选择蒸、炖、煮、凉拌等，不仅油烟少，还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

善用电饭煲、微波炉、煮蛋器、豆浆机等工具，更能实现菜肉饭一锅出，适合不会做饭的老年人。

• 电饭煲蒸杂粮、米饭时，加入山药段、土豆块、芋头块等富含膳食纤维的薯类，以及蚕豆仁等豆类，再搭配排骨、鸡腿丁、牛肉丸、豆腐干等高蛋白食材；

• 煲粥时，放入姜末、鲜虾仁或肉丝、肉片，出锅前放一把生菜、小油菜，简单用少许生抽、盐调味即可；

• 用电蒸锅时，最下层蒸米饭，中层蒸鱼、蒸肉，最上层蒸蔬菜。

老年人的消化功能下降，进食量明显减少，更要吃营养密度高的食物，不妨记住“黄土地里长出菜和肉”这个口诀。

• “黄土地”滋养的谷薯类是主食，建议老年人将糙米、小米、燕麦等粗粮和白米、白面等细粮按1∶1或1∶2的比例混合蒸煮，有助平稳血糖、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 每餐至少有一种“绿”，尤其是菠菜、油麦菜、油菜等深绿色叶菜，快炒或焯水能最大程度保留营养；

• 黄土地上圈养的鸡鸭鹅，可提供优质蛋白，每周再吃上1~2次鱼肉，清蒸、白灼的做法味道鲜美易消化。

老年人体力有限，单次做饭最好“不超过半小时”，炖煮间隙可坐在旁边休息，患有严重关节炎、视力下降、平衡障碍或认知衰退的老年人，不建议独自下厨。于仁文强调，他们的记忆力差，必须做到“明火不离人”，即使只是接电话，也要先关闭燃气。

本文作者：本报记者 田雨汀  本期编辑：王冰洁 王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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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4日，结束欧洲学术会议交流，我终于回到了北京，下午我收到朋友分享的首都医科大学制作的《风范——“胸心外科泰斗”吴英恺》短片，看着视频里熟悉的场景，又看到那双睿智而深邃的眼睛，想起再过几天，5月8日——便是吴英恺教授116周年的诞辰。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此时此刻，我心中翻涌。如果说医学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远征，那么吴英恺教授便是那两尊在狂风巨浪中屹立不倒的灯塔。吴英恺教授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统筹全局，为我国心血管医学打下了雄厚坚实的基础。

“做人要光明磊落，致学要严肃认真，创业要艰苦奋斗，办事要一秉大公。”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从“圣诞老人”到协和的第一刀

吴英恺教授的医者之路，始于报国的雄心。1940年4月26日，30岁的他在协和代为主刀，完成了中国首例食管癌切除术。他后来常谦逊地笑称自己是“新手交好运”，但我深知，这“好运”背后是他查阅百余篇文献、总结最佳方案的厚积薄发。

青年留影

（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视频号截图）

1943年抗战最艰苦时，他辞谢美国导师的盛情挽留，理由掷地有声：“我很感激您的好意，但是当自己的国家遭受别国侵略的时刻，国内迫切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我又怎么能久居国外？”

购置的手术器械

（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视频号截图）

为了带回宝贵的精密器械又不让行李超重，他宁可裁掉书籍的白边，把衣服一层层套在身上：内衣、秋衣、毛衣、夹衣、棉衣、风衣……在回国的飞机上，他臃肿得宛如一个“圣诞老人”。这种“锱铢计较”的背后，是一颗赤诚的报国心。回国途中，面对美国人的傲慢，他严辞反驳：“谢谢你们美国人，你们还是把珍珠港保护好吧，中国人自己会救中国，不要别人的恩赐！”

日记

（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视频号截图）

“预防，才有出路”

最令我敬佩的，是吴英恺教授作为一名功勋卓著的心胸外科医生，竟能从1950年起就指引着“预防为主”的方向。他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如果看的病人越来越多，那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好医生。”

20世纪70年代早期，吴英恺教授在北京石景山人民公社开展巡回医疗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一位心胸外科医生能够从1950 年开始指引着预防为主的心血管医学发展方向，他具有多么令人敬佩的远见卓识！吴英恺教授先在阜外医院、后在安贞医院建立医院为基地的流行病学研究机构与团队，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开展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在他带领下，大力开展了高血压防治，成功探索首钢高血压防控模式；他大力推动控烟工作；对心脏康复的开拓者们给予支持和鼓励。

20世纪70年代，吴英恺教授在北京郊区做高血压普查工作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刘力生教授曾向我回忆，改革开放早期她陪吴院长出访美国。回国途中，刘教授问：“院长，回去主要开展什么工作？”吴院长斩钉截铁地回答：“预防，只有预防，才有出路。”这是我国心血管发展史上最精彩的一段对话，至今振聋发聩。

现场调查资料

（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视频号截图）

他在20世纪70年代组建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创办了《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他对我们这些后辈的要求近乎苛刻，每月一次业务总结，甚至连放射科片子上的肿块大小和手术切下的实物是否一致都要查。他曾因研究生看幻灯片不用心而突然打开灯，用英语提问并训诫道：“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就只想着好车子、好房子，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可是我什么都有。”

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及人群防治工作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姜是老的辣”

我与吴英恺教授有着极深的渊源。1993年，我追随吴英恺教授的足迹辞职来到朝阳医院。当时的朝阳在吴英恺教授被“赶走”后心外科消亡，我深感责任重大。我效仿吴英恺教授的精神，一手建心脏中心，一手办“抗大”，坚持“什么对病人最好”的原则。

而安贞医院是吴英恺教授71岁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的。

安贞医院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为了筹钱，75岁的他在严冬里挤在破车里去油田讲课，他调侃劝阻他的年轻人：“姜还是老的辣，光你们去，人家恐怕不买账。”为了省下一箱试管，他顶着烈日亲自从朝阳搬回安贞。他要求下属出国进修，“只要能说‘请把这份饭给我’就行，活着就能学东西回来”。他在10个月内将“工”字楼扩建为“王”字楼，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专家的气魄。

安贞医院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吴英恺教授还为北京安贞医院亲手缔造了“公、勤、严、廉”的院训，并始终以身作则。他坚定主张：“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是社会主义福利的重要窗口，不能一切向钱看，不能损害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更不允许任何人以医谋私。”他自费印制科普手册，免费发放；捐出奖金用于心血管病防治宣传；生活中躬行节俭，连用过的信函、通知都细心留存，用背面起草文章，一本活页笔记本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用到他去世……

1996年，吴英恺教授为北京安贞医院提写的院训“公、勤、严、廉”

（来源：北京安贞医院）

他对人才的渴求极具前瞻性。81岁时，他就把骨干送出国进修，面对英语不好的医生，他大声鼓励：“只要你们能说‘请把这份饭给我’就行，你活着就能学到东西回来！”这种气魄，在当时国内绝无仅有。

吴英恺教授手书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健康快车永远的列车长，让医学走下神坛

1995年，85岁高龄的吴英恺教授出任“健康快车”首席荣誉列车长。他常说：“高明的医生首先是防病，然后才是治病。医生不要看不起科普咨询，这是最高级的工作。”就是这列健康快车，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北京开启，近9年了，风驰电掣，成千上万的北京人追随着，追着他们心目中的健康之“星”。在吴英恺教授的带领下，洪昭光、我、向红丁等一批名医级的列车长登上了健康快车大课堂的讲台。

勤勤恳恳

（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视频号截图）

难忘1995年6月，吴英恺教授率领翁心植、洪昭光等教授，和时任卫生局副局长金大鹏等赴劳动人民文化宫做健康快车健康咨询。那时老百姓甚至不知道健康咨询是干什么的，拿着片子抱着患心脏病、患哮喘的孩子围上来看病。这位医学泰斗霎时被老百姓团团围住。

此时吴英恺教授早已不出门诊了，许多经他主刀后心脏病痊愈的患者匆匆赶来，就是为了向他道一声问候，看上他一眼。一位母亲抱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3岁的孩子眼巴巴地望着吴英恺教授说，孩子什么时候手术，就听您一句话了。一位因肝功异常被饭馆炒鱿鱼的打工妹焦急地抓着吴英恺教授的手问，我该怎么办……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一位医学博士不解地说，这样顶尖级的专家在非医院环境中为老百姓咨询答疑平等交流真是不可思议，这在国外是不可能的。

这位被称为泰斗级的大医就这样被老百姓团团围着，他朗朗地笑着，幽默地说：“我今天来不是干这个的，这是医院里的大夫干的事。我今天来是跟你们说话的，心脏的毛病再多再复杂也要找源头，烟不能抽，酒要少喝，胖子一定要减肥，少吃动物脂肪和内脏，多吃蔬菜水果。”

他娓娓地说着，声音像是带有磁力，老百姓都瞪大着眼睛，静静地听着。一位愁眉苦脸的胖子露出了笑容：“行了，咱这回就是自己的保健医了。我的保健绝招就是大专家亲口对我说的。”咨询结束了，吴英恺教授起身要走，老百姓依然是把他团团围住：“您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舒坦的话，您怎么一讲就讲到我们心坎里了。”老百姓像送家人一样把他送上了汽车。车开了，百姓还远远地招着手。

就是这位医学泰斗，为普通百姓拥戴的健康快车列车长高举着信号灯，使得这辆温馨的列车无比风光！

健康快车活动现场

（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视频号截图）

难忘1996年5月，“健康快车”开进玉渊潭公园，3万多人涌向“流动车厢”。吴英恺教授在女儿搀扶下，一步步走到烟蒂溶水注射小白鼠的实验台前。时任市委副书记李志坚握着他的手感叹，吴英恺教授却呵呵一笑：“我是专为‘健康快车’加油来的。”他指着玻璃罐里的“香烟肺”对百姓说：“肺应该是红色、柔软的。看这罐子里漆黑硬如橡皮的，老外做出香烟自己不抽，给我们抽，我们也不抽，我们给它们扔到地上去！”话音未落，全场掌声如雷。

难忘1997年，还是艳阳高照的5月，北京市卫生局、北京晚报健康快车“走健康之路，做文明健康北京人”大型活动在地坛公园举行。这天天气奇热，吴英恺教授的助手打着伞，生怕吴英恺教授中暑。吴英恺教授却呆了整整两个小时，与时任卫生局副局长金大鹏一起，看望了北京市心防办、脑防办、糖防办等来自北京市各大医院的100多名医生。吴英恺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医生不要看不起科普咨询，这是最高级的工作，我开了一辈子刀，能治好多少心脏病人！百姓都懂得预防知识不得病了，医生失业了，我们也欣慰。”

难忘吴英恺教授倡导开展了“爱心护心工程”，他利用自己在医学界的威望，带领北京各大医院众多专家，用“走下去、请进来”的方法，多次深入京郊县医院，免费向来自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基层医务人员进行预防心脑血管病的培训。有一次到怀柔区医院讲课，正好电梯坏了，已经88岁高龄的吴英恺不顾工作人员劝阻，在他们的搀扶下，硬是一步步爬上4楼，给学员上了一节生动的科普教育课。

后来，1997年，吴英恺教授还将中国医学科学院授予他的中国医学科学最高荣誉奖——中国医学科学奖的1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爱心护心工程”，用于出版心血管病防治和自我保健的科普读物。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这批奖金最终用在印发20多万册的《劝您戒烟》《肥胖的防治》《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预防保健知识》等多种普及心血管病的科普小册子上，分别放在急诊科、心内科和门诊大厅咨询台上，让患者免费取拿。吴英恺教授自己则经常身揣几份，见到吸烟或肥胖的人就发，并耐心劝人戒烟减肥。这些小册子后面都写着“没有版权，欢迎翻印”。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甚至在晚年他髋关节骨折住院的最后日子里，床头还搁着一摞小册子，隔几天就让同事再拿些过来。被护士推着穿过院子去做治疗时，他看到路边有人吸烟，仍会示意护士停下来，像个操心的家长一样劝那位素不相识的吸烟者戒烟。他对自己儿女说：“心血管病防治要从防开始，我们的文明病在走美国30年前的老路。”他甚至自掏腰包，向儿女集资4000多元自费印刷宣传小册子。

穿中国鞋，走中国路，圆中国梦

吴英恺教授教导我们，学习不能搞教条主义。我们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但不能生硬照抄照搬。欧美国家曾使用大剂量胺碘酮治心律失常，使用最大强度他汀防治动脉硬化，这显然不适合我国临床。如照抄照搬，就会导致严重副作用，又浪费资源。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正如在不具备有创电生理检查时，我们研发普及食管调搏技术；在70年代推广复方降压片，比西方早了30年。穿中国鞋，走中国路，圆中国梦，探索用“中国模式”解决“世界难题”，这是我们的责任。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我还难忘吴英恺教授的两次落泪！

一次是1999年，滴水成冰的1月，《北京晚报》“健康快车”一行专程到东单北极阁看望刚刚做完眼科手术出院回家的吴英恺教授。大家围坐在他周围，向他送上还散发墨香的“北京人奔向2000年健康自助卡”。吴英恺教授这位健康卡的总顾问听说该卡免费赠给25万晚报订户，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颤颤地说，“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事。”

另一次是吴英恺任名誉院长的安贞医院心防办会议室，在替健康快车审定稿件时，说到市场经济大潮中横冲直撞的不正之风；说到中国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上升的严酷现实；说到许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的迫切需求，吴英恺教授呼吸急促、面色潮红，大滴大滴的泪珠落在他亲自起草的文稿上，在场的专家、记者无不为之动容。临别的时候，他送给记者戒烟限酒的小册子，那上面写着“没有版权，欢迎复印”。

我还记得他说，“我的经验是，经历慢，事实上更快，我的基础打得很好，一步一步去做”，“科研科普要成为一体，医疗预防要成为一体，专家群众要成为一体，这叫整体医学，主体医学，也是21世纪前进的方向”。我永远记得他说：“健康快车还要搞下去，这是我一生特别想做的一个事业，我做不了你们还要做下去。”

《登上健康快车》

（来源：几何体）

吴英恺教授去世前的一个月，他还对来访的宾客说，“我们的健康快车出的一本书，叫《登上健康快车》发行量特别大，100多万册”，“这个做得特别好，搞医学科普就应该把医学和科普结合到一起，把专家和群众结合到一起，把政府和百姓结合到一起。这是中国的21世纪的健康科普的方向。”他的头脑特别清楚，一直到生命最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捧着一颗心来

1995年，吴英恺教授写下一首打油诗作为遗嘱：“行年八十五，提前立遗嘱，死后做尸检，火化不留骨，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式，如得不治病，我宁安乐死。我死心平静，亲友莫悲伤，人生总有死，活时当自强。”

吴英恺教授遗嘱

（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视频号截图）

2001年9月30日，吴英恺教授“后事先办”，立下遗嘱：“我已91岁，生命即将到尽头，后事必须从简。倘如发现不治之症，不必积极治疗，尽量减少痛苦，让我自然归去。死后作病理解剖，与病历对照，有教学作用的标本由病理科保存。请安贞医院联系火化，不保留骨灰，不化妆，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他还联系医院表示希望通过在北京发行最多的北京晚报让人们知道他的遗嘱。公布遗嘱这一天，吴英恺教授还讲，人生成功有四大支柱，身体健康、家庭和美、事业有成、朋友众多。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2003年11月13日，这位“大医”安详离去。他把自己那颗装着13亿人的心脏，永远留在了安贞医院。而在吴英恺教授去世后的第六天，出殡，按照他的遗愿，安贞医院没有为他们的老院长举行追悼会，只是打算在一个小范围内与他告别。然而，那天不约而同来为吴英恺送行的却有上千人。8名年轻的心外科医师抬着老院长的灵柩，缓缓经过他心心念念的心外大楼。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吴英恺教授的心脏

（来源：首都医科大学视频号截图）

在我国技术设备已能与世界比肩的今日，我们更应继承先辈遗志，推动医学回归人文。落实预防为主，才是供得起、可持续的公平医学。还记得吴英恺教授生前曾讲过一句话：“如果我们不改变医疗的医学教育以及培养医生的模式和评估机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人会看病。”因此，我一直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要引领中国心血管医学事业的发展，让患者获得更多利益。于是，2012年起，在我和志同道合朋友们的推动之下，我国心脏康复事业开启了新征程，心脏康复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逐渐发展壮大。

而我，也始终向吴英恺教授看齐，只要生命不息，就会奉献不止。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来源：北京吴英恺医学发展基金会官网http://www.wykjjh.com/wyk.asp）

胡大一

2026年5月4日

（感谢几何体对本人口述及历史资料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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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循环杂志: 心脏病学的范式革命与学术殿堂 | Eugene Braunwald教授纪念

Eugene Braunwald教授是现代心脏病学的奠基人与泰斗，被誉为“现代心脏病学之父”和心血管医生的圣经《Braunwald心脏病学》的编纂者。他长达70余年的职业生涯彻底改变了人类理解和治疗心脏病的方式，其生平堪称一部医学传奇。

早年的逃亡和卓越的学习天赋

Braunwald于1929年8月15日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和家人因犹太身份遭受迫害。在一个惊险的夜晚，他的父亲曾被纳粹抓走，幸得其母亲机智地与一名党卫军军官周旋，才使父亲在被捕8小时后获释。

1938年7月，全家以“野餐”为借口，几乎身无一物地开始了逃亡，历经瑞士、巴黎、伦敦，最终于1939年感恩节抵达美国纽约。这段《音乐之声》般却没有音乐的逃亡经历，奠定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抵达美国后，Braunwald展现了卓越的学习天赋。他于1946年考入纽约大学，随后进入纽约大学医学院，是班上最年轻且成绩最好的学生，并于1952年以最高分毕业。

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走进了当时还极为罕见的心导管室，这次经历让他决心投身心脏病学，因为他发现心脏本质上是一个“精密的泵”，与他早年感兴趣的工程学有诸多相似之处。

毕业后，他先在纽约西奈山医院完成了两年的临床训练。随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安德烈·库尔南德，完成了一项博士后研究项目。这段经历为他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在完成上述卓越的学术和临床训练后，1955年，布劳恩瓦尔德正式加入了美国国家心脏研究所，该机构后来更名为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入NIH后，他还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完成了住院医师培训。

14岁的Braunwald

在NIH：从青年研究者到学科领袖的蜕变

在NIH期间，Braunwald完成了从青年研究者到学科领袖的蜕变，其贡献奠定了现代心脏病学的多个基石。

开创性基础研究：阐明心肌耗氧的决定因素

在NIH生理学家斯坦利·萨诺夫博士的实验室工作期间，Braunwald致力于研究心脏耗氧量的决定因素。这项基础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机制的理解。到1967年，他的团队成功识别了心肌耗氧的三个主要决定因素：张力、收缩速度和收缩频率。这一发现为后来通过药物（如β受体阻滞剂）降低心肌耗氧、限制梗死面积的治疗策略提供了核心理论依据。

提出“心肌梗死面积可被限制”

在NIH及随后转移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延续研究中，Braunwald团队基于上述基础研究，通过实验证明，心肌梗死的大小可以通过控制心脏的需氧量和向缺血心肌的供氧量来影响。

这彻底颠覆了当时医学界认为心肌梗死是瞬间、不可逆灾难的宿命论观点。他提出，梗死的发展像一个“调节旋钮”，而非“开关”，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革命性理论直接催生了“时间就是心肌”的临床理念，为后来的溶栓治疗和冠脉介入治疗（如血管成形术）奠定了基石，使得心肌梗死死亡率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大幅下降。

早期探索肥厚型心肌病

在NIH临床中心，年仅28岁的Braunwald开始了对肥厚型心肌病的早期探索。当时这种疾病甚至还没有被准确命名。他与外科医生安德鲁·格伦·莫罗合作，于1959年在《循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该病的早期临床经验。他们首次描述了肥厚型心肌病流出道梗阻特征，并发明了分析方法，这些方法沿用至今。此外，他还是最早将β受体阻滞剂用于治疗肥厚型心肌病的学者之一。

心力衰竭研究的奠基工作

在NIH期间，Braunwald的研究也深入到了心力衰竭领域。他是最早测量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及左心室dp/dt值的学者之一。这对于评估心脏泵血功能和进行危险分层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团队还提出了心肌梗死后心肌顿抑及心室重构的概念，为理解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机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职业生涯的快速晋升与领导力初显

Braunwald在NIH的职业生涯发展迅速。1955年，他正式加入美国国家心脏研究所（现NHLBI）。1960年，年仅31岁的他就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心脏研究所的心脏科主任。这充分证明了其卓越的研究能力和领导潜力。他在39岁时，就已经担任了NHLBI心脏病学的首席专家。

Braunwald在NIH的岁月是其科学思想的孵化期和爆发期。他从最根本的心肌生理机制研究入手，进而提出了改变临床实践的革命性理论，并早期涉足多个重要心脏疾病领域。

28岁的Braunwald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住院医师

急性心肌梗死：从“被动观察”到“主动再灌注”的范式革命

Braunwald在布莱根妇女医院时期，与之前在NIH的工作一脉相承，领导了一场彻底改变急性心肌梗死治疗理念的医学革命。

这场革命的本质，是将急性心肌梗死的管理从消极、被动的观察支持，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开通阻塞血管以挽救心肌的再灌注策略。这一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并非源于单一的发现，而是Braunwald通过建立科学原理、创建验证平台并产出决定性证据的多层面、系统性工程。

心肌挽救概念的诞生

在Braunwald介入之前，心肌梗死被视为一个静态、不可逆的事件——冠状动脉一旦闭塞，其供血区域的心肌便会坏死，治疗仅限于使用洋地黄、利尿剂等药物缓解并发症，并被动观察患者病程。

Braunwald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于NIH实验室的研究，动摇了这一认知基石。他的团队明确了决定心肌耗氧量的三个关键因素，并据此提出了“心肌氧供-需平衡”这一核心原则。基于此，他于1971年发表了一篇开创性论文，提出了“可挽救的缺血心肌”概念。这一概念指出，急性心肌梗死的梗死面积并非固定不变，如果能够通过干预，在关键时间窗内恢复缺血区域的血流供应，可以限制乃至逆转正在发生的心肌损伤。这一科学洞见，为所有现代再灌注疗法——无论是药物溶栓还是介入手术——奠定了根本性的理论支撑，标志着治疗目标从“管理后果”转向了“改变进程”。

TIMI研究组的创立与早期突破

科学原理需要临床证据来验证和推广。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冠状动脉血栓是急性心肌梗死直接原因”的观点仍存在广泛争议，溶解血栓（溶栓）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更是充满未知与质疑。

为回答这一关键问题，Braunwald在布莱根妇女医院创立并担任了TIMI（心肌梗死溶栓）研究组的创始主席。这个学术研究组织成立的明确使命，就是通过严谨、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检验溶栓治疗能否真正改善患者预后。

TIMI 1试验于1984年启动，直接对比了两种溶栓药物：传统的链激酶和新型的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t-PA）。这项试验及随后的一系列TIMI研究，系统地证明了早期、积极的药物再灌注治疗能够限制心肌损伤范围、保护心脏收缩功能，最终降低死亡率。

这些结果为溶栓治疗成为全球急性心肌梗死的标准急诊治疗方案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基础，彻底改变了急诊室的应对流程，强调“时间就是心肌”。

TIMI研究组的工作并未止步于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其研究范围迅速扩展，重新定义了整个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管理。例如，TIMI IIIB试验评估了溶栓疗法（t-PA vs. 安慰剂）和治疗策略（早期侵入性 vs. 早期保守性）在不稳定性心绞痛/非Q波心肌梗死患者中的应用。

结果表明，溶栓疗法在该患者群体中并无益处，反而可能增加心肌梗死和颅内出血风险。这一重要发现帮助医学界厘清了不同类型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病理生理差异，避免了治疗的盲目泛化，推动了针对性的管理策略。

从急性再灌注到长期生物学修复

Braunwald领导的研究不仅改变了心肌梗死发生当时的处理，也深刻影响了其后的长期管理。基于对心肌梗死后左心室会发生有害重构（扩大、变形、功能衰退）的理解，治疗目标进一步延伸至预防这种生物学层面的恶性进展。

这一理念的杰出体现是1992年发表的SAVE（生存与心室扩大）试验。该试验由Braunwald团队主导，旨在验证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卡托普利能否通过抑制神经内分泌激活，改善心肌梗死后左心室功能不全患者的长期预后。

结果令人信服：与安慰剂相比，卡托普利治疗使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19%，并将因心力衰竭住院的风险降低了22%。尤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外地显示出能将再发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25%。SAVE试验的成功，标志着对心肌梗死患者的干预从“急性期的血管再通”延伸到了“慢性期的生物学修复与事件链阻断”，开启了以改善生存为终点的慢性心力衰竭药物治疗新时代。

系统化工具与全球影响

为了将这一复杂的新范式有效地应用于日常临床决策，TIMI研究组还开发了简单易用的风险评估工具。TIMI风险评分已成为全球指南推荐的标准，用于快速分层评估不稳定性心绞痛/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患者（7分制，预测14天事件风险）和STEMI患者（14分制，预测30天死亡率）的危险程度，帮助识别最需要积极干预的高危人群。

总而言之，Braunwald通过确立心肌挽救的科学原理、创建并领导TIMI研究组产出变革性临床证据、并将治疗理念从急性期延伸到长期生物学管理，共同完成了一场关于急性心肌梗死的深刻范式革命。

这场革命的核心，是将治疗聚焦点从症状被动转移到对疾病进程的主动干预，其确立的再灌注黄金原则和临床研究方法论，至今仍是全球心血管急救体系的基石。

Braunwald在NIH的导管室会议中

心力衰竭：从“症状缓解”到“生物学修复”的范式转变

在急性心肌梗死领域确立“主动再灌注”范式后，Braunwald及其团队将同样深刻的革命性逻辑，应用于另一个更为复杂、慢性的心血管疾病领域——心力衰竭。

在Braunwald担任布莱根妇女医院内科主任的时期（1972~1996年），心力衰竭的治疗理念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重塑，其核心是从短期的、症状导向的血液动力学管理，转变为长期的、旨在修正疾病生物学进程的修复性战略。

范式转变的核心：从“强心利尿”到“修饰生物学”

在传统范式下，心力衰竭的治疗主要依赖于地高辛（增强心肌收缩力）和利尿剂（减轻体液潴留）。这些药物能迅速缓解患者的呼吸困难、水肿等症状，但并未触及疾病不断进展的根源。

Braunwald团队认识到，慢性心力衰竭的本质并非简单的“泵衰竭”，而是一个由神经内分泌系统（交感神经系统、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过度、有害的激活所驱动的恶性循环。这种持续的神经内分泌“风暴”会导致心肌发生有害重构——即心脏在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一系列不利改变，如心室扩大、肥厚和功能减退，从而加速疾病进程。

因此，新的治疗目标被重新定义：从追求短期的血液动力学改善和症状缓解，到实施长期的、修复性的策略，旨在有利地改变衰竭心脏的生物学特性。这意味着，治疗成功的标志不再仅是患者感觉“好一些”，而是能否延长生存期、逆转或延缓心肌有害的生物学改变。

SAVE试验与ACEI

Braunwald领导的SAVE试验于1992年发表，虽然研究对象是心肌梗死后左心室功能不全的患者，但其原理和结论直接奠定了心力衰竭生物学修复治疗的基石。

SAVE试验设计基于一个假设：在心肌梗死后，长期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可以阻断左心室的不良重构进程，从而改善临床结局。它招募了2,231例心肌梗死后3~16天、左心室射血分数≤40%但无明显心力衰竭症状的患者，随机给予ACEI卡托普利或安慰剂。

SAVE试验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功，结果远超传统的“症状缓解”预期：（1）降低全因死亡率：卡托普利治疗使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9%；（2）阻止疾病进展：因心力衰竭需要住院的风险降低22%；（3）带来意外获益：致死性和非致死性再梗死风险降低了25%，这表明ACEI的作用超越了抑制心脏重构，可能具有稳定斑块等更广泛的血管保护效应；（4）验证生物学机制：超声心动图亚组研究证实，卡托普利治疗组患者左心室进行性扩大的程度更轻，直接将临床获益与预防有害心脏重构的生物学机制联系起来。

SAVE试验的巨大意义在于，它首次通过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证明，针对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药物（ACEI）不仅能改善症状，更能根本性地改变疾病的自然史，延长生命。这标志着心力衰竭治疗正式进入“生物学修复”时代。Braunwald也将ACEI誉为心力衰竭治疗的“基石”。

β受体阻滞剂的“平反”与金三角

新的治疗范式一旦确立，便开始颠覆更多固有认知。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β受体阻滞剂在心力衰竭中的应用。在旧范式下，因其会短暂减弱心肌收缩力（负性肌力作用），β受体阻滞剂被视为心力衰竭的禁忌。

然而，从“生物学修复”的新视角审视，慢性心力衰竭中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激活是核心病理机制。长期来看，阻断这一有害通路可能带来根本性益处。

基于这一假设，在Braunwald领导的时代末期启动的临床试验最终证实了这一点。长期使用β受体阻滞剂虽然短期内可能不改善（甚至轻微恶化）症状，但能通过阻断交感神经毒性作用，产生有益的“生物学效应”，长期显著改善心室功能、提高生存率。β受体阻滞剂从“禁忌”到“基石”的转变，是治疗目标从短期药理效应转向长期生物修饰的完美例证。

至此，在Braunwald于布莱根妇女医院的领导时期所孕育和确立的范式，催生了心力衰竭治疗的“黄金三角”（后也称基石治疗）：利尿剂（缓解症状）、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抑制RAS）、β受体阻滞剂（抑制交感神经）。

后两者正是“生物学修复”战略的直接产物。这一框架为此后所有重大进展——如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ARNI）、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等——铺平了道路，这些新疗法同样被Braunwald评价为通过调节心脏保护性生物通路而发挥作用的“突破性”进展。

1972~1996年，布莱根妇女医院在Braunwald的引领下，完成了一次对心力衰竭认知的根本性重构，将心力衰竭从一个终末期的血液动力学紊乱，重新定义为一种可被长期生物学策略所调控的慢性疾病。这场从“症状缓解”到“生物学修复”的范式转变，构成了现代心力衰竭延长生命、改善预后的所有治疗决策的科学基石。

心脏瓣膜病：间接推动现代综合管理框架

在Braunwald及其团队对心脏瓣膜病的现代管理框架中，他们并未发动一场同等意义上的直接“战役”。然而，通过构建一整套超越单一病种的科学原理、证据生产体系与多学科协作模式，Braunwald的工作为瓣膜病从传统外科修复时代，迈向以影像精确评估、时机化干预（介入/外科）和终身生物学管理为核心的现代综合管理框架，铺设了不可或缺的基石。这种推动是间接的、框架性的，却同样深刻。

构建知识体系：从零散经验到系统化科学

在Braunwald于1970~1980年代重塑心脏病学之前，瓣膜病的诊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科技术的进步和个体化的临床经验。他的间接贡献首先体现在系统化知识的编纂与传播上。

·作为《哈里森内科学原理》的编辑和权威教科《Braunwald心脏病学》的创始编辑，Braunwald确保了瓣膜性心脏病作为核心章节，被纳入不断更新的、全球通用的医学知识体系。这绝非简单的文献汇编。在教科书中，瓣膜病的病理生理、诊断标准（如超声心动图参数的解读）、自然病史以及治疗原则（包括当时新兴的瓣膜置换与修复技术）被置于与冠心病、心力衰竭同等的科学框架下进行阐述。这使得瓣膜病的管理脱离了纯粹的外科技术范畴，成为一门基于病理生理学、影像学和循证医学的综合内科-外科学科。

·拓宽科学理解的边界：他的整体研究工作被描述为“极大地扩展了对心脏病（包括瓣膜性心脏病）的认识”。这意味着，他对心肌功能、血液动力学和神经内分泌激活等基础机制的深入研究（这些多是基于心力衰竭和心肌梗死模型），为理解瓣膜病变导致的压力/容量负荷过重、继发性心室重构等核心问题提供了通用理论工具。例如，对“心肌氧供需平衡”和“心室重构”的深刻理解，直接有助于评估重度主动脉瓣狭窄对左室功能的影响，或二尖瓣反流导致的左房扩大与心房颤动风险。

提供方法学模板：TIMI范式与循证介入时代

当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等革命性介入技术于21世纪初出现时，它们急需一套严谨的方法来证明其安全性与有效性。Braunwald创立的TIMI研究组模式，恰好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操作手册”。

·临床试验的金标准：TIMI研究组在1980年代为验证溶栓疗法所建立的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组织模式，成为心血管领域临床试验的标杆。这一模式强调方案设计的严谨性、终点事件的客观定义（如死亡率、脑卒中、再次手术）、独立的核心实验室（如超声核心实验室评估瓣膜参数和心室功能）以及跨机构的紧密协作。当瓣膜介入时代来临，评估TAVR vs. 外科手术的PARTNER试验等关键研究，其方法论内核完全继承了TIMI开创的范式。Braunwald并未直接领导这些瓣膜试验，但他塑造了整个学科进行高级别证据生产的方式。

·风险分层工具：TIMI研究组开发的用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
TIMI风险评分（7分/14分制），示范了如何将多个临床变量工具化，用于快速识别高危患者并指导治疗决策。这为瓣膜病领域后来开发类似的手术风险评分（如STS评分、EuroSCORE）以及更复杂的“干预时机”决策模型（综合症状、心室功能、瓣膜病变进展速度等）提供了概念原型。现代瓣膜病管理的关键之一，正是在无症状或轻微症状阶段，利用风险预测工具来权衡早期干预的获益与风险，这一决策逻辑与TIMI风险评分的应用哲学一脉相承。

瓣膜病诊疗的核心理念：从“形态学修复”到“生物学管理”

Braunwald团队在心力衰竭领域实现的从“症状缓解”到“生物学修复”的范式转变，其理念深刻渗透到了瓣膜病的术后长期管理中。

·干预目标的升华：传统的瓣膜手术目标是纠正机械性病变（修复或置换瓣膜）。然而，Braunwald主导的SAVE试验等研究证明，对心肌梗死后患者进行神经内分泌干预，可以改变心室重构进程，改善长期预后。这间接启示了瓣膜病管理：成功的干预不应止于“瓣膜成功”，而应追求“心脏成功”与“患者成功”，即术后管理的重点转向评估左室肥厚的逆转、心房重构的改善，并使用ACEI/ARB、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这些正是心力衰竭生物学修复的基石）来优化心肌生物学环境，预防术后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瓣膜病的管理链条，因此从“术前评估-手术-出院”延长为“终身随访与生物学优化”。

·“可挽救心肌”概念的延伸：在急性心肌梗死中，“挽救缺血心肌”是再灌注治疗的核心理念。在瓣膜病中，尤其是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存在“可逆转的心肌负荷与纤维化”窗口期。早期干预以预防不可逆的左室功能损害，这一治疗逻辑与心肌梗死的“时间就是心肌”理念内在相通。

奠定组织基础：多学科团队与综合护理框架

Braunwald建立的急性心肌梗死“绿色通道”和心力衰竭“长期管理黄金三角”本质上是跨学科、分阶段的综合护理框架，也为现代瓣膜中心提供了组织蓝图。

·核心团队构成：现代瓣膜病团队通常包括心脏内科医生（影像、心力衰竭、介入）、心脏外科医生、影像学专家、麻醉师、护士协调员和康复师。这种多学科协作模式，正是Braunwald通过整合急诊科、导管室、心脏外科和二级预防护理所倡导的横向协作体系在瓣膜病领域的直接映射。

·诊疗路径的标准化：从超声心动图和多层CT的精确评估，到心脏团队共同决策（介入或外科），再到术后重症监护、康复及长期门诊随访，这一条龙的标准化路径，借鉴了急性冠脉综合征和心力衰竭管理中建立的“分阶段、全病程”管理经验。

Braunwald对心脏瓣膜病现代管理的贡献，并非体现在发明某种瓣膜假体或主导某次外科技术革新（这部分开创性工作由其夫人NinaStarr Braunwald博士完成）。他的作用更为宏大和根本：通过构建现代心脏病学的整体科学体系、创立高级别临床证据的生产范式、输送“生物学修复”的核心治疗哲学，以及制度化多学科协作模式，使得瓣膜病从一个主要依赖外科技术的领域，演进为一个融合影像学、介入技术、循证决策和终身生物医学管理的现代综合学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方法和组织框架。这是一种典型的“范式溢出”效应，其影响力深远而持久。

临床试验方法学：TIMI模式与全球模板

从最初的溶栓验证，到成为心血管领域证据生产的“金标准”工厂，TIMI研究组所确立的“TIMI模式”，其深远意义早已超越了个别药物的成败。它被系统性地提炼、固化，进而演变为一套可复制、可扩展的全球临床试验方法论模板，深刻重塑了现代医学循证决策的生成方式。

TIMI模式的精髓：标准化与规模化证据生产

在Braunwald的领导下，TIMI研究组从一项具体任务的执行者，升华为一套方法论体系的缔造者，其核心精髓在于将临床研究从“手工作坊”转变为“工业化证据生产线”。

（1）研究设计与执行的标准化协议：

TIMI试验确立了大规模、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的黄金设计标准。更为关键的是，它发展出一套极其详尽的《研究操作手册》(Manualof Operations) 和标准化数据采集表格。这些文件事无巨细地规定了从患者入排标准、药物输注流程、到不良事件报告的每一个环节，确保了全球上千个参与中心执行的一致性，最大限度减少了操作偏倚。

（2）独立、盲化的核心实验室体系：

为确保终点判读的客观性，TIMI模式首创并强化了独立的核心实验室架构。无论是冠状动脉造影的TIMI血流分级，还是超声心动图的心室容积测量，均由对临床分组不知情的核心实验室专家进行集中、盲化分析。这一机制使得研究终点（尤其是像影像学、生物标志物这类替代终点）的测量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客观性和可比性，成为复杂临床试验的基石。

（3）严密的数据监察与安全管理：

建立独立的数据安全监察委员会(DSMB)，定期审查累积的疗效与安全性数据，成为TIMI系列试验的规范。这种设计既保护了受试者权益，也增强了试验结果的可信度。同时，高效的中央数据协调与实时监察机制，确保了数据质量和研究的顺利推进。

（4）从研究网络到全球学术协作体：

TIMI最初是一个由NIH资助的协作组，但迅速演变为一个自主、可持续的全球学术研究组织(ARO)。其网络从北美扩展至全球45个国家、超过1000个临床中心。这种模式证明，由顶尖学术中心主导、跨国协作的大规模试验，能够高效回答关乎全球公共健康的重大临床问题。

方法学的“工具化”输出：TIMI风险评分

TIMI模式不仅生产关于“治疗”的证据，也生产关于“评估”的工具。其最著名的“副产品”便是TIMI风险评分。这完美体现了Braunwald将复杂统计学模型转化为床边实用工具的理念。

·TIMI UA/NSTEMI风险评分（7分制）：基于TIMI11B等试验数据开发，包含年龄≥65岁、≥3个冠心病危险因素、已知冠脉狭窄≥50%、ST段改变、24小时内≥2次心绞痛发作、7天内使用阿司匹林、血清心肌标志物升高共7项指标。患者入院时即可快速计算，0~2分属低危，3~4分中危，5~7分高危，能有效预测14天内死亡、新发心肌梗死或需紧急血运重建的风险，并指导治疗策略的激进程度。

·TIMI STEMI风险评分（14分制）：专用于STEMI患者，纳入更广泛的预测因子（如体重、心率、血压、心功能Killip分级、就诊时间等），用于评估30天死亡风险。

这些评分并非停留在学术论文中，而是凭借其简洁、有效、基于前瞻性试验数据的特性，被直接写入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美国心脏协会(AHA)及欧洲心脏病学会(ESC)的临床指南，成为全球急诊室和心脏科医生共享的“通用语言”。它们为后续更复杂的心脏外科风险模型（如STS评分、EuroSCORE）提供了“将多变量回归模型工具化”的概念原型。

全球模板的辐射：从冠脉领域到全心脏病学

TIMI模式的成功，使其方法论成为心血管乃至其他领域大型临床试验争相效仿的“全球模板”。

直接继承与拓展：

（1）在心脏瓣膜病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PARTNER试验（TAVR的随机对照研究）完全采用了TIMI式的研究架构：大规模多中心、独立核心实验室（超声和影像学评估）、临床终点委员会盲法判读。其主导者之一，正是深受TIMI文化熏陶的布莱根体系培养出的学者。

（2）在心力衰竭和心房颤动等领域的全球性大规模结局试验中，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DSMB)、临床事件裁定委员会(CEC)的设置已成为标准配置，这正是TIMI模式制度化的体现。

塑造全球临床实践与指南：TIMI系列试验产生的影响力是覆盖性的。例如：

（1）TIMI IIIB试验明确了在不稳定性心绞痛/NSTEMI患者中，溶栓疗法无益甚至有害，从而阻止了该疗法的盲目扩大化使用，并推动了早期侵入性与保守治疗策略的对比研究。

（2）后续一系列TIMI试验为不同抗血小板药物（如氯吡格雷、普拉格雷、替格瑞洛）和抗凝药物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的最佳应用方案提供了核心证据，这些证据直接构成了今日全球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指南的骨架。

（3）TIMI研究组对炎症假说的检验（如CANTOS试验探索抗IL-1β抗体）展示了其模式从传统“管道疏通”向“疾病生物学机制干预”拓展的能力。

TIMI模式的全球化，标志着心血管医学进入了一个由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证据驱动临床决策的崭新时代。它不仅仅是一套做试验的方法，更是一种“循证文化”的载体——强调严谨的设计、透明的过程、客观的终点和协作的精神。Braunwald及其团队构建的这一模板，确保了此后数十年间，心脏病学的每一次重大进展，都建立在坚实、可信的集体证据之上，而非专家个人的经验之言。这无疑是临床医学科学化、规范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初级保健与研究双轨制的制度创新

1972年，Braunwald出任布莱根妇女医院内科主任。面对美国基层医疗缺口与医学研究复杂化的双重挑战，他与住院医师项目主管Marshall Wolf共同设计了初级保健与研究双轨制，旨在打造"全国最佳学术医学职业起点"。

改革打破住院医师培训的单一路径，允许学员在第二年根据兴趣进行选择：

初级保健轨道的目标在于培养能将患者重新整合到社区的全面内科医生，培训重点为全人照护、慢性病管理和社区健康。该项目与哈佛社区健康计划（HCHP）——一种早期的健康维护组织（HMO）——深度整合。通过Braunwald与HCHP创始人Robert Ebert的紧密合作（每周例会），HCHP住院患者集中转入布莱根妇女医院，为住院医师提供了在管理式医疗环境下轮转的独特体验，使其早期即接触在控制成本的同时维持高质量医疗的实践。

医学科学家轨道（Hemi-Doc）为具有强烈科研抱负的住院医师开辟特殊路径。学员将培训时间大致平分：一半完成临床轮转，另一半投入实验室研究或跨学科领域探索。该轨道最初培养实验室科学家，但迅速吸引了有志于将医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人才——住院医师可在培训期间攻读经济学、人类学等更高学位，或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Hemi-Doc"由此成为布莱根最具辨识度的培训标签。

制度支撑：BMG财务模式与人才战略

双轨制的成功依赖于Braunwald建立的创新型组织与财务模型：1973年，Braunwald创立布莱根医疗集团（BMG），要求所有全职内科医生加入。核心财务原则为"2:1分配"：临床服务毛收入的三分之二归科室用于支付工资和项目，三分之一上缴内科系由Braunwald集中管理，用于全部门的战略投资、资源再分配以及支持双轨制改革等创新项目。这一模式为招募顶尖人才、孵化研究项目以及支持Hemi-Doc等特殊轨道提供了持续且灵活的现金流。

在人才战略上，Braunwald坚持从哈佛等顶尖医学院招募住院医师，建立内部"农场体系"。他通过亲自阅读论文、广泛咨询同行、严苛面试筛选兼具临床、科研与教学潜力的候选者。对表现优异者，他采用高度个人化的方式（如手写留任信）进行挽留，确保人才不外流，形成自我强化的学术梯队。

标志性毕业生与跨学科成果：双轨制改革催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毕业生，其职业轨迹验证了该模式的前瞻性：

Marshall Wolf：住院医师项目改革的共同设计者与执行者。他在与Braunwald首次会面后20分钟内即接受主管职位，有效推动了双轨制落地，并将女性住院医师比例从不足10%提升至30%以上。

Mark McClellan——医师-经济学家典范：作为Hemi-Doc轨道的代表，McClellan在住院医师培训期间同时攻读并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跨学科背景使其能够将严谨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应用于医疗政策。他后来出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局长和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局长，推动基于价值的支付改革，展现了在系统层面进行优化和创新的领导力。

Paul Farmer与Jim Yong Kim——全球健康先驱：两人在住院医师培训期间，在Braunwald体系支持下深入海地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将临床医学与人类学方法论结合，分析贫困、社会结构暴力与疾病传播之间的关系。这段经历催生了"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 PIH）组织，其核心方法论——"陪伴"模式、拒绝医疗双重标准、建立社区卫生工作者体系——均源于这种临床医学与人文社科的融合视角。Farmer成为哈佛大学教授，Kim后任世界银行行长。

双轨制的三大遗产

第一，为跨学科协作提供人力资源。双轨制培养的医师无论深耕社区还是精通转化医学，都具备了在更复杂体系中协作的共通语言和视野，为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疾病的跨学科"团队医疗"提供了人才基础。

第二，形成可复制的组织模板。双轨制及其背后的BMG财务支持、个性化导师体系，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住院医师培训现代化方案。

第三，定义学术医学文化。布莱根明确传递出信号：卓越的临床照护与前沿的科学研究可以通过结构化的培训体系相互促进、共生共长，巩固了其作为全国顶尖学术医学中心的地位。

Partners HealthCare的创建

1990年代初，医疗保险支付方压力剧增，成本控制成为生存命题，单个医院"单打独斗"的模式难以为继。1993年12月，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MGH）宣布联合，1994年非营利性母公司Partners HealthCare System正式成立。

Partners的创建首先是一次应对成本压力的"商业合并"——通过联合提升与保险支付方的谈判杠杆，消除两院间冗余服务。但其之所以能蜕变为全球学术医疗系统典范，关键在于Braunwald作为系统成立后首席学术官所推动的学术整合：将两院分散的学术资源锻造成统一的教育与研究引擎，把布莱根的双轨制经验推广至系统内更广泛的住院医师项目中。

从专科医生到健康系统架构师

Braunwald推动的跨学科融合，最深远的范式转变在于重新定义了顶尖医学人才的使命与能力边界。他培养的不仅仅是更优秀的心脏病学家，更是能够塑造国家医疗支付体系的"系统设计师"（如McClellan），能够创建全新全球健康范式的"社会企业家"（如Farmer和Kim）。

这一模式证明，最高层次的医学领导力必然是与经济学、人类学、政策科学深度融合的领导力。通过有意的制度设计——双轨制、财务保障、导师支持——将跨学科训练从理念变为可执行的培训方案，最终孵化出能够应对21世纪复杂健康挑战的新一代领袖。这不仅是培训内容的扩充，更是对医学教育目标和医生角色的深刻升级。

Braunwald的核心角色：从“医院管理者”到“系统首席学术官”

根据资料，Braunwald在其职业生涯中，曾同时管理过布莱根妇女医院和麻省总医院。这独一无二的经历，使他深刻理解两院各自的文化优势与学术禀赋。当1994年Partners成立后，他出任系统的首席学术官（ChiefAcademic Officer）。在这个职位上，他的任务超越了日常管理，而是致力于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让“1+1>2”，即如何让两所顶尖医院的学术力量产生协同效应，而非简单叠加或内部竞争。

他的工作并非重新设计具体的临床路径（如在心肌梗死或心力衰竭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是在更高维度进行学术制度与教育架构的设计。他的影响力，体现在将布莱根已验证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法论，系统地推广到整个Partners体系。

制度创新实践：住院医师项目的统一与学术共同体的锻造

Braunwald在Partners初期一项标志性的学术整合举措，是将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共计32个住院医师培训项目进行合并与标准化。

·统一标准：他推动建立了统一的课程体系与考核标准。这意味着，无论学员在布莱根妇女医院还是麻省总医院受训，他们接受到的核心教育质量和学术要求是一致的。这打破了医院间的壁垒，创造了一个“双旗舰”但统一品牌的住院医师培训共同体。

·资源共享：合并后的项目允许并鼓励学员在两院间轮转，接触不同的患者群体、临床专长和学术文化。这极大地拓宽了培训的广度与深度，使毕业生具备更全面的视野。

·规模化输出“三面手”模式：此举实质上是将Braunwald在布莱根妇女医院成功实践的“临床-科研-教学”一体化人才标准，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在更大的平台上进行复制和放大。Partners的住院医师项目，从此成为输送兼具顶尖临床能力与学术领导力潜质的医师的“核心生产线”。

推动多学科协作：从理念倡导到中心化建设

Braunwald一直倡导多部门、多学科的协作方式。在Partners的架构下，他更有条件推动这一理念成为系统级战略。他特别强调建立跨学科“中心”（如心脏中心）的重要性，认为这能有效打破传统内科、外科、放射科等科室间的隔阂，促进心脏医生、心脏外科医生及其他专科医生的紧密合作。

·系统级催化：在Partners系统中，这种中心化模式得以在更丰富的资源支持下开展。它不再是单个医院内部的实验，而是可以调动两院乃至后续加入的社区医院网络资源，进行从基础研究、临床试验到社区防治的全程协作。

·为跨病种管理平台奠基：这种强调协作而非割裂的文化，正是应对前一章提出的“如何升级为跨病种、跨机构的统一护理平台”这一挑战的思想基础。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瓣膜病的成熟路径，可以在一个鼓励多学科团队协作的系统文化中，更容易地实现无缝衔接与整合管理。

财务与治理的挑战：未竟的命题与新模式的探索

Partners成立的首要动力是成本控制与支付方谈判。这暗示着，在系统层面，初期的财务整合重点可能在于“节流”与“规模效应”，而非如BMG那样侧重于“开源”与“战略再投资”。

·平衡的复杂性：如何在一个包含两家历史悠久的顶级医院、后续又不断吸纳社区医院的庞大体系内，设计一套既能公平满足各成员单位运营需求，又能持续为前沿科研、创新教育和公共卫生项目输送资源的财务与治理模型，这远比在单一家医院内部实施要复杂。这是Braunwald的学术整合工作所依存的基础，可能也是系统管理者持续面临的挑战。

·新模式的孵化：尽管资料未详述，但Partners后来发展出的庞大网络（包括学术医学中心、社区医院、医师集团等），本身就在探索一种不同于BMG、但适应多层级系统的新型资源分配与创新孵化机制。

Partners HealthCare的创建，标志着Braunwald的学术领导力从塑造一个卓越的“点”（布莱根妇女医院），扩展到整合一个强大的“面”（Partners系统）。他作为首席学术官的工作，核心是制度移植与标准统一：将布莱根在人才培养（“三面手”与双轨制）、多学科协作方面的核心经验，通过合并住院医师项目、倡导中心化建设等具体措施，转化为整个Partners系统的共享学术资产。这并非对前期工作的重复，而是在规模化和系统化的新维度上进行的制度创新，确保了学术卓越基因在联合体中的存续与放大，为这个新生的医疗巨擘注入了超越单纯财务合并的、持久的核心竞争力与创新灵魂。

Braunwald对心脏病学发展的长远影响与当代启示

Eugene Braunwald的贡献，不仅仅是一系列突破性发现的集合，更是一次系统性的学科重塑。他留下的遗产远不止于某个药物或手术技巧，而是一整套可复制的“操作系统”——从疾病认知范式、循证研究方法，到人才培养机制和学术组织模式。这套系统深远地定义了现代心脏病学的样貌，并为应对当代医学挑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治疗范式的系统化重塑：从“对症处理”到“生物修复”

Braunwald的工作彻底颠覆了心脏病学的核心治疗哲学，其影响是结构性和根本性的。

·急性心肌梗死的“再灌注黄金法则”：他提出并验证了“可挽救的缺血心肌”概念，确立了“时间就是心肌”的紧迫性原则。这不仅仅是引入了一种疗法（溶栓），而是将整个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应对体系，从被动的监护观察，扭转为以最快速度恢复血流为目标的主动干预体系。由此诞生的急诊胸痛中心网络、快速转运流程和院内绿色通道，构成了现代心血管急救的基石。

·心力衰竭的“生物学修复框架”：他对心力衰竭从“血液动力学紊乱”到“神经内分泌驱动的心室重构”的疾病机制重新定义，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治疗目标从短期的利尿、强心（对症），转变为长期阻断有害生物通路（对因）。由此建立的“黄金三角”治疗策略（ACEI/ARB+β受体阻滞剂+MRA），其核心逻辑是修复与逆转心肌的生物学异常。这一逻辑直接为后续所有突破性疗法（如ARNI、SGLT2i）铺平了道路，使心力衰竭从一个终末期的“不治之症”，转变为一种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病。

·瓣膜病与冠心病管理的统一化：通过《Braunwald心脏病学》等权威教材的编纂，他将瓣膜病纳入与冠心病、心力衰竭相统一的心血管科学认知框架。更重要的是，他将TIMI研究组建立的心血管结局临床试验方法论，成功外溢至结构性心脏病领域。现代TAVR的里程碑试验（如PARTNER系列试验）所采用的“大规模多中心、独立核心实验室、临床终点委员会裁定”的严谨模板，正是TIMI模式的直接继承与发展。这使得新兴介入技术的评估，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最高等级的循证医学标准之上。

二、研究方法学的标准化与全球化：“TIMI操作系统”

Braunwald创立的TIMI研究组，其长远影响超越了任何单一试验结果，它提供了一套被全球心血管学界采用的“临床试验操作系统”。

·方法论标准化：TIMI模式定义了现代心血管结局研究的设计金标准：前瞻性、随机、双盲、多中心、以硬终点（如死亡、心肌梗死）为主要评价指标，并配备独立的数据安全监测委员会（DSMB）和临床终点委员会（CEC）。这套标准成为了全球药监机构（如FDA）审批心血管新疗法的事实依据。

·工具化输出：TIMI研究组开发的系列风险评分（如用于不稳定性心绞痛/NSTEMI的7分制评分，用于STEMI的14分制评分），将复杂的临床情况转化为简洁、可操作的风险分层工具。这些评分被写入全球各大指南，成为急诊室和导管室决策的即时量化依据，实现了循证医学从“纸面”到“床边”的无缝衔接。

·网络化扩展：TIMI从一个专注于心肌梗死溶栓的研究小组，演变为一个覆盖动脉粥样硬化、心力衰竭、房颤、代谢性疾病等全谱系心血管疾病的全球研究网络。这证明了其方法论框架具备强大的可扩展性与适应性，能够持续吸纳新科学问题并产出最高等级证据。

三、学术领袖与体系构建者的双重遗产

Braunwald的影响不仅在于他是一个顶尖的科学家，更在于他是一个卓越的制度建筑师和领袖孵化器。

·“三面手”人才的制度化生产：他建立的“初级保健-研究”双轨制住院医师项目，以及“Hemi-Doc”路径，系统化地解决了临床医学与前沿科研脱节的问题。他坚持的招募标准（能同时胜任临床、科研、教学）和内部“农场体系”，确保了一代代兼具深厚临床功底和严谨科研思维的学者被培养出来。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使学术医学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有了内生的人才引擎。

·跨学科创新的种子资本：他支持住院医师攻读经济学、人类学等非医学博士学位，这种看似“跨界”的投资产生了惊人的回报。Mark McClellan将TIMI式的严谨带入国家药品与医保政策设计；Paul Farmer和Jim Yong Kim将“可挽救心肌”的医学逻辑，升华为“可挽救生命”的全球健康行动，并用类似的试验方法证明其成本效益。这启示我们，医学最前沿的突破，往往需要与人文、社科及政策科学进行深度的基因交换。

·可持续的学术财务模型：他创立的布莱根医疗集团（BMG）及其“2:1”财务原则（临床收入的1/3集中再投资），为跨学科学术探索提供了不受短期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资本”。这构建了一个自我造血、反哺创新的良性循环，使得像TIMI这样需要长期投入的大型学术项目得以生存和繁荣，而不必完全依赖不稳定的外部拨款。

·医疗系统的学术整合范式：他作为首席学术官推动创建的Partners HealthCare，将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两大旗舰的住院医师项目与学术资源进行整合。这不仅仅是规模的叠加，更是创建了一个更具韧性和创新活力的学术共同体，为应对区域医疗挑战和开展超大规模研究提供了组织基础。

四、对当代医学体系的核心启示

Braunwald的毕生实践，为当今面临价值医疗、整合照护和科技创新挑战的医疗体系，提供了历久弥新的启示：

·启示一：卓越的临床科学必须植根于深刻的生物学理解。无论是心肌梗死的“再灌注”还是心力衰竭的“神经内分泌阻断”，所有革命性疗法的起点都是对疾病本质机制的重新发现。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一原则依旧是指引转化医学方向的北极星。

·启示二：严谨的方法论是医学进步的“信任基础设施”。TIMI模式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模板，是因为它建立了无可争议的证据生成标准。在人工智能、真实世界研究兴起的时代，维护临床研究的方法论严谨性和透明度，是防止医学被噪声和偏见淹没的防洪堤。

·启示三：人才培养应鼓励“T型”知识结构。他培养的领袖人物，既有深厚的临床专科纵深度（“T”的竖），又有广阔的政策、经济或人文横截面（“T”的横）。面对日益复杂的医疗系统，未来医疗领导者必须具备这种跨界整合与系统思考的能力。

·启示四：学术医学的繁荣需要设计与捍卫可持续的生态系统。BMG的财务模型、双轨制培训、对跨学科探索的包容，共同构建了一个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并能让长期主义项目生根发芽的生态系统。这启示我们，伟大的医学进步不仅需要天才的科学家，更需要有远见的制度设计者来搭建和维护其生长的土壤。

Eugene Braunwald的遗产，最终凝练为一种将科学洞察、方法严谨、教育热情与系统领导力融为一体的独特范式。他证明了，改变一个学科的发展轨迹，不仅可以通过在实验室里做出单项突破，更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并持久运行一套能够持续产生突破的完整体系。这套体系至今仍在全球心血管医学的脉动中高效运转，并持续为更广阔的医学领域提供着极具生命力的启示。

转载：请标明“中国循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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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最值得的航行，不是在风平浪静时出海，而是在风浪中依然选择出发。

1965年，我以河南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叩开了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的大门。那年我19岁，少年意气，未曾想此一去便是整整一个甲子的航程。如今回望，风涛与月色俱在，我想坦诚地和大家聊聊：在这个被技术、资本与焦虑裹挟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医生？

一、医海无涯，从来没有“避风港”

我必须诚恳地说：如果你所求的是安稳，医学恰恰会让你如坐针毡。

我常提到一幅画，题为《风险》：皓月当空，海面风平浪静，一叶孤舟漂浮其上。初看是静谧，实则是危机，因为大海的平静是一过性的，风浪才是常态。做医生，从穿上白大褂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你一生都要在风浪中探索。

RISK

医学是典型的“半衰期”极短的学科，知识如潮水般涌来又退去，你必须“挖山不止”，才能跟上生命的节律。所以，做医生的真正引力，不在于“稳”，而在于它能承载一个人的人生境界。

在特殊岁月里，我曾亲眼看到我的指路人——北医老书记彭瑞骢先生在干校“劳改”养马。即便身处风雨日晒，他依然乐观豁达，那种“耐得住委屈、守得住良心”的定力，让我明白：医学是一场极高的人格历练。医学的引力，从来不是物质的安稳，而是它能淬炼出一种灵魂的硬度，让你在任何动荡中都能站稳。

二、做医生，是去完成一场“人道的艺术”

医学从来不只是理工科的堆叠。它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痛苦、希望与陪伴的学问。

刚入校时，我曾向彭书记请教过一个大问题：“人怎样改变社会？”他告诉我：有些人想用权力改变世界，而另一些人一生探索自然规律，从规律和机制角度改变世界。因为我父亲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后续从政却一生仕途坎坷的教训，我果断选择了第二条路——不从政，做纯粹的医者。

2023年9月，纪念彭瑞骢先生百年诞辰雕像落成仪式合影

今天的技术越来越精密，心与心的距离却远了。这也是我提出“双心医学”的初衷。这一灵感最早便源于彭书记引入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我发现，无数心脏的隐疾，病根其实长在灵魂的裂缝里。

为什么要做医生？因为这是一门让你在技术中修行慈悲的职业。我的母亲胡佩兰，98岁仍坚持出诊，她常说：“当医生，心里就要装着病人。”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会洗去浮躁。如果你发现孩子对弱者有天然的悲悯，对复杂人性有包容，那他就是天生的医者。

三、在河流的上游，勇担使命

当下医疗环境确有浮躁之处，但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医者，当有“上医治未病”的格局。

不要只做一个蹲在河流下游拼命打捞落水者的人。2009年，86岁高龄的彭书记即便身患卒中，仍亲自参加论坛，呼吁弥合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裂痕。我自己这些年也拼命推行“五大处方”、倡导“日行万步”，就是想告诉后辈：医生的最高价值，不是治了多少病，而是让百姓少生病。

这种“大健康”的视野，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跨越时代、惠及子孙的功德。当你把使命握在手中，你会发现，它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让你在浮躁时代里活得深沉、辽阔而温暖的理由。

行医一甲子，我从未后悔当初在志愿表上落笔的一瞬。正如老书记彭瑞骢先生用一生廉洁奉公、鞠躬尽瘁定义了“北医名片”，我也希望用我的余生，为中国探索出一种可及的、公平的健康新模式。

孩子们，这世上最值得的航行，不是在风平浪静时起锚，而是在看清了海的深邃与危险后，依然选择为了生命而出海。

为了人道，为了那些比金钱和地位更久远、更纯粹的东西。一定要相信，医学是任何时代最好的选择！

如今，我还在出门诊

胡大一

2026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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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预防脑梗？美国颁布最新指南

【本文首发于2025年4月份】

新近，美国发布了最新的《卒中一级预防指南》，为预防卒中提供了科学建议。

卒中（俗称“中风”，包括脑梗与脑出血）虽然凶险，但大多数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效预防。以下9个关键点，助您远离卒中风险。

一、健康生活是基石：记住“生命九要素”

1. 均衡饮食（多吃蔬果、全谷物，少盐少油）

2. 坚持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快走或75分钟跑步）

3. 彻底戒烟（包括电子烟）

4. 充足睡眠（成人每天7-9小时）

5. 控制体重（体重指数保持在18.5-24.9，超重或肥胖者赶紧减重）

6. 管理血压（目标<120/80 mmHg，血压超标者要积极控制）

7. 控制胆固醇（定期检测血脂，胆固醇增高者要及时干预）

8. 稳定血糖（糖尿病前期需干预，只要血糖偏高就要进行饮食和运动干预）

9. 心理健康（减少焦虑、抑郁等压力）

重要提醒——每年体检一次，重点关注血压、血糖、血脂指标；用计步软件记录每日活动量；尝试冥想或深呼吸缓解压力。

二、饮食：地中海饮食是优选

研究证实，地中海饮食可显著降低卒中风险。它的特点是：多吃橄榄油、鱼类、坚果、新鲜蔬果、全谷物；少吃红肉（红肉指猪牛羊肉，白肉指鸡鸭鱼肉）、加工食品、精制糖。有饮酒习惯者可少量饮用红酒（无饮酒习惯者不提倡主动饮酒预防心脑血管病）。

日常可用橄榄油替代动物油，每周吃两次深海鱼（如三文鱼），用坚果代替零食。

三、动起来，少久坐

久坐不动是卒中“隐形推手”。指南建议：每天连续坐1小时后，起身活动5分钟。每周至少2天做力量训练（如举哑铃、弹力带、深蹲），选择喜欢的运动（快走、跳舞、游泳均可）。懒人方案——做家务、遛狗、爬楼梯也算运动！

四、控好血压和血脂、血糖

高血压是卒中头号危险因素，高胆固醇血症和糖尿病也会大幅增加风险。

血压管理：家中常备血压计，若多次≥130/80 mmHg需就医。

血脂管理：只要发现胆固醇增高，一定要积极治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血糖控制：糖尿病患者可遵医嘱使用新型降糖药（如GLP-1受体激动剂：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度拉糖肽等），既能控糖又能护心护脑。

五、关注“社会健康因素”

生活环境也会影响卒中风险：医疗条件差、健康知识不足、食品不安全的人群风险更高。很多社区可组织免费体检；个人主动学习健康知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

六、特殊人群

1. 孕妇：妊娠期高血压需严格监控，产后6周仍要关注血压。

2. 女性：早发更年期（45岁前）、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应定期筛查血管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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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卒中，越早开始越好

卒中常常突然发生，但多数情况下“早有预谋”，是长期不良习惯积累的结果。从今天起，调整饮食、增加活动、定期体检、管理慢病，就能大幅降低风险。记住：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对大脑最好的投资！

一句话行动指南：少吃盐、多动腿、控三高、好心情，卒中远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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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医院 郭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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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终身不让吸，史上最严禁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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