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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升起来了，青草湖变成了一面银光闪闪的大镜子。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划出一道银色的线，鱼儿落水时，震破了银色的镜子，荡漾开一圈圈波纹。

湖边的一株老柳树下，爷爷和孙子静静地坐着。爷爷抽着旱烟，烟锅里火星一明一暗，模模糊糊地映着他那张慈祥的脸。

“爷爷，该起网了。”

“噢，起。”

爷爷站起来，解开拴在铁橛上的罾网拉缰。网的式样像一架起重机，一支长竹竿伸出去，竹竿梢头挂着大网兜。网很重，老渔翁拉得很慢，沉在水下的网慢慢升高，突然扑扑棱棱地响起水声。

“爷爷，有大鱼！”

爷爷将网儿拉出水面，月光照着渔网，网里躺着一条泛着金色光泽的鲤鱼。他将网转向岸边。小孙子雀跃着将鲤鱼抱起来，放在装了水的桶里。鱼在桶里蹦了几下，便没了声息。爷爷又把网下到水里，转过头来看桶里的鱼。

“爷爷，这鱼有六七斤重吧？”

“差不离儿。”

“是条什么鱼，爷爷？”

爷爷嚓一声划着火柴。火光照亮了水桶，桶里是一条金色鲤鱼，翅膀和尾巴像经霜的枫叶一样鲜红。

“金翅鲤鱼。”爷爷说。

“这鱼好吃吗？”孙子问。

“嗯。”爷爷心不在焉地答应着。

“爷爷，您不高兴？捕了这样一条好鱼。”

“怪事。这鱼怎么这样老实呢？”

“您说什么呀，爷爷？”

“噢，孩子，这鱼太厚道了，网出水时，只要它一跳，就把网给撕了。咱这罾网，只能拿小鱼儿。”

“这鱼大概睡着了。”

爷爷沉思起来，烟锅子一明一暗地闪烁。周围忽然变得十分沉静，湖面上升腾着薄雾，几支粉荷花像画在水上似的，岸边的水草丛中，小虫子低低地鸣叫。

“爷爷，您在想什么？抓了这条鱼，您好像不高兴了。”

“没想什么，孩子。来，再拉一网。”

这一网是空的。网又沉下水底，一切又陷入沉寂。

“爷爷，再给我讲个故事吧。”

“好吧，就给你讲个金翅鲤鱼的故事。”

“又是鲤鱼变媳妇，说了多少遍了……”小孙子不高兴地嘟哝着。

“不是鲤鱼变人，是人变鲤鱼。”

“人能变鲤鱼？”

“能。”

孙子向前靠了靠，爷爷伸出胳膊，把孙子揽到怀里：

“若干年前……”

“多少年？”

“小孩子家莫打岔，仔细听着。若干年前咱这青草湖边出了一个叫金芝的姑娘。这姑娘俊着呢，双眼叠皮，高鼻梁骨，咕嘟着小嘴，扎着两条大辫子，谁见了谁喜欢。那一年从城里下放到咱村一个女作家，听说那女作家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青草湖》，你爹他们都念过这书呢！女作家就住在金芝姑娘家。后来起了大革命，女作家天天挨斗，有时还挨揍哩……

“有一天晚上，女作家挨了最厉害的一场斗，半死不活地给抬到金芝家里。金芝流着泪给女作家擦身上的血污。村里的医生不敢来给女作家治伤。金芝忽然想起来了，青草湖对岸她有个姨父，早年闯过关外，家里有一种治跌打损伤的药，十分灵验。救人如救火，金芝姑娘托邻家的一个大嫂照料着女作家，自己来到青草湖边。

“‘青草湖，青草湖，东西只五里，南北六十五。’若干若干年前，天上的织女把织布梭子掉到人间，在地上砸了一个坑，这就是咱们的青草湖。金芝的姨家在湖对面王庄，坐小船几袋烟工夫就能划过去，走旱路要两天。那时节，小船都被锁起来了，怕阶级敌人破坏呐。金芝来到湖边，脱下长衣服，捆成一个小包拴在身上，一纵身下了水。

“那天晚上也是好月亮，金芝姑娘就从这棵大柳树下下了湖。金芝一身好水性，像一条雪白的大鱼在水面上撒欢。她游啊游啊，水声哗哗哗地响，月亮明光光地照着她。半夜时分，她上了对岸，换上衣服，敲开了姨家的门。姨父挺疼这个外甥女，把珍贵的药给了她。姨不放心地说：‘金芝呀，半夜三更的，你一个闺女家下湖，有个闪失怎么办？别走了，赶明儿让你姨父去送你。’金芝说：‘姨，我水性好，没事。’

“金芝姑娘又下了湖。姑娘家毕竟力气单薄，游到湖中央，她吃不住劲，身子像拴上了十个秤砣……后来，天上飘来一朵洁白的云，把月亮遮住了，湖面上零零星星地落了一阵铜钱大的白雨点……一会儿，月亮又出来了。月亮煞白着脸，慢慢地往下落，慢慢地变大，最后挂在湖边的柳树梢上，望着像大镜子一样闪闪发光的青草湖……”

“金芝姑娘呢？”小孙子焦急地问。

月光下，爷爷两眼闪着光。

“爷爷，你哭了？”

“傻孩子，爷爷胡子都白了，不会哭了。爷爷的故事还没讲完呢。第二天夜里，女作家在邻居大嫂的搀扶下来到湖边，湖上静悄悄的，草叶上的露珠落在水面上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女作家轻轻地说：‘好闺女，你喜欢看的《青草湖》我带来了……’她掏出一包纸灰，轻轻地撒在湖水中……

“湖上突然翻起了波浪，湖中心裂开了一条缝，一阵红光闪过，浮上了一条金鲤鱼，翅膀、尾巴像火苗一样红。金鲤鱼游到湖边，用头拱上了一个衣裳包。然后，尾巴拍了三下水，又慢慢地游到湖中心，红光消逝了。湖上又是一片月光。女作家捞起衣裳包。衣裳包里包着一瓶云南白药……”

“爷爷讲完了吗？”

“完了。”

“金芝姑娘变成了金鲤鱼了？”

“唔，也许。”

一只水鸟从岸边的青草中飞起来，扑棱棱地飞着，落到湖中的苇丛里。

几只青蛙扑通扑通地跳到水里，像扔了几块石头。

水桶哗啦一声倾倒了，水面上翻起一阵浪花。

“孩子，你干什么？”

“我送金芝姑娘回家去了。”

“嗨，你这孩子。”

（初刊于《无名文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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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的方法，实在是个看似平常但却很难说好的大题目。这原因大抵有二：

一是在人类社会中，从古到今，但凡认识了一些文字的人都读过书，这种行为与吃饭穿衣一样，渐渐地成为一种本能，就像一般不必教导别人如何吃饭穿衣一样，读书也是无须教的；

二是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饱学之士，大都留下了一些关于读书的理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更多的是人云亦云——这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读书尽管人各有法，但万变不离其宗。

所以，时至今日，实在没有必要由我等半路出家的野文人就这个话题来说三道四，尤其是更不应该写成文章发表在指导中学生阅读的刊物上。

我的女儿也是一个中学生，她学的数、理、化、外，我早就不敢插嘴，对她学的语文，我也不敢贸然地进行“指导”，因为我说的不一定对，万一错了，影响了高考的成绩，那就了不得！

所以我女儿有时候碰到语文方面的问题向我请教，我只敢含含糊糊地谈一些我的看法供她参考，然后还是希望她能去问老师，并要她一定以老师的说法为准。

大概想了一下，人类的阅读活动，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愉悦，如少年读连环画，成年人读言情、武侠，原本就没想从这阅读中获取什么知识，但知识自然地也被获取着，情感自然地也被教育着，这就是所谓的“寓教于乐”吧。

二是功利性很强的学以致用，如读技术方面的书籍。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读文学方面的书籍，基本上也是一种实用的目的，批评家是为了写批评文章，作家是为了写自己的书。

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我懂得很少，所以不知道自然科学家读自己的专业书籍时的心态。他们的读，是否最终也是为了写？

但搞文学的，读书破万卷，最终是为了下笔如有神，目的性很强。所以读书的方法也就显得很重要。因为有史以来，即使是专业性很强的书籍也已是汗牛充栋，一个人从有阅读能力开始，即便天天读书，读到老死，怕也难把那些已经写出来的书读完。

我每次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或去书店买书，就会有一种狗咬泰山无处下嘴的感觉，就常常感到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人类的知识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是一种灾难，它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你有时那么迫切地想什么都知道。人生有限，学海无涯，这就使处在这无法解决的矛盾中的人类永远潇洒不起来。

我甚至幻想，将来有一天，人类能够把历代积累的知识编成一种程序密码之类的东西，通过生物工程，使孩子一生下来就遗传在脑子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又好像不是不可能的。

电子计算机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和写作方式，随着科学的进步，人脑的秘密终究会被揭开，那时候，学习的问题很可能变成一个化学的或者是物理的问题。

即便是现在，很多入了电脑网络的人，他们的阅读方式已经跟捧着大厚书本的读者不一样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再下去几百年呢？真是想也不敢想。

像我这样的人，此生大概很难在网上潇洒了，也不大可能去变换职业，因此也就只好沿袭着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读着写着，等待着被淘汰。

我没读完小学就回家劳动，但因为认识了一些字，具有了阅读的能力，便想方设法把村里人家的藏书借来看。村里藏书有限，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是借到什么读什么。又因为是借来的，读起来也就快。

这时期的阅读没有什么方法好讲，就像对一个饥汉没有必要讲究食品的色香味美一样。

后来有了一些条件，书多了，读不过来，这才需要讲点读书的方法。这些方法也早经前人讲过，无非一是翻来覆去地精读，二是走马观花地浏览。对我来说，精读的大多是语言有特色之作，浏览的是语言无特色，但故事很精彩的。

前者是为了寻找语感，后者是为了了解别人曾经讲过什么样的故事，扩展一点就是别人曾经用什么样的方法讲述过什么样子的故事。当然，有时候，为了掌握一些必需的材料，那就要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去读。这样的方法，与查字典没有太大的区别。

总之，对中学生朋友来说，除了老师的话，谁的话也不要太当真，哪怕他是什么样子的学者、权威。

一九九八年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月光如水，马身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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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研究，中国人翻译美国文学最早是在1864年。翻译的是美国的一个诗人朗费罗的一首诗歌，翻译者是当时的大清帝国驻美国的一个外交官。这种翻译跟老百姓没有关系，是他们这种高级外交官的游戏。

后来到了1901年，中国一个一句英文都不懂的、叫林纾的人跟另外一个人合作翻译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社会进程的改变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大概在19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翻译美国文学的热潮。美国那个时期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虽然没有全部译过来，但是做了大量的介绍。

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对西方文学，也包括对美国文学的翻译逐渐低落。那个时候中国主要翻译俄苏文学，以及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直到19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社会变革，美国大量的文学作品翻译过来。也就是同一时期，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西方文学的热潮，美国文学首当其冲，翻译最多。像海明威、福克纳这些在1960年代非常有名的作家，我们在1980年代才读到他们的作品。

当然，关于中国翻译美国文学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而且完全可以做成博士论文。我这样没有文化的人只是简单介绍而已。我主要想谈一下美国文学对我们这批作家——包括对我本人——的影响。我记得大概是1984年的冬天，一个大雪飘飘的夜晚，我从朋友那边借到了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的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喧哗与骚动》，也有的人说是《声音与骚动》，书名好像是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

《喧哗与骚动》

这本书我看了我们中国非常优秀的翻译者李文俊先生写的一篇前言。这篇前言长达一万多字。读完这个前言，我觉得我对福克纳非常了解了。他的小说我看了十来页，就放到一边去了。因为读完了他的前言，我觉得福克纳就像我们村的一个老头一样。用中国人的话说，这个人讲话“不着调”，或者现在叫“不靠谱”，总而言之，满口谎言。他明明没有驾驶过飞机，非要说驾驶过飞机，而且在天空中跟法西斯进行过空战，而且说他的脑子里残留了一块这么大的弹片。为什么他的语言那么晦涩，句子那么长，他的句子像一团乱麻一样缠绕不清？就是因为他的脑子里有一块弹片在压迫他的神经，所以他的语言这么混乱。

我一看福克纳这个人跟我性格很相似。我也是一个从小喜欢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的人。尽管我的名字叫“莫言”，但是我小时候恰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说话的人。因为我喜欢说话，不知道挨了我父母亲多少痛打。后来我母亲说：“你再乱说话，我找绳子把嘴给你缝起来。”后来我姐姐在旁边说：“你把他的嘴缝起来，他从那个缝里也会漏出很多话来。”

到了1980年代，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想起父母的教导，就起名叫“莫言”。当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句绝妙的讽刺。我在中国也到处说话，而且说出了国界，到美国来说了。第一，福克纳的性格就和我的性格很吻合；第二，他的出身和我的出身很相似，他也是一个农民。他即便成了很有名的作家，也自认为还是一个农民。他写的那点事，也就是发生在他家乡的那么一点事，像邮票大小的一块地方的事。

他创造了一个县，这个县可能在美国地图上找不着。他就是以他的故乡为基础，一辈子都在写这个地方的事。虽然这个地方小，但是这个地方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可以说他从这个地方走向了世界。这让我意识到一个作家如果要在文坛上立住脚跟，就必须创造自己文学的一个共和国、一个国家。他创造了一个县，我就大胆地写了一个高密东北乡。高密是在中国地图上可以查到的一个地方，但是东北乡是查不到的。我也以我的故乡为基础，创造了属于我的一块文学领土。

在读福克纳之前，我是受到了中国保守的文学思想的影响，一直找不到自己要写的素材。当时就看报纸，听广播，千方百计寻找可以写成小说的故事，但是找来找去找到的都不对。看了福克纳的作品以后，我才明白，实际上我个人的经验，发生在我家乡小村庄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小说素材。我的村庄里、我的家庭里，我熟悉的亲人和我的乡亲们，他们都可以变成我小说里的人物。后来我写了很多长篇小说，也写了很多的中短篇小说，小说里也写了数百个人物。这里的大部分人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

《野性的呼唤》

当然不仅仅福克纳对我产生了影响，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我想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作家没有一个人没有读过《老人与海》，但是相对福克纳而言，我不太喜欢海明威，因为海明威这个人句子比较简洁，讲话很干净利落，没有废话。我不喜欢不讲废话的人，但是有很多中国作家喜欢他。还有一个美国的小说家叫杰克·伦敦，他写过很多在阿拉斯加淘金的故事，还写了很多动物，还写了一个小说叫《野性的呼唤》，讲述一条狗最后怎么样变成一条狼的故事。

这样的小说我读了也很亲切，因为我本人在农村生活了很长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我跟动物打交道的时间比跟人打交道的时间还长。我自己也养过狗。所以我看了杰克·伦敦写的狗，也调动起我当年跟狗生活的那些记忆，所以我在我早期小说里也写狗。最近的小说也写过狗。当然我还写了牛、马、驴等很多动物。中国有评论家讲，你为什么写牛写得这么好？我说我上一辈子肯定是一头牛。你为什么写猪那么准确？我说我放过很长时间的猪。我对猪的思想很了解。我对人不了解，但是我能看透猪、牛的心理，这就决定了我成为了这么一个写动物、写农村的作家。这是在讲我自己。

由于我们中国杰出的翻译家的努力，把美国很多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让我这样一个一点外文都不懂的人也通过读他们的作品了解了外国作家，并且受到了影响。那么我想中国早期的翻译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不太讲究的，不太重视外国作家作品的艺术性。这跟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有关系。中国有一个大学者梁启超，他认为小说就是一个政治工具，小说应该变成推进社会变革的工具。所以林纾当初翻译美国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也是看中它的思想性。我想在1980年代初期，很多美国翻译家，包括欧洲的很多汉学家翻译中国小说，最初选择的就是中国小说的政治性和思想性。

他们希望他们国家的读者能够从中国作家的作品里边读到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或者经济的变化。当然这个也没有错，但是我认为真正好的文学翻译是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的。像后来的美国的汉学家，包括我们在座的安教授，他们的翻译就开始注重小说的艺术性，把艺术性看作是第一位的。

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希望外国的读者能够从我们的作品里读到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创新和发现。截止到目前，我们更多地从外国文学里受到影响。那么我想，假以时日，中国作家的作品也会对外国的，包括对美国的年轻作家产生影响。现在我在这里说，我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受到了杰克·伦敦的影响。我想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会不会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作家说，我受到了中国一个名叫“莫言”的作家的影响呢？我期盼着这一天。

本文系莫言在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上的发言之二（收录于莫言演讲集《讲故事的人》）

时间：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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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从海滩上站起来，拖着几乎失去知觉的身体，爬上一个小山坡，进入一片茂密的森林。他回头望了一眼银光闪烁的大海，便一头栽倒在两棵枝叶繁茂的橄榄树下。他感到身体僵硬，如同岩石；地面柔软，宛若奶酪。他听到森林深处传来女人的说笑声，衣裙的窸窣声，似乎还嗅到了燃烧檀木的香气。难道又落入了卡吕普索的圈套，使我的返乡之梦再度破灭？他试图站起来，应对眼前的复杂局面，但身体不听头脑的支配。他感到身体在下沉，就像一座巨石雕像陷落淤泥。橄榄树盘结的树根试图兜住他，但它们最终难以承重，可怜地断裂了。他快速下沉，上边出现一条与他仰着的身体同样形状的通道。

他看到那片天空渐变渐小，最后成为一个针尖大的亮点。他意识到自己被埋葬了，或者，就像传说中的，坠入了地狱。于是，一阵悲哀涌上心头。这时，他却感到身体落在了坚硬的地方。

他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昏黄的天空。没有星斗，也没有日月；不是白天，也不是夜晚。他慌忙坐起来，看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广场的中央；北面一箭之地，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城楼，弧形的门洞上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楼前有三座白色的石拱桥，有两队身穿橄榄绿色军衣的士兵，步伐整齐地走过来。

他本能地去摸腰间的佩剑，但只摸到了冰凉的肚腹。这时，他羞愧地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肌肤上沾着滩涂上的淤泥，毛发上挂着海中的绿藻。他看到，周围有许多人，穿着他在梦中也没见过的奇装异服，身上散发着他从未嗅到过的气味，嘴巴里发出他从未听过的语言。

他们有的面露惊讶之色，有的脸上浮现着古怪的笑容；有的目不转睛，有的左顾右盼；有的人手持亮晶晶的方型小匣，瞄着他，然后迸出一束刺目的亮光；有的人用长长的木杆，戳着他的脚底上那块疤痕，仿佛在辨认他的身份。他看到几个威武的士兵，分拨开围成圈子的人，对着自己走过来。他猛地跳起来，一只手掩私处，一只手挥舞着，冲了出去。

他在奔跑中纵身跳起，从路边一棵树上扯下一根树枝遮住下体。他看到右侧是一条像滔滔大河一般宽阔的道路，路上奔驰着五颜六色的怪物。它们眼睛明亮，状如甲虫，没有脚，如蛇贴地爬行，肚腹透明；中间有人端坐。这让他立即想起自己设计制造、让特洛伊人吃尽苦头的木马。

他飞速穿越一条南北向的道路，那些怪物碰撞在一起，发出凄厉的尖叫，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他踏着那些甲虫的背，仿佛踩着敌人的盔甲。长年的海上生涯，使他天然地具有了感受方位的能力，沿着那座有高大石柱支撑的宫殿，朝着西方奔跑。他看到了一轮黄色的太阳，如同柠檬，正沿着昏暗的天际滑落；身后有成群的人在追赶，前边也不时有人摆出一副拦截的架势，但只要他冲到跟前，他们便尖叫着逃跑了；也有几个大胆的，扑上来扯住了他的胳膊，他猛地一拨，便看到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连连倒退着，有的仰面跌倒，有的坐在地上。

他在一片稀疏的小树林中奔跑着。从隐藏在树林中的几只像巨大的长方形匣子一样的怪物里，钻出了几十个身体魁伟、动作敏捷的男子，就像那些隐藏在木马肚腹中的希腊勇士，他们左手持盾，右手持棍，头盔在暮色中闪闪发光；他们排成弧形，对着他包抄过来。他一眼就看出这批人身手非凡，即使是阿喀琉斯也难对付他们。于是他折身往南奔跑。

他看到迎面是一座淡蓝色城堡，形状椭圆，既像一只巨大的鸭蛋，又像一座美丽的岛屿。他一步跨越五级台阶，转瞬间便跳到了蓝色城堡入口处；几个身穿蓝色服装的守门人惊愕地盯着他，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目瞪口呆。

他沿着一条灯火灿烂的通道往前跑。通道中央矗立着两排方形的耀眼灯柱，头上仿佛罩着一层薄冰，冰上波纹游动，分明是水的映像。当他跑到通道尽头时，迎面来了两个人，对他弯腰鞠躬。

他凭直觉得知这两个人没有恶意，便停下脚步，右手捂住胸膛，彬彬还了一礼。他看到这两个人，一个年过七旬，身体瘦削，鼻梁直挺，眼窝深陷，眼珠深蓝，目光忧郁；另一位身体肥胖，年约五十，头发半秃，眼睛细长。尽管他暂时还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还是猜到了他们的意思。于是他跟随着他们，沿着一条黑色的能自行旋转的梯子，登上了蓝色城堡的上一层。

地上的大理石色彩斑斓，光可鉴人；高大的穹隆上，镶贴着深红的木板；墙壁上绘着艳丽的图画，图画上的女人，竟跟自己二十年没有见面的妻子十分相似，一群目光贪婪的男人围绕着她，似乎在纷纷向她表示爱意。他感到心中一阵焦虑。老者示意他回头往外看，他于是看到了那条甲虫奔跑的大道，看到了路边那些灯柱上成簇的巨大的球形灯盏放出的璀璨光芒。最让他惊奇的是，透明的墙壁外边那一池碧水正在微微地荡漾着，城堡的影子倒映其中，显得既美丽又神秘。

目光忧郁的老者，带着他缓步参观，并用一种勉强可以听懂的语言对他解说着，颇似一个主人，对客人炫耀着自家的房屋，就像俄奇吉亚岛上的女主人炫耀她的宫殿和珍宝一样。解说者语气中的自炫，让他略有反感。那个跟随在他侧后的肥胖男人一声不吭，每当目光相碰，脸上就会出现尴尬的笑容，那半秃的头颅，也在微笑中轻轻颤抖。这人让他想起故乡的那位谦卑的牧猪人欧迈俄斯。想当年，每当他去视察自己的猪圈时，牧猪人便这样跟随在侧，脸挂笑容，诺诺连声。

他们坐在了大堂的一角，一个身穿红色长裙、身上散发着薰衣草香气的美丽女郎，为他们献上了红葡萄酒。“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老者说着，举杯一饮而尽。他也依样饮尽。“我们用这酒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能很好地理解老者的语言，好像这酒是消除语言障碍的灵丹妙药。

“奥德修斯，我们从荷马的史诗里，知道了您过去的英雄事迹和不幸遭遇，也知道了您今后的命运。”老者轻轻地说，“您很快就会返回故乡，杀死那些吃光了您的奶酪、喝干了您的酒窖的无赖，与您的妻子珀涅罗珀团聚。您现在身处四千年后的中国首都，这里是刚刚落成的国家大剧院，一座梦幻般的建筑，我是这座建筑的设计师法国人保罗·安德鲁，这一位，”老者指着那个中年胖子，说，“是中国作家莫言，我的朋友。我们俩是荷马的崇拜者，他把您的事迹唱成了史诗；从他的史诗里，我们得到了高尚的艺术灵感。荷马的史诗是一切艺术的源头；而您，是所有英雄的楷模。”

在倾听保罗·安德鲁谈话的过程中，红衣女郎连续给奥德修斯上酒，他一连喝了十几杯，心情感到轻松愉悦。这时，灯光转暗，帷幕拉开，舞台上正在演出歌剧：

在森林里，奥德修斯用橄榄树枝遮掩着下体放声歌唱。舍利亚岛国王的女儿瑙西卡面带微笑站在他的面前。

二〇一二年

本文收录于小说集《小说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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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村头来了一位拉着骆驼的相面先生，许多人围观，我也挤进去看热闹。相面先生对众人说我：“这个小孩眉中藏痣，注定长大了能喝酒。”当时村人们都以糠菜果腹，酒是极端奢侈之物，我既然相上注定能喝酒，也许长大后必有酒喝，有酒喝生活必然不会错——于是众人便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看我这未来的酒徒，记得我当时颇为得意。

七十年代初，生活略有好转，有一次父亲在家招待一位尊贵客人，剩了半瓶酒，放在后窗台上。我盯着那半瓶酒，突然想起了相面先生的预言，便取下酒瓶，拔开塞子，狠嘬了一口。口腔麻辣，眼睛流泪，是酒给我的第一次感觉。这也便是我饮酒生涯的开始。

从此后只要家里没有人我便偷喝瓶中酒，自然是日日见少，担心被发现、皮肉受苦，灵机一动，去水缸里舀来水，倒入酒瓶中，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发现了这方法后，就更加放肆地偷喝，反正水缸里有的是水。渐渐地感到瓶中酒味越来越寡淡，不敢再喝，心中日日忐忑。过了些日子，又有客人来，父亲用那半瓶酒待客，竟然没有尝出酒味淡薄，也许是尝出来没说。总算是把这半瓶酒解决了，去了我一块心病。

母亲是知道我的鬼把戏的，但她并没有在父亲面前揭露我。我从小嘴馋，肚子似乎永远空空荡荡。饿苦了，所以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无论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我找到。母亲对我的馋无可奈何，她曾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痛苦万端地说：你怎么这样馋呢？为什么屡教不改呢？

因为吃，你赚了多少厌弃？让我为你担了多少羞耻？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馋毛病改掉呢？你现在不但偷吃，还偷喝，喝了你爹的酒，就往里加凉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在母亲的斥责声中，我感到无地自容。

那时候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酒香洋溢，村子里上了年纪的男人，大都在酒坊里干过活儿。在酒坊里干活，酒是随便喝的，只要不耽误干活，掌柜的不会出言。我的一个表大伯说，那时酒坊伙计们的饭食很好，一天三顿白面，早晨四个小菜，每人一个咸鸭蛋，中午晚上有鱼有肉，酒管够。所以那时候的伙计，干活没有不卖力气的。

这个表大伯腿瘸，就是在“总记”酒坊里干活累的。大爷爷那时候开着药铺，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他自然不会到烧酒作坊里去卖大力，但他对酿酒的过程了如指掌。我写作《红高粱家族》时，从他们过去的生活中，获取了很多灵感。

大爷爷八十多岁时，每天还要喝两顿酒，午饭喝，晚饭喝，每次喝半斤。他年轻时能喝多少？谁也说不准。他对我讲过他自己的两次喝酒经历。一次是他出外为人诊病归来，在路上碰到一位朋友，朋友背着一坛酒，十二斤装，老秤。两人寒暄几句，坐下就喝。没有佐肴，正好路边有几棵野锥蒜，就掐着锥蒜叶儿当肴。

搬着坛子，你咕嘟几口递给我，我咕嘟几口递给你，一会儿工夫，就把一坛酒咕嘟光了，那几棵野锥蒜还没吃完呢。然后抿嘴站起来，意犹未尽，拱手道别，各走各的，没事人一样。人均六斤白酒，老秤，竟然都没醉意，用现在的眼光看，简直就是海量了。

而另一次，在邻村的一次酒宴上，他一眼看到对面而坐的竟是一位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杯酒饮罢，辞席而去，摇摇晃晃，感到烈火在脑子里燃烧，过了联结两村的小石桥，一头栽在村头的一个草垛边上，醉了整整一夜，醒来后看到一个车轮大的红日冉冉升起，照耀着遍地霜雪。

后来我渐渐大了，必须下地干活换取自己的饭食，大爷爷家不能去泡了，学习中医的事也就罢休。父亲对我的不堪造就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食物不足，家庭里永远笼罩着阴沉的空气，所以我和哥哥姐姐们，除了吃饭、睡觉不得不回家外，其余的空闲时间几乎都泡在六叔家。

六叔家当然也吃不饱穿不暖，但穷欢乐的气氛浓厚，村里那些颇有趣味的人，都是六叔家的常客，在那些漫漫的冬夜里，他们每晚必到。房子小，人挤，我的位置在墙角，与一株养在破水缸里瑟缩在墙角熬冬的夹竹桃紧挨着。

屋子里永远不生火，脚冻得像猫咬着一样痛。一灯如豆，温暖地照耀着众人模模糊糊的脸。屋子里烟雾腾腾，这些乡村的口头小说家们你一段我一段地编织着奇闻怪事，最多的话题则是妖魔鬼怪和村中人的男女情事。有一夜晚，下着鹅毛大雪，众人照旧来了，不知是谁说：要是有壶酒就好了。没有酒，但每个人都在想象着雪夜饮酒的幸福情景。

六叔灵机一动，拿出半瓶给猪打针消毒用的酒精（他是赤脚兽医）兑上一碗凉水，从咸菜缸里捞出一个白菜疙瘩当肴，便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来。这件事在《酒国》里得到了表现，但喝瞎眼睛的事是没有的，大概我们摄入的甲醇量还没有达到伤害身体的程度。

刺激了我的神经、触发了我的灵感、使我动笔写《酒国》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写这文章的是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念的是中文，毕业后分到东北某矿山的子弟学校当教员，一直郁郁不得志，连个老婆也讨不到。有一次，开了工资之后，他买了八斤酒，想，索性醉死算了。

他写了遗书，背着酒，进了山，找了片小树林，坐下，喝光了八斤酒，等死，但除了肚子发胀，别无不适之感。他这才明白自己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于是放声大哭。学校的人发现了他的遗书，赶紧找到他，发现满地酒瓶，一人号啕。问他哭什么？他说原本想喝酒寻死，没想到毫无反应，这个月的工资也造光了，因此悲从中来。众人哭笑不得。

渐渐地他千杯不醉的声名传播了出去。有一天，矿山党委派员来考察他的酒量，他当着来人的面连灌三瓶烈性白酒，面不改色心不跳。于是他被调到矿山党委宣传部，具体工作是陪矿山的干部出席酒宴。从此后他如鱼得水，无数的来宾倒在他的面前。他是中文科班出身，编几句敬酒词儿那是小菜一碟，人又机灵，常常妙语连珠惊四座，深得领导宠爱。他走到街上，许多人都投过来敬仰的目光。临近的几家大企业想用重金把他挖过去，矿山绝不放他。自然，老婆也讨到了，而且是本地区有名的美女。酒中自有黄金屋，酒中自有千钟粟，酒中自有颜如玉。

文章是这位饮酒的天才调回南方故乡后写的，字里行间充满痛定思痛的味道。如果他还在东北矿山工作，大概他也不会写这文章。

《酒国》中写了几位小官吏，我对他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宽容。因为我深知，假若把我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会跟他们一样。我经常想，能不能像朱元璋那样，把贪官污吏剥皮揎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人？我把这想法跟好友说，他们笑我幼稚。朱元璋剥皮揎草，也没制止王朝的腐败，我是太幼稚了。

当然，《酒国》首先是一部小说，最耗费我心力的并不是揭露和批判，而是为这小说寻找结构。目前这小说的结构，虽不能说是最好的，我自认为也是较好的了。语言也让我挖空心思。最好写的是酒后絮语，最难写的也是酒后絮语。如果读者能从这部书里读出一些不同于我过去作品之处，就使我欣然如醉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四日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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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开辟的旅游胜地索溪峪山的“不吹牛皮”饭馆出来，正是正午。山间白气升腾，石路上黄光灼目，不知太阳在哪里。只觉得裸露的肌肤如被针尖刺着，汗水黏黏滞滞地不敢出来，周身似乎涂上了一层黏稠的胶水。往年与家兄见面时，其总是大言湖南之热，吾口虽诺诺，心中其实不以为然。因为从天气预报中知道，长沙的温度比起北京也高不了多少，有时甚至还不如北京高，而我在北京多年，并没有感到北京的夏天有什么难熬的。现在自然是知道了。初到长沙那天中午就知道了。

我见到长沙街头的摊贩，一个个无精打采，面如醉蟹，行人都垂头疾走，不及顾盼。搭乘长沙至常德的长途汽车，车过湘江大桥时，见江水混浊如开锅的绿豆汤，几十只白船黑舟死在水上。江面上泛起黏稠的灰黄色光线，全无当年读毛主席诗词名篇《沁园春·长沙》时那种清澈见游鱼、飒飒闻树响、轻清出世傲天下小的感觉。也许是季节不同的关系吧。那边，著名的橘子洲宛如一个耐热不过而剥去绮罗遍身黏汗躺在江上的女人，但愿寒秋来到时，她会用火红的锦绣把自己装扮起来。我应该找一个秋天到湖南的机会。

“不吹牛皮”饭馆的老板娘在二两一碗的面条里，加上了足有一两辣椒，我唏嘘不止，如咽烈火。出了饭馆，还是觉得五内如炉，流出的汗水似乎都是暗红色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发烧。新辟之地，道路崎岖，我们要到十里之外的地方去乘车，幸好这十里路从一条山峪里穿过，据说山峪里风光秀丽，似天堂景色。喊一声走，大家便一起开步。进峪数百步后，回头望那“不吹牛皮”饭馆，见廊檐下那块火红的大布幔像张牛皮一样地挂着，想起饭馆内壁上挂着的那些“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之类的锦旗，心中惶然。

过了湖南的三条江，走了湖南的三座城，爬了湖南五架山，在落满了黄尘的长途汽车上，见道路两边山峦起伏，树木蓊郁，大自然犹如一头正在沉睡的猛兽。我觉得湖南尤其是湘西的大自然是有着自己的性格的。这种性格就像染了人血的远古的陶器一样凝重朴拙，荒蛮辉煌。想起多年前，诸多三湘风流子弟，从这里走出去，进入了世界大舞台，在那里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翻天覆地，双脚一抖地球都要哆嗦，那股子牛气劲儿，真是令人神往。

走进了十里画廊，微微有了些风，汗毛见了凉风，根根直立起来。听说这个画廊里有条小河，但久走不到。路的右边有一条河沟，沟里晒着一片片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卵石上生着一层白色的碱花，很像在卤水里浸泡过的巨大的鸡蛋。我想，这条河沟也许就是河了。我看到左边的峭壁上有一些泪珠般的细流在滴答。同行者有伸出舌头去接水喝的，我亦仿效。水微咸，浸透了大山的悲哀。初从山上窄不容脚的小路上下来走这平坦的道路，双脚受宠若惊，下意识地高抬低放，从别人的走相上看到了自己，不由齐笑起来。疲乏加上炎热，笑得艰难。然而山峪里的风景的确是美不胜收，一座座山峰突兀壁立，奇形怪状，不可以语言描画。同行中有善比喻者，指东指西，命此山为苍狗，命彼山为美人，我凝视之，觉得都似是而非。其实山就是山，命名多半只有符号的意义，硬要按名循实，并且要敷衍出几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几同对大自然的亵渎。

渐走渐深，树木从两侧的山壁上罩下来，郁郁葱葱中，我只认识松树，余皆不识名目，实在是孤陋寡闻。我恍然感到，在诸多的树木中挺立着的松树可怜地望着我，而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则仿佛在闭目养神，对我表示着极大的蔑视。我被这蔑视压得弓腰驼背，气喘吁吁。树上时时响起蝉鸣——我拿不准这是不是蝉鸣，旁边一个身背画夹的小个子姑娘也许是个本地人，她说是蝉鸣——蝉鸣声犹如北方池塘里蛤蟆的叫声，圆润潮湿，富有弹性，就算是蝉鸣吧，那这蝉鸣里也有沉郁傲慢的性格。沉郁傲慢的湖南山水树木孕育出来的蝉也叫得隔路，我想这种鸣叫起来像蛤蟆的蝉是能够吃掉螳螂而绝不会被螳螂所吃掉的。我又想，这里的蝉如此隔路，难道这里的螳螂就会甘于平凡混同于外地的螳螂吗?这里的螳螂也许能够一刀斩断妄图吃它的黄雀的脑袋，问题是这里的黄雀难道就会是一般的黄雀吗?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仿佛用人血涂抹过的、古陶般的大自然的性格，会有绚丽的楚文化。

湖南作家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试图寻找绚丽的楚文化的流向，他听一个诗人说楚文化流到湘西去了。我想，假如湘西不是如此闭塞，假如湘西高楼林立，道路纵横，农民家家有轿车，有钢琴，文化大普及，生活大提高，楚文化还能在此潴留吗?如此一想，竟有些可怕，原来保留传统文化是要以闭塞落后为前提的啊。各种古老的习俗传统，流传日久，尤其是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条件、地理风貌发生变化之后，大都失去了原来的庄严和辉煌，变成了一个空壳，正如五月里赛龙舟，戴着电子表的船工们，所体会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假如此说成立，那就坏了，湘西毕竟不可能长此闭塞落后，如有朝一日先进开化之后，绚丽的楚文化不是又断流了吗?幸好，我也认为楚文化是一个内涵既深且广的概念，它的一部分确实潴留在了湘西的某些“深潭”里，表现为一些古老的风俗习惯，一些图腾崇拜；另一部分如屈原的作品，则早已汇进了汉文化的滔滔大河滋养了不知道多少代中国人，甚至变得像遗传基因一样想躲都躲不掉呢！

这时，听到后边一片的马蹄声响，急忙回头看时，见有七八匹马遭人骑着，五颜六色走进来了。众人跳到路边，一时忘了热，惊讶地看着这个马队。马有黑，有黄，有一匹枣红，无白。突然想起“白马非马”说，哲学教科书上说公孙龙子是个诡辩者，“白马非马”说也不值钱。我却于这些教科书背后，见公孙龙子两眼望着苍天，傲岸而坐，天坠大石于面前，目不眨动。“白马非马”就是“白马非马”，管他犯了什么逻辑错误，仅仅这个很各色的命题，不就伟大得可以了吗?几十年来，我们习惯用一种简化了的辩证法来解释世界，得出的结论貌似公允，实则含有很多的诡辩因素，文学上的公式化、简单化，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我认为一个作家就应该有种“白马非马”的精神，敢于立论就好，先休去管是否公允，韩少功说楚文化流到湘西去了，那就让它流去好了。他自有他的藏在字面后边的道理，别人难以尽解，自然随笔议论几句当作一种思维训练也未尝不可。谁要对作家的立论执行形式逻辑的批判，谁就有点板——其实尽可以将想法藏在心中——各想各的“拳经”。

我想着自己的“拳经”，双眼却直盯着那几骑看。马儿越走越大，俱是口吐白沫，身上汗水晶亮，马蹄铁敲击着卵石，短短促促地响。马似走得轻捷，骨子里却是忧郁和不平，它们麻木、呆板，已经失去了马身自由，骑马非马也。《庄子·马蹄》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 ‘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本来逍遥于天地之间，饥食芳草，渴饮甘泉，风餐露宿，自得其乐，在无拘无束中，方为真马，方不失马之本性，方有龙腾虎跃之气，徐悲鸿笔下的马少有缰绳嚼铁，想必也是因此吧。可是人在马嘴里塞进铁链，马背上压上鞍鞯，怒之加以鞭笞，爱之饲以香豆，恩威并重，软硬兼施，马虽然膘肥体壮，何如当初之骨销形立也。人太残忍了，人太过于霸道于地球了。我心中忽然充满了对马上骑手们的仇恨。但是，我马上又开始否定自己。弱肉强食，是大自然的规律，在某种条件下，人类也不例外。常常见说：“在万恶的旧社会……过着非人的生活……”人一旦受制于人就是“非人”，“骑马非马”也应该成立吧。在逻辑上似乎无大错。将马比人，也许是错误类比，可是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进行着这种类比吗？孔夫子闻子路身被千创而死，便吩咐人将厨房里的肉酱倒掉（“批林批孔”时说他虚伪）。近来的文学作品中，不也有好多小动物被作家们擒来寄托伟大的人道精神吗？

说嘴容易，实行起来难。我恨骑马者大概是因为我无马可骑。孔夫子倒了肉酱我觉得可惜。可怜小生灵的作家们有几个食素呢?说与做背道而驰，正是人类的习性。

马队走到了我们面前，一是因为问路，二是因为临近河水，英雄们纷纷滚鞍下马。他们都是光头黑脸，袒露着胸膛或是穿着汗渍斑斑的背心。脚上有穿着麻底草鞋的，有穿着高靿黑色马靴的。他们衣服的后边，都有一块圆月般大小的白布，布上墨写着一个拳大的“勇”字，或是“兵”字。有两个身背弓箭，有两个腰挎钢刀。马背着鞍桥，鞍下吊着长杆子红缨枪，或是铁柄大砍刀，及一些行李杂物。口音与湘人迥异，不知是哪路草莽。

牵枣红马的小伙子像是一个小头目，身体修长，眉清目秀。枣红马遍体璎珞，颈下挂着一串铜铃，发出叮咚之声。他左手拉着马，右手按着刀鞘，狼行虎步般地来到我的面前。我惶然不知所措。却见那小伙子嫣然一笑，露出一口结实的微黄的牙齿，问我：“同志，去招待所是走这条路吗?”我慌忙答对。一牵黑马、脸上有疤的小伙子说：“大文，还有烟没有啊?借支过过瘾。”“什么借？光借不还。”枣红马小伙子说着，但还是从兜里摸出了两支烟，自己叼上一支，递给讨烟者一支。蓝色的烟雾从他们的鼻子嘴巴里喷出来。马在他们身边，打着焦躁的响鼻，用力弹着蹄子，尾巴抽打着飞蠓，马头向着河水那边歪过去。河水像翡翠一样绿，突然从大山的缝隙里流出来，泛出冰凉的惬意。枣红马小伙子说：“弟兄们，不要急着给战马饮水，走一会儿，等落了汗再饮它们。”小伙子让我吸烟，我说不会。他看到了我面前的校徽，就此搭上了腔，聊得很是投入。大家一起往山外走，正走在十里画廊里。因为有了河水，风景才真正地有了灵气。大家都跟着马队走，闲聊中，才知道潇湘电影制片厂正在此地要拍摄一部大戏，《天国恩仇记》，他们是从河南雇来的群众演员，扮演着曾国藩的湘军，刚刚在西海与“太平军”大战了一场，“湘军”无一伤亡，倒有一员“太平军”的大将硬在马上摆英雄姿态不慎落马，摔折了一只胳膊。大家齐笑。话到深处，小伙子说，他们报酬微薄，从河南跑到湖南，骑着自家拉车耕田的马，马窜得拉稀，人颠得骨离，要是为了挣钱，鬼才来呢，为着热闹，为着开心，权当骑马旅游吧。他说，一跨上战马，披挂起来，就感到天不怕地也不怕，一股子英雄气在胸中沸腾，见到了那些坐“地鳖子”的大官心中也没有怯意。在家乡时，乡长吆喝一声腿肚子都打哆嗦。现在想想，怕他个鸟?人的身份，就像这身披挂一样，光屁股进了澡堂，再大的官也威风不起来。你信不信?你不信，反正我信。他说我是当过兵的，内务条令规定，在澡堂里，士兵可以不给首长敬礼。我们一个班长是个马屁精，在澡堂里见到连长，啪的一个立正，敬礼，连长大怒，一脚就把我们班长踹到水池子里了。他还说，他扮演的是“湘军”的一个小头目，老是挨打，剧情这样规定的，没有办法。

他和伙伴们在河边饮马，河水凉得马唇上卷。饮毕，他飞身上马，昂首挺胸，铠甲鲜明，嘴里发出拟古之声，拱手与我等告别，发一声喊，双腿一夹，枣红马就撒欢儿跑。山路上石棱突出，缝隙纵横，马跑得歪歪斜斜，很是拘谨。但瘸马胜过健驴，我们只能步他们的后尘了。

马队跑出去约有一箭之地，就见那匹打头的枣红马跌翻在地，马上的骑手一头栽进了路边的灌木丛中。众骑手纷纷下马，枣红马上的骑手也从灌木中钻出来，狼狈不堪，像个败兵。我们匆匆赶过去，见骑手们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围着那匹枣红马看，脸色都很沉重。枣红马上的骑手双手捧着一只马蹄，嘴巴半张，面色如土。那匹马还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它已经站不起来了。它的一条后腿在石缝里扭断了，鲜血像喷泉一样从它的断腿处一股股地涌出来。我忽然想起，1976年我在黄县当兵时，跟我们班长去罗山煤矿拉煤，也是一匹枣红马，是拉长套的，很年轻的一匹骒马，怀着驹子，长相健美。在横穿一条废弃的铁路时，不慎把一只后蹄伸进架空的铁轨，齐齐地断了。但那匹枣红马始终站着，那条断腿像拐棍一样点着地面。当时，我们班长手捧着马蹄，放声大哭。这只马蹄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几十年，我想在合适的时候，我要把它写成一部小说，题目就叫《马蹄》。

一九八五年九月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月光如水，马身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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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 文

那时候高密东北乡总共只有十几户人家，紧靠着河堤的高坡上，建造着十几栋房屋，就是所谓的“三份村”了。村名“三份”，自然有很多讲说，但本篇要讲治病求医的事，就不解释村名了。

却说我们这“三份村”里，有一个善良敦厚的农民，名叫王大成。王大成的老婆没有生养，老两口子过活。这年秋天，雨水很大，河堤决了口。田野里一片汪洋，谷子、豆子什么的，都涝死了，只有高粱，在水里擎着头，挑着一些稀疏的红米。过了中秋节，洪水渐渐消退，露出了地皮。

黑土地上，淤了一层二指厚的黄泥，这黄泥极肥，最长麦子。虽然秋季几乎绝了产，但村里人也不十分难过，因为明年春季如果不碰上风、雹、旱、涝，麦子就会大丰收。

那时候人少地多、广种薄收，种地比现在省事得多了。种麦子更简单：一个人背着麦种，倒退着在泥地里走，随手把麦种撒在脚窝里，后边跟着一个人，手持一柄二齿铁钩子，挖一点土，把麦种盖住即可。

王大成和他老婆一起去洼地里种麦子。他老婆踩窝撒种，大成跟在后边抓土埋种。他老婆自然是小脚，踩出来的脚窝圆圆的，好像驴蹄印一样。大成和老婆开玩笑，说她是匹小母驴；他老婆说他是匹大叫驴。

两口子说笑着，心里很是愉快。然而世界上的事，总是祸福相连，悲喜交集，所谓“乐极生悲”就是这道理。大成和老婆正调笑着，忽觉脚底一阵刺痛，仿佛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庄户人家，一年总有八个月打赤脚，脚上挨下扎，是十分正常、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大成也没在意，继续与老婆一起点种小麦。晚上洗了脚上炕，感到脚底有点痒，扳起来看看，见脚心正中有一个针鼻大的小孔，正在淌着黄水。

大成让老婆弄来一点烧酒，倒在伤口上，便倒头睡了。因为白日里与老婆调笑时埋下了一些情欲的种子，夜晚又被她扳着脚涂酒吹气，吹灯之后，便亲热了一番。

《良医》收录于莫言短篇小说集《神嫖》

临近天亮时，大成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把一条脚伸到灶下，点火燃着，煮得锅里的绿豆汤翻浪头。醒来后，感到一条腿滚烫，忙叫老婆打火点灯，借着灯光一看，那条腿已肿到膝盖，肿得明光光的，好像皮肉里充满气，充满了汁液。

天亮之后，不能下地了，老婆要去“黑天愁”村搬先生，大成说：“我自己慢慢悠逛着去吧。”“黑天愁”距“三份”三里路，三里路的两边，都是一个连一个的水洼子。大成的腿不痛，只是肿胀得有些不便，一拖一拖地挪到“黑天愁”，见到先生。先生名叫陈抱缺，专习中医外科，用药狠，手段野，有人送他外号“野先生”。

大成去时，“野先生”还在睡觉。大成坐在门口，抽着烟袋等候，一直等到日上三竿，“野先生”起床，大成进去，说请先生给瞧瞧腿。“野先生”皱皱眉头，伸出三个指头搭了搭大成的脉，说：“家去吧，让你老婆弄点好吃的给你吃，把送老的衣裳也准备准备。”

大成问：“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中了？”“野先生”说：“活不过三天了。”大成一听，心里很有些难过，但既然先生这么说了，也只好回家等死。当下辞别了先生，长吁短叹地往家里走。

看到道路两边一汪汪的绿水和水中嫩黄的浮萍，鲜红的水荇，心里不由得一阵难受，眼中滚出了一些大泪珠子，心想与其病发而死，不如跳进水汪子淹死算了。边想着边走到水汪子边。

水汪子边上有一些及膝高的野草，他一脚踏下去，忽听到下边几声尖叫，同时那伤脚上、腿上感到麻酥酥一阵，低头一看，原来踩中了两只正交尾的刺猬。大成腿上被刺猬毛扎破的地方，哗哗地淌出黄水来。腿淌着黄水，堵闷的心里，立时轻松了许多。于是也就不想死了。他把腿伸到水里泡着，一直等到黄水流尽了，才上了路回家。

回家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看，腿上的肿完全消了。三天之后，健康如初的大成去见“野先生”，走在路上想了一肚子俏皮话儿，想羞羞他。一进门，“野先生”劈口便问：“你怎么还没死？”

大成把腿伸给“野先生”看着，说：“我回到家就等着死，等了三天也不死，特意来找先生问问。”

“野先生”说：“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

大成问：“什么事？”

“野先生”说：“你的脚是被正在交尾的刺猬咬死的那条雄蛇的刺扎了，夜里你又沾了女人，一股淫毒攻进了心肾；治这病除非能找到一对正交尾的刺猬，用雄刺猬的刺扎出你腿上的黄水，然后再把腿放在浮萍水荇水里泡半个时辰，这才有救。”

大成愕然，说先生真是神医，便把那天下午的遭遇说了一遍。

“野先生”道：“这是你命不该绝，要知道刺猬都是春天交尾啊。”

父亲说，像陈抱缺这样的医生，其实是做宰相的材料，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牵扯着，做不成宰相，便改道习了医。这种人都是圣人，参透了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读遍了古今圣贤文章，几百年间也出不了几个。这样的人最后都像功德圆满的大和尚一样，无疾而终，看起来是死了，其实是成了仙。

父亲说陈抱缺一辈子没有结婚，晚年时下巴上长着一把白胡子，面孔红润，双目炯炯有神。每天早晨，他都到井台上去挑水。那时候的年轻人还讲究忠孝仁义，知道尊敬老人，见他打水吃力，便帮他把水从井里提上来，他也不阻拦，也不道谢，只等那帮他提水的人走了，便搬倒水桶，把水倒回井里去，然后自己打水上来，挑水回家。

父亲说越到现代，好医生越少，尤其到了眼下，这几年，好医生就更少了。日本鬼子来之前，还有几个好医生，虽然比不上陈抱缺，但比现在的医生还是要强，算不上神医，算良医。

父亲说我的爷爷三十几岁时，得过一次恶症候，那病要是生在现在，花上五千块，也要落下残疾。

父亲说有一天爷爷正在厢房里弯着腰刨木头，我的三叔跟我的二叔嬉闹，把一块木头弄倒，正砸在我爷爷的尾骨上，痛得他就地蹦了一个高，出了一身冷汗。当天夜里，腿痛得就上不到炕上去了。后来，痛疼集中到右腿上，看看那条腿，也不红，也不肿，但奇痛难挨，日夜呻唤。

我的大爷爷也是一个乡村医生，开了无数的药方，抓药煎给我爷爷吃，但痛疼日甚。大爷爷托人把一位懂点外科的李一把搬来，李摸了摸脉，说是“走马黄”，让抓一只黄鸡来，放在爷爷的病腿上。

李说如果是“走马黄”，那黄鸡便卧在腿上不动，如果不是“走马黄”，它便会跑走。抓来一只黄鸡，放在爷爷病腿上，果然咕咕地叫着，静卧不动。直卧了一个时辰。李说这鸡已经把毒吸走了。李又用蝎子、蜈蚣、蜂窝等毒物，制成一种黑色的大药丸子。

此药名叫“攥药”，由患者双手攥住。他说此药的功效是逼走包围心脏的毒液。爷爷腿上卧过黄鸡，手里攥过药丸，但病情却日渐沉重，眼见着就不中了。大爷爷眼含着泪吩咐我奶奶为我爷爷准备后事。

这时，一个人称“五乱子”的土匪来了。这“五乱子”横行高密东北乡，无人不怕他。他因曾得到过我爷爷的恩惠，听到我爷爷病重，特来看望。

父亲说“五乱子”是个有决断的人，他看了爷爷的病，说：“怎么不去请‘大咬人’呢？”

大爷爷说：“‘大咬人’难请，他不治经别人的手治过的病。”

“五乱子”说：“我去请吧。”

父亲说“五乱子”转身就走了，第二天就用一乘四人轿把“大咬人”抬来了——“大咬人”出诊必坐四人轿。父亲说“大咬人”是个高大肥胖的老头子，身穿黑色山茧绸裤褂，头戴一顶红绒子小帽。钻出轿来，先要大烟抽。“五乱子”吩咐人弄来烟枪、豆油灯，搓了几个泡烧上，让他过足了瘾。

抽完了烟，过足了瘾，“大咬人”红光满面。“五乱子”一掀衣襟，抽出一支匣枪——腰里还有一支——甩手一枪，把房檐下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打飞了。然后他用青烟袅袅的枪筒子戳着“大咬人”的太阳穴，说：“‘大咬人’，要坐轿，我雇了轿；要抽大烟，我借来了灯；要钱嘛，我也替你准备好了。这位管二，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仔细着点治。——你咬人，能咬动枪筒子吗？”

父亲说“大咬人”给吓得脸色煞白，连声说：“差不了，差不了。”

“大咬人”弯下腰察看爷爷的病情，看了一会儿，说：“这是个贴骨恶疽，再拖几天，我就治不了了。”

“五乱子”说：“你有把握？”

“大咬人”说：“有把握。”

父亲说“大咬人”用手指戳着爷爷的腿说：“里边都是脓血，要排脓。”

“五乱子”说：“你放心干吧！”

“大咬人”吩咐人找来一根铁条，磨成一个尖，又吩咐人剪来一把空的麦秆草。然后，他挽挽袖子，用铁条往爷爷的腿上插孔，插一个孔，戳进一根麦秆去。绿色的恶臭脓血哗哗地流出来，父亲说爷爷的大腿根处流出的脓血最多，足有一铜盆。排完了脓血，爷爷的腿细得吓人，一根骨头包着皮，那些肉都烂成脓血了。

排完了脓血，“大咬人”开了一个药方，都是桔梗、连翘之类的极普通的药。“大咬人”说：“吃三副药就好了。”

“五乱子”问：“你要多少大洋？”

“大咬人”说：“为朋友的恩人治病，我分文不取。”

“五乱子”说：“好，这才像个良医。不给你钱了，给你点黑货吧！”

父亲说“五乱子”从腰里掏出拳头那么大一块大烟土。这块烟土，起码值五十块大头钱。

“大咬人”接了烟土，说：“都叫我‘大咬人’，我咬谁了？我小名叫‘狗子’，就说我‘咬人’。”

“五乱子”笑着说：“你真是条好狗！”

父亲说爷爷吃了“大咬人”三副药，腿不痛了。又将息了几个月，便能下地行走；半年后，便恢复如初，挑着几百斤重的担子健步如飞了。

父亲说，“大咬人”的外科其实还不行，远远比不上陈抱缺。陈抱缺能帮人挪病，譬如生在要害的恶疮，吃他一副药，便挪到了无关紧要的部位上。

父亲说，大凡有真本事的人，都是性情中人，有他们古道热肠的时候，也有他们见死不救的时候。越是医术高的人，越信命，越能超脱尘俗。

所以，陈抱缺那样的医生，是得了道的神仙，是吕洞宾、铁拐李一路的。像“大咬人”这样的，要想成仙，还要经过不知多少年的苦修苦练才能成。

而一般的医生，大不过诊脉能分出浮、沉、迟、数，用药能辨别寒、热、温、凉而已，至于阴阳五行、营卫气血、经络穴道上的道理，百分之百是参悟不透了。

本文收录于莫言短篇小说精品系列《神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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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平切齿，因同情流泪，是一种通俗的感情反映，人类的感情活动应该有比这更高级的形式，艺术家是否应该为唤起人的更高级一些感情活动而努力呢？我觉得似乎是应该的。

——莫言《牛鬼蛇神》（选自散文集《月光如水，马身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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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先生曾提到过，自己初学写作的时光，曾多次深夜出门寻找灵感。获取灵感的方式多种多样，在后来的创作中，莫言又通过阅读、电影、社会现象获得了丰富的灵感，创作出精彩的作品。

在不同场合的演讲里，莫言也和读者朋友们分享过一些作品的灵感从何而来，比如《白狗秋千架》《白棉花》《爆炸》……

我曾经多次说过，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中的一个句子，激发了我的灵感，使我写出了《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正是在这篇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的地理名称。

从此，我就像一个演员登上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我就像一个穷小子得到了一把打开宝库的钥匙。写不尽的故事，从文学的高密东北乡像河水一样奔涌而出。我与我的同行们的锐意创新，引发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革命。

川端康成

许多评论家都在关注、研究我的创作，他们有的把我归为“寻根派”，有的把我划为“先锋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新感觉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意识流”。但我不停地变化，使他们的定义都变得以偏概全。我是一条不愿意被他们网住的鱼。

以上内容选自莫言演讲集《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

张艺谋拍完《红高粱》以后，跟我有过两次合作的机会。九十年代初，他找过我，想拍一部大场面的农村题材的影片，让我写一个剧本。我说大场面的农村题材，肯定要跟战争联系到一起。他说他不想拍战争片。

我说那我们就拍水利工程，把几十万农民调在一起，几万辆独轮车，几千辆马车、拖拉机，老婆、孩子齐上阵，场面非常大。他说现在不可能把这么多农民调动起来。

我说你在纺织厂工作过，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过，我们围绕棉花做一点文章吧。在我的记忆里，每年到了深秋的时候，全县上百个生产大队的棉花，用马车拉着、小推车推着，排成大队，往棉花加工厂里送。收购来的棉花露天存放，几十米高的棉花大垛，一眼望不到边，很有气势。

每年到了棉花加工的季节，就会从很多村庄里抽调年轻的男女来当合同工。还有城镇待业青年、下乡知青、复员军人。在加工棉花的过程当中，这些青年自身也被加工了，因为来的都是有一点文化的，要不就是有一点后门的，应该算农村里比较杰出的、比较优秀的年轻人。

这一批人在一块，半年的时间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么多年轻人在一起产生了很多的故事。有争风吃醋，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青年男女在这个地方谈上了恋爱，建立了家庭。当然也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件，发生了很多工伤事故。

我对张艺谋说，你刚刚拍完了《红高粱》，假如再拍《白棉花》，首先在色彩上就会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红高粱是那样的热烈，热火朝天，棉花是白色的、冷的色调，而且棉花看起来是非常柔软的，但如果我们把棉花压缩成件，它就比钢铁还要坚硬。

莫言中篇小说集《白棉花》

我当时在棉花加工厂的工作是抬大篓子，把棉花抬到车间里加工，棉花落垛，纤维之间一旦咬住以后，像牛皮一样，撕都撕不开，要用铁钩子拼命拉开。我对棉花的特殊性很了解，它单独、少量时非常柔软，但一旦结成团体后，却柔韧得像橡胶一样。

《红高粱》里，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棉花加工厂的青年男女在棉花大垛上谈恋爱。他们在棉花垛里挖出秘密通道，钻进去谈。张艺谋一听非常感兴趣，说你赶快写，你写的时候不要考虑电影剧本，就当小说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题目就叫《白棉花》。

小说写好，他看了以后不感兴趣了。据说是上面有命令，以“文革”为背景的题材不能拍。我觉得这是借口，我们可以把背景换了，换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收了一批棉花要加工成棉絮，工人们在里面搞破坏，不加工，或者加工了偷运给八路军。这不很好吗？但他还是放弃了。

以上内容选自莫言演讲集《贫富与欲望》

过了几年，张艺谋的助手又来找我，这时已经到了1999年。我发表了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写一个老工人在即将退休的时候工厂忽然倒闭了，他下岗了。老工人一下变得非常失落，他是很多年的劳模，多年来一直是以厂为家的，解放前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做童工，解放以后公私合营，一直干到九十年代，对工厂感情很深。

下岗给这个老工人造成重大打击的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打击；他突然感觉自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没人疼没人爱了。工厂不存在了，他心里非常痛苦，但也无可奈何。

电影《幸福时光》剧照（电影改编自《师傅越来越幽默》）

他的徒弟帮他想了一个歪招儿，在旅游区的小山包上，用一个破旧的公共汽车的壳子，制作了一个休闲小屋，专门提供给在人工湖边游完泳的青年男女谈恋爱休息，进去一次收费50元，里面有饮料、有床。

有一天，休闲小屋突然进去了一对中年的男女，进去以后就把门插上了。这两个人始终不出来，一直到天黑还不出来，到了晚上八九点钟还不出来，老工人就敲门，里边一点声音都没有。这时他非常害怕，找了他徒弟，带着他去派出所报警。警察赶来，一推门，虚掩着，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老头原来以为这对中年男女在里面自杀了，结果推门发现什么也没有。警察很愤怒，说：老师傅真幽默，这个世界上有遛骡子遛马的，没想到还有敢遛警察的。这篇小说最早的构思起因是我看了拉丁美洲的一篇小说，一对青年男女在疯狂的娱乐后，变成气体蒸发掉了。

我联想到在部队的时候回家探亲，看到农民把破旧的公共汽车改造成小卖部，我想：如果在小山包上有一个破旧的公共汽车的壳子，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把两个瞬间的灵感碰撞融合，产生了这篇有点荒诞的或者神秘的中篇小说。当然也反映了社会问题，工人下岗的问题。

以上内容选自莫言演讲集《贫富与欲望》

当年看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深受启发，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爆炸》，其中有一个细节，父亲扇了儿子一个耳光，就是这样一个动作我写了三千字，这在生活当中是绝不可能的。

一个人被扇耳光，产生了那么多联想，写了三千字，那是借鉴了电影里的特写镜头。电影里的特写镜头，到了小说里变成层层叠叠的瞬间放大，无穷联想。电影中的长镜头，电影中的色彩，都可以让小说家产生灵感。

电影《放大》海报

以上内容选自莫言演讲集《贫富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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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在生活中接触最多的物质决定了这个作家的想象力所依附的物件，这些物件决定了这个作家想象的特征。

——莫言《想象的炮弹飞向何方》（选自演讲集《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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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有国籍的，但文学没有国界

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演讲

莫言 | 文

人多，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人多，作家也多，这大概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在法兰克福书展的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主宾国，一下子涌来了一百多位作家。这显示了中国作家对这次书展的重视和向往，也显示了中国作家想借这次机会向世界文学的同行们，尤其是向德国的文学同行们学习的虚心。

当然，也显示了中国作家想借此机会向国际出版界、世界文学的同行们、国际的读者们展示自己的创作成绩的雄心。另外，据我所知，很多中国作家都想借此机会，去参观歌德的故居，去感受培育了这颗伟大灵魂的人文地理环境，去了解这个伟大作家成长的历史。

上个月，也是在这里，我曾经讲过流传很广的关于歌德与贝多芬路遇奥地利皇室成员的故事并发表了一些感想。故事说，歌德与贝多芬在街上相伴而行，遇到皇室成员的仪仗。歌德退到路边，脱帽致敬，而贝多芬则视若无睹，昂首而过。据说，贝多芬还豪迈地宣布：国王有许多个，贝多芬只有一个！

我说，年轻时我对蔑视权贵的贝多芬无比敬仰，而对向权贵低头致敬的歌德十分蔑视。我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个故事中的歌德深表理解。我觉得像贝多芬那样口出狂言扬长而去也许并不十分困难，而要像歌德那样低下身段、尊重世俗并不容易。

贝多芬

现在我想说，歌德脱帽致敬并不意味着他对权贵低头献媚，而贝多芬扬长而去也并不说明他没有一点点阿富阿贵的心理。我想，艺术家大多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生活在平常的世界里；一是作为一个超常的人生活在想象的、虚拟的、艺术的世界里。如果进到这想象的、虚拟的艺术世界里出不来，那就不是天才，便是疯子。

我认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他面对皇室成员的态度，重要的是他创造出了什么样子的作品。贝多芬如果没有写出那些伟大的乐章，他面对着国王的仪仗吐唾沫、扔臭鸡蛋也没用。

因为歌德有了那么伟大的作品，即便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也不会影响他的伟大。而且，我始终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程度。许多流传甚广的名人故事，其可靠性都值得怀疑。伟大的艺术家在生前把大众当成自己的创作素材，在他们死后，却成了大众创作的素材。

来此之前，我一直在阅读马丁·瓦尔泽先生的大作《恋爱中的男人》，这是以七十四岁的歌德爱上了十九岁少女乌尔丽克的真实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小说。如果仅仅读了歌德的《浮士德》，那我会认为歌德是一个伟大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但读了马丁·瓦尔泽先生的《恋爱中的男人》，我感到歌德身上有伟大的一面，也有庸常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创造出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的艺术作品。

1763年，中国的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那时候，法兰克福的歌德十四岁。十年后，当这个德国青年将自己的部分亲身经历改头换面写成那部享誉世界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绝对想不到，他作品中洋溢着的反抗封建统治、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精神是相通的。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两部形态完全不同的小说，但都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由此，我们可以悟出：文学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一个民族的文学有一个民族的文学个性，这种个性将此国家、此民族的文学与彼国家、彼民族的文学区别开来。但文学之所以能突破国家、民族的障碍，被别的国家、民族的读者所接受，并引起情感的共鸣，就在于好的文学作品必然地描写了、揭示了人类情感的共同奥秘，揭示了超越种族和国界的普遍价值。

歌德晚年，曾多次提到“世界文学”的概念。歌德并没有给“世界文学”直接下定义，但通过他与友人的通信，以及他的谈话录，可以证明，歌德心中的“世界文学”，首先是指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歌德希望通过广泛的学术阅读、文本翻译来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观点，并宽容地对待、平静地接受，理解一切生命体在不同中体现出的统一与和谐。

时至今日，我们发现，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丰富内涵，其意义早已突破了文学的范畴，他的求同存异、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尊重多样性、保护多样性的思想，已经成为在国际关系中被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

歌德

上个月，我在接受中国一家报纸采访时，曾谈到了外国读者如何欣赏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或者说，我谈了我希望外国读者如何读我的小说的问题。首先，我希望外国读者能从人的角度来阅读我们的作品，看看我们的作品中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人类情感中哪些奥秘，刻画了什么样的丰富个性，展现了人在历史生活中的什么样的遭际和命运。其次，我希望外国读者们能从艺术技巧的角度来欣赏我们的小说，譬如，看一看我们小说的结构，感受一下我们作品中的象征意味。

当然，如果是优秀的译本，也不妨透过语言转换的机制，去想象一下原作的语言风格。有人批评中国作家只讲故事，不重视语言，对这些批评我表示感谢，但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敢保证，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作家在语言的个性化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尝试，绝不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少。并且，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家的所谓风格，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言的个性。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当然，要将一种风格化的汉语，翻成他种文字，确是不易。因此我要感谢翻译家们辛苦而伟大的劳动。

文学的源泉是社会生活，阅读我们的作品，当然也是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但文学毕竟不是照相，我们作品中所描绘的中国人，也是人类的构成部分。如果我们写得好，读者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甚至当成他自己。就像我们读西方的优秀小说时的感受一样。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922年被翻成中文之后，据说也曾有一些痴迷的读者穿上书中所描绘的维特的衣服而饮弹自杀。可见，他们没想到这个维特是德国人。他们想，维特就是他自己。

我们来参加这次书展，正是来实践歌德的“世界文学”的理论构想。在这个倡导交流、倡导对话的时代里，作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对话是交流，互相阅读彼此的作品也是交流，甚至是更重要的交流。

中国当代作家对德国的当代作家并不陌生，君特·格拉斯、伯尔、西格弗里德·伦茨、马丁·瓦尔泽……这些名字我们很熟悉，对他们的主要作品都做过认真的研读。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就我本人来说，上述这些德国作家的作品对我的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种学习不但不会使我们的个性泯灭，反而会强化我们的个性；当然，这种学习也会使我们小说中的人类共同价值增强。

君特·格拉斯（左）和西格弗里德·伦茨（右）

二十多年前，我曾口出狂言：“现在可以说我的创作受到某个或某几个外国作家的影响，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某个或某些个外国的青年作家说，他的创作受到了中国作家莫言的影响。”根据我掌握的准确资料，日本和越南的几位青年作家已经说过了这样的话。我的梦想已部分地成为现实。我下一步的梦想是，西方的青年作家也能说：他们的创作受到了中国某个作家的启发和影响。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必须努力写作，我们唯有努力创作。

大约一百年前，在我的故乡，流传着关于德国人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德国人没有膝盖，只要将他们推倒在地，他们就爬不起来。第二种说法是：德国人的舌头是分叉的，要想学会德语，首先要将舌头剪开。当时，德国人在我的故乡修建胶济铁路，要征召一批儿童去学德语，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将自己的孩子藏了起来，因为他们害怕孩子被剪开舌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几位在山东大学留学的德国学生到我的故乡去，我爷爷十分专注地打量着他们的膝盖和舌头。我爷爷悄悄地问我：他们的膝盖长得很好啊，他们的舌头也没有分叉啊，他们是德国人吗？当我将我爷爷的疑问告诉这几个留学生时，他们脸上都浮现出哭笑不得的表情。我问他们，一百年前，那些从来没有出过村子的德国老人，会把中国人想象成什么样子？他们说不知道。

我说我在意大利西西里岛曾经看过一幅一百多年前的壁画，上边画着的中国人，脖子后拖着长长的辫子，蹲在树上，脸上生着长而尖的嘴，很像鸟的表情。估计那时候的德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也好看不到哪里去。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想借此说明，一百多年前，我故乡的人对德国人的想象和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其实都把对方妖魔化了。如果那时候有人将歌德的小说译成中文，而有人将曹雪芹的小说译成德文，读过这些作品的人，绝对不会产生那些奇怪的想象。交流、对话，是消除误会、正确认识对方的最有效的方法。我想，这大概也是法兰克福书展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我们来此的重要目的。

让我重复我曾经说过多次的话：作家是有国籍的，但文学没有国界。文学离不开政治，但好的文学大于政治。好，那就让文学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交往中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那就让我们在这个对话与交流的时代里，扮演好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时间：2009年10月13日

地点：德国法兰克福

本文选自莫言演讲集《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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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大多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生活在平常的世界里；一是作为一个超常的人生活在想象的、虚拟的、艺术的世界里。如果进到这想象的、虚拟的艺术世界里出不来，那就不是天才，便是疯子。

——莫言《文学是世界的》（选自演讲集《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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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踏步撤退——《檀香刑》后记

在本书创作的过程中，每当朋友们问起我在这本书里写了些什么时，我总是吞吞吐吐，感到很难回答。直到把修改后的稿子交到编辑部，如释重负地休息了两天之后，才突然明白，我在这部小说里写的其实是声音。小说的凤头部和豹尾部每章的标题，都是叙事主人公说话的方式，如“赵甲狂言”“钱丁恨声”“孙丙说戏”等等。

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但其实也是记录了在民间用口头传诵的方式或者用歌咏的方式诉说着的一段传奇历史——归根结底还是声音。而构思、创作这部小说的最早起因，也是因为声音。

《檀香刑》纪念珍藏版

莫言 著

二十年前当我走上写作的道路时，就有两种声音在我的意识里不时地出现，像两个迷人的狐狸精一样纠缠着我，使我经常地激动不安。

第一种声音节奏分明，铿铿锵锵，充满了力量，有黑与蓝混合在一起的严肃的颜色，有钢铁般的重量，有冰凉的温度，这就是火车的声音，这就是那在古老的胶济铁路上奔驰了一百年的火车的声音。

从我有记忆力开始，每当天气阴沉的时候，就能听到火车鸣笛的声音像沉闷而悠长的牛叫，紧贴着地面，传到我们的村子里，钻进我们的房子，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然后便传来火车驶过胶河大铁桥时发出的明亮如冰的声响。火车鸣笛的声音和火车驶过铁桥的声音与阴云密布的潮湿天气联系在一起，与我的饥饿孤独的童年联系在一起。

每当我被这对比鲜明的声音从深夜里惊醒之后，许多从那些牙齿整齐的嘴巴里和牙齿破碎的嘴巴里听来的关于火车和铁道的传说就有声有色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们首先是用声音的形式出现的，然后才是联翩的画面，画面是声音的补充和注释，或者说画面是声音的联想。

我听到了然后看到了在1900年前后，我的爷爷和奶奶还是吃奶的孩子时，在距离我们村庄二十里的田野上，德国的铁路技师搬着据说上边镶嵌了许多小镜子的仪器，在一群留着辫子、扛着槐木橛子的中国小工的簇拥下，勘定了胶济铁路的线路。然后便有德国的士兵把许多中国健壮男子的辫子剪去，铺在铁路的枕木下边，丢了辫子的男人就成了木头一样的废人。

然后又有德国士兵把许多小男孩用骡子驮到青岛的一个秘密地方，用剪刀修剪了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学习德语，为将来管理这条铁路准备人才。

这肯定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因为后来我曾经咨询过德国歌德学院的院长：中国孩子学习德语，是不是真的需要修剪舌头？他一本正经地说：是的，需要。然后他用哈哈大笑证明了我提出的问题的荒谬。

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对于这个传说我们深信不疑。我们把那些能讲外语的人，统称为“修过舌头的”。在我的脑海里，驮着小男孩的骡子排成了一条漫长的队伍，行走在胶河岸边泥泞曲折的小道上。每头骡子背上驮着两个篓子，每个篓子里装着一个男孩。大队的德国士兵护送着骡队，骡队的后边跟随着母亲们的队伍，她们一个个泪流满面，悲痛的哭声震动四野。

据说我们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就是那些被送到青岛去学习德语的孩子中的一个，后来他当了胶济铁路的总会计师，每年的薪水是三万大洋，连在他家当过听差的张小六，也回家盖起了三进三出的深宅大院。

在我的脑海里还出现了这样的声音和画面：一条潜藏在地下的巨龙痛苦地呻吟着，铁路压在它的脊背上，它艰难地把腰弓起来，铁路随着它的腰弓起来，然后就有一列火车翻到了路基下。如果不是德国人修建铁路，据说我们高密东北乡就是未来的京城，巨龙翻身，固然颠覆了火车，但也弄断了龙腰，高密东北乡的大风水就这样被破坏了。

我还听到了这样的传说：铁路刚刚通车时，高密东北乡的几条好汉子以为火车是一匹巨大的动物，像马一样吃草吃料。他们异想天开地用谷草和黑豆铺设了一条岔道，想把火车引导到水塘中淹死，结果火车根本就不理他们的碴儿。

后来他们从那些在火车站工作的“三毛子”口里知道了火车的一些原理，才知道浪费了那么多的谷草和黑豆实在是冤枉。

莫言书法《檀香》：一曲高歌动九霄，檀香郁勃气飘摇。今朝兴叹山河好，莫忘当年泪似潮。

但一个荒诞故事刚刚结束，另一个荒诞故事接踵而来。“三毛子”告诉他们，火车的锅炉是用一块巨大的金子锻造而成，否则怎么可能承受成年累月的烈火烧烤？

他们对“三毛子”的说法深信不疑，因为他们都知道“真金不怕火炼”这条俗语。为了弥补上次浪费的谷草和黑豆，他们卸走了一根铁轨，使火车翻下了路基。当他们拿着家伙钻进火车头切割黄金时，才发现火车的锅炉里连半两金子也没有……

尽管我居住的那个小村子距离胶济铁路的直线距离不过二十里，但我十六岁时的一个深夜，才与几个小伙伴一起，第一次站在铁路边上，看到了火车这个令人生威的庞然大物从身边呼啸而过。火车头上那只亮得令人胆寒的独眼和火车排山倒海般的巨响，留给我惊心动魄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虽然我后来经常地坐着火车旅行，但我感到乘坐的火车与少年时期在高密东北乡看到的火车根本不是一种东西，与我童年时期听说过的火车更不是一种东西。我童年时听说的火车是有生命的动物，我后来乘坐的火车是没有生命的机器。

莫言剧作集《酒香》，收录剧作《檀香刑》

第二种声音就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茂腔（小说里改名为“猫腔”）。这个小戏唱腔悲凉，尤其是旦角的唱腔，简直就是受压迫妇女的泣血哭诉。高密东北乡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哼唱茂腔，那婉转凄切的旋律，几乎可以说是通过遗传而不是通过学习让一辈辈的高密东北乡人掌握的。

传说一个跟随着儿子闯了关东的高密东北乡老奶奶，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一个从老家来的乡亲，带来了一盘茂腔的磁带，她的儿子就用录音机放给她听，当那曲曲折折的旋律响起来时，命若游丝的老奶奶忽地坐了起来，脸上容光焕发，目光炯炯有神，一直听完了磁带，才躺倒死去。

我小时候经常跟随着村里的大孩子追逐着闪闪烁烁的鬼火去邻村听戏，萤火虫满天飞舞，与地上的鬼火交相辉映。远处的草地上不时传来狐狸的鸣叫和火车的吼叫。经常能遇到身穿红衣或是白衣的漂亮女人坐在路边哭泣，哭声千回百转，与茂腔唱腔无异。我们认为她们是狐狸变的，不敢招惹她们，敬而远之地绕过去。

其实，在清末民初，关于孙丙抗德的故事就已经被当时的茂腔艺人搬上了戏台。民间一些老艺人还能记住一些唱词。我发挥了从小就喜欢编顺口溜制造流言蜚语的特长，与一个会拉琴会唱戏出口成章但一个大字不识的邻居叔叔编写了九场的大戏《檀香刑》，小学校里一个爱好文艺的右派老师帮了我们许多忙。

我与小伙伴们第一次去看火车，就是为了编戏“体验生活”。小说中引用的《檀香刑》戏文，是后来经过了县里许多职业编剧加工整理过的剧本。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对茂腔的爱好被繁忙的工作和艰辛的生活压抑住了，而茂腔这个曾经教化了高密东北乡人民心灵的小戏也日渐式微，专业剧团虽然还有一个，但演出活动很少，后起的年轻人对茂腔不感兴趣。

1986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当我从火车站的检票口出来，突然听到从车站广场边上的一家小饭馆里，传出了茂腔的凄婉动人的唱腔。

正是红日初升的时刻，广场上空无一人，茂腔的悲凉旋律与离站的火车拉响的尖锐汽笛声交织在一起，使我的心中百感交集，我感觉到，火车和茂腔，这两种与我的青少年时期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就像两颗种子，在我的心田里，总有一天会发育成大树，成为我的一部重要作品。

1996年秋天，我开始写《檀香刑》。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魔幻气，也就舍弃不用。

《檀香刑》诗词序

最后决定把铁路和火车的声音减弱，突出了茂腔的声音，尽管这样会使作品的丰富性减弱，但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

就像茂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茂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

也许，这部小说更合适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

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

本文选自莫言散文集《感谢那条秋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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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穿透肉体、刻入脊髓的历史，一部以残酷唤醒痛感与良知的警世名篇

一段穿透肉体、刻入脊髓的历史

一部以残酷唤醒痛感与良知的警世名篇

《檀香刑》也许是莫言创作生涯中最具结构野心与语言张力的作品。

作品融合戏曲、民间文化与历史叙事，以多声部叙事结构展现人物命运交织的悲剧，深刻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与人民的抗争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鲁迅写透“看客”，莫言在《檀香刑》中既写出“受刑者”的悲壮，又揭示了 “刽子手”的复杂心理。

现在，这部文学经典的全新纪念珍藏版重磅推出！

纪念珍藏版在全新修订定本的基础上，以典藏级工艺重现这部文学经典的质感与气韵。

全书采用双布面精装设计，墨绿绒布函套，呼应《檀香刑》中悲怆而庄严的戏剧氛围。

封面采用梭丝绸+烫金，呈现古籍般的温润光泽，延续国风之美。

书中特别收录青年艺术家李云中绘制的十幅人物插图，以工笔细描复现民间戏曲的神韵与角色风貌。

随书附赠莫言手绘“猫腔”小猫艺术卡五张、藏书票与限定主题书签，以轻盈之姿延伸小说的舞台想象。

这不仅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文学经典，也是一件机具收藏价值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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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戏演戏，演到最后自己也成了戏。
——莫言《檀香刑》（纪念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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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檀香刑》纪念珍藏版即将上市！

《檀香刑》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融合戏曲、民间文化与历史叙事，以多声部叙事结构展现人物命运交织的悲剧，深刻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与人民的抗争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檀香刑》纪念珍藏版函套（左）、外封（中）、内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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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珍藏版在全新修订定本的基础上，以典藏级工艺重现这部文学经典的质感与气韵。全书采用双布面精装设计，墨绿绒布函套烫金，呼应《檀香刑》中悲怆而庄严的戏剧氛围；封面采用梭丝绸，呈现古籍般的温润光泽，延续国风之美。

书中特别收录青年艺术家李云中绘制的十幅人物插图，以工笔细描复现民间戏曲的神韵与角色风貌。随书附赠藏书票与限定主题书签。并且，莫言老师为《檀香刑》的“超豪华版本”（莫言老师亲自认证）手绘了五张“猫腔”小猫艺术卡。这不仅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的文学经典，也是一件极具收藏价值的艺术作品。

今天，重温演讲《〈檀香刑〉是一个巨大的寓言》，在演讲中围绕《檀香刑》阐述，这部于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因对刽子手形象及施刑场面的细致描写引发强烈争议；他强调这种描写是艺术必要，旨在揭示历史黑暗与人性的残暴，并批判专制统治。莫言视小说为“巨大的寓言”，认为酷刑虽已消失，但其代表的施刑、受刑与观刑的心理结构仍可能潜藏于人性之中。在创作上，他融合故乡戏曲“茂腔”与传统“凤头—猪肚—豹尾”结构，形成戏剧化叙事，试图通过施刑人、受刑人、观刑人三种角色的交织，引发读者对历史、现实与人性的深层思考

1999年11月，我从日本的大阪飞向中国的上海，一下飞机，租了一辆车，直奔杭州，去参加一个颁奖仪式。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牛》在那里获得了一个奖。

在那次发奖会上我曾经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五十年的历史中，牛的命运与小说的命运十分相似。小说与牛一样，一度被抬举到不切实际的重要位置上，但又饱受着管制。

《牛》收录于莫言中篇小说精品系列《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一个垂暮的老人，可以对着一头牛絮絮叨叨。这景象有几分凄凉，也有几分温馨。现在，写小说的人，有的是想借此牟取名利，有的则是要借助于这种方式，把心中的话说出来。

我当然属于后者。写作就是诉说，就像一个老农对着一头老牛诉说一样。我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牛，因为在我的下一部小说里，将有一头成了精的牛。

2000年冬天，我完成了长篇小说《檀香刑》，2001年春天出版。这部小说与我的诸多作品一样，引起了强烈的争议。

《檀香刑》

喜欢的人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不喜欢的人认为它是一堆狗屎。

争议的焦点是小说中的刽子手赵甲和对施刑场面的详尽的描写。我在该书出版后，曾经接受过记者采访，劝诫优雅的女士不要读这本书。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优雅的女士读了这本书。她们不但没有做噩梦，也没有吃不下饭；反倒是许多貌似威猛的男士，发出了一片小儿女的尖叫，抱怨我伤害了他们的神经。

由此可见，女人的神经比男人的神经更为坚强。有一个女士给我写信，说：我真想请你给我花心的丈夫施上檀香刑。

我回信说：亲爱的女士，你的丈夫花心固然可恨，但远远不到给他施檀香刑的程度；而且，这种野蛮的刑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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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香刑》2025全新刷边版

另外，书中的人物，不能与作者画等号。我虽然在书中写了一个残酷无情的刽子手，但在生活中，我是个善良懦弱的人，我看到杀鸡的场面，腿肚子都会哆嗦。

关于《檀香刑》中残暴场面的描写，我认为是必要的。这是小说艺术的必要，而不是我的心理需要。

我想这样的描写之所以让某些人看了感到很不舒服，原因在于：这样的描写，展示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黑暗和残暴。

这样的描写也暴露了人类灵魂深处丑陋凶残的一面，当然也鞭挞了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依靠酷刑维持黑暗统治的野蛮手段。

有一些批评者认为《檀香刑》是一本残暴的书，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充满了悲悯精神的书。后边的说法当然更符合我的本意。

写作这本书时，我经常沉浸在悲痛的深渊里难以自拔。我经常想：人为什么要这样呢？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同类施以如此残忍的酷刑呢？是谁给了他这样的残害同类的权力呢？

许多看上去善良的人，为什么也会像欣赏戏剧一样，去观赏这些惨绝人寰的执刑场面呢？统治者和刽子手、刽子手和罪犯、罪犯和看客，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些问题我很难解答，但我深深地体验到了这种困惑带给我的巨大痛苦。我认为这不仅仅是高密东北乡的困惑，而且也是中国的困惑，甚至是全人类的困惑。

是什么力量，使同是上帝羽翼庇护下的人类，干出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而且这种暴行，并不因为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昌明而消失。因此，这部看起来是在翻腾历史的《檀香刑》，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

有人还说，《檀香刑》是一个巨大的寓言，我同意这种看法。是的，作为一种残酷的刑罚，檀香刑消失了，但作为一种黑暗的精神状态，却会在某些人心中长久地存在下去。

也就是说，在黑暗的意识里，有人还渴望着给别人施加檀香刑，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承受檀香刑，更会有人去趣味盎然地观赏檀香刑。

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一会儿是施刑的刽子手赵甲，一会儿是受刑的猫腔戏班主孙丙，一会儿是处在政治夹缝中的高密县令钱丁，一会儿又是欲火中烧的少妇孙眉娘。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刻，扮演着施刑人、受刑人或者是观刑人的角色。

看完这部书，如果读者能从中体会到这三种角色的不同心境，从而引发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的思考，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在《檀香刑》中，我第一次尝试着把小说叙事艺术和我故乡的小戏“茂腔”嫁接在一起。

我想创造一种不但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也跟我过去的小说不一样的独特的文体，我希望我能发出独特的声音。

而小说的结构，则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方法。小说的情节设计、人物关系，都是高度戏剧化的。

矛盾尖锐，冲突激烈。亲情和刑罚把几个主要人物连接在一起，展开了一场悲壮的大戏。

这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也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剧中人物与其说是生活在现实中，还不如说他们生活在戏剧中。在某些时刻，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哪是戏剧哪是现实了。

小说中的“猫腔”，基本上是我的虚构，但我故乡的确有一个很小的剧种。我是在这个地方小戏的旋律中长大的。

在写作《檀香刑》的过程中，这个小戏的旋律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

本文收录于莫言演讲集《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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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反复并不可以全部说成是病句，在我们汉语修辞里面，同义反复也是一种修辞方法。
——莫言《一个令人无法言说的时代》（选自演讲集《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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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 文

首先自报家门： 我是山东高密人，可以说跟大家是老乡。淄博是蒲松龄的故乡，几十年前我没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蒲松龄，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

我大哥考上大学后，留给我很多书，其中一册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蒲松龄的小说《席方平》。尽管我当时读这种文言小说很吃力，但反复地看，意思也大概明白。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这本书出来以后，有人说我是学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看完后对我说： 莫言，你是借这本小说向蒲老致敬。

《生死疲劳》一开始就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在阎罗殿上，与阎王爷据理力争。此人生前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但却遭到了土炮轰顶的悲惨下场。阎王爷当然不理睬他的申辩，强行送他脱胎转生。他先是被变成了一头驴，在人间生活了十几年后，又轮回成了一头牛，后来变成一头猪，一条狗，一只猴子，五十年后，重新转生为一个大脑袋的婴儿。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聊斋·席方平》插画

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参加农业生产，读完了村子里能借到的所有小说。童年时期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创作非常有用，但可惜那个时候能借到的书太少了。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些特别健谈的人，像我的爷爷奶奶，他们讲述的故事，后来都成为了我的写作素材。所以有人说，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祖父或祖母。民间口头传说，是文学的源头。我小时候听到的很多故事都是讲妖魔鬼怪的，当我后来阅读了《聊斋志异》后，我发现书中的很多故事，我少年时曾经听老人们讲述过。这些故事到底是在《聊斋志异》之前就有了，还是之后呢？

我想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乡村的知识分子阅读了《聊斋志异》，然后把文言转化为口头语将故事流传下来，另一种是蒲先生把很多民间传说加工后写进了《聊斋志异》。

要理解蒲松龄的创作，首先要了解蒲松龄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在写人生，写社会，同时也是在写他自己。蒲松龄博闻强记，学问通达，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绝不是夸张。他的科举之路刚开始非常顺畅，县、府、道考试，连夺三个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个举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运气。他怀才不遇，科场失意，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他与下层百姓有了更多的联系。他的痛苦、他的梦想、他的牢骚、他的抱负，都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彻底的。我们在读前人的作品时，往往能看到历史的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对前人的局限性，我们大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这种宽容里边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惋惜。我们潜意识里想，如果没有这种局限性，他们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现在我想，我们这种对人的局限的否定态度，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没有局限的人，也许不该从事文学；作者的局限，也许是文学的幸事。

蒲松龄

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嘲讽，另一方面也可以读出他对自己一生科场失意的感慨和惋惜，当然也可以读出他对金榜题名的向往。在蒲松龄笔下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的结局都是科场得意。由此看来，他对科举制度还是有着很深的眷恋。

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如果蒲松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肯定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从历史角度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其实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历史上，考中进士的人有数百个吧？但都没法跟蒲松龄相比。时至今日，蒲松龄不仅是淄博的骄傲，是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人类的骄傲。几百年前，有这么一个人写出了这样一部光辉的著作，他用他的想象力给我们在人世之外构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说把人类和大自然建立了联系。

《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环保的作品，蒲松龄先生提倡爱护生物。在几百年前，他用他的方式，让人认识到人类不要妄自尊大，在大自然中，人跟动物是平等的事实。小说里很多狐狸变的美女不但相貌超过人类，连智慧也超过人类。《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那时妇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机器和劳作的奴隶，但蒲松龄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莫言手书新诗：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避此身。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埃尘。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蒲先生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一种不彻底的态度。一方面他写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对她们充满了欣赏和赞美，但同时也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对他的限制。这种不彻底是时代的局限。作家的不彻底性为小说提供立体的层面，好的作品正是因为作家不彻底的状态，才具有了多义性和对人的深层次理解。当今社会，没有理由苛求作家具有某种鲜明的道德价值观念，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求作家成为白璧无瑕的完人。作家当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但无论多么严格的自律，也不可能白璧无瑕。另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是非标准，但在写作的时候应该相对模糊一点，不要在作品里那么爱憎分明。我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判断，很少有人站在多元角度上来判断。但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化，很多在当初黑白分明的事件，会有另外的解读。

《红楼梦》连环画（张令涛、胡若佛 绘）

我们知道，读书，看起来是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读自己。读者阅读时，可以从一本书里读出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因为他从这部分里读到了自己。作为读者的我们，跟作为社会中人的我们，有时候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读《红楼梦》，大多会同情林黛玉，鄙视薛宝钗，但如果我们为儿子选媳妇时，我们大概都会选薛宝钗吧。再如，当我们在评判目前教育现状的时候，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批评应试教育，我们都知道这种教育方式对孩子不利，但一旦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各种特长班时，大多数家长都很积极。这也是人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读书时的我们跟生活中的我们是有一定区别的，文学与现实是有距离的。《聊斋志异》的流传不衰就说明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够虚构出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诱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在读的时候，我们会一同想象，一起虚构，也会使自己变得丰富多彩，也会潜移默化地使自己发生变化。

我向蒲松龄先生学习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塑造人物的功力。成功的作品中，都有让人难以忘却的典型形象。就像讲到鲁迅，我们就会想到阿Q一样，好的小说中肯定会有个性鲜明的人物。

《蛙》

我们写作时，往往会被故事吸引，忽略了写人。我们急于在小说里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忽略了人物自己的思想和声音。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蛙》，写之前，我就明确自己要写什么。在中国推行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影响千家万户，影响几代人。如果我用小说的形式来写计划生育这件事，那还不如写报告文学，用真实数字和真实人物，来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

写《蛙》，目的是写一个人物。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本家姑姑，她是一个乡村妇科医生，就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原型。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接生直到退休后都没闲着。姑姑说，经她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少说也有一万，经她手流产的孩子也得有几千，但现实中，姑姑对自己的工作并没有流露出更多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创作冲动。

这本书出版后，有记者采访我，问：你为什么要写一个计划生育的敏感题材？我回答：我并不是写计划生育的小说，而是写一个妇科医生的一生。

小说的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蒲松龄小说里就有可圈可点的范例。比如他写一条龙从天上掉落在打谷场上，没死，但动弹不了，这时有很多苍蝇飞过来，落在龙的身上。龙就把鳞片张开，很多苍蝇钻到鳞甲下边，龙突然阖上鳞片，把苍蝇都夹死在里面。这个故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蒲先生也肯定没见过有龙从天上掉下，但他在细节方面描写得准确、传神，让我们仿佛看到龙在打谷场上用鳞甲消灭苍蝇。这个细节很有力量，让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具有了真实感。蒲先生对细节的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因为他写的细节符合常识，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想象到的。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非常相信，让我们从中得到非常形象的阅读效果。

《聊斋志异·龙》插画（于受万 绘）

《阿纤》，是《聊斋志异》里唯一写高密的一篇。里面写一个老鼠精非常漂亮、善良，善于理财，只是终生有一癖好——囤积粮食。蒲先生这一笔写得非常风趣，也非常有意味。这个细节就让我们最终不能忘记阿纤跟现实中的女人虽然表面没有差别，但她是耗子变的事实。类似这种细节比比皆是，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

什么是想象力？解释起来比较困难。有的人经常想入非非，但胡思乱想不算想象力。对小说家来讲，想象力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生活经验之上，并且要通过许多别开生面的描写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观察生活的技巧，每一个人每天都看到许许多多的事物，走马观花式的观察，没有太大的用处，应该观察别人没有观察到的东西。要特别重视小说不仅仅要讲故事，靠情节一步步推动，更重要的是要借助想象力和经验写出许许多多的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来，也正是这样的细节，让故事可信，让人物栩栩如生。

关于小说写作，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奥秘。每一个作家构思小说的方式和习惯也都不一样。刚开始写小说，往往会犯一个毛病，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件，很多人有非常曲折的经历，当他讲的时候非常生动传神，一旦写下来，就会索然无味。为什么？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语言方面的风格，没有熔铸出自己的语言来。

怎么熔铸自己的语言？最好的方法是模仿。模仿就要阅读，阅读分好多种。从小说里读到好玩的事儿，是一种阅读；如果你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读完还想尝试自己写点东西，那么这时的阅读就要特别留意别人的语言。

模仿别人的语言，不是像语文老师那样分析语句结构，重点是要抓住一种语感，读的多了自然就能掌握语感。然后就是临摹。模仿一个作家没有用，模仿多个作家，就像学习书法临碑帖，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熔铸出自己的语言风格。学习语言，一开始就是模仿。只要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就有话可说。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掌握一点，也是要向蒲松龄学习，他的小说五光十色，百味杂陈，充分调动了视觉、嗅觉、触觉。写作时调动自己各种各样的感受，甚至是第六感，发动自己的联想，运用大量比喻，这是写作的基本功。然后就是事件、人物和作家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的思想不能直接在作品里暴露出来，在作品里越隐蔽越好。而且，真正的思想性强的作品，并不一定能被当代的人所理解。那些人云亦云的思想，其实不值得写到小说里去。

蒲松龄是值得我们重读的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其语言好。很多人说在当今社会，小说要死掉了，但我觉得小说不会死。语言带给人的美感是其他艺术无法代替的。一段好的语言可以让我们反复朗读，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意境。除了语言因素外，好的作品会有价值标准的多样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所附带的历史信息，这些会随着时代发展，让后来的读者产生新的读解。

本文收录于莫言演讲集《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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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成功的刺杀，就像“有情人终成眷属”一样平庸。他不明白，难道你也不明白？事物的精彩不在结局而在过程。

——莫言《我们的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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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已经是我们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的家园在想象中，也在我们追寻的道路上。

在韩国全州亚非文学庆典上的演讲

时间： 2007年11月9日

莫言 | 文

我的学习英美文学的女儿告诉我，diaspora的本意是指离散在外的犹太人，后又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散居在外的人。因此，仅仅用“离散”这个词，并不能完全代表diaspora的原意。

diaspora的确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研究这个现象与文学的关系，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为了准备这篇讲稿，我特意翻阅了《圣经》，从中读到了令我感动的诗句：“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一想到锡安（Zion）就哭了!……身处外邦异国，我们怎能唱颂赞上帝的歌呢？耶路撒冷啊，要是我忘了你，愿我的右手枯萎，再也不能弹琴！要是不以耶路撒冷为我最大的喜乐，愿我的舌头僵硬，再也不能唱歌！”这应该是最早的、最经典的离散文学，是用泪水浸泡着的诗行，是对母国的最深沉的思念。

今年的9月，我与访问中国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进行过一次谈话，我们谈了阅读彼此作品的感受。

他说他从我的作品里读到了中国乡村生活的画面，感受到了中国下层百姓的痛苦和欢乐。我说我从他的作品里读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上的艰难处境和犹太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读到了像柳絮一样飞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悲剧命运。

莫言（左）与阿摩司·奥兹（右）

当然我也读到了他在小说里表现出的那种理智和宽容。我觉得像阿摩司·奥兹这样的作家，就是几千年来始终处在离散中的犹太民族的文学代言人之一，而他的文学，就是典型的离散文学。

离散是一种千百年来就存在着的人类处境。这种处境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处境，也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处境。

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可能是战争、灾荒、瘟疫等不可抵抗的外力，也可能是一个家庭或者个人的主动选择。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离散，都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一个培育文学感情的温床，一种观察世界的文学眼光。

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版图上，有一批身处离散境遇的作家像灿烂的星斗在闪烁。如祖籍印度、现居英国的萨尔曼·拉什迪，祖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现居英国的V.S.奈保尔，祖籍日本、现居英国的石黑一雄，原籍俄罗斯、现居法国的安德烈·马金尼(Andre Makine)，原籍尼日利亚、现居美国的奇诺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原籍南非、现居澳大利亚的库切，原籍中国、现居美国的哈金，原籍阿富汗、现居美国的卡勒德·胡塞尼（Khaled Hosseini），等等。这些作家，都在世界文坛上获得了巨大的名声。

他们都因为其离散的处境，而获得了澎湃的创作动力和丰富的创作资源，写出了名扬世界的文学作品。他们虽然人在异国他乡，描写的却都是他们母国的往事，利用的也大都是他们母国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因此他们的作品，就具有了与西方作家迥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和民族特色，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批评界的关注。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创作，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奈保尔

从人类的一般情感来讲，离散的处境最容易产生的情感就是思念。在世界文学的浩瀚海洋里，怀乡、思亲、伤别离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的古典作品中，都洋溢着浓浓的乡愁。人们在离散的处境中，总是愿意把故乡理想化，总是会忘掉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丑陋，总是愿意用理想的花环，来装扮自己的乡思。

随着文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变迁，人们，尤其是那些身处离散之境的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用含着热泪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母国与家园，已经不满足于把对母国与家园的描述停留在肤浅的歌颂上。

这些身处离散之境的作家，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精神的疆域。这些作家的父母之邦基本上都处在亚洲和非洲的不发达国家，有的甚至还处在愚昧落后的状态中。但他们都在西方发达国家接受了现代教育，都能熟练地使用西方语言讲话与写作，对西方社会有不亚于当地人，甚至比当地人还要深刻的了解。但他们的根不在这里，相对于西方人，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外来者。

他们的血液里流动着的文化基因来自他们在亚洲或者非洲的母国，他们的深层心理结构和文化记忆来自他们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和心理矛盾，就促使他们时时刻刻进行着比较。

石黑一雄

在比较中他们发现了西方的文明和母国的落后，也发现了西方的虚伪与母国的淳朴。他们其实是永远地处在两种文化的挤压与冲突之中，由此他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目光。这目光已经不是被单纯的乡愁浸润着的目光，而是一种冷静的、批判的目光。

由此，他们的创作便呈现出崭新的气象。这样的文学已经不是简单地可以归属为东方或西方的文学；这是越界的文学，也是跨界的文学；这是边缘的文学，也是中心的文学；这是一种新形态的世界文学。在这样的文学中，对于母国或家园的描写，已经超越了歌颂与怀念的层面，而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下的清醒审视。

这里面尽管没有太多的对于西方社会的描述，但西方文化的影响却渗透在字里行间。这里的批判也不仅仅是针对着母国的，也是针对着西方的。其实，这些离散的作家，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相对客观地描述着两种文化、两种价值体系的对抗和冲突，渗透和融合。

因此，这样的文学就必然地具有了历史和政治的含义，就必然地反映了在全球化格局中，文化的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状况。但这里似乎也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这些作家完成的也仅仅是描述和展示，因为从文化的意义上，先进与落后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正在世界文坛上大放异彩的离散文学中所表现的母国与家园，其实大多数都是作者对母国与家园的想象。有的是在童年记忆和长辈口头叙述基础上的想象。有的则是作者对自己的记忆的故意“歪曲”，这样的故意“歪曲”，难免招致民族主义者的批判，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取悦西方；但我们更愿意把这种对母国和家园的“歪曲”看成是文学的需要，其阅读效果也应该是积极的、正面的。

（图片©Rockwell Kent）

新的离散文学中的母国与家园，应该是作者的艺术创造，与作者真实的父母之邦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是一次真正的超越，是一场文学的革命。通过这样的文学，离散作家们不仅仅向西方的读者，而是向全人类，奉献了一片片崭新的大陆。这些大陆在现实的地球上无处安置，只有在文学的世界里，方可存在。

在科技日益发达、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母国与家园的意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离散之民，恒定不变的家园已经不存在了；所谓永恒的家园，只是一个幻影。回家，已经是我们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的家园在想象中，也在我们追寻的道路上。因此，我们都可以算作离散作家，我们所写的作品，都可以划到离散文学的大范畴里。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想象和热情，在虚构着我们的家园；我们也都在借用着母国与家园的母题，来表达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

我们亚洲和非洲的作家，生活在物质相对落后的国度，但我们同时也占有着独特而丰厚的文化资源。

尽管我们不可能像那些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离散作家那样“身在西方，心怀祖国”，但信息化时代，已经可以使我们“身居祖国，心怀全球”。我们不仅可以从本国和本民族的生活中获取创作资源，我们也可以从世界文化中汲取营养，来丰富我们的头脑。

作家是有国籍的，但文学是无国界的。我们可以从离散这一母题中，获得理解、尊重和宽容，创作出属于全人类的文学。

本文收录于莫言演讲集《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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