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 文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

几年前我在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时，曾就“知青作家”写农村题材的问题发表过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我大概的意思是：知青作家下到农村时，一般都是青年了，思维方式已经定型，所以他们尽管目睹了农村的愚昧落后，亲历了农村的物质贫困和劳动艰辛，但却无法理解农民的思维方式。这些话当即遭到反驳，反驳者并举出了郑义、李锐、史铁生等写农村题材的“知青作家”为例来批驳我的观点。

毫无疑问，上述三位都是我所敬重的出类拔萃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有一部分是杰出的农村题材小说，但那毕竟是知青写的农村，总透露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旁观者态度。这些小说缺少一种很难说清的东西（这丝毫不影响小说的艺术价值），其原因就是这地方没有作家的童年，没有与你血肉相连的情感。

所以“知青作家”一般都能两手操作，一手写农村，一手写都市，而写都市的篇章中往往有感情饱满的传世之作，如史铁生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史氏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虽也是出色作品，但较之《我与地坛》，则明显逊色。《我与地坛》里有宗教，有上帝，更重要的是有母亲，有童年。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我与地坛》主要是写作家因病回城的生活的，并不是写他的童年。

我的解释是：史氏的“血地”是北京，他自称插队前跟随着父母搬了好几次家，始终围绕着地坛，而且是越搬越近——他是呼吸着地坛里的繁花佳木排放出的新鲜氧气长大的孩子。他的地坛是他的“血地”的一部分——我一向不敢分析同代人的作品，铁生兄佛心似海，当能谅我。

有过许多关于童年经验与作家创作关系的论述，如李贽提出“童心”说，他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有了“最初一念之本心”，就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如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就是诗人和作家。”(《金蔷薇》)最著名的当数海明威的名言：“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当然也有童年幸福的作家，但即便是幸福的童年经验，也是作家的最宝贵的财富。

从生理学的角度讲，童年是弱小的，需要救助的；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童年是梦幻的、恐惧的、渴望爱抚的；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童年是幼稚的、天真、片面的。

这个时期的一切感觉是最肤浅的也是最深刻的，这个时期的一切经验更具有艺术的色彩而缺乏实用的色彩，这个时期的记忆是刻在骨头上的而成年后的记忆是留在皮毛上的。

而不幸福的童年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一颗被扭曲的心灵，畸形的感觉、病态的个性，导致无数的千奇百怪的梦境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骇世惊俗的看法。这就是李贽的“童心”说和海明威“摇篮”说的本意吧。问题的根本是：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故乡，我所界定的故乡概念，其重要内涵就是童年的经验。如果承认作家对童年经验的依赖，也就等于承认了作家对故乡的依赖。

有几位评论家曾以我为例，分析过童年视角与我的创作的关系，其中写得沾边的，是上海作家程德培的《被记忆缠绕的世界》，副题是“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程说：“这是一个联系着遥远过去的精灵的游荡，一个由无数感觉相互交织与撞击而形成的精神的回旋，一个被记忆缠绕的世界。”“作者经常用一种现时的顺境来映现过去的农村生活，而在这种‘心灵化’的叠影中，作者又复活了自己孩提时代的痛苦与欢乐。”

程还直接引用了我的小说《大风》中的一段话：“童年时代就像沙丘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爷爷用他的手臂推着我的肉体，用他的歌声推着我的灵魂，一直向前走。”程说：“莫言的作品经常写到饥饿和水灾，这绝非偶然。对人的记忆来说，这无疑是童年生活所留下的阴影，而一旦这种记忆中的阴影要顽强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它又成了作品本身不可或缺的色调与背景。”

程说：“在缺乏抚爱与物质的贫困面前，童年时代的黄金辉光便开始黯然失色。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消失的光泽，便在想象的天地中化为感觉与幻觉的精灵。微光既是对黑暗的心灵抗争，亦是一种补充，童年失去的东西越多，抗争与补充的欲望就越强烈。”

评论家像火把一样照亮了我的童年，使许多往事出现在眼前，我不得不又一次引用流氓皇帝朱元璋对他的谋士刘基说的话：原本是趁火打劫，谁知道弄假成真！

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没人对我解释过这习俗的意义，但我猜想到这是“万物土中生”这一古老信念的具体实践。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这也许是我终于成了一个乡土作家而没有成为一个城市作家的根本原因吧。

我的家族成员很多，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后来我婶婶又生了几个比我小的男孩。我们的家族是当时村里人口最多的家族。大人们都忙着干活，没人管我，我悄悄地长大了。

我小时候能在一窝蚂蚁旁边蹲整整一天，看着那些小东西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脑子里转动着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我记住的最早的一件事，是掉进盛夏的茅坑里，灌了一肚子粪水。我大哥把我从坑里救上来，抱到河里去洗干净了。那条河是耀眼的，河水是滚烫的，许多赤裸着身体的黑大汉在河里洗澡、抓鱼。

正如程德培猜测的一样，童年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洪水和饥饿。那条河里每年夏、秋总是洪水滔滔，浪涛澎湃，水声喧哗，从河中升起。坐在我家炕头上，就能看到河中的高过屋脊的洪水。大人们都在河堤上守护着，老太婆烧香磕头祈祷着，传说中的鳖精在河中兴风作浪。每到夜晚，到处都是响亮的蛙鸣。

那时的高密东北乡确实是水族们的乐园，青蛙能使一个巨大的池塘改变颜色。满街都是蠢蠢爬动的癞蛤蟆，有的蛤蟆大如马蹄，令人望之生畏。那时的气候是酷热的，那时的孩子整个夏天都不穿衣服。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就是光着屁股赤着脚，一丝不挂地去的，最早教我们的是操外县口音的纪老师，是个大姑娘，一进教室看到一群光腚猴子，吓得转身逃走。

那时的冬天是奇冷的，夜晚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田野里一片片绿色的鬼火闪闪烁烁，常常有一些巨大的、莫名其妙的火球在暗夜中滚来滚去。那时死人特别多，每年春天都有几十个人被饿死。那时我们都是大肚子，肚皮上满是青筋，肚皮薄得透明，肠子蠢蠢欲动……

这一切，都如眼前的情景，历历在目。所以当我第一次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也惋惜不已：这些奇情异景，只能用别的方式写出，而不能用魔幻的方式表现了。

由于我相貌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族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再加上生活贫困、政治压迫使长辈们心情不好，所以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我成长。

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样的童年必然地建立了一种与故乡血肉相连的关系，故乡的山川河流、动物植物都被童年的感情浸淫过，都带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许多后来的朋友都忘记了，但故乡的一切都忘不了。

高粱叶子在风中飘扬，成群的蚂蚱在草地上飞翔，牛脖上的味道经常进入我的梦；夜雾弥漫中，突然响起了狐狸的鸣叫；梧桐树下，竟然蛰伏着一只像磨盘那么大的癞蛤蟆；比斗笠还大的黑蝙蝠在村头的破庙里鬼鬼祟祟地滑翔着……

总之，截止到目前的我的作品里，都充满着我童年时的感觉，而我的文学的生涯，则是从我光着屁股走进学校的那一刻开始。

本文节选自《超越故乡》（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月光如水，马身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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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当我拿起笔创作第一篇小说时，并没想到这项工作会改变我的命运，更没想到我的作品会部分地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那时的我是一个刚从故乡高粱地里钻出来的农民，用中国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说法是“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

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赚一点稿费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满足一下青年人的虚荣心。当然，在我买上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便随之膨胀了。那时的我又想买一只上海造的手表，戴在手腕上，回乡去向我的乡亲们炫耀。

在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品格。我模仿着当时流行的作品，写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应该烧掉的作品。只有当我意识到文学必须摆脱为政治服务的魔影时，我才写出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时，已是1980年代的中期。

莫言（照片拍摄于1987年）

当然，每一个作家都必然地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要想写出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但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总是想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

好的作家虽然写的很可能只是他的故乡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动笔之前就意识到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片段，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部人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

1985年，我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在文坛上获得了广泛的名声。1986年，我写出了《红高粱家族》，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此时的中国文坛，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我的创作，只不过是文学百花园的小小一角。

莫言中篇小说精品系列《透明的红萝卜》

在此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文学之河，沿着自己的河床曲曲折折地向前流动着，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有新鲜的水流注入，不断有奇异的浪头掀起，但由于中国老百姓家家都有了电视机，文学再也没有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获得广泛的关注。尽管目前的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当年那种轰动效应，但我认为，这种沉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鲜明标志。

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分成许许多多的流派，但为文学分流划派，从来就不是作家的任务。好的作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创作，他很少读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即便读了他也不愿意承认），他甚至不去关心读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因为这是他创造的比他自己更为重要的生命，与他血肉相连。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

《透明的红萝卜》首版书影

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这个黑孩子虽然具有说话的能力但他很少说话，他感到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这个黑孩子能够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难，他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脊背，赤着双脚；他能够将烧红的钢铁攥在手里；他能够对自己身上的伤口熟视无睹。他具有幻想的能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奇异而美丽的事物；他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譬如他能听到头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音；他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

正因为他具有了这些非同寻常之处，所以他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在常人看来显得既奇特又新鲜的世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眼睛开拓了人类的视野，所以他就用自己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既是人又超越了人。在科技如此发达、复制生活如此方便的今天，这种似是而非的超越，正是文学存在着、并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黑孩子是一个精灵，他与我一起成长，并伴随着我走遍天下。现在，他就站在我的身边，如果男士们看不到他，女士们一定看到了，因为无论多么奇特的孩子，都是母亲生的。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感谢那条秋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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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类从来不敢正视马的湛蓝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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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狗

十年前，我曾随一个作家代表团去过联邦德国。现在回想起来，在联邦德国那些美丽的城市里，随处可见被衣冠楚楚的男人或是女人牵拉着行进的狗。从德国的北头走到南头，我还没看到过一只无主的狗。

德国的狗花样实在是多极了。有蠢笨如牛的，有玲珑如兔的，有长发飘飘如美女的，有皱脸裂唇如恶鬼的。

几乎所有的狗的脖子上都拴着一根链条。偶尔也能见到一条摘除了链条的狗，但脖子上还拴着皮圈。那根链条就在狗身后的主人的手里提着，随时都可以挂上去的。

即便是那些摘除了链条的狗，也像个好孩子似的乖乖地跟在主人脚后，主人走快它走快，主人走慢它走慢，无链条也好像有链条，看着都让人感动。

在慕尼黑，我看到一匹似狗非狗的大动物，摇摇晃晃地跟在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身后。那女子袒胸露背，昂首前进，那怪物在她后边，威风凛凛，狼行虎步。

我心里很是恐惧，因为打死我我也想不到世界上竟会有这样的动物。它是老虎和绵羊交配生出来的杂种吧?它看到我看它，也冷冷地歪头瞅了我一眼，掩藏在绿色长毛里的眼睛凶光逼人。

它的比我的拳头还要大的爪子吧嗒吧嗒地敲着地面，尾巴拖在身后，好像一把大扫帚。这东西如果出现在深山老林里，一定是位令百兽觳觫的大王，但它跟在一个女人的背后，脖子上还挂着一根链条，它也只能是条狗。

在高速公路旁边的一家小饭店里，我看到一对盛装的中年男女，像侍候小宝宝似的，用一个银盘子，给一匹顶多能有两斤重的小老狗喂奶。这匹狗娇喘微微，令我想起中国的古典美人。

它用红红的小舌头，舔了一点牛奶，然后就摇摇头。那女人咕噜了一句外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我能猜到她的意思。无非是说：宝贝，你不喝了吗？你喝这点怎么能行呢?那小老狗继续摇头。

男人就从瓶子里拿出一根金黄色的香肠，递到小老狗的嘴里。我们有时吃到的香肠并不香，但是这男子拿来喂狗的香肠真是香气扑鼻。

小狗闻了闻那肠，不吃。我心中感到很愤怒。十年前我们的思想还不跟现在一样，我们的生活也不能跟现在相比。我这样说的目的就是要承认那香肠的香气勾起了我的食欲。

十年前我还没有勇气承认，十年后我可以坦率地承认。其实，一切就是个所谓名分，上帝生长万物，并没有标出哪是狗食哪是人食。那根德国小老狗不喜吃的香肠品质优良，它勾起我的食欲完全正常。

如果是现在，我就跟那个德国男人要一根吃。他给不给我是他的问题。他把那根小老狗不吃的香肠用纸包了包，扔到了垃圾桶里。我心里感到很痛惜。那男人用一块雪白的手帕给他的狗擦了擦小嘴巴，然后，才和他的女人坐下吃饭。

有一次，我们坐在面包车里，在公路上奔走。一辆辆的豪华轿车，从我们车旁一越而过、一越而过、一越而过。我突然看到，在一辆刚刚超越了我们的奔驰轿车的后座上，蹲着一条笑嘻嘻的小狮子狗。

这家伙，还对着我们的车叫唤，好像在笑话我们的车太慢了。我心里很气，恨不得把它揪下来踢一脚，但是它很快就随着奔驰绝尘而去了。我忽然想道：这条狗如果头晕，会不会呕吐呢?如果呕吐不是把那辆豪华轿车给弄脏了吗?

又有一次，记不清是在哪座城市里了，在一座教堂的边上，躺着一个生着火红色连鬓胡须的流浪汉。他老人家身前身后依偎着五条狗，好像他的五个孩子。这五条狗一条比一条漂亮，身上不脏，毛也很顺溜，不像吃不饱的样子。

而狗的主人，则是面黄肌瘦。在他和它们的面前，放着一个盘子，里边有几个硬币。每逢有人从他和它们面前走过，老流浪汉就说几句话，声音很低沉。

老头说完话，那五条狗也跟着叫几声，声音也很低沉。他和它们表现出一种特别深沉、特别谦逊的态度。

我问我们的翻译：“他们说什么?”

翻译说：“老头说可怜可怜这五条无家可归的狗吧。”

我问：“狗呢，狗说什么?”

翻译笑着说：“我不懂狗语。”

我说：“你不懂我懂，狗必定是说，可怜可怜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吧！”

这是真正的相依为命，也是真正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们尽管很穷，但还是掏出几个硬币扔到他和它们面前的盘子里。

他对我们说了一句话我敢肯定是谢谢，狗对我们一齐汪汪汪，表达的也是感谢之意。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中国的狗是不是能听得懂德国狗的叫声?

二、 鸟

德国有一条河，名叫莱茵河。当年我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就知道德国有这样一条河。这条河水在我们眼里看起来已经很清澈，但是有一些德国人还跟政府吵架，说是他们把河水污染了。

就像世界上所有的大河一样，莱茵河两边也有许多城。有一座城叫波恩，当时还是联邦德国的首都。城里有许多人，还有许多鸟，而且鸟不怕人。

我在河边坐着看河水，一只肥胖的野鸭子摇摇摆摆地走过来。它用漆黑的小眼睛看着我，还对我嘎嘎地叫。紧接着又有几只野鸭子走过来，都好奇地看着我。我一伸手，就摸到了它们的羽毛。

当时我真想抓几只拿回去烧着吃，但又怕被人家抓住丢了中国人的脸。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讲一个穷汉子打野鸭子的故事。他埋伏在一丛高粱秸里，看到夕阳西下，看到一群群的野鸭子落到面前的水汪子里。

他想多打几只野鸭，就不停地往枪里填药。最后的结果当然很不好，他贪心太大，装药太多，结果炸了枪膛，野鸭子没打着，反把自己给炸死了。

最近几年，中国人的环保意识也在加强，国家也颁布了保护动物的法律。但偷猎珍稀动物的事情还是不断发生。老百姓的肚子里如果没有油水，什么法律也拦不住那些大胆的馋鬼。

吃饱了才能讲文明，吃饱了才能学文化。我就不相信，当德国人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时，他们还顾得上去保护动物。能保护天鹅，也顾不上保护野鸭子。

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吃饱吃不饱上。我在狼牙山下当兵时，部队生活很好，顿顿有油水。但机关里有一位干事，每天都提着一杆气枪去打鸟。黄鹂、杜鹃、喜鹊、乌鸦、啄木鸟……他见到什么就打什么。

这人枪法很准，几乎是弹无虚发。每天都有几十只鸟死在他的手下。那时我才知道啄木鸟有好几个品种。啄木鸟死后，那舌头是吐出来的，就像吊死鬼一样。啄木鸟的舌头像一根肉锥，尖上还带着一个钩儿。

他打死那么多鸟，随手就扔在窗台上，他不吃，让蚂蚁吃。为此我还劝过他，但他根本不理我。我偷偷地告了他一状，结果把他得罪了。

人其实是最复杂的动物。人是最善良的，也是最残忍的。人是最窝囊的，也是最霸道的。也许有一天，人要从地球霸主的位置上退下来。不过那时候，我的肉体可能转化成了别的物质。

我也许变成了一束鲜花，也许变成了一堆狗屎。但我还是希望能变成一只鸟。变成一只在莱茵河边漫步的野鸭子也行。

想不到波恩城里也有麻雀，它们的模样跟中国麻雀没有什么区别。在一家咖啡馆的招牌上，有一个堂皇的麻雀巢，很低，抬手就可摸到。据说招牌上的字母拼起来就是贝多芬，麻雀就在贝多芬的头上生儿育女，拉屎撒尿。

麻雀在中国可是遭过大难的，一声令下，枪打、网罗、敲锣打鼓吓唬，差不多灭了它们的种。一个庞大的国家，好几亿人口，联合起来对付一种小鸟，这行为既荒诞又好玩，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

三、 马

马在德国跟狗在德国一样，早已由生产资料变成了玩物。马的辉煌时代在德国已经结束——其实在中国也快要结束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马曾经是人类多么重要的帮手，但现在一点也不重要了。我当时想起了《静静的顿河》，想起了肖洛霍夫对马的精彩描写。他写到阿克西妮娅临死前骑的那匹马有一个坏习惯：喜欢低头啃骑马人的膝盖。

这匹马多么有性格呀。现在我又想起了《马语者》这本畅销书，一看就是个不懂马的人写的。我曾应该书责编之邀，写过一篇促销文章，里边只有一句话是满意的：其实，人类从来不敢正视马的湛蓝的眼睛。

电影《马语者》

我在德国只见过一次马，那是在斯图加特郊外一个牧场里。马的主人是个红脸膛的大汉，浑身散发着令我感到亲切的马粪气味。据说他极善马术，曾在大型的赛马会上获得过金牌。

大汉有一位娇小的妻子，穿着牛仔裤，很干练，不用说也是个马上的健女。他还有一个在城里读幼儿园的儿子，还有一个像布娃娃那般大的精致女儿，还有一个忙前忙后的老母亲。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我们进了主人的马厩，看到了几匹胖得油光满臀的高头大马。还有一匹让我感到大吃一惊的小马，它比一只绵羊大不了多少，但它不是马驹。我们的翻译说这是袖珍马，长不大的。这是马吗?我真难过。这是什么人培育出来的马种呀！

主人派人进城把他的儿子接回来了，为了给我们表演马术。小男孩换上了全套的马术服，从厩里牵出了那匹袖珍小马，熟练地给它备好鞍鞯。

那个刚会行走的小女孩去揪小马的尾巴，怪吓人，但她的父母不管不问。男孩把马牵到驯马场上，女孩追着马哭。她的母亲把她扔到马背上，她就笑了。

说说这个女孩吧。她穿着一条带背襻的红色皮短裤，一双红色的小皮鞋，一件红格子的半袖衬衫。金色的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她的皮肤细腻得像奶油一样。她的眼睛蓝得像湖水一样。她的嘴唇红得像樱桃一样。她精致得不像个真孩子。

男孩骑着小马在场上跑起来。起初跑得不快，越跑越快。它的小蹄子飞快地翻动着，让我联想到大银行里那些快速点钞的女职员的手指。

跑着跑着，那小马在那小孩的驾驭下，冲向障碍，嗖地就飞过去了。小马的肚皮擦着了栏杆。我们鼓掌。又过去了，我们鼓掌。

在德国，我有个感觉：真的就像假的，假的反似真的。譬如说市场上的水果，色彩之艳丽、表皮之光洁都过了分，使人疑心是塑料或是蜡做成的。有些假物，譬如说桌上摆的假花，你忍不住要去嗅它的香味。德国的马也像假马，太干净、太光滑了，没有一点马的野气。

我又想起了故乡的马，在冰封大地之后，去原野上啃麦苗子。一轮巨大的红日初升，田野里姹紫嫣红，麦苗子上挂着粉红色的霜花。我家那匹红马满身亮汗，大口啃麦苗，轻松摇尾巴，马眼明亮，宛如蓝色水晶。

我冻得双耳通红，站在大河堤上，高声呼唤我家的马：马来——咴咴咴……遥远的我家的马昂起头，晃动着红色的鬃毛，飞一般奔过来。在它的带动下，几十匹马一起狂奔，像几十匹舒卷的绸缎，像一条波浪翻卷的彩色河流。

一九九七年五月

选自莫言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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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梦想，从六十年代初期我的大哥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时就开始萌发。当时，在我们乡下，别说是大学生本人，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

我在自家的院子里，常常听到胡同里有人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过大学生的！”偶尔还听到有人压低了嗓门议论：“这家是老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

有一年寒假，大哥回家探亲，趁他睡着时，我把他的校徽偷偷地摘下来，戴在自己胸前，跑到街上，向小伙伴们炫耀。小伙伴们讽刺我：“是你哥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那时我就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做一个大学生。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唯出身论搞得越来越凶，我的大学梦也越来越渺茫。

虽然我没有读过中学，但在家看过我大哥留下的全部中学课本，尽管数理化不行，但语文的实际水平比那些读过中学的贫下中农子弟要高许多。于是我就给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写信，向他表示我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

信发出去不久的一个傍晚，我劳动回来，坐在灶前帮母亲烧火做饭，看到父亲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他的手里，攥着一封信。我本能地感到这封信与我有关。

父亲站在灶前，浑身打着哆嗦。他注视着我，脸在灶火的映照下放着红光。他对我说：“你想什么呢？”然后他就把手里的信给了我。那是一个棕色的牛皮纸公用信封，已经被撕开。

我从里边抽出一张印有红字抬头的公用信笺，借着灶火，看到信笺上用圆珠笔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安心劳动，好好表现，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

我虽然知道这是官腔套话，但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感动。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复信，我一个农村孩子，能折腾得国家教育部回信，已经创造了奇迹。我听到父亲和母亲低声说了一夜的话，知道他们的心情很复杂。

接下来的半年里，我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向他们诉说我的大学梦想，但再也没有回音。村子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学梦，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

生产队里的贫农代表当着许多人的面对我说：“你这样的能上了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他的话虽然难听，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确是到了家的实话。其实，即便队里的猪上了大学，我也上不了。

当时的农村青年，要想脱离农村，除了上大学之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当兵。当兵时如果好好表现，就可能被推荐上大学，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军官。这是一条金光大道。

但对一个中农的儿子来说，当兵在某种意义上比被推荐上大学还要难。从十七岁那年开始，我每年都报名应征，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来。不是身体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论上也合格，但既然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子弟都想当兵，怎么可能让一个老中农的儿子去呢？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机会终于来了。1976年征兵时节，村子里的干部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到昌邑县挖胶莱河，适龄青年在工地上参加体检。我那时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没去挖河，在公社驻地与社直机关的青年一起参加了体检。

正好公社武装部长的儿子也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我知道他父亲手中的权力对我多么重要，平时就注意团结他。征兵开始，我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让他送了去。再加上许多好人帮忙，就这样混进了革命队伍。

到了队伍里第二年，高考恢复，我们的领导以为我是高中毕业生，就给了我一次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的机会。报考的学校是解放军的工程技术学院，专业是计算机终端维修。

领导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真是百感交集，连续三天吃不下饭。我知道自己肚子里没有墨水，除了能写作文外，数理化几乎是一窍不通，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二我以为等于五分之三。而距离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怎么办？考还是不考？

最后还是决定考，让家里把大哥的那些书全部寄来，开始了艰难的自学。学到来年六月，总算入了点门，感到考试不至于得零分时，领导告诉我，考试的名额没有了。这又是一个让我感到悲喜交集的消息，悲的是半年的苦熬白费了，喜的是不必考不中出丑。

后来，我知道，那年参加考试的人，多半是一些军干子弟，他们的水平比我高不了多少，但还是照顾入了学，如果我参加了那次考试，没准也能被录取；如果被录取，我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无线电技师，而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

就在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时，大学却突然对我敞开了大门。本来我已经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的学习，半年内很轻松地通过了四门，再有一年就可以得到大专文凭，这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朵。

作家徐怀中先生，著有《我们播种爱情》《牵风记》等

我带着已经发表的几篇作品跑到军艺时，报名工作已经结束。我的恩师、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兴奋地对当时在系里担任业务干事的刘毅然说：“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参加文化考试时，政治和语文我很有把握，没有把握的是地理。但机缘凑巧，考试时，在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一张中国地图，有一道题是让回答围绕着我国边境的国家，我准确无误地答了这道题；还有一道关于等高线的题我凭着直觉也答对了。

这样，我就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进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那一届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的学生，有几位已经大名鼎鼎，最有名的如济南军区的李存葆、李荃，沈阳军区的宋学武，南京军区的钱刚，都得过国家级的文学奖，其余的同学也都发表过很多作品。

当时我们是白天听课，晚上写作。四个人住一间宿舍，为了互不干扰，许多宿舍里都拉起了帷幔，进去后能使人迷路。我们宿舍里的人懒，还保持着一览无余的朴素面貌。

那时天比现在冷，暖气不热，房间里可以结冰。写到半夜，饿了，就用“热得快”烧水煮方便面吃。听说方便面要涨价，便一次买回八十包。深夜两点了，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有人就敲着铁碗在楼道里喊：“收工了，收工了！”

2013年5月，莫言回到军艺文学系

有人把我们宿舍叫作“造币车间”，我是头号“造币机”。我们系是干部专修班，没有几个老师，大部分的课要外请老师来讲。北大的老师、社科院的老师，凡是跟文学沾边的，几乎被我们请了一个遍，还请来了许多社会名流。这样的方式，虽然不系统，但信息量很大，狂轰滥炸，八面来风，对迅速地改变我们头脑里固有的文学观念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请来的老师大多数都有真才实学，也有个别耍幺蛾子的。譬如我们的一个女同学就把一个据说对存在主义深有研究的人请来。这人留着披肩长发，据说是男性。这伙计一进教室就蹦到讲台上坐着，开始讲存在主义。他讲了半天也没讲明白什么是存在主义，讲到后半截身体就在讲台上扭来扭去。我知道这伙计累了，坐在讲台上，毕竟不如坐在椅子上舒服，但要从桌子上跳下来又很丢面子。

我们还请来过一个据说对气功有研究的人，这人说他只要发起气功来，能在钢琴上即兴弹奏出天国的音乐。他果然就弹了一曲，但我们的一个对音乐有研究的同学说，他弹的是一首最初级的钢琴练习曲。

李德伦，中国指挥家

我们还请来著名的音乐指挥李德伦给我们讲交响乐。李大师从三皇五帝讲起，一直讲到该吃午饭了才进入正题，用录音机放曲子给我们听。我向李大师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对着录音机比画比画。大师冷笑道：我只会指挥乐队，不会指挥录音机。下课后，同学们有的骂我，有的嘲笑我，当时我还不服气，嫌人家李德伦架子大。现在想起来，真是愚蠢，我怎么可以让人家那么大的一个指挥家指挥录音机呢？

从军艺毕业后，过了两年，我又混进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当时是想去学点英语，学点理论，争取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但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学英语和学理论都不容易，正好赶上了学生运动，就心安理得地不去上课了。现在想起来，当然又很后悔，尤其是出了国门，听到那些美丽的小洋妞叽叽咕咕地讲话而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的时候。

现在，我有正儿八经的硕士学位证书，填表时也无耻地填上研究生学历，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其实并没有真正地上过大学。真正地上大学，就应该像我的大哥那样，从小学到中学，一步步地考上去。我虽然拥有国家承认的研究生学历，毕竟还是野狐禅。

一九九八年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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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七八月间，我用四十三天的时间，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媒体报道我用四十三天写了五十五万字，这是误传。准确地说，我是用四十三天写了四十三万字（稿纸字数），版面字数是四十九万。写得不算慢，也可以说很快。

当众多批评家批评作家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时，我写得这样快，有些大逆不道。当然我也可以说，虽然写了四十三天，但我积累了四十三年，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个顽固不化的单干户的原型——推着吱哑作响的木轮车在我们小学校门前的道路上走来走去时，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初期。

用四十三天写出来的长篇，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写得这么快。

《生死疲劳》手稿

为什么写得这样快？因为抛弃了电脑，重新拿起了笔。一种性能在毛笔和钢笔之间的软毛笔。它比钢笔有弹性，又省却了毛笔须不断地吸墨的麻烦，写出的字迹有钢笔的硬朗和毛笔的风度，每支五元，可写八千多字，一部《生死疲劳》用了五十支。与电脑相比，价廉许多。

我不能说电脑不好，因为电脑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便利。电脑使许多梦中的情景变成了现实，电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从1995年买了第一台电脑，但放到1996年才开始学习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怀疑自己永远学不会使用电脑，但最终我还是学会了用电脑写作。

我的第一台电脑只写了几部中篇小说便报了废，然后我购买了第二台电脑。

那是1999年春天，15英寸液晶显示屏，奔三，要价二万八千余元，找到朋友说情打折后还二万三千余元。当时我曾经自吹：虽然我玩电脑的水平不高，但我的电脑价钱很高。

不久我又买了一台东芝笔记本电脑。我去参加联想集团一个活动，他们又赠我一台电脑。我用电脑写出了《檀香刑》《四十一炮》《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拇指铐》等小说，写出了《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剧本，还写了一大堆杂七拉八的散文、随笔。我用电脑收发了无数的邮件，获取了大量信息。我成了一个不习惯用笔的人，但我总是怀念用笔写作的日子。

莫言在家中书房（拍摄于1996年）

这次，我终于下定决心抛开了电脑，重新拿起笔面对稿纸，仿佛是一个裁缝扔掉了缝纫机重新拿起了针和线。这仿佛是一个仪式，仿佛是一个与时代对抗的姿态。感觉好极了。又听了笔尖与稿纸摩擦时的声音，又看到了一行行仿佛自动出现在稿纸上的实实在在的文字。

不必再去想那些拼音字母，不必再眼花缭乱地去选字，不必再为字库里找不到的字而用别的字代替而遗憾，只想着小说，只想着小说中的人和物，只想着那些连绵不断地出现的句子，不必去想单个的字儿。

用电脑写作，只要一关机，我就产生一种怀疑，好像什么也没干，那些文字，好像写在云上。用笔和纸写出来的，就摆在我的桌子上，伸手就可触摸。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笔清点稿纸的页数时，那种快感是实实在在的。

我用四十三天写完一部长篇，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抛弃电脑也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我用纸笔写作的乐趣，也只是我一己的乐趣。别人用键盘敲击，也许可以得到弹奏钢琴般的乐趣呢。

电脑是好东西，用电脑写作是写作方式的进步。用纸笔写作，就像我小说中那个宁死也不加入人民公社的单干户一样，是逆潮流而动，不值得提倡。

前几年写《檀香刑》时，我说是一次“大踏步的撤退”。那次“撤退”，并不彻底。这又是一次“撤退”。这次“撤退”得更不彻底。真要彻底应该找一把刀往竹简上刻。再后退一步就往甲骨上刻。再后退就没有文字了，坐在窝棚里望着星月结绳记事。

书写的工具，与语言的简繁似乎有一定的关系。有人说，文言文之所以简洁，书写不便是重要原因。用刀子往竹简上刻，多么麻烦，能省一个字，绝不多用一个字。这说法似乎有道理。古人往简上刻字时，有没有快乐的感觉，我不知道。

在当今这个时代，所谓的怀旧，所谓的回归，都很难彻底。怀念简朴生活，回到乡下，盖一栋房子，房顶苫草、墙上糊泥巴，但房间里还是有电视、冰箱、电话、电脑等现代生活设施。

用笔写作，还是用电灯照明，还是在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的房间里。而且，写完之后，还是请人录入电脑。我修改这部小说也是在电脑上进行的，发往出版社稿子，也是用电子邮件“E”了过去。这种快捷的方便不可阻挡。对我来说，电脑依然是好东西。

我的这行为，只不过是个人的小打小闹。我自己认为用纸笔写作会使小说质量提高，别人尽可以当作梦呓。好作家在状态好时，面对着电脑口述照样可以吐金嗽玉，坏作家在状态不好时，即便是用钻石刀往金板上刻，也刻不出好文章。随笔随笔，诸君一笑置之。

二〇〇六年三月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感谢那条秋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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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7月，我在边城满洲里采访时，曾化名王家宝，跟随一个旅游团，进入俄罗斯境内待了二十四小时。

我对俄罗斯的城市不感兴趣，更不想进去采购什么东西；跟随旅游团进入俄境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看一看俄罗斯的草原。我们这边也有草原，但这边的草原与我想象中的草原大不一样。我想象中的草原应是辽阔无边的，应该是草浪追逐、牛羊隐没其间的，应该有无数的鲜花点缀在青草丛中，应该是上有百鸟鸣啭、下有清清的河流蜿蜒的。可是我看到的草原颜色枯黄，草棵低矮，还有一块块的“斑秃”，好像瘌痢头似的。

没有风吹草低，牛羊却很多，一群连着一群。贫瘠的草原瘦弱的草，它们如何能吃饱呢?也没有我想象中的五色的，大的比拳头还大、小的比米粒还小，点缀在绿草间、伸展到天边去的花朵。有河流，但河里多半没有水，有点水也是浑浊如泥汤。有鸟，但数量很少，它们显然很寂寞，有的在路边独步，有的在天上悲鸣。尤其糟糕的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把本来就不甚辽阔的草原劈成了两半，路边上竟然也有一些插着酒旗的店，有的店前，散乱地扔着三五颗血肉模糊的羊头，招引得苍蝇嗡嗡飞舞。到哪里去寻找我梦中的草原呢？满洲里的朋友说：到那边去看看吧，那边的草原也许能让你满意。

越过国境线，汽车沿着颠颠簸簸的土路，直插进俄罗斯。我看到土路两边牧草没膝，野花烂漫；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看不到一只牲畜，更看不到一个人。夜里好像刚下过雨，路面上的坑坑洼洼里，积存着淡黄色的雨水；路边的沟里，积水很深，无色而透明。而我们那边，夜里并没有下雨，干旱的草原上几乎要飞扬尘土。

只隔着一条国境线，无论天还是地，竟有如此大的差别，这让我感到惊讶。我问同车的满洲里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呢?朋友道：我们那边的草原载畜量过多，远远超过了“负荷”；我们的草原是疲惫的草原。而这边的草原载畜量过小，草都长疯了。我问： 我们为什么不把载畜量弄得少一点呢？朋友道：难道这个问题还需要我来回答吗？是的，这个问题的确不需要回答了。

车越往里深入，人烟似乎越稀薄。野草狂妄地长到了路上，路的轮廓越来越模糊。草原茫茫，望不到尽头；天底下只有我们的汽车在笨拙地爬行。不时有肥胖的野兔和老鼠横穿道路，它们的态度很从容，一点也不显惊恐。在我们头上，那些鸟儿，在灿烂的阳光里，有的盘旋，有的上蹿，有的降落，都热烈地鸣叫着，好像刚下课的小学生。远处有线条浑圆的山岭，与草原一色，这说明山岭上也生长着茂盛的青草。横躺的山脉像丰腴的女人，突兀的山包像硕大的苹果。

俄罗斯草原沉重缓慢的呼吸我已经感觉到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肖洛霍夫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身影也依稀可辨了。因为我读过他们的书，曾被他们书中描写过的草原感动，所以我的心中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尽管他们笔下的草原未必是我脚下的草原，但我宁愿这草原是那草原。是的，这草原就应该是他们的草原，而他们的草原就是全人类的草原。

时近正午，车停。我们弯着腰下了车，男女分开，到路的两边去，为俄罗斯的草原施肥。然后伸着懒腰，呼吸着让人熏熏欲醉的空气，心情舒畅，感慨万千。眼睛贪婪地往近处看，往远处看；低头看草，抬头望天；真好，大自然；真遗憾，这里不是祖国，这里不是家乡。遥想到荒凉的月球、火星、金星、木星……茫茫宇宙中，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地球，绿得像宝石，上边有这样美丽的局部，作为一个人，我，原本也是一堆互不相干的元素，金、银、铜、铁、锡……极其偶然地组合成一个能呼吸、能思想的生命，真是幸运，无怪乎人们感叹：活着真好，生命可贵；草是奇迹，木是奇迹，花是奇迹，鸟是奇迹，我是奇迹中的奇迹。如此一想，遗憾不成遗憾，感慨不算感慨，如果大家都如是我想，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君将不君，臣将不臣，那样的日子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相差不会太远……旅游团的领队喊：喂！上车了！

但司机却发动不起来汽车了。他将鸭舌帽砸在车座上，骂骂咧咧地跳下车。咄！他说，跑累了，不想动了？那也不能在这里歇呀！司机掀开车盖板，探进头去，不知捣鼓什么。大家等了几分钟，都不着急。又等了几分钟，有人着急，开始嘟哝。领队下去，趴在司机身边，问一些外行话，表示关切；司机也不甚搭理。

半个小时过去，人们焦虑起来，嗡嗡地议论，有些话很难听。司机满脸是汗，腮上抹两道油污，瞪着大眼，脾气大发： 这是怎么个说话法?谁愿意它坏？老爷车，早该退休，老干部似的，赖着不退；也不是它不想退，是我们局长不让它退，我们局长谷糠里榨油，你们有能耐的回去抽他去，跟我说啥也没用。又有人说难听的，司机道： 愿等就等，不愿等就自己走！说完还用拳头猛砸了一下车盖板，咚！吓了众人一大跳。

四顾草原茫茫，前不见俄人，后不见同胞；这是真正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况且还在别人的国土上。人们考虑到这个现实，都乖乖地闭了嘴，心急如焚，却装出悠闲的模样，等着。有人吹起无聊的口哨；有人把头往后一仰，闭上眼；有人递给司机一支烟，讨好地说：师傅，慢慢修，我们等着，不着急。有人下了车。我在下车的行列中。

起初我们还不敢走远，生怕被那牢骚满腹的司机给甩掉。但到了下午三点，车还没修好。领队跟司机大吵了一架，气得小脸煞白。司机也怒容满面，扣上车盖板，踹一脚轮胎，骂一句脏话，坐到草地上抽起烟来。我大着胆子上前问： 师傅，啥时能走?他瞪着眼说： 你问我，我问谁去?

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到草原深处漫游去了。

我的裤子被柔软的草叶摩擦得窸窸窣窣作响，我的手指不时地抓一抓那些紫色的拳大的花朵。它们传达到我手上的感觉是那样的肉感： 软软的，柔柔的，凉凉的……令我这个思想不健康的人浮想联翩。我想到了娜塔莎，想到了阿克西妮娅……想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割草的夜晚，葛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娅割草的夜晚。

我隐约感觉到，今夜可能要在这草原上过夜了。因为天高气爽，阳光便格外强烈。地上的湿气袅袅上升。湿气中混合着青草的气味，花朵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还有文学的气味。下午的草原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幸亏有一缕缕的清风从远山那边吹来，才使人不至于太难过。

风过之处，草梢便美妙无比地起伏着，花朵便风情万种地颤动着，让人的心莫名其妙地伤感着，甜蜜的惆怅，淡淡的忧伤，说不清是幸福还是痛苦。就这样站定了，很久不动，眼睛望着远处，但其实什么也没看见，眼睛在心里，看着俄罗斯这个伟大民族的悲凉而不悲伤、狂放但不疯狂的性格。

傍晚时分，巨大的红日落在了柔软的草梢上，草原上的景色宛若印象派的油画，色彩凝重得化不开。小鸟们纷纷降落到草棵间，苍鹰的身影像黑色的闪电，掠着草梢滑过。此时的草原，温暖中略带点寒意。这本来是能让人身心舒畅的好氛围，但由于汽车抛锚，将人们困在这荒无人烟的草原上，前途茫茫，吉凶未卜，再好的氛围，也难被注意。

几个人包围着旅游团领队，让他想办法。领队摇头苦笑，看着司机。司机说：甭看我，看我也没用。这破车，得了“心肌梗塞”，别说我修不好，上帝也修不好。你们都瞪着我干啥？想合伙吃了我？难道我不愿早早地开到红石市？灌上一瓶啤酒，往铺了雪白床单的床上一躺，那是个啥滋味？我的朋友打断他的话： 伙计，你少说废话吧，总要想个法子。司机道：我说了，最好的法子就是耐心等待，等着过路的车，把我们拖回去。朋友说：总不能让我们在草原上过夜吧？

司机说：在草原上过夜怎么啦？多浪漫呀！一个老姑娘模样的女人问：师傅，有狼吗？司机道：放心吧，有狼也不要紧，草原上野兔子成群，狼都撑得窜稀，你就是把自己送到它们嘴边去，它们也懒得张口。人们咧咧嘴，哭笑不得。那老姑娘一走，司机低声道：就您那肉，狼能咬动吗?我的朋友对我说：伙计，委屈你了。我说：挺好，的确很好，能在俄罗斯的草原上过夜，这机会千载难逢。朋友道：愿你说的是真话。

太阳落下去了，月亮随即放出了光辉。起初这光辉还有些混浊，很快便清澈起来；银光闪闪，如水银泻地。草梢肃然不动，安静了一刻，四周便响彻了虫鸣。夜的草原并没有休息，而是更蓬勃地表现着生命的运动。有浪漫情怀的人捡来一些枯草，点起一堆篝火。在明月的逼视下，火苗显得软弱，像没有热度的、褪色的红绸。成群的飞虫往火里扑，烧得翅羽啪啪响。但篝火很快便熄灭了，只余下一堆暗红的灰烬。草原上潮气浓重，干草难弄，人们其实没有心思，浪漫情怀不能持久。

草原一望无际，只要有车来，几十里外就能看到。大家四处看看，只见月水流动，只有草色朦胧，没有车影。这时候了，不可能再有车来。人们绝望了，嘟哝着，咒骂着，钻进车，睡去，或是迷糊着，熬这漫漫长夜。

我拉着朋友，往草原深处走去。我们分拨开茂草，简直就是拨开月光。我感到身在月光水里游。我伸出手去，抓一把，撩一下，分明感到月光的阻力，恍然听到月光水的泼剌之声。就这样走啊走，起先是清清楚楚，继而是昏昏沉沉，沉浸在幸福的麻木状态中。但我的朋友受不了了。他说： 哥们，别走了，再走就到了莫斯科了。我不理他，继续前行。我知道他会厌烦，这种月下的草原漫步，腿被露水打湿，脸被蚊虫叮咬；同伴是粗鲁的男人，不是多情的少女，他理应厌烦。一切都是重复的，同样的草在摩擦我们，同样的虫鸣在喧闹我们，同样的月光在照耀我们，但我的兴趣就在这重复之中，我的幸福也在这重复之中。

我们终于在一个突起的山包上停住了。转着圈子往四处看，看到了极远处有一簇闪烁的灯火。朋友说：那就是红石市了，可望不可即。我说：老兄，老兄，我已经十分满足，感谢那司机、那破车。朋友道：我认识一个作家，为了证明自己与常人的区别，别人说臭的，他一定要说香；别人说香的，他一定要说臭。我说那就是我。他哈哈大笑。

山包上比较干燥，我们坐下来，抽了一支烟，然后躺下。小虫子钻进我的裤腿，我不理睬它们。我仰望着星空，从没见过如此灿烂的星空。在漫野的虫鸣声造出的特殊的寂静里，我倾听着星斗的声音。星斗灼灼，摇摇欲坠。流星如火，划破天穹。

中国的老人们对自己的后代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坠一颗星。俄罗斯的老人对自己的后代说：天上坠一颗星，地上死一个人。我们头顶着同一个星空。我们仰望星空时，国界便模糊不清了。但我们到底不能永远仰着头，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低下头。我们低下头时，便面对着严酷的现实。中国的国土上人满为患，而俄罗斯的国土上人烟稀少。我们的草原载畜量过大，草原已经疲惫不堪；我们的森林在逐年萎缩；我们的耕地面积在逐年减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俄罗斯呢？你有如此辽阔的草原，你有汪洋大海般的森林，你有浩瀚的土地……可你怎么会这样穷？俄罗斯的人民要想小康实际上并不困难。

第二天上午，一辆满洲里市的旅游车在我们车后停下来。人们拥上去，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这车上的司机与我们车的司机很熟，他问他： 伙计，怎么啦？他回答：伙计，别提了，一言难尽！有绳子吗？拖上我们。他说：这怎能拖得动？我来看看，哪里坏了。他上了他的车，三扳两踹，轰的一声，发动机嗡嗡地运转起来。这不是好好的吗?你他妈的捣什么乱？他说。我们的司机纳闷地自言自语：见鬼，见鬼，活见了鬼！我们车上的旅客顿时疯了，难听的话语像雨点一样砸在司机的头上。他咧了咧嘴，满面通红，终于低下了傲慢的头。

因为我们办的是“二日游”集体护照，所以，只好调头返回祖国。

第二年夏天，我又到满洲里，依然化名王家宝，跟随着一个旅游团，进入俄罗斯境内。还是那种二日游，还是去那离中国最近的红石市。这一次开车的是一个动作干练、走路像跳舞、说话像唱歌、名叫老龙的女司机。她看起来有二十岁出头年纪，皮肤很白，眉毛很黑，嘴唇很红，眼睛很大，略微翘起的唇上生着一层很浓的茸毛，如果不客气，说是胡子也可以。依然是那位朋友陪我去。他跟那个老龙很熟，当着全车人的面他们公然调情。老龙嘴巴锋利，妙语连珠，使我们的车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上午七点出发，中午一点便到了红石市。

汽车停在一个小旅馆前边，旅游团的领队上楼去办理住宿手续，我们便坐在楼前的石头上等候。旅馆前面的草地上坐着两个俄罗斯姑娘，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另一个剃着小平头，头发的颜色是那种所谓的亚麻色。她们看着我们，面带着友好的笑容，不说话，静静地抽烟。我也掏出烟来，递给朋友一支，自己点了一支。女司机瞟了我一眼，凭感觉我知道她也会吸烟，赶忙递给她。她摇摇头，说：“改邪归正了。”朋友道：“装什么呀，抽吧，王家宝老师也不是外人。”她说：“不是王家宝老师的问题，是我老公的问题，他嫌我嘴里有烟味，最近一个时期，拒绝与我接吻。”朋友道：“老龙，大事不好了！”老龙道：“怎么啦?”朋友道：“根据我的经验，一个男人，绝不会因为女人嘴里有烟味而不跟她接吻，这是他即将叛变的预兆！”老龙道：“叛去吧，我巴不得呢！”我说：“连男人叛变都不怕，难道还怕一支香烟吗?”她说：“王家宝说得对，我们就照王家宝说的办！”她接过香烟，我的朋友帮她点上。她很老练地抽了一口，憋了一会，才把两道白烟从鼻孔里喷出来。

领队办好了手续，招呼我们进了楼。房间大小不一，很不规范，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最充分地利用了空间，把能安床的地方全都安上了床。房间尽管狭窄，但我还是感到很满意，因为那床单是雪白的，被套是雪白的，枕头巨大、雪白而且蓬松，它们全都散发着一股好闻的肥皂气味。尤其是那枕头，立即就让我联想起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等人。她们的床头上一定也放着这样的枕头，枕头里塞着鹅毛。我们安顿下来，洗了一把脸，刚要躺到床上享受一下，领队就要我们集合去吃饭。我们的肚子这时才感到有一点饿了，便呼啦啦地跟着领队下了楼。

走出去大约有三里地，才到了一家饭馆。有人嫌远，发起牢骚来，领队说：“全城也就十几家饭馆，这是最近的了。临行时我就告诉过你们，要你们最好带足干粮，你们不信，责任就不在我了。”

我们进了那家饭馆，很大的铺面里，竟然只有我们一拨客人。一个红脸膛的男人懒洋洋地走过来，很不友好地扫了我们一眼，然后咕咕哝哝地跟领队不知说了些什么。女司机懂一点俄语，她对我们说，这家伙嫌我们来人太多，不愿意接待。我感到很纳闷，哪有开饭店嫌客人多的道理呢?这也许是个国营饭店吧?女司机道：他懒，俄罗斯人都懒。我对女司机的解释不以为然。那红脸男人甩给领队一份菜单。领队对我们说：没有什么好点的，只有红菜汤、泥肠、黑面包。大家说：就是这了，让他快点。领队笑道：每人一份，一千卢布。想快是不太可能的，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于是我们就坐等。

等了足有一个小时，厨房里连一点动静也没有，那个红脸汉子连面也不露。我们望着窗外，看到宽广的马路上，车辆很少，只有一些青年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有的旅客等烦了，让领队去催。领队苦笑着说：催也没用。但她还是起身到厨房里去了。一转眼领队就出来了，对我们说：鬼影都没有一个。于是众人都愤愤不平地走进厨房。果然没有人，只见苍蝇飞舞的案板上放着几个西红柿，墙角上还有一堆洋葱头。女司机抄起菜刀，剁得案板啪啪响。她大喊着：“瓦西里，瓦西里，你滚到哪里去了?！”那个红脸汉子从一扇小门里应声而出，身后跟着一个胖大的女人。女司机挥舞着菜刀，用半生不熟的俄语咆哮着。那男人的目光随着老龙同志的刀刃转动，嘴里咕噜着，好像是在解释。我们问领队：他说什么？领队苦笑道：“他说把我们要吃饭这事给忘了。”

我们只好出去坐等。我问老龙怎么知道那男子名叫瓦西里，她说：“我叫他瓦西里了吗?”过了大概半小时，红菜汤上来了。每人一钵子，颜色不红不黑，温度不凉不热，滋味不咸不淡，胡乱喝了两勺，便推到一边去。又等了半小时，主食终于上来了。每人一根灰白的肠子，两片灰色的面包。肠子是腥的，面包是黏的。爱吃不吃。我感到十分失望。我原以为能在俄罗斯吃到煮得烫手的土豆、烤得酥焦的面包、焖得稀烂的小牛肉之类美食，没想到竟然吃了些这个。读了那么多苏联和俄国小说，屡屡被书中描写的那些美食吸引得馋涎欲滴，希望太大，失望便愈深。我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印象好坏，多半是建立在该地的食物的好坏上，俄罗斯吃得太差，我对它的印象也就糟透了。

吃完这顿窝心饭走到大街上，已是半下午的光景。领队说可以自由活动了。我们便三五成群地散开了。我和我的朋友跟那个女司机在一起活动。女司机原本是要回去睡觉的，她说她已经把这个小城市的边边角角都转遍了。我的朋友说：“老龙，王家宝老师是远道来的客人，你不陪一陪简直不像话，简直不够意思。”女司机看看我，说：“我看王老师是个老实人，就陪一陪他吧。如果是你一个人，我绝不敢冒这个险。”朋友道：“你以为自己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满大街都是美貌的俄罗斯少女，我要调戏也去调戏她们。”

女司机道：“就你那痨病鬼的身板，还敢跟俄罗斯老娘们叫板？那才是站着进去，爬着出来呢！”大街上确实有不少俄罗斯姑娘，她们穿着时髦，体态优美，目光流盼生辉，开口一笑，都露出雪白的牙齿。我问女司机：“老龙，这些姑娘在家里吃什么东西呢?是不是也跟我们方才在饭店里吃的一样？”女司机说：“王老师，您这个问题可把我给问住了。我也不知道她们在家里吃什么东西，要不要上去问问？”我说：“那样不好，人家会说我们中国人不讲文明礼貌。”

我们溜溜达达地来到了市中心的广场。就这个小城而言，这个广场可真够大的。广场上一半铺了八角水泥块，另外的地方却生着茂盛的野草，好像还没来得及整理似的。广场正中放着一辆坦克。坦克后边竖着一块纪念碑。女司机说，俄罗斯的每个城市都在广场上放着一辆坦克，可能是进行传统教育吧。广场上有几个小男孩在踢足球，还有一些小女孩在唱歌。有一个相貌十分美好的少妇推着一辆很豪华的婴儿车在悠闲地漫步。少妇的衣裙飘飘，一看就是上等的料子。那个小家伙躺在车里，嘴里叼着一个乳胶奶头。我说，这个少妇，如果不是本市权贵的儿媳妇，就是大款的小蜜。朋友说：“这你就不懂了，俄罗斯女人刚生完孩子都是这个样子。”女司机说：“你们俩打个赌吧。”朋友说：“赌什么?”我说：“你说赌什么咱就赌什么!”朋友说：“那就赌一条红中华吧，回去买。”我说好。女司机真的走上前去，用结结巴巴的俄语，与那少妇搭上了腔。她们说的什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女司机说：“王家宝老师您赢了。这个女子，名叫塔莉娅，是红石市市长的女儿。”

俄罗斯标志性建筑：瓦西里升天教堂，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南端，紧傍克里姆林宫

正对着广场是一幢很有气派的大楼，楼的颜色灰突突的，这个城市的所有建筑都是灰突突的。女司机说：“这是他们的大会堂。”我们走到楼前，看到大门前的廊柱上贴着海报。女司机看了看，说：“好像晚上有演出。”我问演什么，女司机说：“好像是歌剧。”我说，我们买票吧，在这里看一场歌剧，很有纪念意义，不枉来了一趟俄罗斯。女司机说：“我也拿不准是不是歌剧。”我说管它是什么呢，先买了票再说。于是女司机就上前去买了三张票。

然后我们继续闲逛，逛到时间，走进剧场，看到粗糙的舞台上挂上了一块不大的银幕，才知道，演出的根本不是什么歌剧，而是一场电影。我说电影也好，能在俄罗斯看场电影将来回国也可以吹一吹。没想到观众还挺多，男男女女，以年轻人居多，都叠着脖子搂着腰。灯光暗下，电影开演。片名一出，我们不禁笑起来。原来放映的是中国影片《地道战》。我想不明白俄罗斯的一个小城里为什么会放这种影片。我的朋友说，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天夜里，躺在舒服的床上，本想睡一个好觉，但刚刚蒙眬入睡，就听到窗外响起了歌声。睁开眼，看到一缕明亮的月光从麻布的窗帘缝隙里射进来。仔细一听，唱歌的是几个男子，歌词听不懂，但曲调很熟悉，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之类。唱完一曲，又接上一曲。我走到窗口，拉开窗帘，看到窗外月光皎皎，银辉遍地，树影婆娑。几个小伙子，背靠树干，对着一扇窗户放歌。那窗口自然不是我们的窗口，是女司机她们住的房间的窗口。我问朋友，难道我们这个团里有跟俄罗斯青年谈恋爱的女人吗？朋友说，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我问，你猜是哪个姑娘吸引了俄国青年来唱小夜曲呢？不会是老龙吧？朋友说，也许正是老龙。老龙开旅游车跑这条线有好几年了，勾上几个俄国小青年完全有可能。我说，老龙不是结婚了吗？朋友说，你不是从大都市来的？结婚算什么？结婚也不妨碍恋爱嘛。我们正闲扯着呢，就看到那扇窗户猛地推开了。一个女子，探出半截身体，突然放开了歌喉。我惊喜地说：老龙，果然是老龙！老龙的嗓音浑厚柔软，好像上等的呢绒。女声男声重叠在一起，浑然一体，没有缝隙，和谐而圆满，深深地感动了我的心。一曲完毕，老龙关上窗户，再也没露头。那几个小青年又唱了几曲，就摇摇摆摆地走了。突然的安静降临，好像刚才发生的一切是个梦境。月光如水，夜色优美。正是睡觉的好时辰，但我一点也没了睡意。

第二天上午，我们跟随众人，先去参观市政府大楼。我们去时，人家还没上班。我们在外边转圈，看到那大楼的墙砌得歪歪扭扭，很多砖头还砌成了直缝。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连乡村的建筑队也干不出这样的糙活，可这就是市政府大楼。大楼的门更是粗糙，木头没上油漆，铁件生着红锈，木板之间的缝隙能插进去一根手指。我心中暗想： 俄罗斯的飞船是怎样造出来的，又是怎样飞上天的呢?

参观罢政府大楼，我们去商店采购。商店里除了笨重的工具还可以看看，别的无甚可看。我们又去逛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上的货物大多数是中国货，也无甚可买。于是我们就蹲在墙角抽烟。这时，一个衣衫不整的老头走上来，用一口虽然怪腔怪调，但是很流畅的汉语跟我们谈生意。

朋友问他有什么货，他说：“什么都有，你们要什么？”朋友道：“你说吧，有什么货。”他就给我们报货名：“钢材要吗？”不要。“木材要吗？”不要。“化肥要吗？”不要。“铀235要吗？”我吃了一惊，问：“你说啥？”他说：“铀235呀！”“难道就是那种能造原子弹的铀235？”“对，就是造原子弹的铀235，核原料。”朋友问：“你有多少？”他说：“不多，也就是一吨。”朋友说：“我们想要，但是运不回去。”

他说：“如果你们真要，运输问题我负责。”我说：“铀235我们就不要了，不过，如果您有原子弹，我们想买一个。”他兴奋地说：“真的吗？我可以帮你们搞到，不过，你们得先付百分之三十的定金。”一直不开口的女司机说：“走吧你，别在这里蒙人了！”他摇摇头，说：“你们没有诚意，没有诚意……”他很失望地走了。

我们没吃午饭，就上车往祖国方向疾驶，沿途上看到俄罗斯草原还像去年那样郁郁葱葱，有几只肚子上生着大白花的奶牛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一个提着挤奶桶的俄罗斯少女向奶牛走去。我的心中平平淡淡，既没有满足也没有失望。一切都与我想象的不一样，一切都与我想象的一样。

一九九七年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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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传奇。这是我读史的感想，也是我从个人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当年我在家乡做农民，劳动休息时，常与父老们在田间地头小憩。这时，在我们身旁的一个坟包里，也许就埋葬着一个草莽英雄。在那座摇摇晃晃的小桥上，也许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浪漫故事。在那道高高的河堤后边，也许曾经埋伏过千军万马。与我坐在一起抽旱烟的老人也许就是这些故事的目睹者，或是某个事件的当事人。

他们总是触景生情地对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或是他们听到或是看到的故事。我发现就同一件事，他们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每一次讲述的也不一样。虽然这些事过去了也不过就是几十年的光景，但它们已经变得众说纷纭，除了主干性的事件还有那么点影子外，细节已经丰富多彩，难辨真假。

我发现这些故事在被讲述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润色、升华提高。英雄被传说得更英雄，奇人被传说得更出奇。没有任何一个故事讲述人是不对自己讲述的故事添油加醋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史学家肯完全客观地记述历史。因为人毕竟是有感情的，有好恶的，想客观也客观不了。

司马迁

看看司马迁的《史记》就知道他是一个对刘姓王朝充满怨恨的人。凡是遭到刘家迫害，或被刘家冤杀的人，他都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描述到他们的功绩时总是绘声绘色地赞美，极尽夸张之能事。

譬如对大将军韩信，对飞将军李广，对楚霸王项羽。他把项羽列入“本纪”，让他享受与帝王同级待遇。他写韩信和李广的列传时不直呼其名，而称“淮阴侯”、称“李将军”，只一标题间，便见出无限的爱慕和敬仰。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挨了那不该挨的裆下一刀，忍受着如此的奇耻大辱写汉家的历史，怎么能客观得了。

项羽

由此推想，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历史，都是被史学家、文学家和老百姓大大地夸饰过的，都是有爱有憎或是爱憎分明的产物。我们与其说是读史，还不如说是在读传奇；我们读《史记》，何尝不是在读司马迁的心灵史。

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好奇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的天性在童年时最能自然流露，所以儿童最好奇。司马迁老而好奇，他是童心活泼的大作家。司马迁的童心表现在文章里，项羽的童心表现在战斗中。

最早提出司马迁好奇的是汉代的杨雄。宋代的苏辙也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好奇是司马迁浪漫精神的核心。

他在二十岁左右，即“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好奇之心促使他游历名山大川，探本溯源，开阔眼界，增加阅历，也使他的文章疏密参差，诡奇超拔，变化莫测。

司马迁好奇，尤好人中之奇。人中之奇谓之才，奇才。

他笔下那些成功的人物都有出奇之处，都有行为奇怪、超出常人之处。而所有的奇人奇才，都是独步的雄鸡、行空的天马。项羽奇在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兵也不成不学而有术，奇在他是一个天生的战斗之神；韩信奇在以雄伟之躯甘受胯下之辱，拜将后屡出奇计，最后被糊糊涂涂地处死，奇在设计杀他之人竟是当初力荐他之人，这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广奇在膂力过人，箭发石穿，身着奇功，蒙受奇冤；等等，不一而举。所以说一部《史记》，正是太史公抱满腹奇学，负一世奇气，郁一腔奇冤，写一世奇人之一生奇事，发为万古千秋之奇文。

《史记》内文

欣赏奇才，爱听奇人奇事，是人类好奇天性的表现。而当今之道德社会，树了那么多的碑，垒了那么多的墙，派了那么多的岗，安了那么多的哨，目的实际很简单： 防止人类好奇。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社会，对人类的好奇天性都是一种桎梏。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只有好奇，才能有奇思妙想。只有奇思妙想，才会有异想天开。只有异想天开才会有艺术的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创新也就是社会的进步。

好奇的人往往不讨人喜欢，尽管人人都好奇。

好奇与保守从来都是一对矛盾。

好奇者往往有奇特的结局。

一生好奇的金圣叹因好奇而遭祸，临刑时说：“杀头至痛也，抄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

好奇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好奇比学习更重要。学习也是好奇的表现。

如果没有奇人奇事，这世界就是一潭死水。

好奇吧，但不一定去做奇人。

一九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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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是一个儿童时，就听老人们讲述过土行孙的故事。他是中国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身怀“土遁”绝技的豪杰，能够在地下快速潜行。

因为这绝技，他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也多次被敌人擒获，但只要让他的身体接触到土地，就会像鱼儿游进大海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

长大后，我自己从书上看到过希腊神话中那位巨人安泰的故事。他的父亲是海神，母亲是地神。

土行孙

他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只要不离开大地，他的力量就无穷无尽，但如果离开了土地，他就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我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与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有某种联系。我们习惯于把人民比作母亲，也习惯于把大地比作母亲。而人民——土地——母亲，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天才，无论他具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脱离了生活，脱离了与人民大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关系，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要想写出能够深刻反映时代本质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

始终与最广大的民众站在一起，时刻不忘记自己是民众的一员，永远把民众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就像土行孙和安泰时刻不离开大地一样，我们才能获得蓬勃的创作动力，才能写出感动人心的作品。

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至今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对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一直把自己个人的痛苦和人民大众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一直保持着“土包子”的本色，尽管难免遭受聪明人的讥讽，但我以此为荣。

我的已经被翻译成韩文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都是我所生活的时代的反映。

有些篇章尽管描述的是历史生活，但其中贯注着的也是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作家的强烈情感，因此也就具有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当代性。

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在宣泄自己的情感；但由于个人的痛苦和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幸运地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因此，即便是从自我出发的创作，也就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人民性。

我坦率地承认，在我年轻气盛时，也曾一度怀疑过“生活决定艺术”这一基本常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创作经验的增加，我体会到，即便那些自以为凭空想象的创作，其实也还是生活的反映，也还是建立在自我经验基础上的产物。

近年来，我渐渐地感受到一种创作的危机，这危机并不是个人才华的衰退，而是对生活的疏远和陌生。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许多作家同行们的问题。

当你因为写作获得了高官厚禄，当你因为写作住进了豪宅华屋，当你因为写作拥有了香车宝马，当你因为写作被鲜花和掌声所包围，你就如同离开了大地的土行孙和安泰，失去了力量的源泉。

你也许可能不服气，口头上还振振有词，自以为还力大无穷，但事实上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随着一个作家的作品数量的日渐增加和名声的逐步累积，不仅仅使他在物质生活上和广大民众拉开了距离，更可怕的是使他与人民大众的感情拉开了距离。

他的目光已经被更荣耀的头衔、更昂贵的名牌、更多的财富、更舒适的生活所吸引。他的精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平庸懒惰。

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的写作，尽管可以保持着吓人的高调，依然可以赢得喝彩，但实际上已经是没有真情介入的文学游戏。这样的结局，当然是一个作家的最大的悲哀。

避免这种结局的方法，当然可以像晚年的托尔斯泰那样离家出走，当然可以像法国画家高更那样抛弃一切、远避到南太平洋群岛上去和土著居民生活在一起；但如果做不到这样决绝，那也起码应该尽可能地与下层人民保持联系，最起码地要在思想上保持着警惕。

不要扮演上等人，不要嘲笑比你不幸的人，对你得到的一切应该心怀感激和愧疚，不要把自己想象得比所有人都聪明，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你讥讽的对象，你要用大热情关注大世界，你要把心用在对人类的痛苦的同情和关注上，总之，你不要把别人想象得那样坏，而把自己想象得那样好。

是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人欲横流、矛盾纷纭，但过去的时代其实也是这样。

狄更斯

一百多年前，狄更斯就在他的名作《双城记》的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也在直下地狱。”

面对着这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保持冷静的心态，透过过剩的媒体制造的信息垃圾，透过浮躁的社会泡沫，去体验观察浸透了人类情感的朴实生活。只有朴实的、平凡人民的平凡生活才是生活的主流。

在这样的生活中，默默涌动着真正的情感、真正的创造性和真正的人的精神，而这样的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真正的资源。

作家当然可以，也必须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胆地创新，大胆地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处理生活，大胆地充当传统现实主义的叛徒，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抗。

托尔斯泰

但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生活所持的批判和怀疑精神，他们作品中贯注着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和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态度，则永远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法则。

我们必须具备这样的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必须在作品中倾注我们的真实情感；不是为了取悦某个阶层，不是用虚情假意来刺激读者的泪腺，而是要触及人的灵魂，触及时代的病灶。

而要触及人的灵魂，触及时代的病灶，首先要触及自己的灵魂，触及自己的病灶；首先要以毫不留情的态度向自己问罪，不仅仅是忏悔。

一个作家要有爱一切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的勇气。但一个作家不能爱自己，也不能可怜自己，宽容自己，应该把自己当作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最不可饶恕的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就是我的艺术辩证法。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在诸多的娱乐把真正的文学创作和真正的文学批判、阅读日益边缘化的时代里，文学不应该奴颜婢膝地向人们心中的“娱乐鬼魂”献媚，而是应该以自己无可替代的宝贵本质，捍卫自己的尊严。读者当然在决定一部分作家，但真正的作家会创造出自己的读者。

本文选自莫言演讲集《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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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是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的一句。这是我孩提时代就知晓的一句宋词。知晓并且牢记不忘，就因为这其中的“蛙声一片”与我童年的记忆密切关联。

读过我的小说的人，应该记得我曾经多次描写过蛙声，但不一定知道我对青蛙的恐惧。人们有理由对毒蛇猛兽产生畏惧之心，但对有益于人并任人捕食的青蛙似乎没理由害怕。

2016年岁末，莫言为《蛙》题词

但我确实怕极了青蛙。我一想到它们那鼓凸的眼睛和潮湿的皮肤便感到不寒而栗。为什么怕？我不知道。这也许就是我以《蛙》来做这部小说题目的原因之一吧。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一样，我确有一个姑姑，是一位从业多年的妇科医生。我们高密东北乡数千名婴儿，都是在她的帮助下来到人间。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婴儿，在未见天日之前，夭折在她的手下。

小说中的姑姑，与生活中的姑姑，自然有巨大的差别。真实的姑姑，只是触发我创作灵感的一个原型。她如今生活在乡下，子孙满堂，过着平安宁静的生活。

2002年夏天我动笔写这部小说，当时的题目叫《蝌蚪丸》。这题目的灵感得之于1958年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只蝌蚪便可避孕。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从这条新闻中读出荒谬，但在当时，此法竟大为盛行。这情形与几十年后风靡大江南北的“打鸡血”“喝红茶菌”十分相似。

我沿着这条思路写了足有十五万字，但忽觉这写法无意中又在重复荒诞夸张之旧套路，况且，所用的结构方法（以一个剧作者在剧场中观看舞台上正在演出自己所写话剧时的诸多回忆联想为经纬）也有过分刻意之嫌，因此，便将此稿放下，开始构思并创作《生死疲劳》。

直到2007年，又重起炉灶写这部书，结构改为书信体，并易题为《蛙》。当然，我是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地讲述一个故事的，因此，小说的第五部分就成了一部可与正文部分相互补充的带有某些灵幻色彩的话剧，希望读者能从这两种文体的转换中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大陆的计划生育，实行三十年来，的确减缓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但在执行这“基本国策”的过程中，确也发生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

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尤其复杂，它涉及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

麦田版《蛙》（2014）

近年来，关于独生子女政策是否继续执行的问题，已有相当激烈的争论。争鸣文章的作者有很多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发表这些争鸣文章的，也都是主流媒体。互联网上有关这问题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

由此可见，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万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集体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转化，随着数亿农民获得了流动和就业的自由，独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落实。

农民们可以流动着生，偷着生，而富人和贪官们也以甘愿被罚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随意地超计划生育，满足他们传宗接代或继承亿万家产的愿望。

大概只有那些工资微薄的小公务员，依然在遵守着“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一是不敢拿饭碗冒险，二是负担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费用，即便让他们生二胎也不敢生。

麦田版《蛙》2010

我的《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

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

在良心的指引下，选择能激发创作灵感的素材；在我的小说美学的指导下，决定小说的形式；在一种强烈的自我剖析的意识引导下，在揭示人物内心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内心袒露给读者。这是我在写《蛙》时遵循的并将在今后的创作中继续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

写完这部书后，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着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于北京平安里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感谢那条秋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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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和阿来、余华在清华大学与格非的学生们座谈了一天，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还有一场。我们讲得很少，大部分时间是学生提问，我们答问。我们感到这样很好，不像摆开一个讲课的架势那样一本正经，又很有针对性、很随便、很亲切，完全是赤诚相见，彼此都有收获。我希望今天我们也能采取这种方式。在我讲的过程中，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随时递条子，或者站起来提问。总之我们合伙把这台戏唱下来，让王尧愉快地给我报销机票。

莫言

今天这个演讲的题目，直到昨天我还没有想好。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但昨天王尧给我电话，说必须有一个题目，否则不好出海报。我说那就叫作“试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吧。

“民间”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也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好像最早是上海的陈思和先生提出，然后各路英雄群起响应。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各有各的理解，因此也就各有了各的民间。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当然也有我对民间的理解。我的理解肯定没有理论家们那样系统、那样头头是道，但都是根据我的文学经验和创作体会得来的，也许会对大家有所启发。我还要坦白地说，今天这个演讲的题目，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上个星期在清华时，听阿来说他最近给《视界》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小说创作的民间资源》，我仓促之间把它改头换面拿来搪塞王尧，阿来将来要跟我理论，同学们可以作证就说我已经公开地坦白了。

阿来

关于沸沸扬扬的民间问题的讨论，同学们都是学文学的，肯定都知道很多。在此我就没有必要一一介绍——其实我也介绍不了。我认为所谓的民间写作，最终还是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写作。过去提过为革命写作、为工农兵写作，后来又发展成为人民写作。为人民的写作也就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这就引出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你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听起来有为人民做马牛的意思，但深究起来，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这就像说我们的官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一样，听起来很谦卑、很奴仆，但现实生活中的官员，根本就不是那样一回事。如果当了官真的就成了勤务员、就成了公仆，那谁还去当官呢？还跑官要官干什么？

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作“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当然，任何作品走向读者之后，不管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还是“为老百姓的写作”，客观上都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作用，都会或微或著地影响到读者的情感。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不会也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

“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无论他是小说家、诗人还是剧作家，他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个编织筐篮的高手，一个手段高明的泥瓦匠，一个技艺精湛的雕花木匠，他们的职业一点也不比作家们的工作低贱。“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会同意这种看法，但“为老百姓的写作者”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民间工匠之间也有继承、借鉴、发展，也有这样那样的流派，还有一些神秘色彩的家传，他们也有互不服气，也有同行相轻；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永远不会把自己和老百姓区别开来，去狂妄地充当“人民的艺术家”。

阿炳画像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离你们苏州不远的地方，曾经有一个瞎子阿炳。我们现在给他的名誉很高，是伟大的民族音乐家，是伟大的二胡演奏家。但当年的阿炳，当他手持着竹竿、身穿着破衣烂衫，在无锡的街头上流浪卖艺的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更不会想到他编的二胡演奏曲子在几十年后，会成为中国民间音乐的经典。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比一般的老百姓高贵，他大概在想：我阿炳是一个卑贱的人，一个沿街乞讨者，一个靠卖艺糊口的贱民；我的曲子拉得动听、感人，人家就可能施舍给我两个铜板，如果我的曲子拉得不好听，人家就不会理睬我。如果我在马路上拉二胡，妨碍了交通，巡警很可能给我一脚（现在的艺术家、演员违章之后，就会亮出名片：我是谁谁谁）。

总之，他阿炳心态卑下，没有把自己当成贵人，甚至不敢把自己当成一个好的老百姓，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下的创作，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因为那种悲凉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是触及了他心中最疼痛的地方的。请想想《二泉映月》的旋律吧，那是非沉浸到了苦难深渊的人写不出来的。所以，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凤凰羽毛麒麟角。

但这种“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真要实行起来，其实是很难的。作家毕竟也是人，现实生活中的名利和鲜花不可能不对他产生吸引。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为老百姓的写作”赢得鲜花和掌声的机会比“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赢得鲜花和掌声的机会多得多。在当今之世，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别人这样那样，只是作为一种自我提醒，不要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而去追逐不太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你通过写作到底要得到什么，然后来决定你的创作的态度。

像蒲松龄写作的时代、曹雪芹写作的时代，没有出版社、没有稿费和版税，更没有这样那样的奖项，写作的确是一件寂寞的、甚至是被人耻笑的事情。那时候的写作者的写作动机比较单纯，第一是他的心中积累了太多的东西，需要一个渠道宣泄出来。像蒲松龄，一辈子醉心科举，虽然知道科举制度的一切黑暗内幕，但内心深处还是向往这个东西。到了后来，他绝了科举的念头，怀大才而不遇，于是借小说表现自己的才华，借小说排遣内心的积怨。曹雪芹身世更加传奇，由一个真正的贵族子弟，败落成破落户飘零子弟，那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体验是何等的深刻。他们都是有大技巧要炫耀、有大痛苦要宣泄，在社会的下层，作为一个老百姓，进行了他们的毫无功利的创作，因此才成就了《聊斋志异》《红楼梦》这样的伟大经典。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圈子，书出来后，也能赢得圈子里的赞赏，可以借此满足一下虚荣心；但这样的荣誉太民间了，甚至不能算作名利了。

曹雪芹

在科举制度下，小说是真正的野狐禅，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当时的“正经人”大概很少写小说的。诗歌也是一样，诗歌的真正欣赏者应该是青楼女子。但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出现好东西。如果诗歌代替八股文成为科举的内容，那诗歌就彻底地完蛋了；如果小说成为了科举的内容，小说也早就完了蛋。所以如果奔着这个奖那个奖写作，即便如愿以偿得了奖，这个作家也就完了蛋。没想到得奖却得了奖是另外一回事。我想这就是民间写作和非民间写作的区别。非民间的写作，总是带着浓重的功利色彩；民间的写作，总是比较少有功利色彩。当然，这样的淡薄功利，有时候并不是写作者的自觉，而是命运的使然。也就是说，蒲松龄直到晚年也还是在梦里想中状元的，但醒来后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曹雪芹永远怀念着他的轰轰烈烈的繁华岁月，但他知道这也是无可挽回的了。所以，那悲凉就是挡不住的了，而那对过往繁华的留恋也是掩饰不住的。无意中得来的总是好东西，把赞歌唱成了挽歌，把仇恨写成了恋爱，就差不多是杰作了。

我还想特别地强调一下，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是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的脚步走。郑板桥说人生难得糊涂，我看作家在写作时，有时候真的要装装糊涂。也就是说，你要清醒地意识到，你认为对的，并不一定就是对的，反之，你认为错误的，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对与错，是时间的也是历史的观念决定的。“为了老百姓的写作”要做出评判，“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就不一定做出评判。

前不久有一家关于环保的报纸让我给他们写文章谈谈我对沙尘暴等自然生态恶化问题的看法，我马上就想到了北方草原的沙化和草原载畜量的关系。载畜量过多，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就要沙化。十几年前我到中俄边境，看到对面的草原草有半人高，真是鲜花烂漫，风吹草低，只有很少的几群羊在挑挑拣拣地吃草。而我们这边的草原，草只有一虎口高，颜色枯黄，好似瘌痢头一样。饥饿的羊群像鬼子扫荡一样来回乱窜。同样的自然条件，差别如此之大，完全是人为的。问题在于，我们这边能不能少养几群羊？牧民们的回答是：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草原变成这个样子，但不养羊我们吃什么？我们不养羊你们北京人怎么吃上涮羊肉呢？我们也知道黑山羊对草原和山林的破坏十分厉害，但你们需要羊绒围巾、羊绒大衣啊。

1999年，莫言在故乡集市

这就涉及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要保护环境，另一方面那里的老百姓要活命、要繁衍。除非政府能拿钱把他们养起来。政府没有那么多钱，那他们就要杀树、放牧。你要让我活下去。你们可以呼吁保护珍稀动物、保护大熊猫、保护东北虎，但事实上在偏远地区有很多老百姓的日子比这些珍稀动物还要危机。许多得了重病的人躺在家里等死，谁去管他们？但假如有一头大熊猫得了急病，马上就会有最好的大夫为它医治，治好了还要登报纸上电视。一个作家写关于环保的文章，看起来是很正义很有良知的，但事实上你所代表的也只能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作家要学会反向思维，不要站在自以为是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是作家就比老百姓高明。“为老百姓的写作”，因为作家自身的局限，很可能变成为官员、为权贵的写作。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也许就可以避免这种偏颇，因为你就是一个老百姓。

从某种意义上说，“为老百姓的写作”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写作。这是有漫长的传统的。从鲁迅他们开始，虽然写的也是乡土，但使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视角。鲁迅是启蒙者，之后扮演启蒙者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谴责落后，揭示国民性中的病态，这是一种典型的居高临下。其实，那些启蒙者身上的黑暗面，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所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

我想可以大胆地说，真正的民间写作，“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也就是写自我的自我写作。一个作家是否能坚持民间写作，有时候也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一般情况下，刚开始的写作都是比较民间的，但是成名之后，就很难再保持民间的特质。刚开始的写作，如果要被人注意，大概都要有些出奇之处，要让人感到新意，无论是他讲述的故事还是他使用的语言，都应该与流行的东西有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文学的突破总是在边缘地带突破”。但一旦突破之后，边缘就会变为中心，支流就会变为主流，庙外的野鬼就会变为庙里的正神。尽管这似乎是一个难以逃避的过程，但有警惕比没有警惕好，有警惕就有可能较长时间地保持你的个性、保持你的民间心态、保持你的老百姓的立场和方法。

沈从文

我们可以想想沈从文的创作，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保持着真正的民间的立场和视角。他写那些江边吊脚楼里的妓女，如果是知识分子立场，那就会丑化得厉害。但沈从文却把她们写得有很多的可爱之处。因为他对这些妓女的看法与那些船上的水手对她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也没有把她们写成节妇烈女，但还是写出了她们在职业范围内的真情：“牛保，我等你三个月，你再不来，我就接待别的客人。”他写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如果是用知识分子的立场，那这个家伙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流氓，但他在沈从文的笔下是那样爽朗、粗野和有趣。但后来沈从文成了名作家，他的民间立场就很难坚守了。他要对他笔下的人物进行评判了，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处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还是要努力地做。

本文收录于莫言演讲集《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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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倒回去一千年，公元1000年，是宋真宗赵恒的咸平三年，干支纪年庚子。当时，欧洲人应该正在大张旗鼓地庆祝他们的第一个千禧年；但这隆重的盛典，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宋真宗的时代，大宋朝开国还不到四十年，前有太祖、太宗两任皇帝的励精图治，国势正是强盛时，腐败现象肯定存在，但还没有到达透顶的程度，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不时发生，但还没有成为心腹大患。

《清明上河图》（部分）

这时的国都开封，虽不及大约百年之后张择端描绘的《清明上河图》中那般繁华，但估计已经相当不错。这一年是真宗皇帝即位第三年，他大概还想勤政廉政，努力工作，当一个圣明天子。

这一年开封城里的老百姓和天下的老百姓怎样生活，我不得而知，也懒得去考证。当时的仁人志士会不会考虑时间问题呢?我也不知道。

但我们从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已经知道，一千多年前的知识分子对时间问题已经思考得很深很玄，宋真宗时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起码不会比唐人浅。

张若虚

但我估计这一年在大宋百姓心目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因为耶稣基督诞生一千年与他们的生活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只是由于我们也采用了基督教的公元纪年，才把这2000年闹得热火朝天，好像这是全人类的盛大庆典。如果我们不采用这个西方的纪年法，那么今年也就与去年一样，区别就在于今年生的小孩子属龙，而去年生的小孩子属兔。

再倒回去一千年，也就是耶稣诞生前一年，正是大汉朝的哀帝元寿二年——这里涉及又一个时间问题，公元的第三个千年到底应该从2000年算起呢，还是应该从2001年算起——岁在庚申。

这年的四月里发生了日食，人心惶惶，朝中的大臣们借着日食说事，其实是吓唬皇帝，说日食是上天示警，其原因就是皇帝大搞同性恋。哀帝刘欣，当了不到六年皇帝，除了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同性恋，几乎没干别的事情。

董贤

这年正月里匈奴单于朝见，哀帝设宴款待，群臣在殿前作陪，群臣之首就是位列三公的大司马，卫将军董贤。董年方二十二岁就位极人臣，匈奴单于感到不可思议。刘欣就为他解释，说别看大司马年轻，但功劳却是大大的。

董贤的大功劳就是让皇上开心。他自然是个美貌少年，哀帝爱他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当着群臣的面要把天下禅让给董贤，中常侍王闳跳起来反对，这才罢休。同性恋历史上有名的“断袖”典，就是哀帝与董贤的创造。

这年的六月，哀帝可能是得了艾滋病，在未央宫驾崩。他一驾崩，小董贤就倒了霉，自杀后下了葬，还让王莽先生派人把尸体扒出来示众。

这年九月，九岁的刘衎即皇帝位，是为汉平帝，第二年，他改元“元始”。这个年号，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公元纪年的开始，这如果不是巧合，就是上帝的安排。

再倒回去一千年，究竟是周的哪个大王当朝，已经无典可查；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史官们也说不清楚。再往前退一千年呢？基本上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大禹治水

历史事实与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大禹治水”，应该就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吧?再往前退一千年，就只能根据从地下挖出来的坛坛罐罐去猜想了。

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全世界也引为自豪。五千年，相对于一个人的生命，真是够漫长的，但相对于生物进化的历史，相对于地球的形成，相对于宇宙的变迁，只不过是一瞬间。

想到此就让人感到心灰意冷。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人生的不可重复，想到连地球也要灭亡、太阳也要失去光辉，顿时感到一片迷茫。

公元一千年值得庆祝吗？公元两千年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贵为帝王又怎样？你家财万贯又如何？你流芳千古又如何？你遗臭万年又怎样？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存在。

为了让人们不自杀和不造反，西方和东方，创造了各自的天堂和地狱。有了天堂和地狱，就有了轮回和报应，人的一生就不是一次性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可以变幻不同的方式来占有时间，你就不但有今生，而且你还有来世，而来世的好与坏，是与你今生的行为密切相关的。

现代科学正在摧毁地狱与天堂，进步固然是进步，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最要命的问题就是让人认识到了人生不可重复，把人生的意义何在这个古老的问题放大在人的面前。

我想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是人，就在于你是一个按照奇特的配方用各种无生命的普通物质生产出来的有生命而且有思想并且可以认识自己和周围的环境的个体。

相对于那些没构成人的元素，我们真是庆幸，我们真应该狂欢。那就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扑面而来的下一个千年吧，尽管想到3000年时，我们还是要长叹一声，心中涌起无边的惆怅。

一九九九年十月

本文选自莫言散文集《月光如水，马身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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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角度看，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从人生的角度看，这哥俩都是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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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彻底粉碎了“成则王侯败则贼”这一思维的模式和铁打的定律。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首先是一种卓然不群的眼光，当然还需要不怕砍头的勇气。这目光和勇气的由来，实得力于他身受的腐刑。

在他那个时代，腐刑和砍头是同一等级的。许多不愿受辱的人是宁愿断头也不愿去势的。司马迁因为胸中有了一部《史记》，所以他忍辱受刑；也因为他忍辱受了腐刑，才使《史记》有了今天这样的面貌。

汉武帝一声令下，切掉了司马迁的私心杂念，切出了他为真正的英雄立传的勇气。大凡人处在得意之时，往往从正面、用官家认可的观点去看世界，而身处逆境时，才能、才愿意换一个角度，甚至从反面来看世界。这有物质上的原因，也有精神上的原因，二者同等重要。

无论从文学的观点看《史记》，还是用史学的观点看《史记》，都可以看到这种视角变换的重大意义。换一个角度看世界的结果，便是打破了偏激与执迷，更容易看透人生的本质。

司马迁

站在另一面的了悟者，往往是无法不沉浸在一种悲凉、寂寞的情绪中，但也是无欲无求、超然物外的心态中。比死都可怕的酷刑俺都受过了，俺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了，还有什么可以忌惮的吗？

有这种“肆无忌惮”的精神作了前提，所以才能避开正统的、皇家的观点，以全新的角度，画出“盗贼”的另一面——失败了的英雄的英雄本色。太史公的实践，对当今的作家依然富有启示。

听我的老师说，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富有浪漫精神的大时代。浪漫的时代才能产生浪漫的大性格。回首楚汉相争时，代表着时代精神，具有浪漫气质、堪称伟大英雄的人物，非项羽莫属。

项羽的精神，引起了司马迁的强烈共鸣。一篇《项羽本纪》，字字有深情。我们从中读出了项羽这位举世无双的青年英雄的天马行空的本色。他少时学书不成改学剑，学剑不成改学兵，学兵不求甚解，草草罢休。这应当是好事，因为任何太具体的知识都会成为束缚这匹天马的缰绳。他身长八尺，力能扛鼎，是天生的英雄。他临危不惧，英猛果断，是天生的战士。少时我在高密，听到过许多传说，其中就有关于楚霸王项羽的。

我爷爷说：楚霸王是龙生虎奶。说秦始皇东巡时，梦中曾与东海龙王之女交合。交合完毕，秦始皇无牵无挂地一走了之，那龙女却身怀了六甲。后来自然就产下了一个黑胖小子。

龙女可能考虑到此子是私生，名不正言不顺，传出去有损龙宫声誉，便抛之深山，一走了之。这是货真价实的龙种，当然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于是，来了一只母老虎，为这个孩子喂奶。这男孩就是项羽。

这个传说除了说明项羽血统高贵之外，还为他的神力做了一个注脚。另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这意思就是，项羽如果夺了秦朝的江山做了皇帝，等于子承父业，名正言顺。

由此推想，这传说的最早的源头，很可能是项羽手下的谋士们有意制造的谣言，就像陈胜吴广把写有“大楚兴，陈胜王”的绢塞进鱼肚子一样。这种把戏，大概历朝的开国皇帝都练过。我爷爷说，楚霸王能“气吹檐瓦”。怎么算气吹檐瓦呢？就是说项羽站在房檐下，呼出的气流能把房檐上的瓦吹掉。

这已经非常玄乎了，但更玄乎的还在后边呢。我爷爷说，楚霸王除了能气吹檐瓦外，还有“过顶之力”，何为过顶之力呢？就是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楚霸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把自己提离地面的人。

这等神力，的确是匪夷所思了。等到我读了《史记·项羽本纪》后，才猜测到，我爷爷所说的“力能过顶”，很可能是“力能扛鼎”之讹。老百姓不大容易把“扛鼎”理解好，于是，“力能扛鼎”便成了“力能过顶”，而“力能过顶”便成了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离地面。

我想，项羽在民间，之所以不是乱臣贼子面目，而是盖世英雄形象，实得力于文坛英雄司马迁的旷世杰作《史记·项羽本纪》。汉武帝那一刀，切出了一个大目光、大手笔，实在是不经意地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一个大贡献。当代很多知识分子，受了一点委屈就念叨不休，比比司马迁，就差了火色。当然，绝不是要让人为了写杰作，自愿下蚕室。很多事都是命运使然，真要自愿下了蚕室，也只能去做个李莲英或是小德张，而做不了司马迁。

项羽（电视剧《楚汉传奇》剧照，何润东 饰）

读了项羽的本纪，我感到这家伙从没用心打过仗。他打仗如同做游戏。这是一个童心活泼、童趣盎然的英雄。他破釜沉舟，烧房子，坑降卒，表现出典型的儿童破坏欲。每逢交战，他必身先士卒，不像个大元帅，就是个急先锋。不冲不杀不呐喊他就不痛快。他斗勇斗力不斗智，让他搞点阴谋什么的他就头痛、心烦。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还对着美人和骏马唱歌。惨败到只剩下二十八骑时还跟部下打赌，证明自己的神力。最后他孤身一人到了乌江边上，还把名马送给好汉，将头颅赠给旧友。他不过江东，并不是不敢去见江东父老。这家伙是打够了，打烦了，他不愿打了。不愿打了，就用刀抹了脖子，够干脆，够利索。

他其实从没十分认真地考虑过夺江山、做皇帝的事，那都是范增等人逼着他干的。他的兴趣不在这里。如果真让他做了皇帝，那才是真正的“沐猴而冠”，他分封诸王、自封西楚霸王时其实也就是皇帝了，但他做得一塌糊涂。听听他为自己起的封号吧，西楚霸王，孩子气十足，像一个用拳头打出了威风的好斗少年的心态。他是为战斗而生的。英勇战斗就是他的最高境界、最大乐趣。中国如果要选战神，非他莫属。不必为他惋惜，皇帝出了几百个，项羽只有一个。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刘邦，在楚汉战争的广大历史舞台上，他为项羽威武雄壮的表演充当了优秀的配角，从而使这台大戏丰富多彩，好看至极。如果是两个刘邦或是两个项羽打起来，那这台戏就没有什么看头了。

从政治的角度看，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从人生的角度看，这哥俩都是成功者。他们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且都做得很好。刘邦成功在结果，项羽成功在过程。太史公此文，首先是杰出的文学，然后才是历史。是充满客观精神的文学，是洋溢着主观色彩的历史。

回头想想，战争，即使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也是人类历史中最辉煌、最壮丽的组成部分。战争荟萃了最优秀的人才，集中了每一历史时期的最高智慧，是人类聪明才智的表演舞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文学也就是战争的文学。小说家观察战争的角度，研究战争的方法，必须不断变化才好。

莫言剧作《霸王别姬》

太史公是描写战争的大家，他是当然的战争文学的老祖宗。他也写战争过程，但他笔下的战争过程从来都是有鲜明的性格在其中活动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战争文学，但我们写起来就忘了文学，忘了文学是因为我们忘不了政治。描写战争灾难，揭示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等曾经是别开生面的角度，但“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如何写战争，我一直跃跃欲试，但很多问题想不清楚，也就不敢轻易动笔。我的心里藏着几个精彩的战争故事，有朝一日，我也许会斗胆动手。

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英雄，都敢于战胜或是藐视不是一切也是大部分既定的法则。彻底的蔑视和战胜是不可能的，所以彻底的英雄也是不存在的。项羽有项羽的不彻底处，司马迁有司马迁的不彻底处。一般的人，通体都被链条捆绑，所以敢于蔑视成法就是通往英雄之路的第一步。项羽性格中最宝贵的大概就是童心始终盎然。这一点与司马迁应有共通之处。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对项羽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而对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多有讥刺，这肯定与身受酷刑有关。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是不是历史生活中真正的项羽？同样，历史生活里的刘邦是不是就像司马迁写的那样？这样一想，胡适所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就有了一点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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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升起来了，青草湖变成了一面银光闪闪的大镜子。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划出一道银色的线，鱼儿落水时，震破了银色的镜子，荡漾开一圈圈波纹。

湖边的一株老柳树下，爷爷和孙子静静地坐着。爷爷抽着旱烟，烟锅里火星一明一暗，模模糊糊地映着他那张慈祥的脸。

“爷爷，该起网了。”

“噢，起。”

爷爷站起来，解开拴在铁橛上的罾网拉缰。网的式样像一架起重机，一支长竹竿伸出去，竹竿梢头挂着大网兜。网很重，老渔翁拉得很慢，沉在水下的网慢慢升高，突然扑扑棱棱地响起水声。

“爷爷，有大鱼！”

爷爷将网儿拉出水面，月光照着渔网，网里躺着一条泛着金色光泽的鲤鱼。他将网转向岸边。小孙子雀跃着将鲤鱼抱起来，放在装了水的桶里。鱼在桶里蹦了几下，便没了声息。爷爷又把网下到水里，转过头来看桶里的鱼。

“爷爷，这鱼有六七斤重吧？”

“差不离儿。”

“是条什么鱼，爷爷？”

爷爷嚓一声划着火柴。火光照亮了水桶，桶里是一条金色鲤鱼，翅膀和尾巴像经霜的枫叶一样鲜红。

“金翅鲤鱼。”爷爷说。

“这鱼好吃吗？”孙子问。

“嗯。”爷爷心不在焉地答应着。

“爷爷，您不高兴？捕了这样一条好鱼。”

“怪事。这鱼怎么这样老实呢？”

“您说什么呀，爷爷？”

“噢，孩子，这鱼太厚道了，网出水时，只要它一跳，就把网给撕了。咱这罾网，只能拿小鱼儿。”

“这鱼大概睡着了。”

爷爷沉思起来，烟锅子一明一暗地闪烁。周围忽然变得十分沉静，湖面上升腾着薄雾，几支粉荷花像画在水上似的，岸边的水草丛中，小虫子低低地鸣叫。

“爷爷，您在想什么？抓了这条鱼，您好像不高兴了。”

“没想什么，孩子。来，再拉一网。”

这一网是空的。网又沉下水底，一切又陷入沉寂。

“爷爷，再给我讲个故事吧。”

“好吧，就给你讲个金翅鲤鱼的故事。”

“又是鲤鱼变媳妇，说了多少遍了……”小孙子不高兴地嘟哝着。

“不是鲤鱼变人，是人变鲤鱼。”

“人能变鲤鱼？”

“能。”

孙子向前靠了靠，爷爷伸出胳膊，把孙子揽到怀里：

“若干年前……”

“多少年？”

“小孩子家莫打岔，仔细听着。若干年前咱这青草湖边出了一个叫金芝的姑娘。这姑娘俊着呢，双眼叠皮，高鼻梁骨，咕嘟着小嘴，扎着两条大辫子，谁见了谁喜欢。那一年从城里下放到咱村一个女作家，听说那女作家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青草湖》，你爹他们都念过这书呢！女作家就住在金芝姑娘家。后来起了大革命，女作家天天挨斗，有时还挨揍哩……

“有一天晚上，女作家挨了最厉害的一场斗，半死不活地给抬到金芝家里。金芝流着泪给女作家擦身上的血污。村里的医生不敢来给女作家治伤。金芝忽然想起来了，青草湖对岸她有个姨父，早年闯过关外，家里有一种治跌打损伤的药，十分灵验。救人如救火，金芝姑娘托邻家的一个大嫂照料着女作家，自己来到青草湖边。

“‘青草湖，青草湖，东西只五里，南北六十五。’若干若干年前，天上的织女把织布梭子掉到人间，在地上砸了一个坑，这就是咱们的青草湖。金芝的姨家在湖对面王庄，坐小船几袋烟工夫就能划过去，走旱路要两天。那时节，小船都被锁起来了，怕阶级敌人破坏呐。金芝来到湖边，脱下长衣服，捆成一个小包拴在身上，一纵身下了水。

“那天晚上也是好月亮，金芝姑娘就从这棵大柳树下下了湖。金芝一身好水性，像一条雪白的大鱼在水面上撒欢。她游啊游啊，水声哗哗哗地响，月亮明光光地照着她。半夜时分，她上了对岸，换上衣服，敲开了姨家的门。姨父挺疼这个外甥女，把珍贵的药给了她。姨不放心地说：‘金芝呀，半夜三更的，你一个闺女家下湖，有个闪失怎么办？别走了，赶明儿让你姨父去送你。’金芝说：‘姨，我水性好，没事。’

“金芝姑娘又下了湖。姑娘家毕竟力气单薄，游到湖中央，她吃不住劲，身子像拴上了十个秤砣……后来，天上飘来一朵洁白的云，把月亮遮住了，湖面上零零星星地落了一阵铜钱大的白雨点……一会儿，月亮又出来了。月亮煞白着脸，慢慢地往下落，慢慢地变大，最后挂在湖边的柳树梢上，望着像大镜子一样闪闪发光的青草湖……”

“金芝姑娘呢？”小孙子焦急地问。

月光下，爷爷两眼闪着光。

“爷爷，你哭了？”

“傻孩子，爷爷胡子都白了，不会哭了。爷爷的故事还没讲完呢。第二天夜里，女作家在邻居大嫂的搀扶下来到湖边，湖上静悄悄的，草叶上的露珠落在水面上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女作家轻轻地说：‘好闺女，你喜欢看的《青草湖》我带来了……’她掏出一包纸灰，轻轻地撒在湖水中……

“湖上突然翻起了波浪，湖中心裂开了一条缝，一阵红光闪过，浮上了一条金鲤鱼，翅膀、尾巴像火苗一样红。金鲤鱼游到湖边，用头拱上了一个衣裳包。然后，尾巴拍了三下水，又慢慢地游到湖中心，红光消逝了。湖上又是一片月光。女作家捞起衣裳包。衣裳包里包着一瓶云南白药……”

“爷爷讲完了吗？”

“完了。”

“金芝姑娘变成了金鲤鱼了？”

“唔，也许。”

一只水鸟从岸边的青草中飞起来，扑棱棱地飞着，落到湖中的苇丛里。

几只青蛙扑通扑通地跳到水里，像扔了几块石头。

水桶哗啦一声倾倒了，水面上翻起一阵浪花。

“孩子，你干什么？”

“我送金芝姑娘回家去了。”

“嗨，你这孩子。”

（初刊于《无名文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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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的方法，实在是个看似平常但却很难说好的大题目。这原因大抵有二：

一是在人类社会中，从古到今，但凡认识了一些文字的人都读过书，这种行为与吃饭穿衣一样，渐渐地成为一种本能，就像一般不必教导别人如何吃饭穿衣一样，读书也是无须教的；

二是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饱学之士，大都留下了一些关于读书的理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更多的是人云亦云——这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读书尽管人各有法，但万变不离其宗。

所以，时至今日，实在没有必要由我等半路出家的野文人就这个话题来说三道四，尤其是更不应该写成文章发表在指导中学生阅读的刊物上。

我的女儿也是一个中学生，她学的数、理、化、外，我早就不敢插嘴，对她学的语文，我也不敢贸然地进行“指导”，因为我说的不一定对，万一错了，影响了高考的成绩，那就了不得！

所以我女儿有时候碰到语文方面的问题向我请教，我只敢含含糊糊地谈一些我的看法供她参考，然后还是希望她能去问老师，并要她一定以老师的说法为准。

大概想了一下，人类的阅读活动，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愉悦，如少年读连环画，成年人读言情、武侠，原本就没想从这阅读中获取什么知识，但知识自然地也被获取着，情感自然地也被教育着，这就是所谓的“寓教于乐”吧。

二是功利性很强的学以致用，如读技术方面的书籍。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读文学方面的书籍，基本上也是一种实用的目的，批评家是为了写批评文章，作家是为了写自己的书。

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我懂得很少，所以不知道自然科学家读自己的专业书籍时的心态。他们的读，是否最终也是为了写？

但搞文学的，读书破万卷，最终是为了下笔如有神，目的性很强。所以读书的方法也就显得很重要。因为有史以来，即使是专业性很强的书籍也已是汗牛充栋，一个人从有阅读能力开始，即便天天读书，读到老死，怕也难把那些已经写出来的书读完。

我每次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或去书店买书，就会有一种狗咬泰山无处下嘴的感觉，就常常感到自己的写作毫无意义。人类的知识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是一种灾难，它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你有时那么迫切地想什么都知道。人生有限，学海无涯，这就使处在这无法解决的矛盾中的人类永远潇洒不起来。

我甚至幻想，将来有一天，人类能够把历代积累的知识编成一种程序密码之类的东西，通过生物工程，使孩子一生下来就遗传在脑子里。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又好像不是不可能的。

电子计算机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和写作方式，随着科学的进步，人脑的秘密终究会被揭开，那时候，学习的问题很可能变成一个化学的或者是物理的问题。

即便是现在，很多入了电脑网络的人，他们的阅读方式已经跟捧着大厚书本的读者不一样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再下去几百年呢？真是想也不敢想。

像我这样的人，此生大概很难在网上潇洒了，也不大可能去变换职业，因此也就只好沿袭着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读着写着，等待着被淘汰。

我没读完小学就回家劳动，但因为认识了一些字，具有了阅读的能力，便想方设法把村里人家的藏书借来看。村里藏书有限，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是借到什么读什么。又因为是借来的，读起来也就快。

这时期的阅读没有什么方法好讲，就像对一个饥汉没有必要讲究食品的色香味美一样。

后来有了一些条件，书多了，读不过来，这才需要讲点读书的方法。这些方法也早经前人讲过，无非一是翻来覆去地精读，二是走马观花地浏览。对我来说，精读的大多是语言有特色之作，浏览的是语言无特色，但故事很精彩的。

前者是为了寻找语感，后者是为了了解别人曾经讲过什么样的故事，扩展一点就是别人曾经用什么样的方法讲述过什么样子的故事。当然，有时候，为了掌握一些必需的材料，那就要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去读。这样的方法，与查字典没有太大的区别。

总之，对中学生朋友来说，除了老师的话，谁的话也不要太当真，哪怕他是什么样子的学者、权威。

一九九八年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月光如水，马身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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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 文

据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研究，中国人翻译美国文学最早是在1864年。翻译的是美国的一个诗人朗费罗的一首诗歌，翻译者是当时的大清帝国驻美国的一个外交官。这种翻译跟老百姓没有关系，是他们这种高级外交官的游戏。

后来到了1901年，中国一个一句英文都不懂的、叫林纾的人跟另外一个人合作翻译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社会进程的改变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大概在1920—30年代，中国出现了翻译美国文学的热潮。美国那个时期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虽然没有全部译过来，但是做了大量的介绍。

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对西方文学，也包括对美国文学的翻译逐渐低落。那个时候中国主要翻译俄苏文学，以及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直到19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社会变革，美国大量的文学作品翻译过来。也就是同一时期，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西方文学的热潮，美国文学首当其冲，翻译最多。像海明威、福克纳这些在1960年代非常有名的作家，我们在1980年代才读到他们的作品。

当然，关于中国翻译美国文学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而且完全可以做成博士论文。我这样没有文化的人只是简单介绍而已。我主要想谈一下美国文学对我们这批作家——包括对我本人——的影响。我记得大概是1984年的冬天，一个大雪飘飘的夜晚，我从朋友那边借到了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的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喧哗与骚动》，也有的人说是《声音与骚动》，书名好像是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

《喧哗与骚动》

这本书我看了我们中国非常优秀的翻译者李文俊先生写的一篇前言。这篇前言长达一万多字。读完这个前言，我觉得我对福克纳非常了解了。他的小说我看了十来页，就放到一边去了。因为读完了他的前言，我觉得福克纳就像我们村的一个老头一样。用中国人的话说，这个人讲话“不着调”，或者现在叫“不靠谱”，总而言之，满口谎言。他明明没有驾驶过飞机，非要说驾驶过飞机，而且在天空中跟法西斯进行过空战，而且说他的脑子里残留了一块这么大的弹片。为什么他的语言那么晦涩，句子那么长，他的句子像一团乱麻一样缠绕不清？就是因为他的脑子里有一块弹片在压迫他的神经，所以他的语言这么混乱。

我一看福克纳这个人跟我性格很相似。我也是一个从小喜欢胡言乱语、胡说八道的人。尽管我的名字叫“莫言”，但是我小时候恰好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说话的人。因为我喜欢说话，不知道挨了我父母亲多少痛打。后来我母亲说：“你再乱说话，我找绳子把嘴给你缝起来。”后来我姐姐在旁边说：“你把他的嘴缝起来，他从那个缝里也会漏出很多话来。”

到了1980年代，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想起父母的教导，就起名叫“莫言”。当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句绝妙的讽刺。我在中国也到处说话，而且说出了国界，到美国来说了。第一，福克纳的性格就和我的性格很吻合；第二，他的出身和我的出身很相似，他也是一个农民。他即便成了很有名的作家，也自认为还是一个农民。他写的那点事，也就是发生在他家乡的那么一点事，像邮票大小的一块地方的事。

他创造了一个县，这个县可能在美国地图上找不着。他就是以他的故乡为基础，一辈子都在写这个地方的事。虽然这个地方小，但是这个地方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可以说他从这个地方走向了世界。这让我意识到一个作家如果要在文坛上立住脚跟，就必须创造自己文学的一个共和国、一个国家。他创造了一个县，我就大胆地写了一个高密东北乡。高密是在中国地图上可以查到的一个地方，但是东北乡是查不到的。我也以我的故乡为基础，创造了属于我的一块文学领土。

在读福克纳之前，我是受到了中国保守的文学思想的影响，一直找不到自己要写的素材。当时就看报纸，听广播，千方百计寻找可以写成小说的故事，但是找来找去找到的都不对。看了福克纳的作品以后，我才明白，实际上我个人的经验，发生在我家乡小村庄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小说素材。我的村庄里、我的家庭里，我熟悉的亲人和我的乡亲们，他们都可以变成我小说里的人物。后来我写了很多长篇小说，也写了很多的中短篇小说，小说里也写了数百个人物。这里的大部分人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原型。

《野性的呼唤》

当然不仅仅福克纳对我产生了影响，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我想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作家没有一个人没有读过《老人与海》，但是相对福克纳而言，我不太喜欢海明威，因为海明威这个人句子比较简洁，讲话很干净利落，没有废话。我不喜欢不讲废话的人，但是有很多中国作家喜欢他。还有一个美国的小说家叫杰克·伦敦，他写过很多在阿拉斯加淘金的故事，还写了很多动物，还写了一个小说叫《野性的呼唤》，讲述一条狗最后怎么样变成一条狼的故事。

这样的小说我读了也很亲切，因为我本人在农村生活了很长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我跟动物打交道的时间比跟人打交道的时间还长。我自己也养过狗。所以我看了杰克·伦敦写的狗，也调动起我当年跟狗生活的那些记忆，所以我在我早期小说里也写狗。最近的小说也写过狗。当然我还写了牛、马、驴等很多动物。中国有评论家讲，你为什么写牛写得这么好？我说我上一辈子肯定是一头牛。你为什么写猪那么准确？我说我放过很长时间的猪。我对猪的思想很了解。我对人不了解，但是我能看透猪、牛的心理，这就决定了我成为了这么一个写动物、写农村的作家。这是在讲我自己。

由于我们中国杰出的翻译家的努力，把美国很多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让我这样一个一点外文都不懂的人也通过读他们的作品了解了外国作家，并且受到了影响。那么我想中国早期的翻译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不太讲究的，不太重视外国作家作品的艺术性。这跟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有关系。中国有一个大学者梁启超，他认为小说就是一个政治工具，小说应该变成推进社会变革的工具。所以林纾当初翻译美国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也是看中它的思想性。我想在1980年代初期，很多美国翻译家，包括欧洲的很多汉学家翻译中国小说，最初选择的就是中国小说的政治性和思想性。

他们希望他们国家的读者能够从中国作家的作品里边读到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或者经济的变化。当然这个也没有错，但是我认为真正好的文学翻译是应该把艺术性放在第一位的。像后来的美国的汉学家，包括我们在座的安教授，他们的翻译就开始注重小说的艺术性，把艺术性看作是第一位的。

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希望外国的读者能够从我们的作品里读到我们在艺术方面的创新和发现。截止到目前，我们更多地从外国文学里受到影响。那么我想，假以时日，中国作家的作品也会对外国的，包括对美国的年轻作家产生影响。现在我在这里说，我受到了福克纳的影响，受到了杰克·伦敦的影响。我想再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会不会有一个美国的年轻作家说，我受到了中国一个名叫“莫言”的作家的影响呢？我期盼着这一天。

本文系莫言在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上的发言之二（收录于莫言演讲集《讲故事的人》）

时间： 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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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从海滩上站起来，拖着几乎失去知觉的身体，爬上一个小山坡，进入一片茂密的森林。他回头望了一眼银光闪烁的大海，便一头栽倒在两棵枝叶繁茂的橄榄树下。他感到身体僵硬，如同岩石；地面柔软，宛若奶酪。他听到森林深处传来女人的说笑声，衣裙的窸窣声，似乎还嗅到了燃烧檀木的香气。难道又落入了卡吕普索的圈套，使我的返乡之梦再度破灭？他试图站起来，应对眼前的复杂局面，但身体不听头脑的支配。他感到身体在下沉，就像一座巨石雕像陷落淤泥。橄榄树盘结的树根试图兜住他，但它们最终难以承重，可怜地断裂了。他快速下沉，上边出现一条与他仰着的身体同样形状的通道。

他看到那片天空渐变渐小，最后成为一个针尖大的亮点。他意识到自己被埋葬了，或者，就像传说中的，坠入了地狱。于是，一阵悲哀涌上心头。这时，他却感到身体落在了坚硬的地方。

他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昏黄的天空。没有星斗，也没有日月；不是白天，也不是夜晚。他慌忙坐起来，看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广场的中央；北面一箭之地，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城楼，弧形的门洞上方，悬挂着一幅巨大的画像；楼前有三座白色的石拱桥，有两队身穿橄榄绿色军衣的士兵，步伐整齐地走过来。

他本能地去摸腰间的佩剑，但只摸到了冰凉的肚腹。这时，他羞愧地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肌肤上沾着滩涂上的淤泥，毛发上挂着海中的绿藻。他看到，周围有许多人，穿着他在梦中也没见过的奇装异服，身上散发着他从未嗅到过的气味，嘴巴里发出他从未听过的语言。

他们有的面露惊讶之色，有的脸上浮现着古怪的笑容；有的目不转睛，有的左顾右盼；有的人手持亮晶晶的方型小匣，瞄着他，然后迸出一束刺目的亮光；有的人用长长的木杆，戳着他的脚底上那块疤痕，仿佛在辨认他的身份。他看到几个威武的士兵，分拨开围成圈子的人，对着自己走过来。他猛地跳起来，一只手掩私处，一只手挥舞着，冲了出去。

他在奔跑中纵身跳起，从路边一棵树上扯下一根树枝遮住下体。他看到右侧是一条像滔滔大河一般宽阔的道路，路上奔驰着五颜六色的怪物。它们眼睛明亮，状如甲虫，没有脚，如蛇贴地爬行，肚腹透明；中间有人端坐。这让他立即想起自己设计制造、让特洛伊人吃尽苦头的木马。

他飞速穿越一条南北向的道路，那些怪物碰撞在一起，发出凄厉的尖叫，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他踏着那些甲虫的背，仿佛踩着敌人的盔甲。长年的海上生涯，使他天然地具有了感受方位的能力，沿着那座有高大石柱支撑的宫殿，朝着西方奔跑。他看到了一轮黄色的太阳，如同柠檬，正沿着昏暗的天际滑落；身后有成群的人在追赶，前边也不时有人摆出一副拦截的架势，但只要他冲到跟前，他们便尖叫着逃跑了；也有几个大胆的，扑上来扯住了他的胳膊，他猛地一拨，便看到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连连倒退着，有的仰面跌倒，有的坐在地上。

他在一片稀疏的小树林中奔跑着。从隐藏在树林中的几只像巨大的长方形匣子一样的怪物里，钻出了几十个身体魁伟、动作敏捷的男子，就像那些隐藏在木马肚腹中的希腊勇士，他们左手持盾，右手持棍，头盔在暮色中闪闪发光；他们排成弧形，对着他包抄过来。他一眼就看出这批人身手非凡，即使是阿喀琉斯也难对付他们。于是他折身往南奔跑。

他看到迎面是一座淡蓝色城堡，形状椭圆，既像一只巨大的鸭蛋，又像一座美丽的岛屿。他一步跨越五级台阶，转瞬间便跳到了蓝色城堡入口处；几个身穿蓝色服装的守门人惊愕地盯着他，仿佛被施了魔法一样目瞪口呆。

他沿着一条灯火灿烂的通道往前跑。通道中央矗立着两排方形的耀眼灯柱，头上仿佛罩着一层薄冰，冰上波纹游动，分明是水的映像。当他跑到通道尽头时，迎面来了两个人，对他弯腰鞠躬。

他凭直觉得知这两个人没有恶意，便停下脚步，右手捂住胸膛，彬彬还了一礼。他看到这两个人，一个年过七旬，身体瘦削，鼻梁直挺，眼窝深陷，眼珠深蓝，目光忧郁；另一位身体肥胖，年约五十，头发半秃，眼睛细长。尽管他暂时还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还是猜到了他们的意思。于是他跟随着他们，沿着一条黑色的能自行旋转的梯子，登上了蓝色城堡的上一层。

地上的大理石色彩斑斓，光可鉴人；高大的穹隆上，镶贴着深红的木板；墙壁上绘着艳丽的图画，图画上的女人，竟跟自己二十年没有见面的妻子十分相似，一群目光贪婪的男人围绕着她，似乎在纷纷向她表示爱意。他感到心中一阵焦虑。老者示意他回头往外看，他于是看到了那条甲虫奔跑的大道，看到了路边那些灯柱上成簇的巨大的球形灯盏放出的璀璨光芒。最让他惊奇的是，透明的墙壁外边那一池碧水正在微微地荡漾着，城堡的影子倒映其中，显得既美丽又神秘。

目光忧郁的老者，带着他缓步参观，并用一种勉强可以听懂的语言对他解说着，颇似一个主人，对客人炫耀着自家的房屋，就像俄奇吉亚岛上的女主人炫耀她的宫殿和珍宝一样。解说者语气中的自炫，让他略有反感。那个跟随在他侧后的肥胖男人一声不吭，每当目光相碰，脸上就会出现尴尬的笑容，那半秃的头颅，也在微笑中轻轻颤抖。这人让他想起故乡的那位谦卑的牧猪人欧迈俄斯。想当年，每当他去视察自己的猪圈时，牧猪人便这样跟随在侧，脸挂笑容，诺诺连声。

他们坐在了大堂的一角，一个身穿红色长裙、身上散发着薰衣草香气的美丽女郎，为他们献上了红葡萄酒。“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老者说着，举杯一饮而尽。他也依样饮尽。“我们用这酒招待最尊贵的客人。”他突然觉得自己已经能很好地理解老者的语言，好像这酒是消除语言障碍的灵丹妙药。

“奥德修斯，我们从荷马的史诗里，知道了您过去的英雄事迹和不幸遭遇，也知道了您今后的命运。”老者轻轻地说，“您很快就会返回故乡，杀死那些吃光了您的奶酪、喝干了您的酒窖的无赖，与您的妻子珀涅罗珀团聚。您现在身处四千年后的中国首都，这里是刚刚落成的国家大剧院，一座梦幻般的建筑，我是这座建筑的设计师法国人保罗·安德鲁，这一位，”老者指着那个中年胖子，说，“是中国作家莫言，我的朋友。我们俩是荷马的崇拜者，他把您的事迹唱成了史诗；从他的史诗里，我们得到了高尚的艺术灵感。荷马的史诗是一切艺术的源头；而您，是所有英雄的楷模。”

在倾听保罗·安德鲁谈话的过程中，红衣女郎连续给奥德修斯上酒，他一连喝了十几杯，心情感到轻松愉悦。这时，灯光转暗，帷幕拉开，舞台上正在演出歌剧：

在森林里，奥德修斯用橄榄树枝遮掩着下体放声歌唱。舍利亚岛国王的女儿瑙西卡面带微笑站在他的面前。

二〇一二年

本文收录于小说集《小说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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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村头来了一位拉着骆驼的相面先生，许多人围观，我也挤进去看热闹。相面先生对众人说我：“这个小孩眉中藏痣，注定长大了能喝酒。”当时村人们都以糠菜果腹，酒是极端奢侈之物，我既然相上注定能喝酒，也许长大后必有酒喝，有酒喝生活必然不会错——于是众人便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看我这未来的酒徒，记得我当时颇为得意。

七十年代初，生活略有好转，有一次父亲在家招待一位尊贵客人，剩了半瓶酒，放在后窗台上。我盯着那半瓶酒，突然想起了相面先生的预言，便取下酒瓶，拔开塞子，狠嘬了一口。口腔麻辣，眼睛流泪，是酒给我的第一次感觉。这也便是我饮酒生涯的开始。

从此后只要家里没有人我便偷喝瓶中酒，自然是日日见少，担心被发现、皮肉受苦，灵机一动，去水缸里舀来水，倒入酒瓶中，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发现了这方法后，就更加放肆地偷喝，反正水缸里有的是水。渐渐地感到瓶中酒味越来越寡淡，不敢再喝，心中日日忐忑。过了些日子，又有客人来，父亲用那半瓶酒待客，竟然没有尝出酒味淡薄，也许是尝出来没说。总算是把这半瓶酒解决了，去了我一块心病。

母亲是知道我的鬼把戏的，但她并没有在父亲面前揭露我。我从小嘴馋，肚子似乎永远空空荡荡。饿苦了，所以馋。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无论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我找到。母亲对我的馋无可奈何，她曾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痛苦万端地说：你怎么这样馋呢？为什么屡教不改呢？

因为吃，你赚了多少厌弃？让我为你担了多少羞耻？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馋毛病改掉呢？你现在不但偷吃，还偷喝，喝了你爹的酒，就往里加凉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在母亲的斥责声中，我感到无地自容。

那时候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庄里酒香洋溢，村子里上了年纪的男人，大都在酒坊里干过活儿。在酒坊里干活，酒是随便喝的，只要不耽误干活，掌柜的不会出言。我的一个表大伯说，那时酒坊伙计们的饭食很好，一天三顿白面，早晨四个小菜，每人一个咸鸭蛋，中午晚上有鱼有肉，酒管够。所以那时候的伙计，干活没有不卖力气的。

这个表大伯腿瘸，就是在“总记”酒坊里干活累的。大爷爷那时候开着药铺，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他自然不会到烧酒作坊里去卖大力，但他对酿酒的过程了如指掌。我写作《红高粱家族》时，从他们过去的生活中，获取了很多灵感。

大爷爷八十多岁时，每天还要喝两顿酒，午饭喝，晚饭喝，每次喝半斤。他年轻时能喝多少？谁也说不准。他对我讲过他自己的两次喝酒经历。一次是他出外为人诊病归来，在路上碰到一位朋友，朋友背着一坛酒，十二斤装，老秤。两人寒暄几句，坐下就喝。没有佐肴，正好路边有几棵野锥蒜，就掐着锥蒜叶儿当肴。

搬着坛子，你咕嘟几口递给我，我咕嘟几口递给你，一会儿工夫，就把一坛酒咕嘟光了，那几棵野锥蒜还没吃完呢。然后抿嘴站起来，意犹未尽，拱手道别，各走各的，没事人一样。人均六斤白酒，老秤，竟然都没醉意，用现在的眼光看，简直就是海量了。

而另一次，在邻村的一次酒宴上，他一眼看到对面而坐的竟是一位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杯酒饮罢，辞席而去，摇摇晃晃，感到烈火在脑子里燃烧，过了联结两村的小石桥，一头栽在村头的一个草垛边上，醉了整整一夜，醒来后看到一个车轮大的红日冉冉升起，照耀着遍地霜雪。

后来我渐渐大了，必须下地干活换取自己的饭食，大爷爷家不能去泡了，学习中医的事也就罢休。父亲对我的不堪造就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因为食物不足，家庭里永远笼罩着阴沉的空气，所以我和哥哥姐姐们，除了吃饭、睡觉不得不回家外，其余的空闲时间几乎都泡在六叔家。

六叔家当然也吃不饱穿不暖，但穷欢乐的气氛浓厚，村里那些颇有趣味的人，都是六叔家的常客，在那些漫漫的冬夜里，他们每晚必到。房子小，人挤，我的位置在墙角，与一株养在破水缸里瑟缩在墙角熬冬的夹竹桃紧挨着。

屋子里永远不生火，脚冻得像猫咬着一样痛。一灯如豆，温暖地照耀着众人模模糊糊的脸。屋子里烟雾腾腾，这些乡村的口头小说家们你一段我一段地编织着奇闻怪事，最多的话题则是妖魔鬼怪和村中人的男女情事。有一夜晚，下着鹅毛大雪，众人照旧来了，不知是谁说：要是有壶酒就好了。没有酒，但每个人都在想象着雪夜饮酒的幸福情景。

六叔灵机一动，拿出半瓶给猪打针消毒用的酒精（他是赤脚兽医）兑上一碗凉水，从咸菜缸里捞出一个白菜疙瘩当肴，便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来。这件事在《酒国》里得到了表现，但喝瞎眼睛的事是没有的，大概我们摄入的甲醇量还没有达到伤害身体的程度。

刺激了我的神经、触发了我的灵感、使我动笔写《酒国》的是一篇刊登在某家报刊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写这文章的是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念的是中文，毕业后分到东北某矿山的子弟学校当教员，一直郁郁不得志，连个老婆也讨不到。有一次，开了工资之后，他买了八斤酒，想，索性醉死算了。

他写了遗书，背着酒，进了山，找了片小树林，坐下，喝光了八斤酒，等死，但除了肚子发胀，别无不适之感。他这才明白自己是个永远喝不醉的人，于是放声大哭。学校的人发现了他的遗书，赶紧找到他，发现满地酒瓶，一人号啕。问他哭什么？他说原本想喝酒寻死，没想到毫无反应，这个月的工资也造光了，因此悲从中来。众人哭笑不得。

渐渐地他千杯不醉的声名传播了出去。有一天，矿山党委派员来考察他的酒量，他当着来人的面连灌三瓶烈性白酒，面不改色心不跳。于是他被调到矿山党委宣传部，具体工作是陪矿山的干部出席酒宴。从此后他如鱼得水，无数的来宾倒在他的面前。他是中文科班出身，编几句敬酒词儿那是小菜一碟，人又机灵，常常妙语连珠惊四座，深得领导宠爱。他走到街上，许多人都投过来敬仰的目光。临近的几家大企业想用重金把他挖过去，矿山绝不放他。自然，老婆也讨到了，而且是本地区有名的美女。酒中自有黄金屋，酒中自有千钟粟，酒中自有颜如玉。

文章是这位饮酒的天才调回南方故乡后写的，字里行间充满痛定思痛的味道。如果他还在东北矿山工作，大概他也不会写这文章。

《酒国》中写了几位小官吏，我对他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宽容。因为我深知，假若把我放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会跟他们一样。我经常想，能不能像朱元璋那样，把贪官污吏剥皮揎草，挂在公堂上，以警后人？我把这想法跟好友说，他们笑我幼稚。朱元璋剥皮揎草，也没制止王朝的腐败，我是太幼稚了。

当然，《酒国》首先是一部小说，最耗费我心力的并不是揭露和批判，而是为这小说寻找结构。目前这小说的结构，虽不能说是最好的，我自认为也是较好的了。语言也让我挖空心思。最好写的是酒后絮语，最难写的也是酒后絮语。如果读者能从这部书里读出一些不同于我过去作品之处，就使我欣然如醉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四日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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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开辟的旅游胜地索溪峪山的“不吹牛皮”饭馆出来，正是正午。山间白气升腾，石路上黄光灼目，不知太阳在哪里。只觉得裸露的肌肤如被针尖刺着，汗水黏黏滞滞地不敢出来，周身似乎涂上了一层黏稠的胶水。往年与家兄见面时，其总是大言湖南之热，吾口虽诺诺，心中其实不以为然。因为从天气预报中知道，长沙的温度比起北京也高不了多少，有时甚至还不如北京高，而我在北京多年，并没有感到北京的夏天有什么难熬的。现在自然是知道了。初到长沙那天中午就知道了。

我见到长沙街头的摊贩，一个个无精打采，面如醉蟹，行人都垂头疾走，不及顾盼。搭乘长沙至常德的长途汽车，车过湘江大桥时，见江水混浊如开锅的绿豆汤，几十只白船黑舟死在水上。江面上泛起黏稠的灰黄色光线，全无当年读毛主席诗词名篇《沁园春·长沙》时那种清澈见游鱼、飒飒闻树响、轻清出世傲天下小的感觉。也许是季节不同的关系吧。那边，著名的橘子洲宛如一个耐热不过而剥去绮罗遍身黏汗躺在江上的女人，但愿寒秋来到时，她会用火红的锦绣把自己装扮起来。我应该找一个秋天到湖南的机会。

“不吹牛皮”饭馆的老板娘在二两一碗的面条里，加上了足有一两辣椒，我唏嘘不止，如咽烈火。出了饭馆，还是觉得五内如炉，流出的汗水似乎都是暗红色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发烧。新辟之地，道路崎岖，我们要到十里之外的地方去乘车，幸好这十里路从一条山峪里穿过，据说山峪里风光秀丽，似天堂景色。喊一声走，大家便一起开步。进峪数百步后，回头望那“不吹牛皮”饭馆，见廊檐下那块火红的大布幔像张牛皮一样地挂着，想起饭馆内壁上挂着的那些“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之类的锦旗，心中惶然。

过了湖南的三条江，走了湖南的三座城，爬了湖南五架山，在落满了黄尘的长途汽车上，见道路两边山峦起伏，树木蓊郁，大自然犹如一头正在沉睡的猛兽。我觉得湖南尤其是湘西的大自然是有着自己的性格的。这种性格就像染了人血的远古的陶器一样凝重朴拙，荒蛮辉煌。想起多年前，诸多三湘风流子弟，从这里走出去，进入了世界大舞台，在那里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翻天覆地，双脚一抖地球都要哆嗦，那股子牛气劲儿，真是令人神往。

走进了十里画廊，微微有了些风，汗毛见了凉风，根根直立起来。听说这个画廊里有条小河，但久走不到。路的右边有一条河沟，沟里晒着一片片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卵石上生着一层白色的碱花，很像在卤水里浸泡过的巨大的鸡蛋。我想，这条河沟也许就是河了。我看到左边的峭壁上有一些泪珠般的细流在滴答。同行者有伸出舌头去接水喝的，我亦仿效。水微咸，浸透了大山的悲哀。初从山上窄不容脚的小路上下来走这平坦的道路，双脚受宠若惊，下意识地高抬低放，从别人的走相上看到了自己，不由齐笑起来。疲乏加上炎热，笑得艰难。然而山峪里的风景的确是美不胜收，一座座山峰突兀壁立，奇形怪状，不可以语言描画。同行中有善比喻者，指东指西，命此山为苍狗，命彼山为美人，我凝视之，觉得都似是而非。其实山就是山，命名多半只有符号的意义，硬要按名循实，并且要敷衍出几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几同对大自然的亵渎。

渐走渐深，树木从两侧的山壁上罩下来，郁郁葱葱中，我只认识松树，余皆不识名目，实在是孤陋寡闻。我恍然感到，在诸多的树木中挺立着的松树可怜地望着我，而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则仿佛在闭目养神，对我表示着极大的蔑视。我被这蔑视压得弓腰驼背，气喘吁吁。树上时时响起蝉鸣——我拿不准这是不是蝉鸣，旁边一个身背画夹的小个子姑娘也许是个本地人，她说是蝉鸣——蝉鸣声犹如北方池塘里蛤蟆的叫声，圆润潮湿，富有弹性，就算是蝉鸣吧，那这蝉鸣里也有沉郁傲慢的性格。沉郁傲慢的湖南山水树木孕育出来的蝉也叫得隔路，我想这种鸣叫起来像蛤蟆的蝉是能够吃掉螳螂而绝不会被螳螂所吃掉的。我又想，这里的蝉如此隔路，难道这里的螳螂就会甘于平凡混同于外地的螳螂吗?这里的螳螂也许能够一刀斩断妄图吃它的黄雀的脑袋，问题是这里的黄雀难道就会是一般的黄雀吗?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仿佛用人血涂抹过的、古陶般的大自然的性格，会有绚丽的楚文化。

湖南作家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试图寻找绚丽的楚文化的流向，他听一个诗人说楚文化流到湘西去了。我想，假如湘西不是如此闭塞，假如湘西高楼林立，道路纵横，农民家家有轿车，有钢琴，文化大普及，生活大提高，楚文化还能在此潴留吗?如此一想，竟有些可怕，原来保留传统文化是要以闭塞落后为前提的啊。各种古老的习俗传统，流传日久，尤其是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条件、地理风貌发生变化之后，大都失去了原来的庄严和辉煌，变成了一个空壳，正如五月里赛龙舟，戴着电子表的船工们，所体会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假如此说成立，那就坏了，湘西毕竟不可能长此闭塞落后，如有朝一日先进开化之后，绚丽的楚文化不是又断流了吗?幸好，我也认为楚文化是一个内涵既深且广的概念，它的一部分确实潴留在了湘西的某些“深潭”里，表现为一些古老的风俗习惯，一些图腾崇拜；另一部分如屈原的作品，则早已汇进了汉文化的滔滔大河滋养了不知道多少代中国人，甚至变得像遗传基因一样想躲都躲不掉呢！

这时，听到后边一片的马蹄声响，急忙回头看时，见有七八匹马遭人骑着，五颜六色走进来了。众人跳到路边，一时忘了热，惊讶地看着这个马队。马有黑，有黄，有一匹枣红，无白。突然想起“白马非马”说，哲学教科书上说公孙龙子是个诡辩者，“白马非马”说也不值钱。我却于这些教科书背后，见公孙龙子两眼望着苍天，傲岸而坐，天坠大石于面前，目不眨动。“白马非马”就是“白马非马”，管他犯了什么逻辑错误，仅仅这个很各色的命题，不就伟大得可以了吗?几十年来，我们习惯用一种简化了的辩证法来解释世界，得出的结论貌似公允，实则含有很多的诡辩因素，文学上的公式化、简单化，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我认为一个作家就应该有种“白马非马”的精神，敢于立论就好，先休去管是否公允，韩少功说楚文化流到湘西去了，那就让它流去好了。他自有他的藏在字面后边的道理，别人难以尽解，自然随笔议论几句当作一种思维训练也未尝不可。谁要对作家的立论执行形式逻辑的批判，谁就有点板——其实尽可以将想法藏在心中——各想各的“拳经”。

我想着自己的“拳经”，双眼却直盯着那几骑看。马儿越走越大，俱是口吐白沫，身上汗水晶亮，马蹄铁敲击着卵石，短短促促地响。马似走得轻捷，骨子里却是忧郁和不平，它们麻木、呆板，已经失去了马身自由，骑马非马也。《庄子·马蹄》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 ‘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本来逍遥于天地之间，饥食芳草，渴饮甘泉，风餐露宿，自得其乐，在无拘无束中，方为真马，方不失马之本性，方有龙腾虎跃之气，徐悲鸿笔下的马少有缰绳嚼铁，想必也是因此吧。可是人在马嘴里塞进铁链，马背上压上鞍鞯，怒之加以鞭笞，爱之饲以香豆，恩威并重，软硬兼施，马虽然膘肥体壮，何如当初之骨销形立也。人太残忍了，人太过于霸道于地球了。我心中忽然充满了对马上骑手们的仇恨。但是，我马上又开始否定自己。弱肉强食，是大自然的规律，在某种条件下，人类也不例外。常常见说：“在万恶的旧社会……过着非人的生活……”人一旦受制于人就是“非人”，“骑马非马”也应该成立吧。在逻辑上似乎无大错。将马比人，也许是错误类比，可是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进行着这种类比吗？孔夫子闻子路身被千创而死，便吩咐人将厨房里的肉酱倒掉（“批林批孔”时说他虚伪）。近来的文学作品中，不也有好多小动物被作家们擒来寄托伟大的人道精神吗？

说嘴容易，实行起来难。我恨骑马者大概是因为我无马可骑。孔夫子倒了肉酱我觉得可惜。可怜小生灵的作家们有几个食素呢?说与做背道而驰，正是人类的习性。

马队走到了我们面前，一是因为问路，二是因为临近河水，英雄们纷纷滚鞍下马。他们都是光头黑脸，袒露着胸膛或是穿着汗渍斑斑的背心。脚上有穿着麻底草鞋的，有穿着高靿黑色马靴的。他们衣服的后边，都有一块圆月般大小的白布，布上墨写着一个拳大的“勇”字，或是“兵”字。有两个身背弓箭，有两个腰挎钢刀。马背着鞍桥，鞍下吊着长杆子红缨枪，或是铁柄大砍刀，及一些行李杂物。口音与湘人迥异，不知是哪路草莽。

牵枣红马的小伙子像是一个小头目，身体修长，眉清目秀。枣红马遍体璎珞，颈下挂着一串铜铃，发出叮咚之声。他左手拉着马，右手按着刀鞘，狼行虎步般地来到我的面前。我惶然不知所措。却见那小伙子嫣然一笑，露出一口结实的微黄的牙齿，问我：“同志，去招待所是走这条路吗?”我慌忙答对。一牵黑马、脸上有疤的小伙子说：“大文，还有烟没有啊?借支过过瘾。”“什么借？光借不还。”枣红马小伙子说着，但还是从兜里摸出了两支烟，自己叼上一支，递给讨烟者一支。蓝色的烟雾从他们的鼻子嘴巴里喷出来。马在他们身边，打着焦躁的响鼻，用力弹着蹄子，尾巴抽打着飞蠓，马头向着河水那边歪过去。河水像翡翠一样绿，突然从大山的缝隙里流出来，泛出冰凉的惬意。枣红马小伙子说：“弟兄们，不要急着给战马饮水，走一会儿，等落了汗再饮它们。”小伙子让我吸烟，我说不会。他看到了我面前的校徽，就此搭上了腔，聊得很是投入。大家一起往山外走，正走在十里画廊里。因为有了河水，风景才真正地有了灵气。大家都跟着马队走，闲聊中，才知道潇湘电影制片厂正在此地要拍摄一部大戏，《天国恩仇记》，他们是从河南雇来的群众演员，扮演着曾国藩的湘军，刚刚在西海与“太平军”大战了一场，“湘军”无一伤亡，倒有一员“太平军”的大将硬在马上摆英雄姿态不慎落马，摔折了一只胳膊。大家齐笑。话到深处，小伙子说，他们报酬微薄，从河南跑到湖南，骑着自家拉车耕田的马，马窜得拉稀，人颠得骨离，要是为了挣钱，鬼才来呢，为着热闹，为着开心，权当骑马旅游吧。他说，一跨上战马，披挂起来，就感到天不怕地也不怕，一股子英雄气在胸中沸腾，见到了那些坐“地鳖子”的大官心中也没有怯意。在家乡时，乡长吆喝一声腿肚子都打哆嗦。现在想想，怕他个鸟?人的身份，就像这身披挂一样，光屁股进了澡堂，再大的官也威风不起来。你信不信?你不信，反正我信。他说我是当过兵的，内务条令规定，在澡堂里，士兵可以不给首长敬礼。我们一个班长是个马屁精，在澡堂里见到连长，啪的一个立正，敬礼，连长大怒，一脚就把我们班长踹到水池子里了。他还说，他扮演的是“湘军”的一个小头目，老是挨打，剧情这样规定的，没有办法。

他和伙伴们在河边饮马，河水凉得马唇上卷。饮毕，他飞身上马，昂首挺胸，铠甲鲜明，嘴里发出拟古之声，拱手与我等告别，发一声喊，双腿一夹，枣红马就撒欢儿跑。山路上石棱突出，缝隙纵横，马跑得歪歪斜斜，很是拘谨。但瘸马胜过健驴，我们只能步他们的后尘了。

马队跑出去约有一箭之地，就见那匹打头的枣红马跌翻在地，马上的骑手一头栽进了路边的灌木丛中。众骑手纷纷下马，枣红马上的骑手也从灌木中钻出来，狼狈不堪，像个败兵。我们匆匆赶过去，见骑手们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围着那匹枣红马看，脸色都很沉重。枣红马上的骑手双手捧着一只马蹄，嘴巴半张，面色如土。那匹马还想挣扎着站起来，但它已经站不起来了。它的一条后腿在石缝里扭断了，鲜血像喷泉一样从它的断腿处一股股地涌出来。我忽然想起，1976年我在黄县当兵时，跟我们班长去罗山煤矿拉煤，也是一匹枣红马，是拉长套的，很年轻的一匹骒马，怀着驹子，长相健美。在横穿一条废弃的铁路时，不慎把一只后蹄伸进架空的铁轨，齐齐地断了。但那匹枣红马始终站着，那条断腿像拐棍一样点着地面。当时，我们班长手捧着马蹄，放声大哭。这只马蹄的印象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几十年，我想在合适的时候，我要把它写成一部小说，题目就叫《马蹄》。

一九八五年九月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月光如水，马身如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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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高密东北乡总共只有十几户人家，紧靠着河堤的高坡上，建造着十几栋房屋，就是所谓的“三份村”了。村名“三份”，自然有很多讲说，但本篇要讲治病求医的事，就不解释村名了。

却说我们这“三份村”里，有一个善良敦厚的农民，名叫王大成。王大成的老婆没有生养，老两口子过活。这年秋天，雨水很大，河堤决了口。田野里一片汪洋，谷子、豆子什么的，都涝死了，只有高粱，在水里擎着头，挑着一些稀疏的红米。过了中秋节，洪水渐渐消退，露出了地皮。

黑土地上，淤了一层二指厚的黄泥，这黄泥极肥，最长麦子。虽然秋季几乎绝了产，但村里人也不十分难过，因为明年春季如果不碰上风、雹、旱、涝，麦子就会大丰收。

那时候人少地多、广种薄收，种地比现在省事得多了。种麦子更简单：一个人背着麦种，倒退着在泥地里走，随手把麦种撒在脚窝里，后边跟着一个人，手持一柄二齿铁钩子，挖一点土，把麦种盖住即可。

王大成和他老婆一起去洼地里种麦子。他老婆踩窝撒种，大成跟在后边抓土埋种。他老婆自然是小脚，踩出来的脚窝圆圆的，好像驴蹄印一样。大成和老婆开玩笑，说她是匹小母驴；他老婆说他是匹大叫驴。

两口子说笑着，心里很是愉快。然而世界上的事，总是祸福相连，悲喜交集，所谓“乐极生悲”就是这道理。大成和老婆正调笑着，忽觉脚底一阵刺痛，仿佛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庄户人家，一年总有八个月打赤脚，脚上挨下扎，是十分正常、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大成也没在意，继续与老婆一起点种小麦。晚上洗了脚上炕，感到脚底有点痒，扳起来看看，见脚心正中有一个针鼻大的小孔，正在淌着黄水。

大成让老婆弄来一点烧酒，倒在伤口上，便倒头睡了。因为白日里与老婆调笑时埋下了一些情欲的种子，夜晚又被她扳着脚涂酒吹气，吹灯之后，便亲热了一番。

《良医》收录于莫言短篇小说集《神嫖》

临近天亮时，大成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把一条脚伸到灶下，点火燃着，煮得锅里的绿豆汤翻浪头。醒来后，感到一条腿滚烫，忙叫老婆打火点灯，借着灯光一看，那条腿已肿到膝盖，肿得明光光的，好像皮肉里充满气，充满了汁液。

天亮之后，不能下地了，老婆要去“黑天愁”村搬先生，大成说：“我自己慢慢悠逛着去吧。”“黑天愁”距“三份”三里路，三里路的两边，都是一个连一个的水洼子。大成的腿不痛，只是肿胀得有些不便，一拖一拖地挪到“黑天愁”，见到先生。先生名叫陈抱缺，专习中医外科，用药狠，手段野，有人送他外号“野先生”。

大成去时，“野先生”还在睡觉。大成坐在门口，抽着烟袋等候，一直等到日上三竿，“野先生”起床，大成进去，说请先生给瞧瞧腿。“野先生”皱皱眉头，伸出三个指头搭了搭大成的脉，说：“家去吧，让你老婆弄点好吃的给你吃，把送老的衣裳也准备准备。”

大成问：“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中了？”“野先生”说：“活不过三天了。”大成一听，心里很有些难过，但既然先生这么说了，也只好回家等死。当下辞别了先生，长吁短叹地往家里走。

看到道路两边一汪汪的绿水和水中嫩黄的浮萍，鲜红的水荇，心里不由得一阵难受，眼中滚出了一些大泪珠子，心想与其病发而死，不如跳进水汪子淹死算了。边想着边走到水汪子边。

水汪子边上有一些及膝高的野草，他一脚踏下去，忽听到下边几声尖叫，同时那伤脚上、腿上感到麻酥酥一阵，低头一看，原来踩中了两只正交尾的刺猬。大成腿上被刺猬毛扎破的地方，哗哗地淌出黄水来。腿淌着黄水，堵闷的心里，立时轻松了许多。于是也就不想死了。他把腿伸到水里泡着，一直等到黄水流尽了，才上了路回家。

回家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看，腿上的肿完全消了。三天之后，健康如初的大成去见“野先生”，走在路上想了一肚子俏皮话儿，想羞羞他。一进门，“野先生”劈口便问：“你怎么还没死？”

大成把腿伸给“野先生”看着，说：“我回到家就等着死，等了三天也不死，特意来找先生问问。”

“野先生”说：“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

大成问：“什么事？”

“野先生”说：“你的脚是被正在交尾的刺猬咬死的那条雄蛇的刺扎了，夜里你又沾了女人，一股淫毒攻进了心肾；治这病除非能找到一对正交尾的刺猬，用雄刺猬的刺扎出你腿上的黄水，然后再把腿放在浮萍水荇水里泡半个时辰，这才有救。”

大成愕然，说先生真是神医，便把那天下午的遭遇说了一遍。

“野先生”道：“这是你命不该绝，要知道刺猬都是春天交尾啊。”

父亲说，像陈抱缺这样的医生，其实是做宰相的材料，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牵扯着，做不成宰相，便改道习了医。这种人都是圣人，参透了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读遍了古今圣贤文章，几百年间也出不了几个。这样的人最后都像功德圆满的大和尚一样，无疾而终，看起来是死了，其实是成了仙。

父亲说陈抱缺一辈子没有结婚，晚年时下巴上长着一把白胡子，面孔红润，双目炯炯有神。每天早晨，他都到井台上去挑水。那时候的年轻人还讲究忠孝仁义，知道尊敬老人，见他打水吃力，便帮他把水从井里提上来，他也不阻拦，也不道谢，只等那帮他提水的人走了，便搬倒水桶，把水倒回井里去，然后自己打水上来，挑水回家。

父亲说越到现代，好医生越少，尤其到了眼下，这几年，好医生就更少了。日本鬼子来之前，还有几个好医生，虽然比不上陈抱缺，但比现在的医生还是要强，算不上神医，算良医。

父亲说我的爷爷三十几岁时，得过一次恶症候，那病要是生在现在，花上五千块，也要落下残疾。

父亲说有一天爷爷正在厢房里弯着腰刨木头，我的三叔跟我的二叔嬉闹，把一块木头弄倒，正砸在我爷爷的尾骨上，痛得他就地蹦了一个高，出了一身冷汗。当天夜里，腿痛得就上不到炕上去了。后来，痛疼集中到右腿上，看看那条腿，也不红，也不肿，但奇痛难挨，日夜呻唤。

我的大爷爷也是一个乡村医生，开了无数的药方，抓药煎给我爷爷吃，但痛疼日甚。大爷爷托人把一位懂点外科的李一把搬来，李摸了摸脉，说是“走马黄”，让抓一只黄鸡来，放在爷爷的病腿上。

李说如果是“走马黄”，那黄鸡便卧在腿上不动，如果不是“走马黄”，它便会跑走。抓来一只黄鸡，放在爷爷病腿上，果然咕咕地叫着，静卧不动。直卧了一个时辰。李说这鸡已经把毒吸走了。李又用蝎子、蜈蚣、蜂窝等毒物，制成一种黑色的大药丸子。

此药名叫“攥药”，由患者双手攥住。他说此药的功效是逼走包围心脏的毒液。爷爷腿上卧过黄鸡，手里攥过药丸，但病情却日渐沉重，眼见着就不中了。大爷爷眼含着泪吩咐我奶奶为我爷爷准备后事。

这时，一个人称“五乱子”的土匪来了。这“五乱子”横行高密东北乡，无人不怕他。他因曾得到过我爷爷的恩惠，听到我爷爷病重，特来看望。

父亲说“五乱子”是个有决断的人，他看了爷爷的病，说：“怎么不去请‘大咬人’呢？”

大爷爷说：“‘大咬人’难请，他不治经别人的手治过的病。”

“五乱子”说：“我去请吧。”

父亲说“五乱子”转身就走了，第二天就用一乘四人轿把“大咬人”抬来了——“大咬人”出诊必坐四人轿。父亲说“大咬人”是个高大肥胖的老头子，身穿黑色山茧绸裤褂，头戴一顶红绒子小帽。钻出轿来，先要大烟抽。“五乱子”吩咐人弄来烟枪、豆油灯，搓了几个泡烧上，让他过足了瘾。

抽完了烟，过足了瘾，“大咬人”红光满面。“五乱子”一掀衣襟，抽出一支匣枪——腰里还有一支——甩手一枪，把房檐下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打飞了。然后他用青烟袅袅的枪筒子戳着“大咬人”的太阳穴，说：“‘大咬人’，要坐轿，我雇了轿；要抽大烟，我借来了灯；要钱嘛，我也替你准备好了。这位管二，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仔细着点治。——你咬人，能咬动枪筒子吗？”

父亲说“大咬人”给吓得脸色煞白，连声说：“差不了，差不了。”

“大咬人”弯下腰察看爷爷的病情，看了一会儿，说：“这是个贴骨恶疽，再拖几天，我就治不了了。”

“五乱子”说：“你有把握？”

“大咬人”说：“有把握。”

父亲说“大咬人”用手指戳着爷爷的腿说：“里边都是脓血，要排脓。”

“五乱子”说：“你放心干吧！”

“大咬人”吩咐人找来一根铁条，磨成一个尖，又吩咐人剪来一把空的麦秆草。然后，他挽挽袖子，用铁条往爷爷的腿上插孔，插一个孔，戳进一根麦秆去。绿色的恶臭脓血哗哗地流出来，父亲说爷爷的大腿根处流出的脓血最多，足有一铜盆。排完了脓血，爷爷的腿细得吓人，一根骨头包着皮，那些肉都烂成脓血了。

排完了脓血，“大咬人”开了一个药方，都是桔梗、连翘之类的极普通的药。“大咬人”说：“吃三副药就好了。”

“五乱子”问：“你要多少大洋？”

“大咬人”说：“为朋友的恩人治病，我分文不取。”

“五乱子”说：“好，这才像个良医。不给你钱了，给你点黑货吧！”

父亲说“五乱子”从腰里掏出拳头那么大一块大烟土。这块烟土，起码值五十块大头钱。

“大咬人”接了烟土，说：“都叫我‘大咬人’，我咬谁了？我小名叫‘狗子’，就说我‘咬人’。”

“五乱子”笑着说：“你真是条好狗！”

父亲说爷爷吃了“大咬人”三副药，腿不痛了。又将息了几个月，便能下地行走；半年后，便恢复如初，挑着几百斤重的担子健步如飞了。

父亲说，“大咬人”的外科其实还不行，远远比不上陈抱缺。陈抱缺能帮人挪病，譬如生在要害的恶疮，吃他一副药，便挪到了无关紧要的部位上。

父亲说，大凡有真本事的人，都是性情中人，有他们古道热肠的时候，也有他们见死不救的时候。越是医术高的人，越信命，越能超脱尘俗。

所以，陈抱缺那样的医生，是得了道的神仙，是吕洞宾、铁拐李一路的。像“大咬人”这样的，要想成仙，还要经过不知多少年的苦修苦练才能成。

而一般的医生，大不过诊脉能分出浮、沉、迟、数，用药能辨别寒、热、温、凉而已，至于阴阳五行、营卫气血、经络穴道上的道理，百分之百是参悟不透了。

本文收录于莫言短篇小说精品系列《神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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