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要从前阵子说起：

我在一个叫小红的卖家那儿买了一斤霍山石斛。

看她经常分享些养生小知识，挺实在，也有不少朋友留言说吃了感觉确实很不错。

我心想，试试呗，说实话，没抱太高期待，毕竟现在各种产品宣传得太玄乎了，而且她家石斛价格也不高。

收到货后却有点意外：石斛小小一颗，颗粒饱满，纹理清晰，闻着一股淡淡的草本清香，跟我以前买的确实不太一样。试着煮水喝，冲泡出来汤色清亮，入口甘润，喝到最后把石斛条捞出来嚼着吃，满口粘粘的胶质，没有粗糙残渣，口感很惊艳。

正想着“这次买对东西了，没踩坑”，她的消息就来了：“石斛应该收到了吧？第一次吃的话建议少量开始，如果觉得品相、口感不满意，没关系，直接退回来，我们包运费，不让你亏一分钱。”

说实话，我买东西这么多年，头一回遇到卖家不是催我写好评，不是催我复购，而是主动问体验，还这么爽快地说不满意可以退货。

我好奇地问：“你们还会这样跟进售后？”她回我：“嗯呐，石斛是滋养人的好东西，我对我家石斛品质有信心，但更希望你们吃到真正有用、合心意的产品。”

就是这句话，让我忽然有点触动。

在这个急着卖货、害怕流失客户的时代，居然还有商家把“你用得好不好”看得比“你买不买”更重要。

慢慢熟了才知道，她是个实在人，在霍山守着家里三代传下来的种植基地，自产自销，基本只靠老客带新客慢慢做起来，是实打实的凭口碑做生意、凭诚信做人。

她种的每一批石斛，从育苗、仿野生栽培到手工挑拣、卷制烘焙，都坚持古法。她拒绝大棚速成、拒绝机器加工、拒绝熏硫磺提色。不为别的，就因为自己也是个重品质的普通人。

她说：“我不喜欢弄虚作假，更不想让信任我的人失望。”

她告诉我：

“市面上很多石斛，一半价钱都在付中间商差价和广告成本。我家石斛是直接从自己种植基地采摘加工好，直接发到客户手里，没有中间商溢价，所以价格实在。”

她还说：

“石斛行业水很深，不少商家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用劣质石斛冒充霍山石斛高价售卖，很多不懂行的客户往往自己踩了坑都没发现，白白花了冤枉钱。”

她说得平淡，但我听得感慨。这或许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行业现状，而她选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挺难得的。

渐渐地，我的购物习惯悄悄改变。

以前买产品总要到处查资料、对比品牌、看评论，怕踩坑，现在关于石斛的事，我都安心问她。

我在她这买过：

我没有盲目推荐她的意思，只是觉得，在养生市场鱼龙混杂、概念满天飞的今天，还能遇到这样真诚踏实、愿意为你负责到底的人——

是一种难得的安心。

如果你也对石斛感兴趣，厌倦了反复对比的疲惫，不妨认识一下她。她朋友圈就像个石斛小百科，每天都有分享种植加工日常，也有实用吃法分享，价格实在，售后安心。

需要石斛的朋友，直接添加下方微信，就可以在线咨询小红。

另外，我特意向小红争取了20个名额，下单即可免费获赠霍山石斛花一罐，仅限咱们公众号的粉丝朋友，先到先得，下图可长按二维码添加小红微信咨询：

朋友们可以加她了解一下，不买也没关系，也是给自己储备一个靠谱的石斛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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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没有，这个就叫专业。”

郭德纲还是被举报了。

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还愣了挺久的时间，因为《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歌太脍炙人口，想起它本是一首革命歌曲，就稍微有点转弯，然后再要想起过郭德纲擅自改编这首歌，涉嫌调侃、辱没了先烈，这个逻辑就又要转一转，把整个举报逻辑捋清，并意识到这个举报确实逻辑精巧、无懈可击、有关部门不得不接之后，不得不感叹举报者真的是有心了。

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我有一个不敢打包票的猜想，我觉得这一次举报郭德纲的人，八成是他的同行。

因为这一次举报内容的专业度是极高的。你不要小看那封看似平淡无奇的举报信。普通观众买票看演出，一般就是图个乐，看到郭德纲那段“现挂”，不喜欢也顶多就是觉得“好笑”或“不妥”。但举报信精准指出了“未报备改词”、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以及是否取得演出权和改编权等深层法律问题。

这种抓七寸的手段，真的太像熟悉行业监管法规、甚至是自己就挨过规则毒打的内行所为了。

再看举报的时间。

演出是七月中旬的时候就进行了，但举报是什么时间呢？八月最近这几天。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纯粹是现场观众出于朴素的爱国情感，这人通常的反应应该是“反手一个举报”——当场拍照、录音，当晚或第二天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小作文。

那样的话，我们七月下旬就应该看到这个热搜在微博等平台上见顶，然后舆论再发酵上几天，热度吵到当地有关部门必须要出手过问。应该是这么一个流程。

但现实中不是的，因为布局者明白，单靠舆论推动倒逼有关部门下场，有被舆论反噬的风险。万一视频或录音发到网上，网民并不觉得郭德纲的做法太伤大雅，反而觉得举报者吹毛求疵，怎么办？在前几天的贾冰酒桌视频被曝光的事件中，我们已经见识过这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反噬力度了。

所以这种案子，想要打出暴击就只能走另一条路线：内行知道，单凭几句口头举报很难击倒郭德纲。他们需要等待演出的官方录音录像被文化执法部门或演出方归档，甚至需要去私下搜集现场不同角度的清晰音视频证据，并做好证据固定。然后，举报者应该是极其耐心地去文旅部门官网、版权交易渠道，逐一核实了德云社这次演出的报备歌单、是否提交了改词申请、是否拿到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改编权等等。直到确认德云社确实存在“未报备、即兴改词”的漏洞后，才撰写了那封逻辑严密、引用《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法条丝丝入扣的专业举报信……

打蛇打在七寸上！出手不凡！看见没有，这个就叫专业！

我只能这么说。

文章写到这里，当然有一种极强烈的冲动，那就是对这个举报做一番道德评判。

但我想想还是忍住了，法律是那么规定的，郭德纲确实踩了线，举报信写的逻辑严密，你又能说什么呢？你又好说什么呢？

我们就说点实际问题吧。

有一个误区，当大家都觉得创作不那么自由、说话不那么松快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说大环境使然。我最近却越来越觉得，其实也不然，更直接而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同行之间相妒相害的劣根性。

“数九隆冬盼春光，三更半夜盼朝阳……演戏的盼着能得奖，说相声盼着死同行。”作为冲进相声行业的一股泥石流，郭德纲吐槽相声行业内部不正经搞业务，就互相琢磨怎么相害相杀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这次举报信的稳准狠，怕还是超过了他的既往经历。不择手段内卷的力度确实在加剧。

郭德纲这次确实不妥，但他一直在犯的最大的错是什么呢？主要还是同行都吃不饱的时候，他做的太多，挣得太多了，太扎眼了。

这几年各行业内卷加剧也不是相声这一个门类的事情。就说我自己从事的码字写作这一亩三分地吧，感受其实也很明显，我是近距离观察过有些同行的心态变化的。最开始，文字这个平台流量萎缩，再加上可言说空间减少，大家都会抱怨几句，平台给他们限流啊，苦心写的号一天给炸了啊，收入骤降啊之类的。后来看到现实无法改变，很多人心态就变了——凭什么相似的话题，相似的观点，他写了能火我就不行？他那么多人打赏我就门前冷落？甚至他的号还存着，我的号就没了？然后就是各种互撕、泼污、内斗，穷章摘句、牵强附会的找你茬，甚至真有人拿着敲打过他的规则狠命钻研，最后如法炮制去举报同行的。

这个环境不比郭德纲那个好多少，不好到我天天写稿，也是他们拿来批判的黑点。

所以有亲身感受，我就一点都不奇怪那封举报信为什么会如此专业。想让一个人在某行变得专业，最好的老师未必是兴趣，也可以是仇恨。

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皆然”，鲁迅先生说“我从来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倒是可以说的宽容一点，这未必文人或者国人的某些特质使然，毋宁说，这是符合数学理性的，我们不妨用博弈论中的收益矩阵方法来对比“行业上行”与“行业下行”时，两个竞争对手（甲和乙）选择“各自精彩（创新）”与“挤兑同行（举报/互相攻讦）”的期望收益。

场景 A：行业上行时代（正和博弈，蛋糕在变大）在这个时期，市场总规模在持续增长。

这个时候如果双方都选择“各自精彩”： 激发新的市场需求，甲和乙的收益为 (+10, +10)。

而如果一方创新，一方挤兑： 创新的那方依然能分到新蛋糕，收益为 (+8, +2)。

那么数学结论是： 无论对方怎么做，选择“各自精彩”的个人期望值和全局总收益都是最高的。纳什均衡点锁在创新和与人为善上。

场景 B：行业下行时代（零和/负和博弈，蛋糕在变小）此时，市场总容量是一个固定常数（甚至是缩减的常数）。

这时候你多吃一口，我就得饿死。

如果双方都选择“各自精彩”： 由于总需求在萎缩，空耗成本创新却无法带来新客户，收益为 (-2, -2)。

一方选择“各自精彩”，另一方选择“挤兑清场”： 选择精彩的人（如老老实实说相声/写文章的甲）由于合规成本高、边界宽，容易被揪出漏洞。

挤兑者乙通过一封举报信或者一次恶意攻击，直接让甲停业。甲的客户全部流向乙。收益为 (-10, +8)。

那么数学结论： 此时，对于甲和乙来说，无论对方选什么，选择“互相挤兑”的收益都显著高于“各自精彩”。

最终，双方都会走向恶意竞争——因为此时的纳什均衡点就是向着互撕互咬，互相泼污互相举报偏移的。

《红楼梦》抄检大观园那一回，探春说得好：“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但探春说的这是一个道德评判，这意味着她还在指望，贾府在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能够不要窝里斗，不要“自杀自灭”。

可是这个指望对相声或者文人这个行业也是指望不得的。

因为第一，这是一个行业，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如郭德纲所言，成天琢磨着把你弄死他就有饭吃的同行，总是大有人在。

第二，如前所述，行业下行了，改变不了趋势，大家都处心积虑的琢磨互相挤兑，这是一个符合博弈学的理性判断。你可以要求自己修身养德，不做这样下三滥的事情。可是你没法要求别人也这么做。

’就像大刘老师写三体世界里的“黑暗打击”说的一样——“清理，一定会有人做的，一定会的。”

所以当有人终于死在了被同行精心丢出的二向箔中，我们也不必过度悲叹，风气不变，用心做事的人，早或者晚，逃不过这么一出。

你看我有个读者，做小生意的，前段时间也被同行举报了，没什么大错，但被查了个五脊六兽，举报他的同行图啥啊？市场缩小，生意难做么。把你折腾死，他才能活好一点。

再说这几年职场上的那些勾心斗角……这个我就不用举例了，大家自己都有感受。

马保国老师当年说的好：“我劝年轻人好自为之……武林还是要以和为贵！”

我们当年都当笑话听，谁承想，多年之后，居然也成了我们的心声。我看对这事儿的好多评论，都在讨论郭德纲的这个“现挂”与规则到底是否冲突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用，如果郭德纲的那个圈子真的跟马保国老师梦想中的那个武林一样——以和为贵一点。就算是现行规则下，本也折腾不出这么大一场风波。

你看这么一闹，以后听剧场相声估计也没啥现挂了，到底对谁好？

当然，宽容，这是一个实现不了的梦想，尤其是在一个下行的行业里，最突出的气质，大约就是比规则还要严厉的彼此审查、互相攻讦了。

全文完

本文3000字，明知有风险，还是忍不住吐槽了几句，我真是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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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聊聊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

各位好，本来今天是想继续更《三国困局》的，不过昨天写了《这个恐怖视频，看的我比贾冰还后怕》一文，讨论了一下告密的行为，引发了一些争论。

我在文中提了我的观点——我觉得任何把私域里的言论拿出来做公域审判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不值得被鼓励。

对，这个观点其实就是我这篇文章的文眼与主张。如果您看这篇文章只看了我对这个事件的评述和对个案的谴责，那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也有读者反对这个观点，只截取一个我刚好看到的反驳吧：

这是要看错误的性质吧。电影中校方威胁男主必须作证，只能算胁迫吧。但如果改为鼓励男主说出真相，就没有什么不妥，不能定义为诱导人性堕落，培养精致利己主义。假如有人被杀小孩被拐，目击者怕惹事或者与犯罪人是朋友而不愿意说出来，算不算精致利己呢？中国的文化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才是精致利己。

回到贾冰的事儿里，因为爆粗口连私德瑕疵都算不上，人人生活中都有干过，也没有触犯法律，拿这个去公之于众，就是对别人的极大冒犯。爆料者的目的也不纯。

所以，我认为是否赞同告密者，应该看事件本身有没有触犯法律，有没有给公众造成损害或风险，告密者的目的是否正义？不能一棒子打死。

紫色字体为这位读者的留言，感谢她的留言探讨。

我欢迎这类留言，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并且不强要我做出回复，或者上墙都欢迎——因为说实在的，写公众号这个事情，确实挺内伤的，一方面要顾及审核，一方面还要天天忍受别人一边骂你，一边说你没有“雅量”。我实在无意于也没有精力与他人结仇和争吵。我做回应的前提，是对方必须是善意的。

言归正传这位读者的意思应该可以总结为：告密是可耻的，但如果被告密的行为越过了某些边界，就不是告密，而是举报，举报的目的只要是正义的，举报就是正义的，就不能一棒子打死，而应该获得肯定。

这样的反思，有没有道理呢？好像有。她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一个黑色幽默：

说意大利有个小镇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警察逮捕了一名嫌疑犯，给他定罪了，要把他绞死。真正的犯人目睹了这一切，他觉得自己良心受到了谴责，就跑去教堂，找神父告解。

天主教的神父，在告解室里听到了什么都是不能往外说的。但神父听了这样一个故事，良心也受谴责，于是只能找另一个神父去告解。于是这样传下去，所有神父都被告解了一圈。

等到嫌疑犯被行刑的那一天，他也被安排了一个临终告解神父。神父问他：我的孩子，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有！”那个被冤枉的嫌疑犯痛苦的答道：“我是无辜的！……”

“我知道”不等他说完，神父就痛苦的说到，“全城的神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说！”

我一直觉得，这个段子被编出来，就是在讽刺基督教的反告密信仰的，可能是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的缘故，基督教文化对告密这件事确实持有特别严苛的态度。

在天主教的神学和法典中，这种对“反告密”的坚持被上升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高度，也就是著名的“告解圣事秘密”。

根据天主教会法典的严格规定，神父在听取信徒告解时，所听到的任何罪行——无论是偷窃、欺诈，甚至是这位读者提到的杀人、拐卖儿童——都必须绝对保密。这种保密没有任何例外，没有豁免条件，更不容许任何妥协。哪怕法庭传唤、世俗法律施压，甚至是面对死亡的威胁，神父也绝不能透露半个字。如果神父故意泄露秘密，将面临教会最严厉的惩罚——自动绝罚，即开除教籍，神父只要说出在告解室里的半个字，无论多么正义，他就被上帝抛弃了。

同理，基督教文化也不鼓励平信徒和世俗生活中的告密行为。受这个传统影响，西方法学界有一个著名的“毒树之果”的理论：对于某一个犯罪者的审判，哪怕目的是绝对正义、甚至紧迫的。但如果列举的证据来源存在瑕疵，比如来自嫌疑犯亲朋的告密，或者是通过非法窃听、诱导等手段获取的，那么这些证据就像是从毒树上结出来的果子一样，本身就带有毒性，在法庭上是绝对不能被采信的。

这个事儿，我记得若干年前看过一个好像是周星驰演的电影《算死草》，周星驰扮演一个律师，在法庭上用连环设套的方法，设局诱使反派说漏了嘴，当庭供述了非法获取的证据或罪行。对方的律师立刻跳起来大力抗议，说周星驰手段不符合法律程序，属于非法诱供。英国法官随即宣判控诉有效，并对台下的陪审团下令：“刚才的控供不合法律程序，各位陪审员要完全绝对当做没听过。”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周星驰另一部更著名的电影《九品芝麻官》，影片里周星驰扮演的包青天也是用使诈的方式让反派常威不打自招了。常威知道中计之后愤怒的说：

“你敢诈我？！”

星爷则一脸计得：“就诈你了，怎么了？”

你看，香港同胞毕竟是同胞，血脉里的文化是变不了的。周星驰在这两部电影里，代香港普罗大众乃至整个华语圈表达的法学观点，其实是非常中式的——香港的大多数受众，其实也并不认可“毒树之果”这个观念。

在传统的中式正义观里，我们更崇尚的是“结果正义”。我们的逻辑是：只要你是坏人，只要你干了坏事，那我用什么手段把你揪出来，用什么方式整你，都可以，百无禁忌。

老包大人临终前不是交代了吗？“贪官要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只要目的是为了伸张正义，使诈怎么了？欺骗怎么了？搞点小动作怎么了？

这也是那位读者，以及很多持类似观点的朋友的观点——告密这个事是善还是恶？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正义的，那就是举报而不是告密。应该被鼓励。

可是一个紧接着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我们怎样判断告密的目的是否正义？

说一个和刚才那个意大利段子相似的故事，小说《牛虻》里的。

主角亚瑟是一个热血的青年革命者，他深爱着自己的导师、同时也是天主教神父的蒙泰尼里，什么话都跟神父说。后来亚瑟参加了地下革命组织“青年意大利党”的活动时，他爱上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却爱青年党的首领，于是心怀嫉妒的亚瑟向自己的新任年轻忏悔神父做了一次告解，告解中说出了这个反政府组织的存在。

结果神父转头就把这段告解向当局举报了，组织被奥地利军队一锅端，亚瑟也经历了对信仰的幻灭，成为了牛虻。

好，我们看看这个故事。读小说的时候，我们本能的认为，神父的告密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他不仅违反了“告解圣事秘密”的原则，在宗教上要遭遇绝罚。而且，（可能很多人认为更关键的）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是正义的啊！你告发青年意大利党人，为奥地利殖民政府为虎作伥，万恶的反动宗教封建阶级……

但是且慢，时隔百余年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早已退潮，我们再回看这段历史的孰是孰非，好像没有那么鲜明了。

一个事实是，北意大利这片区域，从欧洲中世纪开始，就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拿破仑战争中，神罗被拿破仑所解散，但根据战后的维也纳体系，神罗的法统继承者奥地利帝国依然是北意大利这片区域的合法统治者。

所谓“奥地利帝国是殖民政府”，“意大利是意大利人的意大利”的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当时有心统一意大利的萨丁王国（也包括其背后的法国）推动起来。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叙事，而并不天生具有正义性。

从没有加入这股浪潮的平民视角看，青年意大利党当时搞得那些活动，其实特别类似于后来的北爱共和军——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你们这帮人非要搞爆炸、搞暗杀，嘴上说什么要争什么大义，实则还不是为了这个大义杀人吗？

所以你看，从“正义”的这个角度去讲，其实你指责不了那位告密的神父——如果你认为为了正义的目的神父就应该保守秘密，那这位神父同样可以认为，维持当地合法政府的稳定与长治久安，镇压恐怖组织就是最正义的事啊，我举报有什么问题吗？

甚至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捋，犹大告密耶稣基督，算是叛卖还是举报呢？

好像也可以是举报吧？

毕竟当时盛传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犹大举报耶稣，维持罗马帝国在当地的治理稳定，少动刀兵，算不算是正义呢？

最近我在写三国，我们就不妨拿三国中的告密段子来举例一下。

比如，汉献帝血书衣带诏，董承、刘备、马腾等一班汉室忠臣密谋刺杀曹操。这在正统的汉家臣民眼里，是拯救汉室、匡扶正义的至高大义。

然而，这个“汉代北爱共和军”的秘密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董承有个家奴叫秦庆童。因为跟董承的侍妾私通，被董承抓个正着，打了个半死，锁在房里。秦庆童连夜打碎窗户逃走，直接跑到曹操府上告密，把董承、马腾等人的密谋全盘托出。

曹操从秦庆童的嘴里，拿到了绝对的实质正义——他顺藤摸瓜，挖出了衣带诏，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刚刚稳定下来的北方朝廷没有陷入群雄割据的二次内乱。对于曹魏政权和希望北方安定、不想再吃树皮的平民来说，秦庆童这算不算是“举报恐怖分子”的功臣？算不算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正义”？

再者说了，我和侍妾谈恋爱，你情我愿的恋爱自由么，你董承凭什么就用奴隶制法理认定小妾是你的私产？还把我打个半死？我反抗是应该的。

那《三国演义》小说为什么批判秦庆童的告密行为，让读者都觉得这人太可恶呢？因为尊刘抑曹，觉得天下就应该由刘家人来做么！

你看同样是告密，唐周作为张角的弟子，告发了黄巾起义，罗贯中就没说什么。因为这个告密的最终结果，是保汉家天下的。

可是我们如果站在当代的观点看来，唐周这人活脱脱的就是农民起义军里叛徒么。

所以用“结果是否正义”“目的是不是好的”去判别告密是否正当，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实际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私人恩怨、嫉妒、再加上一点点自我欺骗，每个人都可以觉得自己“目的是好的”，对方是可恨的，阴你就阴你了，怎么着？——不信你去问问特殊年代里，批斗同事、朋友、乃至至亲，把对方的每一点只言片语都拿出来穷纠到底的人，他们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目的”是坏的吗？

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段子。假如我只告诉你：一个人被杀，法庭错抓了一个无辜者，把他送上绞刑架，真凶跑去向神父告解，神父明知无辜者被冤枉，却无法告密。你觉得这个案子很冤枉。

但假如我再告诉你，那个被杀者是横行乡里、欺男霸女的恶霸，那个被冤枉者是他为虎作伥的狗腿子，那个真凶是亲人被害，忍辱负重多年，终于手刃仇人，然后嫁祸给嫌疑犯的侠客。只不过报仇做完后，他良心受到了上帝的感召，还是决定忏悔，承认自己确实在属灵上有罪。你还会觉得这个案子，神父不告密是不对的吗？

你看，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对正义的判定，是随着他对事物的了解程度不同而变化的。不要轻易的去自信自己能判断什么事“目的是好的”，不要自信自己天然掌握了“结果正义”。

那我们能做什么，就是守住“程序正义”。不把私域里他人的言论、微信、酒桌上的聊天、放到公域（尤其是互联网这个说什么都有的公域）里去曝光，这就是基本的程序正义。

你说光靠守住“程序正义”能不能逼近真实正义呢？可以的。还是那个真凶向神父告解的故事，这种不公，正确的解法是什么？是司法机构做更详尽的调查、不屈打成招、以及最为关键的，人命关天、疑罪从无。对有疑点的嫌疑犯，不要那么急着把他推上绞刑架。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

相反，你把“告解圣事秘密”这个原则给废了，要求神父遇到类似的忏悔立刻举报，这一个案子是纠正过来了，但长远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以后逃脱法网的杀人犯都不再向神父告解了。神父代替司法监视大众的目的没起到，反而以后所有凶犯在良知上反思的宗教功用也没了。

所以“目的正义”去践踏“程序正义”，或者试图在程序正义当中划出一个特区，觉得“如果这个事情事涉……就可以告密，或者说举报。”到头来，其实都是缘木求鱼。

我知道这样说很反直觉，我自己在感性上，有时候也觉得死守“程序正义”而不做半点“目的正义”的调剂，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但从纯粹理性的角度而言，最优解，就是这样的。

回到贾冰的这个事件，在人们的义愤与骂声之外，我还是想问这样一个问题：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拿摄像头偷拍贾冰老师飙脏话的那个人，就是有道德洁癖，就是觉得在酒桌上说脏话是不妥的？

你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因为人的道德水准真的千奇百怪，像我这种每天码字的人最知道，你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真要落到一个恨疯了你的人手上，他一定能找到攻击你的突破口。一定可以的。

那我们怎么能从这种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黑暗森林”中解脱呢？

第一是宽容，劝这样的人从那种恶意的“我执”当中放下，走出来。若劝不动，就对他们的攻讦一笑了之吧。

第二是守线，不告密，不批斗，不对个体这样无休无止的人身攻击，严守程序正义。

还是那句话：还好，贾冰老师这次没说什么。

但我特别想问，哪怕是贾冰这次真说了什么你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话，被这样抓拍放到网上，你又会怎样？

你有没有这个觉悟，就像周星驰那部电影里法官那样，对自己内心的“陪审员”们说一句——“刚才的控供不合法律程序，各位陪审员要完全绝对当做没听过”？

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重新把酒言欢、在彼此的卧榻畔安眠。

全文完

本文5000字，抛下正经写作，又为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我知道说理也无意义，权当发出一点呼吁吧。愿您赞同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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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七夕，年年情长。

世人总爱在七夕这一天，用鲜花、烛光与仪式感，告白藏于心底的缱绻爱意。但极致的浪漫，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刻意张扬，而是润物无声的朝夕陪伴，是独属于彼此的私密氛围感。

（图为《闻香识女人》剧照，侵删）

比起转瞬即逝的鲜花、千篇一律的奢侈品，有一种礼物，能将爱意化作绵长香气，贴身随行、日夜相伴。无需刻意炫耀，抬手低头间，是心照不宣的甜蜜感觉。

今天分享的七夕送礼灵感，是来自国内小众品牌hfp的「呼吸四季」固体香水（下文简称为hfp固体香膏），真正的以香寄情，缱绻长久。

好的香氛，就像一个人的名片，也是两个人的羁绊。但比起液体香水的张扬和浓烈，我更爱小众的固体香膏。

温润膏体牢牢附着于肌肤，留香可达五至六小时，日常通勤、约会出行，都不用频繁补涂。淡淡的香气层层递进、缓缓弥散，像是从肌肤深处透出的自然体香，低调又撩人。

别看是小小一支香膏，该有的含金量一点都不缺。hfp固体香膏请来了法国百年历史的知名调香工作室，p.s.这个工作室过往合作的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顶奢大牌。

他们摒弃了传统街香的甜腻俗气，精心打磨了冷山鼠尾草和伍德玫瑰两款原创香调，不容易“撞衫”，完美契合成年人克制又温柔的爱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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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调是清爽的西柚与佛手柑，糅合一丝淡淡胡椒气息，褪去沉闷、清爽通透；中后调融入鼠尾草与阳光杉木的草木气息，收尾是温润檀木与香草的绵长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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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好闻，他们家的外观设计也深得我心。小小的一只口红形状小银管，放在包里方便携带，拿出来补涂也很优雅！

比起说是一支香膏，更像是一个包豪斯风格的装饰品，没有繁复的装饰，契合优雅克制的浪漫内核，处处显示着主人的好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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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由蜀入秦，为什么韩信一战功成，诸葛武侯却秋风星落五丈原？

为什么玄宗幸蜀，带走了大唐乃至整个中原帝制王朝的气运？

为什么李白的那么多诗篇，唯独《蜀道难》只是嗟叹行路的险阻？

当盛世轰然闭幕，乱世的流离与播迁中，杜甫有怎样的抉择与际遇？

这一路上，让我们一起赏景、怀古，叹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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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首发国内线路！从长安到蜀道，深度解读汉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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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这一次，贾冰没说什么，

但下一次呢？

著名演员贾冰这两天倒了个小霉，他最近在成都一家川菜馆里和朋友吃饭的视频被翻了出来，视频里，他单手把一瓶啤酒旋到底，手里夹着烟，和朋友视频聊天，嘴里飚着脏话。

做他对面的不知什么“朋友”把这段视频录了下来，然后发在网上，试图再造一段“明星塌房”“酒后失态”的新闻爆点。

无奈网友这一次没买账，视频后面几万条评论，没有几个在说贾冰有啥不妥的，大部分人都在问：这是谁拍的？这是谁发的？贾冰怎么交了这么一个背刺朋友的“朋友”？

最高赞评论是：兄弟把你放在心里，你把兄弟放在网上。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贾冰这次是幸运的，他得益于两点：

第一，是贾冰本来就是喜剧演员出身，不是需要硬凹人设的长腿欧巴或者小鲜肉，丢丑卖笑对喜剧演员来说杀伤力没有那么大。

第二，更重要的，就是贾冰在视频里只是爆了几句粗口，没说什么有的没的，试想，但凡视频中录得是另一段，比如贾冰在席间高谈阔论，说点什么涉及男女对立男错女错？崖山以后有没有中国？希腊罗马历史是不是真的？当下经济形势如何？甚至对敏感历史、敏感人物的敏感观点……只要有这么一句，甚至一两个不合适的字儿，偷拍的那个人就得逞了。贾冰这会儿不是已经遭遇了封杀，就是在写无用的致歉声明，怕是没人再会纠结什么“兄弟把你放在心里，你把兄弟放在网上。”之类的道德问题。

所以一番推演下来，我们得到了一个令人尴尬而后怕的结论——那个偷拍陷害者，他没有得逞，不是因为他私德败坏、而是由于他抓点不够刁钻，技术不行。如果这人足够阴险一点，靠一条视频把贾冰弄得身败名裂，是完全有可能的。

还好，这一次告密者足够蠢。

还好，这一次贾冰没说什么。

但之前那几次，以及下一次呢？

美国电影《闻香识女人》里，盲人上校在面对学校威逼利诱学生告密时，曾义正言辞愤怒地控诉：这所学校正在亲手打造一个“告密者的小集团”。这是那个电影最核心、最动人的名场面。

但这部上世纪的美国电影，我们国人看起来会遇到一点小文化障碍。因为影片中男主角的同学恶意整蛊校长在前，校长为了惩罚这几个罪有应得的学生，才要求男主角把他目击的整蛊者说出来——在我们的文化看来，这其实不叫告密，这是正常的检举、揭发么。那几个学生就是做了错的事，男主角把他们供出来有什么不妥吗？

在西方（尤其是现代西方律法与世俗道德）的语境里，正义的边界首先由“公域”与“私域”划分。 

校长的汽车被整蛊，这属于公共事务或校方私产，本该由公共权力（学校保卫科或警察）去调取证据、进行破案。而男主角查理只是一个恰好路过的“私人”，校长利用退学和前途去威逼利诱一个学生，逼他出卖同学，这在西方人眼中，是用公权力强行践踏私人之间的信任纽带。所以上校愤怒，是因为他看到公权力在用利益诱导人性走向堕落，在“定向培养”精致利己的告密者。

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现实认知里，正义的边界往往由“是非对错”来划分，我们不在乎某件事到底是发生在公共领域还是私域。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只要事情本身是错的（学生整蛊校长），那么无论是谁、用什么手段把真相说出来，都具备天然的正当性，这叫“检举揭发”，甚至叫“见义勇为”。我们更习惯于用集体主义的、结果导向的正义，去覆盖掉程序上的、人际之间的私人隐秘。

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曾经和有几位互联网作家同行有过交往，有的自称是自由派，有的则极力打造自己“仗义行侠”的好汉人设。

后来这几位和我掰了交情，这倒没什么，文人么，观点不一样很正常。

但我惊奇的发现，这几位背刺时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把我和他们的聊天记录，甚至是我平时发的朋友圈，只要有存在掀翻我可能性的，都收集起来，集中贴出，试图暗示一点什么。有个还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文章，材料横跨好几年（也真的是折煞我了，难得他盯我盯了这么久）。

那个感觉，真的就跟对着酒后失态的贾冰阴恻恻的那个镜头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你认为是“朋友”的人，拿着黑洞洞的枪口在对着你，就等着有一天能治你于死地。

还好，我和那几位都交往不深，没说过什么真正能让他们抓到把柄的言论。

但这个事儿想来真的让人后怕，因为就跟酒桌上飙脏话、侃大山一样，朋友和朋友之间的私信聊天，大多数时候是没有那么多顾忌的，你脱离了特定的场景和语言环境，把某几句话放大出来，贴到公共领域，真的就能把对方搞得身败名裂。这几年，中国舆论圈里，类似的事情还少吗？

“他还自称自己是自由派呢，连公域和私域的边界都搞不清楚。把你跟他的私下聊天发到公域里，用心太险恶了。”我另一个朋友当时这么替我不平，我笑了笑没说话。

但从那以后，无论是微信聊天，甚至哪怕与读者线下见面，我都不得不留个心眼了，说什么都得收着，说的时候还忍不住的抱歉，觉得对方这么大老远跑来看我，我却只能聊一句收一句。

但没办法，你遇到的人里面，有这么几个道德败坏的老鼠屎，就是能坏了你与人为善的一锅粥。

但我相信，这样的遇人不淑，很多人其实都遇到过，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际遇里学会了沉默、学会了“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

想起一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段子，说特殊年代的时候，安徽固镇县的一户普通人家里。母亲方忠谋某天在家中对个人崇拜问题发表了一些见解。16岁的儿子张红兵（本名张铁夫，为了表忠心改名红兵）听到后，极度恐惧和愤怒。他写了一封检举信，和父亲一起，深夜冒着雪走进了有关部门，举报了自己的母亲。

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了。

又过了许多年，特殊年代过去了，母亲被平反了。儿子张红兵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痛苦和自我谴责。他曾在接受采访时痛哭：“我是一个背叛母亲的逆子，我的灵魂永远无法平复。”

但我看了许多他的忏悔和对此事的反思，发现这些忏悔和反思还是立足于这样一个逻辑之上的：他不应该举报母亲，只是因为母亲和他之间是骨肉至亲，组织再亲也不应该有母亲亲。或者母亲那话说的本来就是正确的，现在被平反了，他不应该和组织一起冤枉了母亲。

可是逻辑说了半天，其实还是孔夫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那一套，或者“好人不应该被冤枉”的说法。但假如我们换一种场景，假如张红兵告发的不是他母亲，而是他的同学或者同事，受害者被告发、打倒的罪名是一个至今没被平反的罪名。那这种告发就是对的吗？告发者是不是就可以不忏悔、不反思了。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你看很多特殊年代走过来的老邻居、老同事，当初彼此检举过、告发过，事后也从没想起道个歉什么。大家心底里可能是这么想的：我有什么错？我们不过就是邻居、同事、朋友而已么！组织当年号召我检举揭发，我响应号召怎么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那一套咱俩论不上。

偷拍贾冰那伙计，估计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在一个酒桌上吃饭，但咱俩论不上为你“隐”的关系。

但是我们还是拿《闻香识女人》里那个故事做个比较，男主角和整蛊校长的那几个学生，关系很亲近吗？算不上。盲眼上校支持他坚决不告密，理由是哥们义气、兄弟担当吗？不是。

上校说的是这么一个道理：无论对方是谁，和你关系如何，私域里的东西不能拿到公域里进行审判，因为一放过来，无论是什么东西，味道都彻底变了。

我们还是以特殊年代举例，当时的批斗会上，有的人实在找不到批斗点，就会动员他爱人或者男女朋友，把被批斗者写给对方的情书拿出来公开宣读。其实那年代的情书里，也多半没什么敏感的话语，但对批斗者的人格羞辱和形象毁灭效果依然是拉满的，为什么？

因为隐私权是一个人的社会性“细胞膜”，人在公域与私域里的行为模式一定存在区别和“渗透压差”的。一旦将这层细胞膜剥夺，无论“无不可以示于人”的人，都会面临社会性死亡。

米兰昆德拉说过：“把私生活变成公域的审判场，这是人类迈向极权最隐秘、也最迅速的一步。当一个人写给爱人的信被放在广场上宣读，被摧毁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性的尊严。”——我不知道捷克当年是不是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让昆德拉说的如此又切肤之痛。

所以我们要反思的，不是“这人是我的母亲”“这人是我的兄弟”“这人是我的朋友”“这人说的没错，我同意”，所以我不该告密。而是“这人与我陌路”“这人我心底里深深地嫉妒他，恨他比我有才，比我有名，比我挣得多”甚至“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也不应把我们私下里的聊天，截图、录像，发到公域去。

如果你不同意上述观点，那你其实没有立场谴责那个偷拍贾冰的人，因为贾冰可能确实与他在同一个包厢里吃饭，但这人未必就把贾冰当朋友、当兄弟啊？

也许他早就为什么事情嫉恨着贾冰呢？

亦或者他就是有道德洁癖，觉得公众人物就是不应该酒后失态飙脏话，私下场合里也不能说？

那这个人难道就不值得被谴责了吗？

这个事情的本质，其实是我们怎么样看待私权和公权的关系：

假如我们承认个体私权的存在是公权成立的基础，社会必须先严格区分出一条“群己权界”，而后才能谈什么是正义，私权优先于公权。那么我们就应该认定一切把隐私场合的聊天、言论曝光到公共场合去做大批判，都属于不可容忍的告密行为。

反之，如果你的思维还停留在“大河满小河才满”的认知中，认为公权大于私权，那么你遇到嫉恨的人、不熟的人，听到他私域里说些什么你不同意的言论，你有权反手一个录像、截图、举报，曝光到公域上去，就是天经地义的正常操作。你和那个现在被全网声讨的偷拍贾冰的人，在行为逻辑上就没有任何区别，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说：

“可怕的不是他们为了不赞成的观点而告密，可怕的是他们逐渐认为，告密是一种高尚的公民义务。当私下的耳语被当成公域的罪证，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了伪装。”

社会想不陷入《1984》那样的人间地狱，首先做到的，就是不能饶恕任何一个把私下耳语拿来当公域罪证的告密者——无论他告密的东西是否踩中了你或者这个社会的敏感点。

还好，这一次，贾冰没说什么。

但下一次呢？

谁想活在一个和朋友哈酒撸串，还要留十八个心眼的世界里？

全文完

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赞同请关注、转发、打赏。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写下去也让社会之风敦正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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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太好吃了！

高温持续，闷热得不想进厨房开火，

顿顿外卖又腻得慌，赶紧来试试清爽好吃的——

 和苑酒家招牌盐焗鸡、豉油鸡 

最近，我们全家男女老少，都对这两只鸡，狠狠上头。

做法特别简单

上锅热几分钟就能吃

甚至不开火，水浴加热也好吃

真的太方便、太美味了！

皮香、肉嫩、还会爆汁，

不愧是连续八年米其林餐厅出品！！！大厨秘制招牌菜！！！

 今日开团，肉香价更香

开团价：99 元起，米其林级别美味好价

李X琦、董X辉专门溯源的广州美食 

但今天，你不用亲自来广州， 和苑酒家招牌盐焗鸡、豉油鸡，顺丰冷链直接送到家。

几分钟就能给全家添道硬菜，

还是米其林招牌同款，保证跟广州餐厅同味道、同品质。

 不会做饭也能搞定 

相信我，这两只鸡的美味，是从你拆开包装就开始勾魂的。

✅ 盐焗鸡泛着油光的亮黄色，咸香入骨，肉嫩爆汁，调味特别好！

✅ 豉油鸡更是层次丰富到让人上头，咸中带甜，回味悠长！汁水含量特别高，拌饭超下饭。

一家人日常吃饭

请客撑场面都合适

另外，和苑自有养殖场，养的也不是一般的鸡是广东人最爱，

标准供港品质黄羽鸡，保证无抗鸡肉（不喂抗生素，不靠药物免疫）。

从这里养出来鸡，相比普通鸡油脂更丰富，肉量还多，吃起来特别过瘾！

 以下为实拍 

每只鸡从有养殖场出来，会直接进入和苑自有屠宰场，

再直接进入和苑米其林大厨的厨房。

从活鸡到成品，无缝衔接最大程度锁住鸡肉原生汁水与鲜香，

规避多次转运带来的风味损耗。

大家收到货也能一目了然。

新鲜鸡现杀，肉质清甜，有弹性吃起来鸡香纯粹，无腥膻。

滑嫩不肥，甚至带一点轻薄的胶质感。

 以下为实拍

也正因此，无需复杂处理，水浴泡几分钟或微波炉加热几分钟，

就能还原米其林餐厅的美味！

包装袋背面有食用方法，收到就会做

重点来了，炎炎夏日，和苑盐焗鸡&豉油鸡专场开团，性价比拉满！

这可是我谈了三个月才争取到的价格，比李X琦直播间还便宜。

还是那句话，保证跟广州餐厅同样的味道、同样的品质，连机票钱都省了，在家坐等收货就行！

注意：本次是专场夏日开团，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相信我，吃一次你就会爱上。

 推荐理由：

🐔 米其林星级品牌背书，老牌粤菜硬菜

🐔 自有全链路供应，顶配原料肉质出众

🐔 大师古法秘制双口味，风味层次突出

🐔 锁鲜便捷 + 安心配料，多场景百搭

🐔 顺丰冷链快递到家，几分钟就能上桌

02

和苑酒家广府传统盐焗鸡

堂食销量天王

和苑招牌盐焗鸡是粤菜古法手艺十七种香料炒制，

南海老盐慢腌入味。

开袋就能闻到沉稳的咸香，还有浓郁的沙姜和八角香气。

连皮带肉一口下去盐香透骨，却不过分抢戏，

依旧能吃出鸡本身的那种清甜。

再吃一口，细细品味鸡皮不油腻不软塌，

反而带着一点脆口的张力。

 以下为实拍 

真的只有品尝过和苑酒家的这款米其林盐焗鸡，

才能懂广东人口中“鸡有鸡味”的精髓！

还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搭配蘸料或者做成手撕鸡，特别好吃👇

以下为实拍 

03

和苑酒家总厨秘制豉油鸡

堂食销量天王

如果说盐焗鸡吃的是鸡肉本味，那这只和苑招牌豉油鸡更是征服了我丰富味蕾。

一拆袋，就能看见豉油鸡泛着琥珀般的金红色，

油亮亮的，光看着就忍不住咽口水！

大厨把控八十多度恒温酱汁慢浸，

酱汁顺着鸡肉纹理层层渗透，

甚至连鸡骨头都能吮到浓浓的美味。

入口先是豉油醇厚咸香，尾调带着柔和回甘，

汁水充盈，轻轻咬开直接在嘴里爆开。

加热后锅底留存的酱汁千万别倒，

直接淋在白米饭上拌匀油脂裹着米粒香，

天热没胃口也能稳稳干两大碗👇

也可以自己加入调料，拌着吃，特别鲜香！

和苑米其林出品，官方价129-139元

开团价：99-109元/袋

04

真心建议大家直接给爸妈、亲戚、朋友、老板，把这两只鸡安排上，

他们是真的爱这种「鸡有鸡味」的健康美味！

为了不砸自己的招牌，和苑专门研发了独家“-18℃锁鲜工艺”。

回家简单加热就能吃，还确保大家在家吃到的跟米其林餐厅堂食一模一样。

包装袋背面有食用方法，收到就会做，省时省事省心。

而且都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保温箱加冰袋防护）

所有鸡都是新鲜生产，牢牢锁住鸡肉原汁鲜味！

最后再说一下价格，夏日专场开团，品牌给我们破价做，比李X琦直播间还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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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李调元的《卖田说》

各位早安，正式写今天的文章前，我想先聊三件事。

第一件是我昨晚做了一个记忆尤深的梦，梦里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校园，身后有人叫我，我一回头，发现是大学时很尊敬、也很著名的一位老师。

老师点头微笑，夸我最近某篇文章写的很有见地，但我们两个人之后一路就一直无话。我们就一起穿过校园的熙熙攘攘，从“二教”（第二教学楼），一直往光华楼走，沿途的同学们熙熙攘攘，梦里我本来已经忘了自己空耗了这近二十年的时光，重新变成了大学时的模样，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羡慕那些同学，羡慕他们年轻、有的是时间和希望。

很奇怪，按我大学时的性格，碰上和老师这样独处的机会，总会想几个问题“装作”请教，听听老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让彼此聊得热闹一些，老师聊得开心，也留我一个好印象。

但梦里我们俩一路真的什么话也没说。

我和老师就这样一直走到一个大教室前，满教室的学生在等着他进去授课，他朝我示意，像是问我，你不进去么？我无奈的遥遥头，看着老师进了教室。

然后梦就醒了。

梦里庭院依稀，醒来异乡异客，独眠孤枕依然。

我知道这个梦在表达着什么——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明明已经进了很好的大学，得亏学术的堂奥，自认也被老师认定有几分做学问的天赋，却最终没有走进学术里去。因为我惧怕做学问的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受不起穷和苦，也厌恶国内学术圈某些弄虚作假和条条框框。

至于留学海外，其实我最近几年攒够了钱还尽力尝试了一波，可结果却非但不成功、还损失巨大，更外加让自己走入了更深的孤独和为难中……

这里面有时运不济的问题，但大约也是我和正经学术八字不合的缘故所在吧。

不得亏堂奥，就罢了吧。我还是安安心心做一个房龙那样的人，力所能及的做好历史的普及，有人愿意看，我就继续写。这是我人生的事业。也大约是上天给我的天命。

第二件事，很久没有做直播连线了，我明天请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历史作家郭建龙老师，郭建龙老师是近几年国内极具分量和敏锐视角的自由作家与社会观察家。他的写作善于用现代社会学、特别是经济与财政的视角，去重新解构古代材料，打通现代与历史的那面墙壁。对我启发甚大。

“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都是很好的作品，最近他把关注点聚焦到了海外，《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从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明的兴衰。

明天我和他的连线，会聊一聊他最近的心得与新书。请喜欢的朋友莫错过：

第三件事，是关于我和我的读者的。

我与艺旅合作的第一次国内游学在长时间的策划后终于推出了。时间定在今年10月10日-17日，行程安排则是从西安出发、经过汉中、剑门关、到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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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出来了这条路，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蜀道。楚汉争霸时，刘邦沿着这条路“还定三秦”定鼎天下，汉末三国，刘备与曹操在这条路上上演了宿敌之间最终的对决，诸葛亮沿着这条路北伐中原。到了唐代，当“渔阳鼙鼓动地来”，唐玄宗又沿着这条道路逃往巴蜀，李白、杜甫，沿着这条道路记下了国家命运由盛转衰时个体的乱离与无奈。

好久没回家，也好久没做线下活动了。我这次想带着大家走走这条路，怀古、谈心，还在跟公司协商，也许在西安和成都，会搞两场座谈，大家无论想陪我走这一路，还是参加见面会，都可以点击下放的链接，勿错过：

三件事谈完，我们写今天的文章吧。

昨天的文章讲到，在汉末的历史上，面对天下的分崩离析，袁绍和曹操走了不同的道路——袁绍的思路是依靠士族地主、轻徭薄赋、无为而治、放任土地兼并，而曹操奉行的则是法家的国家主义路线，打击、压制士族地主，将农民尽可能的从地主庄园中解放出来，纳入到自己的军屯、民屯体系当中去。

我相信肯定有读者有疑问——打击土地兼并，把农民从地主那里解放出来，这不好吗？听上去，曹操才是代表了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进步人物么，袁绍是彻头彻尾的反动阶级，活该他失败。

的确，受传统史观的影响使然，很多人忍不住会这样想。

但别急，先听我讲一个故事，再慢慢给你分析其中的利害。

1

清朝“康乾盛世”时代，有一个官员名叫李调元，他是四川德阳人，此人不仅诗书传家，更在地方上干过多年的实务官。这样的人，冷眼旁观过最真实的民间生态，写出来的东西比正经史家更加真实可信。

李调元就写过这样一个散文叫《卖田说》。

说李调元小时候有一个发小叫王润泽，家里是自耕农，有十几亩良田傍身。

但李调元辞官告老还乡回家时，发现老王居然把自家的田给卖了，当起了佃农。

李非常不解，甚至觉得老王不争气。因为在传统观念里，买田置产才是能永久传给子孙的基业，把自家的地卖了去给别人当长工，产权和生杀大权全都捏在地主手里，这不是自绝生路吗？

他甚至怀疑王泽润是不是受到了地方恶霸的威胁和强取豪夺。于是很隐晦地对老王说：“你如果有什么冤屈，被谁逼迫了，你尽管告诉我，我替你做主。”

没想到，老王却连连摇头，非常真诚地告诉他：“我是自愿卖地的，我现在当了佃户，心里高兴得很啊！”

怎么会这样呢？老王掰开手指头给他算账，他原本有十亩地，刚好够养活家里十口人。按照大清朝朝廷的法定正税，其实非常低，每十亩地只需要征收碎银三分，加上一点损耗，折合下来也就一钱银子，这点税老百姓咬咬牙完全过得去。

但问题是，官府的嘴是个无底洞。朝廷的正税虽然低，但地方官府和基层胥役的“额外摊派”，是法定正税的一百多倍。今天县太爷要请客吃饭、招待上峰，这个酒席钱要按田亩向老百姓公摊；明天衙门修个围墙、买个办公用品，又要按田亩公摊；后天遇到上头要加征，那笔糊涂账更是没完没了。

皇权制度下，官府作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表，权力理论上是上不封顶的，所以财权也就是无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杂税摊派，官府不是偶尔加征一次，而是一年能加征十次、二十次，逼得人活不下去。一旦地里收成不好，或者交不上这些层层加码的摊派，如狼似虎的胥役就会拿着锁链直接冲进他家，抓人、拷打，逼得他家破人亡。

所以这十几亩田地在自己手里，哪里是什么财产啊？分明就是摧着自己家破人亡的催命符。所以最终老王只能把自家的地给卖了。

地一卖掉，地契上没了王泽润的名字，他在官府的催税系统里就等于“销户”了。那些无底线的摊派和凶狠的胥役，再也找不到他的头上。

虽然他现在还要给举人老爷交地租，但地租是固定的，遇到灾年还能跟东家哭诉求情，东家为了明年还有人干活，多少会给条生路。不会像官府一样，只知道压榨，不顾你死活。

李调元听了以后大受启发，说：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把自家的地卖了，图个清净呢？

没想到老王却大不以为然。“君曾为达官，有直声，官犹待以礼也。租有家丁代完，粮差不敢迫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及门也。所冀者，须世世子孙读书有官耳。若一日无官，诚恐亦与我辈等也。”——别闹了，你家当过官，有功名在身，哪个官差不开眼，敢来找你的麻烦啊！就是盼着你家子孙能世世代代都当官，一旦那一天家里没人当官了，那才会落到和我们一样呢！

李调元一听毛骨悚然，赶紧拿这个故事教育儿孙，说你们得用功学习，考功名科举啊！一旦当不上官，万贯家财你也守不住啊！

2

好，这个故事讲完了，你琢磨出什么味道没有？对，李调元的这篇散文，点破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乃至王朝兴衰那个被掩盖的真相。

在我们印象里，农业社会中，自耕农的主要敌人似乎应该是地主——每逢治世，土地耕作会自然的产生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会导致富农攒钱买田，田地多了成为地主，然后如同滚雪球一样富人的田地越来越多，穷人田地越卖越少，最终搞得富者田连纤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个思路看似很顺畅，但有两个说不通的地方。

第一是富裕阶层完成基本财富积累之后，他为什么一定要只朝着田产这一个方向使劲呢？农业是一种回本很慢，而且高度依赖气候条件的产业。有了钱，实现资产的多元化，经商、办手工工场，实现财富的多元化，资本的快速流转，这不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吗？为什么一定要让资本往兼并土地这一个方向使劲呢？

第二个问题，是沦为佃农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啼饥号寒、动辄转死沟壑？如果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真的那么狠毒，把佃农都饿死了，他守着偌大的田产，谁还给他种地呢？另外，如果佃农的下场这样恐怖，那么自耕农卖田就会变得非常谨慎，土地的交易价格就会被推到极高。

你对比一下欧洲发生的故事，就是发现，这两个bug是真实存在的——由于缺乏统一皇权的管控，欧洲在中世纪历史上，倒是真的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地主庄园经济”。

但在这套系统里，领主们（也就是地主）很快就发现，光死守着封地种田，收益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一旦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他们立刻就会把资金投向收益更高、流转更快的海外贸易、银行业、羊毛加工等手工工场，迅速完成了财富的多元化。最终这种财富的多元化催生了地中海贸易、波罗的海贸易，然后是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与此同时，欧洲的农奴和佃农，虽然名义上归领主管辖，但他们受到的剥削其实是有明确的习惯法和契约约束的。领主如果为了追求暴利把佃农都逼死了，或者把税率提到不切实际的高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庄园彻底瘫痪，因为根本没有“备用人口”来替他种地。所以，欧洲庄园里的博弈，最终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契约平衡。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整个欧洲中世纪历史上，佃农比例明明比同时代的中国要高得多，却甚少发生中国这种剧烈的、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事实上，如果我们放眼长达上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历史，整个欧洲十几个国家，数得出名字、稍微形成点规模的农民反抗，加在一起竟然只有区区八次左右。什么法国的扎雷克起义、英国的泰勒起义、德国的闵采尔农民战争……

而且，不仅频次低得吓人，其规模、诉求和惨烈程度，在中国动辄席卷全国、动员百万、把皇帝拉下马的黄巢、李自成们面前，简直就像是一场场温和的“行业罢工”甚至是地方治安事件。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农民起义领袖要“杀奔东京，夺了鸟位”自己当皇帝的事情。

所以，单靠地主与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能够解释古代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定有某种力量，打碎了上述两个农业社会的平衡器，导致中国社会走入王朝更替、治乱兴衰的死循环的。

这个力量，就是皇权。

3

梳理历史，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的皇权通过两种手段，瓦解和扭曲了正常农业社会的上述自我调节机制。

第一是对地主和富农等中产阶级实行财产掠夺和“利出一孔”：

在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商人或富农，一旦完成了基本的财富积累，他们很快就会绝望地发现：在这个国家，除了买田置产、成为地主之外，你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你想单纯的积累财富，存在家里不动？对不起，大一统皇权只要手头一紧，就可以用汉武帝式的“算缗、告缗”，在一夜之间将天下的自由资本合法充公。

在大一统朝代眼里，民间的商业资本不过是养肥了的猪，朝廷缺钱了随时可以牵过来宰杀。

你想办手工工场，搞资本快速流转？

对不起，“盐铁官营”和各种严苛的关卡垄断会像铁索一样卡死你的脖子。在大一统的法家逻辑里，绝对不容许民间出现任何能够跨区域调动资源、独立于官府控制之外的自由资本。

这个体系是在汉武帝时代开始走向完善的，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同时推出了“算缗告缗”和“盐铁专卖”两项制度，堵死了民间资本的其他去路，导致资本只能向着土地做单向流动，客观上极大地加速在经济更发达、民间更富裕的文景时代并不明显的土地兼并。

富人们唯一能找到的、稍微具有一点点“抗风险能力”的资产，就只有土地。更准确地说，他们买的不是土地这种低回报的固定资产，他们买的是附加在土地身上的“政治特权”。

因为在大一统的税收顶层设计里，只有通过读书、科举、买官，或者依靠世家大族的门望成为享有朝廷特权的阶层，你才能合法地享有“优免特权”——也就是免税、免役。

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个特别典型例子，汉灵帝时代朝廷公开卖官，曹嵩花了一亿万钱的巨款，去买了一个位列“三公”的太尉。但没当几个月，就又辞掉了这个官位，赋闲回家了。

你说曹嵩这么一进一出，不是把巨款打水漂玩吗？人家精着呢，这一亿万钱，其实就是给皇权交一笔保护费，买一张护身符——我加入到你们这个权力团体里来了，我的资产你们可以 不动了吧？

如果说武帝这一手，是逼着富人做不了商人和工厂主，只能去做地主-士族。 那么他和后来皇帝们愈演愈烈的另一手，则是把穷人都逼成了佃农。

这个体系就是每个王朝中期以后对自耕农群体不可避免的压榨。

前文说了，皇权刚开始伸手要钱，肯定是猪紧着肥的杀，垄断工商业、征收财产税，于是富人不得不挣扎，成为地主-士族复合体，地方上有田连阡陌、朝堂上位列臣班，让你尽量剥削不动我。可当富人的油水刮不动了，皇权还是要钱维持运转，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向小自耕农征收、加派，多刮一点油水。

以汉代为例，大汉开国之初，刘邦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定下了“十五税一”的规矩，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更是将其进一步减免到了“三十税一”。

在教科书里，这被称为“文景之治”的仁政。可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制度细节——“三十税一”只是田租，也就是土地税。

汉代真正用来卡死穷人脖子的，是跟田产毫无关系、只要你大活人还喘气就必须交的“人头税”：算赋与口赋。按照规矩，15岁到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要交120钱，这叫“算赋”；7岁到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要交20钱，这叫“口赋”。

这个钱本来还好说，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满足皇帝的“大有为”之心，皇权的抽水机开始无节制地加速。汉武帝不仅把成人的算赋成倍往上翻，更下令：将儿童口赋的起征年龄，从7岁直接提前到了3岁！并且每人每年加征3钱，变成了23钱。

此后皇权对平民的压榨越来越严重，《后汉书》中悲凉地记载，到了汉末，很多地方的口赋甚至从婴儿出生的一岁起就开始强行征收。

不仅如此，由于汉代规定不服徭役的人必须交纳“更赋”（代役钱），拒绝受制约的公权力开始频繁、无限制地巧立名目进行“横调”和“杂派”。今天修太守的后花园你要出钱，明天刺史大人过路你要分摊车马费……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再把李调元的《卖田说》和王泽润的账本放进来，一切就彻底对上了。

为什么汉末出现了那样剧烈的土地兼并，那些原本是自耕农的农民，他们真的是被当地的士族地主巧取豪夺、被迫放弃了自耕农的地位吗？

恰恰相反，他们就像李调元笔下的王泽润一样，欢天喜地的把自己的田产“卖”给了东家，换得成为佃农和隐户，从此不用直面公权力越发敲骨吸髓的剥削。

4

只有这样解释，我们才能说得通一个在之前理论中匪夷所思的问题——为什么历史记载中，那些大量兼并了同乡地产的门阀士族，反而往往在当地民众中有非常良好的名望，沦为佃农的那些平民，死心塌地的支持自己的“恩主”，为其卖命、为其打仗，从而形成了三国乱世最基础的原件——部曲制度。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名鼎鼎的琅琊诸葛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顶级门阀，在地方上都是“田连阡陌、兼并无数”的大地主。

但如果我们翻看史书，会看到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现象。比如《后汉书》和魏晋史料记载这些家族在地方上的风评，往往是“居乡里，甚得物情”或者“德高望重，为一州之表率”。

这就怪了，如果他们靠的是巧取豪夺和皮鞭剥削，当地百姓早就把他们全家剥皮抽筋了。

但真实的场景是，当朝廷下派的胥役如狼似虎地来催人头税时，正是这些宗族门阀站出来，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面子，把官差挡在门外，甚至自掏腰包替宗族里交不起税的自耕农把税垫上，然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些人的土地收入庄园。

对当地百姓而言，这叫“活命之恩”，这些大兼并者，是他们全乡本土最崇敬的保护伞和救世主。

于是他们聚集在这些“民英”周围，由地主而为士族，由士族而成坞堡。

《三国志·许褚传》记载：天下大乱时，许褚在老家谯县“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

《三国志·李典传》记载更绝，李典的家族在乘氏县（今山东巨野）极具势力，“宗族部曲三千余家”。

请注意这里的数字——数千家。换算成人口，这就是数万人的超级大企业。这些成万上万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拖家带口、主动卷着铺盖住进许褚、李典的坞堡庄园里，给他们当佃农和部曲，受他们的剥削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坞堡庄园之外，是皇权，个体直面皇权，受的催逼与剥削更狠。

纠正了这个现实，我们再看看曹操的做法本质是什么？他压抑士族、将（至少是敌对势力的）士族坞堡庄园击破，然后设立军屯和民屯，让民众在那里耕田。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在取消民间庄园，设置国家农场。而曹操的屯田制，对农民的剥削是非常酷烈的，根据史书《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以及相关经济史料的明确记载：曹操在许下及各州郡推行的屯田制，其分账比例高到令人咋舌。“得官牛者，官六民四；得私牛者，官民对半。”

这意味着，如果你用官府发给你的牛耕田，地里打出来的粮食，国家要强行抽走百分之六十！即便你用的是自己倾家荡产保下来的私牛，国家也雷打不动地要分走一半。请注意，这还仅仅是田租。屯田体制下的农民（即屯田客），是没有户籍流转和人身自由的“军国工具人”。他们直接隶属于各地的典农中郎将或典农都尉，生是曹操的纳税机器，死是曹操的战争燃料。

曹操哪里是在解放农民？这分明是用暴力荡平了民间的民营庄园后，由国家亲自下场，充当了全天下唯一、也是最大、最冷酷的超级垄断“地主”。

当然你可以说，曹孟德这个屯田制，毕竟终结了东汉末年愈演愈烈的对自耕农无节制的征收和摊派。留下的四成田收，能给农民自己，好歹够活着了。

但问题的根源没有解决，在这个体系下，皇权是掌有无限权力的，而老百姓手无寸铁，还被取消了户籍流转和人身自由。活脱脱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还不是任人宰割？制度刚建立的时候，是四六分成或者对半分成，明天要改，要增别的加派，那还不是典农都尉一句话的事？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权力的制衡与契约，一切利益的“分蛋糕”，都是短暂的、终将被反悔的空中楼阁。

所以在东汉末年的那个时代，老百姓不看忍受皇权的直接压迫，纷纷主动投靠到士族地主形成庄园坞堡，然后再由这些士族出头去跟皇权进行博弈，讨价还价。这已经是对平民百姓最有利的一种博弈方式了。

所以为什么试图搞放任经济、“士族联邦”的袁绍死了，河北士民都号哭于巷、如丧父母？为什么荆州民众听说曹操来了，要争相依附刘备，演一出胁民渡江？曹操的那套国家主义、那些军屯民屯，不是打击士族、解放佃农的吗？

只能说，群众的眼睛是最雪亮的，身体的逃亡是最诚实的。

大江东去，千年过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去回看东汉末年曾经兴盛一时的士族-地主-坞堡这个政经军三元复合体，我们发现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民间自组织。

是的，跟现代社会的企业一样，这是一种民间自组织。正因为个体直接面对的公权力时太渺小，太无一战之力了。所以人们才结成社团、结成公司、结成庄园，然后公推出代表、企业主和士人，与公权力进行博弈。

这不单单是中国历史的隐秘代码，更是世界文明史中最核心的社会学定律。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传世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提出过一个大名鼎鼎的“中产阶层与社群联盟理论”。

托克维尔冷峻地指出：在一个中央集权无限膨胀的社会里，如果抹杀了一切民间自发结成的中间社群，让手无寸铁的边缘个体，去直接面对无孔不入的国家权力，那必将导致一种最绝望、最不可逆的专制与社会活力的彻底窒息。

在托克维尔的理论模型里，那些由中产阶层、地方乡绅、行业协会所自发构筑的“中间社群”，根本不是乱天下的祸源，而是社会系统必不可少的缓冲垫与安全阀。

可两千年前的华夏大地，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

士族-地主-坞堡这个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终究只是昙花一现，与皇权漫长的博弈之后，它最终没有承担欧洲中世纪封建主贵族的那种“中产阶层”的作用，中国历史最终滑向了大一统皇权与原子化个体二元博弈的“法家乌托邦”。

于是李调元的《卖田说》，就只能一说再说，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悲剧，也只好一演再演。

人们却学着曹操一般反过来骂，说袁绍和他身后士族的土地兼并，是乱天下的祸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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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城到锦官城，刘邦、张良、萧何与韩信；曹操、刘备、法正与诸葛亮；唐玄宗、杨贵妃、李白与杜甫 ；汉家的烟尘、唐末的乱世，家国的转折，个人的播迁，这一路我会和您聊得东西很多。

同样是由蜀入秦，为什么韩信一战功成，诸葛武侯却秋风星落五丈原？

为什么玄宗幸蜀，带走了大唐乃至整个中原帝制王朝的气运？

为什么李白的那么多诗篇，唯独《蜀道难》只是嗟叹行路的险阻？

当盛世轰然闭幕，乱世的流离与播迁中，杜甫有怎样的抉择与际遇？

这一路上，让我们一起赏景、怀古，叹今。

期待与您相聚。

西塞罗首发国内线路！从长安到蜀道，深度解读汉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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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共和国”的兴起与陨落。

各位好，上一篇文章，我们拆解了让东汉失控的何进，今天我们来讲讲袁绍，这也是个有趣的人物。

在正史和小说《三国演义》当中，袁绍其实是一个高度工具人的角色——他的成功，他的失败、他的存在，其目的都是为了烘托他的发小、朋友和对手曹操的英明与伟大。

你看最开始杀宦官，袁绍提议调外兵入京，曹操觉得小题大做，“一狱吏足矣”，最终袁绍的建议被采纳，曹操就说“乱天下者，袁绍也”。后来果然引来了董卓这个灾星吧？曹操与袁绍高下立判。

后来董卓死了，汉献帝落难，对于是不是要迎奉天子，“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选择了果断出手，把汉献帝抢过来，而袁绍则优柔寡断，错失良机。

再后来官渡之战，袁绍手上的地盘和兵力明明都强于曹操，却失败了，为什么呢？人们翻出了郭嘉的十胜十败论，什么“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什么“绍外宽内忌，公用人无疑”……总之，在郭嘉的这篇神级小作文里，袁绍被全方位降维打击。只要你承认这十胜十败，你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袁绍之所以会输，纯粹是因为他这个人格局太小、性格太面、德行不够。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以上对袁绍的种种指责，其实都带有典型的事后诸葛亮的色彩，也就是历史首先如是发生了，然后人们再从事前找出对这件事的“神预言”，觉得说的很有道理。

但事实是，在历史的当时，许多事情的发生，其实纯属偶然，比如引外兵入京那一回，那些外镇强兵，其实属于他们袁家的门生故吏。

比如吕布。吕布在被丁原召辟之前，曾在五原郡担任郡吏，他的举主正是袁绍的叔叔、当时的太傅袁隗。在汉代“察举制”的政治生态下，举主与被举者之间是终身绑定的君臣、主从关系。

而丁原之所以能坐稳并州，其背后的政治靠山也是汝南袁氏。袁绍调丁原入京，那就是在调自己家的私人武装。

再比如董卓。史书《后汉书·董卓传》里明确记载了董卓早年的履历——他曾担任过“司徒掾”。而他当司徒掾时的顶头上司（司徒），恰恰又是袁氏家族的定海神针、袁绍的叔叔袁隗。

这些被叫来的狠角色都是袁家的人，如果当时洛阳不出大的意外事件，几家诸侯共同入洛，形成一个外力公推并举的局面，能掌控朝局的“盟主”是谁呢？肯定是他袁家么。

这个主意，对何进来说挺馊的，但对袁家自身，它是个如假包换的正主意。

只是没曾想，十常侍居然狗急跳墙真杀了何进，内乱当中汉少帝和陈留王（后来的汉献帝）居然出逃了，逃走的小哥俩居然被董卓捡到了，董卓拿着“挟天子”的这张牌，一下子从原来替他老袁家帮场子的参股方，变成了当朝国相，这个意外标志着袁绍计划开始走向失控，三国乱世真正开启了。

但是即便如此，董卓真正带兵入京后，他面对袁绍时，第一反应不是火并，而是好声好气的找袁绍商量废立皇帝的事，甚至在袁绍拔剑跟他对视、愤怒离京后，董卓因为畏惧袁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恐怖号召力，不仅不敢杀袁绍，反而只能捏着鼻子封袁绍为渤海太守。

跑到河北去的袁绍，回味权力从他们老袁家手上溜走的过程，恐怕依然觉得这是一个偶然，所以袁绍的后半生，其实都是在努力修复“世界线”。无论发檄文号召天下群雄讨董，还是再后来称霸河北一方，你会发现袁绍这个人的思维模式，始终在延续当年他招外兵入洛阳的那个思路——依靠“会盟”来取胜。

是的，如果我们梳理袁绍这一辈子。会发现他干的大事其实只有三件：招兵入洛，会盟讨董，称霸河北。

而这三件事，其实都有鲜明的联邦色彩：

先说招兵入洛：

这绝不是一个中央独裁者的行政命令，而更像是一次大股东发起的“跨区域重组”。袁绍作为士族集团的董事长，通过私下勾连、达成默契的方式，把并州的丁原、西凉的董卓这些“子公司负责人”调过来。他以为大家都在同一个“政治契约”的框架内玩游戏，彼此依靠利益分成和门生故吏的香火情来维持平衡。

再说会盟讨董：

当董卓意外崛起，砸了盘子后，袁绍的应对方式不是像后来的曹操那样，找一个根据地，一点一点的建立以自己家族为核心的单一化武装力量集团，而是跑到酸枣去搞“诸侯大联军”。大家歃血为盟，推举袁绍做“盟主”。请注意，“盟主”这个词本身就特别混沌，袁绍不是这些诸侯的顶头上司，他没有权力去剥夺任何一个诸侯的兵权和地盘，他只能通过开会、协商、妥协的方式来维持这个松散联盟的运转。这不就是汉末版的“北约”或“邦联制”吗？

最后是称霸河北：

这是最能体现袁绍“联邦思维”的地方。

一个被《三国志》、《后汉书》刻意掩盖的历史真相是，在真实的汉末历史中，曹操在兖州迎奉王彧、击败黄巾军、当上兖州牧的时候，他的名头前面其实一直挂着一个前缀——袁绍的小弟。

当时天下两大集团对峙，北方是袁绍、曹操、刘表组成的“轴心同盟”，南方是袁术、公孙瓒、陶谦组成的“反袁绍同盟”。曹操在兖州打陶谦、打吕布，在战略上全是在帮大哥袁绍挡枪、清扫南方的侧翼。甚至曹操在兖州缺粮、打得最惨的时候，袁绍还曾提议把曹操的家属接到河北去保护起来——这种以家属为人质的要求，在当时只有主公对手下的将领才会提。

也就是说，在官渡之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曹操在袁绍的眼里，根本不是什么平起平坐的宿敌，而只是自己“华北联合体”下属的一个表现特别优异的“分公司总经理”而已。

那么袁绍不担心曹操尾大不掉吗？他不担心。他很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你看袁绍拿下了当时全中国最富庶的冀州、青州、幽州、并州，他为什么能迅速的获得当地世家大族的支持，而没有出现曹操在兖州那样的被反噬？他又是靠什么统治这片土地的？

答案就是“与地方门阀利益均沾”。他任用审配、逢纪代表冀州本土门阀的利益，任用辛评、郭图代表颍川外来士族的利益。他在河北搭建的政权班子，本质上不是一个高效的集权政府，而是一个由各大地方豪强、地主庄园主共同持股的大型股份制集团公司。他给予了这些豪强极大的自治权和纵容，让他们在地方上圈地隐户、轻徭薄赋。然后再靠这些养肥的世家大户出人出资，替他打仗。

所以袁绍在发动官渡之战前，是一定要听审配、郭图这帮人的意见的，这不是曹操那样在听谋士的战略意见、细化执行方案，而是在开“董事会议”协调各方意见。明知道协商不出一个结果，但他若问都不问一句，就压根不能打这一仗。

这就解释了三个在正史当中看似说不通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所有人都称赞袁绍“宽和”“得众”，哪怕尽力黑他的郭嘉、荀彧，也只能诛心的说他是“外宽内忌”？

因为当时袁绍帐下确实是比曹操更加宽松、多元的，在曹操集团里，你想当统领一方的大将，必须姓曹、或者夏侯，如果想做核心谋士，则八成要出身颍川士族这个利益集团。但袁绍集团里，人员出身相当的多样化，不管是外来的颍川派、豫州派，还是河北本土的冀州派、幽州派，甚至是匈奴的单于和乌桓的峭王，都能在他的麾下各显神通。他建立的是一个利益均沾的“大拼盘”，大家都能在袁氏的这块蛋糕里分到属于自己的一角。

第二，为什么袁绍不敢迎奉天子？

郭嘉们给出的解释是：袁绍这个人“优柔寡断”、“没有政治远见”，明明沮授劝过他，他却因为嫌汉献帝是个麻烦、或者舍不得眼前的既得利益，把这个“奉天子以令诸侯”的千古良机拱手让给了曹操。

但如果我们依然站在袁绍那个“股份制大公司”的底层逻辑去看，你就会发现：袁绍不迎天子，根本不是他蠢，而是他作为这个巨大联邦的董事长，不能这样做。

因为袁绍和曹操的地位完全不一样，曹操的兵，都是夏侯惇、夏侯渊、曹仁这些他的族中兄弟带着，是如假包换的“曹家军”，谋士集团高度集中于已经商量好分润的颍川士族。是一个强核心团队，汉献帝来了离心力也不会立刻显现。但是汇合了各方势力的袁绍集团，本身就是一个各派意见的集合场，袁绍自己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一个点人头计票的存在。汉献帝真来了 ，而汉王朝的决策机制就是天子一言九鼎，这个机制与袁绍团队的决策机制本来就是互斥的。袁绍根本用不上。

同在河北，刘虞心里比谁都清楚，袁绍集团给的这个皇帝，太不好当了。

刘虞一旦点头，他就从袁绍这个“华北联邦董事会”的一方董事，变成了名义上的最高元首。但他手里没有绝对听话的嫡系中央军。到那个时候，公司开会，名义上天子是老大，但实际上所有的军政大权、人事封拜、财政调配，全都要看各位股东的脸色， 他难受、袁绍也难受，还不如后来的汉献帝就处理好与曹操一个人的关系来的轻松。

第三，为什么在官渡之战时，他手下最核心的谋士会内讧到那种程度？田丰和审配争权，许攸和逢纪拆台，郭图在后方放冷枪？

后世总觉得这是袁绍没眼光、不会用人。但历史的真相是，这帮人根本不是在搞个人恩怨，而是背后的“董事会大股东”在进行惨烈的地方利益博弈。

审配代表的是冀州本土门阀的既得利益，郭图代表的是颍川外来干部的夺权诉求。官渡之战一打，还是要对抗控制了颍川这个颍川派老家的曹操。联盟内部的协调成本迅速飙升到极高，袁绍作为这个“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他的权力不是无限的。他不能像一个法家暴君那样一刀切的节制所有人，他必须玩平衡，必须和稀泥，必须通过开会、协商去照顾每一个大股东的情绪。这种内耗，看上去就成了袁绍“好谋少断、外宽内忌、任人不明”的明证。

最终，河北那么大的地方，那么雄厚的实力，居然被早已疲敝的曹操集团所击败，这本质上是两种决策机制，甚至是政治体制在军事对决中的高下立判。袁绍的会盟、联邦模式，干不过曹操那个核心明确、政令统一的铁血集权机器。

再后来，袁绍去世，整个河北地方失去了盟主，各大士族集团各自扶立袁绍的不同子侄，最终被曹操各个击破，统一了北方。袁绍这个思路劣于曹操的缺点就更明显的暴露出来了。

所以汉末曹袁之间争雄，从某种意义上说，堪称是中国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富裕而民主的希腊，最终败给了贫瘠但集权的斯巴达，原因就在于后者在战争中调集社会资源、坚决贯彻战略目标、弥合内部争论减少内耗等方面确实远远优越于前者。

同样的分权败给了集权，雅典如此，袁绍也是如此。

但我们能够说，袁绍的这个思路，真的就一点不如曹操吗？并不能。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了，以曹魏为正统的史书，虽然删去了大部分对袁绍家族的好话，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曹操在得到河北之后，查看冀州的户籍，自己就说“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冀州）故为大州也。”《三国志·崔琰传》

也就是说，哪怕经历了多年的连年战乱，哪怕经历了袁家兄弟的骨肉相残，曹操刚一接管冀州，一盘查户口，居然还能瞬间直接动员出三十万的精壮甲兵！这还不算被各大豪强隐匿起来的、没登记在册的人口。冀州这一个州的力量，就几乎超过了曹操自己掌握的青、兖、豫、徐四州的总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答案是，因为袁绍的那套搞法，没有曹操对民间那么惨烈的剥削与折腾。

翻开史料，你会发现，曹操这个人，军队打到很多地方，都是喜欢屠城的：

初平四年（193年）和兴平元年（194年），曹操为了替父亲报仇，先后两次大举进攻徐州。这两次南征，曹操的军队所到之处，采取的都是毁灭性的三光和屠杀政策：

“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

后来打败吕布拿下彭城，史书记载又是“坑杀兵民数万人”；再后来打败袁绍后清理官渡战场，同样将袁军投降的数万生卒判定为“伪降，尽坑之”。

甚至对自己起家地盘上的百姓，曹操也称不上有多友好，在兖州被吕布和张邈联合背叛、曹操集团只剩下三座城池的最绝望时刻，他的核心谋士程昱为了帮曹操筹集军粮，直接带领军队在自己的地盘上纵兵掠夺。根据史书《三国志·程昱传》注引《世语》的记载：“昱承（太祖）旨，略取东阿、范县，至三城，得谷实。昱乃于本县掠取三日粮，其中多以人肉为糗”。

更不用说他手下的青州兵，其实本来就是黄巾军遗党，走到那里抢到那里，本来就是基操。

所以不是袁绍养民养的好，而是曹操把自己地盘上的老百姓都折腾光了。所谓“全是同行的衬托”，仅此而已。

但是，你说，曹操这样做，是因为他就是个残暴弑杀的杀人狂么？当然不是，写“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九遗一，念之断人肠”的也是他么。虽然把天下搞成这个样子有他自己很大的功劳，但曹操的内心，看到此情此景也是受触动的。

曹操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大一统集权制在乱世中不得不遵循的无奈。因为大一统集权制的核心逻辑，就是核心中枢只有一个，越靠近核心的人和集团，要分得越多的“血酬”或者说利益——我上车早，从龙有功，那我跟着你吃香喝辣还不是应该的吗？

可是生逢乱世，利益不够分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化身强盗集团，纵兵向外部去屠、去杀、去抢。纵观中国之后的乱世英雄起家史，这样的“单核心”集团所做的类似行径其实史不绝书。

你看元末的朱元璋。在淮西军事集团连年血战、急需庞大财富去犒赏功臣宿将的时候，常遇春攻克常州、湖州等地，同样纵兵严掠、杀戮降卒。因为如果不向外抢夺，这个高度凝聚在朱元璋身边的单核心利益共同体，就会因为内部无利可分而分崩离析。

再比如明末的张献忠。在那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存量死局里，他的“大西”政权没有造血能力，为了维持核心军事集团的忠诚与运转，他只能像一辆疯狂的压榨战车，每打下一处便将当地的财富、粮食甚至人口都彻底抽干。

甚至是清末，平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湘军集团。曾国藩是什么人啊，高喊孔孟之道的理学大师，和“念之断人肠”的曹操按说应该一样有慈悲心。但他享有“曾剃头”的名号，默认甚至鼓励了湘军在攻陷安庆和南京后的惨烈屠杀与疯狂抢劫。因为湘军就是“兵为将有”的私人武装，朝廷不给发足额饷银，曾国藩想要让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为他卖命，就必须默认在破城之后，用满城百姓的血肉与财富，作为分发给麾下将士的“血酬”。

“曾杀江南百万兵，鞘中宝剑血犹腥”。只要想在乱世中做一个法家的理想君主，打造单核心如臂使指的统治集团，纵兵杀戮、屠城掠夺就几乎是不能避免的戏码，这其实从秦灭六国，帝制奠定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你去翻翻“秦王扫六合”的征战史，还不是一样的惨烈？

那套统一天下的算法，从来就是这样的。

那么相比之下，袁绍的思路与做派，就不能不说是一条相对温和的道路：他没有用那种法家的恐怖来威慑群，也没有极为严苛的军屯制度去剥削百姓，更不想为了喂饱一个单核心集团而去对天下的无辜百姓进行犁地式的清洗。到一个地方，选择与当地士族合作，吸纳当地的士族进入到自己的共治体系当中。从而相对温和的重新构建社会秩序。

某种程度上说，东晋时代的门阀政治或“王与马共天下”可能有一些袁绍这种思路的影子——皇权不再是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绝对独裁者，而是退一步成为了世家大族利益的协调人与盟主。袁绍试图在汉末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由顶级士族大股东共同持股、地方门阀高度自治的“贵族共治”新世界。大家在和平、宽松、甚至充满温情的氛围里各安其位，把土地和财富留给中产地主，而把安全和庇护带给底层的佃农。

所以历史才会记载，袁绍死后，河北“士女莫不伤怨，市巷挥泪，如或丧亲”。甚至连曹操都不由得感叹，袁绍是以“宽厚得众心”。

但历史的冷酷就在于，袁绍的这套“算法”，在三国那个乱世当中跑不赢曹操那一套——或者更确切的讲，从那个乱世到之后所有的乱世，这个算法都最快的被淘汰出局。

多中心，温和协商的联邦制，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胜出？

为我们不妨对比一下玩联邦制玩的最明白的美国。

美国建国之初，毫不犹豫的建立了吸纳各州精英的共治联邦。但美国地理环境是两边是大洋，南北无强敌。它拥有绝佳的地理防火墙，不需要在立国之初就为了防范外敌入侵而建立一个能够极限动员、随时拉起百万大军的铁血中央政府。

它有长达上百年的时间，在几乎零地缘政治压力的真空环境里，慢慢地开会、妥协、打补丁。

但两千年前的中国汉末是什么环境？是个空前惨烈的黑暗森林。冀州连着幽州，并州挨着匈奴，外部的乌桓、鲜卑在虎视眈眈，内部的曹操、公孙瓒随时准备抄你的后路。

在弱肉强食、毫无回旋空间、随时可能被物理消灭的丛林战场上，谁先开会协商，谁就先死。就算是你统领的是一个松散的士族联邦，你也得像孙权一样，劈桌角威胁警告，以威胁手段获得独裁权。

对付独裁 ，只能用独裁，三国乱世的无奈 。

袁绍就算想当华盛顿，他当得了么？没那个空间，知道吗？

此外，西方联邦制的底层逻辑是商业契约和法治，是默认个人私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不管各大股东私下怎么争吵，宪法和合同是不能撕毁的。

但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我们的文化是不怎么讲究这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贵族、地主们的那点私产，早在汉武帝的算缗、告缗，王莽没收私田的时候就已经被践踏过许多次了。后来汉桓帝、汉灵帝、董卓那么来回折腾，社会早就默认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潜规则，指望靠血缘、香火情或者“四世三公”的名誉信用背书，来短时间内修复和重建这种信任，是非常难的。袁绍可以用他的名誉做背书，笼络住不同派系的表面团结一时，可是一旦遇到官渡之战这种各方都要出力、乃至出血的真考验，“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就是必然戏码。

这一点上，袁绍确实没有曹操的悟性高——经历过“群雄讨董”那一回吃瘪之后，曹操就悟出了搞联盟没戏的道理，回去组建的军事集团，就是高度以曹家、夏侯家为军事班底、以颍川士族为文治基础的单核心政权，只信任自己人。而袁绍回了河北，却还在继续他的“盟主梦”。

何进总想妥协，袁绍总想联盟。

但正在到来的乱世，规则就是你死我活，血流漂杵。

和被他坑惨了的何进一样，袁绍陷在了自己的思维定式里，走向了必然的失败与被淘汰。

“历史终于证明，以世家大族为其社会基础的袁绍失去了优势，失去了政权；敢于蔑视和打击世家大族的曹操得到了优势，得到了政权。”——我还记得，史学泰斗田余庆先生是这样总结曹袁之争的。

但问题在于，“蔑视和打击世家大族”的曹操，他代表的是什么势力，想要执行是什么统治逻辑。

是贫下中农、是庶民吗？不是的，是法家推崇的大一统皇权。

对比袁绍，田余庆先生对曹操的评价更加冷酷而深刻。他认为曹操压根就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明君，而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曹操之所以能赢，是因为他没有任何阶级包袱，从屠城，到推行唯才是举、严刑峻法以及极限压榨的屯田制，本质上都是用法家的铁血手段，强行把全社会“去门阀化”，重组为一个高效率的单一中央集权机器。在这个机器里，没有多中心，只有绝对的服从。

那么，袁绍理想中世家大族分权、与曹操理想中的皇家集权，哪个更接近于现代社会呢？

对比欧洲，你会发现，是前者。

是因为世家大族的分权，也毕竟是分权。因为只有但分权成为一种习惯，相关的机制建立起来，以下的滑坡才会建立：从贵族分了皇帝的权，走向中产分了贵族的权，再到平民普遍得权。

而如果从这个分权过程刚一开始，就被以抑制豪强的名义被叫停了，出一个曹操那样的人物弹压各方，看似打压了纸醉金迷的士族，看似是把士族拉到了与庶民相近的地位，实现了平等了，实则是执行了一种“普遍的奴隶制”，以此实现的所谓的“士庶平等”也不过是“奴隶的平等”而已。

最后，每逢乱世，因为“奴隶式的平等”而孱弱的个体还是要直面整个体系的冷酷，还是不免闹得“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只可惜，袁绍的思路没有打败曹操，在之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无数个“袁绍”也从来没有一次击败过无数个“曹操”。于是我们的历史在这残酷的进化中，向着必然的方向，狂奔而去。

袁绍的困局，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

全文完

本文8000字，感谢读完 。

《三国困局》写到第四篇了，这四篇其实探讨的是乱世中整个社会不同出路的问题：桓灵的君权大一统、张角的宗教、何进的妥协和袁绍的联盟。乱世的困局本质上各种机制都运行失败的困局。

下一段我想在遵从三国整体历史脉络的同时，挑一些更有个体色彩的角度来写，比如董卓真的残暴吗？吕布真的背信弃义么？曹操的脱变又含着什么样的必然？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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