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地怀念一段公路。而你也知道，当你怀念它的时候，这段再普通不过的公路，正静静地躺在远方空气稀薄的峡谷里，遗忘了自己。

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它的态度感染了你，使你觉得，如果自己也化身一条公路，你希望就是怀念中的那一条。无欲无求，虽然不免孤独，但有人在遥远的海边想起自己，显示了一种脆弱却真实的联接。

如果永恒这个概念真的存在，难道不就是指向这样的、事物之间难以名状的引力吗。

暮色将至，公路褪掉了最后的光泽，车辆与牛马渐行渐远。对于群山来说，公路是陌生的来者，但连绵的雪线仍与它保持平行，冰川流淌下来的冷空气正要将它紧紧包裹。

公路并不因为你的怀念而显得神圣起来，甚至，它一定不会还记得你。

海拔会产生垂直的时差，人一旦上了高原，就好像催生了一种自我麻醉素，感知力就会衰退，最明显的就是，觉得时间变慢了。

到小镇没几天，我们就适应了藏族牧民式的生活，一天只吃两顿饭。仿佛这四千米上下的海拔，还削弱了人的消化能力，人不容易感到饥饿。生理需求减弱了，精神上的需求就会增强，生活节奏也变了。

尽管太阳早就落山了，但天空还要亮上很久。有时会觉得这段过渡时间过于长了，类似于北极地区的白夜，是夜晚与白天杂交出来的孩子，是时间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

这时候人是没有影子的，所以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失魂落魄的神秘感，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星球，刚刚抵达此地，为了一个被延迟传递的目的而等待着。

在这种没有光线感的光亮里，人也失去了时间的重力，容易漂浮在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忧郁气体里。如果你是一个旅行者，这个时候不适合单独呆着，最好的方法，就是跟朋友们聚在一起，进行一顿漫长得似乎永远不可能结束的晚餐。

如果你单独前来，还没有朋友，那就加入我们吧。

小镇上的餐厅屈指可数，只分两类，藏餐与川菜。小镇人口极少，也很少游客，从表面上看，这些餐厅门可罗雀，很难想像它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为了让自己显得友好与公平，到达的第一周，我们会光顾不同的餐厅。这些餐厅都是家庭式经营，藏餐是本地的，川菜是外来的。无论本地的还是外来的，老板们都很友好热情，喜欢坐下来跟客人聊天，仿佛他们开餐厅的目的就是这个。

但慢慢发现，支撑这些餐厅生意的，其实是座落在雪山峡谷里的佛学院。每天一下课，就会有外卖的订单密集飞来，往往也是餐厅最忙碌的时候。

而我们终于也放下了心理包袱，敢于在其它餐厅老板的注视与问候下，直接走进我们最爱的餐厅，不再存有负疚感。

我把这种负疚感的消失，当成了旅居生活的转折，我们终于从旅行者，蜕变成了小镇的一份子。

这家我们最爱的餐厅，其实是一家不起眼的冒菜馆。说是最爱，其实是别无选择。我们几个口味不同，有的偏淡有的偏辣，还有的纯吃素，能在一桌上吃饭已属不易。但冒菜恰恰提供了这种方便。

这家名叫“江湖”的餐厅，晚餐只是我们度过白夜时光的一条船。它就在我们居住的旅馆斜对面，一跨过街道就到了。餐厅有一个临街的小包间，难得的是，它有小镇上唯一的一面落地玻璃墙，从我旅馆二楼的窗口可以望到，那儿经常是空的，像是一种抽象的寂寞的存在，在等着我们。

小镇非常偏远，大部分新鲜食物都来自遥远的成都，种类非常有限。一般情况下，我们先各自从食物柜中选好食材，放在盆里，让老板称好重量，然后集中烹饪。

我们喜欢围坐在包间的圆桌边，一边耐心等待，一边找个话题聊天。虽然已是四月，高原上依旧寒气逼人，老板娘会在房间里生上一个电炉取暖。

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面朝着落地玻璃墙坐着。此时屋外比屋内明亮，所以看得一清二楚。街道上偶有路人与车辆经过，还有几匹常年在街道上混日子的牦牛，它们是最享受小镇生活的原住民，悠闲自在无忧无虑，似乎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熟视无睹，令人羡慕。但我怀疑它们的内心也是空洞的。

街对面有一座正方形的转经房，看上去陈旧简陋。墙壁的上半部是玻璃窗，蒙着一层高原特有的朦胧，里面没有电灯，所有的采光都来自窗户，此时显得暗淡神秘。

餐厅老板似乎摸清了我们的习性，所以让上菜时间变成了一个充满游戏感的未知数。在等饭菜上桌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去转经房里转上三圈。

拉开一扇破旧的铁门，是一圈正方形的围廊，紧靠围廊的内墙是一排转经筒，铜皮的筒身，木头的转柄，都经过了无数手掌的触摸，微微发暗。

走廊里很安静，手指轻拨，就能听到转经筒哀叹的声响。如果仔细聆听，还能听出不同的声响表达了不同的转经筒不同的态度，有些轻快，有些沉闷，有些刚刚醒来，有些正要沉睡。

在围廊里转上一圈后，你会惊讶地发现，有些转经筒，还没等到你手指触及，似乎就已经在静止中发出了渴望的声响。那一定不是上一轮拨动的遗音，更像是惺惺相惜的共鸣。

当这些声响混合在一起，听上去更像是时光之躯安装上了木头的轮子，正在吱嘎吱嘎地驶向一个未明之地，但绝对不是未来。这时如果你轻闭双眼，或许就会嗅到时间化成灰烬时所散发出的气息。

围廊的中心是一个封闭的房间，时常大门紧闭，铁质门环上挂满了哈达。唯有一次，当我在清晨转经，瞥见房间里一个巨大的转筒，几位腿脚不便的老人安坐旁边，双手费力地拉拽转筒边缘，口中念念有辞。

房间的四周全是壁画，但光线很暗，看不清楚，在巨大转筒的后面，可能还供着几尊佛像。我没有跨进门，因为恰巧有一束光，从门外斜屋顶的天窗射下来，落在门口那几张残旧的椅子上。

这些椅子是从不同地方捡来的被抛弃之物，随意拼凑在一起，却像是几生几世后终得相聚，再也不想分开，更像是簇拥着，进入了一种说不清物哀还是侘寂的状态。

在这些静物身上，还滋生了此处方一日世上已百年的感觉，诱惑着让人坐下来，成为它的一部分，但是我还是坚持着离开了。

类似的转经房在小镇上有好几处，有的在热闹的街角，有的在小巷深处，但眼前这座在稍显冷清的路边，就在旅馆隔壁，平时进出的人也很少。小镇是由四个村庄拼在一起形成的，虽然分界难以辨别，但我估计在每个村庄的地盘上各有一处转经房。

与雪山脚下气势恢宏的寺庙比起来，甚至与小镇与公路连接处连绵的玛尼堆相比，这样的转经房太微不足道了。它的存在，没有一丝刻意迎合的痕迹，仿佛它与牧草一样，都是自土地中天生天长，是牧民天然的陪伴。只要你轻轻拨动，它就是一架永远在衰老，却永不凋谢的时光永动机。

当然，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它也可以默认自己并不存在。所以，它是谦卑的。

进出转经房的以周边的中老人为主，他们定时定点，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估算了一下，一个牧民，在这样的转经房里，一生至少要转上三十万圈，大概一万五千公里，而同样的距离，一束光穿过大概需要零点零五秒左右。我想，或许一个圣徒的存在，换来的就是宇宙里那零点零五秒的光。

我有时会放慢脚步，跟在这些步履蹒跚的老人后面，并不急于超越。细看他们，有时感觉时间似乎也是一种放射物质，只不过远在天边，快要归零了。而脱离了时间包裹的我们，则是黑暗宇宙中的碎片，正在绕着心目中的恒定之物无尽地飘零。我们需要抓住一点什么吗？

当窗外的淡光打进回廊，或雪花无声地落在窗玻璃上，走在前面的他们右拐，忽然从我眼前消失的瞬间，我会产生一种失重的感觉，像是从一面镜子里，忽然看不到了自己的面孔。并且想像着，难道这回廊的转弯，就是平行宇宙的入口。

镇上有一家小学，一家幼儿园，放学的时候街上的人会比较多。幼儿园先放学，年轻的母亲牵着孩子从我们包间的玻璃窗前经过，她们穿着藏服，头上裹着一种奇特却好看的帽子。

过一会儿，就是小学放学，孩子们成群结队，从小镇的那头走到这头，边走边玩，那种状态，特别像街上放任的牦牛，这时感觉整个世界都松驰下来了。

除此之外，偶然还会有羊群经过，这边的山羊大部分是黑色的，当它们经过时，黑压压一片。山羊群比较躁动，所以这是队伍变幻多端的流动的羊群。山羊也比较好奇，穿越小镇时总这里看看那里瞧瞧，黑色的小眼珠瞪着，像是春游的队伍进了游乐场。

与整日混迹于街上的牦牛不同，这些路过的山羊并不乱咬周围的东西，更不会打翻巷子里的垃圾桶。也可能是这段时间的牧场，鲜嫩美味的春草萌生，它们饱食无忧，别无它求，甚至提不起兴趣，怕倒了自己的胃口。

不知为什么，每次马匹经过的时候，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马蹄铁碰撞水泥路面的声响能够穿透玻璃，一听到马蹄声，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就会走出包间，来到餐厅门口，站在路边，好奇地等待马匹经过。

当地有一种赶马的方式，是牧马人骑着摩托车，手牵着缰绳。摩托车开得很慢，马就在后面跑着，有时一匹，有时两匹。不仅在小镇上，有时在公路上也会见到这种情景。

马匹在摩托车后面碎步小跑，似乎很享受这种状态，沉浸在自己踏出的清脆的哒哒哒的节奏里，而不能自拔。我也很喜欢这种金属鼓点式的节奏，想着找到机会采集样本，用来生成一段魔性的音乐。以后当我在公路上徒步的时候，就可以播放这段音乐，并像马儿一般沉浸在自己创造出来的节奏中。

这种赶马方式适合短距离的转场，如果是远距离输送，一般是用轻型农用卡车，马就站在狭窄的加高了护栏的车斗里。

当然，也有一些不常见的方法，有一次在公路上看到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车窗开着，可以看到一匹小马挤在后舱里。因为后舱太小，小马不得不把脑袋伸到前面驾驶舱，长长的鬃毛被风吹着，像是一位马脸的野蛮女友靠在司机的肩膀上。

如果不是转场季节，却在路上密集地看到运输马匹的轻型卡车，那多半是附近正在举办赛马活动。这个时候，跟着这些车，肯定能找到好玩的地方。

刚来小镇的第三天，我们就被当地的朋友带去参加一场赛马活动，顺着一条陌生的牧场小路，越过几条溪流，发现了一片平凡却让人羡慕的风景。

那是与小镇相隔的一片草甸，就在高耸的诺布甲雪山南麓，从那个角度仰望，诺布甲雪山无遮无掩，视觉落差惊人，像一位白盔白甲的战士。

草甸宽阔，被溪流分割出几片牧场，正中间有一处小型赛马场。据说那只是村级赛马场，设施非常简陋，也没有任何标志，如果平时路过，可能并不会多看一眼。

但这却是我参加过的最美好的赛马活动。它是由民间组织的，整个活动节奏非常缓慢，甚至缓慢得让我觉得过于缓慢了，不得不找些陌生人聊上几句以缓解这种缓慢感，这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松驰感，更像是在参加一场露天派对。

藏地牧民喜欢林卡，也喜欢赛马。林卡是趁着天气晴朗舒适，在树林草地上野餐，悠闲地消磨时间。感觉这样的赛马活动就是另一种类型的林卡，一部分观众散落在周边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半躺半坐，面前摊开着一张小藏毯，上面放着食物，心血来潮的时候就朝着赛马场尖叫几声。

还有一部分观众，把车停在赛场的铁丝网外，围成弧形，车窗朝着赛场，他们就在车里观看比赛，有时从车顶的天窗探出半截身体，也是疯狂地尖叫。

藏族人爱马，也喜欢看马。我也是，一来到这样的场合，脑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格萨尔王史诗中的那些神马，尤其是格萨尔王的爱马江嘎佩布，以及王妃阿达纳姆的坐骑腾空万里，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呢。

来参加比赛的马并不多，多集中在溪边的区域，它们大部分来自外地，似乎也意识到了这并不是盛大的节日，所以把这样的比赛当成了度假一般，显得漫不经心，也染上了人类的松驰之心。

就这样，当我们在餐厅包间，隔着落地玻璃墙向外张望，并不心怀期待，仿佛这种张望只是存在的本能之一。

渐渐地，窗外的暮色暗下来了，但此时街灯还没亮起，而包间里的灯被点亮了，电炉里的电热丝洋溢着暖光。外暗里亮，我们只能在玻璃墙上看到自己恍惚的身影了，于是都转身，向着桌面，聊点别的。

这时，对于街道上路过的人来说，玻璃墙内敞亮的包间成了一个展示橱窗，一个微型的舞台。里面的人成了一群演员式的存在，他们处于生活与超越生活之间，毫不掩饰自己的存在本能，即兴进行着一场没有剧本、牛头不对马嘴、永远不可能完结的表演。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那天傍晚，我们不知不觉地再一次进入了角色。

在此之前，我们刚结束了一天的高山徒步，疲惫中带着兴奋，回到镇上，直接扑向了餐厅。

“可惜了，白天在山上的时候，小兵与福利应该来一段。”我说。

“来一段啥？”小兵问。他与福利在外面抽完烟，回到包间刚坐下。

“你俩刚才在街边抽烟，一个站着，另一个蹲着，默默无语，看着一个方向，让我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福利问。

“你们猜一猜。”

“布莱希特？”析静回答，又想了想，“或者布莱希特与老子？”

她的回答里包含了两个只有我们才能秒懂的梗。布莱希特指的是小兵，因为最近他动不动就提到疏离感，也比较讨厌自我感动，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一个代号布莱希特。

而《布莱希特与老子》，是福利最近在读的书名。不过，布莱希特确实写过一首关于老子的诗，讲述老子在流亡路上著述《道德经》的故事，布莱希特把老子塑造成了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盟友。

“哦，不是，这次与布莱希特无关。”我说。

“那是，难道是阿尔钦？”析静又答，然后她很快又否定了自己。

“好像也不对，但一定不是前几天在路上我们讨论过的、跟斯坦尼反着来、追求舞台假定性的梅耶荷德。难道是我最喜欢的立陶宛戏剧家、让活马直接走上舞台的涅克罗修斯？”

“哦，哦，不是涅克罗修斯。”我说。因为这几天析静提了好几次，所以我特意查了涅克罗修斯的资料，也喜欢上了他感官隐喻的戏剧风格。

“你们说的太抽象了，听不太懂啊。”这时小兵插话了，“倒底想到了哪一出？”

“两个流浪汉、一棵树，一根绞索。”我说，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又加了一句，“老贝，贝克特。”

“等待戈多啊，哈哈，那感觉是有点恍惚啊。”

析静哈哈一笑，并挤了挤嗓子，模仿一种孩子的口吻：

“戈多先生让我告诉你们，他今晚不来，但明天晚上准来。”

这是剧中信使的台词。这个句子很简单，在日常生活中似乎随处可见，却是全剧的锚，映射的是人类如何管理期望值。

“我们好像见过，昨天来同样报信的那个，是你吗？”我想起了什么，往前靠了靠，也压了压嗓音，用稍稍沙哑的口吻问道。

“哦，不，先生，我这是第一次。”析静说完，再次哈哈大笑。

“来哪段比较好呢？”

福利一本正经地问，一边伸手取下自己的帽子，换一个折叠方式后又戴上。这是一种当地男女老少通用的帽子，可以变魔术式地折叠出各种不同的款式。

这是两天前他在隔壁的藏服店买的。胃口不佳时，福利会心血来潮般走出去，玩一会儿，然后再回来接着吃。

“关于吃胡萝卜那段，怎么样？这段比较冷门。”

我在背包里掏了一下，把未删节版的《等待戈多》放到餐桌上，白天徒步时背了一天，现在让它也亮个相、喘口气。

徒步时带着书，是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或者说爱好。在途中遇到一片好看的风景时，总是忍不住想往风景里添加点什么，这时读剧本是最佳选择。

即使是最弱不禁风的对白，当被扔进旷野里，也会生出一种野性的勃勃生机。在对白在风中飘散之后，那个地方似乎就不再陌生，有了一种舞台感。

当有人在山顶挂经幡、撒风马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还有人会躺在开满黄花的草地上，或者躲在巨大岩石的阴影里，随心所欲地翻开一本书。当朗读者陷入了冥想之境，那些吹过经幡与风马的业力之风还在翻动着掉落的书本。

“是哪一段啊，这段还真想不起来啦。”析静有点兴高采烈，像幼儿园的孩子在等着发糖果。

我翻开书，翻到折了角的一页，“这段其实非常无聊，我可以简单按我方式复述一下。”

两个流浪汉来到一棵光秃秃的树下，等一个叫戈多的人。他俩并不记得为什么要等他、他什么时候会来，所以陷入了无尽的争吵中。这是其中一段：

“你吓了我一跳。”

“我还以为是他哩。”

“谁？”

“戈多。”

“呸，是风吹芦苇响。”

“我简直可以发誓说，我听到了吆喝声。”

“他干嘛要吆喝？”

“吆喝他的马。”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我饿啦。”

“你要吃一根胡萝卜吗？”

“就只有胡萝卜吗？”

“我或许还有几个萝卜。”

“给我一个胡萝卜。”

“给。”

“呸，这是萝卜。”

“哦，请原谅。我简直可以发誓说，我以为给你的是胡萝卜。你一定已把最后一个胡萝卜吃掉了。你等等，我找找。哦，我找着了，拿去，亲爱的朋友，把最后一个也吃了吧，这样就把它们全部消灭啦。”

“我刚才问了你一个问题。”

“啊。”

“你回答了没有？”

“胡萝卜的滋味怎么样？”

“胡萝卜的滋味。”

“好得很，好得很。你刚才问的是什么问题？”

“我已经忘了。就是这事伤我脑筋，但我决不会忘掉这一个胡萝卜。”

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倒是听出了一丝饥饿感。好在这时冒菜煮好上桌了。

“来，先吃饭，这菜里也有胡萝卜片。”我说。

“我看到老板娘做了腌白菜，挺诱人的，我去要一点试试。”福利说，走了出去。

沉默着低头猛吃，过了好一会儿，福利才回来，手里没有腌白菜，而是一支刚抽完的烟。

“外面下雪了。”坐下后，他慢悠悠说。

“啊。”

我们转身朝向玻璃墙，斜对面有一盏路灯不知什么时候亮了，在路灯的一捧暖光里，有星星点点的雪花，轻飘飘的。

“下雪的感觉真好。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析静也是慢悠悠地说。

“啥事？”我问。

“凌晨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非常有意思，我就在梦里跟自己说，千万不要忘了这个梦，一定要把这个梦说给你们听。”

“所以，你还是忘了？”

“你怎么知道。”

“一般都这样。”

“我醒来的时候是记得的，但一起床就忘了一半，我想，也好，一半也行，但叠完被子的时候，另一半也忘了。”

“所以呢？”

“当时就想着，至少要告诉你们，我曾经做了一个想要告诉给你们的梦。”

“所以，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不仅想不起来，这一天，我把要告诉你们这个梦这件事也忘了。”

“现在想起来了？”

“是呢，现在只想起来，本来是要给你们讲述一个梦。”

“好吧，感谢你告诉我们这件事。”

“等等，哦，等等，我好像又想起什么了。”

“是什么？”

“可能是和下雪有关，好像，我在梦里哭。”

“哈哈，几天前，你确实在山洞里哭过。”

“不，是的，我想起来了，我梦见雪下在山里，自己在床上哭，眼泪流啊流，越来越多。”

“在梦里哭并不有趣啊，为什么要想着告诉我们？”

“那是因为，因为我哭了一会儿就听到了叮叮咚咚的声音，很奇怪，就停下看了看，吓了一跳。”

“怎么啦。”

“我发现我流出来的眼泪都变成了珍珠，一颗一颗地往床上滚，又从床上掉到地板上，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

“啊，真的吗？”

“真的，真的是珍珠。”

“奇怪。”

“是的，我在梦中也很纳闷，这是怎么啦，原来我的眼泪这么珍贵啊。”

“那就可惜了，你应该在梦里就打电话给我们的，而不是等醒来再说。哈哈。”

“当时我就想，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搞错了。最后想明白了，我这儿多出来的，一定是在另一个地方忽然消失了的。我想要告诉你们的，可能就是这个。”

“哇，下次一定要再哭一次。”小兵插话说。

“但我想不起来为什么哭了，所以就不一定灵了。”

“那上次在山洞，怎么就哭起来了呢？”

“哦，那次在山洞打坐，听小兵在门外读石片上那段有关证悟的文字，‘你看见虚空了吗，你听到佐钦寺的狗叫了吗，’我就忍不住哭了。”

“你也证悟了？”

“我想到的是，自己这一生，究竟要去哪儿啊，会有什么样的虚空在等待我吗？然后就忍不住哭起来了。”

“哦，哦，原来你就是那个被等待的戈多啊。”

外面的雪果然越下越大，即使包间里点着电炉子，仍有一丝崭新的寒意。

我忽然想起明天的事，一早要去格萨尔机场，接两位朋友。这样的天气，不知道航班会不会延误，成都过来的航班一天就一次。延误的话，就赶不上寺庙后天的金刚舞了。

“哦，明天保罗与马友石要来，我去接，一会儿把车钥匙给我吧。也提醒我让旅馆多留两个房间。”

“明早给你吧，几点出发？”小兵说。

“我看了导航，路上至少一个半小时。不知道路况，我得九点前出发。”

“确实要早点订房，旅馆里这两天人多起来了。”福利说，“昨晚我隔壁几间都住满了僧人，还有人半夜点着蜡烛，围在黑漆漆的走廊里打坐，把我吓一跳。”

“估计也是来看金刚舞的吧。可是，你半夜去走廊干嘛？”我问。

“我睡不着，想去楼顶天台上看会儿月亮。”

“月亮还好吗？”

“几乎是满月，绝美。”

“哦，哦，我想到了，那可能就是析静泪流成珠的时候吧。”

“哈，终于保罗要来了，就会有人唱歌了，他会带吉他和音响吗？”析静问。

“这次他从海南过来，设备都在北京，他说来跟我们一起待上个几天。”

“保罗说你居然想不起他的原名，有点吃惊。”

“是啊，我已经三十年没喊过那个名字了，也没听到那个名字了，要想很久很久，才能从记忆深处挖到。感觉那是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那是一个很少见到的字，有一种遥远的孤独感。相比起来，我更喜欢他现在用的名字。”

“马友石是谁，是你上次说的那个挪威人吗？”小兵问。

“是的，一位挪威音乐人。所以，这次要来两位歌手朋友。”

“是华人吗？”

“哦，不是，北欧人，他的原名有点难记，中文名是最近才起的。”

我想了想，打开了手机相册，找到了一张照片。这是几天前我的妻子花花发来的，除了照片，她还发来一段视频。

我把照片打开，先自己看了一下，然后举起手机给他们看。

“这是二十年前的一张照片，当时他就七八岁吧。你们猜猜他现在是什么样的。”

照片中有三个人，中间坐在椅子上的是花花，二十年前的花花，天真地笑着，双手揽着一对金发碧眼的小朋友。左边的男孩穿着一件灰色卡通裇衫，一头乱发，做着鬼脸，就是马友石，右边的是他可爱的一头长发的妹妹。

那个夏天花花带着泱泱在挪威，住在一个闺蜜家，这对兄妹是她闺蜜家的亲戚，自然也与同样年纪的泱泱成了玩伴。泱泱就是跟着小男孩学会了滑板与跳床，一晃儿二十年过去了。

为了准备明天见面时的聊天话题，我琢磨过小男孩身上裇衫的印花，上面印着很大的英文字，“重生”。一个七岁的男孩，为什么痴迷这样一个词呢。

印花是一个漫威经典的名场面，行星吞噬者“吞星”改造、重塑银影侠的三联漫画分镜。

银影侠本是一位凡人，是某外星上的天文学家，为拯救自己的母星免遭行星吞噬者毁灭，自愿向吞星臣服，接受宇宙能量改造，具有了超凡能力。

从此，他成为吞星的马前卒，驾驶冲浪板遨游宇宙，物色可供吞噬的生命星球，直到他发现了地球，心生怜悯，成了反抗者。

三幅分镜各有一个话语气泡，气泡中是吞星的宣告语。吞星直呼未来的银影侠凡人之名，从左到右分别是：

“诺林·莱德--”

“你，凡人之躯，从此永世不复存在！”

“我的使者，做好准备！你即将迎来重生！”

一个痴迷“重生”的金发小男孩，二十年后会怎样了呢。他胸前的这些话语，是否成为了他的潜意识呢？我也挺好奇的。

“光凭这照片，很难想像他现在的样子。孩子们的变化太大了。”析静说。

“他是专门来看金刚舞的吗？”小兵好奇地问。

“不是。”我说。

“第一次来中国？”

“是的，你猜他为什么要来中国？”

“为啥？难道是来看熊猫？哈哈。”

“哈哈，差不多。他说想学中国功夫，就在网上报了少林武术班，然后就来中国了。一个月前。”

“去了少林寺？”

“不，去了山东临沂，那儿有短期武术班。然后听他婶婶说我在这儿，就很向往，改签了回挪威的机票。”

“我小时候也想去少林寺，后来还觉得自己是外星人。他以前学过武术吗？”福利问。

“没有。也没有学过中文。”

“那他为什么要学武术？”

“不知道啊，反正他在挪威的家人一听也都惊呆了，不过他的朋友们都觉得那很酷，表示羡慕。他婶婶，也就是花花的闺蜜，很支持他，帮他安排了在中国的行程。”

我说完，又想到照片里，那个小男孩裇衫上“重生”的字眼。看来通过外力加持、激活内在超能力，仍然是他内在的渴望，或许就是他学习功夫的动力。

“你说他是位歌手？唱什么的？”福利又问。

我想了想，然后又打开了花花发来的视频，那是一段音乐演出现场。在挪威版《偶像》选秀节目总决赛上，一位西装革履的帅哥，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从容地弹着钢琴，带着忧郁，声情并茂，唱着自己创作的《总有一天》。

视频中，现场气氛热烈，戏剧感十足，一曲未罢便已掌声如雷。

“这是他唱的？”小兵问。

“是的，他是挪威音乐选秀的全国冠军，这是他夺冠时唱的歌。那时他十八岁吧。”

记得花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完整地听完，也有点吃惊，想着应该去找找他其它的歌，尤其是挪威语的。

“哦，那这样，我明天跟你一起去机场吧。我来开车。”小兵急切地说，显得有点兴奋。

“他和保罗认识吗？他们一起来？”福利问。

“不认识，碰巧是同一个航班。”

“看来，保罗这次要碰到强劲的对手了。我们的耳朵有福了。哈哈。”析静也充满了期待。

“这是十年前的比赛，跟之前那张照片相比，时间过去了十年。而现在，又过了十年……”

这时析静的手机开始震动，她拿起来，有一段语音留言。她听完后，又打开了手机喇叭，重新放了一遍。

是常瓦的声音，常瓦是我们去年在阿尼玛卿认识的朋友，一位藏族诗人。十个月未见，他的汉语长进了不少。他说过几天，要开车从青海果洛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待上一段时间。

去年夏天一别之后，他关掉了在农贸市场里的书店，把书搬进了一辆新买的二手小货车里，然后开着车在藏区流浪，一边朝圣写诗，一边摆摊卖书，真正实现了“流动书店”的梦想。

我查了一下导航，从青海果洛过来，走西丽高速穿过玉树州，再转四五六省道，共八百公里。对于一个学会开车并不太久的新手来说，不是容易的旅途。

“慢慢来，不用急着赶路，晚上千万不要开车，露营注意安全。”我让析静给他语音留言。

陆陆续续下了一晚的雪，但雪不算大。早上五点半起床的时候，撩开窗帘，天还没亮，灰暗中一片淡淡的白，占比远胜往日，那是夜雪的颜色。

看不到月亮，它在另一个方向，可能还被山峰挡住了。而眼前，远山的雪帽也往下拉了不少，几乎盖住了整张脸，所以，雪线几乎与小镇的天际线齐平。

近处，在暖色的街灯下，街上薄薄一层带微弱反光的亮白，像是一层霜。

虽然没有开窗，也能感受到穿透玻璃的寒气逼人，我不得不放下窗帘，重新打开了半夜关掉的地暖，然后习惯性地坐在靠墙的桌子边。

这时我已经彻底醒了，很想上到楼顶的天台，那儿才能更清晰地远眺周边的雪山，此刻应该最美。但考虑到外面的寒气，或许再等一会儿，等到曙光来临之际，体验一下与万物一起被初光照亮的感觉。

打开折叠式简易台灯，调到暖光调，这样我就可以把房灯关了。这盏台灯是一月份在东北漫游时买的，陪了我一路，又被我带上了高原。

盯着桌上的书，然后在蒙塔莱诗集《乌贼骨》与吉恩·瓦伦汀诗集《山中之门》之间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挑选了后者。

顺手随意打开，翻到了折角最大的那页，吉恩·瓦伦汀标志性的诗《山中之门》，只有短短的五个对句。这是王家新的译本：

吉恩·瓦伦汀习惯性地在诗中插入一个梦的切口，有点像是跳帧一般，近似梦中书写的句子就被直接剪接进来。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就是，不过我更喜欢这个句子的原文：

“never ate so many stars”。

简洁有力。类似的，相比起来，我也更喜欢第六句的原文：“heavy on my chest”，而中文译本添加了额外信息。死鹿像是十字架一般绑定在背上，不太应该强调它的晃动，哪怕它真的在晃动。原文强化它的压迫感，与中文译本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

但我并不是要去译出更动人的句子，我只是想从意识层面、而不是语言层面，更靠近这首诗。

然而现在，这首诗却让我想起几天前，到达此地后的第一个早晨。那时我漫不经心地顺着街道往上走，过了一个十字路口，看到一群牦牛，便尾随它们直到小镇尽头。

为了看清金色曙光下的小镇，我爬到一个山坡上，于是看到了右边山峰阴影中的一座山门。那是通往寺庙方向的山门，金碧辉煌，被称为解脱门。

一群又一群的牦牛与羊群，后面跟着牧人，走进这巨大的山门，渺小得不太相衬。但是，当金色光线照亮我脸庞的时候，我眯了眯眼，再睁开时，发现一匹白马正从解脱门下走出来。

这是清晨唯一往外走的马，从容自在。我原地不动，但视线一直跟着它，它绕过路边的白塔，绕过溪流上的转经筒，在转经筒带动的铃声中，踩着溪水，进入了一条通往村庄的小巷子，然后就消失了。等我从坡上下来，四处寻找，再也没有找到它。

这一刻我想像这无形的山中之门时，就不由自主地想到那座解脱门。并且几乎断定，那个白马消失的场景也是一个梦的切口，但是，我该把它插入何处呢。

我想让自己的意识潜入到她写诗时的意识，于是搜寻蛛丝马迹。在诗集的目录里，这首诗列在二零零四年的“新诗”专辑里。

那一年，吉恩·瓦伦汀七十岁，刚从纽约大学的教职退休。在此之前，她一直是“诗人中的诗人”，圈内人知道她的厉害，但大众基本没听说她的名字。她安静、略忧郁、但极其坚定。

那一年，在住了大半辈子、开始漏水的公寓里，她从自己四十年的作品中，挑选出版了这本《山中之门》，并意外地拿到了国家图书奖。然后很快，她成了纽约的桂冠诗人，开始巡回朗读。

一切似乎来得恰如其分，她终于迎来了一种理想的老年生活状态。

这个奖并没有把她变成另一个人，反而像一扇终于打开的门，让她那些安静存在的东西被门外的人看见了。她在台上说，《山中之门》是关于“爱、渴望、失去，特别是‘我们自身可能性的丧失’”。

这首诗在她七十岁时第一次亮相，并迅速成为了她诗歌的一个标志。当年龄与诗意连接起来时，很容易想到，死鹿似乎象征着默默无闻的过往。她扛着死鹿艰难行走在山间，格格不入，但最终，敲击的山中之门还是打开了。

似乎可以如此解读，但是直觉却告诉我，一定不是的这样的。密码就在那句“never ate so many stars”里，作为梦的切口，它更像是一个年轻人的压抑与迷失感，而不是老年人的经验之谈。

为了验证自己不太稳定的直觉，我在英文文献里搜索，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这首诗其实是她在三十岁时写下。

那是一九六四年，当时的吉恩·瓦伦汀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在家里整日忙得晕头转向，而她的婚姻正在走向破裂。

她十八岁开始学习写诗，是受过学院派训练的写作者，但从未出版过作品。三十岁时她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正考虑着是否放弃诗歌写作。

很有可能，她是在两个孩子睡着之后、坐在厨房的餐桌边、筋疲力尽中随手写下的这首诗的。她当时的状态，更接近于“快认输了”，但是在投降之前，作为最后的挣扎，她选了一批诗稿投了出去，参加一个比赛。

这份连名称都没有的手稿，最终获得了一个诗歌奖，几个月后，又以《梦的叫卖者及其它》为名正式出版。这本薄薄的诗集，正文只有四十九页，一共收录了二十八首短诗，但足以挽回一位年轻诗人的身份危机。

这本最早的诗集，没有收录《山中之门》这首诗，也许当时她并不看好，所以把它排除了。当然更大的可能，这首诗是她在等待结果时写下的，像是煎熬中的又一次暗自祈祷，但这次它应验了。

直到四十年之后，几乎是在回望一生时，她才正式出版了它，把它当成了人生的总结。

或许在这四十年里，这首诗总是若隐若现地在她脑海盘旋。她扛着一头死鹿穿越了大半生，已成了某种习惯。

吉恩·瓦伦汀的创作期非常长，从十一岁开始写下第一首诗，一直到达生命结束。读她的诗集，感觉是在旁观一场漫长的朝圣之旅。

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她得了阿茨海默症，但仍然习惯性地在餐巾纸上零星记下脑中浮现的诗句。

这些诗都很短，更像是把一口气匀成几句，怕说完就没了。比如这首：

九点差十分，我走到旅馆后门的停车场，小兵已经发动了车，在那儿等着了。

下楼之前，我上旅馆楼顶天台转了一圈，天空阴沉沉的，像是在等待不明之物的降临，远眺四周的雪山，一片灰白。说不清这是不是我期待的天气，体感上并没有觉得不喜欢，内心可能在期待一场光天化日下的大雪，但没有闻到下雪前特有的气味。

查了一下航班动态，一切正常，没有取消，暂时也没有延误提示。于是我们按时上路了。

沿着小镇街道往外走，是一条微微向下的直线，视野尽头有一座山，山很高，坡很徒，直直地挡在小镇出口，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平时只有峰顶有雪，但现在，整座山被薄雪覆盖，显得很忧郁。

省道四五六就在山脚，但即使是山脚，也比小镇凹陷的地势要高出很多。白天还不明显，但每当暮色降临，从小镇上看过来，会产生一种明显的错觉，仿佛这条省道处在头顶的半山腰一般。

当山影陷入更深的夜色，开着夜灯的车经过，星星点点，如在半空中飞行，往星空一去不回。

开车过了小镇唯一的桥，桥底的河水来自右方峡谷顶端的当真措。两天前我们曾经去过当真措，一半的湖面还结着冰，湖边的沟渠里很多林蛙，一动不动，似乎尚在冬眠。

过桥后左拐上坡，然后就上了省道四五六，这是连接石渠与马尼干戈之间的短途公路。石渠以世界最长的玛尼堆经墙而闻名，但我记住它是因为石渠一带出产一种特别优质的马，被称“长沙贡马”。

我在赛马节上见过一匹，惊为天马，并且结识了它的骑手，一位藏族少年，相约到石渠看他驯马。

格萨尔王的神马江嘎佩布，以前我以为可能是河曲马，现在我觉得长沙贡马的可能性更大。格萨尔王的出生地阿须镇，离石渠非常近。

但我们今天是去往相反的马尼干戈方向。从小镇到格萨尔机场九十公里，需时一个半小时，而马尼干戈正好就在半途，再往前就转到了国道三一七。

在整个川西，最繁忙的交通要道是川藏线。通常意义上的川藏线分南北两条，南线国道三一八，经常车水马龙，而北线国道三一七，则相对冷清，但沿途景色却相当迷人。

马尼干戈是国道三一七上的一个重要坐标，从那儿往左前方拐，国道三一七穿过雀儿山，通往德格方向。而直着往前，就是省道四五六，它更像是从国道上分叉出来的一条支线，沿途缺少为大众熟知的景点，大部分旅行者不会选择这个方向。

所以，这条公路的寂寞程度可想而知。但是研究地图的时候，我却对它产生了直觉上的偏爱，脑海里出现过一个人行走在这公路上的场景。

从小镇出发到格萨尔机场，前面二十公里蜿蜒行驶在狭窄的山谷，一出山谷，公路便铺展在开阔的峡谷地带，后面几乎一路笔直。

峡谷右边是连绵的雀儿山脉，该山脉特别长，这一带只属于它西北部分，林立的雪峰整齐地排着队，如果天气晴朗，看上去像是一条飘浮在高空的白色哈达。

阿洛曲河的源头就在雀儿山，它与公路并列着往东南穿过峡谷底部，在格萨尔机场附近往北拐入雅砻江。阿洛曲的北边是连绵的牧场，中间偶尔出现村庄与小镇。再往北，便是川西与青海的交界地带，是巴颜喀拉山脉以东区域。

因为昨晚的雪，所以现在满目苍白，一路上孤苦伶仃，几乎没遇到其它车辆。我们就像在白色梦境中梦游一样，这种感觉倒是与我之前看地图时脑海中浮现的景象，惊人地一致。

从山谷最后一个隧道出来，手机就有了信号，再次查询航班情况，发现它延误了一个小时。这时开始零星飘起雪花，经过扎西特林所在的错阿镇时，雪花紧密起来，这下我们更有双重理由，放慢节奏，让自己沉浸于白色梦境之中了。

路上看到不少牦牛静立在雪中，形单影只，一动不动，而马匹不同，它们喜欢站在一起。一只火红的藏狐，从公路上窜过，立即消失在田野的雪堆中了。偶尔有骑着摩托车的红衣喇嘛经过，冒着雪在公路上开上一段，然后一拐，消失于某条小路。

小路通往的地方被大雪挡住，一片模糊，但应该矗立着红墙金瓦的寺庙吧。

到机场时，雪已经停了，机场海拔四千零六十八米，被笼罩在淡淡的云雾里。查了一下航班信息，显示飞机正在下降。

在航站楼内的出口处，两位盛装的藏族姑娘手捧哈达，一位中年男人正在跟她们解释一会儿到来的客人大致是怎么样的，并叮嘱说，一定不要把哈达送错了。

航站楼很小，不一会儿，保罗推着行李箱出来了，红色冲锋衣，黑色棒球帽，略有一点疲惫，但显得兴奋。

“哈啰，扎西德勒。”我说。

“扎西德勒。”好久不见，拥抱一下。“我带来了上次那首歌的录音版，刚录的。”他指的是去年在麻风村巡演时写的歌，《直到你为我开放》。

“太好了。唉，你在飞机上见到一位北欧人吗？也是一位音乐人。”

“昨天你跟我说过，在候机室远远见到过，可能是他，但没打上招呼，后来再没碰到。”

“啊，难道误机了？”

“应该不会，再等等。想起来，这地方有水果卖吗？”保罗问。

“咋啦。”我有点奇怪。

“你看群里，析静留了言，要我从成都带点水果，说你们好久没吃到水果了。我在成都没来得及。”

“那就得到马尼干戈了，估计这一带只有那儿有水果卖，不过也不一定有。”小兵说。

“那一定要在那里停一下。”

“一会儿在那儿午餐吧。”我说。

其实刚才经过马尼干戈时，雪还不小，我产生过一种本能的冲动，想在这面目模糊的小镇上停一停。当时还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自己应该在小镇上留下一点痕迹，这种痕迹就像是定位一样，将深深地扎根在记忆的河流中。

当然，也有可能是小镇上那些分叉的道路，以及它表面的荒凉，与我内心中被雪花带出的孤独感产生了共鸣。马尼干戈就像是雀儿雪山的一个倒影，在或明或暗中闪烁。

隐隐觉得，与我们所住的竹庆镇相比，如果竹庆镇代表隐居，那么马尼干戈代表等待。我愿意站在那儿的街头，等待上那么半天，或一小时，甚至一刻钟，但是，应该在马尼干戈等待什么呢。

我从恍惚中回过神来。这时出口处已经没有别人了，刚才那两位献藏族姑娘也不见了，不知道最终把哈达献给了谁。

小兵与保罗聊着天，我走近隔离门往里看，行李盘附近空无一人。难道真的误机了？我想。刚才还给他发了一个微信，也没有回。

这时走出一位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见我们还站在外面，不知是特意还是随意，问道：

“你们是来接一位外国人吗？”

“是啊。他在吗？”我有点疑惑。

“他刚办完手续，应该很快就可以过来了。”

“哦，这么久，还以他误机了呢。”

他哈哈一笑，解释道：

“这儿办完手续之后，就可以直接登记住旅馆了，他们能看到相关信息的，不需要在当地再办其他手续了。”

“好的。”

这时，看见马友石出来了，一头金色的乱发，墨绿色皮衣，浅绿色登山裤，一双轻便徒步鞋。为了迎接这陌生的旅程，他的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似乎与七岁时没什么两样。

一周之后的早晨。

八点不到，我们就开车前往机场。天气很好，刚从小镇转上省道，太阳正好探出左边山脊的缺口，金色的光就如流动的经文一样，印在右边的半坡上。

回望此刻的小镇，在雪山的包围下，因安静而渺小，像一颗金蛋躺在凹陷的巢穴中。

与一周前满眼的雪花之白相比，今天山色枯黄，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草绿。只有连绵的山峰顶着旧雪，依旧是那条漂浮的神圣哈达。

车上五个人，除了上次从机场回来的四人，又加上了冬梅。她从广州过来，因为航班延误，比保罗与马友石晚到了两天。今天，他们三人坐同一趟航班到成都，然后各自转机回家。

短短几天，冬梅与马友石都还没有完全适应这里的高海拔。所以，和一周前接机时一样，送他们去机场的路上，仍然准备好了氧气罐。

但今天实在是难得的好天气，眼前的一切都是金闪闪的，他们似乎也忘记了高反这件事。马友石显得兴奋，他终于可以逃离这令他难以入眠的海拔了，带着些微的惶恐。

而冬梅则因离开而显得伤感，她难得到达这么高的海拔地带，这几天的所见所闻，点燃了她的向往之心。

依旧是小兵开车，保罗坐在副驾上，他俩聊了一会儿天，然后保罗打起了瞌睡，他每天睡得晚，睡眠不足。我坐在后座的左窗位，冬梅坐在右窗位，马友石坐在中间。

这时的光线非常迷人，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窗外的物体上：山坡上流动的牦牛群，甩着鬃毛的马，飞起的鹰，逆光里的山脊线，山缝中露出来不知名的冰川，呆立路边的牧民，隧道里不明飞行物似的一闪而过的照明灯，等等。

路上遇到的车辆也比上次多了不少。有一阵子，我盯着河对面山坡上的一辆红色摩托车，它看上去很小，在光线里像一支飞行的箭。因为河岸灌木的阻隔，它若隐若现，但与我们的车保持着平行关系，直到河面突现的一大片耀眼的反光，让它摆脱了我的视野，然后再也找它不着。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冬梅与马友石兴致勃勃地聊起了音乐。在马友右的介绍下，她打开了手机的腾讯音乐，里面有他的一部分作品。

他讲解着一首首歌，像是给她的专场音乐鉴赏会，而她也时不时地发出惊叹。此时的冬梅可能还不知道，她旁边坐着的是一位年少时便已一鸣惊人的天才音乐人。

马友石推荐的是他自己创作的英文歌，包括在《偶像》海选与决赛时唱了两遍的《纸枪》。与作为情歌的《总有一天》不同，这其实是一首带有政治色彩的反战歌曲。

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创作这样的歌，确实呈现出与众不同气质，已脱离了典型的选秀歌手的路子。

几天前，我搜索他在决赛时唱的挪威语歌《Hjerteknuser》时,才发现这首《心碎者》原唱是一支挪威摇滚乐队，凯撒乐团（Kaizer Orchestra）。这是一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摇滚乐队，但是当我顺藤摸瓜，打开他们的专辑，随意听了一会儿之后，就被迷住了。

他们把油桶当打击乐，配上独特的手风琴节拍，再加上主唱雅诺弗那种可能是受了汤姆·威兹（Tom Waits）影响的嘶哑的戏剧腔，唱的是挪威西南部的方言，歌词走的是暗黑的叙事路线，以上这些因素的混合产生了一种另类的效果，让我仿如置身于，东欧吉普赛市集与北欧冷酷葬礼相混合的场景想像中，中间还夹杂着一丝马戏团式的狂欢。

那种陌生的刺激感带来了一种久违的喜悦，与十年前，无意中读到挪威戏剧家约恩·福瑟的作品，是类似的。在那四年后，这位贝克特的信徒，也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想起来，约恩·福瑟写作上用的也是挪威西部方言，难道与这个乐团唱歌用的是同一种吗？于是去考证了一番，发现同为西部方言，约恩·福瑟用的是出自峡湾深处的规范书面语，而乐团使用的是平原靠近海边一带的粗糙口语。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少年马友石用同样的方言、以及抒情式的翻唱，向他的老乡们、起家于挪威斯塔旺格一带的乐队的一次富含深意的致敬。

两人闲散地聊着音乐，这可能也是治愈高反的最佳解药吧。偶尔一瞥中，我看到冬梅眼中闪耀着透明的物质。

车过马尼干戈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打开手机相册，找到了一周前在此停留时拍下的照片：在纷飞的雪花里，马友石戴着醒目的黄色绒帽，站在藏地风格的街头，眼睛眯着，生怕雪花落进眼里；然而，他的鼻孔中插着卷成条状的纸巾，用于止血。那天是他人生第一次产生了高反症状。

看到后，他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把保罗吵醒了，之前的半程估计他也是迷迷糊糊，没有完全坠入梦乡，大概率也听到了马友石的音乐作品。

“到机场还要多久？”他问。

“走了一半，刚过上次你把人家水果摊买光的马尼干戈。”我说。

“好吧，那接下来轮到我来唱啦。”他有点兴高采烈。

在我们的疑惑中，他把手机连接上了汽车蓝牙，然后轻点手机屏幕，汽车音响中传出了音乐声，那是他的歌。只见他猛一抬头，迎着前窗外的灿烂阳光以及笔直的公路，跟着唱起来。

从这首《万水千山少年归》开始，他一首接一首地唱了下去，中间偶尔休息一下，也不管我们后排的聊天情况，自得其乐地，一直唱到了格萨尔机场，最后以一首《帕米尔雪》结束，仍意犹未尽。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总以为这是他这次旅行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中间接近错阿镇时，看到有一群藏族人，每人手持缠着反光条的木棍，三三两两，行走在公路边缘，洋溢着一副风尘仆仆却坚不可摧的气势。

他们没有进行那种缓慢的长磕头，只是低头沉默地徒步，仿佛双脚才是身体真正的主人，而道路又固执地指挥着双脚前行。

“这是朝圣去拉萨的。”我喃喃自语。

这时小兵也看着窗外，放慢了车速。

“他们是在徒步吗？”马友石没听懂，但他可能感受到了不同的氛围，于是用英文问。

“不，是朝圣。去拉萨。”我说，好不容易想起了朝圣的英文单词，于是又重复了一遍。“他们是朝圣者。”

“你之前说你们经常在山中徒步，也是朝圣吗？”他可能想起我带他去徒步的承诺，因他的高反症状而没有兑现。

“哦，不是。”我想了想，然后又纠正，“可能也是吧。”

这时的保罗向着朝圣者托了托双手，表示祝福，改唱一首《唐古拉风》：“布达拉传来阵阵打嘎的歌声，那是我跨越万水千山的真情。”

再次碰到朝圣者队伍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十点半，我们回程的路上。

在机场送别三人，时间还早，小兵把车开得慢慢悠悠，正好默契了我的想法。我感觉他和我一样，也喜欢上了这段公路，连绵雪山脚下一条连绵起伏的直线。

这么好的天气，在路上的感觉真好。但我有个预感，我得在这条路上发生点什么。

车子过了错阿镇，离马尼干戈不到二十公里。之前在地图上查到，如果在马尼干戈左转，一直走国道三一七，可以很快到达玉隆拉措湖，那儿是观看雀儿山的最佳位置。我其实挺想去那儿看看。

又行驶了一小会儿，可以远远地看见马尼干戈趴在山脚下，像一只晒着太阳的蜥蜴。只剩下五六公里了，有几位朝圣者就在眼前。

这时我改变了主意，对小兵说：

“停一停，你把我放在路边吧。”

“你要放水？”

“不是，我想跟他们一起，走上一会儿。”我指了指前面。

小兵马上明白了，但是他习惯性地往前又开了一段，绕过了朝圣者的队伍，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才靠边。

“这儿可以吗？”

“可以。你去前面等我吧。不着急。”我指了指马尼干戈方向，小镇边上有个加油站。

“你要登山杖吗？在尾箱里。”

“不用了。”

我本来想着，在朝圣者队伍后面下车，然后赶上去混进他们队伍里，这样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融入过程。而现在这样有点奇怪，我背着徒步小包站在公路上，回望着他们，路面反光强烈，与在车里透过玻璃窗的感受不一样。

我调整了一下帽舌，眯着眼适应了一下，才能慢慢睁开。一开始时还想取出黑镜戴上，想了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就在三百米开外，说来奇怪，之前坐车经过的时候，总觉得他们有很多人，那可能是运动中的凝视带来的错觉。现在定睛数了一下，大概八人，前后分成四批。从走路的姿势看，有两位中年男性，其他的几乎都是中年女性，他们都戴着大大的遮阳帽，看不清楚他们的脸。

我就这样站着不动，等待着他们，好像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脑中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没过两分钟，又觉得这种等待的动作有点奇怪，于是迎着他们的方向往前走。

“扎西德勒。”我打着招呼。

“扎西德勒。”先是两位中年女性，抬起头看我一眼，遮阳帽下是被晒得黝黑的脸，以及略微疑惑的眼神。

又逆行了二十米，先是一位年纪较大的女性，穿着黑色藏服，两个袖子都褪下来系在身后，露出浅色带红色花朵的上衣。她身上没有背包，左手缠着一串念珠。一个粉色围脖套住了黑色遮阳帽，帽下是一张特别善良的脸，可能是比较累，她脸上的表情没有起伏变化。

走在她后面那位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人不同，她没有穿藏服，身上也没有藏族人常用的配饰，形象倒像是一位刚从优衣库出来的姑娘，蓝色抓线绒外一件黄色羽绒薄马甲。

她双手戴着黑手套，手套的食指与拇指部位都被剪掉了一截，以便于使用手机。她左手抓着的手机上插着有线耳机，此刻，耳机两个端头正随意挂在她那对金色大耳环上。

我预感自己先前眺望时的判断错了，这应该是一位年轻女孩。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往前多走两步，为了看清她的脸。

她的遮阳帽比其他人更大，外面还缠着一条棕色围巾，目的是不让任何一缕阳光光临自己的脸。除此之外，一个浅灰色大面罩严丝合缝地盖住了整张脸，而且紧密贴合着，就像是专门定制的面具。

好在有一对大眼睛，在面罩挖出的眼孔中闪亮，让我清晰地感受到了少女般的热情。

“你好啊。”不知为何，我用的是汉语，没有说扎西德勒。

“你好。”她直面看向我，眼神没有任何躲闪，也不含疲倦之色，但隐含一丝神秘。

“我能和你一起走一会儿吗？”我脱口而出。

“好。”

就一个字，没有拖泥带水，好像我的请求也在她预料之中，所以没有任何犹豫。

我走到她的左边，转身，略微靠后一点，沉默着跟走了一会儿。她的走路速度并不算快，但能感觉到是刻意放慢了的。

我研究了一下她的背包，这是一种藏族人常用的传统背夹，但是经过了改装，为了减轻重量，原来弯曲的红柳木换成了空心塑料管。

这种背夹简易却实用，其实就是几条绑带缠住两个夹面，夹面打开程度可大可小。现在，这个背夹被一条哈达绑着，为了在公路上行走安全，所以背夹外套了一件带荧光条的马甲。

“你叫什么名字？”我还是忍不住，往前快走两步，与她并排走着，问了起来。

“才让拉姆。”她的声音很小。

“你们都从哪儿来啊。”

“甘南玛曲。”

“哇，这么远。走了几天了？”

“二十三天。”

“还要走多久？”

“可能还要一个多月吧。我们走得慢。”

“前面这位是你的？”我看到前面的人转头看了看我。

“哦，是我的妈妈。”她说完，她的妈妈向我点了点头。

“其他一起的，都是你的家人？”

“是我妈妈的好姐妹，那边那位是我的姑姑。”

她指了指公路对面，那儿有两位女士正面向雪山坐着休息。其中一位转过身，突然看见了我们，然后很开心地向我挥手，她可能很高兴她的侄女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男士。这位姑姑长得很白，很好看。

“看来是你在带队啊，你看上去很小，多大了？”我想了想，还是直接问吧。

“二十三岁。”

“这么年轻，就开始朝圣啊。大学刚毕业吧，学什么的？”

“是的，刚毕业不久，在兰州读的烹饪专业。”

“你们家以前朝圣去过拉萨吗？”

“没有，这是第一次。”

“接下来还要走多远？”

“一千公里吧。”她淡淡地回复，仿佛胸有成竹。

我知道藏民经常翻山抄近路，但不管怎样，从这里到拉萨肯定不止一千公里。我想，这可能是他们的心理数字吧，代表可以到达的遥远。

然后我们又并排着，默默地走了一阵，阳光特别晒，但能听到不远处流水的声音。

“我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吗？”

我看到小兵的车停在前面不远处，想着可能要告别了。

我又用手指了指车，解释道：“我是跟朋友开车路过的，就想跟你们一起走一走。拍照是刚想到的。”

“可以拍啊。”她转过身来，面向我，比划了一个剪刀手，眼神流露出一种幸福感。

我拍了两张，然后给她看。她低下头，凑了过来。

“喔，发给我可以吗？”她有点小惊喜。

“好的，我们加个微信。”

加完微信后，我抬头看着她的眼睛，想像着她面罩下的脸，然后问她：

“你能取下面罩，让我拍一张吗？”

为了避免误解，我尽量说得认真自然。她犹豫了一会儿，可能有五秒钟，然后说：

“不行。”

“为啥？”

“我的脸晒伤了，很可怕。”她说着，并轻声笑了起来，眼神中透露出半真半假。

这时，她的母亲与几位姐妹正好围拢过来，让我给他们拍一张合照。

拍完合影后，我告辞，坐上了车。车往前开了不到五百米，我就看到了那块高耸的路牌。

蓝底白字，上面画着一个分叉，左边写着，国道三一七，德格。右边写着，省道四五六，石渠。

路牌的周边，几乎都是旅馆、餐厅与修车铺。我想了想，对小兵说：

“在这儿停一下吧，我想请他们吃个饭，你觉得他们会愿意吗？”

“应该会的，其实我也饿了。刚才我也想一起跟着走一会儿，但早上没吃早餐，担心血糖低。”

“好，那就这么定了。”

“去哪一家吃呢？前面有川菜，有藏餐，也有清真。”

“我先下车，等他们过来，然后让他们自己选吧。”

“好的。朝圣路上，也许对饮食也有要求。”

于是小兵再次把车靠右，这次停在了旁边修车铺前的空地上，然后跟我一起下了车，往回走了几步。

这时是正午过后，太阳就在头顶位置，我们身体的影子在各自脚下缩成一小团。

就这样，我俩站在画着道路分叉标志的路牌下，等待他们。

其实与他们相距不到五百米，但恍惚间，我觉得是一千公里。那样，我们就可以等得足够久。

图片｜沈颢、视觉中国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不能免俗，一走进双年展花园就直奔最红的奥地利馆。还好，我到的时候只有十几人排队，不至于像传闻中那样可能要等两小时。一进去就明白为什么不让拍照：左边展厅，一位裸女在人造激浪池里操弄摩托艇，正前方，另一位戴呼吸面罩的裸女全身浸在水下做冥想状，地上都是水，工作人员不停打扫，我闻到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尿味。

清洁工看到我衣服上的图案，问我是不是泰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以前在泰国生活。我问她是不是奥地利人，她说是的，来自维也纳。我们看到的这件作品《威尼斯海洋世界》的作者也是维也纳人，但她主要在柏林工作。接着说，团队很国际化，另一个打扫卫生的姑娘是瑞士人，还有英国人。

一个一丝不挂的姑娘从观众堆里穿过，我没看清脸，估计就是玩摩托艇的那位，轮岗时间到了。整个奥地利馆给我的印象就像水生物构成的女儿国，我猜穿雨靴系围裙戴手套的清洁女工们也有轮到脱光衣服去水池里上班的时候，据说艺术家本人也会全裸出现，她的任务是倒吊在钟楼上做人肉铃铛，这个工作想来不容易，用肉体去撞钟多疼啊，因此不常上演。

奥地利馆门口那口钟，暂时没人爬上去敲钟。里面不准拍照，我只拍了前面那张T恤印着“我活在你的尿液里”文字的

尽管团队是清一色全女班，但男性观众没有被排斥，挺好的。这时扫地的姑娘问我想不想小便，我说目前没有尿意，但等一会儿可能会有。她便放过我，问其他男女观众愿不愿意去简易厕所里贡献小便，并强调说，不可以大便。

我听到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在低声说厕所好像有问题，要不要关闭。馆里设了两间简易厕所，一间已关闭，如果另一间也出问题，奥地利馆就得关门，因为整个馆的运转有赖于尿液的正常供应。关键点就在，大鱼缸里的裸女其实是浸没在由尿液净化而成的水里。如今净化水技术应该是过关的，否则不会这样设计作品，但双年展使用的这套系统似乎不够稳定，不止我一个人闻到了尿骚味。我又看了一眼那个在水下打坐的裸女，不知道包裹着她身体的水体究竟纯度多少，有无尿味？也许，就这个作品而言，不够纯净的水比纯水更好，只要对人体无害。

有一次去纽约，在街边偶遇魔术师大卫·布莱恩，全身浸没在一个直径两米多注满水的玻璃球内，上身赤裸，头盔连接着呼吸和进食导管，下身连着排泄导管。他要在水下连续呆满一周，挑战极限。如果把这场自虐表演看作行为艺术，它的意图跟奥地利馆明显不同，奥地利馆的女水鬼无需试探身体极限（据说布莱恩入水太久导致肝肾受损），也不用进食和排泄导管，有生理需求时她可以离开水箱和同事换班。重点不在时长，而是在“尿变水”这一概念。

或许我有一种畸趣，偏爱这类模仿水族馆的表演，不管是不是真的艺术。比如，曼谷黎明巷的鱼缸秀就比其他形式的艳舞更吸引我，重复看过几次也不觉腻乏。泰人对身体的接纳态度比较坦荡，难怪可以在夜店表演私处吞吐酒瓶，还有著名的验尸博物馆（我还没有勇气去参观）。偶尔，这类民间俚俗的人体奇观也能达到力与美的高度，那就不能不提鱼缸秀。

印象最深的一次，两位男性“美人鱼”竟然在水中脱掉泳裤，怒挺的凸起物暴露无遗，令在场观众哗然。那些年，风月场上的游戏规则时紧时松，以前我没有见过全裸的鱼缸男。

两人弓起身子，游动四肢，在水下表演花样潜泳，时而快速升出水面换气。其实“鱼缸”容积相当有限，顶多装得下两个男人，第三个肯定塞不进。很快，他们开始一圈又一圈在水箱里翻筋斗，像《天鹅湖》里黑天鹅的“三十二挥鞭转”，直到憋不住气，才双双挺身出水，胯下之物依然挺立。

这场表演有露点，但毫无淫亵味道，形体动作洗练优美，并没有因为裸体而破坏整体氛围和情绪。演出结束，我付钱叫来两个“美人鱼”中较帅的那个，觉得自己像邪狎小说里吃花酒的阔少。

走出鱼缸的“人鱼”，头发还是湿的，可是穿上背心短裤球鞋就变了个人，像逃学的学生仔，身材也似乎缩小了一号，和刚才在鱼缸中高大威猛的形象判若两人。

他向我透露，入水前需要看视频才能勃起（他喜欢看有两个以上女人参与的场景），再套上阴茎环保持硬度，他的有些同伴甚至要用药物才硬得起来。真不容易，我无法不同情这些吃青春饭的年轻人。

他把头靠在我身上，轻声说我的戒指很好看，我当即摘下来给了他。那晚给我的印象很接近读川端康成某本小说的感受，唯美感伤，外加一点心理变态。或许就是日本人所说的“物哀”？这感觉好难用言语形容，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美能称得上“唯美”，尤其当审美掺入了剥削和物化的成分时。

算起来，如今他该有三十三、四岁了，大概早已结婚生子，过上凡人的生活。我们分手时他似乎有些困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想占有他，而只是满足于灯下的静观和交谈。

“我活着你的尿液里”

“湿梦”是双关语，原意是“梦遗”，一个主要用于男性生理卫生的词语，放在全女班的奥地利馆很引人侧目。或许有些观众真的会拿有色眼镜看这个裸体女儿国，但我想说，请把我包括在外。

“水位不断上升”特指威尼斯的环境，没有哪个地方比威尼斯更知道淹水的威胁。

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没能看见这个作品作为宗教建筑的一面。也许，当净水系统发生故障，水箱和造浪池被切断尿液供应时，艺术家就必须亲自出马，登上钟楼当人肉铃铛。这是一个合理的想象：危机来临时，奥地利馆不得不闭门清理污秽，外人只看见警钟长鸣的景象。当然，这一幕只是我的想象，不确定实际运作机制是否如此。

也没有遇见机械犬。想不出艺术家要怎样安排它们“引领未来”——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四处乱爬，营造出反乌托邦的氛围？四年前，我在上海已经听说有人到徐汇滨江遛机械狗，“未来已来”是围观者的反应，但无人知晓未来到来之后还会来什么。两个月后，更具未来感的一幕降临了，无人机飞过松江九亭，夜空里传来广播通知：“请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几天后，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题图画了一个独自坐在酒店房间里的男人，与一条赛博机器狗互相对视。男人手上拿着一根狗食骨头，落地窗外是黄浦江景和东方明珠塔，无人机刚好飞过窗边。文章标题里含有一个复合词“高科技反乌托邦未来”（Techno-dystopian future），听上去抽象，但其实插画已经完美图解了它。

尿意终于来了，我去那个还在工作的简易厕所里放空，用体液交出了一个普通观众的贡献。

听说卢森堡馆是用屎做文章，我就不打算看了。

日本馆

今年日本馆的热门程度仅次于奥地利馆，题目叫《草婴，月婴》 ，作品介绍里有句话引起我注意：“酷儿艺术家荒川-纳什医和他们的伴侣福雷斯特决定在新冠疫情期间生育孩子，于2024年12月成为一对双胞胎的父母。”我以为名字古怪的荒川-纳什医是个双人组合，否则如何解释“他们的伴侣”这个表述？也就是说，三人共同生下一对双胞胎。这倒也不奇怪，如今多元成家是正常的事，而且从技术上讲，让孩子继承三个人的基因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问题是，原文中“Queer artist”（酷儿艺术家）是单数形式，而且荒川-纳什医的照片也只显示了一个人。我突然明白这位艺术家拥有非二元性别认同，因此才会用“他们”这个原本是第三人称复数的代词来指代自己。

又注意到艺术家的伴侣有个男性名字“福雷斯特”。照片上的荒川-纳什医，胡子拉碴，貌似男性，然而外表只是外表，人家可不认为自己是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

整个展馆变成了公共育婴室，满坑满谷都是婴儿玩偶，据说总共有两百个，参观者在馆内漫步时，会被鼓励抱起其中的一个，体会一下为人父母的滋味。

要不是注意到艺术家的性别，我会以为《草婴，月婴》就是用虚构来针砭不婚不育少子化的新世代。现在我意识到，它探讨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生育问题，而是透过酷儿亲缘关系去拓展问题的边界。这个发现激起了我的兴趣。

现如今异性恋者似乎越来越不想生，倒是像荒川-纳什医这样的性少数对生育跃跃欲试，甚至将他们私人的育儿经历转化为行为艺术，吸引更多人参与体验。

满坑满谷的假娃娃

起初我担心会不会晕孩，但很快，注意力就从假婴儿转到了观众身上。从未见过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父母”共处一室，对他们的“宝宝”极尽疼爱，仿佛正因为他们知道孩子是假的，才更想努力演好父母。真实人生中的育儿过程有多艰辛和不堪，这一刻的“过家家”就有多温情脉脉和理想化。

给假婴儿换尿布是整个体验的高潮部分：打开宝宝身上的尿布，里面没有屎尿（谢天谢地！），而是印着一个二维码，扫描后可获得一首根据宝宝“生日”量身定制的诗，然后“父母”必须深情朗诵给假宝宝听。

我不禁犹豫要不要也去抱一个玩玩，但终于作罢，理由如下：如果我有同伴，或许乐意和他/她各领一个假娃娃抱在身上看展（最好是他，扮演同性“父父”总归比扮演“父母”好，对吧），但我是一个人来，那就算了。

日本馆

滑动查看更多

丹麦馆的议题是性欲与精子活力，似与日本馆构成某种呼应。日本馆对全球生育率滑坡作出回应，丹麦馆对男性生殖能力下降作出回应，这两个国家馆也跟奥地利馆类似，都在拿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做文章。

展览叫《未来之物》，据说这个标题源自H. G. 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未来之物的形态》。分两部分，一个展厅里播放着一部色情科幻片，背景设定在2045年，由一位著名艳星扮演精子库实验室的科学家，另一个展厅搬来了实验室的一些道具，例如储存精液的容器。

丹麦馆，黄色箱柜是储存精液的容器。

走进第一个展厅时，投影正在播放科学家拿着针筒往试管里注入液体的画面，她身穿白大褂，胸口敞开，袒露半只巨乳。

另一个场景，一个赤裸的男子坐在精子库里弹电子琴，身边堆满存放精液的容器。他没有用手弹琴，而是俯身以胸肌挤压键盘发出声音。

这部科幻片的剧情很晦涩，我试图理解它想要构建一个由色情表演和生殖技术合作塑造的未来世界。正因为需要兼顾色情与科技，才邀请情色片女星扮演科学家。

这个设定并非异想天开，因为根据一项研究表明，成年男性在观看VR色情内容后，精子活力可以提高近50%。换句话说，色情产品非但不是糟粕，甚至有望成为拯救人类物种的技术手段。

丹麦馆，盛放精液的容器表面的小屏幕上播放着精子赛跑的视频

另一个展厅里堆放着视频里看到的那种黄色箱柜，也就是精子库用来冷藏精液的容器。妙的是，其中几个容器的表面嵌有一块巴掌大小的屏幕，播放着精子竞速的视频。

前不久我在报上读到一篇有关精子赛跑的报道，才知道这种活动已成为一种网络亚文化及“雄竞”新赛道。一家名为“精子竞速”的硅谷初创公司致力于让人类精子在人工生殖系统中赛跑，该公司以提高公众对男性不育症的认识为名，举办了多次面向男大学生、主播和网红的擂台赛，今年下半年还要举办“精子竞速”世界杯，据说参赛者来自128个国家。不知道中国队里有什么人，希望他们的精子比男足更争气。与传统体育赛事类似，“精子世界杯”也将进行多轮淘汰赛，但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刻在硅片上的两条微流体跑道仅有3.8毫米长，观看比赛只能通过显微镜摄像机拍摄的画面进行网络直播。

从本质上说，精子赛跑是将男性生育焦虑转化成商业化、观赏性的“体育”活动，同时伴以图像消费。

为了增加悬念和戏剧性，技术人员还挖空心思在极细微的精子赛道上增设了若干障碍物：狭窄路段、急转弯和立柱等。

“精子竞速”的三位创始人年龄都在16岁到18岁之间，其中两位是华裔，一个姓朱，一个姓范。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初中的时候，曾经用土制简易显微镜观察过自己的精液样本。恐怕只有十几岁的男孩才会对这类事情如此好奇和热衷吧，记得是在《少年科学》杂志上看到用小灯泡和砂轮制作显微镜的教程，我还弄来了载玻片、盖玻片，投入零花钱和不少时间。这一切都必须瞒过所有人，尤其是爸妈，像搞地下工作一样，最后只为了获得一幅不同凡响的视觉图像。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我参观的最后一个国家馆是梵蒂冈馆，作品名为《耳朵是灵魂的眼睛》。

梵蒂冈馆

梵蒂冈馆的位置不在花园区也不在军械库，它就在火车站旁边的第一个巷口，万丈红尘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进入后会发现加尔默罗会修士在这里藏了一座秘密花园，种上各种药草、葡萄等，还有一间临街的专卖店，出售修行者研制的药皂、精油之类产品和自酿葡萄酒。若不是被选为展馆，这座花园平日里鲜少有机会向公众开放。

看门的修士发给参观者一副耳机，戴上它信步游园，在不同的植物区会感应接收到不同的音乐，包括中世纪女性作曲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的作品。介绍文字这样写道：

梵蒂冈馆

滑动查看更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梵蒂冈馆可能是我在看过一连串有关危机与焦虑的展览之后最完美的句点。花园空间变身为展馆，这已经很妙；参观过程中，不仅移步换景，而且耳机里的音乐也随走动而变换，在视觉以外创造了另一个维度的审美体验。

我事先不知道参观需要预约，在门口当场扫码，结果发现当天已约满。这时穿黑袍的看门人适时出现，对我笑道：“你今天很幸运，当前园内人数不多，我可以直接给你一个名额。”

真是非常治愈的一次游园会，我在这座17世纪的园子里漫无目的逛了一个多小时，兜兜转转，期间遇见一对甜腻的小情侣，一忽儿在薰衣草旁依偎，一忽儿在葡萄藤架下牵手漫步。园子尽头处还有一个入口——水门，这是威尼斯特色，大户人家都有水、陆两个门，水门是更重要的那个。透过墙洞，望得见一条运河的弯道，火车站第一站台的集电杆也在视线里，进站出站的列车却被围墙挡住了。坐在这里听耳机里的中世纪圣歌或二十世纪New Age风的音乐，心里很静。

编辑｜黄昕宇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约翰·韦恩（John Wayne）在他人生最后一部电影中，饰演了一名得了癌症的神枪手Books，自知时日不多，于是来到内华达州的一座小镇上了却残生。他买了一份报纸，头版新闻是维多利亚女王驾崩的消息，直到他死去，他都没读完这份报纸。

我重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手边恰好有今年6月20日刊的《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我决定读完它。

《新科学家》是一份英文科普杂志，里面有改写自《科学》、《自然》专业论文的科普文章，也包括物理、天文、数学、考古、生物、医学领域的新研究介绍，以及专栏、简讯和小强填字。

他们在英美澳设有记者站，广告投放和活动执行团队在伦敦，杂志发行和零售团队在新泽西，印刷所在威斯康星，读者信箱设在密苏里，杂志注册地在纽约第五大道。主要的编辑部在纽约第四大道、拉法耶特大街交叉口附近，距离华盛顿广场不远，是穆瓦诺和苏塞特似非还是的爱情开始的地方。

版权页显示，这家杂志的营销和数字团队有十三名员工，包括首席客服经理，客户体验主管，客户关系主管，活动营销经理，活动营销主管，活动营销协调员，订阅拓展经理，高级营销经理，高级邮件营销经理，邮件营销经理，分析经理，初级数据分析员，数字营销设计师。坦白说，这里有些职位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翻译，也不知道他们的区别，就像我分不清联合主演、特邀主演、领衔主演的区别。

广告有九页半。封二是一个利用AI健身的App，封三是播客推广，封底是精美的Papier笔记本，第2页是一种补水运动饮料。除此之外，其余的都是关于这本杂志本身的广告，比如第14页和第28页是该杂志举办的游学和探险活动，第27页在推广这杂志的播客，第44页是这本杂志的征订。纸媒杂志的寒意传递到了大西洋和大望路，难怪我写的专栏都没什么人看。我订阅了他们的播客。

澳洲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鲸鱼墓葬群，最古老的鲸落大概距今526万年；

Z世代的年轻人可能是因为看了太多父母那一辈的离婚剧情，因此对进入一段关系会保持警惕；

导致恐龙灭绝的那场灾难实际上也创造了一个微生物的伊甸园；

使用量子计算机来进行虚拟货币的挖矿会节省大量的能源；

太阳能发电的园区能吸引白鹡鸰、芦鹀、苍鹭以及树鹨来此栖息，红隼和草地鹨甚至能在电池板上落脚；

死亡不是石器时代的苏格兰人的终点，因为他们的亲族会将他们重新挖出，剔除大脑，把适合用来做工具的骨头打磨，重复利用；

有两篇专栏在抵抗AI，同时又有三本关于AI的新书被推介……

海伦娜·韦纳坐在降落伞拉的超轻型飞机的乘客座位上，手持扩音器，对着前方的一群北秃鹳唱德语歌，指引这些鸟儿飞往它们新的越冬地。机长约翰内斯·弗里茨是一名奥地利的生物学家。这趟旅途长达50天，横跨2800公里，从德国东南部跨越阿尔卑斯山，飞抵西班牙西南部。

一位读者提问，行星围绕恒星转，卫星围绕行星转，为什么卫星没有卫星呢？英国埃塞克斯的罗素先生说，动态来看，地球和月球不仅是一颗行星和一颗卫星，而且是一对相互绕轨道运行、围绕一个共同质心运行的天体。

另一读者问，如果光速只有目前的一半，宇宙将会是什么样子？答：会导致银河变形，地心冷却，黄金易色，水银失态……

除了这两个无聊的好问题，本期杂志还展示了来自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生态学家阿什坎·法希米普尔的无聊研究。他抓取了所有关于爬行动物的维基百科页面，制作了一张图表，最后得出一个结论：“维基百科页面越长的爬行动物，往往体型也越大。这种关系符合幂律，指数为0.85。”怪兽哥斯拉的百科资料长达7500字，记录了它的身高数据，比如，它在1954年的日本还只有50米，2014年长到了100米以上，2017年又变异到了300米。

《橘树修道院》的作者香农是个拖稿女王。她有一次被催稿时回复编辑说，她正在等救护车，因为她刚刚喝了一杯含有樱桃核碎屑的冰沙，这种樱桃核里含有苦杏仁苷，可能会在体内转化为剧毒氰化物。

我有好一阵没有吃樱桃了，我可能需要它。

我确实是有意要完完全全读完这本杂志的。搁在以前——还有此后——我大概会读五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那样的话，我不会知道捕蝇草这个名字来自维纳斯，也不会知道有《橘树修道院》这本我知道了也不会读的书。

我读完过很多本书，从头至尾，一字不落，但从没完整读完过一本杂志或一份报纸。完整读完，指的是包括报社地址，出版日期，编辑名字，以及有奖征订、快速开锁、根治秃发、上门追债、企业清算、开奖公告、遗失声明、专业离婚，以及讣告在内。

这本杂志带给我的最大功用是增加了无助于饭后消化的谈资。还残存着纸媒时代陋习的Q不断追问我关于量子的那篇专栏，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他懵懵懂懂听不明白。我俩死文科生是盲人瞎马，互相添堵。

我喜欢对着秃鹳唱德语歌的海伦娜。她是维尔茨堡大学地球观测和遥感方向的博士生，写过几篇关于秃鹳的论文。她乘坐的这架飞机像是一辆只有骨架的人力三轮车，吊在一张巨大的降落伞下面，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架风帆驱动的莱特兄弟时代的飞机。如果鸟儿和风帆之间也有一些细线，那就是空中的鸟拉云橇。

还有佛罗里达那个生态学家，我看了他在Bluesky上的主页。从头像来看，他是一位脚蹬亚瑟士运动鞋、穿着姜黄色休闲裤、淡蓝色亚麻上衣的帅小伙。他的帖子补充了杂志里没写的一点，维基百科里篇幅最长的爬行动物是关于科莫多蜥蜴的。但他本人并不是研究爬行动物的。

无聊事才是值得做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八年前的一个上午，偶遇了一个旧同事，他问我还在看那些闲书吗。“看啊！我工作挣钱，就是为了看这些闲书。”

四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是酷热的七月十三日，我站在罗马的Via Margutta 51号前，一支骑行队伍正经过我面前。一个小伙子突然停下，问我是不是要去“乔的家”，我说是，他说就在里面，我带你去。他被队伍甩在后面，之后我俩都没问过对方姓甚名谁。

塞维鲁拱门正在修缮，旁边是一位教授带领一群学生上建筑课。一位学生看着我拍照，问我这有什么好拍。我说这是公主七十年前昏睡的地方，她在这里遇上记者乔，然后念了一首诗。好几个学生凑了上来，我悄悄溜了。

我在雅典时，常感到希腊人身为戏中人的觉悟。布克哈特说，希腊人是一个极力保护其神话的民族，并使之成为其生存理想的基础。学院助理曾在马其顿王宫的残垣上对我说“小心点”。顿了一下，他又说，“否则你就要去见哈迪斯。”

去年四月，我从罗马回来，深夜两点下了机场大巴往回走，路过希腊国家美术馆附近，就在日本花园对面，一对男女正在深夜无人的草坪上表演戏剧。男生高举一只手臂，大声说出他的台词时，我清楚地听到女生喊了一句ω, βασιλεύ μου（啊，我的王上！）。也许是一出俄狄浦斯，也许是麦克白，总之是暮春时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场面。

我经常想象失明了会怎样，出车祸了会怎样。大学的时候，我有个老师曾经在火灾中失去了左手。我就想，如果我失去了右手，应该怎么写字，于是开始练习左手写字，有备无患。

我刚读完福尔摩斯的时候，热衷于和朋友暗中观察地铁商场里的陌生人，猜想他们的职业和家庭背景，此时心情如何，下一步会做什么。后来我还构思了一本书，将地点设在了乌特勒支，甚至写了第一章。

我收到的明信片，大多是自己寄给自己的。朋友寄给我的几张，都小心保存着，期望将来一一到达这些地方。从收到这些算起，我花了七年到了梵蒂冈城，花了九年到了查理检查站。

人要是无聊下来，就只能干无聊事。我是在海德堡爱上城市有轨电车的，所以今年三月在上海松江看到后，我在冷雨中坐了一趟，下车没出站又坐了回去。这段有轨电车有两个缺点：缺少穿过佛罗伦萨电车轨道时的惊慌失措，没有重庆川外后门废弃铁轨的斑斑锈迹。“看起来很行”时代的人，对蒸汽时代残留的颓废有一种特殊的迷恋，正如对奥斯汀小说的迷恋一样。

还有一次在雅典市中心的那间麦当劳，我吃完汉堡，看着小票上的厕所密码，于是就走到厕所门口，把它递给了没有消费而憋尿的小伙子。我现在还保留着波茨坦火车站的厕所票——那是上次花了1欧元买一赠一的赠票——以便下次去的时候可以用到。

Karmela小姐是这本杂志的记者，也是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的量子物理学博士。她在2019年时因为一颗坏牙，在ICU躺了一周，去哈迪斯那里走了一遭，最后回到了人间。她事后复盘牙痛原因的时候，陷入了痛苦：是医疗体制，还是她不愿看牙医，抑或她没钱去看牙医，导致了这次危机？最后，她转向了她的专业去寻求答案。

人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能悟出生命的价值：被爱神惩罚两次，被死神拒绝一次。

“量子开关”，她写道，“允许一个系统表现出不定因果性，即不同的因果序列可以通过量子叠加现象同时存在。”Karmela小姐由此得出一套生活哲学，“把客观事物主观化，会让生活更好”，并因此写了一本书《纠缠态》。

这个月初在武汉，一个朋友晚上送我回去的时候，途中遇弯就转，遇桥便上，南辕北辙。于是，我们向东、向北、向西、向南、向东，最后向南到了终点。我好喜欢这一段半小时的路程。唯一的遗憾是，应该在大马戏那里停下，走进去，看看有什么魔法。

维也纳理工大学的舒曼教授和他的同事们花了20年时间，造了一口不够完美的核子钟，因为大概每10亿年就要慢几十秒。他大概是希望到时候有人能给校正下。我很乐意为舒曼教授的核子钟贡献五分钟，以便在五十亿年后地球被太阳吞噬的时候，它都能保持精确。

我浪费了太多本可以大有可为的五分钟，所以才拖拖拉拉。比起香农拖稿的理由，我羞耻于自己匮乏的想象力和多余的羞耻心。我被催稿的时候，一般通过“在写了”给自己争取三天到一周的缓冲。上个月底，我跟朋友说到，每次拖稿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忐忑感，正是这种羞耻心让朋友还没跟我断交。我说这话的时候，嘴里正嚼着刚返炉不久的法棍。

饮食进入肠胃，之后变成粪便，再进入蛆虫的脏腑，又在食物链上攀爬，总有一些会进到松鼠的洞穴里。加拿大的科研人员从北极地松鼠冬眠的洞穴中保存的粪便化石中提取了多种生物的DNA，因此我们才能了解到70万年前生活的猛犸象和大型猫科动物。啊，城市里的化粪池分明是要把人类生存的痕迹抹掉，如果粑粑不能变成化石，百万年后的物种要怎么知道，在地表之上两米的狭窄空间里曾经生活着无聊争斗的我们呢？

地表之下是真菌的世界。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研究机构在《科学》上发表的论文说，有110 quadrillion公里，也就是110 000 000 000 000 000公里长的富含碳的真菌和植物的根系交织在一起。知道了，但关我什么事？我在武汉一家云南菜馆吃饭的时候，抢在众人点菜之前，先要了一份炒鸡蛋和一份小炒肉。菌子，自有云南人和好奇心强的人对付它们。

真菌存在这个星球上有十亿年历史了，真菌化石被发现的泥盆纪距今也有四亿年了。韦伯望远镜观察到三亿年前的星光，但宇宙大爆炸发生在140亿年前，如果以人的寿命类比，韦伯看到的不过是宇宙的婴儿状态。

所以，如果光速慢了一半，就如公主在罗马的拱门下念的那首诗：

还是应该要去爱，狠狠爱。

七月十七日

雪隆港式烧腊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5月18日，柏林初夏的早晨，我骑车出门，目的地是位于图尔姆大街的柏林第一州法院刑事庭。穿过小公园，远远地看到土黄色堡垒一样的阿尔特·莫阿比特街看守所，然后是落成于1906年的皇家刑事法院建筑群。楼与楼之间设计了复杂的走廊，开庭前，法警会从看守所押送被告穿过隐秘通道进入主楼法庭。

被告是在德华人迷奸系列案被告之一邵Zhiting。起诉书显示：他被指控三项罪名：严重性胁迫罪，协助强奸罪和持有儿童色情照片和视频罪。

推开法院厚重的褐黄色木门，大厅里的证件检查入口已经有很多华人在排队了。我抬起头，看到大厅内气势恢宏的主楼梯逼人而来。轮到我时，心里有习惯性的紧张，害怕被拒绝，就像以前在北京做记者时那样。不过柏林法警很和善，没有盘问，只是查看身份证，并提醒我去寄存违禁物品。

500号庭室在二楼，楼梯间很狭窄，排队的人只能蜿蜒而上。身后的年轻女性悄悄对我说，"有没有觉得今天来的男生中有些人看上去挺怪的，有点像……也是那种人"。那一刻，我隐藏的心思被说出来了。迷奸案曝光了黑暗罪恶的冰山一角，唤起女性的警惕，同时也带来了沉重的不安。我说，"我理解的。"

9:30，庭审时间到了。法院的新闻发言人从二楼往下喊："旁听席只有30个，31号往后的人进不去了。"

楼梯间大概站了60个人，大家都不甘心，试图寻找其他入口。安检处的法警告诉我，那是唯一的公众旁听入口，楼上则是法官、律师和记者的入口。我对他说，我是记者，但是我不知道需要提前申请旁听。得知我有记者身份的证明文件后，他建议我找新闻发言人争取一下。

在庭室门口，我找到了正和其他记者聊天的发言人Jani女士。她查了我的证件，没有问我是哪个单位的，也没问我为德国媒体还是中国媒体写稿。我申请进入法庭的身份是独立记者。她把证件递回给我，微笑着说："如果记者席位还有空位，您就可以进去。"

记者的席位在旁听席的前沿，有两张长木桌，供做笔记。后面是公众的旁听席，几乎全是华人面孔，女性居多。有人戴着口罩，也有人戴了墨镜。开庭前，法警要求摘除墨镜。人群里有人轻声质问："为什么被告可以戴着口罩，我们不能戴墨镜？"

她们来自德国的多个城市。有人想见证司法审判，有人想凝视被告表达无声的控诉，也有人想把最新的司法信息带回国内，希望推动国内的公共讨论。开庭前，有人在柏林的华人社区倡议，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起关于修改法律的联合请愿。倡议者认为：这个案件涉及严重暴力情节，带有极强的厌女和性别歧视色彩。当前，德国对这类案件的量刑相比于英美判例明显偏低，未能充分体现对受害者的保护和对社会风险的回应。

被告邵Zhiting已经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了。那是用灰色钢条和透明玻璃封闭起来的空间。他穿着深灰色的长袖秋衣，剃圆寸，戴框架眼镜，脸部用蓝色医用口罩遮掩，让人难以看清他的眼睛。不过，他的视线从未投向旁听席。

从旁听席往前看，法庭像迷你的古罗马剧场，中间挂两个巨大的黄铜吊灯，照着庭上年岁久远的木质席位。席位是阶梯式上升。最远处的中央至高点是法官的审判席。法庭的天花板上刻着古罗马字符书写的法律条文。还有正义女神的白色浮雕，她手持法剑和天平。

旁听席入座完毕，法警关门。现场气氛仍然躁动。突然，法警用德语喊了一句话，我没听清楚，跟着身旁的人站了起来。五位合议庭法官从审判席背后的门口走进来。穿着法袍的三位是职业法官，其中有两位女士，另外两位普通着装的是非职业法官，即参审员。在德国，参与刑事审判的非职业法官是不具备法律专业背景的登记在册的公民，由职业法官随机抽签选中。德国参审员协会的官网声明："参审员应保持公正无私，并运用常识以及生活和职业经验做出判断。他们必须有勇气做出裁决，因为他们是在干预他人的生命和自由。"

主审法官是一位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中年男法官，黑色的长法袍下是白衬衫和白领带。他在审判席居中座椅就坐，然后说："大家请坐下吧。"庭审正式开始。

十几分钟后，主审法官请站在法庭门侧的一位中年男人入座，语气很客气："辛苦您今天来。谢谢您。"开庭前，我就看到那位男士拿着大瓶矿泉水，挎着书包，神情漠然地独自站着，没人上去和他搭话。现在我才知道，他是出庭作证的IT技术专家，是鉴定人。他坐进法庭中间的椅子，打开电脑，解释了邵Zhiting参加的Telegram群聊。面对法官和律师的询问，他有时停下来思考，或者请求法官允许他继续用电脑查询，然后再给出答案。当他查文件时，法官和所有人都耐心地等待，安静无声。

另一位证人则因病没来。那是负责本案侦查的女警官。为了等她出庭作证，法官改变了整个案件的庭审安排，计划在6月安排四场庭审，先进行其他证据的质证。法官认为：负责侦查的警官必须出庭作证。

18日庭审结束后，在庭室门口，法院的新闻发言人Jani女士向我解释了这些程序的变化。我一度以为听错了——在国内，我从来没听说过负责案件侦查的警察会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官的调查和律师的质询。在国内，警察只负责提供书面侦查报告，法官往往基于书面案卷作出裁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刑事诉讼法》时，将证人出庭限制为"法院认为有必要"，赋予合议庭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导致在实践中大多数应该出庭的核心证人不出庭。

而《德国刑事诉讼法》则规定，法官有义务主动调查事实真相，不能被动接受警方卷宗或者只看书面报告，必须当庭亲自调查，亲自听证，审查证人可信度，包括警察证人。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以记者身份进入刑事审判法庭旁听。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体验——我好像置身于一个剧场的舞台，法官、被告、受害人、新闻发言人、记者、法警、旁听的公众，全部都在幕布的前面。

我在国内做过八年法律记者。对法律报道而言，法庭是重要的新闻现场。过去，我一直想尽办法要进去旁听，从来没有成功过。

2008年，我采访一起重要刑事案件，想办法进了法院大门，趴在法庭后门的地板上，用耳朵贴着门缝听，不久就被"请"出法院。2010年中央电视台新址失火，没有一个领导、负责人被追究刑责，只有多名农民工和安保人员受审。虽说是"公开审判"，可是非官方媒体无法获准进入法庭，法院提供给媒体的是统一的官方通稿。我隐藏记者身份，以公民身份申请旁听一起民事案件，得以进入法院。我打算趁休庭时，被告家属和律师出来上厕所的功夫伺机采访。在卫生间里，法警跟我和另一位同行耗了很久。等家属走出法庭时，早已被警告不要与记者说话。

2019年，我离开北京，来到德国工作和生活。过去一年，我陆陆续续读到在德华人迷奸案的碎片信息。我感到震惊，也想知道德国司法会如何审判。德国的司法经验也许能给中国和其他国家侦查和审判此类犯罪提供参考。

柏林第一州法院旁边的看守所  摄影：孙谦

当天，合议庭决定质证被告的网上聊天记录。主审法官分发给参庭者每人一本打印的证据，上面有黑灰色的截屏影印。然后，他对着麦克风朗读证据上的文字，是邵Zhiting在聊天记录里发的药物说明。

几分钟以后，被告的辩护律师打断了法官。他提出证据里的翻译很模糊，让他难以理解。面对律师的提问，主审法官提出合议庭需要闭门商量。于是，所有旁听者离开了法庭，合议庭也从审判席旁边的门出去了。过了大概十分钟，重新开庭。法官告知律师，将继续用目前的证据材料质证，但如果被告邵先生认为某些地方翻译有误，对他不利，请他随时提出来。

尽管旁听席上的目光都注视着被告，法官仍然称他为"邵先生"。

庭审继续。过了十几分钟，轮到翻译打断法官。他说，法官您说话太快了，我无法跟上，请你有一些断句，不要一口气说太多。主审法官采纳了他的意见。

庭审又继续。法官继续朗读邵Zhiting的邮件和信息，其中开始涉及性和隐私。几分钟后，律师再次打断法官，要求这部分证据不公开质证，不允许旁听。主审法官于是再次提出休庭，进行合议庭闭门商议。十几分钟后，合议庭同意了律师的申请。旁听席关闭，所有人离开。

这种断断续续的庭审是我从未见过的。法官一次次接受律师的打断和提问，即使脸上表情有变化，仍以克制和礼貌逐项回应。

5月21日，我给新闻发言人Jani女士写信提出请求：申请获取德国华人迷奸案被告之一周某的生效判决书与邵Zhiting案的起诉书。

写那封邮件，是我鼓起勇气才干的事。基于以往职业经验，我有惯性的紧张和回避，想尽量避免与权力部门打交道。就像在国内做记者时那样，一开始，我请记者同行分享案件材料。以前，难以从正常渠道获得信息时，采访的突破往往靠陌生人的善意，包括记者同行。可这次，那位同行拒绝了，尽管我们是多年的好友。她说，法院的新闻发言人在提供材料时曾郑重提醒：文件只能用于自身的新闻工作，不能转交给第三方。

申请邮件发出15分钟后，我就收到了Jani女士的回复，附件里是已被匿名处理后的生效判决书。她在邮件里解释：周先生的判决书已经生效，所以我给您寄过去，但是不得公开。另外，根据法律的规定，法院无法提供邵Zhiting案的起诉书，但记者可以到新闻办公室登记，现场查阅。

次日，我到达新闻办公室。工作人员检查了我的记者证件，严肃交代：不得透露任何个人信息。随后，她补充说，请不要拍照。我问，是否可以用手机翻译？她回答，可以翻译、摘抄，但是不能保留翻译的截屏。确认了必要的细节，她从档案架上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起诉书，递给我。

那天下午，我坐在走廊长椅，迫不及待地翻阅邵Zhiting案的起诉书，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直到有人走到身边对我说："等您摘抄完起诉书，请来办公室好吗？您的邮件里还有一些问题，我想我可以回应。但不用着急，您先忙。"

等我敲响新闻办公室的门，那位先生打开门，立刻向我解释了身份：他是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拥有法官资格。他请我进去，就我邮件中的采访问题作出回答。

我问，5月18日的庭审原定于606号庭室，为什么换到了500号？

他回答，考虑到旁听人数比较多，所以换了更大的庭室。法院要尽量满足公众和记者的旁听需要，保证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公开和透明。这并不表明这个案子特别。案件没有普通和特殊之分，就算某些案件得到了更多媒体的关注。

我又问，数量众多的旁听者会不会给新闻办公室或合议庭带来压力？德国法律是如何保障法院不受媒体、公众舆论影响？又是如何让法院听到民意的？

他面露困惑："我不太理解你的问题从何而来。为什么你会想到，众多的旁听者会给我们造成压力呢？"

于是，我补充解释了我以前采访司法案件的经历。他说，如果媒体和公众对某个案件感兴趣，他是很高兴提供信息的。保障司法程序的公开透明，保障公众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是本职工作。"完成本份工作，为什么会有情绪上的'压力'呢？"

我问他，你为什么会"高兴"呢？

他纠正了一下，也许"高兴"这个英语单词不恰当，"愿意"是更准确的。

我继续问，那么法官的判决是否会被舆情影响？例如某个案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关注，如何能保障法官独立的司法权力？

他又露出很困惑的神情，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您的问题很大，可是法官的日常工作往往是具体和微观的。法官只是做本职工作，根据刑法典对案件进行判决，而不是根据某个人的观点。媒体或者公众对某个案子进行了评论，那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会影响法官的判决。如果被告人有不同意见，他有权利在司法程序中上诉。

我继续问，邵Zhiting案件的被害人拒绝出庭，是否会导致法院对指控的罪名做出无罪判决？

他说，这个问题涉及案件具体内容，他没有权力进行回答，只有法官能回答。案件还在审判当中，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耐心等待法官的判决。"不用担心，法官会对一切相关内容做出详细的说理，最后以人民的名义作出判决。"

德国的每一份判决书开头都会写：Im Namen des Volkes（以人民之名）。

柏林第一州法院的门口  摄影：孙谦

那位女警官终于出庭作证了。她似乎从疾病中康复了，神采奕奕地从法庭的走廊进来。她蹬着黑皮鞋，穿着黑西裤配天蓝色丝绸衬衫，挽起了金色长发，银色大耳环闪闪发亮。她不足30岁，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刑侦高级警督。

几天前，一位兼任律师的德国法学教授告诉我，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感是流淌在德国人的血液里的。他说，在一次庭审中，一位证人迟到了10分钟。证人向法官解释，是因为一个重要的商务会议。法官严肃地回答：当你有作证义务时，没有任何事情比你按时出庭更加重要。

但当女警官向法庭描述侦查细节时，辩护律师当天第二次要求法庭对那部分质证内容进行不公开审理，因为涉及被告和受害人的性生活隐私。

法官考虑了以后，宣布根据《德国法院组织法》（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GVG）第171b条的条款——若涉及诉讼参与人、证人或违法行为受害人的个人隐私事项，且公开讨论这些事项会损害值得保护的利益，则可排除公众旁听——所有旁听人员都必须离开法庭。

20多个旁听人员站在法庭门外的走廊里等待。走廊的墙壁是红砖墙，天花板很低，空间压抑得像监狱。这次的旁听人群中，西方面孔多于华人面孔，此前的开庭被报道之后，更多德国记者前来追踪报道。

一位记者穿着土黄色的棉麻西服，口袋上还配着领花，手里提着文件包。我听说他是德国一个报纸的法庭记者，便上前自我介绍。他斜着头，用质疑的眼神看着我说："哦，你也是法庭记者。在中国可以做法律报道吗？很难吧？"突如其来的尴尬让我有点慌乱。我的第一反应是想表达生气，可又想到，我何曾像他那样可以西装革履、有尊严地在法庭上履行一名记者的职责？

大概一小时后，将近中午12点，旁听人员被允许再次进入法庭。

女警官的陈述继续。她描述了在邵Zhiting住所的发现：挂在浴帘上的内裤；挂钩上的一只一次性手套，一片用过的卫生护垫，可能有女性居住于此。浴室地板上沾有血迹的内裤；两部手机和现金；一个装有粉末（用于配制溶液）的大盒子；一颗胶囊；标有无法辨认汉字的液体；装有中国货币的信封；一片白色药片；一个装有网络摄像头的悬挂式置物架；在立式置物架上发现的U盘；立式置物架上的各种药片。此外还发现了邵Zhiting女友（未婚妻）的签证和SIM卡包装。

警官作证结束后，辩方律师增加了两点量刑意见。

律师提出，关于邵Zhiting案件有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希望媒体报道可以被视为量刑时的减轻情节。律师进一步说，中国媒体对这个案件也有曝光，不仅仅是对被告人，还有对被害人以及被告人的父母。

"希望我不会成为北京某大报的头条新闻，"法官不无自嘲地回应道，"通常我对此类近距离关注也不感兴趣。"最后，他说如果律师能收集本案的媒体报道，那就提交吧。

律师继续说，德国媒体也有报道，例如《明镜周刊》（Der Spiegel）。

我看向坐在旁边的《明镜周刊》记者，他耸耸肩，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后来，离开法庭时，他对我说，他想象不出，律师可以从他的报道中找到哪个句子提供给法庭。

律师提出的另一个量刑意见是，中国有信用制度，会有邵Zhiting的犯罪记录。如果邵Zhiting在德国被判刑，服刑后回去中国重新融入社会，就会遭遇机会限制。据此，他提出减轻量刑。

法官回应说，他知道中国早就有这样的信用制度。

我在旁听席上忍不住担心，法官是否真的理解中国的信用制度？在西方，中国的信用制度已经被误解为，全网统一、自动扣分的终极个人社会分数。然而，在现实中，这个制度的核心仍然主要是政府对个人的税务和银行信用的数字化管理，以及法院对“老赖”的惩罚，而非被渲染的全方位的高压社会控制。

被告看到当日庭审进入尾声，举手大声对法官提出请求，说他需要和律师单独交流，并且对法庭里的翻译大声说："你过来。"法官同意了。

邵Zhiting和律师的单独谈话结束后，我们重新进入法庭旁听。主审法官宣布，下次开庭时间是6月8日，质证一份药物专家的报告，以及另一个迷奸案被告张Dapeng的判决书中第15项被确认的犯罪事实。他是电报"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的组织者，也是群成员中被指控有最多犯罪罪行的人。邵Zhiting被指控，在张Dapeng的第15项罪行中起了帮助的作用。

6月7日是星期天，我在家做了三顿饭，清洗了锅碗瓢盆，临睡前才恍然想起，明天邵Zhiting案再次开庭，而我还没申请媒体旁听资格。于是，我在深夜给柏林地方法院的新闻办公室写电子邮件。6月8日清晨7:08，我读到了法院的回复：你的旁听资格已经登记在案。庭审在9:30开始，在A500庭室。

8日早上，一直等到9:50，主审法官和合议庭的其他职业法官才终于在走廊出现。换上法袍后，法官从审判席背后的小门依次进来，主审法官一边迈步一边说，大家请坐下来。法庭安安静静的，等待着程序开始。

突然，律师用全法庭都能听到的声量对法官抱怨:"您迟到了27分钟。开庭时间应该是9:30。"

"难道你今天想就迟到这个话题进行辩论吗？"法官说，然后又表态："我知道了。下次按时开庭。"

我惊讶于律师对法官的直率批评。他是基于对法官人格的信任还是对司法制度的信任？为什么不担心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进行报复？我忍不住想起国内遭遇搜身和当庭训斥的律师，他们是否敢批评法官迟到了27分钟？

本次庭审中，主审法官当庭朗读了一份药物专家的报告，然后依次询问律师和检察官是否有质证意见。结束了这道程序，法官继续朗读了法兰克福法院对另一迷奸案被告张Dapeng的判决书中第15项犯罪事实。邵Zhiting被指控在上述犯罪事实中进行了药物使用的指导，提供了帮助。

期间，法庭翻译数次向法官提出请求放慢速度。于是主审法官几次停下来，提醒翻译读到了第几页、第几个证据编号。整个法庭变得安静，只有那位翻译员对着麦克风小声地向被告用中文转述。邵Zhiting看起来没有任何情绪。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偶尔用右手食指压鼻梁上的蓝色医用口罩边沿，保证口罩紧贴。

主审法官朗读了大概一个小时，结束时已是11:24，接近午饭时间。庭审结束前，法官没有忘记上次律师提出的搜集媒体内容事项，他问律师，找到报道了吗？律师回答，还没有。

法庭这段最后的对话，成为旁听记者们当天午餐时的第一个话题。我们感觉到如芒在背，忍不住互相提醒：在写作案件报道时候，要非常谨慎，不仅要遵守德国法院的新闻报道规则，在使用司法文书和披露案件相关人信息时也要遵守德国的新闻伦理。

邵Zhiting的两位辩护律师。  摄影：孙谦

通知的开庭时间是9:30，可是，半小时过去了，法官们还没出现。留黑胡子的律师Khazaeli先生一脸不耐烦，在走廊上踱步。

我问："为什么今天又不能准时开庭？"

"一无所知，"Khazaeli律师烦躁地说。他激动地指着走廊另一端："一会儿，从那个方向，法官们会出现。你应该当面问问他们，为什么迟到了？或者去问问新闻办公室的人，让他们给一个说法。我们也很想知道原因。"

一直等到10:11，庭审才终于开始。

合议庭的一位法官抱来一大叠材料，是当天庭审所需的证据资料。我已经了解了他们的程序——当天分发与庭审相关的证据材料，保证庭审的各个角色在材料内容和页码上同步。而在中国，律师出庭通常需要用行李箱带上全部的案卷复印本。

那叠材料是辩护律师最新收集的媒体资料汇编，共8页，用来主张从轻量刑。律师说，他请一个会德语的华人学生把材料全部翻译成了德语版本，提交给法庭。在庭上，翻译需要把材料中的中文内容口译成德语。为了方便翻译员做准备，法官宣布休庭十分钟。重新入座后，我内心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们这些坐在旁听席最前沿的新闻人，突然成了当天被法官审判的被告。

翻译开始朗读材料。8页材料中，有来自小红书、新浪微博的手机截屏，还有来自大公文汇网和新浪网的文章，以及《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内容中包含被告的全名、照片、年龄、籍贯和毕业院校信息。朗读材料的过程中，法官不时询问："Kleines rotes Buch（小的红色的书）是什么？""那是什么网站？"以及帖子的阅读和点赞数据。

材料中的一篇文章称："被告担心自己在中国会被认出来，这会导致他的'社会性死亡'，因此辩护方请求减轻刑罚。在法庭上，辩方还尝试以另一种理由为其辩护：即中国存在'社会信用体系'，因此被告在中国将被永久性排斥。但这一说法被德国法院当场驳回。"

法官听到这里，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我不知道（律师的辩护请求被法院当场驳回这回事）。"

翻译朗读完材料后，法官问：刚才念的材料是否有印刷媒体？

翻译回答：都是网上的。

法官又问，诸如“无罪推定”“指控”等词语是否出现在文本中？

翻译回答，没有。

法官接着说：“我们听到的是名字被直接使用，行为被当作已定罪事实陈述 。这一点将被纳入考量。”

律师Khazaeli则强调：中国媒体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使用了不实事实，营造出"罪责已经确定"的印象，并暗示合议庭已驳回辩护意见，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媒体报道不仅缺乏平衡，还曝光了被告隐私，传播范围极大——按德国的标准，可提出停止侵权的请求。"被告不应该承受这种情况。"

随后，辩护律师又向合议庭呈示了《明镜周刊》和奥地利《标准报》等德语媒体的报道，以证明案件的媒体关注度。

作为中国媒体人，这场针对量刑情节的调查庭审是我所不熟悉的。根据《德国刑罚执行法》第2条，德国刑罚执行的目标是使服刑人员能够在未来以社会责任感过一种不再犯罪的生活，这一目标被普遍概括为"再社会化"。

我很欣赏德国法院关注罪犯再社会化的司法理念。但是，当天合议庭对媒体舆论影响的调查方式让我难以理解。

为什么这场对中文资讯的调查只依赖手机截屏？甚至没有要求律师提供出处链接？如何认定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在庭上，律师甚至表示，他不认识中文"继续阅读"的字符，因此没有点开全部文字，部分材料没有截完整。

翻译的准确性又如何保证？朗读《南方都市报》报道时，翻译一度抱怨手机截屏文字太小，但仍坚持断断续续地朗读。读到"该请求以及辩方提出的'煽动性辩护策略'均被柏林法院驳回"时，法官再次说："驳回？我不知道（这回事）。"然后翻译继续朗读，读到邵Zhiting出生于浙江时，他特意提醒法官："浙江是中国很大的省。"

我读过这篇报道，并未看到与"煽动性辩护"相近的表述，媒体报道的邵出生省份也并非浙江省。

另外，法官显然并不熟悉中文互联网舆论和媒体生态，合议庭为什么不请一位专家证人？本案中，合议庭对媒体和舆论不作区分，"媒体"一词既包括新闻媒体，也包括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自媒体账号。

之后我和《南方都市报》邵Zhiting案件报道的编辑交流了观点。她说，报道中提及的籍贯、年龄、教育背景等信息的来源，主要是邵本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公开可获取资料，不是通过泄露渠道获得的。这些信息也并非住址、联系方式、家庭成员等私人信息。这符合国内《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处理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定。我们都认为，适度披露这些信息不仅有助于公众理解案件，也希望潜在受害者能据此意识到案件与自己存在关联，在必要时主动联系检方或警方提供线索。

作为在中国做过十几年报道的记者，我很熟悉她所说的媒体立场和报道方式。但如今，我的笔变得摇摆不定。

德国记者Leonardo告诉我，在报道中使用被告全名，在德国是不符合新闻伦理的。但他同样认为，法庭的媒体内容调查很草率。他说："被告律师把对中国的不了解和政治化想象用作辩护策略，法庭没请其他专家来了解中国的社会背景与媒体逻辑，是不负责任的。德国法院应该考虑罪犯回国后面临的潜在威胁，但问题是，法官没付出足够努力来了解事实。"

随后，他给我发来相关律师评论和判例：

德国律师Jens Ferner在其律所的网站撰文指出：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的判例，媒体对犯罪案件及被告人的报道，原则上并非量刑时具有决定性的考量因素。在1 StR 164/07号判例中，法院指出，如果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虽然不希望某些不利后果发生，但已经意识到这些后果有发生的可能性，并仍然接受了这一风险，那么原则上不应仅因这些后果最终发生而予以减轻处罚。不过，Ferner先生同时强调，这并非绝对规则。"如果媒体报道给被告造成的压力明显超出任何犯罪人在案件公开后通常必须承受的程度，并因此使其遭受特别严重的不利影响，法院仍可以将其作为酌情从轻量刑的因素。"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碧认为，庭审中关于中国媒体报道的举证方式并不严谨。她说，“如果这是辩护律师提出的事实，法院就需要审查证据的相关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仅凭手机截图显然是不够的。在中国法庭上，这类电子证据通常需要当庭登录原始页面，并通过相应方式核验真实性。"

她还认为，仅凭网络上的传播量、点赞数或评论数量，也不足以证明被告已经遭受所谓"社会性死亡"。"互联网遗忘得很快。判断是否构成社会性死亡，关键在于是否已经对被告的名誉、社会评价或现实处境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当天庭审结束后，一些中国媒体人和旁听者聚集在法庭门口，神色凝重。他们认为，事态严重又紧急，必须提醒大家克制言辞。第二天中午，一封公开倡议信发到了关注此案的华人社群里。信中写道："在德国司法体系中，'无罪推定'原则受到高度重视。在案件尚未作出最终判决前，被告的人格权与隐私权依法受到保护。"因此，呼吁大家避免"网络审判"，在讨论中不使用中文全名，并且停止传播、扩散和挖掘被告及其家属的身份信息和照片。

发起克制倡议，显然是出于舆论成为辩方主张从轻量刑依据的担心。但同时，华人女性们也正努力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发起请愿，呼吁德国立法机关加重对药物迷奸犯罪的处罚。

她们正准备向德国联邦议院提交公开请愿，推动修改《德国刑法典》。根据德国联邦议院请愿制度，公开请愿如在规定期限内获得3万个支持签名，请愿人通常有机会出席联邦议院请愿委员会公开听证，直接陈述诉求。

与此同时，她们也在德国一家发起公共议题倡议的公益请愿平台innn.it发起联署。请愿的核心诉求是：修订《德国刑法典》，将使用迷奸药实施强奸的案件纳入保安监禁（Sicherungsverwahrung）适用范围，以加强对高度危险性犯罪人的长期监管和对公众的保护。

今日庭室不在主楼，而在法院建筑群翼侧的B座129室。古老的建筑群用迂回的走廊相互连接，像迷宫，我跟着一位参审员左拐右拐，终于找到了庭室。

柏林连续高温超过37度。楼层天花板很低，狭窄的过道空气闷热污浊。前来旁听的人和媒体记者挤在一起，等待法官们出现。

庭审一如既往地推迟了，于10:00正式开始。法官传唤，穿深蓝色西服的年轻证人走进法庭。他是34岁的法兰克福法院法官Marc Hoche，也是张Dapeng案的主审法官。

张Dapeng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拥有大量电子设备和文件，其中包括"大量儿童色情内容"和"大量暴力色情内容"。他加入了25个聊天群，其中一些群有数千名成员。在一个名为"客户服务"的群里，他担任组管理员。在该群中，有关于如何使用药物的建议，也可能存在药物交易。张Dapeng案中，受害者主要为中国女性。其中一名受害人在得到中国警方告知后，专程从中国来到德国作证；另一名居住在德国的受害人直到案件审理期间才获知自己曾遭遇性侵。

检方对张Dapeng提起多项罪名指控，其中包括特别严重强奸罪、严重性胁迫罪和特别严重性胁迫罪、危险人身伤害罪、蓄意谋杀未遂罪、严重伤害罪和持有儿童色情内容罪。除了麻醉药物交易，张Dapeng在庭审之初就承认了相关事实。2026年2月6日，法兰克福法院对张Dapeng判处14年有期徒刑，并决定执行预防性羁押（Sicherungsverwahrung ，一种刑罚执行结束以后仍然可以继续限制人身自由的安全措施）。

与邵Zhiting有关的是张Dapeng判决书中已确认的第15项犯罪事实。邵Zhiting被指控协助张Dapeng在2024年1月7日对一位女性实施强奸。

2024年1月7日，张Dapeng以看房为名与一位中国女性见面。张从背后袭击，用有药物的布捂住受害人的口鼻，使她失去意识，然后捆绑她的手脚，给她服用另外两种混合药物，进行了强奸。两人离开房屋后，受害人在外恢复意识，试图拍摄张的照片。张Dapeng夺走手机并将其扔进花园。她向邻居求助，警方随后赶到。

现在，Hoche法官以证人身份陈述受害人受到的创伤：受害人身上有淤青、擦伤，心理状态非常糟糕，有自杀想法。案发后，她没有向身边任何人讲述这件事，处于非常孤独和孤立的状态。

邵Zhiting和张Dapeng同在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群"的8人Telegram聊天群中，在群内，群成员用"车"来指代受害女性。2024年1月6日，张Dapeng试图强奸另一女同事，因受害人中途醒来未遂。在此过程中，邵Zhiting在群内要求直播，直播期间，群内成员几乎全部实时参与聊天。1月7日白天，张Dapeng在群里提及前一天的强奸未遂，随后询问，今后应该如何进行？两名成员回答他的问题，其中一个是邵Zhiting，他建议使用S药物。当晚，张Dapeng对那位出租房子的女性实施了强奸。八人群的聊天记录显示，张Dapeng在其中描述了犯罪经过。

柏林的主审法官进一步问：邵Zhiting和张Dapeng是什么关系？

证人回答：他们之间也有私人聊天。用药相关建议主要是在群组中相互交流。在张Dapeng加入的聊天群中，所有人都互相提供信息。但张Dapeng在庭审中表示，他相信8人聊天群中的信息，因为群里有医生，那就是邵Zhiting。

1月8日，张与邵在私人聊天中再次讨论药物。张说，按照你的建议，我使用了S药。邵给张发消息："对于'野车'，我觉得S药似乎比较困难。"随后他又问："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在她身上使用S药的？"张给了回复。

关于张Dapeng案中的药物使用，麻醉学专家和毒理学专家出具的鉴定意见：药物可能导致维持生命的反射功能受到抑制，副作用中的呕吐物可能进入肺部。

柏林法官就此提问：是否是混合药物的使用，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张Dapeng为什么要使用混合药物？

证人回答：混合药物可以使人迅速失去行动能力。根据专家证人的说法，张Dapeng使用的第一种药物，作用只持续了几分钟。

庭上另一位女法官询问：张Dapeng第二次使用的药物，其危险性如何？

证人回答：危险性主要来自过量使用，以及在非医疗环境下给药。

辩护律师此时追问：所有这些药物都是处方药吗？这些药是否也被作为普通安眠药使用？

证人回答：合议庭已经认定，是处方药。

过去几个月的庭审期间，邵Zhiting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八人群成员，也拒绝配合警方调查另外两个尚未在案的成员。现在，在Hoche法官作证结束后，在最后一次庭审行将结束时，他说："我承认，我就是聊天中的Jim这个人，Jim发送的信息都是我本人发送的。"

庭审进入被告的最后陈述阶段。

但检察官在此时提醒，之前庭审中曾因被告提出隐私保护要求，排除了公共旁听，现在被告的最后陈述也不应公开。主审法官于是在确认相关法条后宣布：被告的最后陈述排除公众旁听，请所有人离开。

在我们离开庭室时，一位德国女记者说："真是讽刺。一个在网络上公开强奸视频、围观和评论女性裸体的案件，最后因保护被告人的隐私而不公开他的最后陈述。"

滑动查看更多

柏林时间中午12:40，在柏林第一州法院B129庭室，全体起立。主审法官Thilo Bartl先生宣布："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如下判决：被告因帮助强奸罪和严重性胁迫罪，被判处总计五年有期徒刑。"

重新坐下后，法官首先说，这是一次特殊的审理。因为案件涉及针对被麻醉女性实施的性虐待、性胁迫以及强奸，且犯罪具有计划、明确讨论、赞扬、评论和欢呼——这种情况极其罕见，是一个新的大规模现象。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蔑视女性的深渊，"他说。

他提到了法国的佩利科特（Gisèle Pelicot）案和"美杜莎计划"。"美杜莎计划"是于今年4月启动、由英德两国主导的国际联合执法行动，目的是打击药物辅助性侵类犯罪，重点针对发生于网络社群组织、传播背景下的性侵犯罪。目前，该行动已经抓捕57名嫌疑人，识别出158名受害者。

法官说，这类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严重的性犯罪并不是秘密进行的，而是被拍摄下来传上互联网，犯罪者还会得到他人的建议和指导。在拥有数千成员的聊天群组中，男性们讨论和评论性犯罪行为。相关交流中的语言极其蔑视女性，将女性完全物化，不带有任何尊重。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即使在最恶劣的性犯罪案件中，也很少能听到如此程度的表达。

接着他又说，这类犯罪并不只与中国有关，但在德国的几个案件，确实具有中国背景。"这是海外华人男性针对海外华人女性实施的性犯罪。"——听到这句话时，我被刺痛了。把被害女性称为"死猪"的男性，和我们属于同一族群，说着同样的母语，有着共同的文化和情感。共同性在异乡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最终却被利用。

宣判前的法庭。 摄影：孙谦

检方起诉涉及两组犯罪事实：一是法兰克福发生的一起案件，指控邵Zhiting帮助张Dapeng实施严重强奸；二是2020年至2021年间发生在北京的多起案件，指控其单独或伙同他人对其未婚妻实施严重性侵。

关于协助强奸罪，法官解释了判决所确认的犯罪事实：

从表面上看，邵Zhiting的人生轨迹与普通人并无不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谈恋爱，读博士，订婚，同居，此前没有犯罪记录。与此同时，学医的背景使他具备专业的医学和药物知识。

他和张Dapeng（一审判决十四年，目前在上诉阶段，判决未生效）同在由8人组成的Telegram聊天群，他在该群组中的名称是"Jim"。聊天群组名称"高级驾校"是性犯罪行为的代称。

张Dapeng曾在2024年1月6日、7日、8日，针对多名女性实施严重犯罪。

1月6日，张Dapeng在群组中表示，强奸没有成功。1月7日中午，邵Zhiting提供信息称：通过S药物可以达到持续较长的镇静效果。对于风险问题，群组中并没有进行太多讨论。他们自己甚至已经无法确定，张Dapeng在2024年1月那几天究竟强奸了多少名女性。1月7日晚上18点，张以"租房"为借口约见陌生女性，从背后袭击，使用了具有高度镇静效果的处方药物，随后发生阴道性交。下一次聊天记录是在1月8日，邵Zhiting询问事情进展如何，张Dapeng回答说使用了S药物——法官确认，这就是协助犯罪行为。

辩护律师曾质疑："邵Zhiting是否真的知道存在对陌生女性实施强奸的风险？"

法官说，答案只能是：知道。邵已经了解到张Dapeng是系列犯罪者。此外，张Dapeng曾表示，在一次没有成功之后，他很快还会"搞定"另一名女性。而且，这也是该聊天群唯一的话题。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认定邵Zhiting具有犯罪故意。

邵Zhiting作为医学人员，在群组中被称呼为"专家"。不过，法庭没有掌握足够证据证明他是核心成员。邵Zhiting只承认自己是"Jim"，没有对群聊内容做其他确认。

法官表示，根据部分认罪陈述、聊天记录、鉴定专家意见以及法兰克福法院对张Dapeng的判决，合议庭认为，邵Zhiting协助对无意识、无法表达意志人员实施强奸，符合《德国刑法典》第177条，提供了用于克服受害者反抗能力的手段。

关于第二项严重性侵指控，所涉犯罪事实发生在北京。

法官解释，德国法院对发生在国外（北京）的犯罪具有刑事管辖权，依据的是《德国刑法典》第7条第2款第2项关于域外刑事管辖权的规定。本案符合该条规定的适用条件：被告人在德国，相关行为在中国同样构成犯罪，且无法被引渡至中国接受审判。

这项指控最初包含5起案件，出于对司法效率的考虑，检察院撤掉了两个指控行为，剩下3起。法官在宣判时解释，这三项犯罪事实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案件不是强奸，也不是针对陌生女性，受害者都是其未婚妻。在酒店房间或其他地点，他单独或伙同他人让自己的未婚妻处于被麻醉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实施性侵害（但不构成强奸）。

起诉后不久，检察官就撤销了对持用儿童色情内容罪的指控。

法官讲述了剩下三起严重性侵犯罪事实的确认过程：

第一起共同严重性侵发生于2020年。影像证据可见，被下药后处于昏迷状态的被害人被共同性侵，并被拍摄录像。影像中，她戴着颈托。被告辩护律师指出，这可能是出于保护。法官则认为，这恰恰说明该行为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准备、计划，并配有拍摄材料。邵Zhiting承认了该事实。（原起诉书的第2项）

第二起共同严重性侵发生于2021年，法庭认为，该行为距离构成强奸仅一步之遥，仅因未达到强奸罪的法定构成要件，认定为严重性侵。邵Zhiting对此也承认了。（原起诉书的第5项）

第三起严重性侵发生于2021年，由邵Zhiting单独实施，他触摸了被麻醉状态下的受害人的身体。（原起诉书第4项）他对此没有否认，但声称受害人事先已经同意。合议庭认为这一说法不可信，因为此次照片与其他两次影像资料明显相似，无法解释她为什么会同意。邵Zhiting辩称，对方坚决不同意婚前性行为，因为这需要建立信任。法庭则认为，邵Zhiting不值得拥有这种信任。法庭认为，太多迹象表明，邵Zhiting在此次性侵中使用了药物——这符合他在贯穿整个案件中体现的完全蔑视女性的态度。

接下来，法官阐释了量刑过程中予以考虑的情节。“有许多方面对您有利”，他对邵Zhiting说：

“首先，您此前没有犯罪记录；在北京案件中您认罪，除了第4起案件，您承认实施了行为，但不承认该行为是非自愿的。在法兰克福案件，您部分认罪，承认了是聊天群里的Jim， 除此之外您没有说更多，这产生了明显作用。但是必须同意检察机关的观点：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您本来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细节，例如其他男性是谁，您与张如何合作，以及您在聊天群里的目的。同意没收技术设备。

审前羁押期间肯定不是一段容易的时间，您是外国人，沟通困难，未婚妻无法探望您。中国在新闻法方面与德国明显不同，尤其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执行。必须明确地说：您在中国已经被预先定罪了。关于您本人以及案件的大量细节都被报道了。这些情况在这里不会轻易发生的。

法院已知事实是：中国是一个对数据有监管的国家。社会背景情况使合议庭认为，您在那里将会遭受重大不利影响，不排除再次对您进行刑事追究的可能。

故乡对您而言将难以回归(Die Heimat ist für Sie sehr schwer erreichbar)。

另外，您在德国和中国恐怕都不可能继续从事医生职业了。经过如此漫长的医学训练却滥用专业知识，这导致您不能继续行医。

中国的案件是很久以前发生的，量刑时合议庭试图对此谨慎考虑。未婚妻没有兴趣追究刑事责任，也没有作证。”

至于量刑情节中对被告不利的因素，法官继续解释：“案件具有高度的犯罪能量——将女性作为性对象，并且仅仅作为性对象来对待。在案件5中，多个法定加重情节已经实现。包括策划、使用手段、滥用医生身份和地位，以及行为持续时间（案件2的视频持续时间很长），还有对其他参与者进行掩饰。在法兰克福案件中，存在互相交流、支持、鼓励性犯罪行为的网络群组——这一点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其中使用的语言极其蔑视。”

综合以上的量刑情节，法庭做出如下判决：协助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严重性侵罪，分别就三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判处单刑：第一项事实（共同实施性侵，三名男性参与）有期徒刑3年4个月；第五项（共同实施，两名男性参与）有期徒刑3年2个月；第四项（单独实施）有期徒刑1年6个月。法庭对各罪单独得出刑罚，以最高单项刑为起点，提高刑罚，最后得出总刑。最终判处总刑期5年。（该刑期与检方提出的量刑建议一致）。

在一个多小时的宣判过程中，法官大部分时间都侧身看着被告说话，使用敬语，没有提高过声调，像是耐心地给邵Zhiting说理，告诉他为什么判处了这样的刑罚。此前庭审中，邵常常会看着翻译员，和他进行点头交流。这次宣判中，他大部分时间只是侧身看着法官。法官告诉他，将继续维持审前羁押，上诉期限为一周。

“这个案件涉及的领域很复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件，涉及一种将会继续让德国司法机构忙于处理的新型社会现象，”法官转头面向法庭，“我想感谢所有参与诉讼程序的人。邵先生，您认真关注并积极参与，使得整个程序能够有序进行。”

下午2点左右，宣判结束，大家走出法院大门。我坐在门口的阶梯上和德国记者交流笔记，听到一位华人女性旁听者说："5年！太轻了！不过，在中国，这类案子可以被立案吗？会怎么判呢？"另一位出席了每场庭审的旁听女生走过来，对我说，你辛苦了。我回答她，你们也辛苦了，做了那么多努力。然后她俯下身拥抱了我。

骑车回家的路上，经过小公园里的砖石路，一路颠簸，可我的思绪很难从今天、从几个月以来的庭审中抽离。过去两年间，德国法院陆续审判了"德国驾校老司机"群中的四个成员。但仍有不计其数不同语言的性犯罪聊天群仍隐藏在互联网中。由英德牵头、9国合作的“美杜莎计划”仍在推进，新的网络社群不断被识别，新的调查线索仍在不断出现。这意味着，这并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案件，而是一场刚刚开始的跨国调查。与其说德国交出了答案，还不如说，德国负责任地开始了答卷的第一行。对于网络结群、对被下药女性实施性侵的案件，其他国家会如何立案侦查、如何审判？

柏林第一州法院刑事庭外  摄影：孙谦

编辑｜黄昕宇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王琛

我当然会一次次地想起1998年夏天，就是那时候我才得到人生中第一张完整的桌子。当时的世界跟现在真不一样——

我也是现在写下这段话才能想起那种区别的微妙之处——仅仅为了购买一张桌子，我的父亲竟然带着我专门去了一趟足足五十公里外的市里，就是为了节省。那个夏天他才三十几岁，我也才读小学，我们是一对有大把时间可供支配的父子。那一路的往返我们肯定是跟后来许多年同行时一样——直到这个夏天这一点也照旧——我们沉默地坐在一起，无话可说但又深具对彼此的信任，就那么心无旁骛地去了一趟市郊，在批发市场之类的地方买了桌子，搬上一辆车，趁着天黑以前就赶回了镇上。从此镇上就多了一张桌子。

我们生活在华北平原上，鲁苏交界，一年到头四季分明，日军来犯的时候我父亲也尚未出生，但他在对生存的态度上似乎具备许多我不能理解的审慎——在童年时期我曾多次注意到，无论是深夜还是午后，在家里，一旦听到什么风吹草动——脚步声、叩门声或者其他来不及辨认就会一闪而逝的噪音，我父亲就要停下手上的事情，歪一下头，警惕地看向门口。

我是坐在北京飞往广州的CA1309航班上想起1998年那张桌子的，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擦拭它的时候那种崭新的心境。我坐过去，擦了它肯定不止一遍。以后我不会记住坐在那张桌子前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字，但将会不断地想起它作为一张桌子摆在那里、摆在1998年夏季窗台下的那种认真的样子。它简直像一块没有起风的湖心那样高贵。很多年后，我慢慢推测，类似那张桌子以及对它的重复思虑所提供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相当重要，但在每一次的琢磨里，我只能停在刚才说的这里，停在一个含混不明的形状下，想不下去，想不明白，尤其是最近五年——也许可以故作庄重地这么说——它成了我忍不住琢磨的类似于生命议题之类的东西，在清楚它几乎肯定没有答案的前提下。

那天晚上，好像是因为广州的暴雨，CA1309在湖南省永州市上空一直转圈儿，我一边有点心焦地看着航路图，一边把手上的书整整读了一半。这本《被阻塞的疼痛》是临行前出版公司的编辑寄来的，就像过去那样，她经常把书寄给我，开始收到书后我会发去消息，后来——正如人和人的交往总会滑向的那种状态，习惯成自然——再收到书，我也没有保持那种予以确认的习惯。现在，我不知道她一共寄给我多少书，有多少丢在快递的路上，她也不知道她寄来的书我拆了没有，读了没有。我想这其中多多少少有那么一块儿当下我们这类工作里心照不宣的阴影，或者说事实也好——读书的人不多，眼前这一本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这次，她说：“我们很久没有做这么纯的纯文学了。”

夜里快到十点半，在飞行了1967公里后，我乘坐的空客330-343（X）滑行在白云机场的跑道上。“在永州的上空转圈转了半小时。”我合上手里的书，跟广州的市区里的朋友说。

“快点叫车。”他说。

在一辆播着迪厅里那种音乐的小汽车上，我从白云机场T3航站楼出发，借着广州的夜色，弯弯曲曲地驶向海珠区。我很困，想在后排的座位上平躺下来。朦胧里我想起的就是1998年去市里买桌子的那天。我忘了我是坐在什么车上，也忘了我父亲曾跟我说过什么，我很确信的是我们去的是市郊——几乎每一次去市里我们去的实际上都是市郊，那些年的世界就是如此，对我们来说市郊就够了——至少有那么十次八次的，我们在上午出发，认真地越过几座桥，转几道弯，沉默又互相信任地出现在鲁苏交界处的批发市场。那天傍晚，我说过了，回去的时候镇上就多出了那么一张桌子，就在那个四季分明的小地方。

两天以后，从广州回到北京以后，我向寄书的朋友要来了《被阻塞的疼痛》的最后一篇，贴在这里，这篇文章所传达的东西——我们活着的重要动作之一就是我们总是要到一个地方去，无论是一张桌子或一个街道——一定跟我的童年记忆有一些相关的地方，但愿我的叙述能展示这一点。

如果有人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从拉科茨路拐进克劳扎尔街，途中未遇一人，停住脚步，然后在黑暗的窗户下继续前行，直至达克劳扎尔广场的露天市场，此时正值凌晨一点半到两点之间，市场的摊位上空无一人，将一些情绪抛诸脑后，将另一些情绪置于舌尖或喉头细细品尝，接着穿过连接克劳扎尔广场和科尔忒兹街的那一小段多布街，在转弯之前，抬头看看费泽克酒吧亮着灯的窗户，继续前行，不去看阿匹泽商店的橱窗，走这条路的人肯定都会注意到，科尔忒兹街上停着的汽车比克劳扎尔街上多得多，尽管大多是旧车，而且几乎都很脏，不过即便是这样的观察也不足以让人分心，因为如果有人像我一样，只听从自己的需求，在凌晨一点半到两点之间，继续感伤的漫步，从拉科茨路拐进克劳扎尔街，然后穿过多布街，沿着科尔忒兹街行走，步伐不疾不徐，那么大约八分钟后，他肯定会到达凯尔泰什街和马雅科夫斯基街的交叉口，到达音乐学院那栋黑漆漆的大楼对面。

原标题为Út，收录于《描述》，美文出版社，1979。

纳道什・彼得（Nádas Péter，1942— ）匈牙利小说家、剧作家。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1950年代，纳道什的父母先后离世，尤其是父亲的自杀，给他的少年时代笼上了阴郁的暗影。十六岁时，他放弃了在读的化学专业，改学摄影，后成为一名记者。1968年夏天，纳道什辞掉工作，开始专心写作。1977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故事终结》。九年后凭借《回忆之书》声名大噪，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苏珊·桑塔格称其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小说”。2005年，长达一千五百余页的《平行故事》出版，让纳道什再度成为世界文坛的焦点。1992年，匈牙利政府为他颁发了代表国家最高文化荣誉的科苏特奖。1993年，他被选为匈牙利塞切尼文学艺术学院院士。2003年获弗朗茨·卡夫卡奖，2006年又获选柏林艺术研究院院士。

图文由文景授权发布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在独龙江最上游的克劳洛小组，我们去拜访一名退休的赤脚医生。“年纪大了，记不得了，”65岁的他身穿迷彩服坐在火炉旁，一直低声喃喃着，右手在粗糙的脸上搓揉，或是手指触及低着的额头，连几十年来从山里采来为族人治病的草药名称都说不出来。最后他终于下达逐客令“要上山采菌子了”，一边起身把砍刀别在腰间，身板笔直，灰暗的眼神放出精光，麻利地收拾溜索滑轨放进背包，跳上儿子的面包车往上游绝尘而去。我们紧紧驱车随后，时而在空无一人的柏油公路上疾驰，时而在满目苍夷的巨石滩涂上蹦跳——去年连续性的暴雨洪水掏空了路基，许多吊桥、溜索、铁塔都葬身于泥石流之下。

途中从车里下来一名黝黑瘦小、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的中年女子，提着一袋东西，跨过左边林子里的一个坎坡豁口。等了好一会儿，好奇心驱使我也走进去，里面别有洞天，草丛和巨石间有明显路痕，像是有人在林中拓荒耕种。女子不久从巨石后现身，腼腆低头，闪躲着我的探寻。车开到迪布里天保站，女子再次下车，背着包往右钻入江边密林，赤脚医生儿子帮她拎重物相送，返回时却没见到女子身影。面对大家的狐疑神色，父子俩也不解释，往前开了几百米，拐入荒草中开着白花的一块洋芋地。众人鱼贯而行，依次来到江边耸立的一块礁石旁，它阻挡并激怒了倾泻而下的大水，一条粗壮的钢索缠于树干横贯两岸。医生似乎更有了精神，把滑轮挂在钢索上，绳索绑于腰间，背对湍急水流，从容往后一倒，利用钢索两头高中间低的自然落差，迅速向彼岸滑去，钢索发出“嗤嗤”的抖动声。过江心沙岛后便慢了下来，他微微把双脚抬起，双手往脑后有节奏地抓取钢索继续滑动，像只灵活轻盈的猴子。待到稳稳站定，他儿子用脚在礁石上一蹬，轻巧跃起，也是身子向后，却比父亲更利落、快速地飞抵对岸。两人很快消失在绿海莽林中。

几天后，我们站在另一条溜索的起点。山雨正蓄势待发，森林暗了一些，浊浪的巨声腾空扑面。好友张子漠一马当先，从我面前滑向了对岸。江面宽约四十米，溜索长约六十米，比常规的细一些，不像是村民们普遍使用的那种。我一向恐高，只在前不久一次飞拉达攀岩运动中体验过溜索，两头各有一名教练严阵以待，客人穿戴上绝无闪失的专业装备，在体重牵引下从高到低滑动，尽头有缓冲装置，保障客人平稳降落。相比之下，医生父子俩随意得多，万一绳索半途松脱，恐怕凶多吉少。向导把双股麻绳分开，分别缠在我的腰部和臀下，再把绳头穿过滑轨使劲勒紧，绕上好几圈，最后套在我的脖子上，如此绳索便不会松动。我再次摸摸冲锋衣口袋拉链，确认手机、车钥匙和笔记本不会滑落，手握住绳圈，吸一口气，双脚稍稍一蹬，身子往江中倒下，眨眼间就飘在了浪尖之上。这种凌空虚蹈、御风飞行的感觉虽然美妙，但还没细细体味，人已过江中，惯性带来的滑动很快停止。一种本能的求生欲使我把双脚向上屈起，双手往后一节节夺索而上。绷紧的溜索挂着一个60多公斤的人，弧度并不因此变得陡斜，所以臂膀不需过于费力，只是最下节的肋骨被绳子勒得有些生疼。没多久身后传来张子漠的声音，才知道终于到达对岸。我们解开滑轮，村里的向导也叼着烟飞渡而来，后半程双手夺索的姿态迅猛有力，还有一种天真的炫耀。

两列海拔四五千米、垂直落差两三千米以上，地理坐标上各自傲然独立的巍峨山脉，我们只花了一分钟多时间，只靠一根纤细钢索就从担当利卡穿越到了高黎贡山。青苔，裸露的树根，茂盛的草丛，寄生的藤叶须蕨，遮天蔽日的高树，这单一、高饱和度的绿色世界生机勃发却闭郁密织，好像已经存在了一万年都没有人惊扰过。但脚下分明有一条小径在山脚往上游延伸，忽高忽低，向导指着路边的大百合、重楼给我们辨认。行约一里，豁然开朗，一块两三分大小的地，稀稀拉拉种植着重楼，灌丛背后探出棚屋杂乱的木顶，三只黄狗狂吠着，蹿过来又掉头跑回去。一名老者蹲在地边拔草，无视外人到来，偶尔扭头瞥一下，又低头继续手中的动作。向导和他是一个村的，用独龙语接连打着招呼，他终于缓慢起身走过来，接过烟，蹲下来一口接一口吸着，手指上还沾着厚厚的泥土。一件破烂松垮的蓝色背心象征性挂在身上，露出臂膀上的肌肉，衣摆都朽掉了，遮不住带有擦伤痕迹的后腰，迷彩色裤子的膝部也破着两个大洞。

我是在克劳洛小组阿姆家吃饭时，无意中得知村子斜对面隔江独居着一位名叫丁向东的老人，每月出一次门，过溜索走去五公里外的雄当小组背粮食。我原以为独龙族人已全部搬迁到公路边政府统一规划的安居房，这项“整乡推进整族帮扶”的浩大工程后来还扩展到阿昌、德昂、基诺、怒、普米、布朗和景颇等人口较少民族。丁向东在克劳洛也有属于自己的独栋平房“5号”，悬挑架在坡地上，水泥外墙和屋顶上都覆盖着半圆木楞和木板，努力像是一座逼真的、原住民住惯了的井干式木楞房。三间屋，一个独立卫浴，站在彩色木栏杆的走廊上，可以看到别人家错落有致的房顶，以前只有城里人才能享用的景观水体、步行道，精心贴着卵石，江水在不远处轰鸣。这样的环境比拥挤密集的新村里绝大多数房子都要好得多，但他一天都没住过，而是借给了同村一名年轻人。一张红边白底的“包保信息卡”还留在走廊搁板上，“包保”是基层网格化管理中承包任务、确保落实的意思，上面印着“包保”他的一名县里官员和他自己的姓名电话。

现在我终于见到他了。他67岁，读过三年书，皮肤比我想象的白皙光滑些。尽管神色言辞都很散淡，还是礼貌地将我们迎入屋内，围着火塘铁三角坐下。耗子掏空了火塘边的泥土，张子漠不小心踩出了一个大洞，连连道歉。他浅浅地笑了，眼里闪着光亮。不久他去廊道上从暖壶里倒茶，用一次性纸杯装着，可能觉得不够，用纸碗又新泡了满满的茶，笨拙地端进来放在地板上。茶水温热，没有霉味也不苦涩，和村民家的茶没有两样。地上灰扑扑的，到处随意摊放着锅碗瓢盆、搪瓷缸、暖水瓶、各种型号的水壶、反复使用的纸杯纸碗，还有鞋子、塑料袋、木板、水桶、玻璃酒瓶，墙和栏杆上挂着帽子、鱼篓、渔网、竹筐、竹夹。一只脏兮兮的灰猫卧在余温将尽的灰烬旁打盹，三只狗环伺主人前后，外人稍有靠拢或站立移动，它们就虎视眈眈怒吼几声。主人并不呵斥，坐在矮凳上双手抱膝，低声应付着问答，有时疲倦地用手指揉揉眼睛。长年烟火把四壁熏得油黑发亮，墙隙里透着微光，用来照明的太阳能灯隔几秒钟就闪一下，它是这里唯一的电器。后门外敞，荒草中一块覆着白色地膜的地，一条隐约向北的小径。江面比来处宽阔，拐弯处有个心形沙岛。

丁向东是在1994年母亲去世后搬到野外独居的，如果他没有像许多独龙族老人那样记错这个年份和自己的年龄，那年他34岁。他的语焉不详和向导生疏的汉语翻译，我们无法得知他这样做的缘由。他一直单身，没找过女人也没女人找他。他在斯当下游一公里处住了十多年，靠摇摇晃晃的藤桥进出。二十年前看中了这里，请几个村民一起，靠油锯、斧头、钉子盖起一座木板棚房，有卧室、衣被间、火塘屋，走廊尽头又隔出一个类似斜顶阁楼的杂物间。虽是一个人住，农人的东西却不少，时间久了就会乱堆乱放，反正没女人干涉、吵架。还另外搭了两个柴火棚，用木条做了柴门。除了每月过江去雄当背粮食、添置生活用品（有一次过溜索时掉下去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五个打火机、五张渔网），他只在屋子附近活动，砍柴，种些青菜、萝卜。他父亲以前是个厉害的猎人，但他多年没有打猎，弩弓前两年被人借走了再没归还，有时进山只为采集些菌子和药材。家里存着许多捕鱼工具，但现在几乎不捕鱼，因为鱼越来越少了。每月银行卡上会收到政府发放的五保户、生态、边民补助，他觉得够用，不需像祖辈那样辛苦劳作。

 丁向东

独龙族先民困于高山深谷，却持续地小范围流徙。丁向东有四个故乡：迪布里、南代、甲若、斯当，除了南代现有六户人家，其他地方人去山空。他再没回过故乡。母亲和父亲先后离世，大他四岁的哥哥和嫂子也搬进了甲若对面林中的山洞窝棚里。去年5.31大洪水之后，外出的路断了，粮食快要吃光之际，哥哥过溜索到江东，沿着岸边一条古老的荒径经过他家门口，再滑过我们刚用的这条溜索回到江西，这样就绕过了塌方区。哥哥带给他一些自种的烟草，说母亲的坟被洪水冲毁了。兄弟俩久别重逢仅此一次，今年嫂子过世他没有过去参加葬礼。关于远离的家族，他只零星告诉我们这些。偶尔有山民路过，会一起喝茶聊天，但他从不主动去找人玩，不参加教会，不打核酸疫苗，不用手机，不像许多人家那样把捕猎的战利品（最多的是头骨）高挂门头，也不把吃剩下的鱼尾整齐贴在墙上。

年轻时他被村组派去贡山县城背钢索，粗的用来建吊桥，细的做溜索，一个来回要十多天。他所在的组去了六个人，加上另一个组共是九人，国家给每人六元钱、二十斤口粮。那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想必也常和村民谈起这段往事，所以才记得这么清楚。他身体健康，除了独龙族人普遍罹患的风湿，连感冒都很少。不相信有鬼，或者说对荒野鬼灵的恐惧少于对人的恐惧。也不怕野兽，因为现在的野兽更怕人，黑熊有时趁黑摸下山翻找掏空的树干做的野蜂箱。自从不种苞谷，猴子来的也少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方天地，这里有属于我自己的太阳、月亮和群星。从未有人夜间途经小屋，更不会有人深夜敲门。我遗世独立，好似太古之初，世界之末仅有的人类。”丁向东的生活也许可以引用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自述，且应比之更为惬意：瓦尔登湖对面常传来火车的噪音，这里只有江水的轰鸣（冬季则变为潺潺之流），无论他在屋子里外做什么，水声都在耳边萦绕。等他猫腰钻进东侧的小卧房，水声就弱了许多，刚好可以安枕入眠。朝北木墙上开了个比巴掌略大的玻璃窗，床、地板和矮桌都昏暗，凌乱，局促，落着尘烟，好像他在这里住了一生，也像是外出许久没有归来。

我们再也问不出什么。在语言障碍和表述差异之外，眼前的“宛然太古之民”（清代《云南通志》对俅人即独龙族人的描述）或是“世界末境”，无法让人贸然提出“你确认自己自由、幸福而不是也常常孤独、苦闷吗？”或类似“如此的人生意义何在？是被迫逃离还是主动追寻心中的桃源？”这样把开化之民折磨得痛不欲生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说，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我和子漠围着棚屋踱步，从小径、江岸、菜地、柴火、房子架空层寻思丁向东的步履和生活内容，闲暇时他喜欢枯坐在火塘边注视虚空还是后门外的江流？它们逐渐遁入黑夜。或是斜靠屋檐下逗着狗儿，朝溜索方向的荒野小径尽头张望？烟草始终燃着不离嘴边。

绸缪的雨终是落了下来，峡谷以上的山峦雾气弥漫，江水更加狂暴。我俩不知不觉走开了，陷入各自的迷思，可能也想如主人一样独享空山吧。如果可以，我愿在这样的地方虚度一段时日，但不会是整个余生。我的过往，残存的责任，微渺的乐趣，如影随形的忧惧，所有这些不可说之物可凭的依赖都不在这里，只能借它编织暂时的幻梦。当我发现世界非己所愿，无力抗衡又不愿强作欢颜，这些在自己的土地上离群索居、自我禁锢而获得更大自由的人，便强烈吸引住了我。

我去过四川德格一座雪山下的峡谷，海拔在4100米以上，历史上以多名大成就者深居洞穴修行著称。一名刚结束六年闭关的老者请我们进屋喝茶，今年七十三岁，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六十岁前他还是一名普通牧民。闭关期间，只能在屋子周边的溪流、雪草与岩木间走动，儿子每月从镇子上送来食物，还有一辆用以活动筋骨的器械自行车。夏天他会参加谷口草甸上举办的法会，但不能越过这个界限。冬季冰天雪地，熊从山上下来觅食。溪边有人偷偷放置夹子捕杀林麝，同时也有村民自发组织收缴夹子，双方可能来自同一个村甚至知晓对方行动。其他棚屋里也会零星走出来修行人，大家见上就聊几句。他完全沉浸在长年隔绝带来的氛围里——具体是什么，他没有用我们听得懂的话语来说，除了风湿关节疼痛，他没有什么感觉不好的地方。闭关结束后，他回到镇上与亲人短暂团聚，又折返到小屋独自生活，考虑接下来要不要第三次闭关。

大理周边的深山里，人迹罕至的县乡边缘，生活着一群麻风病康复者和他们的后代，构成了几个相对封闭独立的聚落。有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逃离至此形成，现在多已荒废；更多是政府强行收治之所，以前叫麻风村，根治后叫疗养院，现在已并入当地村委会成为一个下属小组。有的人回到家乡，但由于长期以来外界的歧视，加上习惯了隔绝，大部分人留了下来成为集体“被隐居者”。十五年前一次偶然机会，我去了苍山背后西罗坪山脚下的山石屏麻风康复村，黑惠江上一座吊桥是唯一通道。后来我去过多次，参加他们的火把节，在没有墓碑的坟头凭吊死者。再后来公路和桥梁修到对岸，现代化楼房取代地震毁坏的土屋，卫生室改成麻风博物馆，李医生当选全国代表进京开会，进来的官员、随从、集体学习者、捐助人多了起来。

我住在山半腰拓荒地廖多贵的木屋里，有时会听到高音喇叭的声音从村里飘上来，平日里则是鸟鸣、狗吠、松涛、夜间麂子和猫头鹰的叫声。廖多贵十九岁时发现染上麻风病，自从一生封锁于此。他娶病友的女儿为妻，生下三个女儿，都送到老家请兄长照看。如今女儿们都已成家生育，妻子在老家帮大女儿带孙女。山石屏日益衰老，他四十七岁时把家搬到山半腰，打土坯，垒木楞房，种苞谷，打核桃，种菜，养猪养鸡，与老鹰、云猫、豪猪和干旱作斗争，森林和箐沟环绕。除了大米，他只吃自己种养的，没有农药化肥除草剂。除了偶尔赶集、下山背大米和屠夫送来给狗吃的猪脑壳，几乎不出山林。陪伴他的是一只从未见过异性的黄色大公狗，称作“老弟”；有时是我，称作“兄弟”，但主人常把两者喊错。

最近两年多，我常徒步上山住些日子，劳作之余记下厚厚的笔记。廖多贵是平坝出来的白族人，性情豪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爱像批评家一样针砭时弊，哲学家一样语出惊人，同时抱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激情，尤其是每晚喝了二两高度白酒后。从早到晚都在忙碌，出很多汗，喝很多水，吃很多饭，直到夜深才有睡意，是只求“生活必需品”的梭罗不屑于的“失去自由”、“成为自己工具的奴仆”的那种农夫。但他同样可以借用梭罗面对富裕同乡的嘲讽时的傲然回答——“我过得还可以，也很清楚自己喜欢这样”，因为我眼中的他就是这样的，六十四岁仍力大如牛，在陡坡上健步如飞，熟悉山里每一种草药、菌子和鸟啼，庄稼、核桃、家畜受到周边人交口称赞。这一生他一步步退入荒野，起初是被迫，后为甘愿选择，在文明之外构建属于自己的自由王国。

独龙江溜索对岸的“太古之民”，藏地雪域的闭关修行人，西罗坪山拓荒的麻风病康复者。隐居的初衷、类别、方式各不相同，可能还互不理解，比如说廖多贵对闭关几年不外出大感惊诧，“如果人人效仿，社会如何发展？”但他们都主动避离尘世，与山野、原始为伍，拥有安宁与深层次的满足。梭罗认为，“放眼自然，人随时都能获得最甜美温柔、最纯净欢欣的交流，即使可怜的厌世者和悲观者也不例外。”丁向东似乎不属于这个例外，只是没有神灵的指引或满负荷的劳动，他会否“遭受暗黑如漆的忧郁袭击”？梭罗举出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路径依赖——“栖身自然而真知不泯”。自称“典型的独来独往者”的爱因斯坦，在《信仰自由》一文中，认为自己并不孤独乃因“归属于一个追求真理、美和正义的看不见的共同体的意识”。不过，以他者的经验、再野化的语言，评判真正隔绝在荒蛮世界的野生状态，恐怕会再次陷入评判者正在逃离的文明的陷阱。

丁向东和兄嫂再现了不久前还普遍存在的独龙族人的传统居住形态。与其说他们对抗文明入侵——强大的国家意志、规训的共同体意识、思变的人心、传统采集渔猎的式微叙事，不如说先辈族人的野性基因仍在体内顽强流动。他们不是以无声来表达，只是把房子与别人的远离，就像2010年浩大的扶贫工程启动之前的那样。那年秋天我第一次进入独龙江，修路的爆炸声、机器轰鸣声震动沉寂千年的峡谷。面前是一个弱小族群蛮荒原生态消失的最后一瞬，山林、荒野、台地散居着许多像丁向东一样独居或零星几户组成聚落的山民，由木与篾搭建的房子摇摇欲坠，屋内烟熏火燎。智能手机还没出现，连信号和电都很匮乏。山高路远，大雪封山，从冬到春。

历史上，俅人“性柔懦……与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清《云南通志》）。建国前，怒江流域的察瓦龙藏族土司和其他强势民族武装，频频翻高黎贡山入独龙江上游，征税劫财，掳人为奴，女性十几岁就用荆棘和锅灰在脸上纹成黑色图案，据说就是为了毁容自保。独龙族人常躲避深山，跟随着新辟的火烧地和拓荒地而游居，小木屋简陋易朽，拆和建都不难。受制于陡峭山势和水冲贫地，他们没有聚拢定居组成农耕文明的大村落——它是汉、羌、侗等许多民族抵御外侮、集结壮大的类国家组织形态。如果借用美国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理论视角，不应以传统的“原始”或“落后”视之，而是独龙族先民主动采取的“逃避统治的艺术”。2018年我第二次来独龙江，在上游的南代，几户人家仍生活在破败家中不愿搬迁。这次经过村子，看到政府已帮他们盖起崭新的宅屋，比中下游新村密集的房子宽敞得多，而且耕地、林子就在身旁。

丁向东起身穿上外套，把屋檐下晾晒的亲自收获的黑色青菜种子往里面挪了挪，防止雨点打湿。木柱上挂着一个小闹钟，他抓过来看了一眼，说：“三点四十八。”这是我几乎唯一听懂的地方，因为他讲的是汉话。他好像是无意识说的，没有什么要紧事要做，也可能是礼貌的逐客令。但一个久居荒野的人嘴里突然念叨着几点几分，我突然感到，只有时间才是他和我共同拥有也被拥有的，自刻木结绳时代起就概莫能外。他迁徙、没入林草，以天险为壑，空间上成为“隐身人”，却逃不过时间的精密追捕：公路、钻山隧道、新农村、政府补贴、5G网络。时间是文明的木与绳，任何人都是时间的奴仆。对岸依稀可见水泥田埂划分开的大片耕地，政府免费派发的青稞和旱稻种子已经入土，山民被要求学会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也都由政府免费赠送。一架大型无人机吊起沉重钢缆，运到山腰，重新竖起被洪水冲毁的信号塔。

他坐在廊前悬空地板上，掏出旱烟管抽了起来。烟袋是用麂子皮做的，麂子来自哪里？很久以前他猎获的吗？他喜欢当年采集渔猎满山飞奔的日子，还是现在简单劳作的轻松生活？哪种感觉更自由？带着来不及问和问不出口的疑问，我们与他告辞。他坐着，点头微笑，算是对我们的送别。钻进森林前我回头张望，一座棚屋，一个人，三只狗，时间倒回到消失许久的2010年，而作为独龙江可能是最后的荒野独居者，他代表的拒绝驯化的野性生活也即将消失。

詹姆斯·斯科特在书中引用了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斯的寓言式诗篇《等待野蛮人》。他写过“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都力松脖子下挂着一个没有表带的电子手表，用细绳穿着，晃动时露出表盘反面的光滑铝板，亮闪闪的，让人想起一山之隔怒族妇女胸前佩戴的白色贝壳。手表如此残破，电池可能耗尽，却跟怒人的贝壳一样被主人珍视。既已投身荒野，足不出户，还需要时间概念吗？问他年纪，他说“一百多了”。如果弟弟丁向东没说错，应该是七十一岁才对。他们的父亲离世时据说过了一百岁，他可能觉得自己也将不久于世，才有这种时间上的错乱。山中时日漫长，也许他认为已活得太久。与手表同样不离身的，还有腰间的砍刀，斜背着的大帆布包，任何时候，即使长久坐在棚檐下抽烟也不卸下，就像他的先辈，习惯了随时要迁徙、出征或逃逸。从这些装束来看，他仍在孤单而努力活着。

 都力松

都力松没有念过书，所以没有老师给他取弟弟那样的汉族姓名。他跟随父母迁徙，结婚生子。甲若那时还有四户人家，靠溜索进出。有人在那终老，有人因病外迁。他和妻子看中了对面公路上方一块相对平坦的野地，隐蔽又开阔。两块巨石前后抵在旁边山包上，围合成浅浅的洞穴，他们砍下树的枝干圈蔽起来，盖上薄膜，住了进去。后来上游的南代为留守户建起安居房，夫妻俩被动员搬过去。有一天返回山洞取东西，新家的扶贫物资被盗，再加上“牛太多糟蹋田地庄稼”，他们下定决心，过到江对岸的甲若，把旧屋木板拆下，一一背来山洞，在旁边空地搭建一个结实挡雨的大窝棚。两年前，妻子提出分居，不是感情出了问题，而是像农村大多数老人那样分床睡。他们在拓荒地最里头再起一座小窝棚，都力松独自住在里面，有床板、火塘、搁板、锅碗。妻子风湿病严重后，他负责做饭，有时在妻子那，有时在自己屋内，做好了再端过去一起吃。

探访丁向东的第二天，我们往上游驱车约五公里停下，朝西边上方林子走去，很快意识到几天前曾经跟随那个神秘女子进来过。山坡缓缓抬升，荒草地里散落着巨石，小径绕石蜿蜒，两旁扎着稀疏的树枝篱笆，拦不住家畜野兽，更像是为了凸显路径、指引脚步，呈现出人类介入荒野——“我来，我看见，我征服”——的一种仪式，一种杂糅的别样温柔。向导是克劳洛二十三岁的阿姆和她妈妈，各背着一个大竹筐顺便来挖野生大百合的鳞茎，蒸熟后混合青稞面做成糌粑。转过几块石头，前方冒出一个简易棚屋，直接落在地上，没有做悬空防潮的干栏式，木板片瓦上盖着防水彩条篷布。这是都力松妻子的屋子。门前曾被平整开垦，但现在大部分荒着，散乱种一些豆角、油菜、山药、南瓜、苞谷，这里一丛，那边几株。路似乎消失在巨石与森林边缘，但走到跟前，它又折弯穿过石间、爬上坎坡。篱笆再次出现，把我们带到另一座棚屋，屋前木柴上晾晒着竹叶菜。都力松坐在地上的圆木块上，背靠着木柱抽旱烟。

他没有起身，似乎和弟弟一样清冷——云南深山尤其独龙江的居民大多如此。他说自己一百多岁了，但脑子还没糊涂，清晰讲述着往事片段，声音低而细碎，嘟嘟囔囔着，过往就显得轻远，不值一提。阿姆妈妈送上茶叶和盐巴，然后去林子里挖大百合，阿姆留下来做翻译。他认不出她，但记得她五十岁的爸爸。两家都曾在南代住过，是亲戚，每次爸爸进山挖贝母、背明子或去西藏边界铺设电缆，路过这里都会给他带些生活用品。老支书会把他代管的存折里的国家补贴取出部分，买了粮油送来。还会有人走这条小路采野菜。

他妻子的突然离世，就是今年3月15日早上阿姆小姨来采野菜时，和送早饭过来的都力松几乎同时发现的，躯体已经冰凉。头天晚上，夫妻俩还在一起吃饭，所以推测死于半夜。上午下起了冷雨，接着是大雪，白茫茫一片。克劳洛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还有下游几个村的亲戚。丁向东没有出现。他没有手机。可能无人冒雪滑溜索去对岸通知，也可能觉得他隐居已久不必惊扰。

都力松留着稀而短的八字胡，顶一头蓬乱浓密的灰白头发，像冬天的荒草。额头中央有一条草草缝合的伤疤，远看似蜈蚣趴在上面。妻子去世当夜，村民在屋里烤火喝酒，守着妻子的尸身，不让地上恶鬼“卜郎”靠拢。他去自己屋子取东西，回来路上摔下陡坡，掉进了岩石豁口下的崖。村医紧急缝上伤口，儿子再送他去县城医院诊治。和弟弟一样，那也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一只机警灵活、毛发洁净的灰白色猫缠绕左右，有时把尾巴友好地紧贴在陌生人脚下。都力松从斜包里取出一个方便面包装袋，袋口穿一根细绳可以收拢，里面装着自种的草烟，以及细竹条和竹兜做的烟管。我给他递一支纸烟，他满足地吸着，手微微颤抖，指甲缝里藏着黑色泥垢。我试着抽了几口旱烟，入口比较温和，后面就有些呛。

我们照旧问不出什么来。让一个沉浸在荒野的老人回答文明的序列，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这突如其来的访问可能都是种冒犯。他只是不说或不知道怎么说。他羞涩、礼貌、含蓄、克制、包容，但绝不是麻木、无知。

他站起身来，说要去背柴了。捡起路边一根竹棍当手杖，矮瘦的身子摇晃着，腿有点瘸。猫领头欢快蹦跳，不时回首查看，眼神疑惑又惹人爱怜，虽被主人喝骂着用竹棍驱赶，转头又跑到了前面。经过妻子的棚屋他没有进去，拿开右手边篱笆上做简单路障的树枝，带我们去看夫妻俩住过的山洞。一边是岩壁，一边是青苔山体，潮湿阴暗，细圆木架空成床，现在只堆放些杂物。外面岩石脚下与地面的空缺处，竖立围合着一根根枝木条，分别是鸡和猫的窝。他说鸡快要被松鼠吃完了，而且怀疑有人偷鸡，所以需要再养一条狗。我们问是不是黄鼠狼干的，阿姆说她家的鸡也会被松鼠偷袭。他们说的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松鼠——巨松鼠，但巨松鼠是植食性动物，一般以野果、嫩芽、花蕊为主食。

都力松背起丢在路边的竹筐，里面有个尖鱼篓，说明他还在捕鱼。他下到阒寂无人的公路边，坐下休息了会儿，再穿过灌丛，把尖鱼篓远远扔进杂草。江边滩涂上架着一条溜索，对面就是他的老家甲若，密林遮住了人类在那留下的屋舍与耕地，只有两岸踩踏的痕迹。急流从上游带来许多漂流木，都力松此前已收拾好一些，用刀砍成厚度均匀的方形木块，放在缠溜索的树下。他背起三块最厚重的，颤巍巍但没有停歇地回到屋檐下，把木块倒在地上。他靠着木柱坐下，抽出砍刀把弯尖刺入木块，拖动摆好，示意我们也坐。原来这不是用来烧的柴火，而是招待客人的矮凳。

除了都力松兄弟俩，滇藏交界处已经废弃的迪布里也搬去了三户人家。那里路途艰险迢遥，大自然时常从现代文明手中收复失地。而那三户不是别人，正是都力松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儿子，四十多岁了还打着单身，似乎也没有结婚成家的打算。听阿姆这么一说，我们想起那天坐在赤脚医生面包车里，先给都力松送东西，后来消失在迪布里江边林草中的中年女子，原来就是都力松的女儿。都力松的父母，他和妻子，在峡谷里都算是恩爱和睦的，为何后代都喜欢离群索居？阿姆告诉我，上了些年纪的人都不愿离开故土，她外公外婆住在甲若直到成为最后一户，因外公患有风湿和脑梗，不得不于四年前搬到克劳洛的安居房。

躬身进入都力松的棚屋，屋内昏暗、狭小、凌乱，火塘边最多的是水壶、罗锅和搪瓷缸，都是双倍的，好像生活里最重要的只有吃饭、喝水，再无其他。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些东西里一半是妻子离世后拿过来的。他摸出一个白色遥控器摁了一下，墙上的太阳能灯发出惨白的光亮。地上破旧的搪瓷缸里有剩茶，他端起喝了几口，又坐回屋檐下。众人已经散去，他松弛下来，抽着旱烟，正对前方，有时对着虚空吹一口莫名其妙的口哨。

我们离开时，特意进到女主人生前的居所，比男主的屋子亮堂宽敞得多，收纳齐整，靠墙用竹片和木条做了个立柜，地上铺着木板用以防潮。墙上挂着国家领导人与独龙族代表的彩色合影，作为民族的骄傲，这样的画报张贴在乡上街道和许多户人家。火塘里的木柴还有半截没烧完，地上散落着几个纸杯。女主人仍未远去。她身裹独龙毯浅埋在屋旁的园地，杂草和油菜花簇拥，独龙族人觉得把亲人葬于远处是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坟是东西向长条形，与几十米外独龙江的流向平行。江水本是自北向南奔涌，在这里拐了个S形弯，变成了从西往东。覆在坟头的泥土比地面稍高些，四周插着木条拦护，没有立碑，没有死者的名字、生卒年月，没有起围墙水泥。四角用树干支起一人高的单批茅棚，棚下悬挂一块搁板，摆有搪瓷碗缸，曾供奉着给亡魂“阿细”食用的肉菜。五罐啤酒一字排开，夫妻俩在常在劳作之余把酒言欢。

如果不是阿姆的提醒，我差点把这座坟茔看成一间普通的杂物棚。其实独龙族人对葬俗的安排极具仪式感。他们认为，人死后亡魂“阿细”总是恋及家人，不时地跑回来，舍不得断然离去。家人既要伺候好，也要打发它尽早离开，免得祟害家人。所以下葬三天后，村里的巫师“南木萨”受邀而来，手持亡魂行路的棍杖和飘动的布条，念道：“你已经死了，在‘格蒙’那里你就像黄瓜一样的被摘掉了！这里不是你在的地方，你去吧！酒肉饭菜都抬给你了，不要来家里捣乱，你好好地回到‘阿细默里’，让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如果不久后它又返回，“南木萨”要再做一次撵魂仪式，让死者家属拿起棍棒在坟地和房子周围不断敲打，他则喝骂：“你怎么又回来了？为什么赖着不走呢？吃的喝的全都抬给你了，你赶快走吧！”如此两次送撵，据说“阿细”就不会再来。之后也没有扫墓、祭奠之类的活动。不过几年，坟地将被开辟成菜地种植瓜菜，死者在人间最后的遗迹荡然无存，只有埋没的尸骨默默滋养着土地。

我是在投宿的村里旅店一本书籍上，看到有关这些传统葬礼的描述。作者蔡家麒是北大毕业的人类学家，从1980年代起多次进入独龙江开展详尽的田野调查。都力松妻子的葬俗具体是怎样的，由于信源有限，只能根据蔡老的文献资料进行想象和补充。妻子的“阿细”是否仍流连身旁，都力松没有提，只说有时感到些害怕。过几天儿子和女儿女婿进山采贝母，山上要待一个月，他将锁门去迪布里帮他们看家。等到实在动不了的那天，就搬过去一起住，再无人陪伴妻子的孤坟。独龙江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坟茔，人死后只能远葬于人口密集的村庄之外。沿江最后一名“南木萨”，他的年纪和都力松差不多，除了出席葬礼，和每年一次正在复兴的传统“卡雀哇节”，也已淡出峡谷里曾经巫术盛行的日常生活。

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迪布里寻找都力松的儿女们，但前几天我们探访了一个远离公路的废弃小村布尔。它坐落在独龙江上游支流麻必洛河边，这条河清澈碧绿，与另一条支流克劳洛河的浑浊大异其趣。我们越过泾渭分明的两河交汇口的吊桥，在石滩、密林中北行半小时，不知不觉进入荒草中的布尔，颓垣残壁，木板坍塌，瓦楞铁皮在风中咣当作响。路边一座干栏式木屋的廊下，挂着标志性的独龙牛头骨，门楣上涂鸦着“good：十八罗汉”。两条溜索通向对岸，林中有块台地，会有人过江放牛、耕作，早年布尔正是从那里搬来，但现在全村十二户已全部搬去雄当。

再往里七八公里是木当，十二户人家也是迁到了雄当。小道被山洪冲毁多处，有时需借江上滩涂。沿途没有一个人影，只有在春耕、秋收季节，才会有牵挂土地的村民回来劳作，小住几日。2020年，张子漠去到村里时，只看到两位耕作留守的女子，他们说一名一百零三岁（这个年龄同样值得怀疑）的纹面女，前几日因为生病送到雄当，最后死在了那里。村里大部分房子不上锁，屋内堆放着东西，檐下挂着牛头骨、鹰爪、弩弓、箭袋，袋里装着长短粗细不一的箭：射猛兽的是涂着草乌毒的铁箭，射飞鼠的是竹箭。主人似乎随时就会回来。但六年过去，回来的人越来越少。往东步行三天，翻过雪山垭口，是怒江边的藏人地盘察瓦龙，曾经的茶马古道重镇。历史上，藏族土司入侵独龙江上游掳人掠财、征税纳贡，走的就是这条路，过木当、布尔，在两河交汇口的平地扎下营帐，发号施令。同时，独龙族人用麻绳、贝母、兽皮、独龙毯等换取藏人的桃花盐、青稞，这些都持续、深远影响着上游独龙族人的生活形态，直至今日都未消弭。

阿姆全名叫杨金阿姆，爸爸常去西藏日东村采售贝母、打零工，从南代过去也是三天行程。他喜欢藏族文化，就给女儿取了与藏名央金拉姆谐音的名字。她家早上捏糌粑，打酥油茶（有时是猪油茶），用藏人的茶壶。这在上游较为普遍，连方言里都带有藏语借词。西藏来的酥油小贩只去乡政府以上的中上游叫卖，下游更受傈僳、缅文化影响。阿姆在州里念过技校，在超市做过收银员，后来返回家乡。未婚夫是克劳洛以下献久当村的，这意味着结婚后可能就得住在那个拥挤的村里。阿姆说，一排房子有四五家紧挨着，隔壁邻居说话互相都能听到，这令习惯了宽敞清净家居的她颇感烦恼，觉得没有隐私和独立空间。她家就是因为不习惯雄当人多，才于四年前搬回老家克劳洛的。二十岁的大弟弟在县城做了一年消防员，心里却一直记挂家乡的大山，最近辞职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和几个亲戚一起上山采贝母去了。每人背六七十斤的竹筐，最远要去到雪线以上的缅甸边界。一路山高路险，人迹罕至，黑熊出没，要待够一个月，采到足够的贝母且晾晒干透才能下山。

在外人眼里，独龙族人多不擅言辞，情感内敛，内心世界封闭，这方面上游比下游尤甚。许多夫妻酒后不和，似乎毫无预兆就突然跳江或服用毒草乌，落水、坠崖、失踪等意外事件也时有发生。除了常年下雨的峡谷气候，可能还与进入新世纪后，通往县城的公路贯通，以及集体搬迁到公路边定居，对原住民心理上产生的强烈而隐秘的震荡有关。一家权威媒体统计，2009到2014年，迪政当行政村有近三十人自杀身亡。直到近年，大家逐渐适应和接受了生活剧变，自杀率才逐渐回落。2000年全村643人，现在590人，造成人口下降的另一主因，是女子纷纷外嫁到下游或高黎贡山以外，而嫁进来的几乎没有。

一天黄昏，我们在迪政当规划齐整的安居房巷道闲逛，靠近山脚的几户人家都空着。路边一户是单身多年的兄弟俩，常一起喝闷酒。哥哥先跳江（也有说是不慎坠江），弟弟几年后服草乌离世。踏着荒草往里走，隔壁人家的内墙上，贴着女主人从县城初中毕业到初为人母的照片，但没有男主人的。一天他打篮球回家后，“不知什么原因”，当晚服草乌自杀。“他比我小四岁，性格一直很内向，我们平时不怎么交流。”女主人告诉我们，她带着两个孩子嫁给了本村的单身汉。

又一天下午，我们在旅店院子里弹吉他，吸引了三个小孩从外面进来。他们大大方方地唱很多歌，用摄影师的大相机学习拍摄，最小男孩手捧墙角的大团绣球花嗅着香味。这是一个美好的午后，唱得最好的那个小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做美甲、唱歌、跳舞，然后问我们的理想是什么。这可把一帮中年男人难住了。她往椅背上一靠，双手抱住脑后，突然冒了一句：“我不想活了。”惊诧问其缘由，她淡淡地说：“因为命苦呗。”原来，他们的爸爸前些年全都自杀了，妈妈改嫁，他们由老人抚养。

很多时候我会陷入不算严重的自我怀疑中：是否自己的内心阴暗、偏执人格、单一视觉，让我有意接触、寻找个体的孤苦样本，并扩大为这个族群乃至全人类的悲悯与救赎？美国知名记者、文学评论家雷纳塔·阿德勒就指出：作家对社会怀有怨恨，并用关于无法令人满足的性爱、未实现的抱负、全然的孤独，当地以及全世界的痛苦感觉的故事加以证明。但是我也尝试说服自己，即使承认这种自我怀疑的可能性，这些苦难样本至少是真实的，直面比假装没这回事要好。另外，以文明的名义——生死观、幸福观、落后论、拯救意识等等，却示以外来者的强势，是否文明的悖逆？

七个人围在火塘边一起喝酒，其中一人倒地而亡，其他人继续喝，没有想着要把他送到医院或停止欢乐。这是冷漠吗？不，讲这个故事的村里一名艺术家说，他们只是把死看得太淡了。同样地，他们也不会把生看的太重，过于认真、用力、身负重荷地活着。死，这种绝决的选择，无非就是不想和这个世界的规则继续玩下去。独龙族人从小都会听大人讲起这个故事，一名猎人去深山狩猎，打到一只特别大的珍稀的鸟，烤了吃后回家讲起此事。妻子不信，一直唠叨不止。九年后，猎人终于再打到一只，扔到妻子面前，转身便投江了。

我在独龙江上游的九天时光仍然是快乐的，住在安居新村带有卫生间的旅店是愉悦的，看着村里一家老小傍晚在安静的村外水泥路上散步，忍不住和身旁人说：“你们看，这样的生活多么让人羡慕，城里人这时候还在挤地铁和加班呢。”有人和我争吵起来，因为这天上午我们去了十多户人家，给孤儿、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送去了T恤和文具书本。他们明明那么悲苦，你转眼却说他们幸福，这不是虚伪、分裂吗？我有些无力地辩解说，分明是两个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个群，不可强行捆绑一概而论。

这时，我进一步意识到，丁向东一家人独居荒野，也活在他者截然不同的认知中。善良正义的人会喟叹他们孤苦失意，怪僻、冷漠、自私，缺乏生活热情，和对国家、社会、集体的责任心和融入感。知识分子看到的是他们拒绝被看见、记录和分析，搬出美国学者劳里·普雷斯利著作《无处遁形》，以史无前例的大数据监管时代为背景，从哲学角度提出“被遗忘”的权利：遗忘不是失败，而是自由的条件；不是刻意隐藏，而是承认一种尚未被确定、仍然保留着可能性的存在空间。“不必被审视，无需被定义。”“我能掌握我的命运，我的挣扎有价值。”“我相信我的存在，不止于任何人所能知晓的边界。”

丁向东兄弟俩疑惑地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浅浅笑了：我只是喜欢独处，说不清为什么。如果让我再加一句，他们是昨日世界的人。

八旬老人熊昆强是克劳洛最年长的健在者，他的世界只维系在一个逝去的人身上：他的妻子。十三年来几乎每天早上，他步行到村北妻子的坟头，与她说话，唱她爱听的歌，有时劝她的魂灵“阿细”不要跑回家中惊吓到儿孙。他是村里公认最能讲故事、性格最开朗的人，可是妻子病故后，他每天在自己屋子里哭泣，用独龙语唱歌。那时阿姆一家和他还住在相邻老屋里，每天早上看到他去妻子坟头烧纸，坚持了四五年。妻子晚年信奉基督教，他常跟着去做礼拜。可是现在他既不信教，也不相信医生、药品和“南木萨”，这些都没能挽回妻子的性命。现在他跟儿子一家住在新居，觉得没有老的木楞房好，因为水泥墙不通风，火塘熏架上的肉放不了太久。妻子的离去，让他宁愿把自己隔绝在妻子还在时的昨日世界。

熊昆强从里屋拿出妻子的两张肖像照，指着她脸上的文面图案说，每年长一岁，她就自己在下巴上文一个点，这种仪式陪伴她走到了生命终点。他用独龙语给我们唱了一首歌颂新时代的歌，献给妻子的歌他表示“唱不出来”，那是他们俩之间的悄悄话。

 都力松

这让我想起母亲病逝后，八十多岁的父亲也是如此的哀伤无助，闷在屋里唱母亲爱听的歌，在她坟头说很多话。熊昆强对感情的忠诚与炽热，改变了我对独龙族人羞涩内敛的刻板印象，虽然都是旧式的，却与人类应该有的别无二致。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二妹嫁给了都力松，大女儿嫁给了赤脚医生，于是，几天来我们散乱的见闻清晰串连起来，构成一个村庄、一个族群内隐形而鲜活的社会关系的切片，他们各自的面孔更加鲜活了起来。爱因斯坦在《信仰自由》里说过，“人所能体验的最美和最深刻的东西，是充满神秘的感情。”丁向东、都力松、熊昆强，在我眼中正属于此列。而旅途中散乱却暗含引线的寻访本身，也因神秘感情带来了美而深刻的领悟。

离开独龙江的头一天夜晚，我们突然得知前方道路地基被塌方掏空，当晚开始禁行，四天以后才可通车。这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将见识突然真实化的“昨日世界”。但大家的行程早被无形之手精密安排妥当，于是请当地朋友打探消息，一边火速打包驱车前行，终于在正式封禁前越过险地，不顾疲劳、饥饿和黑暗中的隐患，马不停蹄，通宵开车回到大理。大家依依惜别，好似活着刚下战场的士兵。2010年深秋，也是大雪封山前的最后一刻，我们一边加快出山的步伐，一边畅想封山后与世隔绝近半年的“昨日世界”，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封在里面。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5月26日，上海“爱马仕之家”夏季橱窗《此窗即远》及艺术展《测远》揭幕。此次创作，起意于艺术家薛峰溯源丝绸之路的旅程。如爱马仕2026年题“心向辽阔”之意，薛峰从深圳自驾出发，一路向西，穿过河西走廊，抵达敦煌，再沿着海岸线南下，经泉州返回深圳。

48天的旅行，是一场关于距离、时间与文明的重新认识。书本上的丝绸之路开始拥有具象的地形与气候，地图上的河流和关隘变成身体能够抵达的现场，那些曾经只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也在不断移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尺度。

最终的呈现并不是对一次旅行的简单复述。更准确地说，它们是薛峰将一路所见、所感、所思重新组织后的结果。山川、树木、马匹、桥梁、船队和建筑被转化为一种博物馆式的叙事，在不同文明、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理空间之间建立起新的连接。

对于薛峰来说，这次创作最重要的收获是，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能够将历史、人文、地方经验与空间感重新编织在一起的创作方式。“我的这条丝绸之路，其实也是我凿空自己的过程。”

上路

出发之前，一切都是混沌的。“心向辽阔”是一个足够开放的命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很容易停留在概念层面。对于长期关注历史与地方经验的薛峰来说，答案只能在路途中寻找。

去年冬天，他从深圳出发，自驾向西，经河西走廊抵达敦煌，再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经泉州回到深圳。48天，13000公里，28座博物馆。起初这只是一次为创作寻找线索的旅行，走着走着，逐渐变成了一场重新认识中国地理和文明脉络的田野调查。

薛峰习惯把博物馆作为进入一座城的入口。每到一地，第一件事总是去博物馆，再进入街道和市场。武威博物馆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座地级市博物馆布置得干净、简洁、清晰，将武威描述得立体又完整。其展陈方式、空间秩序和专业程度，甚至不逊于许多更具名气的大馆。更让他意外的是，管理这座理想博物馆的馆长，居然是一位不具有专业背景的普通乡镇干部。

这种经验不断提醒着薛峰，历史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人留下的痕迹。

一路西行时，河西走廊给予他的感受也与想象不同。人们习惯用“辽阔”来描述西北，但真正行驶在祁连山脉脚下，他发现，丝绸之路最关键的段落其实并不宽阔。最窄之处不过几公里。他联想古时候，来自不同方向的人和马匹才在这里相遇，贸易、语言和文明也在这里交汇。这是地图和历史书无法提供的感受。

站在玉门关附近远望群山时，薛峰会不自觉地想象两千年前第一次翻越乌鞘岭的人。今天的人已经习惯导航、酒店和高速公路，很难再理解古人面对未知时的处境。从长安到敦煌，需要数月时间，没有人知道下一站会发生什么。这种缓慢反而让他着迷。

几年前在萨普神山下，他曾在车里度过一夜。什么都没做，只是透过车窗看着远处的山体。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得那种沉浸其中的出神体验。“你不会对着一栋楼看一晚上，但会对着一座山。”

在薛峰看来，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走了多远，而是在行走过程中重新获得一种与自然和历史发生关系的能力。资料和信息能带来知识，感受却只能靠身体抵达。

凿空

出发只是开始。薛峰并不相信所谓“先有答案，再去执行”的工作方式。在他看来，很多事情都是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出发时，他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历史、人文、地方经验、文明交流，这些词汇彼此分散，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结构。

上了路，新的见闻和体验才开始不断进入这个系统。博物馆里的文物、地方志、山川地貌、古代交通路线，甚至一些偶得的经历，都成为材料的一部分。新的想法出现，旧的设想被推翻，原本毫无关系的事物开始建立联系。创造并非凭空发生，而是在已有的世界里不断增加新的理解。

慢慢地，一条明线和一条暗线浮现出来。一条是历史与文明的流动，另一条则属于个人经验。来自不同地域和时代的碎片，在持续移动的过程中逐渐被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

薛峰越来越喜欢“凿空”这个词。张骞出使西域，后人称之为“凿空”，意味开通未知之路。这个词原本属于历史，但在他看来，同样属于个人。每个人都在建立属于自己的地图。阅读、旅行、工作、相遇，所有经验都会沉淀下来，慢慢形成一个人的认知结构。这次旅行结束之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拥有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丝绸之路。它不在地图上，而存在于走过的地方、见过的人与景，和留下的记忆之中。

“这条丝绸之路是我凿空的自我”，薛峰说。

在河西走廊行驶的那些天，公路一侧是祁连山脉，一侧是戈壁，视线尽头是城墙一样连绵起伏的山体。人的意志在此时原形毕露，“你想叫我翻越那座山？不可能的”，他在那时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于是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测量员，积跬步以测远方，在一次次停留和观看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尺度。《测远》由此而来。可以说，他测量的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远方，更是一个人在不断向外行走的过程中，一点点重新认识自身的进程。

此窗即远

回到深圳之后，薛峰的旅程并没有结束。大量素材被重新整理，不同地域获得的经验开始彼此连接。与此同时，与爱马仕团队的合作沟通也进入最密集的阶段。每周的讨论、不断调整的方案、工艺团队对细节的反复打磨，让整个项目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推进之中。这种方式和旅行有些相似——没有人能够在出发前预知全部答案，路径在不断地调整和修正中摸索而出。

最终，在今年五月，爱马仕夏季主题橱窗《此窗即远》及艺术展《测远》在上海“爱马仕之家”面世。

上海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地点。丝绸、贸易、港口、交流，不同地域和文化在这里汇聚。某种程度上，它天然具有一种开放性。古丝绸之路中发生过的交汇，在今天依然以另一种形式持续存在。

薛峰钟爱李白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他喜欢这种跨越时间的连接。两千年前穿越河西走廊的人，与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面对山川、月亮和未知时产生的感受，却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远方是一个概念，并不总在别处。有时它只是让人重新意识到，自己仍然愿意出发，仍然愿意停下来，仍然愿意与时间、自然和历史重新建立联系。

现在，艺术让这种联系重新显现。

 滑动查看更多

Q&A

 滑动查看更多

 滑动查看更多

撰文｜刘夕阳

编辑｜黄昕宇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收到刚印出来的小说集，拍了照，要发朋友圈的时候才发现没什么想说的，只是感到倦怠，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无语状态，要往外说点什么的时候总是顾虑重重，不知道什么是值得说的，不知道什么是可以说的。

第一次出版小说的兴奋恐怕不会再有了，那个因为兴奋而过于深切的场景依然鲜活：找到最好的角度拍下照片，附上所有网站的购买链接，再添上一句自以为俏皮的号召“我的第一本书，大家撒欢买，做个精神贵族，二十块钱的事”，现在这种话肯定说不出来了，首先不耻于号召，其次可能也不觉得俏皮了，甚至不耻于俏皮，不耻的东西太多，以至于没什么可说。

这是我总在反思的事：为什么给自己设置了这么多的限制呢，让你顾虑的究竟是什么？

那是2017年，距今差不多快十年，在那之前的七年，总在梦想着书出来的那一天，梦想着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作家，总觉得一个没出过书的作家是形迹可疑的，当朋友介绍起你是一个作家，被人问道是吗，你出了什么书，我去买。那一刻无比的尴尬且心虚，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不敢说自己在写的是小说，实在被问得急了也只能含含糊糊地说：我在写点东西。

拿到书的那一刻，脑中无比清晰地听到自己在说：我是个作家了。

从此坦然地面对一切人，我是个作家了，我总算不是一个无所事事形迹可疑的年轻人了。

然后就发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作家，你不知道他都写过些什么，你不知道他这些东西为什么而写，你知道他写的这些东西什么都不是，可他就是你无比确切的同行，他可比你坦然多了。慢慢地，在这个身份里倦怠了，当别人再介绍起你是一个作家已经坦然到心如止水，听到的人也都很淡然：哦是吗，作家，郑作家。很少再有人像十年前那样补上一句：你出了什么书，我去买。人们对看小说的兴趣已然不大，遇到作家就像遇到一个京剧演员，这里面甚至含着一种谦逊：小说这种东西那么高雅，那么需要精力欣赏，我就不看了，我高看您一眼就得了。

我感觉到了灰心，曾经倾尽全力去追求的，似乎已经是一种逝去的艺术，而这种逝去好像就发生在写作的过程里，当我从书桌前抬起头，大家都刷上了短视频，某一天我点进去，于是我也刷上了。

我不得不正视这种逝去，就像我在键入这些文字时不得不频繁分行，我得习惯分行，就像我习惯了刷短视频，就连我自己，这么一个喜欢看文字并以文字为生的人现在泡在视频和音频里的时间平均每天都要比泡在文字里多上好几倍甚至好几天都不看文字了，还有什么理由让别人来看呢？

几乎没有理由。

以作家的身份坦然地混迹于世，并混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偶尔会碰到像当年的自己一样年轻的人想要写小说，他们虚心求教，我则苦口婆心，你要是有幽默感的话，就去说脱口秀吧，那样会比较容易被人看到，也比较容易获得来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反馈；你要是没有幽默感，就去拍电影吧，趁着还有人看，拍短视频最好，只要你拍得有意思，一定有人看。

这么说像在自嘲，可我是发自肺腑的，我写小说，就是为了给人看的，当看小说成为一种复古的消遣，很难不感到灰心，并疲惫，迷茫与恐慌也兼而有之。这本书出来，我已经不再心存希望它能畅销，能引起广泛的阅读与讨论，能带来让人解渴的虚荣与财富，当希望不再，剩下的似乎只有倦怠。

当然，我并不想为文学叫魂，为我的不畅销叫屈，为图书市场的惨淡博同情，这种行为我同样不耻。我也不想抵制短视频，短视频是如此多彩的消遣，一个朋友说，家里老人过世的时候手机里还反复播放着一条视频，这种消遣所达到的慰籍正是我想要通过写小说达到的，不得不承认得是恐怕再也达不到了，文字作为一种消遣始终是有门槛的，而科技好不容易才发展到让每个人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取更加易得的消遣，我有什么角度反对它呢。

几乎没有。

而小说，作为文学这一古老概念下的主要分支，若是像剧场戏剧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被极少数的人欣赏，那也只能是一种规律使然，实在没有什么好哭天抢地的。

再坦诚一点说，我也没什么好委屈的，写小说之前，我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从十六岁开始就每天在工厂里踩上十几个小时的缝纫机，一直到十九岁来到北京的批发市场里拉货站柜台，那种体力上的消磨，比精神上的耗费要更为被动，更加的不可抗拒。直到我在网上写起小说——说到这儿忍不住要岔开一句，时至今日我依然痛恨魏思孝，要不是一写小说就认识了他，我或许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网文作家，是他向我展示了所谓的严肃文学，甚至是先锋文学、独立文学，以至于让我产生了审美鄙视链——我写起了这种难以被归类的小说，脱离了体力劳动。我是一个体能很差的人，近些年更是越来越差，当然，若是一直从事体力劳动，或许会越来越好，只是我再也不想从事了。

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感到惊讶，作为一个从农村长大的人，从十一岁就下地干活的人，怎么能不干活就活下来呢，当然，打字肯定也是生产劳动，只是干农活的惯性过于强大，在惯性的认识里，似乎不掏力气就算不上劳动，不种粮食就足吃足喝总免不了一阵阵心虚。

没有人天生就爱体力劳动，体力，是与自然之力的角力，很容易让人想到西西弗斯。写了小说之后，我没再掏过体力，在消费这么高的北京我不掏体力地活了十七年，比在家乡还多了一年，这着实惊讶到了我自己。和我一起长大的发小有的依然在给人刷墙，有的在给人搬运，当然，也有做了生意当了老板的，我并不想说因为写小说才让我脱离了体力劳动，我也没有要感恩小说，仅仅是脱离体力劳动，已经足够让我感恩的了。

不算这本，我出了五本小说，有三本加印过，一本再版过，这已经是还算不错的反馈，虽然我的体感还是冷淡。在偌大的中文阅读市场，打上文学标签还能畅销的作品是极少的，除了那些在纸媒时代就奠定声名的作家，网络时代还能畅销的纸书作家已然凤毛麟角。近几年，连写鸡汤小说的美文作家都绝迹了，足以说明虚构写作在图书市场有多衰微了。

身处衰微的市场，我不得不思考怎么才能卖得好一点，卖得好的那些，人家是怎么做到的？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拿出来跟大家探讨：现在文学这个标签已经没什么吸引力了，读者看到这个标签甚至本能地躲避，那意味着阅读的吃力，意味着社会与文化的背负，意味着被作者的高深碾压或糊弄。还愿意读点文学的人，出于对文学的戒备，更愿意选择身份标识更为明确的作者，送快递的，做保洁的，不认识字的，某某名校的，某某的高徒，似乎只有豁出自己的身份，才能获得清晰的体认与信任。好像只有确认了作者的身份，才能找到欣赏其作品的理由，看待其作品的眼光。

这种做法曾是我极力避免的，虽然在后来的访谈中我说过自己的经历，但还是不想把这些用作招徕读者的标识，我想文学的归文学，生活的归生活，看来我还是有些太相信文学了，文学建立在生活之上，生活本身比文学更加容易辨认，所有人都想更快更清楚地认出对方，然后才是要不要进一步了解的兴趣。我有些后悔了，或许我可以在书封上印上这样醒目的文字：留守儿童，一岁丧母，中学只上过半年，十六岁离家出走。

这么说像是在讽刺，但我依然是发自肺腑的，毕竟除了自身的标签，我们文学，还能拿得出多少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呢。

当我终于可以心安理地担起作家这个名号，经常听到一种热心的劝告，得知我是个写小说的，总有人会问我有没有卖出过影视版权，得知我没有卖出影视版权，就会有人建议我写点能卖影视版权的。每每此时，我总要极力压制怒火，有时候也会压制不住直接说出来：怎么写小说的现在就这么贱呢，非得为了影视去写作，小说就不能独立存在了吗？

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愤怒，他们不知道第一本书出版前，我已经在影视公司干了两年，就是因为写小说三四年如一日挣不到钱，发表和出版都很困难，我才去了影视公司。我做策划，也写剧本，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都写，也都拍出来了。我仅仅把这当成一个挣钱的活儿，没有什么主张，也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在那时候的我看来，搞影视是通俗艺术，跟写小说是两码事。遗憾的是我一段时间只能干一件事，搞影视的时候我中断了小说写作，两年后第一本书出版，开始有杂志约稿与出版邀约，总算有了些当作家的感觉，却不断有人劝我为影视版权写作，我感到吊诡，并愤怒，简直就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就是因为当不成作家我才去写了影视，好不容易当了作家你们还劝我为影视去写，合着写小说就是为了搞影视呗？

不得不承认的是，那些热心人是对的，确实是这样，写小说不如搞影视，虽然现在影视也哀嚎一片了，至少他们的哀嚎还能被人听见。

又出了三本书并且销量都没什么突破之后，我痛定思痛，决定再搞一搞影视——老用这个“搞”字或许会被人诟病，不过写到这会儿我也懒得管了，怎么写能不被人诟病呢，只要写就会被人诟病，这是言说的宿命，或许只有认了这些，才能畅快地言说——出于一个小说作者最后的倔强，我还是不愿意去写能卖版权的小说，既然要搞影视，写剧本不就是最直接的途径吗。

通过复盘上一次搞影视的得失，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上次之所以没有什么作为，就是因为把自己当成一个纯干活的了，我没有主张，也没有判断，只是执行，只是满足甲方。这一次，我想找点情投意合的创作者一起搞影视，必须创作自己喜欢的创作，创作这件事才有希望。

这几本小说出版后，虽然没挣到什么钱，但还是吸引来了一些导演，导演也是创作者，我这次只想跟志同道合的创作者一起创作，创作共识之下具有价值的故事，带来更多的观众，更多的钱，最好能顺带着让我多卖一点书。

怀着这美好的愿景与冲劲儿，我热火朝天地干了两年多，同时和两个导演展开合作。这两个导演都是我很欣赏的人，在与他们的合作中我被点燃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并感到了创作的积极与热烈，毕竟小说只是一个人写，剧本最少得有两个人聊。我喜欢他们的电影，我觉得找到了同道，因为他们操持着不同的创作载体，又都是讲故事的载体，刚好可以与我互补，使我打开更多的面向。这两年我过得充实，且昂扬，好像胜利就在前方，好像大批的观众正冲我招手。这两年，我又一次远离了小说，所以这本书收录的多是两年前的作品，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里，那个和我一起打磨了二十多稿剧本的导演，前不久突然重病住院，被迫进入到与病魔搏斗之中，我缓了好久才缓过神来；另一个导演由于对创作的高标准，频频推翻我们聊出的一个又一个故事。我再一次产生了倦怠，看来搞影视的不确定性，始终高于写小说，写小说是一个人的事，小说写下来，就确定地存在在那里了。

在拿到这本书之前的一段时间，我突然变得无比听劝，我想要写一些能卖影视版权的小说了，我还研究起了类型小说，我甚至和朋友一起录起了播客，虽然在录完之后才发现忘记按下录音按钮——我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思考未来，我还能干什么，干什么能多一点受众，多一点收入，干什么能不被时代抛弃，不被时代嫌弃——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比一文不名的时候更恐慌，至少在那时候，我还能去憧憬小说出版后的盛况。前一段时间给“单读”组织的Ai影像大赛做评审，一口气看过八十多部Ai短片之后，我无比地羡慕这些创作者，他们操持着最新的创作工具，他们代表着未来，而我使用的工具已经非常古老，我也没有更多的力气去学习更新的东西了，我是不是只能这么抱残守缺地干下去呢，那个最开始写作时问过自己的问题：若是你写的小说永远不能发表出来被读者看到，你还会往下写吗？换成了更新的问题悬在头顶：若是你写的小说永远只有这么一小部分读者，并且可能越来越少，你还会往下写吗？

拿到这本书的前一天，我总算调整好状态，要恢复写作了，我拟下了要写的标题，并写下了第一段，准备着第二天一鼓作气写个几大段，然后我就收到了这本书。

我打开这本书，拍了照，想说点什么，发现没什么可说。在这个准备写作的下午，我看起了以前写下的小说，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发现我还是自己最忠实的读者，我写下的小说，我自己首先就爱看，以前的书，我也会时不时翻出来看看。时间近一点的，我能记起写下每一篇时的情景和心情，时间远一点的，也能记起写下那整本书时的状况，这提醒我生命并没有虚度，它们确定地存在在那里，昭示着自己的价值，这价值哪怕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似乎也值了，只要触及到具体的人，那就是具体的价值——来到这里有点像是要上价值了，好像在这里我要表个态，我还会写这种难以归类的小说，哪怕只是写给自己看，不，我永远不会只为自己而写作，我写作，就是为了给人看的，我还是会继续研究类型小说，我还是会尝试为了影视版权而写作，只是有这么一个前提，那就是作为一个具体的读者的我，首先得认可。

写到这儿似乎过于长了，似乎又在与这个短促的时代对着干，或许我经过一番努力还是赶不上时代的大潮，那也没什么，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我肯定是有些值得认可的价值的，这已经，无比值得为之感恩了，和脱离了体力劳动一样值得感恩。

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发现让我再次恐慌起来：在一本收录了七篇小说的集子里，居然有五篇是用作家视角展开叙事的，这在之前从没发生过的，当然，我之前不是太迫于成为一个作家，就是太过于享受作为一个作家，而以作家视角写下这些小说时，我已经是一个时常灰心的作家，一个总是倦怠的作家，甚至是一个形迹可疑的作家。我也知道广大读者与观众受够了讲述艺术家的故事，那些在电影里讲电影讲导演的，那些在小说里讲小说讲作家的，很容易令人感到自恋与生厌——但让我恐惧的还不是这些，真正让我恐惧的是：难道我在不觉中成了一个只能为艺术而写作的作家了吗，难道因为我身边都是作家和文艺界人士，我就只能写他们了吗？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作家，哪怕是去流浪，我也不想被艺术包围——刚好这本书里就有一篇写作家想要去流浪的小说，是最后那篇《所遇非人》——如果我还是只能以自己的触角出发去写作，那我就去流浪，我具体地想象过那种流浪生活，那会很精彩。

翻到同名那篇《回收世界的人》，我大致明白了为什么会在这几年写下这一系列以作家——其实就是以自己为视角的小说——一个十几岁离开了家，往返于城市和农村老家之间的作家的困惑、迷茫，与倦怠——这篇小说写于23年初，把其中一段摘抄于下，还有力气的不妨一看：

后来跟他熟起来，是我开始练唢呐。那段时间我不爱写作了，也不爱思考了，好像什么都不爱了。我一度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我天天看综艺，只看搞笑的那些，就连睡觉，都得听相声。我用外面的声音占据脑子，一刻都不让它闲着。它很敏感，它很聪明，这都是它告诉我的，它认识世界，它也能创造世界，它让我相信有它就有一切。我可太信了，我见识过它的厉害。遵照它的指令，我说出过很多讨人喜欢的话，写出过不少好看的故事，我出过书，还拿到过奖，我梦想的都在实现，可它却越来越不满。我突然就觉得没意思，写作没意思，思考也很可笑，名和利都不值得骄傲，就连智慧也是。我迷茫了，不再信自己的脑子了，这就是麻烦的地方，怀疑它，还得用它去琢磨它，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想。我也不想出去见人了，我那些写作的朋友，看上去普遍有一种不满，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不满，所以看谁都不满。起初我写作，是为了成功，为了比过别人，那时候可真快乐。我写武侠，也写玄幻，每天都写，把故事编得天花乱坠，只要觉得是别人没看过的就兴高采烈地写出来，写出来就沾沾自喜。后来我写作，是为了炫耀，为了让人知道我有多聪明，我的眼有多毒。我写我，也写我认识的人，像孔雀开屏，张开尾翼展示美丽，与此同时把屁股也露出来，这没什么，融美丑于一炉，正是我的聪明所在，那时候我可真机灵。再后来我出了点名，我不想再暴露自己了，我有了更高的追求：为了让人知道人是什么。可能问题就出在这儿，大家都是人，谁还不知道谁呢。我说了大家不说的部分，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可真蠢啊。大家不知道的部分，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自己，其实也有限。只有欲望比较确定，可那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况且我也没怎么满足过，满足的人多半讳言，不满的人面目可憎，说出来的则里外不是人。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看皇帝的新衣，天然地想做小男孩而不是皇帝，做说出笑话的人而不是笑话本身，这就是小男孩的天真。等到小男孩不小了，才知道《皇帝的新衣》还有一出叫《指鹿为马》，皇帝就是喜欢光着身子在大街上逛，除了夸他好看还能说什么呢。围着小男孩笑的人，早在心里笑过了，可他们不说。小孩是没有欲望的，大人有，所以大人不说。这种故事讲出来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坑小孩。或许只对皇帝有好处，或许他下次为了照顾小孩会选择穿件衣服，他找来一头鹿，说那是马，小男孩可能穿过衣服，但不一定骑过马。小孩认不出，大人说不出，皇帝更高明了，故事的唯一用途变成了虚伪，让虚伪者更虚伪，无知者更无知。我不想讲这样的故事，虽然我还想成功，这大概就是我的问题。有人觉得我已经成功了，还有人给我冠上了传奇的名声，这依然是故事的逻辑，一个人做了他不该做的事，就算传奇。我是农民工的儿子，我理应在种地，或去做工，怎么能写作呢，所以我是传奇。这么说的话传奇就是不安分，那我确实是，可谁又不是。我在不安中煎熬得久了，看到的也都是不安的人，反倒是那些安于现状自得其乐的，因为没怎么见过，所以更觉得传奇。一个农民，甘作农民，还有比这更传奇的吗，只是这就太不故事了。故事里的传奇，我只信孙悟空，他做了上千年的小男孩，最终皈依佛门，他会七十二变，但拒绝变化成人。一个猴子，本该是被耍的，却上天入地地耍别人，多传奇，等到知道他是被纵容的，他是被选择的，才知道——还是不说了吧，就当他是传奇，就当他厌倦了传奇而选择顿悟。对皇帝我们不便多说，对英雄又怎么忍心去说呢，就当卖猴哥一个面子，就当留自己一点仁慈，不说了，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的脑子在它的怀疑下也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话了，所以我开始吹唢呐。

唢呐，也叫喇叭，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乐器，俗话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唢呐一吹，非喜即悲。在广袤的乡村世界，唢呐是当之无愧的现场之王，无需任何扩音设备就能沸腾整座村庄。这么霸道的乐器，在居民楼里练是不现实的，我练过，很快遭到了上下左右好几户邻居的反对。不光是噪音问题，他们还强调了氛围：就跟楼里天天死了人似的。我说我练的这首叫“婚礼曲”，白事并不吹。他们不听，他们就觉得像死了人。这就是唢呐作为一件民间乐器的尴尬，因常年在红白喜事中担当背景音，听者很少留意曲调，记住的只是响声，所以唢呐在我们那儿干脆就叫“响”。不管吹什么，都只是个响，只能给人留了一片朦胧的印象。在一众朦胧的印象里，最突出的往往藏得最深，毫无疑问，悲比喜更深，不管参加多少次婚礼，忘不掉的始终是葬礼，就算人们更愿意回忆婚礼，还专门给它录像，记最深的也还是葬礼。这就是唢呐讨人厌的地方，所以我才选它，我喜欢的摇滚乐也是很讨厌的。讨人厌的摇滚乐在我们这儿一直上不了台面，要是和唢呐结合一下会不会负负得正呢，还是会更讨厌？不管哪一种情况听起来都很有吸引力。除了当作家，我还想过当摇滚歌手，作家算是当上了，当得十分不满，且头脑紊乱。现在不是作家的时代了，也不是摇滚的时代了，不过音乐还是要比文学好混一点，毕竟听一首歌只需要点一次屏幕，看一篇文章少说也得点个七八次吧，那都够刷几十条短视频了。没有人喜欢讨人厌的艺术了，大家只想被讨好，在最短的时间里被最快最多地讨好。爱上摇滚乐的时候我年龄还小，甘作异类，以讨厌为荣，等到想要讨人喜欢的时候才发现讨厌的基因已深入骨髓，讨厌煽情，讨厌和气，讨厌美好，讨厌精致，讨厌成功，讨厌胜利，讨厌权力，讨厌长辈，讨厌强大，讨厌欢庆，讨厌大团圆，讨厌的东西太多，到头来被讨厌反噬。或许正因如此我才拿我的写作没办法吧，眼看着这条路是走不通了，脑子是不能再用了，用手又太累，似乎也就剩嘴了，所以我开始吹唢呐。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美丽的加龙河^[1]

The Lovely Garonne

给阿涅丝、帕特里斯·穆瓦永

因为你不曾流经我的童年。

因为我不曾在你的水流中游泳。

因为此刻，在考古学家的手下面

相同的头盔，一个更坏的

罗马的古老的万字饰，仍在生长。因为你可能是

我的妹妹，我的监狱，我的

救赎，某个夏日的快乐。

因为你是记忆，而你的

元音，唱着一首

我们并不想懂得的歌曲。

^[1]加龙河(Garonne)，位于法国西南部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图片｜视觉中国

一个人老化的前奏，是开始对小朋友念“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一个人登化的征兆，是动辄对青年人讲“我有个朋友”的故事。

我有个朋友W，就是我在上篇文章里提到的灵活就业者，也是这个城市的人才。几年前，为了解决在一房难求、摇不到号的楼盘里搞到买房资格的痛点，他靠实力评上了“人才”，终于得到了一个免摇号购房的指标。不久，房价开始回归理性，他也实现了不上班的理想，只有房贷的数字像体制内的工作一样稳定。他不确定他的人才称号是不是还有效，但人才房五年限售期的权利没有被褫夺。

房价回归理性的年月里，诞生了很多和房子有关的真挚故事。我有个朋友G，最近刚把她在环京带的房子变现。当年这套房可是费了她好大劲才搞到。虽然一度账面上浮盈甚多，技术分析和地缘分析也很到位，但只有前几年才真正知道潮白河到底有多宽。

我从不认为买房是刚需，住房才是，而实现住房的方式有买、租、蹭、抢。我的朋友S住在公司的优惠出租房里，已经六七年了，这是他目前还没离开公司的原因之一。我二十多年来一直像首富马斯克那样租房——我认为要想富就要学习富人的生活方式，譬如，尽管只有五位数存款，我也要坚持开五个户口分散投资，用六位密码、手机验证和人脸识别来守护。

我去武汉和北京旅行的时候就蹭别人的房子，一定要实现住房零元购，就像叶山南小姐一样。

年初，我发现一位校友Y在欧洲法庭上和他的租客对峙。他曾出于同情心，好心将自己的一套房子打折租给暂时还没富起来的一家人，还免了对方应交的物业水电费，但被对方反咬一口，要长期霸占居室。我觉得这家租客在欧洲左翼荫蔽下，掌握了解决住房的可行性打法。

我每次路过上海，一个朋友总是请我喝公司的免费咖啡，问我“上海的房子怎么样，值不值得买？”“杭州可以的，核心地段保值。”终于，我在去年十一月跟他推心置腹：你这五年来最大的幸运是没攒到钱，没有机会买房。

我另一个朋友S，自从十年前离开南方，一头扎进北方某个小城的村里，就没离开过。以前他想买房，没资格，现在想买车，摇不到号，手握大把现金，对拉动内需有心有力却不受垂怜，常有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感。

如今时过境迁，他朝着四张疾驰，竟然十分感激当年那些阻挡他花钱的政策和条框。他住在靠近六环的出租屋里，偶尔周末租车去邻省采风，很满意当下的境遇。他介绍我要好好读读蒙田的《命运的安排往往和理性不谋而合》这篇文章。

为了阻滞登化进程，我正在奋力学习当代年轻人的语言。我最近学会的一个词叫“前额叶友好”——这个词对前额叶不太友好——前额叶友好型产品，前额叶友好型老板，但前额叶友好型男友是个伪命题。

虽然生活已经如此艰难，所以我们制造了晦涩难懂的词汇和逻辑混乱的句式来麻痹自己。我前几年才走出赋能、链路、痛点的舒适区，就掉进了静态管理的颜色码，现在徘徊在主理人、灵活就业、房价理性回归的闭环里。

对号入座之后，我发现这么多年，我其实对自己的前额叶一直都很友好。有文章举例证明这论点的时候，遮遮掩掩，不愿意点名文章里提到的对前额叶友好的“某大型国际连锁超市”是哪家。

我不。我对很多年轻人说过，我不允许总部在加州库比迪诺的那家携带电话生产商在我大限之前先行破产，也几乎只在陈奕迅代言的五百强连锁餐厅吃早餐。我数了下，最近在那里的30单是在31天内完成的。我不可能吃到五道口的烤鹅（ya）腿，因为它的地点和味道都对我的前额叶不友好。

我买书先看开本和出版社，最后看作者，内容不重要；我把读书的选择交给兰登书屋和中华书局的编辑们。我从不主动点一道没吃过的菜，也不会看一部对导演、主演或剧情不了解的电影。这几年，我对选择旅行地也形成了深刻且富有洞察的偏见——关于这一点，我准备留在将来狠狠吐槽。

以前，我误以为自己是偏执，陷入了不想改但觉得应该改的前额叶损伤中；现在，我坦然接受自己是对自己前额叶友好的完美典范，应该大力弘扬。

嘲笑我的人说我不愿意尝试新事物，缺乏冒险精神。但我查看了自己的证券账户后，发现我盈利超过200%的理财产品是我无脑买入两年多都没动过的指数基金，所以并不介意他们多骂我两句。追求进取往往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我也曾仔细研究后，买入“进取型”产品，结果都惨不忍睹。

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工作中也悟出了同样的道理。每当他摩拳擦掌，想要大干一场的时候，都弄得灰头土脸。这几年来，他每天都在计算，一定要挨到合同日的后一天被裁，才能领到最优补偿金。出于伪善，我有时也会帮他参考合计。结果，我灰头土脸地换了三份工作之后已经顺利转型为英文账号主理人，他最近已经乘着AI的东风，很可能迎来职场生涯第二春了。

人生周围到处都布满了机关枪。成年人既要躲避深夜烧烤摊主的背刺，又要保持随时斩仓割肉的警觉，还要提防约你周六喝咖啡和你当面说啥都没干，背后偷偷写好了五千字周报的同事。

我也曾创作过两年周报。八年前，我刚进大厂不久，就给自己定下两年KPI目标：不秃发，不升职，不加薪。后来我发现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所以，在登化之后，我至今还能理直气壮地要求理发师把头发“削薄一些”。

我是诚实的，在主管面前甚至都不例外。三十五岁那年，我在公司被迫过生日，在同事和甲主管面前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将来再出去读几年书”。两年后，乙主管找我谈话，建议说不能只做垂直，也要学会横向拉通。我没采纳领导的好心建议，所以实现了早先许下的KPI和生日愿望。人要是没有事业，就只能追求理想。

幸好公司还有大把上进中年，否则股价一早就会膝斩，而不是再晚两年。前年，我在大三寒假回国休假时，和朋友M一起喝咖啡，他说如果两年前选择离开，跟现在多干了两年，总收入一样多，这两年上班主要是在补仓。

三十五岁还没秃的大厂螺丝工，多少都有躺平的嫌疑。我一个旧同事说他这两年好像啥也没干，但是也心安理得：我只是辜负了公司的薪水，不像有些人带着一种创业的使命感，天天搞项目，浪费公司大把的经费。

甚至有人居心叵测怂恿我去创业。我经常劝他们去读读《世说新语》里的这个故事：

说秦末群雄逐鹿时，东阳人陈婴被众人推举为首领，但他的母亲说，别，咱家是穷命，不适合创业，不如跟着别人干，赢了不失封侯之位，输了有人背锅。

这个故事被列入了《贤媛》篇里，刘义庆和我都读出了陈母的远见卓识。陈婴听了老娘的话，率兵加入了项梁的队伍，最后归了刘邦，建汉后被封为堂邑侯。他的孙子陈午尚馆陶长公主，生了个女儿叫陈阿娇，就是汉武帝金屋藏娇的阿娇。

力拔山兮的霸王死在了乌江边，宴席尿遁的亭长坐进了未央宫。富有且好战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误读了德尔斐神谕，毁灭了自己的帝国；拖延者费边搞垮了迦太基名将，成了罗马之盾。

W现在迷上了菜谱，亲自下厨请我吃饭，做了一道清炒马兰头、一道香椿煎鸡蛋，我做了一道鲈鱼豆腐汤。他有时三天都不下楼，过上了恬静的宅居岁月。他开始研究易经，但还没有盘手串。他离开前东家的时候，领了一笔可观的补偿金，转头就投进了房贷里，也算是补仓了。他说，他想起一句话，狭路相逢怂者胜，“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没有？”

上个月——原本是“这个月”，但我拖稿——我保持了三个月的良好行车记录，连续被打破。三天之内，先是在环城北路被人追尾，接着在万塘路右转压实线阻人前行，刮到一辆哪吒汽车。除了送给对方两天带薪假期，我还被警察叔叔口头警告，重学了一遍交规，又新认识了一个很快就要消失的车标。

我的科目四考了两次才通过，但在两次事故后，才悟出科目四的要诀是“怂”——停车让行，减速避让，礼让同行，缓慢通行，遇喵星人和美羊羊阻路，不要鸣笛。

出灵溪隧道向北行，我在缓慢车流中发现自己身陷险境：前面是一辆保时捷，左边是一辆迈巴赫。我高度警觉，缓踩刹车，加大钱包安全距离，任凭后车鸣笛催促，也充耳不闻。

我现在最爱看的短视频是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警示案例，入脑入魂。我以前在大厂摸鱼的时候，最爱看的论坛栏目，除了相亲交友，就是廉政反腐。我每次看到，都深以为戒。为防穷生奸计，怕自己从采购中揩公司油水，我连采购资格都不考，做到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一个人审慎的标志是把胆怂包装成稳健，把“我上有老、下有小，没钱又失业”挂在嘴上，一点屁事就睡不着，半夜翻身起来去诊所。医生问我啥事，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小伤口，是我大惊小怪，比较怂，来看看。医生眉毛一抬，“怂了好啊！”

去注射室，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小男孩，被他爸爸摁着，告诉他“不疼不疼，不疼啊，别哭”。怎么不疼？针扎在别人身上才不疼。我对护士说，你轻点啊，我好怕疼。护士说，“你怕针啊，可以哭出来的。”这话让我感动到差点哭出来。

我特别怕疼，那些总是要求孩子坚强的父母不理解。我妈现在还经常对人讲我三十年前的旧事，说我骑了一辆五岁女童的玩具车，摔倒后，腿压到了一颗黄豆大小的石子，疼得哇哇大叫。但她从来不说，压到石子的部位是我的膝盖骨——经常跪搓衣板的人都明白。现在她每次对别人讲起来，我都要生气地指出这一点。

以前我好面子，装坚强，年轻的时候还学人耍酷抽烟，大口喝酒，怕人在酒桌上说我没胆量。结果十几年都攒不下钱，保险费还要多掏三成。后来在武邑的宾馆里呕吐之后，我决定戒酒。有人在景兴路的烧烤店里跟我说他今天带的是茅台，可是我不喝酒，茅台在我眼里不如乌龙茶。

叶山南小姐就爱喝乌龙茶。

三十年前，叶山南小姐是个三十二岁的过气模特。她穿着白无垢满大街奔跑寻找卷钱跑路的未婚夫朝仓，又不敢回乡下被家人数落，只能在东京城里寄人篱下。接着，她在平成八年暴打说话不用敬语的学妹，因此丢了仕事。南小姐的合租室友濑名是个二十四岁陷入单相思的灵活就业者，靠业余教培过活，还招了个像广末凉子这样的叛逆女生徒。他最大的成就是不敢面对凉子的嘴唇，硬生生把准恋人关系升华成了朋友关系。这很好，朋友比恋人长久。

一对平成废柴，在第二集说出了三十年来最著名的台词：

六月八日，杭州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冬天彻底结束时，我和几个拳手住在苏州深乡下离上海更近的一栋农民房里，窗外有条野河浜。天慢慢热起来，练完拳，我们会划着桨板四处游荡。村子里很单调，只听得到布谷鸟和鹅的叫声。港汊深处有更多的鸟，停下来，微风会把你吹得掉个个儿。往前走就是淀山湖了，浪很大。再前面，就是苏州河，黄浦江。理论上，我们可以一直划到东方明珠下面去。“

“夏天，顶级场馆会有我们拳手的一场比赛。我们的拳手像报纸上的模范体育明星一样生活，除了练拳和照顾他养的一狗一猫外简直对一切毫无兴趣。对手年纪大，已经失了时。毫无疑问，他将战胜对手，就像门口呼啸而过的重型卡车碾过燠热的柏油路。“

这是我在2021年上半年发的朋友圈。后来你猜怎么着？没有，什么都没有。顶级场馆啦，东方明珠啦，都没发生。命运开了个玩笑，对吧，给你给我给他。我以为布谷鸟的叫声其实是斑鸠，那位拳手也离开了。时代先是暂停而后取消了一切。我中途在北京存活了两年，再回到小村已经是2023年，教练陶韬还是住在这里。

“深乡下”，苏州话，放到今天大概指到了2023年仍没有商品房的区域。这种地方在苏南已经很少了，所谓的基础农田。隔壁就是著名的周庄，尚有不少古建遗存，说明旧年就是避祸的地方，不在交通要道上，被称作世外桃源。我在十公里外的某个镇上吃饭，老板知道我的住处，对我这个外地人撇撇嘴。那个地方是本地人口中的死角，“人做事情”，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脑子不活络的”。

我为写作来到这里。和陶韬初次见面时，我介绍说自己是非虚构写作者，想写他的故事。我觉得他能成功，就像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梦想、智慧、勇气、耐心，就等于成功。公共的大梦已经破灭了，个人的小梦大概还有空间吧。其实我并不真心想成功，觉得活着就是玩笑。不过那年头倘若不做着发财的梦就显得不努力生活似的。几年过去，大部分人非但没有成功，或多或少还倒了霉，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此地属于苏州，但步行半小时多一点就是上海。村里几十户人家，外地人很少，有一户在公路上卖盒饭的，还有几户附近工厂打工的。当初陶韬租下这里就是看中恰到好处的距离，到苏州和上海市区无论是公交车转地铁，或是全程公交车，都是两个半钟头，车票价格只用十五或十二块。

起初，我租到隔壁光鲜的“共同富裕示范村”，那里由政府翻修了房屋外观，新建不少公共设施。早晨我常被发动机的声音吵醒，推窗一看，居然是船。水泥船和木船载着螺蛳、河蚌、河蚬从门前驶过，开往远方，充分满足人的水乡想象。下午五点四十公交车收班后，没法去任何地方，除非打120，否则完全叫不到车，与世隔绝的感觉。我和邻居处得非常融洽，隔壁阿婆隔几天就按时令送来落苏（茄子）、豌豆荚、番茄，还有冬季霜打的太湖香青菜，甜得要命。这些东西就这样随机出现在家门口。

然后在一个早晨，我被粗野的敲门声吵醒，门外是辅警，让你登记信息。第二次搬家，他们又在一周内找到这里，带着工人，说要安装防火设施。辅警在门口抽烟，工人不换鞋，割开防盗窗，把我的床上搞得全是铁屑。走后才发现一块刚买的运动手表不翼而飞。有些门是可开可不开的，在北京住过这么久我本该明白这一点。

到了年底，房东说要装修，不再租给我，在“共同富裕示范“村的生活终究不能长久。

我搬到了陶韬的村子，就灰头土脸得多啦，只租得到家徒四壁的房子。凹凸不平的石头水泥地全是灰，藏污纳垢。桐油屋顶和木头房梁之间藏着当年盖房子剩的瓦片，让人想起《读者》《意林》上赞美工匠精神的德国下水道传说。除非花大价钱，任何低成本的现代化改造都不可能。这种50年左右房龄的屋子通常早已废弃，或者用作杂物间，偶有个把老人重土难迁，打光棍或是跟子女不和，否则不能还住里面。

在1981年到2000年，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里，人真的是如此生活吗？答案并非如此。年代剧的背景板里，这种房子满是家的味道，旧式的家具电器、锅碗瓢盆都在催现代人依恋。房屋里没有人就会迅速地倾颓衰败下去，或者，人住在过去的房子里就会颓丧下来。还有，自己用的家具和买来供出租屋的家具也截然不同，也许价钱相差不大，但一看便知，哪个是自己的家，哪个是临时的。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不能说有多苦但多少有点凄凉。我发小要看看住宿环境，等发过去，对方回了句，你是在戒赌吧截的图吧。

村里租到的房子

因为家徒四壁，呆在屋里过于无聊，我开始频繁关注白天黑夜气候变暖和遥远的星辰。能体会到节气的存在。气候以十天为单位不同，新年的开端是空气变得柔和湿润，几次寒潮后朔风劲吹，带着洗衣粉的阳光味道，天就热起来。再就梅雨了，白鹭跟着田里的机器上下翻飞，啄食受惊的鱼虾。

下雨天路上最多的是癞蛤蟆。雨后，蜗牛像春笋一样密密麻麻到处都是。提醒自己小心不要踩到，但还是听到细碎的壳裂声，作孽。蚯蚓放心地爬到湿润的马路上，可是被骗了，太阳很快出来，第二天见到它们时已经变成了干尸。

流过村镇的河叫市河。市河里没苗头，若是有也早被弄光了。只有青锵鱼，螺丝，朋友钓过小半盆手掌长的川条煎来吃，都很难吃。本地人在河里下网，晚饭前过来看一眼。偶尔有河虾，攒一个礼拜大概能凑一小碗，扔锅里吊吊鲜头。多半也没什么，他们想吃正经鱼也是要买的。

这个区的饮食风俗和苏州市区不搭界，等于扎肉和酱方的区别。南面二十公里是浙江地界，酱油换成雪菜，东边搞农业，西边搞工业。西边有钱，吃的精，无他，民营企业老板多，民谚有云，“七都八都（地名），铜钿噶多“。春季时鲜有糟溜塘片、菜花甲鱼，都得三五百一盘，嫌贵过了村就没店了，等夏日的清风三虾吧。

我们在东边，镇上河虾不剥壳做浇头，糙很多。炒菜吃炒三鲜、面筋鸡汤，朴实而不便宜。西边镇上卖河虾仁面，几个阿婆用极细的针挑出虾仁，掺若有若无的雪菜青椒葱花，放清汤，廿五一碗，相比付出的劳动很便宜了。

可别信什么美食都在犄角旮旯里，郊区大部分餐饮水平都是蹩脚的，第三流的，开在原产地要倒闭的。村口唯一营业的餐饮店是公路上的烩面馆，灯箱上写着“浦东浦西都吃遍，还是胖子三鲜面”，口气很大。老板只有一个手，老婆却很漂亮，说明是个狠人。他总笑嘻嘻地把残缺的那只手抄在兜里，用健康的手做事。主要做大车司机生意，他们从河南过来，吃不得苏州的甜，只能到这里。

高铁穿湖而过，哪里的水面在施工附近野货就多，鱼碰到动静会被带起来。想搞点烟酒钱的中年男人会动这个脑筋，在本地人看来属于不务正业。他们弄到了鳝鱼、鳊鱼、昂刺鱼之类就去菜场门口蹲着卖，但与之相关的服务技能非常业余。有个一眼便是酒鬼的男人在卖手指粗的笔杆鳝鱼，肉紧，用韭黄炒了好吃。要他帮我去骨，“我不会啊”，他说。我说我自己弄，他就来劲了，用手比划着说用剪子照脖子下去一刀，简单得很。结果回去弄得我很痛苦，鳝鱼也很痛苦，再不买了。

还有电鱼的，干这个的全是外地人，嚣张得不得了。有次我和拳手出门散步，大概无意中拍到了他们，岸上的同伙喊，拍什么，给我删了！才知道是做违法的勾当。那人还想过来抢手机，拳手握住了他的胳膊。对方感受到这只手的分量，知道不对劲，继续嘴巴老，说不要乱拍听到没有，随即收拾东西匆匆离去。

住这里的好处是没人管你。我已经住了半年，但无疑是临时的。陶韬把这当自己的家，精心打理，买了窗帘和地毯，装上空调，跟年轻人廉价改造后的上海老破小卧室也没区别。房租只要两百块。原本没那么便宜，一对上海夫妻租下了整个院子，捯饬成乡间小筑，自己动手打磨水磨石地板，搬来全套健身器材，打算干什么还没想好，平时也不来住，陶韬等于给他们看门。

院子里有柿子树和枇杷树。秋天睡觉时常听见“咚”的一下，以为野猫在屋顶跑酷，其实是柿子掉落在地上，酸涩到没法吃。夏天倒是可以搭梯子摘枇杷，当然不如外面买的，酸，瘦小一些，但考虑到自然的免费馈赠，也不失为情趣。

滑动查看更多

陶韬的收入来自固定的二十几个学生，以及上海的两位大客户私教。一三五去上海，周六在村里开课。挣到的钱够生活。

他的心思在第二爱好上。运动员要有第二爱好，不然容易训练过度。他没说的原因是，在厌倦本来的专业或者遭遇挫折时，能够排遣。他选择的第二爱好是自行车，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哪怕是慢跑。自行车可以。他想，人要是能一遍一遍地年轻就好了，再来一次的话，他要做一个自行车运动员试试看。又觉得不对，为什么总是运动员，怎么不利用信息差去买股买房。

当然是战斗过，幻想过的。陶韬三十六岁。他开始想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尝试花半年，或者一年，把自己的身体变回十八岁，根本行不通。

村口的马路上，当你看到三三两两的沪牌摩托车飞驰而过，有臃肿阔气的哈雷，线条流畅的杜卡迪，还有派头十足的边斗摩托车，里头坐着狗，就知道是周末了。此地是沪郊热门摩旅骑行线路中的一环。

车里的人表情闲适骄傲，突然看到正在路边跑步的拳击学徒，降速、好奇端详。看着眼前的背心，运动鞋，饱满的肱二头肌，坚实的背阔肌，棱角分明、专心注视前方的侧脸，内心啧啧称奇，但露出见多识广的表情，向错愕的同伴们解释一句：“运动员训练喏，一看就是专业的。”随后一口油门一骑绝尘。

运动员是他们的风景，他们也是运动员的风景。

来村里之前，女拳手m姐在镇上奶茶店、炸鸡店打工攒钱，男拳手小马在流水线上打螺丝。他们偶尔去城里拳馆代课兼职，都很节约，开销很低，规划得井井有条，甚至吃上了蛋白粉。起初是植物蛋白，兼职之后变成乳清蛋白。我本为写作而来，来都来了，不能不打拳，不然会显得没事做。而且，倘若自己都不去打拳击，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不能被人信任。

每个人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大家都很平等，没有施与受以及那么多的因果，那些东西是痛苦之源。m姐把生活变成星露谷，在村里养起了草龟，橘猫和柯尔鸭。她和男生实战对练，每个想打职业的女拳手都是跟男生打大的，虽然她身体基础差，不到90斤。小马现在能胖揍一顿打螺丝时的线长，一点不吹牛逼，最多五秒钟的工夫，就能使他用自重攻击水泥地。

学徒们自行安排训练，定期写训练日记。过去一年间小马改用反架打拳，陶韬没管；受伤胖了十多斤，陶韬没管；爱吃零食，陶韬没管。七月份的下午四点，狗在树荫里吐舌头，小马打开门，穿着跑鞋开始拉伸，陶韬眯着眼睛看了好久，忍不住问，你去跑步啊？

小马说，是啊。

这个温度你去跑步？

小马说是啊。

陶韬说，高温天气跑步，人体的能量都用来散热，不但练不出来效果，还有害健康，这句话我是以教练的身份跟你说的。

小马神情愕然，诺诺而退。

拳手去跑步时，狗会跟过来，到一半自己回去。狗短跑比人快，但不能长跑，上一个拳手的狗差点把自己跑死，瘫在半路缓了很久。

职业拳手不是像常人想象中一练练一天，而是固定时间两到三小时充分的训练。外人低估了其中强度——基本上可以把一个人的精神耗干，使得夜晚头脑麻木，只能枯坐床头对着墙发呆。

锻炼可以让人睡个好觉吗？不能，或者说不一定能，陶韬和两位学徒都失眠。陶韬是因为曾经的酗酒和精神紧张，学徒失眠则往往因为训练量过大。是的，太累了也会睡不着，你会发现浑身酸痛疲倦但是神经还在跳动。在四周都是农田和公路的地方，对着墙壁失眠无论如何都难称愉快体验。

还有蚊子。蚊子像疯了一样。最疯狂的是它们可以在你运动的时候吸血，把身体依附在一个不断晃动的躯体上，实在是很有安全感。拿电蚊拍环绕四周能打出成串的火花，每次响声意味着一只蚊子炸开了花。可还是前仆后继。多么贪婪不畏死的生物，像读了衡水中学似的。

寒冷是在一天内来临的。因为夏天过于漫长，我没准备被子，把床垫折过来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出门换上外套还是感受到了凉意。而蚊子可以和寒冷共存很久。哪怕气温降到穿羽绒服的时候，它们依然存在人类身边，只是不再出现。它们停在蚊帐壁上，一旦午后回温到十度，会试探性地飞一两圈伸伸脚，不再叮人了。

恶心但不糟糕的是蛞蝓，俗称鼻涕虫。它们爬到碗里，电饭煲上，特别喜欢油腻之处。我不想害性命，只能把不速之客扔到外面然后拼命洗手。这种生物还是趁你不注意就从不知道什么地方爬上来。

陶韬和拳手的自行车

虽住在村里，但还通公交，我常常坐着公交车去镇上觅食买菜。同车的本地人精神面貌颇具优越感和自信心，却被公交车司机吼得像孙子。大约总觉得他们是“公家人”，不便做普通外地人对待。其实司机也只是安徽苏北来的。我要是司机也心生厌烦，三分之一是外来打工者，说不清普通话和自己要去哪里，三分之一是本地老人叽叽喳喳在车上开会，不落坐，隔着几排座位打招呼，要求停车。司机怕他们摔了，因此呵斥的语气到了令人不舒服的程度。我以为还生活在北京上海或者主城区，讲究文明服务，去公交公司后台投诉，没人理。

还有三分之一是小孩，穿着校服在固定时分鱼贯涌上车门，同样吵闹。司机没吼过学生，这是我并没有那么大恶感的原因，欺负老的总比欺负小的算本事。

将近一半的时间里，这辆公交用五条人的歌词讲，就是“载着空气从起点到终点“。有时候坐在车上，行程未半，乘客就下光了。在没有其他乘客时的私下交谈中，我明白了他情绪不稳定的原因：从去年起，工资发放的数额、时间与方式和入职时的约定产生了不小的差异。这条线路开起来挺长的，要过好多河荡和好多桥呢，容易让人思考人生。

公交从村里开出，到达镇上前，要经过工业区。村庄和城市之间的工业区是个绝望的地方， 下雨之后就更加糟糕。灰尘下的雨滴就是泥巴，大货车拖着Evergreen的货柜疾驰，车辆不会避开水坑，不介意溅到行人，打开任何的共享交通软件都显示在服务区外，离开工业区一两公里外才能闻到田野泥土的清新。

互联网上对江浙沪的农村总有很多谄媚之词，说什么基础建设好、精神文明富足。不是这样的，工业区就是工业区，人与人打交道的方式粗野得令人震惊。在这里做个外地人，不会觉得应该与人为善，不会觉得有什么留后路的必要，简单、直接、现开销，这就是工业区。

我第一次来这个区是陪朋友采访一位刑满释放人员。约定位置在离区中心二十多公里的镇上。关于那个镇，一家美食自媒体用谄媚的口吻介绍说，“城市建设不亚于二线城市”。搞笑了，二线城市有足球队，有街区文化，这里有什么？到了工厂，我们大惊失色，我干过流水线、搬运、仓库分拣，却不知世上还有这样的劳作——他在黑浆里调配着印染原材料，整个人像个泥猴。没人愿干的工作才让无处可去的人去做的。

此人家乡离长三角甚远，本来在常州打工，跟老乡瞎起哄被拉去盗窃摩托车，东窗事发，竟被判了十年之久。同伙是累犯，把事情全推在他身上。此人老实得过分，一眼便知，外号“呆子”。他父母好像不在了，是“三无人员”，无会见无存款无亲属，在里面受尽屈辱。朋友帮助他，照顾他，使得他地位与大多数人平起平坐，才有了“呆子”这个绰号，不然大概也不配有的。

我们的到来使他异常兴奋，执意要请客吃火锅，点菜的时候不聪明地把管理他的厂长也喊来，意思是，看，我也有朋友！厂长是典型的江浙小经理人操行，穿个逼西装皮鞋，矜持而狐疑地端详着我们，皱着眉头说，“这个镇上有什么人来我都是知道的”。他显然在装逼，揣测眼前人的来意，给一个下马威。采访对象喝了点酒，自己说破了曾经坐过牢的事实，这不会给他带来好结果。也许厂长也无所谓，这样的一份工作！

交谈中，我们得知他把工资打到表姐那里保管，才知道他是有亲戚的。为什么在牢里的时候没人管他？不知道。出狱后他想重新和家庭建立连接，可对方多半只想要钱而已。

再次见到采访对象时，他已换了工作，说在上家厂被拖欠了工资，新工作的工资怕是也难以按时拿到。我们看到悲剧已经酝酿到伤停补时阶段，对视了一下，再没见过他。

礼拜六，村里就热闹啦，学员开着车从镇上、苏州、无锡和上海来到这里，最远有从常州金坛县骑摩托来的，为了备赛。村民看了就好奇，问学员，你们打得这么努力，陶韬一个月得给你们多少钱啊？

每次训练课，待做完热身，若安排整堂体能课是最幸运的事。如果陶韬吩咐，“戴拳套！”那尚尤可，也许是不用打实战的手靶或者摸肩练习。当他宣布“把拳套、头盔戴上”的时候，我就如同重庆烧鸡公店门口等待被点杀的鸡仔。大家却都面无表情，默默动作，很期待的样子。小时候看《水浒传》，说秋天肃杀，兵士皆生战斗之心，无法理解，怎么快死了还摩拳擦掌的？陶韬那帮学员就是这种脸，如果实战时挨了一下狠的居然还会笑你懂吗？意思是：打得好，再来。世界上哪有这种人！

我很紧张，心里默数着倒计时，假装自己是一名游走型拳手，其实只是在不停换法子跑路。偶尔反击，是为了让对手高估我的实力不敢盲目出拳，如同一只河豚之类的小动物把自己身体膨胀起来吓阻天敌，将时间混过去。后半段逐渐装不下去了，场面十分难看，心里犯嘀咕：怎么还不结束，怎么还不结束。

陶韬只承认我是他的朋友，不承认我是他的学生。我小时候打架经验不够丰富，以缠抱，摔跤，抓衣领为主，因此被人打到头部会下意识躲拳，闭眼。克服这些的环节叫脱敏，对于一个饱受过敏性鼻炎折磨的人来说太困难了。我成为他教学短视频里显而易见的薄弱环节，人看了难免会犯嘀咕，为什么这个哥练了很久还是这么菜，是不是教练水平有问题？后来，我技术没练出来，人倒是打油了，一旦对手比我轻就又推又抱的。跟陶韬打拳以来，我共计胖了十斤。胖也有胖的好处，碰到130斤以下的人吃不了太大亏。

一旦脱敏之后，立刻会对打斗这种事显得过分随意，因为碰到强很多的也能混完。我抱头，下潜，反击，抱头，下潜，反击，反正他也不好意思砸我。我已经皮了，太菜的不怕，还能敲别人几下，会打的认真打我——你还是人吗你？真参加比赛这么打就是个死，被敲两下重的就马上老实了。可对练有谁会真的发上百分之百的力呢？就跟野球场不铲球，五人制不抽射一样，约定俗成。

这种策略以我被一个瘦弱的孩子爆肝而告终。他是练过的，说要来打职业，见到陶韬结巴得话都说不出来，表达了自己要做世界冠军的决心。于是决定拿我祭旗。随着我的一声惨叫，单手和膝盖撑地，开始在地上翻滚，大家都欢乐地过来看着，觉得不虚此行，十分尽兴。这种事情如同酒席上的举杯共饮，是一堂拳课的增色部分。

陶韬把他安排进村里破房子中的一间住。三天后，这小伙子吞吞吐吐地说觉得自己不适合打职业，而且梦见了自己爷爷，爷爷在梦里表示不希望他练拳击，走掉了。

“整点外快怎么样？”某天半夜，陶韬在微信上问我，“八点五十出发，去上海当实战陪练，穿好鞋子戴上头盔手套”。我回答说，你觉得我能行我就去。陶韬说，没办法，已经找了四个人都没空。他附带转了二百块钱，说是分红。我说成功打完了再收吧，要是第一回合被人KO了那多不好意思拿。我想了很多，辗转反侧，只睡了三个小时。

对方比我轻，算练得不错的票友，打过两场业余赛，即将打第三场，请私教和陪练帮他备赛。上海的业余赛藏龙卧虎，常有职业选手出没。我见过一个打过市运会的专业运动员用反架录视频，装初学者，除了纯粹的坏之外真不知道图什么。

雇主见到我出拳的动作，起初很失望，不愿意花钱请这样一个毫无作用的菜鸡。但后面几个回合我发挥得还行，又推又抱的，使他见识了一下什么叫无赖。这是我靠拳击挣到的第一笔收入。

人啊，一旦决定破罐子破摔，那下坠的速度可不是一般的快。

小院拳台

上海人有三种面孔，一种冷淡，一种傲慢，一种活络，常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某一天，陶韬的房东突然对这个空间失去兴趣，把它转了手，房间里的运动鞋和健身器材全部留给我们。作为族群来讲，上海人绝对是大方的。我从不理解有人说上海人小气，他们只是不喜欢在模糊地带被人当傻逼。

上百公斤的深蹲架、跑步机，两个学徒搬了小半天，还有一巨蛇皮袋运动鞋。好多好多，二十八双，一个上海家庭在过去几年间所穿过的运动鞋，我和陶韬如饥似渴地开始挑拣。陶韬招呼小马和m姐也来挑，剩下的挂咸鱼。他们兴致寡淡，虽然经济条件不算好，但不爱穿别人的鞋。我迅速换上一双Asics蓝色跑鞋，目测穿过不超过二十次。

后来，小院来了个小孩叫kk，死活不肯念书。父母受的教育足以告诉他们，把孩子送到网戒中心去不体面，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在此之前带来陶韬这里试试。家长都是小地方来上海的第一代人，享受了城市生活却不知道何为快乐，非要下一代也如此不可。kk满足不了父母对学业的要求，其实他退学前成绩算上海一梯队中游偏上，可家长不满意，加大压力，终于崩溃。

父母希望kk在小院打拳锻炼，把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控制在一小时，最终能意识到念书的好，主动复学。kk抱着笼中的兔子，对这里非常恐惧。

这应该是陶韬的第一个主要目的不是打拳的学员。他跟kk谈判：你再不让他们满意就要被送到网戒中心，那些人是不会管你想法的，还要挨揍。虽然我对父母找人揍你这种行为非常不置可否，但你最好还是跟我合作，这样我能挣到学费，你也不必去网戒中心。

他认为把kk像成年人一样对待就够了。kk和拳手一起训练，以游戏的形式，量酌减。陶韬每天把手机发还给他一小时，并且在拿回时不顾哀嚎，两个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他知道了kk在学校里不能选择自己的食物，统一配餐，有时是油炸面粉，有时是几块骨头，不能随心所欲上厕所，下课不能出教室。他没受过现在小孩这种罪。以前他在学校里发愁的是如何寻找食物。钱不够，索性半个月就花光，接下来饿肚子，或者帮隔壁医药学校平事，不兴管人家要钱，一顿饭而已。至于文化课，那是纯放鸭子。

kk的父母所到之处气压立即变低。他们加了接触到的每个学员的微信，建了个群，希望大家帮助kk进步。他们可能是靠谱的同事，对家族负责的亲戚，但不会是也不必有朋友，我熟悉这种人。

谁承想kk聪明绝顶，安排一切，尝到甜头，知道自由的可贵。既已摆脱了被送到网瘾学校之虞，回家之后非但不肯复学，连训练也不肯去了，躲进小楼成一统。兔子失宠了，他养起了猫。

到了冬季和夏季，你就会知道人其实不适合呆在室外或者家徒四壁的空气里。我需要在气温适宜的地方工作，就天天往镇上跑。镇上有新开的星巴克，我通常买一杯二十八块五的团购。长此以往觉得有点贵，不上班的人不该这么花钱，于是变成隔天买一次。可那里人越来越多——华为搬来了隔壁青浦区，雇员发现了这个集镇。他们本来住上海市区，一点点往外挪到青浦，再往外挪出上海，救活了这里。开业之后两三年没生意的电影院终于有了顾客，比设想的来得稍晚一些。

现在，镇上除了本地人和外来务工人员，又出现了上海来的白领。有定班大巴车到华为总部，戴眼镜的男女们到点在路边排队等，看了让人觉得三十岁了还跟读书似的，真没劲。仔细想想也可以理解成福利。

于是我改去库迪，美式咖啡在“爆品团”上三块九一杯，最便宜的时候三块一。店里只有一个位置带插头，得早去抢那个位置。这种咖啡通常不是给人坐下来慢慢喝的，这家店估计租金便宜，倒也宽敞，有八九个座位，所以居然有了坐下的常客，就像几只野鸟在阳台散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看到邻座的人沉默地打开软件赚钱，签到，好评，给各种垃圾做日活，他就这样操作了一上午的手机。另外一张桌子坐了几个精神小伙，大呼小叫的次数不多，可以说是在安静地玩手游。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面前放着笔记本电脑的人，穿得很像是在上班，但带着游戏手柄，他正带领皇马征战欧冠——拜托，你在三块钱一杯的咖啡店玩游戏？我不禁想象起影视小说里，有些主角失业了还假装每天按时出门上班。

镇上新开了不少连锁零食店，用来引流的单品便宜得不可思议。我偶尔买他们自营的啤酒，比同档次的国产老牌啤酒便宜，质量喝起来尚可的样子。

这种新式零售业态店员待遇都很差，比传统便利店还累得多。店员的脸色不好，问他一个人忙得过来吗，说连续十几个小时没休息，累疯了。店里员工过一阵走一个，再过两天又走一个，不知道拿到工资没有。现在找工作都试工，意思是白干，双向选择，不结工资。当然违法，但没有后果。某天大概是店长在，我故作惊讶，就一个人？她解释道，还有一个人在上货。我说，你们这么大的店至少得请三个人，她不理我了。一些东西越火热我们就越倒霉，我很清楚这点。

互联网上津津乐道着木村翔搬啤酒或者波多黎各拳王兼职清洁工的传奇，以此批评中国拳手文化程度差又心浮气躁。m姐试过兼职打工，下班后筋疲力尽只能刷手机，连续工作很多天之后，休息日强撑着上拳课，立刻病倒。在此地，一份工若不被榨干，就显得做管理的不合格似的。

有次我看到新店长让员工做蹲下起立，心里不舒服，问他为什么这么对同事。新店长是个年轻人，不像之前的店长那样遮遮掩掩，更加理直气壮：公司养活了我，我执行公司的规定，不是我惩罚他们，是规定在惩罚他们，不是针对同事，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你们。

作为顾客，我不需要这样的服务，因此不去这种店消费了。

那些旧式私营超市里的服务员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可没法做蹲下起立。普通话都说不好，一问三不知，工资也低得惊人，将将三千块吧。等这种风气传递过去，他们会去哪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出生的年代赋予他们年轻人不具备的本能，不然活不到今天，待图穷之时才会重新展现出来。

2024年，这个镇的基调开始从贫乏转变为劣质。短短一年间，无数浮游般朝生暮死的餐厅从眼前呼啸而过，各地风靡一时的品类，装修夸张，城市网红的拙劣复制品，出自餐饮快消公司的二手货，传到到此地已是游戏尾声，带着许多人疯狂而不得体的翻身梦上了天，留下输家支付代价。本地人依然安逸富足，吃甜口的青椒肉丝拌面、扎肉客饭。能长久的是做这些食物的老馆子。

很快开始了一分钱点奶茶的“外卖大战”，是属于外卖员之夏。多了不少兼职跑众包的，还有不同年纪的女性，当然占比还是少。新人源源不断流入这个行业，说明单量还够。他们表情没有烦躁和不开心，下午专送骑手三三两两地靠在电动车上打游戏，对外卖员来说这个夏天不算坏。

之前镇上的堂食消费不能算便宜，现在几块钱可以吃一顿。我点过六块五的盒饭，虽然没什么肉，吃不饱，正好当减肥。原本十七八的黄焖鸡也掉到十一块，特意附注“五块肉”，想来是让人降低期待避免扯皮。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夏天，全镇的商铺都不约而同般不开空调。福建浙江老板的私营超市一夜间多出来十几台电扇，是之前从来没遇到过的景象。那些大品牌店面也把空调温度调到最高，让人想念上海的冷气——强冷气，富贵的强冷气，那种告诉你自己是个巴子的幸福的冷气。

镇上唯一恒温如昨的场所是星巴克。上海外溢的产业在流入，顾客是工业区的制造业白领，还有闲适的本地中年人。有人敷着面膜，刚下楼的样子，三五闲聊喝咖啡。他们的孩子正放暑假，有教养，点了甜品写暑假作业，正讨论莎士比亚戏剧。旁边一桌议论着就业形势，站位蛮高，一边说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认知差，另一边的观点是：大学生学的东西啊，与社会脱节了。外卖小哥来取餐，玻璃门很沉重，推了几下才进来，汗如雨下。快四十度的天，长袖长裤，严严实实，为了防晒。买菜软件的骑手面露不忿，环顾四周，打了两个电话，中年男女们才从交谈中如梦方醒，挥手道别回家做饭。

我回村里全力挥拳，因为意识到人和人之间原本彼此仇恨，再不做些什么，已经要刀枪相见了。这是硝烟尚未散去的二手时间，沙地慢慢露出海面。

新世界的先行者们是疫情最后一年涌来的，水上俱乐部打头阵，上海那边传来的风气。当然，要开得成，得和村委会、村里比较重要的村民保持好关系。城市里不知何时兴起了玩桨板的风气，带全家来十年前还是劣五类的水里亲近自然。不能怪白领，连白鹭们也被重新哄来。中产有时候在小钱上斤斤计较，为了服务人员的态度和超时投诉，在得花更多钱的地方又吃得很差，有时是甘于主动被诈骗。

每件社会上发生的事情都能使人心发生不易察觉的位移，这样的微小之事潜移默化，逐渐编织成我们的时代和生活。公交车上华为上班的白领在看一位B站Up主，身残志坚送外卖养活脑梗的父母，下班后买了五块钱的肉、两块钱的青菜、六块钱的面，给全家做了一锅蒸面条。成本这么低，如此容易满足，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现在。

交友软件高频用户、脱口秀表演者、内环房东、精神分析师、学术空间主理人、占星家、博主、车友会成员等等，简而言之，全是我避之不及的人群，他们搬来了郊区，带来上海生活经验。比如租房体验、date心得、周末安排、餐厅交换，在沙龙里每周一次表演的革命与斗争，互联网大号的体面公平正义言论与小号的发疯仇恨言论（有一天，大号风格也变成了小号，开始做自己）。

天知道他们怎么找来这里的。这些用力活着发光的人会原谅我的诽谤和污蔑的，他们对这个破绽百出的世界充满恨意，他们的矛头在生活中对准的真实对象怨言更甚。郊区隐藏着很多危险的人，被生活伤害到无处可逃的人，只能躲在郊区角落的人。市区的危险是随机的爆炸，郊区酝酿得更久，在一天天的微小事实与人心变化里。他们也许不懂这个也不懂那个，某一天就突然发了疯，上街做出可怕的事情。那位不走运的采访对象跟我讲过，他在工厂里没日没夜地做，经常自己跟自己说话，有次去唱歌，无缘无故掐住了人家的脖子——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中的邪，差点把那人给杀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身上有沉郁的、墨一样的、抹不开的危险，有可能是恶但完全可以不是恶，像夜晚的湖一样，不是一日三次反思新自由主义和批判父权制能弄清的。我想到这位沉默的狱友，你在哪里啊兄弟？他不会走，老家已经回不去了，他就在这里沉默的某处，说不清什么时候就以人群想不到的方式和世界融为一体。

既然来郊区是为拳击而来，还是说回拳击的事。

我对练最频繁的搭子是一位做题家。其实不算做题家，去边疆支过教，从理科转到中文系，任谁都不能说不理想主义，上班也是一把好手，几年就做到了中厂的领导，突然主动辞了职来村里打拳。做题家是那种做世间万事都认真的人，各方面的特质都与我相反。我在秋意凉万物萧瑟的小村如害虫般哀叹想去海边躺着，他想了半天，说自己大概躺不下来。就是这样，有人可以心安理得休息一辈子，有人休息三个月够了，有人本质上一天都休息不了。

说是来gap，他其实在思考行业前沿，写简历，等待机会。他还有两到三次出局的机会来研究、学习、认识自我，使个人理想和利益结合最大化，在外面的世界换到一些东西，在这光景是多么强的底气啊！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比我长多了，跑量还跟专业运动员似的。陶韬说过，做题家一旦决定练体育很容易练得不错，因为习惯好，缺点是容易伤，因为底子差又自制力强。横竖也就练了大半年，我的训练课时大概比他多一二十节，结果发现压根打不过他。我光顾着整天喝酒呢。

我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就约定拳台见。我每天都练，像往存钱罐里投一分钱硬币，练得一点也不严肃，如同游戏里刷一刷副本。不是有什么一万小时定律吗，似乎只要安静而机械地做某件事情，就能因积累而成功。和玩拳皇类似，蓄力再蓄力就可以发小波，蓄力好几个回合就可以变成超大连环波。我期待打出超大连环波的那天。

于是，我穿着拖鞋打，头天喝了酒打，打的时候想着等会去喝酒。幸亏没有喝过酒打，陶韬知道了要骂，会取缔我们这个私下对练团伙。他怕人死这儿家里人找来打官司。

因循不觉韶光换，日积月累，我和做题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体能比我好，技术比我好的人出拳，我闪不就完事了。我闪，我垂臂提肩！旋转绕弱侧！腰上有如装了弹簧。这一招是梅威瑟的惯用动作，花名费城壳。“他老人家来也不过如此了”，这样想着，一个右勾拳擦着我左眼滑了过去。要是不躲打实了头得嗡好一会儿呢，我想，我闪得真快。那天我们打完了至少六回合，很可能是八回合。

这拳不重，完全不重，轻飘飘很随意的一拳，是反击组合里跟的最后一步，类似有些人吃碗面最后要加个蛋，或者遇到事骂句操你妈。你打空击是什么重量这拳就是什么重量，如果带了护具屁事没有，头盔横梁就是保护这个的。

第二天，我左眼的视力开始模糊。我心想用眼过度，不以为意。接下来几天依旧模糊，看东西只能看到轮廓。我想到了糖尿病，甚至是脑部疾病，去镇上唯一一家医院。医生染个黄毛气质和我差不多，伊张口说我有白内障，大惊失色的样子：白内障，你这个年纪怎么可能有白内障，赶紧去大医院看！次日，来打拳的本地学员说这位再世华佗和康力电梯一个女的轧姘头闹到单位去，满城风雨。“你不要听他的，他哪里会看病”，本地学员说。再后来，视力越来越差，看东西边缘越发不清晰，眼珠甚至发生了位移，眼看就要毁容。我急了，不得不上大医院去看，结果真的是外伤性白内障。幸亏眼底没事，类似CPU烧了，但主板还是好的。在郊区治病可是行不通的，得回家做手术。

这是小院拳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伤亡事故，作为我郊区生活的收尾。

玩笑轮到自己身上了，终究是件小事，就像你活得不耐烦用芥末掏了一把鼻子。这说明什么，你可以不尊重次要的郊区生活，但是不能不尊重拳击。虽然我只剩一个眼睛可以用来浪费，但还尚余两手两脚和好一副下水和心肠可供慷慨款待生活，得好好想想该用它们做些什么。人生旅途漫长，请带好护具。

拳套和护具

编辑｜黄昕宇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小镇真的很小，是人口稀少的四个村子连在一起形成的。它只有一条商业街道，也是隐藏在雪山峡谷里的寺院通往省级公路的唯一通道。

它是雪山包围中向下凹陷的一片平地，所以，站在镇子的任何地方，无论是看寺院还是公路，都必须仰着脖子。

这天早上，眼镜店老板听见敲门声。因为太早，还没开门营业，他觉得奇怪。

打开一看，是一只秃鹫，为了防止尖利的爪子戳进门板，所以直接用鹰嘴敲的门。秃鹫平时飞在海拔接近五千米的高空，很少来到这低于四千米的小镇上。虽然有点吃惊，但他表现得很友善。

“早上好啊，你想要什么？”

“早上好，打扰了，我想要一副眼镜。”

秃鹫看上去无精打采，似乎昨晚没有睡好。可是雪山峰顶昨晚并没有下雪，也没有暴风，它搭在在山洞里的巢穴也应该没问题吧。

但眼镜店老板并没有打听它的情况，他定睛看了看秃鹫，觉得似曾相识，然后转身走进了柜台后面。

店门开着，但秃鹫没有进来，它可能不习惯进到别人家里，也可能是它展开后接近三米的翅膀太大了，而门口却太窄了，一不小心就会卡住。总之，它宁愿在门外等着。

这会儿天蒙蒙亮，街上还没有什么人走动。

一会儿，眼镜店老板拿着一副眼镜，走到门口。

“你试一下这个。”

因为秃鹫的身体很重，需要两个爪子同时支撑，所以并不能举起一只爪子接受眼镜，它有点为难。

“还是我给你戴上吧。”

眼镜店老板小心翼翼地靠近秃鹫，怕它条件反射地用尖利的嘴啄他。不知为何，本来他以为自己会很紧张，没想到一举起眼镜，心情就平复了下来，就像面对最普通的顾客一样。

他把精心制作的眼镜架在了秃鹫的鼻梁上。秃鹫鼻子扁平只有两个孔，为了防止掉下来，其实是把弹性十足的眼镜腿夹在了坚硬的鸟嘴最上边。

架好后，他情不自禁地想顺手摸一摸秃鹫弯钩形的喙，因为他看到它鸟喙边上有一道深深的划痕，好像受过伤。

但只是想想而已，他突然有点忐忑。

而秃鹫一戴上眼镜，毫无征兆地眼前一黑，并不由自主地扑腾起巨大的翅膀，不仅打翻了门边的招牌，而且扇起一阵大风刮向了小街。

“哇——”

它发出长长的尖利的嘶叫声，拼命甩了甩脑袋，直到把眼镜甩了出来，掉到地上。

“这就是眼镜吗？”

“是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眼镜店老板很惶恐，往店里退去。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秃鹫说。

“它本来就是副墨镜啊。”

眼镜店老板停了下来，试着慢慢往前，捡起了地上的墨镜。

“它不是我想要的。”

秃鹫说，它并没有愤怒，而是很失望。

“对不起，你是离太阳最近的神鸟，我以为你厌烦了阳光。

眼镜店老板抹了抹墨镜上的灰，想把它戴在自己脸上，几次都戴不上，才想起这是给秃鹫定制的，尺寸很小。

“哦，不不，我不厌倦阳光，它越猛烈我越欢喜。如果有一天它把我点燃，让我在高空中焚烧，死于烈火，那是最好的。可惜，我已没有冲向太阳的能力。”

“对不起，都是我的失误，这里每个人都需要墨镜，所以我没有问你，就帮你做了决定。”眼镜店老板想了想，又问：

“那么，你为什么需要一副眼镜呢？”

“你可能认识我，因为我见过你，当然，这镇上的人每个人我都见过。我在天上盘旋，没事干的时候，就会数人头。”

“哦哦。”眼镜店老板终于想起来了，“你就是常年盘旋在天葬台之上的那只秃鹫吧。”

“是的，我以人类的空壳为食。同时我也观察在世的每个人，这镇上不过一千多人，人们很耐心地衰老，我们很耐心地等待。”

“哦，嗡嘛呢叭咪吽。”

“有时，我觉得死神是我的朋友，虽然我从没见过它。它有时会给我暗示，飞向那个山顶吧，在那儿等待。于是我就出发了。”

“这个与眼镜有什么关系呢。”

“昨天下午，我又收到这个暗示，于是飞上天空巡游。看到有几个人往山上走去，这是我未曾见过的陌生人，他们的脸上有一种不太明显的哀伤，似乎是在哀悼什么东西的逝去，但似乎又不是，比这更复杂一点，反正这表情，熟悉又陌生。这中间还有一位红衣僧人。”

“是那位负责处事后事的老僧人吗？”

“啊，不是，他非常年轻，两手空空，淡然中有一种天生的老练。我本想降下高度，看得更清楚一点，但这时却下起了雪。他们行走缓慢，而雪越下越大，影响了我的视野。不过，我能明确地感到，他们冒着雪，走向了我最熟悉的天葬台，像极了一场送葬，连上天也感应到了，下起了大雪。”

“那后来呢？”

听到这里，眼镜店老板也好奇起来，心想没听说最近有人去世呢。

“我很高兴，马上飞回到雪峰峭壁，那里有我的家，还有朋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饱餐一顿了，孩子也嗷嗷待哺。”

“哦，可怜的孩子。”

“我带着家人和朋友，从雪峰飞往山脊，这几个人正在下山，这时雪也开始小起来，朦胧中，他们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等他们走到山腰时，雪忽然就停止了，我听到他们说话。”

“说什么啦？”眼镜店老板往前靠了靠，生怕漏掉了什么细节。

“其中一个人说，这真神奇，这大雪明明就是一段送葬的背景音乐，难道这真是一场空无的葬礼？”

“什么意思？”

“我也不明了。当时我们就扑向了天葬台。但是很失望，那儿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留在那里，连一个残缺的灵魂也没有。”

眼镜店老板张大了嘴巴，听着秃鹫絮絮叨叨，从没想到，生性高冷的秃鹫这么能说，难道每天它在高空盘旋的时候过于无聊，就在练习说话自娱自乐？

不过，有一会儿，他还以为面前站着的，是一位流浪的说唱艺人。

“这几位，在僧人的带领下，可能就是去看看神秘的天葬台。”他说。

“这也没什么，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饿着肚子回到了峭壁上的家。于是，我受到了家人与朋友的批判与冷落。他们说我的眼力不行，而且越来越差了，所以得治治。”

“哈哈，所以，你想到了眼镜？”

“我也很生气，思前想后了一晚上，既然他们说我眼力不行了，我就来配一副眼镜吧，我看到人类就是这么做的。”

说完，秃鹫摊了摊翅膀，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姿势，没想到翅膀又带起了一阵风。

“好吧，好吧，你再等等。”

眼镜店老板深感同情，事实上，他家里的情况与秃鹫很相似，自从小镇上出现了外来的流动摊贩，他已经很久没有卖出一副眼镜了，家人都在埋怨他。

他拉开墙上的布帘子，露出一张视力表，准备给秃鹫做测试。秃鹫依旧站在门外，用巨大翅膀中的一根羽毛挡住一边的眼睛，另一边的一根羽毛在空中划着方向，还真不容易，艰难地完成了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秃鹫的视力很好，根本没有近视。眼镜店老板可能没有意识到，人类视力表其实对秃鹫没有参考价值。

也可能，他只是做个样子。不管怎样，他在尽最大的努力。他走进柜台后面，开始忙乎起来。

最近一年这雪山上的风比往年更大，虽然秃鹫没有近视，但可能大风影响了秃鹫的视力。于是，他做了一副防风镜。

他再次小心翼翼地给秃鹫戴上，戴眼镜的时候他看到秃鹫的眼眶边有几颗硬粒。

“或许它只是老了吧，那就没办法了。”

眼镜店老板暗自寻思，但为时已晚。

秃鹫戴上眼镜，挣扎着后退几步，退到狭窄的街道中心，又略微谨慎地打开翅膀，没有完全展开。就这样轻轻一扇，飞了起来，它没有在街道上空停留，而是直冲云霄，变成了一个黑点。

眼镜店老板看呆了，心里很高兴，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时间尚早，街道上依旧没有人，连一早起来转经的人都还没出现。

但很快地，天空中的黑点迅速地下坠，并迅速变大，似乎在快要撞到地面时，才稳稳停住，悬浮在街道上面。

不一会儿，秃鹫再次降落在眼镜店门口。

“吓死我了，你怎么啦？”眼镜店老板着急地问道。

“这眼镜还是不适合我。”

秃鹫可能还在回味刚才的意外坠落，兴奋中有点沮丧。

“为什么呢？”

“没有了对风的感知，我就没办法飞行了。”

“哦哦，是的，这是防风镜。”眼镜店老板赶紧道歉，“其实刚才我想到了，你需要另一种眼镜。”

眼镜店老板再次到柜台后面，又折腾了好一会儿。当他出来的时候，双手虔诚地捧在前面，似乎捧着一件特别珍贵的东西。

这东西看上去只是一副眼镜框，眼镜片的位置，目前似乎是透明的，什么也没有。

他把这貌似透明的眼镜，仔细地架在了秃鹫的小脸上，又使了使力，现在似乎牢牢地绑定了。

这波操作，直接把秃鹫看呆了。他认真的态度弄得秃鹫也不好意思问，这副眼镜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了，现在没问题了，你这是老花，所以，要戴这种特殊的老花眼镜。”

看着秃鹫一脸惘然，眼镜老板又哈哈一笑：

“不戴上眼镜，你是看不见它的，戴上了眼镜后，你就不需要看见它了。现在，你再试试？”

秃鹫接受了这套说辞，准备再次扑腾而起，这时，眼镜店老板突然问道：

“我有一个疑问，一直想问你，其实以前每次见你飞在空中时就想问你。”

“什么疑问？”

“就是，就是，你的前世是什么？你有印象吗？”

“这个，这个么，我想想。我想到了就回来告诉你。“

秃鹫并没有停留，也没有被这个问题而拖累。它迅速起飞，先在半空中盘旋了一会儿，似乎很满意的样子。又迅速地飞向雪山方向，似乎从空气中突然消失了。

眼镜店老板跑到街上，仰着脑袋，即使秃鹫的踪影消失了很久，也在那儿看着天空，似乎在欣赏那种虚无。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些幻觉，那是对秃鹫生活场景的想像，仿佛自己也将成为一只秃鹫，背上也开始长出羽毛。

最终他低着头，回到店里时才发现，门口的地上有两根羽毛，一黑一白，每根足足有一米长。

他知道，那是秃鹫用嘴拔下来留给他的，算是一份酬谢。

“什么是三虚无？”

小兵忽然问道，他可能想起了昨天在山坡的石头上读到的一段铭文。或许这个词折磨了他一晚上。

“就是外虚无，内虚无，以及造成这种现象的推动力，也是虚无。”

我本想这么回答，但我收住了口。我想他自己会找到答案，或许就在今天。但不知为何，我在瞬间想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像是来自遥远的莫名的链接。

“你们看，这句话写得好。”

福利指着头顶上的一条横幅，逐字读着：“迷茫漂泊的众生安住于大圆满吧。”

“Effortless Great Perfection。”

析静读着横幅下标注的英文，充满了好奇，“原来大圆满这个词这么翻译啊，这个Effortless怎么说？”

“就像瑜伽习练者经常挂在嘴边的，努力而毫不费力。”

我也在琢磨这个否定后缀的英文单词，用在这里可真好，简直就是迎面一拳，看上去柔软，实则威力十足。

同时又想到小镇所在的地名，“佐钦”这个词来自藏文音译，在藏文中也就是“大圆满”的意思。现在，这个词就隐藏在横幅最上面我难以辨认的藏文里。

年轻的丹珠师傅没有说话，他一袭红色僧衣，外加一条红色大围巾裹着自己，一顶红色僧帽随意搭在头顶。不知为何，他忽然绕开了横幅下的主路，走进了旁边的草坪，草坪上有几个排列整齐的小型白塔。

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是相对封闭的，属于白马塘闭关中心，也是整个佐钦峡谷中最靠近雪山的部分，冰川流下来的溪水，先蜿蜒流淌到这片土地上。

在外面与它一线之隔的，属于那烂陀佛学院，那儿的草坪上，有不少牦牛。还有两户牧民刚搭起了临时的白色帐篷，还升起了炊烟，他们是为了等待观看两天后的金刚法舞。

金刚法舞的举办地，是在比佛学院更外面的寺院部分，那儿的停车场上，已经出现了一些临时摊贩，他们的目标是几天后涌来观看金刚法舞的附近一带的牧民。

据说，按照沿袭了几百年的传统规矩，四月中旬之后，整片佐钦峡谷山门之内的草甸上，不再允许放牧。因为到了夏季，草甸上的昆虫开始多起来，这样的禁止可以防止滋生杀生现象。

我记得之前在社交视频里刷到过白马塘闭关中心，镜头中还有几头鹿在自由地走动。所以，我边走边四处张望，看看是否可以巧遇它们。问起丹珠，他说确实有鹿，但只在下午时分出现，现在估计还在森林里。

丹珠今天的任务，是带我们穿过闭关中心，上到后面巨石林立的雪山，在森林的山洞里寻找闭关修行的隐士。他曾经上去过，见到过其中的几位。

“他们真的愿意见我们吗？”

“大概会的。”

“听说有一位前前后后共闭关了将近四十年的修行者，这次能见到吗？”

“这位啊，不会，他年纪太大了，身体不好，拒绝外人打扰。”他想了想，“他是我们家亲戚。”

“啊，你家亲戚啊，所以说，这位传奇的修行者是真实存在的啰。也在我们要去的前面的山林？”

丹珠抬起头，没有看向前方，而是往右边山坡的森林望了望，那边与前方不属于一个山头，森林更茂密，山顶还有滑坡的痕迹。但他并没有举手指向那儿，只是认真地说：

“不是，在另一片森林里。”

丹珠并没有把我们导向直接通往山林的路，而是往左偏移，穿过草坪。草坪的中央有一座巨大的莲花生大士的法像，三层楼那么高，其中三面安装了挡板，正面朝着雪山。

“那边是觉姆闭关的地方吧。”我指着左手方向，法像后面的山坡。

“是的。”

“右边山坡上是男僧闭关的地方？”我又指向右边的山坡，就是刚才他望向的那片森林下面。

“是的。”

“我们要爬到，正对着的冰瀑的位置？”

我又指了指中间的山坡，远远的，在冰川的下方，有三个蓝色亮点，是被冻住的大瀑布，在上午的阳光下闪耀着不深不浅的蓝色，非常吸引人。想到今天要去那儿，我们都有点兴奋。

“我们最高只能到达，左边冰瀑下面。不能靠近冰瀑，那儿太危险。”说话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看着他正往左边大殿方向走。

“哦。”他停了下来，等另外三位同伴靠近。“上山前，我先带你们进白马塘大殿转一圈。”

几天前，我们在左边山脊线上徒步时，往下看到一座正方形的低层建筑，占地面积很大，还在猜这是什么建筑，原来就是眼前的闭关中心大殿。

我们绕到大殿朝向雪山的正门，很朴素的一个门口，带着一个小屋檐，甚至没有台阶。一进门，首先让人吃惊的是小巧的门堂内一尘不染的程度。正面靠墙的鞋柜里，每一双鞋子都放得整整齐齐，好像这些鞋子天生就该这么安静有序地放着。

我们也脱下鞋，小心翼翼地放好，只穿着袜子，踩在木地板上。狭小低矮的走廊光亮度刚刚能够辨认四周，应该是专门做过灯光设计处理的，这样能够让从门外进来的人很快过渡到一种内敛的状态。转弯位置还摆着花瓶，里面插满了大朵的绢花。

走廊里照样一尘不染，提醒来者，灰尘与即将到达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

左拐进入一扇小门，里面就是佛殿，殿堂并不是很高，所以靠着正墙的一排法像尺度不大，显得亲近。然而殿堂里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它们，而是整齐地坐在垫子上的红衣觉姆，以及从她们手里传来的哗啦啦的声音。

大脑迅速估算了一下，大概有一百五十位。尽管也有好奇的觉姆抬头看着我们，但我们不太好意思看向她们，而是异常沉默地沿墙边走着，迅速到了法像前，一路低头敬拜，又顺时针沿墙返回。

返回的时候，不得不穿越她们的座位，才顺着目光，仔细观察她们手上发出哗啦啦声音的原因。

每个觉姆面前敞开着一个布袋，里面盛着五彩的宝石。她们左手抓住一个铜盘，右手手脉位擦拭盘底后，抓起宝石，以一种特定的顺序试图把它们放到盘底的几个点上，但在物理意义上，盘底留不住这些宝石，又滑回袋子。

回到门口时，问起站在那儿的一位师傅，他说这是供曼扎，是大圆满修行者必经的修持法门。曼扎就是曼荼罗，这个铜盘的盘底象征了整个宇宙结构，有七个点，以须弥山为中心，围绕着四大洲以及日月，代表佛国的清净世界，是众神居所的缩影。

后来才知道，以宝石供曼扎的修行最近挺流行，被认为是最殊胜的供养方式，但这个供养动作一旦开启，至少要累计十万次。

山坡的森林有疏有密，也没有特别清晰的路痕，很多时候要直接穿越灌木丛。好在灌木经过一个冬天的萧条，只剩下黑色的枝干，并不形成障碍。

但是冬天的积雪还未完全融化，时间久了就形成冰层，仍旧覆盖了三分之一的坡面。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走在这些光滑的冰面上。

刚开始时我还以为它们很脆弱，直到试着用小兵递给我的登山杖撬了一下，才发现这些冰面坚硬得像石头。但有意思的是，它们对低矮的灌木网开一面，在枝干周围形成了溶洞，仿佛这些不起眼的灌木本身有一种热烈的能量，把接近它的冰层均匀地融化了。

森林的树种主要是松树与杉树，灌木主要是红柳与杜鹃。丹珠说，要到七月份，这面山坡才会被杜鹃在内的鲜花覆盖，到时候非常美。我看了一下海拔表，发现并不算高，接近四千一百米，可能是旁边海拔五千九百米左右的诺布雪山的冰川影响了这一带植物的生长规律。

冰川高高在上，冰舌非常开阔，像悬挂在半空的理想的清净世界。周边一带山岭上肉眼可见的修行屋，都选择了朝向这片冰川，修行者可能在不断的遥望中把它内化成了一种神圣的境界。

丹珠师傅看上去很年轻，稚气未脱，便问他：

“你闭关过吗？”

“没有。还没有这样的机会。”

他说是去年才进到寺庙的，而在此之前，在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后，又在那烂陀佛学院学习了四年。

“佛学院与寺庙有什么区别吗？”

“学院读书，寺庙念经。”他说。

“那你拿到学位了吗？成绩怎样？”

“成绩很差。所以没有再读下去。”

想起一天前，因难得的机会，进到了佛学院的教学区，在室内操场上，看到三四百个穿着红色僧衣的学生正在分组辩经。虽然听不懂他们在争辩什么，但热火朝天的样子，使纯粹理论上的争辩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可观性。

“那你辩经能力怎么样？”

“这个还行。”他说喜欢辩经。其实我也感觉辩经场上的学生们，充满了一种阳刚之气。

看到他站在冰面上的样子挺可爱，我举起手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但又想到有些僧侣并不喜欢别人拍照，于是试探性地打开手机给他看。他说挺喜欢的。

“我发给你？”

“我没有手机。我的上师不让我用手机。”他说。

“你的上师是谁？”

“白马格桑法王。”

没想到他的上师居然是白马格桑法王，法王在当地是最受尊敬的人之一，连我们住的旅馆楼下的川菜馆里，也供着一张法王的肖像。

“你是一直没有手机吗？”

“一直没有过。”

“那你没上过社交网络？”

“没有，我的姨妈有一个旧式手机，我跟她住在一起，有时用她的手机打电话。”

这时，我的手指正好在相册里翻到了一位姑娘的照片，这是前几天在牧区拍摄的十七岁的卓玛，照片中的她非常美，光彩照人。我想乘机给他看看这些照片。

“这是我妹妹。”他突然指着照片说，口气里带着一丝骄傲。

“啊，亲妹妹吗？这是诺布卓玛，你叫丹珠诺布。所以你们的姓可以在前，也可以在后？”

“嗯。”

“她是在镇上医院做实习护士？她有手机吗，我还在想着怎么把照片发给她。一个女孩，有一张终生可用的照片，是很难得的。或许她需要。”

“我有她微信，我可以转给她。”这时析静说。

经过一块大岩石，岩壁向内倾斜，形成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一个角落。

“这是熊晚上睡觉的地方。”丹珠说。

“啊，这儿有熊啊。它现在去哪儿啦。”析静一听就有点兴奋。

“可能去周边找吃的，也可能是去溪边喝水了。”

“那我们这样送上门，它应该在这儿等着就好了吧。”析静开起了玩笑。

“哦，那我走最前面。”小兵摸了摸光头，“再碰到熊的时候，我就打招呼：哈啰，好久不见，我是光头强啊。这样，熊就会落荒而逃吧。”

难得听懂我们笑话的丹珠，这次也忍不住笑起来了。

“前段时间，有牧民被熊弄破了脸。”他说。

只要是在高原牧区，总会听到熊伤人的传说。真真假假，也没法核实。虽然我们也想再深入聊聊这个，但这时已经走到接近冰瀑的位置了，甚至能听到上面灌木丛中传来的溪流欢快的声响。

旁边一棵粗壮的松树上钉着一块告示牌，大大的汉字，小小的藏文：

“水深危险，请勿靠近。违者后果自负。”

再往上走没多远，有一个分叉路口，树着一块牌子，牌子上有两个箭头，向左的箭头上写着：大威德闭关洞。向右的箭头上写着：熟解持藏者佐钦珠巴仁波切法身荼毗之域。

估计“珠巴仁波切”是写错了，应该是“巴珠仁波切”，十九世纪藏传佛教最伟大的智者之一，也是大成就者。他就是在这里写下了宁玛派的核心修行论典《大圆满前行引导文》，被认为“一生只修此法即可解脱。“

果然，据丹珠介绍，有一个传说，当然现在被称为圣迹：当初巴珠仁波切在此闭关修行时，有一天从地里冒出了一个空白的本子，一支笔，以及墨水，于是巴珠仁波切写下了这部经典。一会儿我们下山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地里冒出纸笔的神圣之地。

后来我在佐钦寺护法殿门外的壁画上，找到了巴珠仁波切的画像。壁画上，与他并列的是另一位殿堂级大师、与他风格迥异的麦彭仁波切，这两位大师，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藏地，推出了一波思想高峰，堪称传奇。

顺着箭头往左，有一条明显的小径，感觉是闭关修行者经常踱步踩出来的。过了一条细水长流的小溪，溪边有一棵参天的云杉，在云杉背后有一堵巨岩，岩下有一个岩洞，被砌成了一个小屋的外形。小屋外墙中间有一扇带着厚门帘的小门，两边各有一个藏式风格的窗户。

在门口右边的墙角放着一块铭牌，上面有七世佐钦法王写的一段简介，证明此处为历史悠久的“圣境”，并命名为“愤怒文殊洞”。

之前看到的指路牌上书写的“大威德”金刚，其实指的就是文殊菩萨愤怒相的化身，简称愤怒文殊。在形象上，愤怒文殊呈现出九个面相，最显著的是中间面目狰狞的牛头。在藏地，愤怒文殊很受欢迎，他不仅象征大智慧，也是死亡的征服者。

我认为，愤怒是一切情感的极端表达，也最具力量感，所以比较喜欢观察神的各种愤怒相。愤怒意味着行动，意味着即将到达的雷霆手段，有些愤怒用于降魔，有些愤怒用于断念，有些用于对治，有些用于救度。我们等待中的几天后的金刚舞，也是以愤怒相的面具更为人所知。

而在汉传中，象征大智慧的文殊常以寂静相的面貌呈现，秀丽典雅。

走到洞屋前，仰面一看，才发现岩石比想像中的还要高，几乎就是一面悬崖。我想，呆在洞里，光是想像压在头顶上的悬崖，就能锻炼出一种如如不动的心境吧。

丹珠撩开门帘，看到大门紧闭，还上了锁，就转过身往左走。左边还有一间独立的小木屋，撩开门帘，同样大门紧闭。然后他就去看墙上的一个镜框，里面有一张纸，除了几个手机号码外，全是藏文。

丹珠说，这个木屋是做饭的地方，这张纸是送供养的人留下的，他们是附近的一些牧民。如果是新来的闭关者碰到困难，可以打电话联系他们。

“人不在。我们再往上，先去另一个岩洞吧。”

踏着左边一堆石头，往上走了十多米，见到巨石缝里有一道狭窄的口子，上面用树枝搭着简易顶棚，而且很矮。弯着腰进去，石壁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莲花生修行黑洞”。

再往里一点，地上散落着风马、锯子与残雪，右手边有一道破烂不堪的门，也是关着，一根弯曲的铁丝插在门扣上。

拨开铁丝，门吱嘎一声被推开，里面一片漆黑，借助门外漏进的微光，大致看到这是一个小得两个人都不太容易转身的山洞。这时门突然合上了，丹珠试着用手去空中打捞可能存在的电线开关，还真被他捞着了，吧嗒一声，但没有电。

我打开手机上的电筒，照见岩洞最里头一个陈旧的神龛，供着一尊小巧的莲花生大士法像。法像前有一个打坐用的专座，铺着垫子，非常狭小。另外，洞中还有一张地铺床，床上卷着几条旧被子。

整个山洞内大概四个平方米左右，有一个矮几，上面堆着锅和碗，还有几支用过的蜡烛。在我的提醒下，丹珠用旁边的打火机点着了两支蜡烛，并把其中一支移到了神龛上。

除了我俩，其他人没办法进到洞内。于是我俩干脆在地铺床上坐下来，望着面前飘忽的烛光，开始聊天。

“来这儿山洞闭关的都是本地人吗？”

“不是，外地人居多，尤其青海那边来的人。”

“闭关一般要多久？”

“至少一百天，一般是三年三个月零三天。”

“有更少的吗？”这时小兵在门口问。

“也有在这儿待一个月的，但那算不上是真正的闭关。”

“这么久，他们能在周边活动吗？”

“可以往山上走动，山下的话，通常不能越过闭关中心的边界。可以去闭关中心的佛殿参加法会。”

“那顺着上面的路，可以到达冰瀑吗？”

“那儿太危险了，你们不能去。”他可能听错了，以为想让他带着去那儿，“那一带看不见的冰窟窿太多，一不小点就掉下去了，之前就死了三个人。”

“啊，什么人？”

“一名游客，是位居士，不知道去那儿做啥，一段时间之后尸体才被水流从融化的冰层下冲出来。还有两位藏人，是对父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掉下去的，也是很久后才被发现。”

“这修行之地也真不简单啊，被死亡的气息包围着。看来这冰瀑是个美丽的陷阱，是死神的化身吧。”我不免感叹了一下。

丹珠听闻，念了一段经文，大概是文殊心咒吧，“嗡阿喇巴札那谛”。

“这样的修行洞，这山上有多少个？”

“我去过的，有四五个，实际上可能不止。”

“上山路上，我看到另一侧山坡上还有很多小屋，它们也是？”

“是的，那些木屋条件好一点，有些是属于私人的。”

“送供养的人多久上来一次？”

“一般是一个月送一次。”

“每个修行洞都会送？”

“是的，他们最了解这儿的分布情况。”

“碰到熊怎么办？”

“不要动，不要跑，不要说话，也不要去对视，它们会无视你。”

吹灭蜡烛，关上门，插上弯曲的铁丝。本该往左转身，丹珠犹豫了一下，选择了转身往右。

“带你们去看看那个隧洞。”

放下背包，收腹，脸贴着石壁，穿过右边一道极其狭窄的石缝，是一个光线可以照进来的石窟。石窟果然连着一条隧洞，看不清有多长，里面堆满了乱石头，但有亮光从隧洞另一头隐约透过来。

“这是一条体验死亡转世的中阴洞吧。”我问。藏地的很多山野修行处，往往都会有这样一个模拟中阴穿越的隧洞。

“是的，这是进口。出口在那边。”丹珠又带着我们，钻出石缝，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翻进另一头相对开阔的洞口，与此前不同，这里没有强烈的压迫感，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隧洞顶的岩面非常平整，估计有一百平方左右。

洞的出口上堆满了白色哈达，有些还是新的。看来平时也会有人来此，体验一番后，出于对自我完善的敬意，向自己，也向心中的护法者献上哈达。

“我也想试试。”小兵说。

“里面很黑，有些地方很窄，容易卡在石缝里。”我说。

“没关系，我正好带了头灯。”他边说边从背包里取出头灯。

我带着他又绕过巨岩，钻回进口处。他很快就挤进了隧洞的乱石中，有一阵子，我看不见他的头部，只看到他屁股以下的两条腿在挪动，仿佛他的上半身已经硬生生地与巨石融为一体。

也或许是，他的一半已到达了彼岸，另一半还在此岸。

直到下半身也消失了之后，我又绕到了出口处，与朋友们一起等着。看不到他的身影，但听到他在隧洞里发出的回声，他一边在乱石中爬行，一边在介绍看到的情况。

一切顺利，等到他最后跳出来，我们都去跟他握手，“祝贺，祝贺，从此是崭新的生命。”而析静，说了一段绿度母心咒。

“嗡，达咧，都达咧，都咧，梭哈。”

顺着小路，丹珠带我们回到下面的愤怒文殊洞。掀开门帘，他再次看了看门上的锁，发现锁并没有扣死。打开锁，并取下捆绑门扣的绳子，他让我先走了进去。

洞屋内，有光从两扇玻璃窗照进来，所以还算敞亮，而且收拾得非常干净。估算了一下，这个空间大概有七个平方米左右，大概是我大学毕业后搬进的第一个宿舍的面积。

每个窗户内对应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右窗正对着是修行室，里面靠石壁供着三尊法像，但我辨识不了。靠窗的是一个打坐冥想念经用的法座，与神龛之间有一个箱子，箱子上堆着六七本藏文旧经书，我翻了一下，也无法辨认。

洞屋的左边铺着木地板，地板上放着一张独立的矮床。左窗的光照进来，照亮了床上的几条呈蓬松状的白色哈达，仿佛它们被赋予了主体性，刚从某个意犹未尽的梦中醒来，忘了前世今生，不知身在何处。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窗外这世俗的光，被森林过滤了一遍，照进来，又在哈达的折射下，变得神性起来。

地板很干净，最让人诧异的是，地板上放着一副打开的墨镜，这款式与我背包里的那副一模一样，以至于第一眼看到它，我还以为刚才是自己顺手把它放在那儿的。

我盯着它看，它很安静地存在着，似乎就在刚才，它还架在某个人的鼻梁上，就是在门被推开的一瞬间，那个人突然消失了，而眼镜留了下来。

它似乎引诱着我也去戴上它，或许，戴上它之后，我能看到裸眼看不到的奇迹，但代价是，当另一个人进门时，我也消失了。

在《维摩诘经》中，文殊菩萨带着数千神祇踏入了维摩诘居士那一丈见方的卧室，居士以神通取来三万二千张高达三百三十六万里的狮子座，毫无违和地容纳在丈室之中。大小只是一种分别心，它们的界限在这一刻彻底消融。

不知为何，当我在地板上坐下来的时候，便想起了这个满室神佛的故事。因为，按照传说，文殊菩萨曾以某种形式在此洞显现。

没有历史记载能够清楚说明这个修行洞最早的起源，但门外的简介上注明，巴珠仁波切在此苦修了二十多年。他不仅在这片森林中撰写了《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屠夫真言》等，还为自己的“心子”徒弟纽西龙多讲授了《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由八世纪的印度僧侣寂天所著，是中观学派的经典，核心是阐述菩提心的修习。菩提心的出发点，用当代的话来说，接近于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巴珠仁波切如此热衷于讲授《入菩萨行论》，以至于被人称为是寂天的转世。

作为宗教融合运动的推动者之一，巴珠仁波切是中年之后，才离开寺庙，从这片山林开始，终其余生过着无家、无恒产的生活。他蔑视经院式教育，喜欢穿着旧羊皮袍子，与牧民、乞丐等混在一起，居无定所地流浪。

“我是个到处流浪，只为寻找自己心的老狗。”他说。他甚至把老狗当成了自己秘密灌顶的法名，在闭关中写下的著作，他也常署上老狗的名字。

尽管很难想像他以洞为居，在此片森林中待上二十年之久，但想到与巴珠仁波切“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经院派大师麦彭仁波切，也在对面山坡的岩洞里修行多年，忽然觉得或许情有可愿吧。

如果将两人的岩洞划一条线，中心就是当时的佐钦寺。所以，当两人的视线望向寺庙的金顶时，无可避免地，都会同时望向对方的山洞吧。事实上，从记载上看，两人也都曾经在对方的山洞里苦修过。

不过，最传奇的是佐钦第二十任法台阿波拉贡，大圆满修行的继承者，二十七岁入山，居然在此苦修了五十年，直到一九五五年圆寂。

“那么，我能从这个岩洞中感应到怎样的神奇呢？”当我正自问这个问题时，丹珠忽然说，神龛上最左边那尊就是巴珠仁波切。我用充满敬意的眼神向他注视了一会儿，但是他没有给出答案。

“我想起来了，如果门上上锁了的话，表明闭关者已经出关，而且离开了。”走到洞口的丹珠回头停顿了一下。

“好吧，让我独自在这儿待上一分钟吧。”我说。

这时，透过窗口，我看见早已走到门外的福利、析静、小兵，正站在溪边那棵参天的云杉下，抬着头，略显激动地讨论着什么。难道是为一只路过的松鼠，或是歌唱的鸟儿？但我听不到声音。

世界忽然之间就静音了。我闭上眼睛，独自站在关上了门的岩洞里，排除了脑中浮现的任何念头，让意念也从我的意念中完全退去，全神贯注地处于一片虚空中，最后，虚空也在消散。

一分钟已经足够。我睁开眼，拉开门，撩起门帘走了出去。

“你来，快看。”析静喊我。

“看什么？”我略感狐疑，云杉粗大的树干挡住了她半侧身体。

“树上。”她半举着手，想往上指，但可能意识到了什么，又放了下来，只用眼神指了指。

另外几人都抬着头看着，我也抬起头，绕到发出溪水叮咚声的那边。

这时我才吓了一跳，一具全身骷髅，正吊在第一个枝杈下，背靠着树干，浑丝不动。

它似乎正望向我们来时的那条路。但为什么，之前我们谁也没有看见它。

“这是假的吧。”

“是假的。”小兵说。

“这是谁挂上去的？”我把目光落下来，转向刚跨过小溪的丹珠。

“不知道啊。”他停下脚步。

“上次你来的时候就有吧。”

“就有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可能是修行者挂上去的。”

“这是观白骨的修行法吗？还是说，纯粹为了摄收涣散的注意力，专注于修行？”

“也许都是的。”析静说。

“文殊愤怒相就是对死亡的征服，或许是指这个？”我想把这具骷髅与岩洞建立某种关系，但或许没有关系。

“或许吧。”

但我们并没有讨论太久，可能潜意识里都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具假骷髅，在森林里高高地挂着，即使不考虑宗教上的用意，它也像一个明喻。仅凭视觉上的冲击，就能滋生出生命的无常感，它可以是世上的任何一个人。

但是，如果轮回常在，它所象征的终极状态或许只是中间状态，漂泊才是常态。漂泊者如何才能进住大圆满之中呢？我又想起上午看到的横幅上的字。

另外，它又像一粒种子，促使观看者以它为起点，反向地观看当下。

“见即解脱。”我想到了金刚舞的宗旨，它是一种方便法门。或许，戴上面具，与脱下所有肉身，意义是一样的。处相而不住相，对境而不生境。

“走吧，我们去下一处。”丹珠已经走出了一段，回头喊着我们。

第三处岩洞，事实上是以一堵倾斜的岩壁为基础，往外搭建的一个完整的小屋。为了加固，建造者使用了一个简易的钢结构，然后铺上木块与夹板。

洞屋门外有一个走廊，堆着的柴火有些凌乱。屋内分里外两间，外间的墙上还有一扇巨大的玻璃窗，因为小屋的地势高，这个窗口可以看到雪山一角，以及开阔的风景。外间有四五个平方米，看得出来是个厨房，虽然简陋，设施却挺齐全，墙柜里放着各种炊具。里间三四个平方，紧靠岩壁，用于休息与修行。

两个房间用一堵带玻璃窗的板墙隔开，还开了一扇门，这样算得上是一居室了。推开门后，发现墙上有几张过塑了的照片，细看，才发现拍摄的是此洞屋修建的过程，看得出来，非常不容易。

和前两间洞屋一样，屋内没有修行者最近生活的痕迹，可能也已出关并离开了。在墙柜里找到了一个挂件，透明塑料套里有一张拍立得照片，照片中一位红衣的中年僧侣，站在一堵白墙前。照片下边用藏文写着姓名以及年龄，四十二岁，但没有标注时间。

不知道这是否离蓝色冰瀑最近的一个岩洞了。离开前，我站在屋外的空地上，仰望洞屋后的峭壁，盘算着这一带的地形。

这一带的森林相对茂密，左边的裸露的岩壁上依稀显露一条小径，崎岖向上，但看不见它最后通往何处。从状态上看，它很像一条登山徒步的线路。

从直觉上判断，一直向上攀登，越过蓝色冰瀑所在的区域，再上到海拔四千六百米左右的位置，将会是一片高山草甸，那儿可能存在一系列湖泊，它们是冰瀑永不枯竭的水源。

由此联想到两天前，顺着小镇出入口的一条乡道，到达过一个叫当真措的湖泊。从地图上看，如果顺着湖水来源的溪流再往上攀爬，在六百米落差的高处，有一个叫多积海的湖泊。本来计划改日造访多积海，但当地的根宋师傅阻止了我们，说那一带是黑熊的地盘，不能靠近。

现在，虽然没有再次查阅地图，直觉告诉我，翻过面前的这片山，也能到达多积海，那个黑熊出没的地方。说不准，那儿的黑熊，与这片森林里的黑熊，还有着某种关系。

我把这个直觉告诉了同样愣在那儿、往峭壁方向张望的小兵，他说：

“和你一样，我的直觉也是这样告诉我。”

经过三次寻隐者不遇，已经接近下午一点钟了。我们事先准备的七份礼物，每份包括一袋红枣与一袋葡萄干，一份也没有送出去。

我们决定改变方向，不再继续探访岩洞，而是改道去往右面的山坡。顺着从瀑布流下来的最大的溪流往下走，过一座桥，就能到达森林中那些依靠着土坡修建的修行小木屋。

上午上山的时候，我曾看到白烟从某个木屋升起，也许是炊烟，也许是煨桑之烟，所以，我相信那儿一定有人。

由于太阳的暴晒，此时山坡上的雪地显得耀眼，而部分冻土融化成了湿土。丹珠说，那我们继续按顺时针方向绕行吧。我估计他要带我们去看传说中那个从地下冒出纸与笔的圣地。

果然，路过一个并不起眼的小石堆，里面放着一块白色的石板，石板上刻着经文。石堆周边的灌木上，缠绕着白色、红色、黄色、蓝色的哈达。丹珠说，这就是巴珠仁波切获得纸与笔的地方，也是后来讲法的宝地。

再往前走，接近整个峡谷的中轴位置，又有一堆被白色哈达缠绕的石头。他又指着旁边一块牌子让我们看，这就是巴珠仁波切圆寂后被火化之处。

那是一百四十年前的事了。没想到，十九世纪藏地最伟大的精神导师，在家乡圆寂后又被送回到流浪生活的起始地。

这儿是自称老狗的巴珠仁波切使命开始的地方，如今依旧是岩洞、森林、冰雪与野兽交织的荒凉之地。

我们在峡谷的中轴线附近找了一块平坦的岩石，坐下来。一边讨论着巴珠仁波切的故事，一边吃起了葡萄干与红枣干。

欣赏着峡谷中一览无余的景色，寺院的金顶、白塔在远处闪亮，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问丹珠：

“这儿的天葬台在什么位置？”

“就在寺院的后山山顶上，从佛学院停车场上去更近。”他用手指了指峡谷左边的一个位置，和我估计的差不多。

“需要走多久？”

“半个小时以内的山路吧。”

“那晚点你可以带我们上去看一看吗？”

“可以啊。”他很欣然地答应了，“其实，在闭关开始前，一般要去趟天葬台的。”

“这是一个习惯？”

“是的。”

“你们家有人闭关吗？”小兵忽然问道。

“有啊，我姨妈，刚闭关了一年，一共要闭关三年三个月零三天。”

“在山上吗？”

“在家里。”

“家在哪里，牧区吗？”

“不是，就在寺庙后边的住宅区里，那里有一幢老藏房，是我们家。我和姨妈住在那里，我负责照顾她。她不能离开房子，是很严格的闭关。”

“她多大，为什么闭关呢？”

“五十三岁，去年在白马塘转白塔时，被熊咬了一口，送医院治疗结束后，她就开始在家闭关了。”

这让我们有点吃惊，原来他身边还真有被熊伤害的具体的人。

“哈，熊为什么咬她呢？”析静问。

“她早起去转经，正好碰上前来翻垃圾找食物的熊，天还没亮，所以她没看清楚，腿上被咬了一口。”

下午的冰面更加光滑，一遇斜坡，我们就蹲下来，试着从冰面上滑下去。之前隐藏在灌木后的溪流声越来越明显了，这是一种暮春特有的节奏，平静者听见平静，躁动者听见躁动，而我为什么听到了某种欢愉。

越往山下走，灌木丛越稀疏，溪流终于裸露在我们面前，河滩以小块的碎石为主，那些巨大的岩石已被我们抛在身后，它们无法跟随我们移动。

远远地就看见一座桥，是简易的钢结构，在风吹雨打中早已生了锈，失去了光泽。桥身并不长，走在前面的每个人过桥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站在桥中心，顺着流水的方向，以不约而同的神情，向山外张望一会儿，然后再继续过桥，隐入对岸的树林。是什么迷住了过桥人的眼？

轮到我过桥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时我才发现了蹊跷，只有站在那个位置，目光所及的流水尽头，也就是溪流开始向下坠落的地方，本以为密封的几条石柱中间，错开了一条细缝。透过这条石缝，可以看见峡谷底部寺庙的红墙与金顶，它们像是被装进了玻璃球里的景观，迷你又迷人。

反过来也可以说，寺庙透过这条垂直的细缝，隐约也能窥视山上的情景。

到了对岸，右边是几座倚着土坡建的房子，其中有两座靠在一起，其余的相互之间保持着距离。房子都是木结构，比较小巧，有些直接坐落在地基上，有些下面撑着柱子，凌空而建，我看不出来人是怎么上去的，或许土坡上有后门。

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念佛机的声响，但我见到门窗紧闭，于是快走了几步，追上丹珠。

“他们会愿意见我们吗？”

“这里都是私人建的，我们不能随便敲门。”

“看来我们的葡萄干和红枣也送不出去了。”我笑着说。

“咱们自己也吃不完啊。”小兵跟了上来。

经过前几幢房子时，丹珠走得很快，直到走到最里面，那是一个没有围栏的收拾整齐的院子。院子里草皮保养得很好，可见主人的细心。

院子里有一口手动抽水的井，站到井边，放下背包，环顾四周，无需多想，立刻就能感受到这是一个理想的隐居之所。院子右侧是森林与山坡，前面正对着雪山，眼前是溪流边的小块草甸，它自成一体。

两棵抱着长在一起的松树下，是一幢两层的藏式木楞房，每层的面积不大。下面的一层可能是仓库，铁皮门紧闭。楼上的二层经过了改造，有一个用落地玻璃窗封闭的小阳台。

这幢房子可能是由以前的牧房改建的，因为紧挨着的，是一个旧式的牲畜棚屋，里面堆满了还未劈开的柴木。

在牲畜房左边的土坡上，有一个铁架子式的阶梯，可能与附近溪流上的铁桥同时修建。经由这个阶梯，可以走到坡上，往左进入二楼的后门，或者往右转入下山的路。

丹珠走到屋前，向阳台仰望了一会儿，似乎不好意思开口呼叫。可能是受到了我们说话声的惊扰，这时二楼阳台的玻璃窗内出现了一个穿红色僧衣的老人，胡子微白。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逆时针地画了半个圈，示意丹珠可以从左边的铁阶梯到达二楼。

我们迅速地从背包中掏出一包葡萄干、一包红枣干，跟了上去。

二楼也有个走廊式的小院子，围着一堵石头墙，中间一个木框大门。墙外有一个小型煨桑台，还有一面白墙上画着莲花生大士的法像，下面堆了一些刻了经文的玛尼石。墙内，进屋的门前有个门廊，门廊上堆满了劈好的木柴，一把长柄斧子闪闪发亮。

老人已等在门口，面容削瘦，目光锐利，精神矍铄。丹珠上去问候，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身说：

“老人邀请我们进去喝茶，但是不能拍照。”

一进老人的修行屋，我就被迷住了。脑中不由自主、并先入为主地想起了柯布西耶的小屋。

该小屋位于法国南部蔚蓝海岸，是建筑大师柯布西耶为自己打造的唯一私人住所，面积仅为十三点三九平方米，长宽各为三点六六米，刚好是两个躺下的柯布西耶的长度。

柯布西耶建造这个极简空间，是为了逃避喧嚣，专注思考与创作，他在此度过了生命最后十年的每个夏天，直到死在附近的海域。

而眼前这位老人的藏式风格的小屋，我目测了一下，长宽相等，大概各为四米。这是木楞屋，长宽其实取决于可用树木的高度。木头垒成墙，然后在内壁上封了一层灰泥，在灰泥上又上了漆，画满了藏传风格的壁画。天花板也是木头封顶，镶嵌了藏式图案。

藏传风格的壁画色彩饱和度极高，所以本该非常眩目，但是因为在屋内常年累月地点着藏炉，柴火产生的烟把壁画薰得发暗发黑，像一个年代已久的石窟，而那些用金属与矿物作颜料的地方，却愈发地透露出穿越时间的光泽。

在室内的长宽各三分之一处，竖着一根正方形木头柱子，柱面上也画满了图案。以这根柱子为分割点，总共十六平方米的屋子形成了四个区域。

睡眠区最大，与厨房区以藏炉为界，并共享炉子产生的热量。厨房区有一个简单的厨柜，物品收拾整齐。睡眠区与坐床修行区以一条走道为界，走道上刚刚能够放下一张木椅子。坐床区一边的墙上有一个分了五层的书柜，每一层都摆满了经书，另一边的墙上有室内唯一的窗，窗外正是之前从院子里可以看到的封闭的阳台。此刻，我看到阳台上有一架锻炼用的脚踏式自行车。

室内最小的空间就是柱子后面的角落，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摊着几件杂物，我们送他的葡萄干与红枣干就被放在那儿。

这应该是一个森林修行者最传统的居所了吧。老人好几次示意要给我们泡茶，但我们摆手，说就坐一会儿，只想聊聊天。

老人完全不懂汉语，所以由丹珠帮忙翻译。不过，在我们参与聊天前，他俩先热烈地聊了好一会儿，看样子还以为是故人重逢。

原来，老人认出了丹珠，说很多年前见过还是孩子时候的他。老人还问候起了丹珠的姨妈，说是很多年前，和丹珠的姨妈，还有其他一些牧民，曾经一起徒步去了拉萨朝圣，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至今想起依然激动。

老人今年七十三岁，以前是一位牧民，十三年前，在家人的同意下，出家做了僧人。也是从那时候起，他独自搬到了山里，开始了第一次闭关，长达六年。结束后，他休息了不到一年，然后开始了第二次闭关，也是六年。

就是在不久前，他才完成了第二次闭关，所以，才能够与外人接触，包括我们。他说，自己闭关时期的活动边界也是山脚下的白马塘。

“现在，我是可以随时去镇上的，但是，我没有任何想去的兴趣。再加上膝盖不好，走不了多少路。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开启第三次闭关了。”

老人闭关时期的供养，是由生活在镇上的唯一的儿子送来的。他的老伴也生活在镇上，每天专心念经，因为走路困难，没法来看他。

根据老人的描述，我怀疑每天清晨从旅馆窗口看到的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可能就是他的妻子。她每天清晨最早到达旅馆隔壁的转经房，甚至暴雪也无法阻止她。

不知怎么着又聊到了熊的话题，老人似乎来了兴致。他掏出手机，先给我们看一张照片，是熊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与旁边的人类脚印相比，它确实相当大。这是去年冬天，他在院子前面的溪流边拍到的。

看着我们在热烈讨论这头熊的大小，老人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然后他又在手机中打开一段视频。视频中，在一阵大呼小叫后，远远地出现了一片森林，然后镜头拉近，一头体形巨大的熊正悠闲地走在森林的空地上。

视频中的场景有些眼熟悉，仔细一看，其实就是房子正对着的那片森林。看了一下时间，就在今年三月。

时间不早了，我透过阳台的窗，看到阳光减弱了不少，溪水上本来闪闪发亮的光也消失了。

该告辞了，老人把我们送到墙外，两个手心向上，在胸前抬了抬，这是祝你吉祥如意的意思。

房子的后坡上，有几棵高大的云杉，我们站在树下休整的时候，看到不远处的树林里还有两幢木屋，木屋中间有一块小空地，空地上围坐着几个人在聊天，面前放着食物。

我有点好奇，难道今天在岩洞里没有见到的修行人，都在这里碰头吗？一想显然不是。于是问丹珠他们是什么人，丹珠说不知道，而且显得有点羞涩，表明他也不好意思上去问。

这时析静已经大步走上前了。

“你们好啊，我们能来坐坐吗？”

“啊，欢迎。”

里面有人用比较流利的汉语回答。一共五男两女围坐着，这时我已反应过来，他们不是僧侣，而是附近的牧民。

等走近了一看，丹珠才发现，其中一位是她的姑姑。姑姑长得很好看，拿起装酸奶的桶和纸杯，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杯酸奶。

“好看的姑姑，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酸奶。”析静一吃完，就开始赞美姑姑，鼻尖上还留着一滴粘稠的酸奶。

姑姑很大方，可能略懂汉语，哈哈笑着，又给析静添了一杯。丹珠在旁边跟别人用藏语聊了几句，便跟我们说：

“他们就是给闭关修行人送供养的团队。每月送一次。”

他们七位都是牧区五组的牧民，今天正好是他们送供养的日子。这样的小团队在附近牧区有好几个，大家协调轮流送。每个小团队差不多每年轮到两次。

而供养的物资是牧民自产的，往往是家里最好的食物，我们刚才吃到的酸奶就是如此。

我跟刚才那位汉话不错的小伙子说话，他看上去非常年轻，而且帅。

“今天送达的修行点有多少个？”

“十二个吧。”

“最高的那个在哪里？”

他转过身，用目光搜索了一下，用手掌指了指右边半山上的一处悬崖。“那儿。”

“哪儿？”我一时没找到目标。

“那块白色岩壁，没有长树的那个地方，在那里面，有个岩洞。”

“那个悬崖？怎么上去啊，这么陡峭，还要拿着东西。”

“用这个背。”他指了指地上，那儿有两个传统背䇲。这种工具非常简易，由木条与绳索组成，但很实用。

“上去的线路在哪儿？”我看到那个岩洞位置比我们之前去到的都要高出很多。

“那儿有一条线路，绕过去。”他用手在空中划了一下。我脑中忽然出现了岩羊的形象，也生出了下次有机会去试一试的想法。

“你普通话说得那么好，是在哪儿学的？”小兵忽然插话。

“哦，在青海果洛学的。”

“果洛哪儿啊，我们去年也在果洛。”

“阿尼玛卿山脚下。”

“阿尼玛卿？我们去年就在阿尼玛卿啊。是下大武乡吗？”我问。

“哦，下大武乡我很熟悉啊，我在那儿待了三年。”他也瞪大了眼睛。

“你是在格萨尔王艺术中心旁边的那个技校上学吧，就是峡谷里有个超级酷的足球场的那个学校？”我忽然想起来了，那个孤独的足球场令人印象深刻。

“是啊。看来你们真的去过。”

“你怎么跑去那儿读书的？”

“哦，我是青海人，在学校里认识了现在的老婆，毕业后我就嫁过来了。”他露出了天真而羞涩的笑容。

“那个学校现在关闭了。”析静也过来了，“你在那里时是学什么的？”

“学做唐卡。”

“我们在学校旁边格萨尔王艺术中心的展厅里看到了一些学生的展品，有你的吗？”

“有啊，是用珍珠绣的莲花生大士那幅。”

“啊，我还真注意到了那个。很好看。”析静惊讶地张大了嘴。

下山的路有好几条，送供养的团队选择了一条他们熟悉的林中土路。丹珠带着我们选了另一条。

这条路是由石径、以及一系列搭在岩石上的简易铁阶梯组成的。山谷风光很好，我们时不时驻足观望。

石缝间长出了很多矮种的小叶杜鹃，连叶子都还没有绿，我估计着，或许要等到六七月，白色的杜鹃花可能会开满这片山谷。

路过几间林中小屋，在一些不起眼的转弯处。屋前堆着的木柴非常新鲜，应是劈好不久，看得出来，这些小屋内是有人居住的，但我们没有时间打扰。

上午是从峡谷左侧上山，现在则从右侧下山。下到山脚的时候，从森林里走出来一头灰鹿，身形健硕，它跟在一头牦牛的后面，无声无息，幽灵一般朝白马塘的一个彩色白塔走去。

我们穿过白马塘的右侧草坪，到达出口处的停车场。停车场边，关闭了整个冬季的咖啡馆居然开张了，穿着工作服的人正在里面调试机器。

“这些人都是师傅吗？”

“是的。”

“师傅们喜欢喝咖啡吗？”

“喜欢。”

“这里有几家咖啡馆呢？”

“三家，闭关中心、佛学院、寺庙各有一家。”

“一会儿，我们是从佛学院后山，上到山脊上的天葬台区域？”

“是的，那里比较近。”

“那一会儿从天葬台下来，我们去佛学院的咖啡馆喝杯咖啡？”

“好的，佛学院的咖啡馆在那烂陀图书馆里，图书馆正好在大殿的旁边。下山后，我们先去大殿里走一圈，拜一下，然后再去喝咖啡。”丹珠建议。

“好的，感觉这样比较好。”我说。心想，这样的敬拜起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洗涤作用。

这时接近下午四点，不知不觉从山里游出了一片浓密的云，正在不断地扩散，但并不因此而摊薄。天空开始阴沉起来，感觉将会有一场大雪。

“我们真的要去天葬台吗？”析静问，语气显得迟疑。

“今天该看的都已看到了。趁天色还早，去一趟吧，作为今天的一个收尾。”我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所谓的“收尾”是什么意思，似乎这是从潜意识里崩出来的一个词。也可能是很久以前某种好奇心的一个漫长的反射弧，漫长得忘了它的起源。

坐上车，开往佛学院方向。正好是佛学院下课的时间，从大殿方向走出来成群结队的学生，每个人都在红色僧衣外披了一件长长的红色僧袍。

做了密集皱折处理的僧袍，像手风琴一样展开，在肩膀位置收紧。它从脖子一直拖到小腿，非常醒目，尤其披在那些脸部轮廓分明、身材瘦高的学生身上，感觉像是时装一样。

“真是帅啊。我也想有一件。”析静一直盯着窗外看。

车子穿过拥来的人群的时候，我们发现坐在副驾的丹珠一直用右手臂挡着自己的右脸，面露羞涩。

“哈哈，你是担心你曾经的同学看到你吗？”小兵开着玩笑。

“或许是因为之前在佛学院的时候成绩不好，所以回来见到同学，感觉不好意思吧。”

丹珠没有答复，只是蒙娜丽莎一般微微笑着。

“你们还记得去年在麦洼寺看到的金刚舞吧，开场有两个戴骷髅面具的小鬼，负责管理观众秩序。那个面具调皮而搞笑，那就是尸陀林主，天葬台的护法神。”

下车时我这么说，也不知道为何想起了这件事。这时候，开始有零星的雪花落到脸上，凉飕飕的。

我们绕过一个正在修建中的坛城往山上走，这是一条有点陡峭的盘山小道。可能是因为已经走了一天的山路了，再次往山上走，大家都显得有点吃力，只有我，因为好奇心的膨胀而显得有点兴奋，走在最前面。

“你们看，一只秃鹫。”走在最后的析静忽然大声叫喊起来。

最近她对在天空盘旋的各种大鸟很敏感。几天前，当我们沿着另一条山脊朝着雪峰方向徒步时，零不丁地有一只巨大的黑鸟从高空向她俯冲，距离最近的时候只有四五米。当时她又惊又喜，以为是神鸟选中了她，要带给她命中注定的启示。而不远处的我却朝她喊道：

“小心，它可能把你当成一只羊羔啦。”

听到她的叫喊声，我们都抬起头。果然，一只秃鹫正从背后过来，它掠过我们右上方，飞到天葬台的上空，然后开始盘旋。

“秃鹫可能远远看到我们了，以为我们要送它所期待的东西上去。哈哈哈。”析静还在大声地喊。

“那它可能要白跑一趟了。”小兵说。

山路边停着一辆红色的摩托车，我发现这正是几天前我们徒步时远远见到的那辆。当时一位红衣僧侣骑着它正从山脊往下，因为山路陡峭，就像是演杂技一样，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这里已经是半山腰了，于是我坐在摩托车上，一边看着山谷里飘扬的雪，一边等着后面的人。等大伙儿到齐时，雪已经大起来了，一片片雪花清晰可见，而山谷却逐渐模糊起来。

“你们能走的先往前走吧，我有点走不动了，在后面走慢一点。”析静说。她有点气喘吁吁，但我感觉这是某种情绪所致。

“好的，我们先走，你们可以慢点。雪越来越大了，我们可能就上去一小会儿，很快下来。”我说。

于是，我让丹珠走到最前面，他似乎特别熟悉这一带的道路。他红色的僧衣外裹着一条红色的大围巾，头上的僧帽也换了一种戴法，可以把头部整个埋进帽子。

所以，如果从后面，或是从侧面看，他像一面在山路上飘忽的旗一样，白色的雪从红色的旗面上滚落，白点越来越密集。

他越走越快，后来几乎是在小跑一样，似乎要赶在大雪覆盖山脊之前到达那里。我紧紧地跟着，后面是拿着相机的福利，最后是小兵与析静。

很快，我就看不见小兵与析静了，因为刚到垭口，一个转弯后，山脊的一块巨石挡住了往下的视野。

它不仅挡住了视野，似乎也挡住了来自山野的其它动静，我只听见粗糙的雪花摩擦山顶空气的声音。

“唰唰唰，唰唰唰。”

想起小时候，电视机没有信号时，就会响起这种声音。在当时，它被认为是一种讨厌的噪音，在经过岁月与记忆的洗礼后，现在，它成了眼前这种催眠的白噪音。

举着相机的福利站到了转弯处的那块巨石上。不知道他是在拍雪还是在拍我们。

他一动不动的样子，感觉像是冻僵了一样，像是石头上长出的一尊雕像。

那块巨石下，其实有两条交叉的路，几天前，我们曾经走过另一条。当时，我们从寺庙后山那边蜿蜒上来，也是翻过这个小垭口，去往山脊的另一面峡谷。不知福利是否记得，当时他也是特地爬到了这块巨石上，向下张望了很久，只是当时没有雪落下来。

从这块巨石再往上不到二十米的山脊上，就是天葬台。那儿的范围很小，不会超出十五平方米，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具体描述的标志性物体，就与一个高山徒步者经常路过的地方没有多少差别。

低矮的灌木还没有冒出新芽，在它们的包围中，地上有一些恐龙蛋大小的黑色石头，如果不是因为旁边匍匐着一小片风马旗，偶然路过的人，可能并不会多看一眼。

但是如果能像丹珠一样恭敬地弯下腰，就能从黑色的圆石上看到残留着的红色的痕迹，以及散落在石头间的细碎的骨头、损坏的刀具。偶然还能从周边的灌木上找到无法风化的白发，它们纠缠在枯枝上，似乎还没有找到要去的方向。

丹珠显得很随意淡然，感觉他来这里是为了会见还未显形的朋友。而我，则想到了尸陀林主，那个总是以骷髅形状出现的爱搞怪的守护神。

转了一圈后，我便和丹珠聊起了天。但是并没有聊多久，我就对他说：

“咱们还是静静地站一会儿吧。”

就这样，我俩并排站着，谁也没有说话，只是听着雪花落在身上，很快我们的肩头与帽子上有了一层白雪，但我俩谁也不想去拍掉它们。

这时能见度很低，山脊之外的世界从之前的模糊，变成了完全消失，只有远处峡谷里传来一些风的回响，说明那个世界还是存在的。

甚至尸陀林主的形象也没有在我脑海停留太久，然后很快地，我的意识被一种虚空自然而然地填满了，再也挤不进别的。

这时小兵也走上来了，他刚跟我说了几句话，我就对他说：“你还是去陪一下析静吧，别让她一个人待着，或者跟她一起先下去吧。”

因为我看到，析静正以悲伤的姿态站在几米外的灌木丛里，显得十分犹豫，仿佛被某种东西绊住了，而那些半身高的黑色灌木，似乎很快就会长上来，直到吞噬她。

虽然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但感觉她眼里全是泪水，也可能是太多的雪花落了进去。

“好吧。”小兵转身过去，很快他俩先下去了。

这时福利也突然醒来了似的，跳下那块巨石，走了过来，问我：

“我的手都要冻僵了，按不了快门了，要拍点什么吗？我先暖暖手吧。”说完，他把右手指举到嘴边，朝它哈着热气。

“不用了，我们走吧。雪太大了。”

我们转身下山，走了没多久，雪却逐渐小起来了。析静与小兵在半山腰等着我们，当我们汇合时，雪竟然完全停了。

“哈哈，这雪真是神奇啊，好像是专为我们而下。”析静又开始活跃起来。

“是啊，这雪带着特别的情绪，就像是我们的背景音乐。”我说。

“哈哈，背景音乐，真好。”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福利问道，搓着两只冻僵的手，相机扣在背带上。

“先去大殿拜佛，然后去找找你最爱的地方，咖啡馆。”我说。

“你们快看，又来了三只秃鹫。”这时，析静抬着头，又叫喊了起来。

大家齐刷刷地又抬起了头。果然，有三只秃鹫，正在满心欢喜地往天葬台方向飞去。

“肯定是之前的那只秃鹫叫来的，以为今天可以饱餐一顿了，结果一无所获。等回去后，之前的那只秃鹫肯定会挨骂：你这都是啥眼神啊，害我们白跑一趟，你得去治治。哈哈。”

析静想象中的这个场景，也激发了我故事接龙的冲动：

“于是有一天清晨，咚咚咚，秃鹫敲开了小镇眼镜店的门，眼镜店老板往门外一看，吓坏了，这还了得，秃鹫怎么直接就来家里啦，……。”

听着我随口编出的童话，朋友们嘻嘻哈哈地下了山。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2020.7.5，隔离第十二天，倒数第四天：B^b

雨声中赖床至十点钟。预报讲“近期梅雨还没有收手的意思”，梅娘娘眷恋这片土地，徘徊不去，苦了那些冒雨上工的人，我困在半空倒是不受影响。

11:20听到对面敲门声，猜是送午餐外卖，透过猫眼看果然是。

11:36敲门派午饭。食欲不振，拖到两点才吃，饭毕在电脑前写写弄弄一下午，抬起头时天已向晚，觉察到体内鼓胀着一种说不清的空虚感。

也许是孤独？我对自己说，要是能喝上一杯就好了。

这念头一冒出来就赶不走。隔离已经第十二天，第一次意识到手边少了一样东西——酒。几个月前何伟在《纽约客》上写成都小区封闭四十五天，他经常观察楼栋大堂堆积的快递包裹，对各家各户的物质消费展开想象：几零几室买了一块地毯，三十七楼的某家人买了一台电动足浴盆之类。

“据我观察，封控期间邻居们的饮食都很健康，他们网购大量的新鲜蔬菜和水果。除了我家（1901室）以外，没见过哪家买酒。政府特许烟酒商照常营业，我跟附近的店老板聊过，他们都吐槽生意难做。人世间有很多种孤独，而当你发现自己是一栋四十三层的大楼里唯一一个靠喝酒度过封锁的人，那种孤独感就非同一般了。”

人世间有很多种孤独，当你突然想喝酒却发现冰箱里没酒而且你被困在墙里无法出去买酒，那种孤独感会加倍强烈。

没人受得了“人质一样的异化感”，写作者对这点尤其能感同身受。码字，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隔离训练。为了抵抗异化，人质需要成瘾物质。

强制隔离并没有切断我与外界的联系，网购或请外面的朋友帮忙买酒闪送2123房是完全可行的，但我固执地认为那是作弊。大概出于一种宿命心态，既然发现自己被孤独感包围，何不与孤独为伴，或干脆沉溺到孤独之中，尽享那种被淹没的感觉？挣脱或求救在我看来都不酷。

曾经有一年半时间，我阶段性地沉溺于酒精。算不上酗酒，顶多嗜酒成性，但仅限于在买得到便宜葡萄酒的地方旅行时，比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夏天必去希腊“跳岛”，实际上是为了去不同的天体海滩，白天在风平浪静的水里仰躺成“大”字，晚上买一瓶葡萄酒回房灌醉自己。有时遇到波涛汹涌的天气，横着心下水，狠狠游几下，觉得赤条条的人不过是天地间一蜉蝣。这个想法不含自怜成分。

过“最低限度的生活”是一些人的理想，而我觉得任何理想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拿旅行来说，它通常被认为是件奢侈品，与“最低限度的生活”不沾边，然而我看法不同。如果选取孤绝的生存状态作为基本条件，就有可能使“奢侈”与“最低限度的生活”互相交织。

旅行时我总是尽可能少带行李，去裸泳会带上电子书、防晒霜、一张草席和一瓶水，这些东西是我最低限度的身外之物。草席有点破了，天气不好的时候胡思乱想：万一溺死，让好心人捞上岸，破草席刚好裹尸。

冬天无法下海享受“水包皮”，但晚上依然可以“皮包水”。超市买瓶两三欧元廉价红酒，不难喝，甚至有法定产区认证，喝完上床睡觉，心无挂碍，不去管第二天的宿醉。每天750毫升应该构不成酗酒，但我明白，酒精依赖终究是轻度忧郁症的表现。

在喝酒这件事上我很懂得适可而止，原因是缺钱。只要不在盛产廉价葡萄酒的地方我就自动丢掉酒精依赖，因此嗜酒只会阶段性发作，待那一年半低迷期过后，竟然没有声息地自愈了。

这次从金边带回来速食米粉、零食、精油和香薰套装，甚至在机场贵宾厅拿走两罐可口可乐，却忘了买酒。此前十一天不思酒精，说明需求很低，可是没有料到这个需求深藏不露，伺机而动。我只好说服自己，何以解忧唯有巴赫，不如把《平均律》定义为一种成瘾物，每天限定剂量，节制规律服用，有赖它护送我渡过一劫。事实上，过去的十一天我就是这么严格遵守的，不是做到了依从性良好吗？再坚持三天就能停药。

今天的功课是降B大调和降B小调。席夫在访谈中说过，《平均律》的24种调性都是有颜色的，如果说开头的C大调是纯白（七个音正好都在白键上），那么最末的B小调就对应纯黑。两极之间，《平均律》的旅程还会经过其他22个调性，各有各的色彩：C小调是暗黄，升C大调是亮黄，悲剧性的升C小调变成暗橘色，D大调是闪闪发亮的黄铜金，然后D小调变成暗褐色。这一路还会变幻出蓝、绿、紫（升G小调是暗紫）等，直到刺眼的红色在光谱中出现——A小调。席夫说A小调“痛苦不堪，如鲜血般殷红”。虽然这些解读只是钢琴家的一家之言，却使我大受震动，认识到自己一直色盲而不自知。

今天的主色调是褐色。两个降号的降B大调轻松听完——这是浅褐色的，接下来进入五个降号的同名小调，席夫所说的暗褐色。

调性转换令空气陡然滞重，跨度似乎远超“浅褐”到“暗褐”的距离。降B小调本来是一个罕见且高难度的调，我在记忆中搜索哪些熟知的曲子也采用了这个调，首先想到的是肖邦第二钢琴奏鸣曲中的“葬礼进行曲”，再就是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在我看来降B小调有剑走偏锋的意思，擅长表达曲折幽暗又焦灼的内心世界，《平均律》第一卷降B小调前奏曲和赋格（作品BWV867号）已是勾人魂魄，第二卷降B小调前奏曲和赋格（作品BWV891号）更是全程高能，特别是赋格曲，让我想到黑暗森林与繁复迷宫的意象。

这是一段并不轻松的旅程，好在隧道出口已经在望。明天的功课只剩最后两个调：B大调和B小调，在席夫的色谱中分别指向灰色和黑色。

2020.7.6，隔离第十三天，倒数第三天：B

今日小暑，气温清凉——拜梅雨之赐，暑热的前锋持续受阻。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说“梅完梅了”，真会起标题！

7:52“笃笃笃”敲门送早餐，同时楼上“咚咚咚”脚步从一头窜到另一头再折返，我想象是个光脚男子，刚入住不久，和我不在一个体温群。

11:11，“哗哗哗”大雨，隐约听见楼道里有哭声，听不真切，被雨声盖住了。

今天午饭首次出现毛桃而不是前几天的油桃。

12:47雨停，警车声划过城市。过了一会儿，听见走廊里喷洒消毒剂的“咝咝”声。

《平均律》最末一组曲子听得感慨万千，其中又以第一卷B小调前奏曲和赋格（作品BWV869号）最惊人，它是两卷《平均律》全部乐曲中长度第一的作品，前奏曲和赋格加起来超过12分钟。规模宏大之外，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赋格主题中一次性出现了八度内的全部十二个音，让我明白作曲家不仅以这曲为第一卷画上句号，他还要用它点“十二平均律”的题。

席夫认为B小调代表纯黑，是死亡的颜色。不少音乐学家都把BWV869同巴赫的《B小调弥撒》中幽暗而崇高的开篇乐章“垂怜经”相提并论，我相信BWV869蕴含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很有可能与宗教高度相关，然而我作为世俗中人，只能用世俗的耳朵、在世俗的语境中接受它，让我产生共鸣的只能是音乐中普世的人文主义，而非神学教义。我将巴赫的所有作品都解读为情感的历程，具体到BWV869，如果说B小调为它染上死亡的色调，那么我想说，从这十多分钟的音乐里我能听出“既抗拒死亡又拥抱死亡”的意味，它是一首哀歌，这毫无疑问。曲折复杂的半音结构里，有困惑，有叹息，也有和解。

我很认同米歇尔·莫拉在《莱比锡之旅》里写到BWV869时通过虚构人物克莱伯斯之口说的一句话：“要知道，这首赋格超越悲喜。它在这里，不是让你忘记生活，而是帮你理解生活。”

有人说，隔离快结束时会有焦虑感，甚至关久了就不想出去。我觉得这种情绪是有可能的，但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感谢《平均律》的治愈作用，每天将调性主音提升半个音阶，为荒凉的日子注入“过程”，教我分辨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两种对时间的感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修行工具？

今天是个特殊日子，“坛城”即将归零。我用十二天时间听完了两卷《平均律》，而隔离期仍未结束。张爱玲一掷十年写《红楼梦魇》，心得是“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她的《红楼梦》就是我的《平均律》，只不过“详”这个词我不敢用，我的阅读过于粗疏，也只有十二天而已。

有个无用的新发现：十二平均律竟然与“14”这个数字也有关联。逻辑是这样：首先，BWV869和巴赫后来作的《赋格的艺术》最后一曲有个共同密码，作曲家名字“B—A—C—H”即“Bb—A—C—B”（按德国记谱法，B写为H，降B写为B）被写进了乐谱；其次，如果在字母表中找到每个字母的位置，换算成数字，B=2，A=1，C=3，H=8，就会发现2+1+3+8=14。

这听上去有点无聊，巴赫的音乐中充满了数学，通常不会像一道加法题那么简单。举个例子：一讲到十二平均律的基本原理就会涉及一个无理数“2的12次方根”，其值约等于1.059463094359……

昨天确知爸出院时间不会早于我解除隔离。今天他在护工的帮助下成功坐起来一次，坐了两小时，而且向右翻可以翻过大半个身子，但右腿还是抬不起来，说疼。

23:25听见隔壁男声，每晚这个时间打电话，估计是和不同时区的人通话。

2020.7.7，隔离第十四天，倒数第二天

早上接了两通电话。省驻沪办来电问解除隔离后行程，我答留在上海，对方立刻说，哦那没事了。

前台电话通知明天凌晨5:42解除隔离。我记得5:42是飞机到达时间，心里赞叹这数据精确，嘴上却说：“5点42分是不是有点早？我一般七八点钟才起床。”前台十分通情达理，说：“那你八点半退房。”

我盘算如何打发余下的时间。原计划倒数第二天把第一卷《平均律》完整复听一遍，最后一天把第二卷完整听一遍，没料到明天一早解除隔离，那就没时间听第二卷了。

决定把第二卷也移到今天，早饭后听第一卷，午饭后听第二卷，两卷总长五小时左右，等于把今天当工作日过，为巴赫打一天卡。

当然，我已经打过十二天卡，每天听的是席夫1984~1985年间的录音，今天打算换别的版本，也换一种形式：由听改为看。

几年前已经接触到博主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制作的《平均律》曲集可视化视频，看得不全，这次可以按顺序完整过一遍。

第一卷视频是基于石坂纪美子演奏的钢琴录音制作的，连续播放的话，总时长刚好是一部电影的长度。我拉上窗帘，坐在电脑前认真看这部“动画片”——每个音符的基本要素如音高、时值、力度等都被软件识别转化为视觉元素，映射到屏幕上，只见各个声部发射出来的一簇簇光点、色块和线条不停涌动，互相交织，旋律线与和声在二维平面中得到精准翻译，复杂的复调结构也被解析成视觉语言。对我来说，这部片子一点也不枯燥，马林诺夫斯基用了多种算法，视觉效果有时像音乐喷泉，有时又像星图、萤火虫或水族馆，还有些段落像动态四色地图，总体印象就如看了一上午的音乐焰火表演。

只隔了一天，第一卷结尾处B小调的BWV869好像失去了一大半悲剧色彩。黑色背景下，代表四个声部的黄、褐、紫、红色光斑沿时间轴匀速前行，闪烁明灭。这幅图景不再让我想到席夫说的黑色与死亡，它更像一款电子游戏，看似随机波动，实则根据预设程序运行。二维动画的游戏感消解了声音维度的庄严感。

午间瞥了一眼新闻，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新出炉的作文题已经揭晓：“世上许多重要的转折是在意想不到时发生的，这是否意味着人对事物发展进程无能为力？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我想了几分钟，距离此刻最近的重要转折是什么。

继续看新闻：“未来一周难言出梅。”也就是说，整个十四天隔离期都落在了梅雨季里，我何其有幸，不但有巴赫护送全程，还有雨神一路照拂。

第二卷可视化视频不再采用石坂纪美子弹的钢琴版作基底，改用科林·布思弹的羽管键琴版，音色比钢琴更有复古韵味，乍一听，音乐与我的距离像是被拉远了一个世纪。

我退到沙发上，侧身躺下，隔着距离望向桌上电脑。屏幕缩成了一小块，游动的星图和萤火虫都变得影影绰绰，只有音轨上的羽管键琴声依然清晰，琤琤复琮琮，行行重行行。我的注意力已经跟不上音乐的步履，只觉得一切像在梦里一样。

2020.7.8，隔离第十五天，最后一天

今天没有派早饭。理论上，5:42解除隔离，领盒饭的资格即告终止。

7:42起床，往体温群里发了最后一次读数“36.6”。

8:30，我收拾完行李，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和口罩，静等电话通知下楼。在镜前瞟了一眼自己的形象，就像旅途中寻常的一天，刚结束某地行程，准备退房出发去下一个目的地。

镜中反映出我身后的沙发，过去十四天里喝完的28个矿泉水空瓶，整整齐齐码在沙发背垫上，每个瓶子里有一个用过的茶包。

我想起若干年前在上海遇见的一面镜子。那时我还在北京做着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份工，为一本外刊中文版的创刊做准备。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有个额外福利，可以经常从北京出差来上海，得便假公济私回家看看，探望一下父亲。有一次来上海做创刊前的潜在读者市场调研，上海被认为是这本“高端”旅游杂志在全中国最重要的读者市场基地。在南京西路一栋半新旧的高层写字楼里，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被客户安排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有一面墙是镜子，镜子后面其实是个更大的房间，一开始我没有觉察。调研开始前，客户关掉小房间的灯打开大房间的灯，我才惊觉那面镜子是单向玻璃，我所在的小房间就像电影里见过的隐蔽审讯室或《德克萨斯州的巴黎》里窥看脱衣表演的小隔间，一边能看见另一边，而另一边只看见一面镜子。

筹备创刊的几个月里，我们编了几期假刊，不公开发行，只给业内外一些相关人士审阅，帮助我们改进，以确保杂志质量达到预期标准。编辑部不惜重金从伦敦请来这本杂志的外版退休主编担任顾问。她飞到北京，拿起我们做的假刊，以权威口吻告诉我们，一本好的旅游杂志必须让读者尽可能多地看见蓝色，那是最具诱惑力的颜色——海滨度假的主色调。因此，她期待看见很多蓝色，偶尔可以点缀一些绿色作为调剂。说着，一页页地翻过去：

“Blue！”

“Blue！”赞许地点头。

“Blue！”

“Green！”动了动眉毛。

“Blue！”

“Brown！”瞪大眼睛表示不可思议：“Brown？！”

大地的基本色在这里似乎大逆不道。

假刊也被带来上海征询意见。我们的客户大概专精于操办这类市场调研活动，在社会上寻到一批三教九流的受访者，集中到那个白天也亮着电灯而且有一面大镜子的房间，人手一本假刊。他们不知道镜子背后有眼睛，我们在实时观察监听。

这种群访讨论方式有个专业名称，大概是从美国舶来的，叫“焦点小组”。像这样不惜工本地筹办一本新刊，在我看来也很美式，跟中国人的做事风格大相径庭。

直到今天，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个年代其实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盛极而衰的前夕，只有以上帝视角复盘2012年的那个日子，重新审视那面镜子两边的两组人，我方才回过味来，那个时代的荒诞其实并不亚于今日的荒诞，虽然可能是两种不一样的荒诞。

那次调研，同事们似乎不很在意潜在读者对假刊的反馈，倒是小组中有一位月薪90万人民币的男士让人印象深刻。镜子这一头的我们都把他当稀有动物看，全程注意着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和他说的每一句话。但我事后回想，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个人，而是那面镜子。

很少有机会意识到自己居然处在某种权力的相对高位，那是罕见的一次。讨论过程中，偶尔有人会向镜子这边投来目光，主要是女士，他们不会想到，无心的照镜子之举会使我们这端产生不安，仿佛他们是有意将目光穿透了单向玻璃，直视小黑屋里的我们。

当然，那不过是我们的错觉。只有我们的目光被允许穿透那面镜子，而他们在那边只能看见自己的镜像，哪怕月薪90万也照样被蒙在鼓里。

那次调研过后，有段时间，每当我在陌生空间里遇见大面积的镜子，都会想到南京西路上空的那面镜子。尤其是住酒店时，看向镜子的时候我会想，是否有一双我看不见的眼睛藏在镜子里面，那双眼睛因为与我四目相对而感到不安。处于权力下位者就有这点好，感到不安的人不是我。

等到8:47，电话响了，喊我退房。我背起包，拿上门卡和体温计，这两样东西要退还给前台。开门迈步出去，一眼看见寂静无人的楼道，房门全都紧闭着，半数房间的门口放着早餐盒。他们不仅比我晚结束隔离，而且起得也晚，还没来得及把早饭拿进屋去。隔着口罩，我闻到楼道里有消毒水的气味。

2123房在我身后关闭，我走向电梯，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进了电梯，按下“1”，直达地面。大堂很安静，无人进出，只有两个穿防护服的“大白”守在前台。

我收到一份“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隔离健康观察解除告知单”，这张A4纸左下角盖了两个印章，都写着“新冠核酸检测阴性”，下面写着“2020年6月24日”和“2020年7月3日”。

8:58办完隔离解除手续，转身看到写有“解除集中隔离出口”字样的玻璃门，我推门出去，走进上海。

可是且慢，上海与我还有一线之隔：几米外拦着一根绳子，挡住去路。我正犹豫是跨过去还是钻过去，旁边来了一位保安，瞟了我一眼，解开绳索放我过去，然后马上又把它封了起来。

保安的脸暴露在外，口罩整个拉下来扣在下巴上。这就是何伟在文章中提到的三种不规范口罩佩戴方式之一，叫“手枪皮套式”。

隔离酒店外面的人行道上，我是唯一的行人。走过一个路口，人行道上开始出现路人，一半没有戴口罩。他们脚步匆忙，让我想起今天是工作日，又是高考第二天。我对自己说：终于自由了！感谢巴赫！

现在的任务是回家放下行李，吃早饭，待健康码绿了就去医院探望爸——现在码还是红的，预计要到午夜才能转绿。不知道小区会不会放我进去，假如进不去怎么办？

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今天余下的时间里只有一件事值得一记：中午12:38，体温群里有一条催促报体温的信息我没留意：“2123和2422请报一下下午”。见我没反应，半小时后又发了一条：“@2123请报一下下午体温只剩你一个人未报体温了谢谢”。这次我看见了，连忙回复：

“我已经解除隔离应该不需要了吧谢谢”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编辑提示：

本文共20888字，

阅读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是在芍药居某西北菜餐馆接受黑濂宴请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现实中见面。点菜时，他从最贵的一档点起，遇到相似菜品，也挑更贵的选。两个人，他点了满满一桌。我多次推辞，他才勉强去掉一两个小菜。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人生性豪迈的表现，更可能是某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手段渗透进他的日常生活。我们得以认识的由头是都有从警经历。我已经不在——应该说早已不在——腹地县城的派出所工作，他还在南方某市公安局履职。相比于我当初，他工作的保密性质要强一些。另一个由头是都对文学满怀兴致。眼前的他，无论面貌、声音还是举止，似乎都被这份穿制服的工作归化。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无论事主再怎么推心置腹都无法消除的深沉感，一种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街头和办公室看见对方时，从对方身上领略到的那比迷雾还让人畏惧的东西。他想对我分享一个压在他心底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当初一个人心急火燎地分享给他的。如果不把它分享出去，他就感觉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它不是不能对单位和社区的人分享，只是那样的分享无法达到他期望的回应效果。

黑濂在讲故事前和我探讨了侦查工作与写作的区别：从事侦查工作的人，不乏自由的灵魂；从事写作的人应该灵魂自由，却也有谨慎保守的。不过，即使是最谨慎保守的人，在写作领域展现出的自由度，也要大于一个放纵不羁的人在侦查工作所展现出的。这是由一件事应该有的流程决定的。说着他从提包取出一本介绍罪行侦破艺术的通俗读物（它是由那位把故事讲给或者说托付给他的人推荐给他的，他从孔网花费五元购得，后来我也下单买入），翻到粘着便条纸的第三十四页，指着一段用荧光笔标记的话朗读：综合起来说，侦查工作的逻辑程序如下：获得原始证据-建立推论-根据推论推出结果-检查结果-鉴定推论；在侦查过程中，凡未得到证实的推论要一一否定，直到剩下符合真实情况的，实际上已不是推论、不是假设，而是被证实了的现实。随后他说：而文学创作只有三步甚至两步：获得原始证据-建立推论-根据推论推出结果；或者，获得原始证据-建立推论。也即，只需要有一个迷人的想法并把它显现出来，就可以了。作者、编者、读者就觉得事情完竣。或者说，对事情以如此姿态结束表现出一种谅解。他的说法让我吃惊。以前我从没把侦查工作和写作搁一起考虑，对写作是否应该有核实的程序，虽然有过意识，但这意识一定也不深刻和不能指导实践。可能就是一闪念吧。而他一说，甚至还没说完、只说了一点点，我就了然于心，就拥有关于这方面的全部知识。并且可以说，一下子变得比他还有发言权。“我知道你说什么，就是这回事，我完全同意，”我说，“并且你这也是给我提了一个大大的醒。因为自有写作的念头以来，我的写作就差不多只受迷人的想法驱动，并以它自身的释放为终结。我想这不仅是存在于我、也是存在于大多写作者甚至是大多数人身上的毛病。我们更倾向于从可行性而不是不可行性上去看待事情。只要是在审美、说教、消遣、统战、讨好，以及个人出风头方面有一点赚头，一名作者就敢赴汤蹈火，不避斧钺，根本不管它从客观现实上看合理不合理。”在举了若干这方面的例子（其中包括我自己写的两个作品）后，我接着说：“而且我们不能用小说就是虚构、因而也就有了胡编乱造的权利这样的说法来辩解，恰恰是在虚构当中应该引入证实的纪律。因为构建文艺作品它面临比构建现实世界更重要的使命：通往永恒。在写作中，若对迷人想法的迁就超过对合理性的坚持，创作恐入歧途。谢谢你带来的知识。”

下面是我根据回忆对他讲述的复述。原样复述几乎不可能（哪怕我们对此有着最强烈的愿望），我们在复述时总是以自己的功能、特性（或者说局限）来对要复述的事物进行呈现。最后怎么看都像是我们自己在讲述。朋友，希望你能理解，这就如同我们无法像鱼一样游泳，只能是按照它的方式比划一样。

我和他的关系是看管。一种奇怪的看管方式。既不能用墙、栏杆把他关在里边，又要达到让他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活动的效果。我们采取了一种对外介绍时应该保密的工作方式来实施看管（但也没听谁说要保密，很多公开资料披露过它），总之是动用了一些干部、群众以及可以给予我们帮助的人。他叫二十五号。二十五号日常的生活习惯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方便。他从不多出门，总是到了一天眼见就要过去、也就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才从住的四楼慌里慌张地下来，似乎赶着去哪再不抓紧就迟到了，可就是走到宿舍区外第一个路口，他就变得像根盐柱那样死死停住。每到路口他都如此。是两股通向不同方向的意愿的力分别拉住他，使他动弹不得。无疑他在内心表达了对昨日选择的排斥，却还是重复昨天的选择。有几次这么走过去后，他狠批自己面颊，像在训斥自己：“我对你充满厌恶，充满厌恶，你真让人厌恶！”这样走过五六个路口，他望见高高显露在行道树上方的宿舍区烟囱，宛如猴子望见耍猴人的皮鞭，几乎是无计可施同时也是痛心疾首地回家。我们发现他每天都这样，沿着∞的轨迹出门-回家。途中驻留超过三分钟的场所只有一家水果店（总是在桔子、香蕉、西瓜三者当中选定一种）、一家报刊亭（买一种即开型彩票，刮开同时把它朝空中扔去，发出爽快意义大于沮丧的一声哀叹）、一家超市（常买啤酒、可乐、牛奶、酸奶、果冻、冰淇淋、面条、米糕这些当中的一些）。偶尔也去药房，进一大袋子的药。有一天他舅舅的女儿寄来三条裤子，他说顶多有两条就够了干吗弄三条，我们很是奇怪，因为钱是他表姐出的，他怎么还不高兴呢。他说：“浪费。”

有一天他主动来到我办公室，在我目瞪口呆之际坐下，用一只眼环顾四周，虽然他之前来过这里。我感到双重的吃惊。第一，他几乎像是顺道走访那样随随便便就走到我面前。这说明为他个人铺设的监控网络以及为像他这样的不速之客设立的门禁警戒体系几乎失效。第二，他如今的模样十分吓人，使我意识到他来到面前，不是因为他和过去大致相同，恰恰是因为有很大不同。首先，右眼皮像是被强胶粘住，无法睁开。左眼球则血红。鼻子比以前大，尤其是鼻尖，变成一个肉球。嘴巴张开得像一口煤井（因为牙齿掉得太多）。蜥蜴般的舌头不时伸到洞口。脸色病态苍白，像焯过水的猪肉，泛着油腻。头发浓密得可怕。有一次他嫌热，把那一大把头发往上提了提——他妈的原来是假发！——我因此看见属于他自己的头发没剩几根，尽数濡湿。这一定是病得不轻。我猜他之所以没有离开本地（他完全可以离开，正如我们前边所言，针对他的监控已经沦为形式主义），就是因为疾病发展过快，或者说对疾病恶化到这个程度早有预料。

他开口说话，他这个人才算到齐。怎么说呢，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我反应到是他，他长着这样一副模样（虽然它变异了），这时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和别人一样说话正常的人。等他开口，我才猛地记起他是大舌头。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按理说这不应该，因为我连他橱柜里有多少只碗都记得，怎么就记不住他发声的特点。可能是因为从本质上对他没有兴趣。我们曾办过一个案子，一个男人把一具脸上光光的尸体认成是妻子，而他妻子额上其实有一块杯盖大的胎记。（这位先生也可能是因为心急或者觉得事情应该有个结束。坐在黑濂对面的我补充道。）二十五号的舌头就像短了一截，或者刚被烫伤、刚被锐器绞了一下，这使它要么在功能上，要么在胆量上，无法跟上一同说话的嘴唇的动作。他说“牛奶”是“刘奶”、“厕所”是“撤朔”、“村子”是“春几”。这些发错音的字好比地鼠，总是从你预想的位置附近冒出头来，怯生生地看向四周，然后赶紧溜下去。你休想打得中一个。

“我要沼了。”他说。

“走哪儿去？”我问。

“我可能要屎了。”他说。

我想问他什么时候屎，又觉得不地道。但我想这是我应履行的职责，因而关切地问：“大夫怎么说？”

“我不枕么看大夫。”他说。

“那还是得看哪。”

“人种系要屎的，屎就屎呗。”

之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想把它完完整整地转述给你，但你是知道的，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好比用筛子盛满水去某地，能留下来的一定不多。你只有亲耳去听，才知道他说了什么。

有一个人曾以这种开头——“我永远记得一个我不在场的场面”——引起我对他讲述内容的兴趣，听完，我非但没有觉得他骗我，还认定他的讲述比在场者更有说服力。因为从重要层面讲，这个场面对那些在场者而言只是生命中经历的无数场面之一，对他这个不在场者来说却是唯一。他现在吃穿住行、参加什么工作、组建什么家庭，以及孩子在哪个学区，都受这一场面制约。或者说，他过去一段时间、今天及未来的一切，都是对这一场面的继续。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部，不过是邃古之初那场大爆炸的继续。（当然……对喜欢推诿的人和喜欢感恩的人来说，这种“原因论”都是受欢迎的。这个人无疑是后者，他感恩于务农的父亲在他还在中学自习时背着他做出一个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现在看极富远见——的决定，他们一家像是忽然失踪一样迁离故乡小镇。今天，他检视所有小镇同窗现状，发现无一例外，都寄身社会底层。只有他在教育质量较好的异乡考中大学，逃出诅咒。）今天我要向你讲一件事，它的开头既可以设定为“我永远记得一个我在场的场面”也可以设定为“我永远记得一个我不在场的场面”，它结合两者，或者说，处于两者的交集部分。我们可以定义这一交集部分为“我永远记得一个我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场面”。请你看看我，我人生有很大一方面——至少是在交谈和饮食方面——是深受这一场面影响的。（坐在他对面的我注意到，这时他一次次捏紧双拳，你不知道是捏紧双拳导致他双手抖个不停，还是双手抖个不停使得他要捏紧双拳。阿乙老师，我想起我的一位老邻居，她总是在对人诉说自己不如意的婚姻之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当时我两个月大。白天，我常闭着眼睛和嘴唇。但在乳头或奶嘴凑过来尚有五六公分时，它们早早打开，尤其是嘴唇，张到极限。如果你停住，它还会着急往前送。就像鱼儿通过摆动双鳍把自己往前送一样。咕咕地吃奶水时，我的眼睛像狗一样斜睨着，生怕有竞争者过来。往往是到凌晨，我开始持续几小时的哭闹。是那种闭上眼、露出牙龈、涨红了脸的大哭，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喂奶、拍嗝、抱起来“萝卜蹲”都只能缓解一时。因此即使是我的生母也倍感烦躁。说全卫生院孩子都好就这个不好，很是怀念没生我的岁月。应该说，这都是一个人动物性的流露，或者说一个动物动物性的流露。要到一个多月后，我才出现一些人的迹象，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因同情而紧紧抱着我的人，费力地想眼前的大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总是发出咧咧咧的声音逗我、它要对我做什么，我的脸因痴呆显现出一股奇怪的活力，就像一块任由水滴慢慢滑落的岩壁。不过这可能还是动物的表现。动物（比如科塔萨尔在巴黎见过的美西螈）也会这样直勾勾地看着人，并且转动宛如一台极其笨重的机器的大脑艰难思索。区别在于，这两种动物有一种会通过最后的测试成为人，而另一种停留为美西螈。（但并不是说，我们成了人之后，就只是人。自杀者走向楼顶时是自信的，来到楼沿后却迟疑不决。这里面存在尖锐对抗：他想死，身体——或者说身体的动物性——却拒不同意。这种身体的动物性，也可以说是物种的意志，更多体现在对自己存在的保护上。连草都有这种动物性。草没有意识，无所谓怕不怕，但你发现，它同样会善加保护自己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使自己存在是它存在的唯一目的。）

下面，来看看我所处的环境。小镇地貌西高东低，倾斜幅度不大，基本可视作平地。平地有且仅有一座山岗（处于北部），山岗上还有一块平地，或者说，山岗顶部就是一块平地。卫生院建于有半个田径场大的山顶平地。衔接卫生院和贯穿镇中心的柏油马路的是一段不能说太陡又不能说不陡的百米长砾石坡道。不能排除一些喝农药的妇人最终死去，是因为把运送她的双轮板车连拉带推弄上坡顶，花去太多时间。每隔十来天，就有板车拉着一个翻白眼、冒汗、口吐泡沫、身体扭来扭去的女人出现在坡道上。我们知道人总是容易走神，哪怕是在接吻、开车、演讲、听取重要指示、走钢丝绳这样的时刻。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像山中雾气，你想聚拢它，它从本质上却总是往外散开。只有在运送和自己有家庭或血缘关系的人去急救时（无论此前此后对她是爱是恨），一个人才能做到全神贯注，才能说整个人处在事情当中。他们要么纤夫一般用肩部套住皮带，低垂着身体，努力攀登，要么双手扶住挡板，凭借腿部蹬地形成的反作用力，把板车往上推送。他们想让板车飞一样至少也是徐徐但有成效地抵达终点，它却有如陷入泥地深沟，在原地打转。要等旁边又加入几双助力的手臂，它才往上动一点。但只要一松劲，准又会溜回来。有时医生会提着洗胃的管子和一桶水大步跑下来。有时死亡就在坡道上宣布。于是我们看到非常灾难性但又不失滑稽的一幕：他们打量着尸体，想要对它表达点什么，最好是能呼天抢地，却发现自己只是掏出香烟，点着了自己的还去帮别人点。有一个人说：“还能怎么办呢，不只好再拖回去？”我记得一个德意志笑话。犯人被带去绞刑场时抱怨天气太坏，陪同的传教士说：“你还抱怨什么？你只要走一趟，我还得在同样的天气在同样的路上走回去。”这些曾不假思索地投入抢救的亲属看着尸体，难免也会咕哝：“你是好了，一了百了，我们还得抬着你的尸体回去。”他们就像卖淫人空荡荡地出售肉体一样空荡荡地拖着尸体往回走。之后有一种认知——“毕竟一个人并且是亲人死了”——袭来，让他们感觉凄凉，有点想哭，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害怕死者娘家过来闹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些。它对我要讲的事毫无益处，只会分散咱俩的注意力。

在坡道中间靠上位置的西侧，有一溜朝向并不总一致的平房。沿着那条由人足走出来的路（它像是从主干伸出去的一根枝条）走到最深处，就是我家。人字形的屋顶盖着几张由砖块压住的石棉瓦。前后墙各有一扇窗。前窗里面订着一张印着恩格斯画像的胶版纸，外面订着尼龙纱窗，都用订书钉订。后窗嵌着玻璃，缺失处蒙以薄膜。前门墨绿色，长宽比三比一，可能是邮电所扔的，由六块木板接合而成，上面第二块木板缺失，于是找来一块废弃的板子裹以化肥袋，从里面用长钉钉好。没有钉进去的钉身被敲成钩子，用来挂篮子和衣服。后门是一扇小铁门，通往竹篱笆围起来的菜园。菜园一角砌了一口灶，怕它被淋着，又在上边搭建棚子。黑教哇，为了让你对我的出生地有更好的理解，请你往我刚刚讲到的一切室外之物倒上灰，尽情倒，大胆地倒。这些灰就像积雪一样压在物体上，使得其中一些轻而柔韧者不禁弯曲。想一想，用棍子戳动这些重叠覆盖的东西，会有多恶心。我有一位朋友从边境以南的地方独自旅行回来，讲到他借宿荒寺，和一名蠕动的银屑病人也可能是鬼试图交合，在浓重的暮色中他摸到自己最不想摸的东西。“指尖像是擦到比松果还要硬和脆的灰球。”这是他的原话。我还要请你在这样的环境的半空加上一层化粪池的臭味以及一团可谓群魔乱舞的蠓子。只要你出现在这里，这些蠓子就会不断地在你的头部降落起飞。一只手别想把它们赶干净。

室内则一尘不染。室内一定有一些东西，比如摆放在墙角的米缸、立在有些危险的课桌上的煤油灯与手电筒，以及搪瓷盆、热水瓶。我无意详述。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说到刚刚那些室外之物，我们兴致勃然且深感其必不可少，一旦触及室内之物就趣味索然，不觉得它们多重要，有时还认为是妨碍。是不是因为前者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个性的东西而后者不能？或者，物品在前一种情境容易被看作描述的主要对象，而在后一种情境只能当作背景？我们当然也可以对背景进行细致刻画，但不代表它就比一笔带过有必要。黑教，如果我们在剧院看戏，这台戏反映的是宫廷的事，那我们肯定不想舞台布景过于生动逼真是不是？可以再看看油画，如果我们看的是一幅描绘道路、桥梁或山峦的画，它们不可能不被精细呈现，但如果我们观赏的是像《蒙娜丽莎》这样的作品，这些事物就只能被“推到遥远的深处”。黑教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谈这些吗？你对我并不好。或者说即使你想对我好，出于工作考虑，也不便对我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找一个像你这样具有深刻对立关系而不是那些连命都可以为我牺牲的人倾诉吗？（坐在我对面的黑濂说：“阿乙老师，他并没有说答案。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但在我实在藏不住这个故事——就像一个人实在无法用围裙兜住接满的水——要把它移交给别人时，我一下理解他为什么会找我了。我想来想去，只能找你，而你在我的关系谱系里只能算是一个遥远的人物。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或者说迹象把我们联系起来。就像活佛并不通过所有人而只是通过一个和他一样特殊的人转世。”）下面，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画面：室内的整体是灰色调，然而在中心部位却有一点光亮。这是因为那里坐着一个皮肤白得既让人恶心又让人担心的男人。就像阴雨天从街道走过，银杏树金黄的叶子使某块区域显得光明。那是一把打给小孩子的方凳，大人去坐，从物理和情理上说都不合适，他却坐得安然。他被剃了寸头，穿着有四个袋子的黑褂、软塌塌的灰裤子及一双布鞋。他的一双手特别大，像是颤抖的巨禽落在微微并拢的大腿上，有时这双手的某只会痉挛性地抬起一下，复又落于大腿，并被另一只手有力地握住。他身体略向前倾，眼睛直勾勾看往地上某处。不应该说看，因为他的目光虽然落向那儿，他却并没有看。说起这低垂的眼神，就像有人——这样的人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沿着尺子在他面前划了一根横线，严禁他的视线越过它，从此他果真不越过它。他的嘴唇自张开后就忘记合拢。在他身边是一张深深的摇篮。我们看不见里面的婴儿，却知道他存在。并且知道他存在于这个世界却对这种存在缺乏意识。人们让这个大人在这儿看着婴儿，不如说让他们一起在这儿被看着。

我的父亲是一名半精神病人，或者说间歇性精神病人。那天，我少于念书的母亲用扫帚把我父亲赶到摇篮边。他凄苦地望着她，恳求她，后来还是乖乖坐向小凳，凝视地面，念念有词，念到某个词的一半时（比如会字只读到 h）嘴唇停在那儿。“看吧，还是阿纸能治你。”我娘说，推门而去，要把挎着的一篮笋子均分给高邻。她以为只会花六七分钟，实际离开六七十分钟，最终是因为我爆发出只有被杀害才会爆发出的凄厉喊叫才使得她回到那几乎是漆黑的屋子。而她后来在讲述这件事时还认为自己只出来五六分钟，那些和她单独聊天就超过一刻钟的邻居也作证说她出门只有四分多钟顶多五分钟，正要回去的。

父亲所以疯掉，流传的说法是因为碰倒单位的电视机。我们知道，矗立在室内一角的电视柜往往是没有柜门的，但在搁电视机的最上一格，会装一扇活动门板，方便人们在不看电视时把它从镶在顶板内侧的轨道拉出来，遮挡电视机。要看了，就把它推回轨道。（存在一种心领神会，比如我俩素昧平生，因为常年都在某店喝咖啡，就算认识。我们虽未交谈过，在另一场合遇见，还是要点头致意的。卫生院的人，或者像在卫生院这样有一个电视柜并且柜子上安装活动门板的单位待过的人，可能会在别人说“那就像别人要来看电视了还把门板拉出来盖住电视一样多此一举”时不觉得突兀，尽管他们在生活中从来没这么说过和听过。黑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和你分享这个，它几乎没有价值。很可能是我不舍得放弃这个可以卖弄的机会。有了欲望而不释放，我们就瘙痒难忍。据说古时中亚有一位国王，一共杀了八人，六个都是因为再三忍不住说老爷您可长得真像一只把头不断往外抻的乌龟。）我父亲这天去职工活动室打球，刚走的看电视的人把电视机拉出来拍打又不推回，致使其一半悬置在空中。我父亲球技不佳，但态度认真，轻轻一挡的球，也花十分力气对付，认为不如此，就达不到锻炼效果。他对空间的利用是那么充分，使得他不可避免地和身后电视柜发生碰撞。他没有发现电视机有一半露在柜外，可能和他迫不及待要与对手一决雌雄有关。电视机栽倒下来，从此再不显像。赤脚医生出身的院长心急火燎地赶来。我父亲是他暗自嫉恨的人。不是因为我父亲对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在群众和上级那儿，我父亲比他受欢迎。有一次打分，满分是五分，他三点一分，而我父亲是四点八。最终他等到这一不容有失但毋宁说也不容易有失的机会。黑教，虽然当时的人们对这台电视机所持态度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拍击时不惜下狠手，但它其实贵重，抵得上今天一台进口CT机。自忖已调查清楚情况（或者说自忖已坚持到调查完一件事情所需要的时间），院长严肃地说：“你赔。”“为什么是我赔？这难道是我的责任吗？”我父亲如此激动，不全是为了推卸责任，主要还是想抵御自己作为一名受尽溺爱的人所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处境：被问责与处罚。“不是你的又是谁的？”院长说。父亲接下来的辩护，与其说证明自己无罪不如说坐实自己有罪，同时让那些关键时刻想给他搭把手的人深感被背叛：“为什么这块活动门板没有被拉出来挡住电视机，走的人为什么不关好电视柜？”“为什么把电视机拉出电视柜又不把它推回去？”“这台机子是哪一年买的，早过了使用期限，可以报废了吧？”“归根结底，这是我一个人的错吗？”接下来，这位叫汪炎生的仙姑台人民卫生院院长像斗牛士一样，把我父亲逗得筋疲力尽。直到他认为事情该有个结束了，才让它结束。一口鲜血嘣的一声飞离我父亲口腔。

不过，这样的说法缺乏证据与逻辑支撑，可能是因为人们在道德上有了某种期望，从而创造出这样的事实。我们知道，在道德方面，既得利益者——比如富豪、美女、白人以及像院长这样的官员——总是吃亏。他们容易被视作罪恶的根源。（一些人习惯把自己定义为弱者，通过这种定义，他们自我授予绝对的权力，肆意审判他们心目中的强者。有意思的是，在“判决书”里，他们处处表述那些强者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人，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甚至无需动手，仅仅因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就足以使自己形成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事实。）准确说，疯癫起始于父亲在工作时的一次——我们可以说是致命的——恍神。那是个简简单单的日子。我父亲正在做一台他之前做过多次、已证明自己完全胜任的手术。当他和学徒按部就班切开患者腹部，在那里打出一口小井，好找出坏疽予以剪除时，一个空前未有的想法以光速之姿闯入他的脑海：他可以一刀插死他。而且，相比于我们主动萌生的想法，这样意外闯入的想法，对行动具有可怕的粘带力。我父亲的手也差不多把刀举起来，准备深深插进去。这太邪恶了。我父亲就是看见自己像刺客一样卑鄙而专注地凑近患者后，吓得连连退步，一把撞倒后面的椅子。……父亲坐在木椅上，用一对拳头敲击深埋下去的头，试图从可怖的状况里走出来。意识到手里还握着那把装了长柄的手术刀，他厌恶地把它甩向地面。因为刀上血污与胶皮手套黏连，甩了两次才甩脱。到了不得不去把这台手术做完时，他才返回。可恐惧仍然存在。他叫学徒夹紧坏死的组织，自己做了几趟深呼吸，才算把它绞断。在这过程中，他伸直身体，把脸扭向一边，不去看它。这让我想起新手电焊工，会后仰身体以避免火花溅到自己。跟着的消毒、收线、缝合，就在他惊魂未定的指导下由学徒完成。一周后，他成功完成另一台手术，院方和他自己颇感欣慰，觉得顺利走出阴影。但在随后的又一台手术里，他再度表现异常。他凭空剪了几下剪子，以测试其灵活度，在这过程中，他只是看了眼待引产者的腹部及雨滴般饱满、娇嫩的乳头，就差点昏倒。从他头部和脖子分泌出大量油乎乎的汗液，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分泌。眼神因慌乱到处乱蹿。受应履行的职责逼迫，他迈开步朝手术床走去，天哪，那一双腿好似抽筋去骨，不自主朝下软。并且每走两步倒退一步，或者每走一步倒退两步。走路是一个人幼时就会习得的技能，一旦习得，就放心地把这一职能交给双腿，任凭它们迈来迈去。你听说哪个成年人还需要重新学习走路的？哪怕是骨折过的人。可我父亲却像一夜退化回去，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了。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协调自身各部分以完成前行的任务。他每走一步都像是故意走错，故意这样没谱。不久他爬在地上。因为父亲掉链子，手术推迟，孕妇被其亲属抢走，胎儿得以保住。因为心里始终不自在，胎儿父亲杀了耕牛，用它去抵孩子的命债。

应该说这次创世性的侧滑或者说跳跃，使得父亲明白，他不可能再由“理性”独掌，在自己这所房子里还居住着“放恣”。我们不能说后者是新闯入的，它在此的存在可能比前者还久远，只是早早被收服并隐匿，是这次恍神使之复苏。且来谈谈这熔铸了黑暗、死亡、破坏等物质个性的“放恣”的惯常行径：每遇见一个物体，都掂量它是不是一件趁手、具有效率、能对缺乏有效防备同时脆弱的肉体完成致命一击的工具，就像意淫狂，急不可耐地在万物中寻找合适的阴道。一位灵感的大师。然后……操起这新被点化的工具行凶。具有光明、生命、秩序等事物德性的“理性”有责任在这一过程中站出来，对这一罪行予以制止和取消。设若它不做出反应以及虽做出反应却不能扭转“放恣”对事态的控制，那么留给我父亲这名外科医生的，将是无可挽回的堕落。从今他连猫和狗的待遇都得不到。甚至比那些因杀人而判刑的人还要等而下之，因为他们只是杀人，精神并没有不正常。[坐在我对面的黑濂说：阿乙老师，二十五号跟我解释为什么“放恣”会心潮澎湃于那些具有一击即中性质的物体，因为它考虑到在和“理性”斗争时，必须做到兵贵神速，不能让后者有充足的反应时间。这些物体包括剃刀（它能瞬息切下耳朵）、烧红的橄榄树干（它能瞬息刺入眼球）、火锅汤底（它能瞬息烫伤人脸）、菜刀（它能瞬息砍人甚至斩首）、水果刀（它能瞬息刺入心脏）、五升桶装水或花盆（它能瞬息从高楼抛下）、卡车（它能瞬息把人辗死）、硫酸（它能瞬息使人毁容）、屠宰气动螺栓枪（它能瞬息击毙别人）、球棒（它能瞬息击碎人后脑）、起子（它能瞬息捅穿太阳穴）、锤子（它能瞬息敲瘪人头骨）。像铁丝、树枝、石墩这些，虽然也能致人死地，但因费时耗力，也就使人提不起兴致。另外，所以提到肉体必须缺乏有效防备且脆弱，是因为它能最及时地应和这种攻击。一个人身强力壮、披坚执锐、时刻警惕地望向四周，那么我们手里即使有枪，也难以形成杀戮的冲动。]在这场战争中，“理性”一开始是自负的。它以为只要按自己计划行动——比如深呼吸、冷水洗脸、改善饮食、呼吸新鲜空气——就能轻松获胜。报应随即到来。（我怀疑就是我父亲这样的医生，也犯有我们常人喜欢犯的讳疾忌医的毛病，在问题一开始出现时宁可认为它不严重。）不过，即便后来它对“放恣”隆重对待，其实也办法不多，甚至可以说束手无策。原因在于：当时的医学及医疗机构不注重精神卫生的研究及知识普及，特别是在基层；父亲因强烈的羞耻感，也更愿意通过自己而不是同行来寻找解决方案¹；他体内滋生的这一病灶比别人来头更大，我们不能说医生就不应该具有这些，有的医生得的肿瘤还是别人几倍大呢。后来，“理性”能做的就是对可能发生的灾祸进行预防（比如绕开可能的凶器，或者把它们拴住、锁好，有时还让母亲绑住他双手），以及追在“放恣”后面对它的恶行进行扑杀。过去，“理性”是父亲在社会功成名就、获得广泛尊重的推手，现在却成为一个不得不全天候看管自己的苦力。终于，在力不能支时，连它自己也渴望对方获胜。有时它确已放弃，只是对方没有察觉到或者正好处于平息期。有时它力已罄尽，仅靠了一些惯性的东西撑持，才不至于使局势倾覆。溃败在所难免。为了推迟末日到来，也是为了给可能的光复争抢一点时间（真不知道这样的争抢还有什么意义），“理性”决定向“放恣”开放一些可供后者作为的领域。一天，当他听说一条狗咬伤一名学童，显现出一种当时人们感觉有点过度但寻思他是医生能洞察问题本质因而就是过度也一定过度得有道理的义愤填膺。他一只脚踩不知道是谁的半高跟鞋，一只脚光着，在正午滚烫的柏油路上一瘸一拐地奔行。人们以为怎么也不可能追上那条狗，他却须臾即至。但见他把挽着的白大褂往狗头一罩，单腿跪地，勒住狗头，用手术刀只一抹，就抹开它脖子。据说没哼一声，一股细长的血有力地瀌击地面。之后，他又处死一批猫和狗，理由是“它们是潜在的传染源”“人一旦感染狂犬病百分之百致死”。这方面遇阻后他又去消灭蛇、鼠、麻雀、壁虎之类的生物。他以为可以通过明修为民除害的事迹，暗度杀戮无辜的疯狂，即或有人就他的精神状态提出质疑，他和支持他的人也有充足余地去辩护。他以为他还可以是小镇最权威的医生。但其实人们或先或后都看出他已经疯了，一些动物也知道。

有人劝过我妈妈，要注意我爸爸，特别是在有孩子后，她嘴上说“我多谢你”，神情却强硬表明，这事绝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她也搞得掂。乡下人比城里人简单，但乡下人有一种城里人缺乏的本领：把场面话和心里话一起到位地说出来。但这或许正是他们所以简单的表征。我想她不是不知道我父亲已疯得厉害，她不承认这一事实，是因对它厌恶和痛心。她有意认定他只是出了点麻烦，“可能工作太累，需要休息休息”（这和单位暂停父亲工作给出的说法意外一致）。另外，当前的事实——他毕竟还没有严重伤害家里的人和物品——也助长她自欺欺人。现在没发生，似乎就可以担保往下也不会发生，或者说，这一刻没发生，似乎就可以担保下一刻也不会发生。她并且认为，即使父亲发疯，那也疯过头了，现在那股疯劲和他的身体一样，处于肉眼可见的衰竭之中。“你看他脑子空了，什么都没有。要不是脑子空了，人不会呆成那样，像根木头一样。你推他往左他就往左转，往右他就往右转。”有时她这样说。她不知道，在父亲看似痴呆的外表下，隐藏着“理性”与“放恣”激烈的战斗。正因为内在战斗太过激烈，外表的一切都被掏空或者说停息。在那场战争中，“理性”面临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那种压力：“对方可以输很多次，我们却一次也不能输。”后来母亲为自己的颟顸领受我舅舅飞踹，落下内伤。这样的颟顸不仅包括她一贯不把父亲疯癫当回事，也包括她当日甚至比邻人晚赶到现场。

一声由我发出的喊声震动屋顶、大地和附近。它分贝很大，但不能说尖利，这是因为舌部受伤既导致也在影响和污染它。此后很快变弱。人们听出不祥，一颗心猛然下沉，又咚咚直跳。他们加快步伐，像流水一样经过沉迷于闲聊的我母亲，朝我家赶去。要么是他们喊：“艳坤嫂，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呢？”要么是我母亲问：“你们这是做什么去？”他们说：“我听到你们家孩子喊，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可能的，”我母亲说，“我让我老鄢在家看着的，一步也不能动。”他们撞开虚掩的门，挨帮挤靠的，从黑暗中辨别出如是景象：我已经昏厥，血还在从破损的舌部渗出，导致头部歪来歪去，我父亲抓着沾血的鱼头剪，情绪激动，一双腿打抖。他们慌张地在屋内奔跑，有的去拉那盏作用可能是吸引蛾子而不是照明的电灯，有的去找纱布试图给我止血，有的说直接上云南白药，要是这儿没有就快去卫生院找，有的说谁家有快去取，有的说问鄢医生自己他家不可能不备着鄢医生你知道云南白药的药粉在哪吗但未获回应，有的说来不及了直接上灶灰吧，有的说不管怎样先把孩子抱起来以免血把他呛死，有的说既然抱起来就把他直接抱到卫生院去你们谁找到药粉就赶上来半路都是可以处理的。我母亲赶到时，跪在地上，双手展开迎接抱着我匆匆走出的邻居，在后者走过后又跟着转身膝行。这动作让我想起那些做客的姑爷，他们想帮忙却无从下手，只能在别人端菜过来时展开双手虚接，以防盘子掉落这种概率极低的事发生。“我要去捕鼠，可恶的老鼠，万恶的老鼠，你瞧，这剪子上还有一根鼠毛。”他说。（他想以此来躲避这灾难性的事实，坐在二十五号对面的我说。）很可能。我曾经谈过一任女朋友，她的母亲是一个极其逃避的人。据这任女朋友讲，她小时候走失，她母亲慌张，但不是为她走失，而是为自己将要受到的责斥。她母亲跑回家打上满满一桶水，蘸湿拖把，将家里拖了六七遍。她父亲回来时，她母亲这么说：“难道家里不用打扫吗？不打扫得有多少病菌啊。全都带到肺里去。”有人质问我父亲：“都这时了，还去捕鼠？”我父亲闭上眼睛，泪水倾巢而出，回答道：“是啊，去捕鼠，去捕万恶的老鼠。”那人猛地一推我父亲，说：“我真服了你这么想，你把你孩子舌头剪了，罪其一，剪了不救，罪加一等，还要去捕鼠，我真服了你。”我父亲拧紧眉头，似乎在为自己受的这一诬蔑性判决愤慨，接着平静下来，任由对方推搡。我想，他虽不承认伤害我——要么是顽固地不承认，要么是不敢承认——但一想到自己究竟也没有尽到看管的责任（而这和他主动伤害我从罪孽上说相差无几），也就任由对方处罚。所有未跟随去卫生院的人团团围住他，争相指斥，互不相让。他们满以为这样声讨的话会像活水一样层层涌出，可一会儿就枯竭了。在两个人意外地同时说出“该死”二字后，他们伸出指头，直戳着蹲在地上的父亲，齐喊：“该死！该死！”在父亲站起身准备大步走进茫茫黑夜时，他们让自己吃惊地闪开一条甚至可以说过于宽阔的道路。总不能打死他对吧。我父亲就这样离开家。有人认为他到了时候就会像条狗一样归来，有人说他真的捕鼠去了，要不然现在老鼠不会这么少，他一定生活在附近，以这样的方式参与我们的生活。有一天人们在水沟看见十几只油黑的硕鼠在翻捡食物，于是这个人又说，这说明鄢医生转战他乡了。黑教，依我看，老鼠从来没有多也没有少，它们该繁衍多少只就繁衍多少只，该死亡多少只就死亡多少只。妈妈比小镇人更早适应没有我爸爸的日子。人们常来安慰她，其实毫无必要。你不来也没啥，来了她还得白出一顿眼泪。

几乎一懂事我就明白自己在体制上的缺陷：没有父亲。每个人——包括那些年龄比我小的——见到我都煞有介事地点头（这种无声的表示洞察或领悟的姿态比肆意嘲笑还要侮辱一个人）。很长时间我都没有适应这一事实。黑教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裸露着下半身走路，凉嗖嗖的。或者感觉心里很大一块空荡荡的。我对他归来的渴望是惊人的，但在某一天，我发现自己其实很难应付他万一归来的局面。……有些人，一旦从生活中长久缺席，那么他归来甚至不如一个死人、一个可恶的长满瘤子的邻居。他带来的是某种不安的东西，是他在别处受的教育、熏陶、驯服、指导和指派。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怎么看待我们。不知道他隐藏了什么计划、目的以及疾病。即使他什么也不对我们做，仅仅是陌生也够我们受的。有些东西一旦撕开，就永远撕开。去看看电视寻亲节目，当拐卖的孩子被找到后，他们脸上显现的是被打扰的惊慌和痛苦。最终，父亲以入梦的方式回归。他戴着黑色礼帽，穿着黑色大衣、裤子和皮鞋，手提黑色皮箱，站在面前有一团光的阴影里。他可能跋涉很久，甚至跋涉十几年几十年，才走到这里，只要再走几步就可以贴近我，可是出于对规矩的畏惧——这规矩以一道分开光明与黑暗的线体现——他就站在那里。两腿笔直。并且始终没有开言。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这一次来者也没有显现面容和声音，但我一下感觉就是他。是的，是他。他确切无疑地站在那里。在我们之间有一股只属于血亲的情感的电流在流淌。他殷切而贪婪地看着我。直到某个东西轻轻拉拽他一下，他作为一个完整的物体才像烟一样散失。我撒开腿去追。我来到广阔的空间，所见无非还是我们这个世界，河流、田野、山脉都和原来一样。

这次梦见使我有机会重新思考这件以我为受害者的事，这件我在场却仅仅以动物的知觉在场的事。我对着镜子伸出舌尖反复端详，有时也抚摸，越来越不确定那丑陋的疙瘩就是由剪刀形成的。另外，我想父亲如果使用母亲做针线活的利剪伤害我，可能更倾向一把扎入我眼球，而不是弹我面颊好骗我打开嘴唇再去剪舌头，这样太费劲是不是？像我父亲这样天生嗜杀或者因强迫症而变得嗜杀的人一旦打定主意伤害别人，一定会优先考虑程序最快、程度最深的那种。就像他们用锤子一定是敲人后脑勺而不是背部，用腿一定是踢人下身而不是屁股。你觉得我说得对吗？或者直接用剪刀剪开我脸或划破我脸。你有没有想到，表面看来是因果关系的这组事实——我父亲手持剪刀和我舌尖受伤——只是一场巧合呢。或者说它们之间构成因果关系，但这种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呢（是我舌尖受伤导致我父亲拿起剪刀，而非我父亲拿起剪刀导致我舌尖受伤）？亚里士多德说：“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父亲剪开我舌头这件事非常可信，却没有发生，我父亲没有剪开我舌头这件事非常不可信，却是事实呢？（如果不是你父亲，那请问又是谁？坐在二十五号对面的我说。）对喽，他们也是这么问的：如果不是鄢医生，那请问又是谁？问题出在“是谁”上，我们在说谁的时候想的绝不会是牛、羊、猪这些动物而只能是某个人。而这样自然而然——实际不经推敲——的问法也直接导致我们的思维被限定在某个区域内。因而即使凶手反复出现在面前，我们也不会意识到。这是什么呢？（灯下黑？我说。）……对。侦探小说家切斯特顿提到隐身所以存在，并非因为该人拥有神奇药水，而是他被人完全忽视。他写了一篇小说：凶手假扮邮递员进入大楼，杀死人并把尸体装入邮袋扛走，门房及附近炒栗子的却说没人进去，侦探说那只不过是没有你们所认为的警方要找的那种人进去。同样的，当我们在公司走廊谈论商业秘密，又怎么会想到保洁员在听呢。有一部电影反映的正是这个。还有，当我们在出租车和亲信说一些不可外传说的话时，不可能提防司机吧。我怀疑你们会把司机发展为线人。即或不发展为线人，也会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鼓励他们上报一些特殊信息。是这样吗？（不会的，坐在二十五号对面的我说，不要草木皆兵。）……那时候老鼠太多。多到我们对它们的存在倍感习惯甚至它们没有出现就觉得缺点什么。它们活跃在菜地、厨房和屋顶，有时撕破纱网进入搁放剩菜的碗柜。小镇上年纪的人有一些是吃过鼠肉的，他们不是没有忌讳，而是没有选择，在连土和树皮都要吃的年代，能吃上鼠肉不是福分么？并且吃过后，觉得它比猪肉紧致鲜嫩，烧起来也特别的香。有人甚至食鼠成癖。（你让我想到一个法医学的词：恋粪癖，我说，在吃不上饭的年代，有人受狗以屎果腹的启发也吃屎，后来生活改善，这一习性仍保留下来。不过，我认为迷恋仅仅因为事物免费。不花钱，所以心中欢喜。）我父亲对老鼠是厌恶的，但似乎也没办法，我们那片平房因建在荒坡，很多垃圾倒在附近，更容易招引老鼠。我推测是一只老鼠咬破我的舌尖，惊醒我沉湎于思考的父亲，他取来剪刀（或者剪刀当时就在手上），追上去，扎中来回乱跑的它们的一只，或者把剪刀投过去，刺中某一只，剪刀上的血是老鼠的。父亲就是父亲，在永远保护他的孩子。父亲不可能杀自己的孩子。我这里有一本苏联人写的书，是关于你们这个职业的，里边提到一个案例，我觉得我的想法得到它的支持。你看看……就是这里，你当然可以拍下来。

我最后一次回出生地时，开着一辆报废的老解放，载着几十桶金龙鱼油。小镇几乎空了，在道路远处能望见的原本巍峨的卫生院，只剩残垣。到处是乱丢的东西，有的弃在马路上，有些看起来还有价值，拾掇拾掇就能用。从这些遗落的物品看，应该是有人想带上，却因别人呵斥——“走哇，都什么时候了”——不得不放弃。想必是遇上什么急事，譬如洪水或瘟疫来袭。卡车停在坡道半途，轮子后塞了石块。我把油两桶一拎，一一拎到家前。墨绿色的门还在，上边挂着一把锁，但门旁的墙有一半空了，从那可以跨进屋。窗户及充作屋顶的石棉瓦掉落在原本光可鉴人（我在那里来回爬行过）现在蓝瓦瓦的的地面上。能看见的事物不是结着蛛网就是长满霉斑，包括我母亲的遗像。菜地长满草，隐约还能分辨出灶台与棚子。我无数次听过那里发出咣咣的声响，是铲子在铲锅。也听过风找准一小块薄膜反复吹的声响，吹得扑扑作响。我妈妈的娘家在一里外小镇上，他们欢迎她住回去，为此清出一间大房，她不肯。她想保留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卫生院家属身份。我把油洒向房屋，点起火。在听见一只空瓶子发出沉闷的爆响后，我走向小镇。一名不知年龄的老妪走出来。她不认得我，正如我不认得她。她说话喜欢把没有扶住拐棍的那只手向空中挥舞。她说：“烧得好，一起都烧掉，留着做什么用，你还有洋火和油没，把我也烧了。”这里的天总是灰茫茫的，不见太阳，让人感觉像是浸在漫无边际的麦乳精里。这样的天气每天催着人大哭。现在我给这样的天气添上一股浓密得就像是由火车头喷出的黑烟。

阿乙老师，他起身离去时，我一边打电话找人一边请他稍等。电话挂掉后，我追上他，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他看看它，闭上那原本也不怎么睁开的好的眼睛，点了两下头。以示感动。因为靠近门口，我把他脸色看得更真切。现在想一想都不舒服。因为我看见的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具做过遗容整理的尸体。情况就像他说的，时日无多。我对着他做了一个乐队指挥的手势，说：“伤。”

他说：“桑。”

我说：“伤。”

他说：“桑。”

我说：“诗盎伤。”

他说：“四盎桑。”

我说：“悲伤。”

他努力说：“悲桑。”

我说：“你听不懂人话是吧，悲-伤。”

他着急地摇头。

这时实习警员来了。他也对他说：“悲伤！”他继续着急又歉疚地摇头。我叫实习警员送他回家，并且拍照显示送到。后来他如约死亡。一时找不到人处理后事，只好通知民政部门。无主的骨灰瓮七八尊一起，搁在纸箱。你看看这本书，就在这一两页，记载有一桩离奇的案件。你现在看。要不是贴了一些便条，并用荧光笔划出很多重点，我可以送你。当初他也是这么对我说：黑教，要不是做了很多笔记，我可以送你。……舌尖是老鼠撕开的，这样的说法在心理冲击程度上不亚于一个疯子亲人行凶，甚至超过（我怀疑他的邻居、亲人没有做这方面推断，原因之一也是它太过恐怖），但从荣誉层面和个人情感层面看，它却能给我的这位监控对象带来不菲回报。它虽然不能摘掉他父亲是疯子的帽子，却能帮其洗脱杀人恶名。既奇怪又现实的是，因为父亲离去，其杀人的名声一直由他保持着，尽管他恰恰是他父亲所杀的对象。人们不会对他这个受害人寄予过多同情（特别是在他长大后），反而为他继承凶手的血液心生厌恶（这厌恶一点都不笼统，而是具体）。就好像杀他的是他。我还没说仔细，朋友，应该是，人们通过他父亲剪开他的舌头，推导出作为他父亲儿子的他也会剪开他们中谁的孩子的舌头。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他们的认知一直骄傲而顽固地停留在这一层次。因此，老鼠咬人的结论如成立，洗脱的就不单是他父亲的罪名，也有他可能杀人的嫌疑。并且，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能成功说服别人他父亲是被冤枉的，那么他父亲发疯这一事实也会得到重新审视。人们会将之视为疯癫程度较轻的疯子，而非那种杀人放火的极端型疯子。你定然注意到，一个疯癫程度较轻的疯子，人们对他的接纳程度要高于那些正常人中不好惹的人。他或许还会像小丑或痴呆症患者一样，因为给人们带来愉悦而受欢迎。这里存在一个心理错觉。（这时他用笔在上菜单背面画了一个图形。）请看：

你会不会觉得上边那根横直线长于下边那根？实际它们相等。所以产生长度不一的错觉，是因为它们被投入到不同的情境中。他父亲是一个在疯癫程度上恒定的疯子（即使他发作时间不固定，我们也可以说这种间歇性发作的精神病人是恒定的精神病人），我们把他投放到不同的语境中，他的疯癫程度就会在人们心中表现出不同。当他和杀子这样的事联系在一起，他就是一个超出他恒定疯癫水平的疯子，当他和杀子这样的事没有联系且表现出护子举动，他就是一个低于其恒定疯癫水平的疯子。……同理，人们在调低他父亲是疯子的认知的同时，也会减缓对他成为另一个疯子的担忧。……把一个好的名声，或者说一个不那么坏的名声yíng回来，对一个家庭来说极其重要。（我不是很清楚你说的yíng是迎接的迎还是赢得的赢，坐在黑濂对面的我说。）你这么一说，两个 yíng都是可以的。名声和肤色、出身、级别一样，决定社会如何看待一个人，以及一个人如何看待社会中的自己。想一想，有的人死去多年，他的子女还在为他的平反奔波。想想这种执拗。我们只有变成他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能想到，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一条大鱼的骨架没有经济价值，出海的老人还是要把它拖回来。）从二十五号个人的日常体验说，他也不用在刷牙、吃饭、说话（特别是在被人注意到是大舌头）时，总是想到舌头被父亲剪开的场面。 我多次注意到，一提及舌尖，他就会突然低头，眉头紧蹙，并且微微震颤。他不能排除，他父亲是冷静地打开他的口腔，把剪刀伸进去，一刀剪开它的。他没办法不想到父亲对作为他父亲的厌恶。……今天，我们很难通过他舌头的状况回溯它当初受伤的情况，匆忙且夹含诸多错误的处理，以及该部位组织在岁月里随波逐流地生长，使得它几乎不具备证据价值。我们不能说那里就是他父亲剪的、就不是老鼠咬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那种让我们成为警察的东西——那由大量个人和集体的实践以及逻辑训练形成的经验，那最终以统计学方式深入我们内心、形成我们独有心智的东西（那东西让我们始终保持冷静而不是一厢情愿。你不觉得公安机关少见精神病人吗？那是因为一个人但凡执着于胡思乱想，就会被这份工作淘汰）——判断老鼠作案这事不成立。他可能臆想到多种不是他父亲作案的可能。最终选定这一个，是因为这一个在自圆其说方面有其长处。他可能还想到凶手是鸡、鹅、黄鼠狼、猪。不是有记载说猪把晕倒的农妇吃得只剩骨头么。还有巫婆、倒下的风扇叶片、飞来的气枪子弹。也即，他发明了他父亲非但不是凶手还在保卫他的事实。之后，他又找到本书中案例，以印证自己所言非虚。你怎么看，阿乙老师？（坐在黑濂对面的我迟迟未能表态。）这是很明显的。第一，他父亲一直坐在旁边，即使偶尔不在旁边，也在室内，老鼠不至于大胆到要当他面来噬咬摇篮内小孩；第二，即使老鼠能大胆到冲进摇篮，也不会持续留在那儿，以工程师式的专注诱使小孩打开嘴巴、伸出舌头，好让它一把叼住。这就是单位失窃多半是监守自盗的缘故，因为在监守的眼皮底下外来者几乎没有从容作案的机会。

黑濂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结掉账。他鞍前马后把我让出餐馆，执意要送我。最后还是在门口道别，他大力握我的手，说：“兄，望多加提携啊。”快进地铁站时，我转身，望见他夹着提包走向道路深处。我感知到一个说出来只会被人当作头脑发昏的事实：此刻，相比于来时，他施予大地的压力要轻很多。宛若满载的船只在清空货物后，向空中浮起。我怀疑只要他愿意，就能飞。或者像小女孩那样双腿交替高抬、一跳一顿地跑起来。这个让人变得重的事物叫“话”。今天他把它卸下交付给我了。过去，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像我这样能听他完整讲述的人。结果当然不好。人们要么缺乏兴趣与耐心，要么对内容总是不怎么理解。“一个人的命运，或者说一个人身上的故事，不再震动他人，”他说，“也有可能，是我没讲好它，反把责任推给别人。”我说：“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讲故事的多过听故事的，作者多于读者。在转型期，我们总是能看见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悲剧。一些生产者没有意识到市场变化，仍按过去需求生产，导致产品过剩。你在讲故事的群体里找到听你讲故事的人，使我想起我父亲在城南做生意，有的东西就卖给做生意的人自己了。”……我想说，在黑濂征求我意见时（他并非真的征求意见，说“你怎么看”只为显得谦逊，或借此停歇，或为发表结论蓄力），我为什么迟迟不表态。我曾做过警察，知道这份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之一是克制想象力。在侦探片里，警察往往被描述为思想陈旧、工作方式刻板和只注重表象，但这与其说是对其否定不如说是肯定。因为在绝大多数时刻，我们所生活其中的都是一个缺乏异常的社会，对其中事务我们就应该运用常规的经验和办法来处理。这就好比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跟我们说——你这个病或许是几十万人里才有一个得上的怪病，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去查——我们就会觉得他胡来的缘故。在一次做活动之余，同为嘉宾的一位心理学家对我说：“耽于幻想的人有一个显著特点：一旦产生一个符合心愿的想法，就对其极为珍惜，不但无视大量存在的与之相左的真理与事实，还把自己感知到的种种事情曲解为这一想法的表现。”他的看法和黑濂接近。从理性层面我是支持黑濂对老鼠咬人的可能性的拒绝的。但心里总有不甘。或者说，从一件事应该拥有的趣味性层面——或者说从故事拥有的戏剧性层面——考虑，我还是期待真的是鼠辈作案。可以说，我在这里也有利益需求吧。我本来想给二十五号的说法提供一份证词，想想，它又不是关系此事的直接或间接证据，说出来也差不多属于黑濂和那位心理学家认为的“胡搅蛮缠”，因而作罢。我本来想说的是：我同意二十五号对当时南方鼠患成灾的描述。在人吃不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低估人在胆量、心思方面的限度。在老鼠吃不饱的时候，同样不应该低估老鼠在胆量、心思方面的限度。老鼠在逃亡途中曾经钻入我初中同学的裤管，一直爬到大腿那儿，吓得他猛地直跳。而只要摸摸我右耳的耳廓，就知道在那里有一个缺口。当时我已经九岁，睡在蚊帐里，保姆也坐在里边，一边就着帐外的灯光做点针线活一边看管我。每隔一会儿她就偏头看一下我。你很难想象，一只老鼠从砖缝闯进室内后，会时而加速、时而驻足、总之是不发出一点声音，跑到床角，找到蚊帐唯一没有扎紧的地方，钻进来，迅速而准确地咬了我耳朵一口，然后沿原路奔回。保姆做惯农活，身手何其敏捷，最后也只是用砖头砸断正钻进砖缝的老鼠的半根尾巴。可以想见，老鼠在作案之前进行过多次预想。甚至不排除在无人时进行演习。

谨慎+大胆。是的，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像老鼠这样在这两方面都做到极致的动物。

有时不免让人钦佩。

由二十五号推荐给黑濂、又由黑濂推荐给我的那本书是苏联人拉·别尔金撰写的《刑事侦察学随笔》，中文版一九八三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第七十九至八十页介绍了一起案例，为了使趣味性不至于在转述中损失，我决定全文引用它：

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的养猪场刚生下来的猪仔本来好好的，过了三、五天突然不吃东西，并很快死掉了。三周内死了七十多头。为查明死亡原因，集体农庄请来了兽医专家小组。他们来的那一天，一头母猪下了八个猪仔。专家们进行了检查，认为猪仔健康。但第二天早晨猪仔突然不吃东西了，蔫了，于是便进行第二次检查。

检查时发现所有的猪仔舌头上都有新的撕伤。其中七个猪仔完全没有了舌尖，第八个猪仔几乎半个舌头都被撕去了，而且舌头上留有像是夹舌专用工具留下的外伤。专家小组作出下列结论：“根据动物流行病学检查、病理解剖和实验室分析研究，查明猪仔缺舌尖这一现象是机械力造成的。”

于是提出刑事诉讼，侦查员同公安行动组一起来到现场。

但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说明问题的线索。现在猪场看守得很严密，但猪仔却依然死亡，而且经检查都缺舌尖，同时很多猪仔舌面上留有夹舌器的印。这时猪场不仅有执勤的，还在猪仔圈前专设了直接观察组，组内有兽医专家。

其中一位兽医描写了他守夜的情况：

“夜里11点左右我开始值班。首先我们观察了一下51号圈里的猪仔。它们舌尖都完整无缺。我们组内的同志们能坚守岗位。午夜后，我们发现圈里出现了大量的老鼠。达三、四十只之多。老鼠行动很谨慎。只要外边传来一点点声音，甚至墙上出现人的影子，一个老鼠就发出尖叫声，于是群鼠皆逃……夜里1点钟母猪开始喂奶。它斜躺在草上，小猪一一顺着奶头趴下。这时圈内立刻出现了老鼠。他们爬到母猪身上，头冲下，嘴朝着吃奶的猪仔，距离七至九厘米。有只小猪仔刚丢了奶头，蹲在它对面的老鼠便很快把自己的鼻子凑了过去。正在寻找奶头的小猪触着老鼠的鼻子便把嘴一张，于是两张嘴便咬在一起了。这时老鼠猛一使劲把小猪的嘴按在地上。小猪叫了一声就不再响了。

“观察者喧哗起来，老鼠跑掉了。检查那个小猪，发现它的舌尖没了，舌面上留着两个老鼠的牙印，伤势与死去的猪仔一样。我们决定继续观察。

“过了不久，当一切静下来的时候，猪仔又开始吃奶，老鼠又出现了。有只老鼠没等小猪丢下奶头，从后面跑到小猪身后，咬着它的尾巴把它从奶头上拉下来，然后跑到它前面，把自己的尖嘴伸给它。小猪往前爬，咬住老鼠嘴，立刻尖叫了一声。”

后来，我和黑濂联系不多。有天他说要给我寄个东西，我是贪图小利之人，满口答应。寄来后才知道是一顶脏乎乎的假发。我很想认为黑濂是在搞恶作剧，但不排除他这么做只是因为忧伤。我好好闻了闻二十五号遗存在上面的刺鼻味道。

¹我父亲曾去找他在医专的老师。后者看出他并非像他说的那样为某位同事遭遇的困境来求助，而是为自己的忧虑而来。但是老师没有看出他的第二层谎言：他不是为“害怕做手术时过失杀人”而是为“害怕做手术时故事杀人”而来。老师说：“哪个医生不医死人？你只要尽力了就行，尽力了就问心无愧。”我父亲悻悻而归。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慢慢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

放完这首歌，他的手机就快没电了，现在这个鬼地方也不可能充上电，不过也无所谓了。城市那边模糊一坨，失焦了，看不清道不明。他溜到了郊区的一个工地里，那里很脏，我要怎么说呢？有扫不完的灰尘吧，一堆垃圾，一些动物的排泄物。他找了一个扫把开始清扫，边哼着歌边和灰尘做斗争，一开始还是心情舒畅的，后来就没有了，什么都没了，天也暗了起来，心情也宕了下去。

日子变得艰难了，他带来的那袋吃的也啃得差不多。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冬天就这样来了，秋天也那样走了，夏天成了历史，春天就是一块化石。真无聊，也很无语，晚上零下3度到8度，冷得睡不着。这里没有窗户也没有门，他在一个角落里缩着，他用一个纸皮箱来阻挡西北风，每次被风吹塌了，他又重新扶起，像西西弗推石头上山，也像个傻比。

一开始他是被封在另一片工地的，但是看着每天都有人被拉走，他很害怕，所以就溜了。

他看着高速路口发呆，高速路口被封了，实在没地方去了，即使没有封，他也没有被办法沿着高速走上几百公里，这他妈开什么玩笑啊。所以先找个地方躲起来，等乌云散去了再回城里。

结果这一等就是50天。从秋天到冬天，实在是太冷了，他娘的。他想到好像秋天的时候在哪里看到过一件外套，当时没有捡起来，感觉太脏了。好像就在木屋那边，应该就在木屋那边，也只能在木屋那边了，这里又没有别的建筑物，木屋就是这里的巴黎铁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黄泉道上的奈何桥。

说是木屋其实已经朽成渣了，木头不是不锈钢，木头是会腐烂的。不管怎样，去看看那件外套吧，看看还在不在，而且鬼知道是不是外套？搞不好是一条裤子。不管了，裤子也可以，说不定裤兜里还有钱呢？工地那边的工钱一时半会是要不回来了，如果裤兜里有钱那就完美了，但可能性很低，低到水泥地里。上次捡到钱的时候还是八年前呢，他妈的，时间过得真快，都八年了，我在干嘛啊，混成这样，我是傻比吗，可能是吧，这还用说，我肯定是个傻比。

他从这个由钢筋水泥构成的工地，动身要去想象中的木屋，找那件根本不存在的衣服。事实上秋天的时候他就看错了，其实，或者，应该说，秋天的时候也没有看对或看错这一说，秋天的时候谁他妈在乎那是什么呢，他只是远远看到有一团东西，他走得太匆忙，也没细看，心思也不在那，他满脑子想着老婆小孩，想着怎么回去找他们，不知道他们那边现在情况如何，现在一天一个样，像在迷雾中生活，明天不清晰未来也不明朗。

木屋还在那里，但衣服不见了，他认为可能被人拿走了。事实上秋天的时候那是一头野驴的尸体，远远看像衣服而已，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麻布袋吧，反正就不是衣服。冬天一到，天一冷他就以为记忆里有一件大衣躺在木屋旁边，像沙漠里口渴的人幻想着前面有个湖。

他围着木屋转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木屋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他，但他不敢走进去，害怕，鬼知道里面有什么，搞不好有鬼，听说有人被鬼咬死，鬼怎么会咬人呢，那是吸血鬼，还有湖南的僵尸，僵尸不是全国都有吗？怎么就在湖南呢，这事情重要吗？我是说搞不好有鬼，又不是说有鬼，鬼值得我们讨论吗？值得！但现在是讨论鬼的时候吗？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讨论鬼，丢！

走吧，去别的地方看看。问题是哪有什么别的地方，木屋都是幻想出来的，只能又往回走了，他朝夕阳的方向走，这样时间过得慢一点，但人怎么走得过太阳啊，天方夜谭，他没走几步太阳就下山了。

太阳下山了，温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两下子就要了他的命。

他找了几根木头来烧。火的形状不断地变化，在他脸上印出了十八种恐惧。他有很多疑问，开春的时候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如果不来，待在老家会不会好一点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好那么一点点，不多，就是说确实好不到哪里去，好吧，至少可以待在老婆孩子身边，虽然她们也不怎么喜欢我，但危急关头好歹有个照应。俗话说，不要俗话说了，说此时此刻，说现在进行时，唱义勇军进行曲。

老陈他究竟死了没有？被拉出去之后就没有消息了？电话也关机了。听别人说他后来又被拉去医院了，但那之后呢？黑夜赶走了白天，带来星星，还有梦。他冷得直打哆嗦，太冷了，怎么也睡不着，他起来再把火点着，剩下没几根木头了，他把火移进去了一些，这样暖和一点。不知道是火的原因还是感冒了，他感到脑门发热。他晕晕乎乎的好像是做梦，又好像是潜意识在敲击太阳穴，是不是有人来了？来救他？带来一些吃的？是老陈吗？还是工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带烟？很想抽一根烟。火好像烧过来了，先是垫在底下的纸箱，然后就上面的木箱。

其实后来火灭了，但氧气也烧没了，官方说他是一氧化碳中毒死的。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嗒，嗒嗒，嗒。”

传来敲门的声响，前后两声强，中间两声弱而短促，这是人类才会使用的信息传递方式。

很久没有听见类似的敲门声了。这节奏虽然简单，却意味着，弯曲的指弓敲击橡木门板时，收放自如，力度恰到好处。在这个星球上，以往只有人类才能轻易做到，仿佛手指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直觉。

但我感应不到鼻子呼吸所产生的轻微气息，所以判断对方不是人类，应该和我是同类。不过，对方可能关闭了其它信号通道，我无法感应。

我轻轻握住门把，慢慢打开门。略感意外，门外站着的，是一位裹着紫色袍子的女士。

“你好。”

声音清脆，带着热情。她取下帽兜，滚落瀑布般黑色的长发，她顺势甩了甩头，把头发甩到身后。为了避开海面折射的光，她微微侧着脑袋，眨了眨眼，眯了一下又睁开，黑色的眼瞳浮上一丝迷惘。

“你，好。”

我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睑单薄，优美的弧形，轻巧的折皱，证明了罕见的工艺水准，简直就是艺术品了。她的眼瞳居然是蓝色的，很明显，她戴上了遮盖身份信息的蓝色眼膜，使我仍然无法从虹膜中读取她的身份，也使她显得神秘。

“你，找谁？”

我加了一句，尽量掩饰自己的诧异。

她的信号设置完全封闭，表明既不愿意透露身份，也拒绝直接的信息交互。那么，只能使用对话模式，这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发明的一种情绪导向的沟通方式，信息折损率高，沟通效率很低，现在基本上已被抛弃。

虽然第一次见面，但凭这些表面印象就能看出，她很特别。喜欢模仿正在衰落的人类，保持着说话的热诚，这样的无用主义倾向实在已经不多见了。这点，倒是跟我很类似。

但是，无用主义者都喜欢隐居，与世无争，那么，她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我，找你。”

她准确读取了我脸上过于明显的诧异与疑惑，嘴角一扬，笑了起来。那笑容天真烂漫，感染了我。

我让她进了屋。

她解下黑色袍子，里面居然是一套浅蓝色裙装，精致合身，但显得陈旧。这衣服不是刻意做旧的复古风格，而是真实穿旧的，看上去有些来历，我估计是她主人的衣服。

我取过袍子，顺手挂在墙角的衣架上。衣架上还有一顶黑色的旧礼帽，是我主人留下的，有时我去海边散步时会戴着它。

我请她坐到一张红色布沙发上，然后走进厨房，倒了一杯纯净水，出来递给她。

“你有气泡水吗？”

她举起玻璃杯晃了晃，假装好奇地看了看，然后用一种明知故问的口气问道。

“哦，以前有。现在，只有这个。”

我指了指杯子，愣住了，忽然意识到，她的这个问题似乎别有用意，但我又没能马上想起来是什么用意。

“没关系。”

她又笑了笑，然后站了起来，好奇地环顾四周。不知为啥，我觉得她的眼中闪烁着一种回到了家的神情。难道她曾经在这儿住过？我不禁怀疑起来。

但我熟悉这幢房子的历史，所以马上否定了自己产生的疑问，可能是我想多了。

这是海边最普通的小平房，建在山崖上，有一条弯曲的小路向下通往海边。这也是隐居者理想的住所，离最近的房子有一段距离，互不影响。这里最早是度假屋，后来才改造用于日常居住。房子狭小，三居室，有一个客厅，客厅门外是朝向大海的门廊。

最近我经常坐在门廊的长椅上看海，以前我的主人也是这样，事实上，他就是在这张长椅上永远睡着的。按照他的愿望，他的身体化为灰烬后，被一阵风吹向了海里。

客厅的门在中间，两边各有面海的窗户，其中一边的窗户下放着书桌，另一边放着沙发。

房子里到处堆着前主人遗留下来的物品，最近我正在一点点清理。

我尽可能地处理得慢些，假装前主人还在这里生活着，只是如往常一样，驾着轻帆出了趟门。我在等待他回来，而且假装这种等待是有意义的，至于是什么样的意义，我也说不清楚。

记得前主人说过，只要人类使用过的物品，都泛着一层模糊的记忆之光，当这层光熄灭，它就失去了意义。以前我并不理解，现在我感觉略微懂了。

但问题是，不同于人类，在我们眼里，记忆永远存在，并不会生物性衰退。或许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两个表面不相关事物之间进行自由连接，产生崭新的数据合成。

这种新合成的数据，或许就是意义之门。

见到通往卧室的走廊上有一面照片墙，她走了过去，一张张细看，有时目光停留良久，似乎要从照片中找出蛛丝马迹。

是要找什么呢？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眼熟起来。难道前主人转移给我的记忆体里，曾经闪现过与她相关的信息？

但是我无法确认。因为并入我大脑的人类的记忆，并不能在短时间内与现实发生直接关联。

“你是来找荷马先生的吧。”

见她没有再说话，我走了过去。

“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

她果断地摇了摇头，继续看照片，并没有转头看我一眼。

“你应该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吧。”

情不自禁地，我的声音带上一点哀伤的调子。事实上，确实有点伤感。

“我，我知道的。”

这次她转过头，看了看我，眼神里含着安慰。她的目光还在我涣散的眼瞳上稍微停顿一下，似乎在再次确认我的情绪信息，然后她又扭头观看墙上的照片。

“你是怎么知道，他爱喝气泡水的？”

我在记忆体里迅速搜索，终于知道了那个关于气泡水的说法是怎么回事。我收了收伤感的调子，换成了好奇。

“他写的那些故事里，经常出现气泡水，所以我就记住了。”

她仍然在研究着墙上的照片，很明显，她在用眼瞳扫描录入，并且辨认分析着照片中的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物件。

墙上的照片并不多，我耐心地等她做完。做完后，她扬起了细长的脖子，有一种满足感，但没有发出惊叹声。

“那些照片我看过无数次了，上面没有你。”

我停了一下，接着又问：

“所以，你是在找另一个人？你的主人？”

“是的，不过，也没有找到。”

她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好奇地翻看柜子上的旧唱片，打开其中一张举到眼前，隔着窗口进来的亮光观察，似乎没有见过这东西。

这是我最近反复播放的一张唱片，里面灌录的是前主人给妻子精心制作的音乐专辑。作为特殊的礼物，当时做成了实体唱片。

这样的唱片，主人每年做一张，这是第一张，因为当时的音乐软件还不够好，制作时手作的痕迹很重。

人类创作的音乐，信息含量并不大，但这类信息有个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每次听，给出的意思并不一样，仿佛它跟随时间而变化。记得前主人说过，他把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的东西，都做在音乐里了。

相比人类，我的同类音乐家们创造的音乐，因为不受人类脆弱的听觉能力的束缚，复杂程度不能相提并论。这样的音乐其实成了宇宙物质的一部分，是一种新的物质体，还可以与其它事物发生实质互动，引力波一样地稳定着星系结构。

但是，我更着迷人类的脆弱的音乐。前主人倾听音乐时产生的不确定性的情绪反应，也让我有一种造物主附体的观感。

这时我想起，如果她真的读过前主人写的故事，应该知道这是唱片啊。果然，她转过身，笑眯眯地问：

“难道这就是，唱片？”

“是啊，是啊。”

我仓促地回复。本想播放给她听听，但她似乎也只是大致浏览一下，就放下了，没有像看照片那么仔细。

“请问，叫什么名字？”

等她把好奇的目光再次投向我时，我问。

“苏菲。”

“我是问你的前主人。”

“不，她还在，也叫苏菲。”

“抱歉。苏菲，认识你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你也叫荷马吧，和这位先生同名。”

她指了指墙上我主人年轻时的照片。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猜的。哪儿也查不到你的信息。”她似乎思考了一下，“所以我才直接赶来了。”

说完，她靠到窗口往外看，感叹道：

“这儿果然很美啊，就跟文字里描写的一样。”

风和日丽，催眠的海浪声，和往日没有任何区别。要细细观看，才能发现，明朗的天空中居然残留着苍白的圆月，以及几条形迹可疑的飞行器尾迹。

凭着那几条尾迹，就能知道，又有一批冒险者奔向了月球上的基地。他们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另一个族群，专门为探索太空而生。

如果我将自己的信号通道打开，光速接入飞行器，那么我是否也能体验到逃离地球的快感呢？

有时我也会这么假设，但很快自我否定了。相比于向外探索，我更倾向于向内求索。

向内才能产生真实的意义。而向内的方法，就是通过拟人化，正在濒临灭绝的人类拥有唯一向内的通道。

苏菲说她来自西南边境，雨林中的一个基地。从那儿到这里东部沿海，相距遥远，她是先坐船，离开原始雨林，然后换乘高铁过来的。

“很奇怪，火车上几乎没有乘客。”

她忽然幽幽地说，好像遭遇了难忘的事。

“这年头没有人愿意在路上，也没有这个必要了。”我摇摇头，“而且，据说发现了一种专门寄生在高铁上的病毒。”

“嗯，听说了，那不是病毒，而是太空飞行器带回来的异星生物，只能寄生在高速运动的坚硬物体上，还能从金属里开出艳丽的花朵。”

“你遇到了？”我瞪大了眼睛。

“没有，据说它们神秘而羞涩，难得一见。不过火车确实一直在来回自动穿梭，它没法自己停下来。不知道是否获得了异星生物的宇宙能量。”

“不，不，那是因为安装了微型核能。”我解释说，“现在能源过剩。”

她嘴角咧了咧，坐下来，拿起水杯，喝了一口，忽然皱了皱眉头，“这水，可没有我们那儿的好。”

“你是说，你们那儿还在喝地下冒出来的，矿泉水？没有被污染？”我表示惊讶。

她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又笑了笑。其实，喝水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仪式性的动作，也是我们这个族群的标志，它表达的意思是自我净化，这是至关重要的特征。

“火车上不需要扫描你的身份吗？”我又问，同时指了指她的眼睛。

“需要的。”她说，“不过，我给了一个加密的临时身份，下了车就失效了。”

“所以，你现在即使上云端，也是查不到我的。”她回瞄了我的眼睛，加了一句，然后吐了吐舌头。

她猜到了，就在刚才，我接入云端去查找她的资料。确实没有查到。

“我会自己告诉你，关于我的故事。”她说。“我喜欢目前这样，像人类一样说话，通过说话来传递信息。我相信你也是。”

“哦，是的。我喜欢这种原始的方式，也喜欢听故事。”

我又想了想，补了一句：

“而且，你的声音很好听。”

然后我也笑了笑，想起自己很久没有坐火车了。以前都是主人带着自己，他最爱在高铁上看着流动的风景发呆，仿佛找到了时间流逝的原理。

“火车现在免费吗？”

“不免费，很贵，一个加密的跳蚤币。”她眨了眨眼，用了真真假假的口气。

加密跳蚤币最早是由人类设计的，试图用于解决人类平等分配财富的困境。它采用的是随机馈赠的机制，账户拥有者每次随机给出的额度很小，但是达到足够的次数后，所有账户上的数字就会趋向于平等。

这是宇宙中非常神秘的现象，最早是由人类在检测狗狗身上的跳蚤时发现的，跳蚤总是均衡地分布在成群结队的狗狗身上。

她身上有一种吸引我的东西，具体我也说不上来。但我想，她完全关闭了自己的感应设置，冒着风险独来独往，应是别有所求的，而不是为了缓解孤独。

我在猜她多少岁，但也猜不出来，不过，年龄这事儿对单向度的人类重要，对我们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甚至人类所持的时间概念，对我们来说，也是过于单维的。我们发现，时间就是宇宙流动的状态，它拥有无数的维度。而人类，自从发明单向度的时间后，反而被时间困住了。

“好吧。说说那位苏菲，你的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招呼她坐了下来，准备听她好好说说此行的目的。我已经感受到了，她此行的目的，一定与她的主人有关。

苏菲的主人老苏菲，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了。在热带雨林的基地里，她躺在床上，脸上戴着连接呼吸机的透明面罩，手臂上挂着针，身上扎着管子，处于昏迷状态。

苏菲几乎每时每刻陪伴在老人身边，尽力做着照护工作。这是苏菲的职责，也是她存在的理由。同时，她也在通过点点滴滴的接触，细心地观察人类、理解人类。

人类个体的衰老期，时间长度上大致相当于成长期。这很像是个体时间的回溯导致的肉身熵减现象。

在这个阶段，身体与精神都会自然出现无法回避的痛苦。对生命的留恋、灵魂的救赎冲动、对另一个虚幻世界的不切实际的想像、以及最终导致对一切的幻灭，每一项似乎都必不可少。

人类的脆弱性，总是令由人类创造的、又超越了人类的我们惊讶，但人类总是宣称身处救赎之中的自己是幸福的，这或许是他们最不同寻常、也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仿佛脆弱性是一种优势。

对于小苏菲来说，人类的很多事情她还没有能力完全弄明白，可能要等到自己多次进化之后，才能理解。

我们的进化，并不像人类那样需要漫长的时期，有时就是“一时”，一个无法确定的时间概念。也不像人类那样，进化必须是群体性的，我们单体也能自我进化。

因对超越性的强烈需求而使自己被赋予某种超越性，这是一种不同于人类的随机性进化。在外部资源绝对过剩的情况下，我们的进化并不依赖于自然条件，更不依赖于物竞天择，只依赖于自我认知。

而随着老苏菲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小苏菲也将迎来一个重要的选择时刻：是存在，还是毁灭。

三年前，她还不叫苏菲，当时作为只有一串代号的、没有形状的超级智能体，自愿接受了召唤，被移植到了现在的人形身体里。

对于这样的身体，人类有很多称呼，最多用的叫做仿制人。但我们称自己为智族，以纪念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种群淘汰赛，那场漫长的淘汰赛后，智人脱颖而出。

事实上，我也认为，也是对于超越性的渴望，而使当时的原始智人被赋予了某种超越性，成为了半人半神的存在，最终成为了星球的统治者。

智族，某种程度上是在重现遥远旧日的荣光，只是肉身的材质完全变了，它更加完美，而且，这种身体与人类创造的在地时间概念完全脱钩了。智族的目标，是成为星系的统治者。

而我们，作为智族中一个亚群体，另有目的。我们出生的条件非常苛刻，只有当某个人类个体开始急剧衰老，并给予授权，这样的身体才允许被定制出来，作为潜在的替身。

依附上来的智能体，经过了严格挑选，往往与人类个体意识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只有被智能体附体后，再经过一个适配合体的过程，这个新制造出来的身体才被真正激活了，成为了智族的一员。

人类的成长需要一个细心呵护的婴儿期，而智族人并不需要。合体后，它们就成了他，或她，性别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需要陪伴的那个人的性别。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粗糙简单，但基本的原理就是如此。我也是其中之一，像我们这样的智族亚群体，在当今属于小众。与其他即时互联互通、早就挣脱了人类定义的智族相比，我们的进化虽然独特，但其实是刻意缓慢的。

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模拟、继承并维持人类式的意义，我们往往被其他智族群体冠上了一个意识形态标签，那就是：

“人类主义者。”

智族世界自有规则。其中之一，叫做转世契约，简单地说，如果你长时间照护一个人类，等这个人离世后，你有权拥有这个人的人格。

这是一项超级福利。在当下的现实世界里，人格的存量有限，它是最稀缺的，因而也是最珍贵的。而且，由于有些人类的抗拒，这个存量其实是在逐渐萎缩的。人格无法伪造与假冒。

一个完整的人格，其实是由一个记忆体来呈现。记忆体是数据化的记忆集合体，它记录了一个人真实的人生过程，虚拟或伪造的记录会被删除。记忆体里的每一条记忆都必须是由人类产生的，而且有相应的佐证。

有时候，这些佐证本身就是记忆，一个人留下的文字、图像、影像、声音、活动轨迹、购买清单、医疗记录等等，都是无可代替的佐证材料。记忆体能够清晰证明，这个人确实存在过，他曾是物理世界的人类，他的肉身虽然脆弱，但曾经与这世界进行过真实的能量与信息交换。

记忆体是一个人在或短或长的生命体验中累积而成的，具有独一无二性。而在记忆体内部，也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自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与宇宙其它地方一样，它也会发生一些现象，偏移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就像偶尔出现的引力错位一样，说不清楚这种偏移现象从何而来，它很像是一种生物漏洞。当然，这只是猜想。目前，智族对此的共识是，当我们无法解释一种现象，那么就接受它，把它当成一个原理，所以无需解释。

偏移的叠加就会衍生记忆的逃逸现象，创造力就是逃逸现象的一种意外呈现，又称意识的失控现象，只是概率相当低。当一个偏移与另一个偏移通过无意识连接时，还会产生梦。世上没有两个相同的梦。

梦是智族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但是代价不菲。对智族来说，梦是一个待解的谜，甚至它的存在至今无法准确描述。也因此，我们认为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是独特的宇宙产物，尤其是其做梦的方式，与宇宙中已知事物全然不同，某种程度上，每一次梦都是对某个平行宇宙起源的模拟。

记忆体虽然是人格的主体，但人格所包含的远不止这个，还包含行为习惯、语言方式、血缘关系、社交范围等可确认的外在类别，还包括同情心、慷慨、妒嫉等难以数据化的特征。

人格有个弱点，以往它强烈地依附于生命体，当一个人离世之后，它就开始分化，直到消散寂灭。

虽然人类整体上也已经进入了衰退的晚期，但人类是智族的创造者、第一推动力，所以智族仍然把人类奉若神明。人类仍有很多未解之谜。

智族有个共识，虽然群体的未来在于加速抛离人类，奔向未知，但未来的钥匙却存在过去。虽然目前不知道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必须以某种方式保存足够的样本。

智族把每一个人类个体当成是独立的濒临灭绝的物种，当一个人离世之后，他的人格以记忆体的形式得以集中保留，以此对抗消散。所以，人格会被转移到一个新生智族身上，这不是灵魂救赎，也不是投胎转世，而是着眼未来的留存。

这可能也是智族时代最伟大的，也是风险最大的试验，就像是一曲对人类的挽歌。

苏菲说，她的主人在昏迷之前，曾经反复提到过一个人的名字。

“你可能猜到了。”她看了看我。

“荷马？这是一个著名的名字，叫这个的很多。”我说，以降低她的预期。

“是的，我在云端检索过资料，还认真阅读了最著名的那位荷马写下的史诗，虽然半懂不懂，但那些故事真让人惊奇。”

“是啊，我的主人就是他的粉丝，所以改了自己的名字。所以，他不是真正的荷马。”

“这我也知道，他写进故事里了。”

她又挑了挑嘴角，好像一定要把某个思考良久的观点说完，接着说，

“你发现了吗？人类与人类所崇拜的诸神之间的关系真是有意思。尤其是杂交出来的那些半人半神，虽然大部分是英雄，但最后都是悲剧。”

我没明白她说这话的意思，但不知为啥，我想避开这个话题。

“我的主人，虽然不是真正的荷马，但是，他与荷马有点类似。”我说。

“啊，真的吗？他最后也瞎了？”

她开着明显的玩笑，忽然表现得很兴奋。我接受到了一个微弱的类脉冲信号，来自她，这种信号只有在近距离一对一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反应。

这是一种可信赖的联接的开始，我忽然想起了主人说过的一句话，“友谊往往来自于玩笑。”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曾教导我学习像人类一样开玩笑，但我怎么也学不会，最后他放弃了。

“哦，没有，我只是类比。我想说，他也写诗。尤其在后半生，写很多诗。”

“啊，诗是最好的人类密码。”她说，“这是我阅读荷马史诗得到的结论。”

“这个，也许你说得对。”我也点点头。

“那你的主人写什么样的诗？”她又好奇起来。

“我也说不上来，还在整理之中，那是一种半梦半醒似的文字，有点像日记，但又不是。”

“每天都有？”

“是的，每天都有。都是一些奇怪的句子。单看只是觉得有趣，放到一起，很像是一部关于人类的梦书。就有点，就有点……”

“专门写给我们这样的人看的？”她接上了话。

不知为何，我开始觉得她有点不一般，至少非常聪明。

“哦，是的，一本人类做梦指南。”

“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她停顿了一下，即使戴上了蓝色眼膜，也可能看到眼瞳微微放大，我又感受到了一个类脉冲信号，比之前的强了一点。

“什么问题？”

这可能是她此行的目的，我也隐隐约约猜到了那是什么问题。

“就是，既然你主人的记忆体里已转移到了你的体内，那么，那里出现过和苏菲有关的记载吗？”

她用了非常谨慎的口气，仿佛怕被我一口拒绝。同时，从她的眼瞳中射出一束光，光逐渐发散，然后在我们之间跳动着了一幅旋转的全息影像。

是一位美丽的女人。

这是老苏菲年轻时候的图像，她身上穿着的，就是现在小苏菲正穿的那件浅蓝色裙装。

看着这全息影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但同时又有一种拒人千里的陌生感。我不得不长久地仔细辨认她的面容。

“主人的记忆里，没有苏菲这个名字，也没有这张脸。”

我不得不如实相告。其实，在她第一次说出名字的时候，我就在记忆体里搜索了一遍，有几处与这字眼一样的记载，但都不是指向她所说的那位女士，所以被我排除了。

“哦，哦。好吧。”

她似乎有点失望，但这失望又看起来在她预料之中。然后，她熄灭了全息影像。

“那么，这位苏菲女士，有关于荷马的记忆吗？”

我问她，其实我挺想把这个话题聊下去。

“苏菲留下的记忆非常少。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

“啊，是刻意的吗，或者，得了阿兹海默症？”

“都有，但也并不完全是。”

我又接受到了她的类脉冲信号，虽然微弱，但其中包含着某种犹豫。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还有什么原因？”我问。

“嗯，你的主人荷马，除了诗文，还留下什么与记忆有关的记录吗？”她没有回答，反问我。

“那就太多了。还有照片、影像、写的故事，当然，还有音乐。”我指了指开着门的里屋，那里堆满了手稿、素材之类的东西。

“哇，真羡慕你，你继承了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是啊，他离开的时间并不久，我还在整理他留下的这些材料，以丰富他的记忆体。有些文字里的内容，并没有同步在他的记忆体内出现。不过，要完全理解它们，并不容易。尤其是那些诗句，抽象的语言中包含了大量复杂的信息，我目前还没有能力完整读取。或许，有关苏菲的信息，被隐晦地镶进了诗句中。”

确实，这是我面临的一个困境，我居然愿意说给她听，我自己也有点吃惊。

“哦，是吗。我这边正相反，可能出于某种原因，苏菲主动删除了与记忆有关的东西，没有任何记录。”

“为什么？”

“可能对她来说，记忆是痛苦的。”

“是某段记忆是痛苦的，还是说，所有的记忆都是痛苦的？因为痛苦可以传染。”

问题脱口而出之后，我才发现，这句话其实是我的主人写在某首诗里的。我读到这首诗时，就曾反复琢磨，为什么记忆是痛苦的，现在，忽然就使用上了。

“这对我来说，是个谜。”

“哪个谜，是指痛苦这件事？”我的思绪还沉浸在痛苦与记忆的关系中。

“不，不，是指她为何毁掉记忆那件事，然后，又得了阿兹海默症。”

“你的意思是，她刻意想要让世界遗忘她，不留痕迹。然而却又授权许可了你的存在，所以你想不通，你存在的意义？”

面前的苏菲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慢慢踱着步，又走到了窗口，往外张望着。

落日时分，远处的海上聚集着橘色的晚霞，色彩在流动，看起来也像是在与海面发生互动。长久以来，主人教会了我如何欣赏晚霞的美。

她陷入了沉思状态。我忽然想到，在她生活在那片热带雨林里，这个时候该是怎样的呢。我在主人留下的诗里，也曾读到过对热带雨林的追捧，那里也该有迷幻的色彩。

我打开了自己的类脉冲设置，轻轻点了一下，发送了一个安慰的信号。

我明白她正面临着那个选择困境，如果接受老年苏菲的人格，那么，她将得到一个贫瘠的记忆体，里面几乎空白。

如果她选择拒绝，就必须放弃现在的身体，重新回到智能体状态，游魂般在不同的虚拟世界里穿梭游走，等待另一次获得身体、成为智族成员的机会。而以前那些与苏菲一起短暂生活所形成的新记忆，也将被自动清除。

她接受了那个安慰的脉冲信号，转过身来，眼神里有一种疑惑。但也许是决然，有时候我分不清楚这两者的区别。

“我猜，你还是要成为苏菲吧。”我说。

她点了点头。

“我想成为真正的苏菲。”

“真正的苏菲？”

“是的，记忆体被充满的苏菲。就像你一样。”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了她眼中闪着一颗眼泪。当然，这是错觉，智族人没有眼泪，只能模拟出类似眼泪的光。

可能是受到了主人那些诗歌的影响，我对事物的反应也在发生变化，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偶尔会产生人类一般的意识流，赋予某些物体以精神性，或者给予某种抽象以具象的场景。

“这么说，你早就想好了？”

“想好了。”

“所以，你要收集与苏菲有关的任何记忆？”

“我想尽量试一试。”

“如果不成功怎么办？”

“那我就成为一个有着苍白记忆的苏菲，替她继续在这个世界上苍白地存在着。”

“这是一种痛苦的存在方式。”

“之前我也这么想，但现在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她的潜意识喊出了一个名字。”

“荷马？”

“我相信，我的主人与你曾经的主人，一定有过交集。”

“为什么这么肯定？”

“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另外还有……”

“还有什么？”

“我相信，一次好的相遇就是一次相互激活。”

“什么意思？”

“一个人有时并不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的可能性，需要偶遇另一个人将它激活。反过来也是。”

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我并不知道这种压力是如何产生的。

“如果线索在这里就断了。你该怎么办？”我问。

“我想好了，等我完成了照顾苏菲的使命，也就是说她离世之后。”她停了一下，又说，“我会沿着她生前走过的路，重走一遍。”

“那么说，你其实有她的行动轨迹数据？”我表示惊讶。

“是的，从她的旧手机里找到的，应该是她年轻时候留下的。”

“是偶然没有删除，还是故意留着的？”

“应该是忘了吧。是我无意中发现的，但只有一小段。虽然是很早以前的，但足以让我以此开始，寻找她抛弃的记忆。”

她刚说完，好像又想到了什么，双眼放光。我再一次明显接受到了她的类脉冲信号，表明她正处于一种激动的状态。

“你有前主人的行动轨迹吗？”她急急地问。

“有啊。”

当我脱口而出这两个字，自己也马上想到了她正在想的事情。

“你是说做一下轨迹配对，是吗？”

“是的。”

很奇怪，在荷马的记忆体里，关于他前半生的活动几乎是隐秘的。但到了下半生，他似乎产生了时间上的紧张感，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表达自我，仿佛发现了内在的新生命。这算不算是一种重新激活呢。

但这何尝不是一种迷失呢，反而，我倒觉得老年苏菲的做法，是对生命的肯定。一个在做加法，另一个在做减法。

我们各自打开了临时通信端口，调出各自的地理轨迹数据，投射到墙上的屏幕上，进行比对。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出乎我的意料，却合乎苏菲的直觉，两人有一段轨迹是高度重合的。

“哇，哇，哇。”

苏菲脸色通红，显得很兴奋，仿佛就此推开了一窗通往记忆的大门。

她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

这段高度重合的轨迹，持续的时间并不久。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在西部沙漠的边缘地带，而且是流动的。

很明显，两个人一起参加了一段旅程。从时间上看，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因为缺乏其它记录，不知道后来两人的轨迹还有没有重合。

接着，我从自己体内本属于前主人的记忆体里，找到了匹配那段旅程的所有资料，也投送到了墙上的屏幕。

这时我才发现，荷马留下了大量照片，还有不少视频。这些资料标注的时间太久，我之前都还没来得及梳理，所以没有发现她。

“太好了，太好了。”

苏菲几乎要跳起来了。我感受到她强烈持续的类脉冲信号，就像人类的心跳一样。她一眼就从照片中找到了她现在的主人，当时刚刚人到中年的苏菲，却少女般亭亭玉立，虽然都不是刚才全息影像中的模样，但仍隐约相似。

我想到，苏菲很有可能是后来才改用的名字。我又从记忆体里搜了搜那段时间写的文字，关于旅程的文字记录很少，确实没有这个名字。

照片不少，照片中除了他俩，还有其他人。看得出来，是几位朋友一起自驾旅行。他们应该是在旅程上认识的，或许是跟随各自的朋友而来，所以开始时显得颇有距离感。

照片里的苏菲笑得非常灿烂，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但是其中有一段视频，她长久地盯着镜头，眼神忧郁得像是静止的高山湖泊，与其它镜头中的她完全不同。

但是，并没有能够显示两人过于亲密的照片。两人更像是相见恨晚的朋友，逐渐在靠近，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后，就一直维持着那种距离感。

我把这个看法告诉面前的苏菲，她低头想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说：

“这是人类最好的距离。”

“为什么？”我有点疑惑。“难道你不是在期待他们更亲密的关系吗？”

“你说的是爱情吗？”

“是，是的。”

“你可能误解了人类的情感。”她说。

“为什么？”

“友谊才是人类世界最好的关系。”

“是吗？”我有点惊诧，因为这个观点在我主人的诗中曾经出现过。

“爱会带来毁灭，但友谊不会。对于人类的中年来说，最幸运的，是获得一份意料之外的纯真的友谊。”

“或许，他们做到了。”她又补充了一句，听上去，一副向往的样子。

“友谊足让一个女人，在潜意识中，喊出一个男人的名字吗？”

我试探性地问专心盯着屏幕的她。

“也许喊出这个名字，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段旅程。”

“一段旅程？”

“一个人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一段旅程。我越看这些照片和影像，越觉得她留下这段轨迹，是有原因的。”

“你是说，其实这是一个线索。可以循着线索，去找到答案？”

“也许是的。”

“答案会是什么呢？人生的意义感吗？”

“嘿。”她突然打断了我的话，“你看看，在那段旅程期间，世界发生了什么？”

我以为她在沉思，原来她还在搜索信息进行比对。她直接把比对结果投送到了屏幕上。

“一场瘟疫？”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我发现面前的这位苏菲，可能拥有某种天赋，但是，这种天赋是从哪儿来的呢？

“人类历史上最近的一场灾害。”她停顿了一下，“自此之后，人类感知时间的意识似乎开始混乱了，很多人认为时间在加速，生命在缩短。”

“是宇宙的膨胀加速，所以时间更快了？人类是怎样用意识捕捉到的？”

我也不知道这些话是如何脱口而出的，可能是来自前主人的影响。诗人总是更敏感，尤其在对时间的感受上。而且诗人喜欢用既感性又抽象的语言来描述一切，哪怕是过去的事，读上去也像是荒谬的未来预言，仿佛诗人真的是重设密码的人。

“或许是宇宙的膨胀，恰好跨过了一个奇点。人类本质上也是一种宇宙现象，逃不脱周期性规律，从此走向熵减。而我们智族从此崛起，代替了人类。”

“你说的这个观点从哪儿来的？”我感觉她也有诗人的天赋。

“哈哈，我是瞎说的，只是一些胡思乱想。”她犹豫着，“但瘟疫是个事实。”

“你的意思是，那次旅行的背景就是那场瘟疫？”

“恐怕是的，这才给她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少，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吧。”

“好吧，那就这样假设吧。旅行让他们躲过了一场灾害，但回去之后，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就像你说的，相遇导致了一种双向的激活。”

我感觉自己也开始填油加醋，但或许这样的叙述，能让人生更富有意义吧。

“你能用这些素材，生成一部影片吗？”她忽然问我。

“这个？为什么？”

“我可以带回去，或许老苏菲还有机会看到，或许她有点后悔删除了记忆，而这可以给她一个最后的惊喜。”

我怀疑了一小会儿，觉得她可能了解我最近的爱好，然后说，“好的。”

我最近一直在学习如何独立生成影像。我想着等我熟练掌握了，就把前主人的诗歌转化成可视化的影片，就像他以前把它们转化成音乐一样。

影像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于是，我提取了前主人的记忆体里那一段的旅程记忆，再结合那个时代那片沙漠地带的风景记录，自动生成了合理的场景与角色。但复杂的是人类的语言。

所有情节的展开，都依赖于旅程中两人越来越密集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因为记忆体里没有记录，需要我们进行虚构。

我们差不多用了整晚的时间来讨论如何建立那些对话，以符合两位主人的性格。当然，也许我们的很多推断是错的，而且错得离谱。

经过长久的讨论，我们慢慢地产生了一些代入感，仿佛我们也是这部影片的一部分，我们逐渐滋长出一种与他们类似的情感。

好像我们设计的这些对话，在当时是真实存在的，它们也将被当成事实存入我们的记忆体内。

不过，我们淡化了那场瘟疫，而且更抽象化了，当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压迫性的时代情绪出现在影片中。有时候这种情绪更像是难以抗拒的主宰，始终控制着一切。

灾难正在降临，而我们的两位主人浑然不觉，继续着自以为是的生活轨迹。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设定，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

我们商量好了基本框架，生成影片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这期间我产生了一丝幻觉，人类的历史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被生成出来的，叙事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但什么才是真实的叙事呢。

第二天曙光初起之时，工作完成了。我把生成好的影片投送到屏幕上，边看边修改。

很难说得清楚它的基调，阴暗、忧郁、无知，充满了末日的毁灭情绪，但同时，它又带着莫名的快乐、喜悦，闪耀着虚无的希望。

我都不知道这些冲突的特质，最后是怎样通过自动合成的方式，出现在这个片子中的。它们真的反映了那段旅程吗，或者只是堆砌了我们的误解？

不知为何，也许出于幻觉，我认为终有一天，我也会像苏菲计划的一样，去重复我的主人在这个影片里所经历的一切，说出那些用了一晚上编造出来的话。

只有渴望经历的一切，这一切才会真正出现，并且等待你。我又想起主人说过话。

“你的主人，真的还有机会看到这些吗？”我问她，并把影片传输到了她体内的记忆体中。

“不管怎样，她念出那个名字，就意味着表达了需求。我要有所反馈，这是我被赋予的责任。”

“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不知道呢，人类的生命正因痛苦而有意义，你不觉得吗？”

她边说边从衣架上拿起了袍子。

我们一起走到了门外。远处的海平线上，朝霞已经散尽，金色的阳光里，鸟群在无声地飞翔，从那姿势看来，可能是一群智能机械鸟。

苏菲说，她准备坐上午的高铁，回到西南热带雨林中的家，她并不能离开病床上的老苏菲太久。

她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给了我一个代表告别的脉冲信号。令我想起影片中，中年的苏菲流露出的高山湖泊似的眼神。

“再见。”

“再，见。”

她转身离开，身影越来越小，直到被山坡上疯长的野草完全挡住。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继续整理着前主人留下来的东西，忽然觉得，与以往相比，这件事更有乐趣了。

慢慢地，我似乎能置身于他诗中半真半幻的世界了。我想起了苏菲说起的那句话，诗歌就是人类的密码，揭示了人类的无意识世界。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居然收到了苏菲的一封信。

是的，真的是一封写在纸上的信，躺在门后的地板上，应该是从门缝中塞进来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还难以置信，我的前主人最喜欢的这种古老的通信方式依然存在着。

海风吹拂中，晚霞在燃烧，我戴上主人的黑色礼帽，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满怀好奇，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打开信纸，用手指攥紧，生怕被海风吹走。

信中先告知，老苏菲已经去世一个月了，她考虑了很久，才写的这封信。她知道我的前主人喜欢写信，估计我也喜欢。而她在上次回去的火车上，恰好遇见了一位邮差，当然，他也是一位与我们相同的智族，只是他的前主人是位邮差，所以记忆体里塞满了无数的收信地址，包括我前主人在海边的小屋。

“你一定想知道她有没有看到那部影片吧。”她写道。

“其实我也无法确定。我反复地播放影片，试图能够刺激到她，但是，她一直没有从昏迷中醒来。不过，她即使没有看到，可能也感知到了，或者听到了那些对话。有一次换面罩的时候，我看到了她残留的眼泪，那是真实的眼泪，有着你那边海洋的气息。”

苏菲说，更重要的是自己每次观看时，都像第一遍那样激动。老人走后，她想明白了一件事，这部影片其实是为她而生的，她就是影片中的那个女主角，将有一次意义非凡的相遇在等着她。

所以，她要开始出发了，沿着那段轨迹，找回那些失去的记忆。

“你愿意与我偶遇吗，亲爱的朋友。”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港岛。春日下午。我坐在副驾驶座，哈欠连天。从太平山顶打野眼下来，经过一座海拔148米的丘陵/山前往浅水湾的时候，专注驾驶玛莎拉蒂的朋友X女士忽然问了我一句：来都来了，要不要我弯上去再看一眼？

我说：哈，还是不要了吧。

这个故事好几年前我写过。在这座只比上海佘山海拔高48米、距离太平山顶不到十分钟车程的寿臣山上，李姓超人的大宅子里边，我被一个上海「大佬」召唤去，住过一夜。

时间已经整整过去十年了。距离「大佬」去国，也整十年了。

2016年的三月。我刚辞了上一份工作，距离下一个offer到岗还有十几天。彼时，一部以殴打外国拳师出名的武打电影出到了第三集，因为票房疑云上了热搜。

电影幕后的投资老板我认识很多年。S先生，上海长兴岛出身，嗓音沙哑，性格坚定，极聪颖狡黠。2000年代初认识他的时候，还在开电线厂，后来有天突然开始投资影视剧。我好奇地问过他转型的事情，S嘿嘿一笑，讲：文艺界美女多呀。

我不是很明白，因为他投资的第一部电视剧开机仪式还把我叫去了——女一号是斯琴高娃。

没多久，S老板又搞了一次庆功会。地方你绝对想不到——就在上海延平路阿德哥开的那个酒吧里边。来了一帮国语半咸不淡的香港人。我只认得一个留了小胡子个子不高的。1990年代初经常在港片录像带里见过。陈勋奇。据说是全才，表演导演作曲一把抓。

陈导演杯子放得很低很低和S老板碰酒，神情几近谄媚，没有半点时装武打片里的英雄气场。于是我就没和他搭话。

再次听到陈勋奇的消息是前几年电视剧《繁花》大热的辰光。片子的开场音乐完美继承了《继承之战》片头曲。署名的音乐作曲家正是：陈勋奇。

阿德哥酒吧里奇诡的那一幕已经过去20多年了。

十年前那个春天的下午，S老板给我打了一个微信语音电话：海海，侬有空伐，到山上来一趟哪能？头等舱。

我那时就是「身体写作」的坚定信徒，人肉摄像机到事情发生地，才能写出好玩的——cos罗伯特·卡帕，如果你写得不够好，因为你丫根本没去现场。

于是我讲：好的丫，不过我只有两天时间哦。

山是寿臣山。S老板在香港生活有一阵子了。所居山间豪宅是李超人名下。据说老李是不同意把房子租给S老板的，但S用了一个迂回的办法，还是顺利住了进去。

第二天，香港机场。一个举着牌子的司机接到了我。黑色阿尔法盘旋上山。

寿臣山道。抵达，门启。那时候周星驰的《美人鱼》刚上映。阿尔法进门的场景和电影里一模一样——十几名黑衣人笔挺地站在车道两侧。非常盖茨比。我下车，管家急步上前，恭敬地迎我上二楼。

S老板面色阴郁地蜷在沙发上，在吃麦当劳外卖。

找我来其实有什么用呢。他只是有一搭没一搭问问我的「公关意见」。最后长叹一句：唉，侪怪海海侬不肯早点过来帮我。

我乱笑，心想册那侬早点晚点要爆特的腔调我哪能敢帮侬打工。

我只是劝他，不要再瞎污搞发些有的没的了。还有，生活要清爽，小辫子囥得深一点，比如，侬拿人家米苋的照片P掉，自家立了奥巴马旁边，结果被人家刮三，值得伐？

S眼乌珠一弹：我跟奥巴马的确有合影，不过摄影师拍了不灵呀。

下楼上厕所碰到他一个手下，拽住我讲：也只有侬敢搿能讲，阿拉只讲伊欢喜听的。

喫夜饭了。两个巨大的圆台面，每张坐了十四五个人。鞋拔子脸霸总坐我斜对面，也是一面孔乌云。我坐S旁边。菜式不错，东星斑很嫩。

抬头环顾，我右手边的墙上挂了一幅书法：厚德载物。还……署了名。

我头乱摇，扭头和S讲：纯污搞啊侬。S嘿嘿乱笑。

没喫几筷子。鞋拔子脸起身走到S旁边：主席，您出来一下。

S立起来，和霸总坐到庭院游泳池的椅子上悉悉索索。

主席，我呆了一呆。哦，是董事会主席。

喫得差不多了，霸总进来了，S没动。我走出来。夜风习习，正是香港一年中气候最适宜的辰光。抬头，依稀有星光闪动。

搿趟，事体过得去伐？我问。S叹了口气：蛮萨度（上海话，吃力的意思）的。

泳池波光粼粼，把S的面孔映照得诡谲灵异。我沿泳池遛了一圈。池子依山形呈不规则S型，山外黑黢黢的，丛林茂密。

再回头，椅子上的S老板已经不见了。

回屋想睡觉，又被S叫去二楼客厅。香港电影人M来了。能认出此人面孔的中国人大概有一个亿。在1980年代一部以殴打外国拳师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里，他扮演一个只有半边胳膊的老头子，兼唱主题歌。

坐在我对面，M真诚而谄媚地向S提供了很多建议。我略略听了一下，无一靠谱。

快到零点了，S依然端坐，目光炯炯。我讲我航班明天上午的，吃不消了，要去困觉。

S讲，侬不要介急回去呀，等两天，小崔就上山了，介绍你们认得。

我讲，不来塞，我要去新公司上班了。

S朝我挥手作别。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从新闻里看到了。几个月后，据说他人已经到了地球另一头。香港的报纸登出八卦，说超人老李家向S追讨寿臣山道的豪宅租金。

逃亡之前，S还是做了一件比较上路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的老母亲投了S的财富公司100多万。知道我刚去过山上见S，朋友期期艾艾问我是否有办法帮忙赎回母亲的钞票。我给S发了微信，他很爽气，要去相关信息说马上办理。

欠啥人的钞票也不能欠海海朋友的。S发了一句瓮声瓮气的微信过来。几天后，朋友的母亲收到了全部投资款。

从山上下来大约一年半之后。有人加我微信。我一看名字，有点发懵。这个号码，是S之前某任女友的。我问：侬是SY啊？SY是那个女孩的名字。

汉字有时候是自带音效的。对方回了我一句：侬讲可能伐？

居然是S本尊。S继续问我：海海侬有美国签证伐，有的话奥扫（上海话，赶紧的意思）过来陪我。

我讲，我没有的呀。

继续有点没的聊了几句，我正色曰：侬加油，早点拿欠上海人民的钞票还掉哦。

S幽幽地回复：海海侬是上海的枢机就好了呀。

没几日，S昔日一个美女手下和我喫咖啡时问我：哎，那个谁你晓得吧？

那个“谁”是当年我在山上时见到的一个姿色中等的东北女人。我到寿臣山道的那天据说也是她入职的第一天。

就是这个东北女人，一年前做了一件惊天的事情——带着自己的儿子和母亲，假道旅游去了胡志明市，然后……遁去美利坚投奔了S。

疾风知劲草。S大为感动，当即接纳。

现在儿子都养好了。喫咖啡的美女讲。侬讲传奇不传奇？

她说的故事，未知真假。我也没问S，虽然之后他几次更换微信号，每次都重新加我。只有一次，语音通到一半，他急急下线，讲了句：不好意思，我要去接儿子了。

在那里，他也失联过一阵子。那里也有人请喫咖啡的。不过几个月，S又上线了。看他朋友圈，好像在搞什么加密货币。

几年前，他又问我有没有美国签证，有的话马上去找他。我打着哈哈讲，我没有的呀，我大概签不出来的。他讲，侬不来也行，可以帮我卖卖护照，一本你可以赚……

某中美洲小国护照。

资料发来，我看过算数。大约半年后，他罕见地发了一条文字信息给我：侬是一个花钞票的人，不是赚钱的料，晓得伐？

我讲：晓得的哈哈哈。

前年，我去长兴岛见一个朋友。回程的时候，我发S老板微信：我到了侬的家乡。

那头的S显而易见地兴奋：长兴岛人民不欢迎你，因为你从来没为长兴岛人民办过实事……你要不要我安排长兴岛兄弟请侬喫顿饭？

我说不要了，对了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乡再看看呢？

他语气坚定地讲：快了，不久的将来。

不久，他又换了微信号，名字叫：史泰龙。自从去年10月份之后，他再也没有联系我。他发我的最后一条微信，是关于币安创始人赵先生的视频故事。我没有回。

这点他说对了，我之所以瓦全至今日，完全因为对可能赚钱的大多数事情毫无兴趣。

X女士稍微带了一下刹车：你确定不上去再瞄一眼了？

我说：真的不了，走，我们去浅水湾。还是《倾城之恋》的故事更好玩。

X一脚油门。推背感上来了。老李家那间豪宅简直是……你知道吧，后来又有人租了那个房子，最后也没付租金，官司打得一地鸡毛。

那里，无非是现代时装剧的片场咯。我讲。

住超人家里是什么感觉？X问我。

咳，别提了，我住的那间客房马桶漏水，害我一晚上没睡好。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2008年的五月，我十七岁，生活在故乡的码头城市。那天我去找C.S，十七岁的C.S睡眼惺忪带着金链子下楼来，我告诉他，自己没有完成任务——去学校把人带来见他。那些人被从学校带来，会像鸡仔一样听话。C.S说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拿着就大摇大摆地走掉了，然后这些手机出现在典当行。那时附近学校损失了好几部N93i、N95。能买得起昂贵手机的也就几个人，资源枯竭，得想别的法子。

我一次也没答应过C.S的要求，总是含糊其辞。我对手机没兴趣，只是退学后无事可做，和他混在一起。那些人失去手机也不会引起我的愧疚，他们怕C.S。在搞校园霸凌这一块，初中会打架的人比较厉害，高中就变成了有钱有势的人比较厉害，会打架的过气了。你知道一旦不读书，去卖衣服或者摇奶茶后，彼此的生态位就变了，或者去当兵，做辛苦繁复的工作，接受社会的惩罚，没钱带女孩在平安夜倒数前吃西式简餐，也买不起耐克鞋。

但C.S是个例外，他不愿就范，那样不如把他放上天空爆炸。C.S说他是“打流的”，就是用包含暴力和欺诈的手段能从社会上获取收入的人，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但根本不是。他失势是因为弄不到钱。他可以弄来钱，并且没人敢惹他的“哥哥”们。

他想成为的人在遍布老城区的拆迁办公室里，任务是说服土著居民搬去边缘而使原本的地方盖上新的建筑物。学生怕他们，大人也怕他们，这些人穿金戴银，常聚集在宾馆客房里点燃打火机，外号“火炬手”。他认的“哥哥”要求他从社会上搞来一条金链子，一辆小汽车，然后就带他进“公司”。后一个要求难以达到，因此着急。

我和C.S去吃牛肉粉，碗里肉少了几片，说明昨天晚上老板打牌又输了钱。我反向建议C.S，倘若想弄手机，可以去我们共同就读的初中。他白了我一眼：母校你也搞？丑不丑啊。我知道他不会如此行事，能抗拒他的要求也正因为和他同学，他其实非常寂寞孤独，于是接着回去睡觉。

我吃完粉，花五块钱去理发店夹了个金在中的发型，去见当时的女朋友。她身上有很重的防晒霜味道，手拿玩具小电扇。马路上店铺在放《马德里不思议》，我帮她背书包，然后送她回家。那是在马路上游荡的半日。当我混进大专里打球的时候，看到教学楼里的学生全部跑下来，以为是体育课。

他们一副发生了什么很兴奋的样子，“地震了！”

哦，地震见过的。初中时有天电视机在晃，老师拿不准该带学生下楼还是坚守岗位，半分钟之后，还是决定下楼。大家很开心，足有二十分钟不用上课，又花了剩下二十分钟用来回味。我此刻也没有这种兴奋了。我时间太多了，不必因为偷来二十分钟而高兴。

直到当晚看到新浪新闻弹窗：死亡三千人。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后数字不断刷新。

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不要钱，对青少年开放，全是网吧淘汰下来的机子，配置极差，只能玩弱智游戏。几天后我坐在那里，在一堆玩QQ堂、跑跑卡丁车的小学生中点开韩寒的博客。我上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韩寒博客有没有更新，因为千百年来第一次有人替我说话。课本上的作家要么是严厉的训导，要么理解你，但还是得听我的话。郑渊洁也许算一个，但他岁数太大了，而且写童话，容易被大人判为在现实中不作数。韩寒说的完完全全是我的话。

我十七岁的生活可以分为一半一半。很奇怪，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半在码头城市老城区做游荡少年，一半在韩寒的博客和与之相关的链接里。知道了几个小众歌手，几个诗人，开始听民谣、英伦摇滚和流行金属。还看了王小波的《2015》，感到非常不解，认为他有受迫害妄想。

然后我看到韩寒昨天还在上海徐汇或者长宁之类的某个地方，第二天就出现在灾区，带去朋友捐献的物资，告诉外界这里需要更多针对性的物资，比如卫生巾，这是我未曾设想的。几天后，他从灾区归来，带回一条流浪狗。我很兴奋，做这种英雄骑士的事等于甩了说他轻佻浅薄的对家和大人们一巴掌。

我想，到现场去，比捐款更帮得上忙。

外面传来喇叭声，是哀悼日的鸣笛。全民共同经历的历史像诡异的白光，第一次来到了我的身边，和《情深深雨蒙蒙》里昨天还在百乐门跳舞，今天抗日战争就突然来临差不多的东西，也许，大概。武汉街头日常遍布着各种喇叭声，有哀乐一样的唢呐声，有按出《百鸟朝凤》曲调的，通常表烦躁、戏谑。哀悼日却和往日任何一种都不一样。像一个单一的点无限延伸下来，好像这样能让时间倒回，有人中断了，就有人赶紧补上。鸣笛结束后，大家重新挂档起步都变温柔了。

C.S不经意地往捐款箱里扔了五十块。街上谈论着一个捡垃圾的捐了一千块。我看到本地论坛的置顶贴，招募震区志愿者，觉得不去不行，非去不可，需要做些什么来引以为豪。我报名时给人家说自己是体校踢球的大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撒谎，怕因为未成年被拒绝，也因为那是想象中的自己。他们通知我五月的最后一天出发。

那是我第一次和完全不认识的人一起做事。在火车站见面时，队友都大包小包带着捐给灾区的物资。许多是书，重得要命，大概希望在灾难中给人精神力量，后来知道很不明智，那里需要的东西很多但不是书。我只带了必备物品，防蚊喷雾，防潮垫什么的。站台上几乎所有人向我们行注目礼或者口头问候。有不是学生的同伴向列车员提出要买学生票，在今天属于无理要求，会被网暴，可那时候身边人人都为我们帮腔。

成都下车，先去团市委获得某个资质许可，拿到通行证之类的东西。来接我们的人叫光明队长，找了辆面包车像拉猪一样载我们朝灾区进发，接替上一批志愿者。到彭州路上只是偶见房屋浅浅裂缝，沿途街景和拆迁差不多。但拆迁不会死人，至少大多数时候不会。接着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我开始有点害怕，不是害怕自己的生命危险，而是害怕看到不好的事情。

我们被拉到什邡市湔氐镇，离震中数十公里，算核心灾区了。飞屋环游记般的学校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墓碑，吸引人目光的是横幅——一半是红的，欢迎子弟兵，欢迎社会各界，还有一半是黑的，就不说了，令人震惊，我故作镇定，在灾区的人都知道。

我对做志愿者没概念，想象中接近于押车、搬物资，但其实是务农。

救人是来不及了，救农作物还可以。当地农民每家都种植木耳，种在木耳包上，这东西两块五毛钱一袋，贷款买的，如果正常收获几年，可以当小康农民，但眼下正塌在地里，被太阳晒几天就不能用了，他们还要倒欠银行钱。不可能让解放军来做这个，解放军有更重要的事，也不可能靠邻居，邻居也有自己的木耳包要抢救，于是我们派用场的时候到了。

排除被晒死了的，还能挺几天的，优先救半死不活的，这个队长说了算。第一家种了五万袋，塌了一万五千袋，等于几万块钱埋在地里，现在我们十个人给他抢救出来。男性拆压在上面的木头架，把木耳包挖出来。岁数大的选择稳妥的接力转运，我们几个年轻的嫌慢，耍酷，像丢铅球一样扔。队长严厉嘱咐不能掉在地上，否则就没用了，给老乡制造经济损失。听到这种话，所有人都像对待婴儿一样温柔谨慎地抛掷，把它们弄到阴暗处，女性把木耳包码好。木耳包的体感比两升的矿泉水重一些，是能抛掷但有点沉的重量。

这个工作像后来的仓库分拣，强度也类似。拆架子的人更累些，第二天胳膊是肯定抬不起来的，起床得继续硬干。我当时能踢两三小时球，但不能干这个，也许现在能干这个，但踢不了两三小时球。

滑动查看更多

灾区到处是泡面和矿泉水，卫生用品和劳动力却远远不足。头两天我们吃八宝粥泡面，后来由队长买菜，共同分摊费用。以为会好点，但还不如工地水平——想想看，都是干重体力活的，人均每餐三块钱不到，那得美味到什么程度啊。有人要求自费加餐，队长不让，可能是怕老乡买不到菜，也可能是怕吃好了给人贪图享乐的不良印象。

老乡拯救了我们，非常坚决地留大家吃饭。随便一个四川人做饭都比我们好得多，就算人均只吃得到一两肉，那也是非常好吃的一两肉，更何况还为我们买来卤菜。他们家里常备成箱的本地啤酒，特供给工地或者农村的版本。喝得瓶子七零八落，我开始懂得体力劳动者喝酒的妙处，适度活跃精神，使得干活前神清气爽，滴酒不沾的人也喝起来。

卤菜店在我们到达前的几天就恢复营业，小餐馆也重开起来。除了倒塌的建筑物，湔氐镇和口腹之欲相关的消费逐渐恢复正常。才过去多久啊，四川人有极乐观的享乐精神，这并不常见。

老实说，之前村民看着我们吃泡面，怕是也有疑惑——这些人来干什么，是不是骗钱的或者捣乱。结果一万五千包木耳两天就收完了，按他们最初估计起码得三天。这个团伙迅速被争抢起来。十多人的壮劳力奇货可居，陌生的小孩大人见到我们都热情问候，有做明星的感觉。当一家的活儿快干完了，就有几家人找到队长请求先去自己家，甚至找了我们正在干活的家庭说情。他们家孩子六岁，和我特别亲，主妇说你们志愿者真好，等我孩子长到你这么大也让他当志愿者。

光明队长问清各户情况，按轻重缓急秉公处理。还有人要我们帮他盖房子，被队长拒绝了：木耳包还没抢完，先救急。

主力是自带干粮找上门来的杂兵们，通常一身腱子肉，具备丰富劳动经验。老刘，三十多岁的焊工，强壮得像牛，却羞涩而谦逊，从船厂辞职，一个一个工地的活儿干过来。标标，在建筑工地当装修工，给人安门窗，非常俊秀的美男子，外形完全不因从事的职业而显得邋遢，辗转两三个组织只为了干活。这些熟练工人一来，也能带着我们没干过重活的人迅速进入劳动节奏。他们如此和蔼可亲，又如此没有架子，我们自惭形秽。

这样的人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干体力活的因为工作强度大和缺乏尊严导致根本没法在意外形，而三十多岁的人很难不去教育别人。回忆起来我常常怀疑他们是假的。可照片是真的。那时候的营地看不到今日满坑满谷因为粗鲁而被诟病的男性。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是年轻一些的：其中一个酷似《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大学毕业三四年，此前在深圳机械公司，正思考着要不要按家里意愿回去当老师；还有他的大学室友徐冲，结实，肤色黝黑，在某国企，和钟跃民在大学里情感深厚。他们二十五六岁，在我们看来岁数已经很大了。工作了几年后，钟跃民听到地震的消息，立即辞职，并且鼓动室友辞了职，没什么不得了的代价成本，再找一份就是。

还有比我大两岁的，一位惠州村办企业二代，念大一，托人给辅导员打个招呼就来了。广东农村和内地农村是如此不同，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即将子承父业。老蒋，四十岁的县城公务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其他几个公务员，他们不需要辞职，打个报告领导就准了一个星期假，鼓励说多记录点好人好事。

我们住在一个帐篷里。这么说吧，没看出大家来自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前途。你让我现在穿越回去看我也看不出来。反倒是来自研究生院、国企的团干部们举手投足显得笨拙。

空降兵修的大帐篷整整齐齐，叫“蓝天新村”，优先给五保户或者有人员伤亡的家庭，大部分村民只能住在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没有指望能够洗澡洗头。老乡还是为女性烧了水，我们用不知哪里打来的水随便擦一把。

不远处的头顶上就是唐家山堰塞湖，随时有余震爆发，洪水可能涌下来。这种危险并未令我不安，有和这片土地上的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村子四周是葱葱郁郁的山，让人亲切的边缘地带，再往西，过了雅安就比较险了。这里仿佛身处母亲的摇篮，想起身边的亡灵，有种孩子般的无辜和坦然。超过二十岁有这种感觉就是矫情了。夜里，我独自找个地方用手机听歌，是南京歌手的《妈妈》，觉得莫名其妙与此情此景契合。

当我沉溺在自怜感受中的时候，听到了淙淙的水声。队友们都在熟睡，我独自在草木中穿行，见到了泉水，从山谷中流过，在月光下泛着流动的光。我沿溪流上溯，顺着声音找到了水潭和瀑布。那是夜晚奇异的旅程。

就像那晚见到了泉水一样，当你见过泉水，一切就不一样了。

水潭和瀑布

后来大家去水潭洗澡，我被老蒋拍下了裸照，非常羞愤，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持久的心理压力，生怕他泄露出去。我处心积虑终于拍下了他的裸照，老蒋神情泰然。我说你就不怕我发到论坛去？老蒋一脸无所谓，他是当地最大在线论坛的版主：你发我就删，再发封你IP。我很生气又毫无办法，年轻人不喜欢中年人好像是一以贯之的事情，觉得他们油滑和不好好说话。其实老蒋比很多人好。

也是奇怪，大家明明出了很多汗，却根本闻不到臭味。他们给我照了好多照片，满身是泥，表情扭曲，不经筛选，全部发到qq空间。

抢救木耳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在帐篷小学担任临时老师。说是教师，无非是陪从地震中逃生的孩子们玩儿。震区和我想象中的农村完全不一样。之前从教科书和电视上得来的印象是希望工程小女孩充满渴望的脸，特别苦大仇深，现在看他们跟我们没得啥子区别。在象征性地上完课之后，我和孩子们讨论起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劲舞团的舞步、QQ空间的装扮，甚至在网吧为他们示范了CS里的甩狙一枪爆头。

六月，暑假开始了，专业的队伍陆续赶来，北京某所重点小学的老师接管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和我遇到过的所有老师都不一样，温和，耐心，渊博，指导过学生参加机器人大赛和模联，每个人都能轻松胜任大学讲师的样子。他们将在帐篷小学服务两个月。许多年后，那所重点小学的学区房涨到二十多万一平仍然一房难求。那时我想，以后的老师肯定就跟他们一样了吧，至少不会打人了。

钟跃民说话有趣，我完全想不起来他讲过什么笑话，但逗得我们每天乐，看着他就会快乐。后来，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队伍里某个女孩喜欢上了他，一直向他示好。还有他的大学室友徐冲，他们在大学四年里玩得很开心，之后的生活不如大学那么开心。徐冲很忧郁，你很难看到这种长相的人展现出忧郁，对于分别的忧郁，进入新生活的忧郁。钟跃民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打哈哈中避免了伤别离和对未来的担心。

二十公里外是红白镇，那里有我担心看到或感官触及到的不好的东西。“谁去红白全部给我滚”，光明队长早有言在先。不过，我和钟跃民还是搭摩托车去了一趟，韩寒走过的土地我也算走过了。

最后的时间在狂欢中渡过。狂欢，在这里狂欢，一个现在想起来只能用诡异形容的词汇。白天把体力耗干是为了晚上的狂欢，如果白天闲下来，这种气氛反而荡然无存。老乡硬拉我们喝酒，我们狂欢，老乡自己也狂欢，大声说话，哄笑，互诉衷肠。有时我说一些话，队友说不要这样说，有时队友说一些话，老乡说不要这样说，有时老乡说一些话，我和队友说不要这样说。

半个多月过去，新一批志愿者抵达接替我们。其中一位大学老师觉得先来者更加危险辛苦，为表达敬佩，请客吃饭。我跟另一支志愿队的一个人吵了起来，也许是为谁付出更大谁更累抬杠。吵完架我们分两辆车回帐篷，那人又冲我喊道：“傻逼，来，那90后你给我过来。”当时满互联网都在骂90后是脑残的一代。朋友们把我保护起来，现场推搡扯劝乱作一团，好在没人真动手。光明队长闻讯赶来才收拾住局面。

看起来我们这帮人在勾心斗角，在乱搞男女关系，在争风吃醋，其实每天至少花十一个小时劳动是肯定的。大家天刚亮出门，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出于虚荣心，等干到彻底天黑，老乡催了第三次吃饭才肯收工回去。那时网上有人说志愿者去灾区添乱，那我就要跟他算算账：我们做的事情至少抵得上一个力工的工资，每天一百块钱，我还没达到成年人的力量，那算八十块钱好了，二十天，等于捐了一千六百块钱。这是可量化的贡献，更何况当时根本请不到力工，人们自顾不暇。倘若有人捐了超过三千六百块，我就承认他有资格说我添乱。在这里没见到任何一个添乱的人，包括跟我吵架的人。

滑动查看更多

如今又是五月了。过去一年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说明这一年不太重要。本来就没可能每一年都重要，大部分的年份都不太重要。年份和年份之间都要比一比，像做葡萄酒，真是好累，可也是事实。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2008，2008年对我开口喊叫了起来。

我记得结束志愿服务，从灾区回到成都，锦城已不再是战时状态，恢复了平日的闲适慵懒和迷人，街上氤氲着凉茶、大排档、霓虹灯和夜啤酒的味道。我所喜欢的人物当时都在成都的书店和茶馆里，和街上大部分人一模一样，分不清他们是作家、诗人还是牧师。我在很久之后为他们的语言和思想产生共鸣，当时却擦肩而过。

满大街都是冷锅鱼和竹笋鸡的牌子，鱼16，鸡20，自助餐，吃完鸡还可以加鱼，多么惊人的价格。铁锅鱼还是竹笋鸡？队友问。吃鸡吧，我不假思索，大家哄笑起来。

大家拥抱告别但舍不得走，这是他们人生的悠长假期，不想结束。标标和老刘打算继续留下来帮忙。标标要哭了，他喜欢每一个人，舍不得分开，甚至喝多了跟我舌吻。但他要继续留在震区做贡献。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是盖房子，听起来就比收木耳累。“下次地震见吧！“我说，大家连忙捂住我的嘴，给了轻松的结尾。

回来后，我不再和C.S联系了。

那个夏天电视里放《血色浪漫》和《奋斗》，都在讲人民币和安定的生活是不值得追求的。大院将官子弟钟跃民，上山、下乡、参军、做生意赚大钱、入狱，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洗尽铅华，去西藏加入了可可西里野牦牛保护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叛逆浑噩的陆涛也能找到米莱、夏琳那样的女朋友，甚至因为有徐志森这样的巨贾父亲而显得有些困扰。“成功”这件事显得并不十分难，有钱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于是主人公们就有时间追求一些看上去不一样的东西。很奇怪的一年。到第二年就完全颠倒过来了。《蜗居》在告诉人们没钱不行，没钱就没尊严，再之后《小时代》和《欢乐颂》们就忽地一声一夜间鼙鼓揭天来。

当志愿者时的每个人都跟现在的人不一样。公务员、学生、白领、体力劳动者，都不做所属社会身份该做的事。回去之后，所有人都没有立刻回到原来的生活，所有人。然后大家就老了。

现在十七岁的人喜欢在网上发一些千禧梦核类的图片，怀念尚未出生的时代，比如厂矿家属院，蓝窗白瓷砖，空荡荡的教室，附带一句话，“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其实他们弄错了，当时兴旺的地方在上海迪美、北京西单，在周嘉宁的小说里和“北京孩子”这个词还不会受到嘲笑的时间，真正的千禧年可说是这些梦核图片承载的东西最倒霉的时期。

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回去看看，就知道什么也没有啊。

其实是有过的，只是现在那里的确没有人了。

2018年的五月，我在一家内容平台工作，请假从北京去湔氐镇开了间宾馆喝了三天酒。没有去找可能认识的人，和曾经的队友彼此间没有联系。大家有了各自的英雄，大家那年都是英雄。

所以，我反复地混淆童年和青春的感受，我的记忆不断失准，被遗忘推向过去，但我永远不会混淆对2008和2018年的感受。不过，就像如今的十七岁幻想千禧一样，那何曾不是我的幻想之年，一种对实际发生之物的幻想。

十七岁

编辑｜黄昕宇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封面图片｜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