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2008年的五月，我十七岁，生活在故乡的码头城市。那天我去找C.S，十七岁的C.S睡眼惺忪带着金链子下楼来，我告诉他，自己没有完成任务——去学校把人带来见他。那些人被从学校带来，会像鸡仔一样听话。C.S说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拿着就大摇大摆地走掉了，然后这些手机出现在典当行。那时附近学校损失了好几部N93i、N95。能买得起昂贵手机的也就几个人，资源枯竭，得想别的法子。

我一次也没答应过C.S的要求，总是含糊其辞。我对手机没兴趣，只是退学后无事可做，和他混在一起。那些人失去手机也不会引起我的愧疚，他们怕C.S。在搞校园霸凌这一块，初中会打架的人比较厉害，高中就变成了有钱有势的人比较厉害，会打架的过气了。你知道一旦不读书，去卖衣服或者摇奶茶后，彼此的生态位就变了，或者去当兵，做辛苦繁复的工作，接受社会的惩罚，没钱带女孩在平安夜倒数前吃西式简餐，也买不起耐克鞋。

但C.S是个例外，他不愿就范，那样不如把他放上天空爆炸。C.S说他是“打流的”，就是用包含暴力和欺诈的手段能从社会上获取收入的人，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但根本不是。他失势是因为弄不到钱。他可以弄来钱，并且没人敢惹他的“哥哥”们。

他想成为的人在遍布老城区的拆迁办公室里，任务是说服土著居民搬去边缘而使原本的地方盖上新的建筑物。学生怕他们，大人也怕他们，这些人穿金戴银，常聚集在宾馆客房里点燃打火机，外号“火炬手”。他认的“哥哥”要求他从社会上搞来一条金链子，一辆小汽车，然后就带他进“公司”。后一个要求难以达到，因此着急。

我和C.S去吃牛肉粉，碗里肉少了几片，说明昨天晚上老板打牌又输了钱。我反向建议C.S，倘若想弄手机，可以去我们共同就读的初中。他白了我一眼：母校你也搞？丑不丑啊。我知道他不会如此行事，能抗拒他的要求也正因为和他同学，他其实非常寂寞孤独，于是接着回去睡觉。

我吃完粉，花五块钱去理发店夹了个金在中的发型，去见当时的女朋友。她身上有很重的防晒霜味道，手拿玩具小电扇。马路上店铺在放《马德里不思议》，我帮她背书包，然后送她回家。那是在马路上游荡的半日。当我混进大专里打球的时候，看到教学楼里的学生全部跑下来，以为是体育课。

他们一副发生了什么很兴奋的样子，“地震了！”

哦，地震见过的。初中时有天电视机在晃，老师拿不准该带学生下楼还是坚守岗位，半分钟之后，还是决定下楼。大家很开心，足有二十分钟不用上课，又花了剩下二十分钟用来回味。我此刻也没有这种兴奋了。我时间太多了，不必因为偷来二十分钟而高兴。

直到当晚看到新浪新闻弹窗：死亡三千人。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后数字不断刷新。

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不要钱，对青少年开放，全是网吧淘汰下来的机子，配置极差，只能玩弱智游戏。几天后我坐在那里，在一堆玩QQ堂、跑跑卡丁车的小学生中点开韩寒的博客。我上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韩寒博客有没有更新，因为千百年来第一次有人替我说话。课本上的作家要么是严厉的训导，要么理解你，但还是得听我的话。郑渊洁也许算一个，但他岁数太大了，而且写童话，容易被大人判为在现实中不作数。韩寒说的完完全全是我的话。

我十七岁的生活可以分为一半一半。很奇怪，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一半在码头城市老城区做游荡少年，一半在韩寒的博客和与之相关的链接里。知道了几个小众歌手，几个诗人，开始听民谣、英伦摇滚和流行金属。还看了王小波的《2015》，感到非常不解，认为他有受迫害妄想。

然后我看到韩寒昨天还在上海徐汇或者长宁之类的某个地方，第二天就出现在灾区，带去朋友捐献的物资，告诉外界这里需要更多针对性的物资，比如卫生巾，这是我未曾设想的。几天后，他从灾区归来，带回一条流浪狗。我很兴奋，做这种英雄骑士的事等于甩了说他轻佻浅薄的对家和大人们一巴掌。

我想，到现场去，比捐款更帮得上忙。

外面传来喇叭声，是哀悼日的鸣笛。全民共同经历的历史像诡异的白光，第一次来到了我的身边，和《情深深雨蒙蒙》里昨天还在百乐门跳舞，今天抗日战争就突然来临差不多的东西，也许，大概。武汉街头日常遍布着各种喇叭声，有哀乐一样的唢呐声，有按出《百鸟朝凤》曲调的，通常表烦躁、戏谑。哀悼日却和往日任何一种都不一样。像一个单一的点无限延伸下来，好像这样能让时间倒回，有人中断了，就有人赶紧补上。鸣笛结束后，大家重新挂档起步都变温柔了。

C.S不经意地往捐款箱里扔了五十块。街上谈论着一个捡垃圾的捐了一千块。我看到本地论坛的置顶贴，招募震区志愿者，觉得不去不行，非去不可，需要做些什么来引以为豪。我报名时给人家说自己是体校踢球的大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撒谎，怕因为未成年被拒绝，也因为那是想象中的自己。他们通知我五月的最后一天出发。

那是我第一次和完全不认识的人一起做事。在火车站见面时，队友都大包小包带着捐给灾区的物资。许多是书，重得要命，大概希望在灾难中给人精神力量，后来知道很不明智，那里需要的东西很多但不是书。我只带了必备物品，防蚊喷雾，防潮垫什么的。站台上几乎所有人向我们行注目礼或者口头问候。有不是学生的同伴向列车员提出要买学生票，在今天属于无理要求，会被网暴，可那时候身边人人都为我们帮腔。

成都下车，先去团市委获得某个资质许可，拿到通行证之类的东西。来接我们的人叫光明队长，找了辆面包车像拉猪一样载我们朝灾区进发，接替上一批志愿者。到彭州路上只是偶见房屋浅浅裂缝，沿途街景和拆迁差不多。但拆迁不会死人，至少大多数时候不会。接着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我开始有点害怕，不是害怕自己的生命危险，而是害怕看到不好的事情。

我们被拉到什邡市湔氐镇，离震中数十公里，算核心灾区了。飞屋环游记般的学校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墓碑，吸引人目光的是横幅——一半是红的，欢迎子弟兵，欢迎社会各界，还有一半是黑的，就不说了，令人震惊，我故作镇定，在灾区的人都知道。

我对做志愿者没概念，想象中接近于押车、搬物资，但其实是务农。

救人是来不及了，救农作物还可以。当地农民每家都种植木耳，种在木耳包上，这东西两块五毛钱一袋，贷款买的，如果正常收获几年，可以当小康农民，但眼下正塌在地里，被太阳晒几天就不能用了，他们还要倒欠银行钱。不可能让解放军来做这个，解放军有更重要的事，也不可能靠邻居，邻居也有自己的木耳包要抢救，于是我们派用场的时候到了。

排除被晒死了的，还能挺几天的，优先救半死不活的，这个队长说了算。第一家种了五万袋，塌了一万五千袋，等于几万块钱埋在地里，现在我们十个人给他抢救出来。男性拆压在上面的木头架，把木耳包挖出来。岁数大的选择稳妥的接力转运，我们几个年轻的嫌慢，耍酷，像丢铅球一样扔。队长严厉嘱咐不能掉在地上，否则就没用了，给老乡制造经济损失。听到这种话，所有人都像对待婴儿一样温柔谨慎地抛掷，把它们弄到阴暗处，女性把木耳包码好。木耳包的体感比两升的矿泉水重一些，是能抛掷但有点沉的重量。

这个工作像后来的仓库分拣，强度也类似。拆架子的人更累些，第二天胳膊是肯定抬不起来的，起床得继续硬干。我当时能踢两三小时球，但不能干这个，也许现在能干这个，但踢不了两三小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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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区到处是泡面和矿泉水，卫生用品和劳动力却远远不足。头两天我们吃八宝粥泡面，后来由队长买菜，共同分摊费用。以为会好点，但还不如工地水平——想想看，都是干重体力活的，人均每餐三块钱不到，那得美味到什么程度啊。有人要求自费加餐，队长不让，可能是怕老乡买不到菜，也可能是怕吃好了给人贪图享乐的不良印象。

老乡拯救了我们，非常坚决地留大家吃饭。随便一个四川人做饭都比我们好得多，就算人均只吃得到一两肉，那也是非常好吃的一两肉，更何况还为我们买来卤菜。他们家里常备成箱的本地啤酒，特供给工地或者农村的版本。喝得瓶子七零八落，我开始懂得体力劳动者喝酒的妙处，适度活跃精神，使得干活前神清气爽，滴酒不沾的人也喝起来。

卤菜店在我们到达前的几天就恢复营业，小餐馆也重开起来。除了倒塌的建筑物，湔氐镇和口腹之欲相关的消费逐渐恢复正常。才过去多久啊，四川人有极乐观的享乐精神，这并不常见。

老实说，之前村民看着我们吃泡面，怕是也有疑惑——这些人来干什么，是不是骗钱的或者捣乱。结果一万五千包木耳两天就收完了，按他们最初估计起码得三天。这个团伙迅速被争抢起来。十多人的壮劳力奇货可居，陌生的小孩大人见到我们都热情问候，有做明星的感觉。当一家的活儿快干完了，就有几家人找到队长请求先去自己家，甚至找了我们正在干活的家庭说情。他们家孩子六岁，和我特别亲，主妇说你们志愿者真好，等我孩子长到你这么大也让他当志愿者。

光明队长问清各户情况，按轻重缓急秉公处理。还有人要我们帮他盖房子，被队长拒绝了：木耳包还没抢完，先救急。

主力是自带干粮找上门来的杂兵们，通常一身腱子肉，具备丰富劳动经验。老刘，三十多岁的焊工，强壮得像牛，却羞涩而谦逊，从船厂辞职，一个一个工地的活儿干过来。标标，在建筑工地当装修工，给人安门窗，非常俊秀的美男子，外形完全不因从事的职业而显得邋遢，辗转两三个组织只为了干活。这些熟练工人一来，也能带着我们没干过重活的人迅速进入劳动节奏。他们如此和蔼可亲，又如此没有架子，我们自惭形秽。

这样的人现在已经见不到了。干体力活的因为工作强度大和缺乏尊严导致根本没法在意外形，而三十多岁的人很难不去教育别人。回忆起来我常常怀疑他们是假的。可照片是真的。那时候的营地看不到今日满坑满谷因为粗鲁而被诟病的男性。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是年轻一些的：其中一个酷似《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大学毕业三四年，此前在深圳机械公司，正思考着要不要按家里意愿回去当老师；还有他的大学室友徐冲，结实，肤色黝黑，在某国企，和钟跃民在大学里情感深厚。他们二十五六岁，在我们看来岁数已经很大了。工作了几年后，钟跃民听到地震的消息，立即辞职，并且鼓动室友辞了职，没什么不得了的代价成本，再找一份就是。

还有比我大两岁的，一位惠州村办企业二代，念大一，托人给辅导员打个招呼就来了。广东农村和内地农村是如此不同，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即将子承父业。老蒋，四十岁的县城公务员，以及全国各地的其他几个公务员，他们不需要辞职，打个报告领导就准了一个星期假，鼓励说多记录点好人好事。

我们住在一个帐篷里。这么说吧，没看出大家来自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前途。你让我现在穿越回去看我也看不出来。反倒是来自研究生院、国企的团干部们举手投足显得笨拙。

空降兵修的大帐篷整整齐齐，叫“蓝天新村”，优先给五保户或者有人员伤亡的家庭，大部分村民只能住在自己搭的简易帐篷里，没有指望能够洗澡洗头。老乡还是为女性烧了水，我们用不知哪里打来的水随便擦一把。

不远处的头顶上就是唐家山堰塞湖，随时有余震爆发，洪水可能涌下来。这种危险并未令我不安，有和这片土地上的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村子四周是葱葱郁郁的山，让人亲切的边缘地带，再往西，过了雅安就比较险了。这里仿佛身处母亲的摇篮，想起身边的亡灵，有种孩子般的无辜和坦然。超过二十岁有这种感觉就是矫情了。夜里，我独自找个地方用手机听歌，是南京歌手的《妈妈》，觉得莫名其妙与此情此景契合。

当我沉溺在自怜感受中的时候，听到了淙淙的水声。队友们都在熟睡，我独自在草木中穿行，见到了泉水，从山谷中流过，在月光下泛着流动的光。我沿溪流上溯，顺着声音找到了水潭和瀑布。那是夜晚奇异的旅程。

就像那晚见到了泉水一样，当你见过泉水，一切就不一样了。

水潭和瀑布

后来大家去水潭洗澡，我被老蒋拍下了裸照，非常羞愤，这件事给我带来了持久的心理压力，生怕他泄露出去。我处心积虑终于拍下了他的裸照，老蒋神情泰然。我说你就不怕我发到论坛去？老蒋一脸无所谓，他是当地最大在线论坛的版主：你发我就删，再发封你IP。我很生气又毫无办法，年轻人不喜欢中年人好像是一以贯之的事情，觉得他们油滑和不好好说话。其实老蒋比很多人好。

也是奇怪，大家明明出了很多汗，却根本闻不到臭味。他们给我照了好多照片，满身是泥，表情扭曲，不经筛选，全部发到qq空间。

抢救木耳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在帐篷小学担任临时老师。说是教师，无非是陪从地震中逃生的孩子们玩儿。震区和我想象中的农村完全不一样。之前从教科书和电视上得来的印象是希望工程小女孩充满渴望的脸，特别苦大仇深，现在看他们跟我们没得啥子区别。在象征性地上完课之后，我和孩子们讨论起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劲舞团的舞步、QQ空间的装扮，甚至在网吧为他们示范了CS里的甩狙一枪爆头。

六月，暑假开始了，专业的队伍陆续赶来，北京某所重点小学的老师接管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和我遇到过的所有老师都不一样，温和，耐心，渊博，指导过学生参加机器人大赛和模联，每个人都能轻松胜任大学讲师的样子。他们将在帐篷小学服务两个月。许多年后，那所重点小学的学区房涨到二十多万一平仍然一房难求。那时我想，以后的老师肯定就跟他们一样了吧，至少不会打人了。

钟跃民说话有趣，我完全想不起来他讲过什么笑话，但逗得我们每天乐，看着他就会快乐。后来，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队伍里某个女孩喜欢上了他，一直向他示好。还有他的大学室友徐冲，他们在大学四年里玩得很开心，之后的生活不如大学那么开心。徐冲很忧郁，你很难看到这种长相的人展现出忧郁，对于分别的忧郁，进入新生活的忧郁。钟跃民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打哈哈中避免了伤别离和对未来的担心。

二十公里外是红白镇，那里有我担心看到或感官触及到的不好的东西。“谁去红白全部给我滚”，光明队长早有言在先。不过，我和钟跃民还是搭摩托车去了一趟，韩寒走过的土地我也算走过了。

最后的时间在狂欢中渡过。狂欢，在这里狂欢，一个现在想起来只能用诡异形容的词汇。白天把体力耗干是为了晚上的狂欢，如果白天闲下来，这种气氛反而荡然无存。老乡硬拉我们喝酒，我们狂欢，老乡自己也狂欢，大声说话，哄笑，互诉衷肠。有时我说一些话，队友说不要这样说，有时队友说一些话，老乡说不要这样说，有时老乡说一些话，我和队友说不要这样说。

半个多月过去，新一批志愿者抵达接替我们。其中一位大学老师觉得先来者更加危险辛苦，为表达敬佩，请客吃饭。我跟另一支志愿队的一个人吵了起来，也许是为谁付出更大谁更累抬杠。吵完架我们分两辆车回帐篷，那人又冲我喊道：“傻逼，来，那90后你给我过来。”当时满互联网都在骂90后是脑残的一代。朋友们把我保护起来，现场推搡扯劝乱作一团，好在没人真动手。光明队长闻讯赶来才收拾住局面。

看起来我们这帮人在勾心斗角，在乱搞男女关系，在争风吃醋，其实每天至少花十一个小时劳动是肯定的。大家天刚亮出门，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出于虚荣心，等干到彻底天黑，老乡催了第三次吃饭才肯收工回去。那时网上有人说志愿者去灾区添乱，那我就要跟他算算账：我们做的事情至少抵得上一个力工的工资，每天一百块钱，我还没达到成年人的力量，那算八十块钱好了，二十天，等于捐了一千六百块钱。这是可量化的贡献，更何况当时根本请不到力工，人们自顾不暇。倘若有人捐了超过三千六百块，我就承认他有资格说我添乱。在这里没见到任何一个添乱的人，包括跟我吵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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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又是五月了。过去一年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说明这一年不太重要。本来就没可能每一年都重要，大部分的年份都不太重要。年份和年份之间都要比一比，像做葡萄酒，真是好累，可也是事实。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2008，2008年对我开口喊叫了起来。

我记得结束志愿服务，从灾区回到成都，锦城已不再是战时状态，恢复了平日的闲适慵懒和迷人，街上氤氲着凉茶、大排档、霓虹灯和夜啤酒的味道。我所喜欢的人物当时都在成都的书店和茶馆里，和街上大部分人一模一样，分不清他们是作家、诗人还是牧师。我在很久之后为他们的语言和思想产生共鸣，当时却擦肩而过。

满大街都是冷锅鱼和竹笋鸡的牌子，鱼16，鸡20，自助餐，吃完鸡还可以加鱼，多么惊人的价格。铁锅鱼还是竹笋鸡？队友问。吃鸡吧，我不假思索，大家哄笑起来。

大家拥抱告别但舍不得走，这是他们人生的悠长假期，不想结束。标标和老刘打算继续留下来帮忙。标标要哭了，他喜欢每一个人，舍不得分开，甚至喝多了跟我舌吻。但他要继续留在震区做贡献。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是盖房子，听起来就比收木耳累。“下次地震见吧！“我说，大家连忙捂住我的嘴，给了轻松的结尾。

回来后，我不再和C.S联系了。

那个夏天电视里放《血色浪漫》和《奋斗》，都在讲人民币和安定的生活是不值得追求的。大院将官子弟钟跃民，上山、下乡、参军、做生意赚大钱、入狱，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洗尽铅华，去西藏加入了可可西里野牦牛保护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叛逆浑噩的陆涛也能找到米莱、夏琳那样的女朋友，甚至因为有徐志森这样的巨贾父亲而显得有些困扰。“成功”这件事显得并不十分难，有钱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于是主人公们就有时间追求一些看上去不一样的东西。很奇怪的一年。到第二年就完全颠倒过来了。《蜗居》在告诉人们没钱不行，没钱就没尊严，再之后《小时代》和《欢乐颂》们就忽地一声一夜间鼙鼓揭天来。

当志愿者时的每个人都跟现在的人不一样。公务员、学生、白领、体力劳动者，都不做所属社会身份该做的事。回去之后，所有人都没有立刻回到原来的生活，所有人。然后大家就老了。

现在十七岁的人喜欢在网上发一些千禧梦核类的图片，怀念尚未出生的时代，比如厂矿家属院，蓝窗白瓷砖，空荡荡的教室，附带一句话，“你可以回去，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其实他们弄错了，当时兴旺的地方在上海迪美、北京西单，在周嘉宁的小说里和“北京孩子”这个词还不会受到嘲笑的时间，真正的千禧年可说是这些梦核图片承载的东西最倒霉的时期。

有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回去看看，就知道什么也没有啊。

其实是有过的，只是现在那里的确没有人了。

2018年的五月，我在一家内容平台工作，请假从北京去湔氐镇开了间宾馆喝了三天酒。没有去找可能认识的人，和曾经的队友彼此间没有联系。大家有了各自的英雄，大家那年都是英雄。

所以，我反复地混淆童年和青春的感受，我的记忆不断失准，被遗忘推向过去，但我永远不会混淆对2008和2018年的感受。不过，就像如今的十七岁幻想千禧一样，那何曾不是我的幻想之年，一种对实际发生之物的幻想。

十七岁

编辑｜黄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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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陈真

封面图片｜视觉中国

哥哥结婚那天，一波又一波的客人来。我坐在宴会厅中间的那桌，想着还没跟哥哥说上两句，在门口给他塞了一个红包，就坐下等着了。这是县里的大酒店，同时在办好几场婚礼。宴会厅不算大，天花板上吊着无数水晶球。台上的装饰要简单许多：红色的纸板，红色的幕布，一些金片、喜字。哥哥和他的妻子上台致辞，感谢了他早逝的父母。大伙儿就开吃了。宴席上的菜都差不多，血鸭，土鸡汤，还有肘子肉。我们那儿方言叫肘子肉为“库子”，肥瘦相间，肥的更多，上面淋了鲜红的辣椒，吃上两口就会饱，是那种最实在的食物。小时候大人们就喊我哥哥库子，大概是他爱吃这肉。可能绰号就这样影响了我哥哥的性格，我后来想，他性格温和，本份，不善与人争吵，也从不与人争夺。

到了晚上，哥哥叫我们家里人一起再吃顿饭。我们又坐到了宴会厅。现在哥哥有时间说话了。他坐到我旁边，头发往上梳，打了发胶，还是看着疲倦。

“我要告诉你点事，你先别和阿姨们说。”他说。

那确实是个麻烦。我之前听妈妈提过几句，但知道得不多。哥哥和嫂子去年在广州买了房。哥哥干着一份拍摄短视频的活儿，挣的钱不多，在广州生活六年，一直都是租房。到了三十岁，他相信这是“男子汉要承担的责任”，所以先背上了车贷，现在是房贷。房子在广州郊区，离市中心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路程。去年夏天，他喊我们去广州吃乔迁宴。我有事，没过去，只看到照片。桌上鱼肉、瓜果一应俱全，灯笼，对联。照片里的人都笑着。

“昨天我见了警察，”他接着说，“有毒气往我们那里飘。”

那些身体的症状让人难以忽略。头晕。身体发痒。胸闷。夜里醒过来，咳成块的痰，要用药才能继续睡。他加到小区群里，才知道附近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地图上只能看到一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还有一家“水质净化公司”。

污水厂就建在地铁附近？我觉得不合理。哥哥笑了笑，说那是地铁线路的起始站，是城市里不被人注意的边缘地带。

他得想想办法，所以跟着小区里的其他人一起打电话投诉。那是种什么气味，他说不清，随风向变化，傍晚的时候才有。现在他下班回家的时候都会把窗户关上。

这时，我妈妈听到了我们的讨论，让我“帮忙解决一下”。人们对于文字工作者经常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好像语言拥有一种介入现实的能力。我挤出了一个笑。

哥哥让我一起看本地媒体的新闻链接：

——“恶臭！都不敢开窗睡觉！”广州一小区居民很困扰，官方回应

居民投诉，称近几个月来，小区每天都会不时弥漫着一股臭味。据居民反映，一般臭气出现的时间段大多为傍晚到第二天凌晨……臭气疑似来自小区以北约一公里的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废气即使达标排放，但仍客观存在“达标扰民”的问题。

我答应哥哥，回北京后会再帮他想想办法。这话我曾经和一些人也说过，多数时候，努力都没有真正的用处。而哥哥不像我这样悲观，他相信事情会得到解决。

“你知道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想能过上和大多数人一样的生活。”他说。

后来我总是想起婚礼结束时他的脸，一种平静的神色，好像他从来没有经历和承受过什么。

当哥哥来北京，和我一起坐在饭桌前——那已经是两个月后他来出差。期间我给他介绍了记者朋友，采访和预想的一样没有结果——按照新闻的原则，这事不够大，也缺乏传播的戏剧性。他因此和我来讲述买房的故事。房价疯了一样涨的时候，他没想过自己有机会，“上车”，大家都这么说。在2024年的秋天，房价一直跌、一直跌，那么，这个想法，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也不再那么遥不可及。短视频软件推来各种各样的房子，甜蜜的诱惑与陷阱。他们一开始看中一套首付十万、月供两千的小房子，离广州市区通勤两小时。远不是问题。他们两年前买了一辆小车，可以把车停到离地铁近的地方，再坐地铁上班。后来阿姨说，经济上她可以支援一点。那么就近一点看看。

传说水手出海时有塞壬唱歌，让水手迷失方向、触礁沉没。看房的时候，那塞壬也在我哥哥的脑海里唱起了歌。他给一套房子交了一万意向金。当天他就后悔了。也是那时候他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朋友的故事我们最后再说。总而言之，接完电话，他急需用钱，跟销售说不买了，要把定金拿回来。销售不想退，还说，给你们送过电饭煲的，让他们把电饭煲退回去。

他们又去看了好几趟房子，越靠近黄埔的房子越贵。看过了香港的开发商，万科，思来想去，他觉得还是要买国企开发的房子。其中一个离地铁很近。还有，是二手房，装修好了，图个方便。卖家买的时候花了160万，装修花了20万，现在卖135万。小区很大，房子那栋在离地铁近的那一边。“走到地铁只要八分钟。”哥哥的讲述总是离不开地铁。是啊，在大城市里工作久了的人会不自觉用地铁来当作时空的衡量标准。这套房子离他上班的地方坐地铁需要1小时09分钟，离妻子上班的地方坐地铁需要1小时15分钟。

看房的时候只觉得环境很好的，很多树，没有蚊子，路上都是紫外线灭蚊灯。以前住在滘口，蚊子好多。租的是老房子，蟑螂也是常事，太阳落下去的方向有个菜市场，还有一个批发的鸡鸭鹅厂。刮风的时候都是鸭毛味。

签约那天，他给妻子买了一束鲜花。5月底，用他们的小车蚂蚁搬家，陆续搬了五六趟。他给村里的大舅爷打了个电话，想算个进火的日子，说这两月都不好，要等7月才合适。进火就是要到那天才能第一次开火。所以他们每天用电磁炉做饭，清水煮鸡蛋，清水煮秋葵。他说，既然算了，就要相信。

快过年了，家里马上要来客。他从窗外看到对面挂上了横幅——“粪爆炸！”据说是小区里化粪池的问题。这是小事吧，他去问物业，能不能让那人把横幅撤掉？后来小区里的横幅越来越多，讲到毒气和臭气的事。他觉得纳闷。有人来塞传单，让加群。原来是小区边上有个污水处理厂。在他加群之前，开过会了，在污水处理厂的西侧，装上了空气检测设备，小区里安装了两个显示屏，实时显示空气质量情况。他也去看了。挺好，都在积极推进。从那时开始，他越来越留意空气。他是家里负责倒垃圾的那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去丢垃圾。天空笼罩在一片灰雾里，他仔细闻着空气里烧垃圾的气味。群里说的臭鸡蛋味，他没闻到，也可能是因为他鼻塞。他也和其他人一起盯着那台污水处理厂安装的空气质量检测设备呢。那些数据，哥哥说，至少在他们看来，出现了大幅超标，在某一刻抵达峰值，然后回落。

哥哥就是在这时去见了警察。为什么已经违法了？还不能把它关停？

那些检测数据不能作为依法依据。警察说。

又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他和其他人一起去看后台数据，发现了一样的波形。他说人们都有些怀疑了。再到后来，他说看不到那些数据了。

“你看到没有，2018年的时候，这家公司非法倾倒污泥，还被央视点名了。”哥哥拿出手机，给我一条条看他搜过的新闻，群里的讨论，聊天截图，那些小区里的横幅。到后面我不忍心再看，只好看向电视机里无声放着的电影。《戏台》。哥哥在来北京的飞机上看了一半，现在是剩下的那一半。角色都穿着戏服，《霸王别姬》的情节要被大帅改，怎么改，改不改？

所以现在，一周里面真正痛苦的时间也还行，家里不开窗也行，哥哥继续说，像是说服自己，新年开工后，周末他都在外地出差，或者和妻子一起出去玩。妻子的身体还没有异常，他的反应大一点。

他没有去问过中介、管家、卖家之前知不知道这污水处理厂的事，也不知道卖家最后不情愿地降价——降那五万的条件是要把房子里的家具全部搬走，床啊沙发啊，尽管后来因为太沉都没能来得及搬走还是留给了我哥哥他们——到底是因为大伙儿都在降，还是对这污水厂的问题心知肚明。退房这样的事他没想过，觉得不现实，何况这是当时他们重重挑选、真心喜欢的房子。假如问题解决不了，他们就只能这样僵持着，或者，攒够钱再去买新房。

每天上下班他都要路过那家房产中介公司，房子的价格贴在玻璃窗上，每次都要跌一些。他有时候就绕着那家店走。

有时候他想，这世界怎么会这样无厘头？说这话时他还没想着自己，“至少，我和你嫂子这么多年还在一起，我的工作，也还算稳定。”然后他提起了那位朋友。他要把意向金拿回来是为了给朋友借钱。朋友的公司做房地产的项目，当成理财产品卖给顾客。然后，砰！资金链断了。顾客后来维权。所有前员工被召集回来，要求把曾经的工资全部上交。朋友东借西借，凑上了。几年前，朋友还买了恒大的房子——“许家印的房子”——没法如期交房，过着边交月供边交房租的生活。前阵子，朋友送外卖，摔骨折了——说到这里我哥哥长叹一口气——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无厘头？

那天我们去看哥哥的父母，也就是我的阿姨和姨丈。吃饭的时候天还是阴的，妈妈说，上山去，正好天也不热。路上说起棺材的事。妈妈说，她的外婆，五十岁就把棺材做好了，然后活到了八十岁，棺材中间移了三次。每移一次就好像能多活一段时间。棺材不坏，涂了油漆。好像朝着死亡走，棺材就是横亘其中的桥梁。

上山的时候天晴了，很快变热。我们去小卖部买了纸钱，还有两对红烛。山上不让烧，说放在墓旁边就可以了。七块钱，让我们三个晚辈分别付了。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妈妈和阿姨都不太确定墓的位置。习俗是，孩子没成家，父母不能立碑，所以阿姨姨丈就在两个普通的坟包里沉睡。妈妈和小姨给哥哥打了电话，还是找不到，犹豫着往前走。哥哥那会儿刚刚买房呢，这天在公司上班。午休时刻，他坐在工位上给我妈妈打视频。我们绕过一座烤烟房——没有人，二层是露天的平台，有一排烤烟的机器。走过碎石堆，有一条小路，旁边都是很大的蕨。脚印深深浅浅，就这样上了山。还有一些茶籽树，果子还没熟。又闻到了辛辣的味道，妈妈说是不是山胡椒，一看果然是，把果子捏碎了，分着闻。

到山顶，草丛里零散有几座坟。有的是一对，也有的就孤独地在中间。那么坟究竟在哪里呢，妈妈和小姨还是不确定。妹妹在旁边给哥哥打电话，说有三角梅的就是。我们蹲下身在地里找，坟上都是草。又说是背后有茶树的那两座，可是野茶树也有好几棵。

“你往后退看看。”妹妹退到草丛背后的碎石路。镜头往上抬，再退两步，山和天一起收进镜头里。

哦是的，就是那两座。确定吗？就是那儿。

把红烛插上去，坟的表面是石灰，坚硬、干燥，要用很大的力气。我妈妈一边点香，一边对着空气说话。“来看你们了，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库子买了新房，打算进火了，然后今年都要结婚了……你们今天在那边是不是发了笔财？”妈妈让我们也说两句。我觉得别扭，说不出口。哥哥后来一直没挂电话，听着我们在墓前插红烛，放纸钱，原路返回，碎石一路往下滚。哥哥没说话，我们到最后才发现他一直没挂呢。

在这个和哥哥交谈的夜晚，我想起妈妈在坟前对着空气说的话。好消息到了那边，而我们总是这样，报喜不报忧，阿姨和姨丈不会知道房子后来的故事。清明，哥哥要再回去，他当然不会提这房子的事，只是想着在墓上种两棵柏树，还买了很多太阳花的种子。我妈妈说，哎呀，平常人不在，种什么花什么树，都会被草吃掉，你看以前种的三角梅，还不是不见了。可我哥哥相信那柏树和太阳花会长在那儿，一直长在那儿。

这是我们的特别策划，“与房子有关的三个故事”。其他文章详见：

《雪山脚下的书房》

《一个女儿的退房记》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2024年春节过后，我回到北京，奉1060公里之外的老家父母之命，去寻找北京南五环边的那套房。准确来说，是房的地基，那时高德和百度地图上还没有标注。据说地基已经开挖了。原来并不存在的地方，即将在地图上创造出来。

我坐到一条地铁的尽头，铁栏杆外停了几辆共享单车，天很灰。还要往外走5公里。当然，这套房还不存在，只是文件上围出来的一块地，标号X-XXXB1。我打了一辆出租，定位到这块地北侧的一座学校。经过地铁站附近的一座商场之后，来到城乡结合部的一排排平房，看不见什么饭馆，除了一家兰州拉面。

出租车把我放在了一条路的尽头，只有灰色的围墙。

我问路人，请问这里附近有一家国企保租房的建筑工地吗？在挖地基的。

路人指了指，在围墙的另一侧。

我骑上共享单车，绕到地图上最近的另一个可识别地标——那块地东侧的一家科技小镇。我觉得那条路应该叫“巷子”，进出的是拉蔬菜的货车。起落杆拦住了我的共享单车，我徒步前进，尽头仍然是围墙。

还得靠附近居民指路（他们在世纪初以几万块买下了附近的房子），我踩过泥泞的高低不平的土丘，最后来到一片建筑工地旁：熟悉的军绿色路障，熟悉的中字头建筑国企，近十座塔吊，一片屎黄的沙土中，亮橙色的挖土机在钻向地心：

一个大坑！

我在南五环找到的工地

就是这儿了！我把照片发到家庭群，我妈发来两个呲牙笑表情。

我跟工地上的大叔打听，才知道找错了地儿：这是另一个工地。

而我真正要找的那块地，要从这块工地的尽头，越过一条马路，再越过围栏的另一端。地图上没有用任何实线虚线标注的围栏，但我无法进去。

我隔着一条马路遥望，那块地长满了黄草，顶着绿色尼龙网，当然还没开挖。文件说五年内附近会出现一个地铁站。五年，等待一条地铁线的延伸，似乎是不少北京居民的共同经验。等我骑车回地铁，五公里的路，经过了两个废品回收场。

保租房的地块，当时还没开挖

我妈对这套房的热心不减。她不知道五环之外的北京意味着什么。爸妈没有来过北京。不对，二十多年前他们去过一次天安门和北京海洋馆，舅舅出钱带着我们一家去的，我抱着一个蓝色海豚与爸妈在海洋馆前合影。

舅舅在“项目群”里委婉提到，“集租房没办法落户，成本高，没有成熟的转让、买卖机制，也要等等看看”。

我妈答道：“转让、买卖是王某某（我的名字）以后若干年的事，走一步是一步，现在考虑的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居住事。”

这口吻有种包办婚姻的感觉。是的，我一个刚工作的北漂青年，在北京买房了，靠我妈买的。

房子是保租房，不是商品房，集体用地，四十年租住权，没有房本，近三万一平。

买房的决定是如何在我家发生的？

显然，爸妈和我都没有认购资格。我爸妈在湖北小县城工作，我是体制外的北漂。一开始，舅舅在微信上给我发文件，是一家国企集租房的认购意向书。舅舅在天津的另一家国企工作，与这家正在集资建房的国企是合作关系，我作为舅舅的亲属可以认购。“这家单位，地位比我们单位还要硬一些。”舅舅说。

晚上七点，我收到舅舅发来的文件后，我还在工作，回复说之后再给父母打电话商量。我把文件发给了妈妈。

“在北京买房”不像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文件里最小面积50多平的房子也要180多万，天文数字。2021年我拿到港校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爸说学费太贵，问我能不能不去，再考一年内地的研究生。我拿到父亲的工资条流水时，上面月薪三千多，偶尔五千。

三四天后，舅舅把我和爸妈拉进一个群，群名是集租房的小区名，以“项目”结尾。

舅舅转发文件到群里。我问：“今天就要登记吗？不是五天之后吗？”

不到一小时，爸妈已经敲定了认购的房型。

春节回老家时，妈妈已经开始凑钱了。

我在香港读研时的住处之一

我跟妈妈说，我在北京租房就可以了，况且房价近来一直下跌。在“住”这件事上，我觉得没什么是不能忍受的。23年年末，在北京入职时，我的行李包括：一包睡袋，相当于被子和床垫；两条铝箔救生毯 ，折叠后体积趋近于零，在刚入冬还没暖气的北京救我一命（凌晨四点我被窗缝的风吹醒）；其他的锅、杯、衣架、脸盆都是折叠款，减少体积。经历过香港室内晾的衣服滴水到我头顶、厕所的百叶门抵住我大腿的房间后，我觉得内地任何一个合租单间都宽敞极了。

爸妈在县城的住处也很凑合，四十多平，厕所在厨房里面，关门时要夹住伸出来的一条塑料下水管。夏天，妈妈在无窗的厨房里炒菜，呛得满头大汗。这个房是舅舅买给外婆的，外婆中风出院后，妈妈在这房子里给外婆煮饭擦身，她带着我爸住在这。舅舅在过年的饭桌上低头沉吟，该把这套房卖了，给外婆买个更好的。妈妈双手揣在热水袋里，猛一伸头，反问：日子困难点怎么就不能过了？

保租房的项目，妈妈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要不是舅舅的单位有福利，我们家怎么可能在北京买得起房？当务之急是解决你在北京的住房刚需。

为了这个五六十平的保租房，爸妈掏光几十年的积蓄，还要借贷七八十万。

妈妈凭一己之力把钱借齐了，简直是奇迹。有一部分是私人借款，来自她的领导、表妹，以及单位院子里的一名阿姨。另一部分几十万的商业贷，用一种叫做“先息后本”的还款方式，每月还少量利息，到年底一次性归还全部本金。相当于借B轮的钱还A轮，再借C轮的钱还B轮。我觉得资金链随时可能断，妈妈觉得总有能借钱的亲戚。

回北京的前一天，价值两百万的决定落地前的最后时刻。待到拜年吃席的亲戚散后，妈妈收拾完饭桌上的残肴。

在客厅墙上的伟人画像和外公遗像的眼神注视下，我对妈妈说：“钱是你和爸爸出的，房子应该署你和爸爸的名字，这是为了保障你的利益。”

我还没说完，妈妈就打断我，眼睛皱成一团，头撇向一边，就像在菜市场买菜时拒绝一个小贩：“你这些话，让别人笑话！你不用保障我们的利益。你能听我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利益，也是你自己最大的利益。”

相比于买房这个经济决策的纠结，我更怕妈妈控制我。

我记不清多少次，妈妈用跳楼来威胁我了。高考填志愿，我弃理从文，妈妈一整天没梳头发，蓬散着头发，抱着胳膊，坐在沙发上，时不时爆发，像沸腾的冲开盖子的水壶。我跟她解释，我的兴趣如何，行业数据如何，前辈说法如何。她让我交出填报志愿的账号密码，她来替我填，不然就去跳楼。后来她摔门而去，几晚不回，离家出走了。

最开始，与我无关的事，妈妈也会说要跳楼。比方说，爸爸在外面下棋痴迷，没回家吃饭。妈妈对着自己做的一桌饭菜说：“等我死了，你们爷俩就安心了！”她指向阳台的方向，四楼，没有装防盗网。那时我八九岁，我真的以为下一刻妈妈会跳下去，我哭，妈妈吼得越大声。

买房时，妈妈已经不这么硬刚了。她每次想要劝我时，都把我拉到无人的角落，比如床边，比如乡下的树林，声音压低。

“你别看你妈平时这抠那抠、节衣缩食的，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一个电话打给表妹，她二话不说就可以借七万。”

“你让你爸去跟爷爷奶奶借钱，听到没？你爷爷奶奶假模假样的，天天口头说最爱几个孙女，实际上你爷的退休金都是留给你堂弟的。”

“外面的人，都是表面上对你说些漂亮话，背后算计你。只有你亲妈关起门来跟你说这些丑话，只有你妈是真心为你好。”

我感觉被拉进了一个混沌的漩涡里。

我做不到催促爸爸去跟爷爷借钱。爷爷几个月前进了ICU，出院后，过年没有回乡下老屋，而是在县城大伯家。爷爷抱着膝盖坐在沙发上，灰色裤管空荡荡的。

妈妈后来打来电话，用一种嘲笑的语气说，爸爸现在都躲着她，不敢回家，有空就往外面跑，在商场坐一下午也没回家，因为怕她催着借钱。

“说出去都让人笑话，这么多年他的钱都给你爷爷、你大伯用了！”妈妈还说，“趁着买房，把你爸手里的钱都抠出来！”

对于买房，我有私心。妈妈说不用我出钱，也不用我还贷，我只需要在一年后正式签合同时交两三万的资金占用费。我不必紧衣缩食，没有经济上的痛感。如果我每月要还三千多的贷款利息，那加班时也没法点外卖了。

妈妈用一贯的暴躁和迫切推动买房。

从武汉回北京的前一晚，我在旅馆里，给一位在北京买过房的前辈打电话咨询是否买房，时间是提前约好的。

十五分钟内，妈妈至少给我打了三个电话，让我去把别人的集租房合同样本处理一下看看能不能公积金贷款。我发消息给妈妈说自己在咨询一个已经买房的人，妈妈继续打给我，我另一边的电话就要挂断重接，我的声音紧张得磕磕绊绊的。处理合同样本的事并不急，并不是选购意向、打房款的关键节点。

妈妈像扔石头一样吐出每个字，“你在那里净说搞么子！”

拖地、烧水、切菜、打蛋、颠锅、吃饭，我想起妈妈的这些动作，每个都像一场战争。

妈妈给我一种急迫感，如果我不在一分钟内处理那个文件，她就要进入电话，把我抓回去，就像我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她说，“你不回来复读，我就去抓你回来，我就去跳楼！”

故事写到这，按照戏剧理论，我该把冲突写得更激烈：人物受到更大的阻碍，人物纵身一跃。但很多时候，改变看起来无声无息。

只要不待在妈妈面前，就可以不让自己的意识被她占据。前两年我会因为不打电话而愧疚，心理咨询师说可以少回家后，我就放过自己，只在节假日给父母发个红包。

我加班，在影院看不完电影就打开电脑回工作电话，周末随时有要写稿的发布会，跟中介吵架催修房间门锁。但我也在楼下花坛发现了刺猬，郊游时走到没有路的树林里再从溪水趟回来，太累时去舞场的昏黄灯光下躺在凉凉的地板上睡觉。

买完房后，妈妈更频繁地找我谈话，主旨是，让我考公。用妈妈的话说，是吃皇粮。

之前我把作品集和简历发给她，想说明自己饿不死。妈妈摆手：“我没看，其他人也不会看的，你写的这些，都得不到别人的认可的。又不是央视。搞传媒的，要有颜值，要有关系，你有吗？我们县电视台主持人，你知道背后是谁吗？”

我妈有一个超能力——讲单口相声。她不会看对方有无反应。我最开始担心自己毫无回应，会伤她的心，后来发现她可以自我无限循环讲下去。

“给自己一个机会（考公）。”

“你初中同学研究生毕业就考武汉公务员，还没考取呢。她妈说她会一直考下去，直到考取。”

“你要想这样（做自由职业），我就不给你买房了。”

“我的儿是你，我的女是你，你的思想让我和你爸担心。”

“世上只有父母才在你面前如此卑微。”

“单位领导身边要有会执笔的人。”

“不可能一生只给领导写，之后也可以别人替你写。”

好家伙，还挺有野心！电话另一头的出租屋里，我一头倒在床上，把手机屏幕朝下，塞进被子。另外一次，我把手机留在房间，走出房门外站着，之后我妈一个人讲了十几分钟。

网上常有一种“绞杀共生的东亚母女”的叙事，朋友说，你的妈妈恰好很典型。我感到刺痛，如果要辩驳就要补充一大串童年细节。那是她们的妈妈，不是我的。我怕那种柔软的，带着相互的理解、忧愁、酸胀与甜蜜的叙事，让我无法狠心往前走。对我来说，经济上或许有共生，但情感上，妈妈对我只有绞杀。

买完房的那年春节，爸爸用“要揭秘家庭往事了”的谈心语气告诉我，我一两岁时，早上醒了爬去妈妈被窝旁，想贴着她玩，妈妈烦了，一脚把我踢到床角墙边。所以他才决定请保姆照顾我。

我的小哥哥，夭折固然是因为先天性心脏病（遗传自母亲家族），但触发并发症是因为外伤感染。那时妈妈用老式橡胶斜纹热水袋盖住几个月大的小哥哥，包进襁褓，放进摇床，想把他摇睡着。他越哭，越挣扎，妈妈就摇得越大力。后来才发现他烫伤了。

我对幼年没有记忆，小哥哥的故事更是史前传说，这些细节听上去确实是我妈会做出来的。

故事的另一面是，妈妈每次走到爷爷奶奶村子的后山，走到那片堆满红蓝白黑的塑料袋、腐烂的卫生巾、发酵的稻草与屎尿的山坡，就悲愤地噙满泪水，说爷爷奶奶不让不祥的病婴葬在祖坟，只好葬在这里。小哥哥十个月大时，病弱，爸妈从几百块的月薪里拿出几十块给他喂奶粉。奶奶不满，“十个月大了还不断奶”，说什么也不愿帮每天上班的爸妈带这个有心脏病的男婴（但愿意把大伯二胎的儿子藏在村里亲手抚养到六岁）。所以后来不得不花钱请保姆照顾我。

我不病弱，比小哥哥强壮，于是要承受妈妈时不时的“我有心脏病，你就是想让我死”的话语。

妈妈的不安深入骨髓。她初中时去镇上学校，要走二十里山路。寒假回家后洗全家人的衣服，手冻得通红，边哭边洗。暑假回家后要下田。长江中游，稻谷一年三熟。最热的时节，早稻熟了，要抢天光割谷，再插新秧苗。妈妈的汗一直往田里滴，一心想早点做完，她割完一大片田时，大哥还远远落在后面。心脏不好的小弟不用下田干活儿，后来考上县城高中，再考上天津大学。“谁家孩子考取了，管什么中专还是高中，全家人都喜死，村里要放电影的。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妈妈说。

妈妈的手

妈妈痛心外公死得太早，没过上安稳日子。外公是打铁匠。养鸡的后院旁，有一座土砖砌的老式风箱，记忆里外公敲打赤红的铁锹耙，火星四溢。80年代，包产到户，村里农业机械厂的“大锅饭”解散，有些员工回家种田，外公则去武汉的铁厂承包到了零件加工的活儿。大货车白天不能进武汉，外公就半夜从村里出发，带上馒头，天亮前赶路到武汉，睡在货箱的稻草上。外公那几年挣了钱，给家里买电视机和收音机。后来武汉那家铁厂垮了，他接不到活儿，就回村打铁锹。外公六十岁时得胃癌去世了。妈妈时常念起，如果外公还在，现在能领的乡镇企业退休金也就一千左右。

她很感念外公，当年支持她高考复读（村里人说“女孩读书搞么子，回来还不是种田”），又在第二年她差一分后，四处借了3000块钱送她读大专。所以她才能在毕业后分配到县城事业单位。

外公外婆的老屋

妈妈偶尔会安静下来，以一种浑浊忧郁的眼神望着我，久久出神，不时吸吸鼻子。她因为怕冷，头上戴着我小学时用的黄绿色毛线帽（她会说“你看这个毛球多好笑”），把手揣进被子。每当这种时刻，我让自己不要看她。

北京地铁上，晚高峰，有人羽绒服的毛领碰到我的脸。我手臂靠着铁杆，低头看手机上《房地产磨底之年》的报道。我望着地铁广告里的小羊肖恩出神，那团白色卷毛是浑浊的空气与疲惫的人群中最可亲的东西了。想起妈妈每次兴冲冲地描绘未来：“等我退休，来北京，给你洗衣做饭，你生活总要舒坦点。当妈的怕什么苦累，可怜你一个人天天吃外卖。周末从北京开车去天津舅舅家也方便。”

后来，我家报名的房型，从六十多平压缩到五十多平，两居室改成一居室。妈妈很忧愁，催我去问情况，但我们只能听通知。我没有那么忧愁，一居室暗合我不能说出口的愿望：希望妈妈不要那么频繁来我的城市。

妈妈说，“弄张上下床，总能挤一挤。”

我暗自打量，如果她来北京，我一定搬去外面租房，就说离公司近。她的钱，已经投进北京的房，而未来，她敢不敢一个人坐火车来北京？我要成为一个腹黑的人，厚黑学嘛。

我把房退了。2025年夏天。离正式签合同一周之前。这时房款还能退。

一年前的初春，我骑着共享单车到朝阳大悦城附近的银行柜台转账上百万时，柜员反复确认我没有被诈骗或者胁迫。

一年后的夏天，我填写退房申请书时，发现文件模板既简陋又较真，或者说较真的简陋。漏了一个下划线，但我不能手动补上。我的任职单位必须填我舅舅的，“申请人王某某，任职于中国XXXXXX”，哦，妈妈对我的期望在纸上成真。

那时，样板间已建成。我去看过样板间。荒地上长出了一座庭院，松柏的树冠被修剪成螺旋形，人工水渠流过平坦的草坪，售楼处挑高开阔，灯光暖黄，沙发旁摆着坚果饼干茶水，兜售家的气息。这家国企的项目部的销售人员，穿着西装，带领我去看那间“精装修”的房间，语气严谨而不无自豪地介绍，所有墙面上的柜子与灯，是包含在房价里的，那沙发和小度音箱，是不包括的。

我点头，拍照，记笔记，不时追问细节。这是我的惯性，不管我是否知道自己想不想要，我都先把路上的石子一一观摩，捡进背囊。

回到我的出租房，我美丽的朝南阳光卧室，在25年四月底被拆成了废墟。那个房间我住了快一年，有阳台，落地窗，有沙发可以接待朋友小住，有大片空地可以放电子琴和朋友一起弹唱。可遇不可求的真房东直租，东四环两千多的低价。我觉得自己可以一直住下去。空间大，因为是客厅隔出的隔断。在北京，谁还没住过几个隔断房。这正是它被拆除的理由。

师傅递给我一大张楞纸板，喏，拆它都不需要锤子。那面墙，原来只是两层楞纸板，糊在铁架上。只要豁开纸板，掰开铁架，不用推就倒了。

我在北京的隔断单间被拆掉

墙灰扑在沙发上。顶灯的开关连着电线从天花板垂落半空。我买了一张浴帘，代替原来的隔断墙，阳光穿过白色浴帘上的绿色芭蕉叶，原来被几个隔断房围起的走廊现在亮堂许多。那时我没有全职工作，我想过继续在帘子下住一段时间，让房东减免一点房租。毕竟我是在香港当过两个月“厅长”的人，只要室友都是同性，用竹制屏风和布帘隔在客厅，睡觉没问题，会议面试就要另想办法。

几个室友互相打听彼此的提前解除租约的条件。我继续住客厅的小算盘破灭了，因为房东要卖房，挂牌价1100多万。

如果房东严格守法，只出租三个实墙房间，一定亏。

之后就是周末早九到晚九，中介用钥匙开门而入十几次，带人进来看房，而我可能还提溜着篮子在厕所刷牙。

照理说，来北京生活的人此时会生出漂泊无依感，或者愤懑，或者“我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房”的决心。但我只是累了。

25年初我失去了一份工作。妈妈曾经说过，她本事不大，给我买了套郊区的房，以后想换大的近的，就靠我自己了。潜意识是危险的。她一直说我不听话，但我居然在盘算怎么不让自己的社保断掉，买房需要连续缴纳五年社保。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外地户口不能给自己缴纳自由职业社保的城市。那就得在三个月之内找到下一份全职工作。或者注册个体户给自己交社保。

我注册一个空有其表的淘宝网店，用租房的地址注册个体工商户，收到邮政包裹里的猪肝红公章和蓝底水波纹的营业执照，因为店名重名和类别错误，连续三天在下午四点半工作人员下班之前不停刷新审核页面，跑了两次工商局，在大厅的三个不同窗口排队等待他们说我应该去另一个窗口。最后，当我从官网下载一个交社保的客户端时，电脑蓝屏、闪烁、蓝屏、闪烁。

从维修店拿到重刷清空的电脑，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我笑出了声。我在干什么？为了一个想象中的买房资格？哈，哈，哈。

爷爷躺在老屋的冰棺里，头后仰，嘴巴像被扯开，嘴唇萎缩塌陷，卷进口腔黑洞，像在喊痛痛痛。旁人安慰另一个旁人，他不是痛，只是人死后的物理化学反应。爸爸说，最后一次叫救护车时，夜里11点从村里到县城的路上，爷爷嘶哑着摆手，大意是救不回来就罢了。听说他死前大口大口地想吸入空气。

奶奶在葬礼上向不同的人诉说，他傍晚到村前散步，还说想吃粥，她煮了粥，怎么几个小时后人突然不行了？

爷爷去世时所在的房间

是的，我们可能几小时前还想着吃，几小时后就死掉。爷爷葬礼过后一个月，我脚踝骨折躺在床上时这么想。

那是2024年的夏天。我一只腿蹦着到大门口拿外卖，如果一只手够不到，就要双手扒住门框蹦到门外，洗脸前撑住洗手池把一只腿跪在椅子上。那时妈妈刚退休，不想休息，去桥头亲戚家开的婚纱店当会计，几天后因为要兼做前台服务员的杂活儿、忙到没时间吃午饭，辞职了。我没告诉妈妈骨折的事，她如果知道了，必定要来北京照顾我。

肉体很现实：一条腿骨折，可以不让妈妈来；如果折了两条腿，估计还是需要我妈。反过来也一样。自此我在睡前祷告的内容加了一句“感谢父母还身体健康”。

不能走路、不能出门的一个月，我明白所有的等待都很脆弱。我上一份工作人事关系落在上海，因为我想拿上海户口，但要等六个月试用期，刚好差一点儿。我之前在北京的医保断过，这一份工作要入职满三个月才能恢复医保报销，又差一点儿。几小时前我在电话里跟公关吵得郁闷，心想等到撑完手上的稿子，或许上级以后就能让我在会上说完一分钟，几小时后我从那块三角锯齿状的砖头上崴得疼痛欲裂，几天后上级说要把我调到别的岗位。不用等什么了。

有天深夜，我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那白色天花板已经连续笼住我100多个小时，胸口闷到极点。我决定不要等到老了之后还对触手可及的事情不敢伸手，就像奶奶那样。我拿到港校录取通知书时，奶奶把我单独拉到土灶旁的柴火堆，拉着我的手说“那里太动乱，别去”。我后来心想，这是因为奶奶连武汉也没自己去过，哪怕离武汉只有半小时的高铁。

爷爷奶奶的老屋，过年时的饭桌

假如我是奶奶，我去武汉只需要——先坐五块钱的摩托到镇上高铁站，拿出身份证，在窗口花二十多块钱买去汉口的票，刷身份证进闸，上车。我不需要在武汉有个房子。我只需要我的腿。

2025年夏天，某天早上，我从出租房醒来。我之前的朝南阳光卧室已经被拆掉，我“凑合”住在朝北卧室里：阳光是冷白调而不是暖调，但只要有张床就可以睡觉。我插在墙角简易木板上的檀香，烧成了点点灰烬。

我突然感到，我既不需要很快续上社保，也不需要那套还没建成的、押上全家积蓄和债务的房子了。

电话那头，妈妈的声音懒洋洋的，还是病怏怏？总之没有力气，也不反驳我，能让我把话说完，很罕见。她说在厨房切菜，菜叶呲啦啦下锅，排风扇呜呜响，我记得那排风扇上积满了油灰。她说她听着呢。

我列举理由，她只是间或沉重地“嗯”一声。

“你自己想好了就行，你自己决定。”

我能听出来，她害怕自己做这个决定。不到12分钟电话就结束了，没有想象中的吼叫。可能是她信任的人跟她讲了楼市之惨淡。

我感到浑身轻松。

直到一个月后退款到账，我妈要赶来北京找我，为了催我把所有钱在一天之内转给她。

当时近两百万退款到账后，还完外债，还完贷款，还剩一半多。我研究了一个理财方案，国债+保险+现金存款的组合。妈妈不听我讲方案，“保险都是骗人的！”“为了你的安全，外面的人会骗你的钱！” “全部转回！”“你爸的钱也转给我，一家人还分谁的钱，你要让我和你爸分家吗？”

两天内妈妈给我打了十二个电话，有些我接了，大部分没接。我租住的房子，房东确定卖出去了，我在忙着看房子、收拾东西、搬家。

同样的套路，我觉得自己比小时候更有力量，我觉得能应对，直到——

妈妈急嚷中带着诉苦的哭腔，“你去年春天跟我们要钱，我们苦苦去筹钱，四处借……”

我一下子脑袋发嗡，多年来训练出来的温和性格也失控了，她篡改事实！我在电话里吼：“你不要把你强迫给我买房的事说成是我自己想要的！”

我说自己这几天在忙搬家，晚点再说。

妈妈：“我来帮你收拾。”

我：“不方便，房间太小，以后有机会再说。”

妈妈：“你不慌，我一个人来。”

我：“我不方便。”

妈妈：“我买明天的票。我一个人来北京，这一趟刚好把外婆从天津带回去。”

她说明天就来。而此刻，我大部分行李还放在被拆掉的卧室，现在是客厅，柜子上耷拉着粉红色棉床单，遮住柜子里我一两年来给自己买的项链、卷发棒、未拆封的红色耳环、没穿出门的领带、泡泡棒、没有玩过的水枪、朋友给我画的画。我在北京的美丽小窝，我没期待过永远，但也没想到这么快离开。

如果她明天就来，北京不再是一个我能独立存在的结界。明天是周一，我没告诉她自己最近没有工作，我要在白天出门假装上班吗？我没有必要演下去。

我把妈妈的钱都转给了她。爸爸的钱，一部分转给他，一部分在他的同意下放我手上打理。本应如此，是我自己太贪图她的钱。把她的钱还给她，是最好的结局。如果能两清就好了。

春节再次回到县城的家，妈妈给我拿被子。我说：“我睡这边（之前爸爸单独睡的房间），爸爸睡你那边。”这样我就不用睡在妈妈旁边。妈妈说：“好。”她没有多问，我没有多说，默契得像接头暗号。

妈妈拿了驾照，买了一辆白色小轿车，平时送父亲上下班去郊区驻队，也开车三十多公里去老家村子。

妈妈开车有些慌乱，有些莽，父亲经常在副驾驶座上说，诶、诶，前面不能左转。但是是妈妈打着方向盘。她现在有钱有闲，我跟她说，“你现在就可以开车环游世界。”

有天下雨，她在乡下的马路上急刹车，车胎陷进土沟，被石头划破了。父亲打电话给附近村子的师傅来修轮胎。她得知可以到武汉车店报销后，便跃跃欲试地想要开到武汉。于是，妈妈和舅舅送我去汉口火车站那天，返程时，高速是妈妈自己开回来的。

雨天修胎、开高速，或许会带她通往更远的地方。如果某天，她真的自己从湖北县城开车到了北京，或许她已经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或许我会愿意在北京见到她。

这是我们的特别策划，“与房子有关的三个故事”。其他文章详见：

《雪山脚下的书房》

策划｜李颖迪

图片｜望青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刘冰河离开家乡，来到位于川藏交界处的藏族小镇，寻找他的立足之地。他没上过太多学，只攒了一身木匠手艺，这项手艺往南方城市走用处不大，那些地方要建的是新式楼房，用水泥、砖块、钢筋；往西，走进藏地，这些地方都还只是土木结构的传统屋子，局部多页岩的地带有人用石头垒墙，木头仍是不能缺少的建材。刘冰河带着单薄的行李，转许多趟客车、货车、拖拉机，间或徒步，来到马尼干戈镇。那时车站在河边，临近有内地政府派来支边的汉族人建的汉式平房，如今已经废弃。他从那里起步，走遍附近村镇，为人们建房，打家具。他曾站在这片土地上，瞥见男人们带刀带枪出行的年代。那时，人们起冲突会上手打架、砍人，小镇“西部牛仔城”的别名因此而来——人们骑马出行，血性十足，以武力捍卫自己的立场。刘冰河性情温顺，不参与这些事，只凭一身木匠手艺，老老实实干了二十多年的活儿，在各间寺院和各处人家之间留下他的痕迹。他也往返于汉藏两地之间，经过甘孜、道孚、炉霍、马尔康、丹巴、康定……知道丹巴藏语跟所有藏语文字相同，发音却是古语方式。

关于刘冰河这个名字，我在叔叔和仁措口中听过几回，不确定是哪几个字，藏族口音与汉语有偏差。跟他见上面，是请他来叔叔家里谈木匠活儿的工钱，他报了个数，一万五，一人三十天完成，两人十五天。那之后的两天，我在街上见过他，不是提一包面饼往住处走，就是在镇里的五金店为雇主买建材。他偶尔在寺院商店门口停留，这里有他熟识的僧人。

我从藏族大哥多吉手里租来一块地，准备修一间屋子。房屋主体的建筑工作由多吉承包，含少量木工活儿：房屋大门、窗框、天花板、一面木质隔墙。此外，我从寺院买来一间面积六七平米的老僧房，拆做积木状，得运下来重新组装，做屋顶和地板；另买了三种木板，贴在房屋主体的墙面和地面、露台。这些工程由我自己付钱。多吉极力推荐一位甘孜县城的木匠，曾给他修过两栋房子，技术好。甘孜的木匠来了，光主体部分的钉木板工作就报价两万六，僧房另算，照他那语气，拼接难度极大，费用难以估计。

仁措给刘冰河打电话，请他再来谈谈，说的是藏语，那边全能听懂，偶尔回几句。他跟藏族人结婚了吗，我问。没有，仁措说，他自己学的。刘冰河几年前带着汉族妻子在此工作，儿子来休假；假期结束，他送孩子回家上学，半途妻儿车祸身亡。仁措请刘冰河来家里吃晚饭，叔叔准备再砍砍价，我和仁措觉得不用了。

夜晚，刘冰河走进屋来。他穿着黑面布鞋、棕色帆布外套、深蓝裤装，有些拘谨地坐下，喝茶，捧起碗筷吃饭。他的衣服多处磨损，浑身粘着木屑。吃到后半程，叔叔跟他聊起哥俩年轻时的事情与过去马尼干戈的风貌。在久远的回忆中，刘冰河缓缓松活下来，苍老焦黄的面上多了点红润，竟能开几句生涩的玩笑了。

多吉在上一年秋天建好院墙，打上地基，订做好院子大门来装上。此后我们一直在等来年春天冰化，不到那个季节，做的水泥墙将冻出口子。砖块和砂石他早早拉来，堆在院子里。四月底，他断定季节到了，请来一位叫格绒的藏族大哥砌墙。镇上动工多是房屋主人和自家兄弟姐妹们一起干活儿。我没有这样的亲人，我在这里最亲的就是仁措一家和他的表哥表姐们，大家都忙着上山挖虫草去了。真正有空的，是家乡没有虫草挖的，像格绒这种。

格绒带着一个小伙子来到工地。小伙负责搬砖、和水泥，格绒在四个墙角各砌出一个直角，用塑料线套在外面算作高度水平仪，也以此查看墙是否砌得直。砖块三十厘米长，二十厘米宽，十厘米高，一块重二十斤。

头一天开工，有种眼看着自己的屋子建起来的期望，我守一天，搬完两块砖便喘息困难，腰部酸痛。

初春季节，日照充裕时天气温暖，阴云和雨雪一来便是酷寒。那个纤瘦的小伙子安静地搬了上百块砖，在风声中执拗地走动，将砖从地基外围扔进里面，或是坦然，或是忍耐，或是接受。格绒也一样，弯着腰，抹水泥，提起砖块，沿着水平垒上去，恒久循坏。砌砖是个记件活儿，一块砖一块五，他多少要给小伙子分点。他的脸比一般的藏族人黑，晒出来的，黑得油亮。他有时站起来，身体仍是个弯，再也撑不直。

第二天我没再去，过几天，砖还在头天砌好的高度，追问多吉，说是格绒有事，后来几次三番如此，多吉招架不住我的询问，跟格绒吵了一架，他才来了，说去别人家砌砖了。小镇能砌砖的人少，要他去的人多。格绒回来，摊开他满是水泡和破皮的手掌，仿佛经过一场生死逃亡，在逃生中，他顾不上手掌情势，因而落得这般下场。我和多吉感叹一番，未置可否，他又像头驴似的埋首砌砖。

格绒像驴，笨极了。人家教他，政府来人去他牛场上的家中询问时，要说家庭贫困，陷入极难境地，以便获得补助。人来了，他说，挺好的，一切都好。

干起活儿来，格绒无视风雪，不知疲倦。墙砌得勉勉强强，不倒是最后的标准。砌到第三层，多吉搬来木头门框安在选中的位置，在框顶系上一根哈达，格绒就从这门框进出，提水泥，搬砖，用戴了手套的双手挖起水泥抹在接缝处。这天小工没来，他一人干两人的活儿。他的对面远处是本镇最凸显的一座山，积着雪，兀立天地间。周围人少，视野里，格绒一个人在这天地间修房子，一块砖一块砖地修，背永远是不直的。

我在寺院住了三年，没有出家。一天傍晚，出门散步，一个僧人将他的梨送给我一颗，我才咬一口，他就问我什么时候出家。这成为一些人心头悬而未决的问题。寺院不许女人长住，除了老太太，除了尼姑阿飞。我是特殊情况，以教书为名，却待得太久。于是下山去小镇找住处，就这么一路朝失控奔去，最终相中一片土地，多吉的地，堆满他放置多年的木材，荒草丛生，沦为附近小孩们的乐园。

站在这块颇有废弃之嫌的土地上，足以尽览对面的雪山，这就是定下它的缘由。

这事儿总共谈过两回，第一回多吉报了个价，包括土地和包工包料修建房屋主体的总价，竟这样干脆。我在寺里的邻居僧人家遇上一位专干修房业务的，丹巴人，修建规格高点，价格也随之高得离谱。那就多吉了，他的房子是自己修的，多年来未出破绽。

我画出一份极简图纸带去，多吉一见，慌神了，说，“太复杂，我修不来，地你买去，你找人修。”

纸上只有连着的三间房，两面隔墙，连结构都算不上。不能更简单了。

我说，“你不修，我找不到别人，地也不要了。”他思量，短促，迅即，仿佛出于无可奈何，答应下来，“那好嘛。”

一个夜晚，多吉带着他的兄弟麦呷一起来到那片地，用铁棍扎进四个角，确定了要给我的部分，周围空出来的是留给邻居的车道。这块地和他家之间有个迷你锯木厂，切割原木。量完，我们三人抱着事成一半的喜悦心情来到多吉家喝茶。麦呷说，多吉给我修完房子，汉话肯定变得很厉害。

春天，多吉从他雀儿山下的家乡找来些树苗种在我的院子里，从他家里接来自来水，把下水管道埋上，连接进他家的下水道。他和麦呷挖了地下水，不限自家用，也供给周围几户人家，水质没有政府接的自来水好，但量大稳定。至于政府的水，他们也接来了，却从未由管子里流出过。小镇居民一半能用上那水，一半干等着，从头年秋天等到来年夏天，滴水未见，有说派人去检查管道和水源未果，有说是因为另一些居民二十四小时放水导致水压不够。长期放水属于惯性行为，深冬季节，水一旦停止流动，便就此冻住。至于水费，自古以来就没有。

冰化之后，多吉开始盯着修屋的事情，像工头，手下只有格绒一人，格绒的小工不归他管。此外他还干点别的生意，问不出具体的，车子倒是在一年之内倒腾过多回，小货车，QQ车，电车，面包车，轿车，年末又换回小货车。他的小儿子问我的车是不是二手的，要卖的话可以找他爸。多吉在家待不住，常跑到小镇里和人聚聚、谈谈，按他的话，去耍。游牧似的生活，来源于基因。他和镇里许多人一样，从前生活在牧区，身体和灵魂游荡在草原、山川、湖泊与河流之间，不惯受约束。格绒砌好砖，就要盖屋顶了。屋顶和室外卫生间是多吉包的。多吉带着我去买建材，我挑最好、最贵的，他没意见，说，“你选嘛，包都包了，亏也亏惨了。诶，你周围问一下我多吉是啥样子的人看看，你问。我亲戚一个说，地这么样子便宜地给了，早点说，他们要买。我说，算了算了，说都说好了。”

我粗算过多吉承包部分的建材和人工花费，和我给他的总价相差无几。我问他，怎么没好好算账？他说算不来。期间他和麦呷常自己上阵干活儿，拉石头，平地，填地基，架房梁，铺室外卫生间的水泥。一些地方不算他包的工程，他也干了，建材都自己出。我说我买了很多建材和家具，由物流公司运到县城，得去取回来，东西太多，应该要堆到这房子里。他怕东西被偷，立即决定夜宿在此，帮我看着。

我和仁措研究过多种去县城取建材和家具的方式，那些东西体量大，小货车装不下，大货车费用高。我的一个学生主动联系，说他爸旺堆可以帮忙，车安排好，人也去。旺堆和妻子在小镇边缘的草地上经营篮球场，每人收费十元，顺便卖点饮料和方便面。他们一家住在篮球场边的小房子里。有时临镇的人和我们这边的人相约比赛打篮球，那阵能多赚点。旺堆倒腾一点土地、房屋，后来还开了洗车店。遇见多吉之前就是旺堆带着我看过几处房子，都不合适；他们想把家中镇上的房子免费给我住，那里也不合适。

五月初，修屋的进展拉快，我搬到叔叔家，方便每天前往工地。去县城取货那天，我从叔叔家出发，徒步前往约定地点。小镇中心的街边，来接我的是学生的妹妹，念三年级的泽措，我俩已见过多次，今天她被安排来给我做汉藏翻译。路上，旺堆和小货车司机坐前排，我和泽措坐后排。泽措讲起她大姐在外地工作，月薪几何，讲她爸妈的生意，收入几何，讲做僧人的哥哥和还未及念幼儿园的弟弟的诸事……一趟进城，她几乎就要把家底儿透露给我。前排两个男人不大懂汉语，未加阻挠。

物流园里，旺堆和司机各戴一顶牛仔帽，一个站在地上送，一个站在车上接，顺溜地将贴墙贴地的木板搬上货车，我和泽措偶尔搭手。光是这些东西就装满一车，家具和电器一件未取。旺堆联系上另一个司机来拉货物，免费，两人一起把几乎不可能装上的电器、马桶、洗脸池和所有家具都装了上去，甚至还有多吉请的县城的木匠的切割机和一应工具。

正事办完，旺堆带着女儿和后来那辆货车的车主——小镇一对经营五金店的藏族夫妇一起逛街，给孩子们买衣服。服装店在菜市场二楼，我中途跑下来买了一块猪肝。也许是身体缺铁，极度渴望这一口。两个藏族男人见了，说这个不好吃吧，见我再买了包酸菜，又说，这个不好吃吧！他们不吃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回程，货车在夕阳中奔跑，车速不快。春天，临近县城的平原上已经有青稞、土豆和另几种蔬菜。这里海拔比小镇低。沿途的村庄背后是连绵雪山，嶙峋的山石上沉积白雪。我看不厌那些山，千百次后仍会怦然心动。

从上午开始，仁措和叔叔就多次询问车能不能装完东西，是否顺利。许多物件被退回，或错送别处，或卡在途中无法送达，有些需要重新买……一天下来兵荒马乱。为了不让多吉在我那四壁漏风、夜里低于零度的半成品房子里看守，多数物件都卸在了叔叔家里，只有建材拉过去了。多吉闻声赶来，还有他的妻子、妈妈、一岁的女儿，他另一个高个子的弟弟。大家把木板堆在刚成型的露台上，按材质各成一堆。旺堆搬完建材，四处查看，跟仁措说，我一个人在这里修房子太麻烦，他们也不管我，应该让我买一栋现成的。叔叔和仁措各有忙碌的事，仍挤出时间帮忙干活儿，四处询价，解决各种疑难杂症。这些事仁措一件都没讲。旺堆留意到旁边的木材加工厂，担心会吵。其实那就是个棚子，底下放着一台大型木头切割机。多吉称后面会搬走，我的院子占地后，大车也进不去了。

夜晚，仁措告诉我，旺堆说必须要好好帮忙，这些年我给寺里做了那么多事，现在是他们帮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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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家从去年开始修房子。小镇上的房子是叔叔二十年前建的，在那之前，他们住在寺院一处低洼地的斜坡上，房子是一间土木结构的传统小屋。那些年，寺院忽然禁止非出家人住在那片山坡，叔叔一家搬到小镇。而今叔叔的妻子和大儿子已经走了，家里剩下的不是僧人就是老人，又可以住回去了。寺里的房子去年修完一半，因季节、资金和仁措考试的事情暂时搁置。我和他们同住，他们抽出时间帮我出谋划策。先是水泥匠，我要做一个砖砌的灶台和水槽，要牢固，我破坏力大，要洗碗方便，天知道我做饭得动用多少锅碗瓢盆。这和藏地以往的厨房不一样，也很难找到那样的水泥砖匠。仁措联系去年给他砌砖抹水泥的汉族师傅，说是两三天后从家乡出发，三番四次拖延时间。据说他在家乡有妻儿，这两年又在藏地寻了个女人。冬天回家，他将藏族女人一并带回，为其在外面租了房子。这样的事情想必难以保住秘密，不知他是否为此事拖住。

水泥匠来了，匆匆去叔叔家喝了杯茶便赶往工地，量出各处尺寸，计算工时与费用，随后离开，说几日后再来。他的精神气儿不同于内地的同行，也许是来藏地的唯一一个水泥匠，业务能力备受推崇，打地平，做砖墙，修卫生间……多处催着他赶工。他行事风风火火，干脆，简练，有自信，仿佛小镇居民生活的便利就靠他来推进了。往后他不再去叔叔家，无论哪次喊他吃饭，都不前往。我几次在小镇遇见他，他提着酒，提着卤菜，往住处走。也许是他喜欢自处，也许是有女人给他做饭吃。

只有刘冰河会跟我一起回叔叔家吃午饭和晚饭。我不能不喊刘冰河，否则他就会买上一包硬面饼回到租住的那个靠着卫生间的隔间里，就着开水吃面饼。他不总是住在那里。凡是遇到工期稍长的工作，他便住在工地。我的房子开工后不久，他问仁措借来行军床放在我未完工的书房窗边，铺上垫子、被子，备上些散装饼干，烧水壶，就地住下。他的工程是包工，不按天算，他每日七点多就开工，干到天黑，随我去吃晚饭，再独自回来。他的家中还有老人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他大概是为他们存钱，没日没夜，随遇而安，放逐一般。

水泥匠来抹地平，要机器搅拌水泥。仁措陪着我找，这个东西全镇也没几台。叔叔忽然听说，领我去他的亲戚家借，说好要给点钱，后来这家人又不要钱了。表哥那阵忙着挖虫草，硬是在某天清晨挤出一个早上来帮忙，去寺里拉搅拌机。他和几个男人把搅拌机抬上拖拉机，搅拌机四脚站不进车里，只能骑在边框上，重心歪斜。只有表哥那样的经验与技术才能驾驭这般装载。他驾轻就熟，骑着拖拉机，载着我和这台大型机器，在冰雪铺地的寺院山路上往小镇赶。天色尚早，晨光蒸出的雾气刚从地面出发，升至低空，山坡上居住的牧民还没将牛放出门。

水泥匠开工了，带上三个小工跟他一起干活儿，其中一对中年夫妻是我的学生的父母，另一个小伙子丹增西日是我十年前的学生，如今还俗，在西藏学习雕刻经文与藏画。日后水泥匠仍做了十多天工作，有时请来丹增西日搭手。丹增西日的母亲去玉树灌顶已有三年，他自己常住学校，近期因为虫草季节学校放假，他回来，和哥哥嫂嫂在牧场同住，借此机会打些零工赚自己的生活费。他计划好前三日都算是给我帮忙，第四日起才算费用。我们没达成一致。六月初，房子修建结束，他非要来帮忙给院子平地、种花、种草籽，牛似地干活儿。

那段时间院子上空总有成群的麻雀从这里起飞落下，在院子里散步。后来仁措说，只要有一只麻雀知道院子里有草籽，便会呼朋唤友地喊同伴来吃。这群麻雀有几百只，大概就是它们把我的草籽吃光了，院子里一半的土地都没长出草来。

刘冰河的工作前半程都一个人进行，中途，他的另一个木匠朋友从邻镇完工归来，也加入其中。他们用几种大小不一的机器切割木头，噪音与灰尘极大，没有防护措施，就让自己吸进木屑，让手脚在切割机的刀锋前走来晃去。此后，二人用半天时间把僧房拼装好。那种屋子拆时有人在每块木头上写过东南西北与编号，藏语文字他竟认得。

就是这诸多的人，这样卖力地工作，干活儿，老实报价，其中一些人甚或不收钱。偶有人批评我不会砍价，可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了这些年，早经忘记“砍价”这回事。

我有许多花种子，向日葵、虞美人、格桑花、本地雏菊。其中小半是买的，多数是各路人马送的。种子种得晚，在房屋修建完成后的六月初才种下。仁措总说这样好，别人家的花都开败时，我还有。十月中旬，小镇下了第一场雪，我的向日葵、虞美人和雏菊还顶着花头立在雪中，开出一片密集茂盛的、逆向而行的倔强与不屈。花朵抵不过冰寒，在几次大雪过后迅速败去，却已结出许多种子，太多太多，比我种下的多出几倍。

收尾工作，叔叔给一面木墙和室外僧房的内墙配了颜色，刷上漆。外墙是我的两个学生来刷的，二十多岁的僧人，浑身是力气。他们刷墙，我做冰咖啡。午饭过后，他们两人坐在屋檐下喝冰饮，我趁此机会去刷一刷，每碰一处都堪称灾难。多吉赶来，浑身透着一种完工的惬意，说，圆圆马尼干戈有房子了诶。我说是啊，以后你和麦呷可以专门给人修房子。他敬畏地看一眼，后退去，说，亏都亏惨了，再不修了！

却仍然没有水。多吉和麦呷自己接的水只连通到室外卫生间，房屋中接的是政府的水，成滴状，无法正常使用。得把两种水源汇成一股才行，需要在院子里找到埋于地下的两根水管，切开，接上，挖井，重做开关，让两种水源既可汇合也能独立运行，还得留出单独一根水管，在冬季来临之前把衔接至室内的水管中的水排空，以防管子在地下冻爆。

八月，我下定决心要在秋天来之前把井打了，请来麦呷和他的弟弟，从清早干到夜里，一天之内挖出井，埋好管，装上新的控制阀，砌完砖，装好井盖，连周围的地也铺平了，尽管是本镇最浅的一口井。这天多吉不在，他的妻女纷纷来帮忙。夜晚，麦呷收工，我和前来小住的朋友一起打开室内水龙头，泥水流出，如滚滚急流，我们高兴得不知所措，仿佛不可能发生的好事在生活中确实发生了。

泥沙流尽，变成清水，流畅得不可思议。在小镇的多年间，我罕有机会这样用上自来水，而今美梦成真，那种快乐毕生难忘。

九月，一天下午，我在书桌前修改文稿，窗外几个女人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听不出悲喜。喊声由远及近，变得密集、迫切。多吉的妻子也从她的家往这边跑。我推开窗询问，一个孩子说着火了。浓烟从我的屋后升起，等我跑出去，附近许多人已聚集过来，围在着火的房子外。是后面的邻居家，因电线老化起火，家中两个女孩在院中单独的铁皮小屋里，没留意到室外动静，等别的人家发现，火势已不可阻挡。站在我身旁的藏族大姐流泪了，说，要是里面有孩子，她肯定是要冲进去救人的。这家里有个婴儿，被人抱去别家串门儿了。火势迅速变大，无计可施。烟雾升入草原上空，大火引来上百人围观。许多女人都流泪了，住在这间房里的老人小孩们也望着大火流泪。哭得最凶的是那个还没学会走路的孩子，也许他早已认识他的家，而今那个家正在遭受毁灭，他有本能的感知。

傍晚，这栋似是而非的小屋烧得只剩下骨架，多吉和房屋的男主人爬上屋顶查看情况，消防员也在室内勘查。我和最早赶来的几个藏族大姐一起在院中看灰烬般的小屋。这时离天黑还早，天空透光，照出大地上的真相。透过剩下的窗框朝小屋的顶看去，纯净的天空背景下，松木房梁烧得漆黑，多数已经碳化。房梁之上的一处，却挂着一片经幡，人脸大小，仍保持原有的鲜红，随风摆档。

叔叔是按照藏历帮我看的搬家日期。那晚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想到两个月风吹日晒地搬砖、搬沙、和水泥，做各种辅助工作，每天跑几趟五金店，买零件又退零件，随时解决各种或大或小的紧急问题……忽然这些劳作都结束了，问题都解决了。

我有了一间雪山脚下的书房，往后，我将在这里完成许多书写工作。或许中途会离开，或许多年后再回来，无论如何，我都算是在这里重建了生活。它不是一种锚定的未来，即便今天在这里住下，仍不算。未来是不确定的，像僧人口中的无常，这点我总算稍有领悟，也终将能够在不确定的将来继续推翻自己的生活，再将之重建。

初秋，邻居家拆完烧毁的房屋，运来砂石、砖块、窗玻璃，也开始修屋了。仁措走了，去外地上更高阶的佛教大学，他的弟弟仍住在佛学院，在那里教书，家里只剩下叔叔一人。我常喊叔叔来吃午饭。叔叔一来就闲不住，干剩余的活儿，把没装的门闩都装上。这其中需要一种专业的木匠工具，我准备打电话问刘冰河借，叔叔说他已经打过，刘冰河的脚被切割机切了，回内地住院去了。

过两天，叔叔问我打过电话没，我没打，没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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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策划，“与房子有关的三个故事”。这是第一篇。

策划｜李颖迪

图片｜阿逴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去年夏天，飞往瑞典的十几小时航程中，我点开一部叫《Clone High》的动画片，好让鼻子别留意机舱里百人份的隔夜呼气。片子讲一群冰冻了二十年的历史名人被扔进现代高中，学习如何做得体的青少年。喜欢在内阁会议上讲冷笑话的林肯，因为开过时的男权玩笑遭到全校排挤，只好一边恼怒着“我他妈到底说错了什么”，一边卑微地试图理解什么是流动性别。而哥伦布，这个真实世界中的殖民先驱，竟然成了校园里最激进的纠察员，整天盯着社交网络蓄势待喷。

整部动画散发着文明胡乱发酵后的霉味，它神谕一样地缠着我。在我离开机舱之后，在草地打滚、在湖中划船的时候，仍时常想起来。

目的地是一个叫Herräng的村子，斯德哥尔摩往北70公里，常居人口不过百人。每年六月底至八月初，安静的村子会突然吵闹起来，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摇摆舞训练营“Herräng Dance Camp”在这里扎营，世界各地的舞者会把小村塞满，昼夜不分地跳舞。

这种诞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哈莱姆黑人社区的社交舞，是苦中作乐的舞蹈。大萧条、禁酒令和种族隔离的阴云笼罩下，在哈莱姆区的舞厅，无论种族肤色，人们在一起跳舞。

我的青春期在北京奥运的狂热宣传中度过，长大后，地球村变成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直到我开始跳舞。

我第一次跟朋友去摇摆舞会就爱上了。2021年夏天，我好久没在公共场合见到不戴口罩的人了。舞池里笑脸好多，好像世界仅存的一群开心人类。我感觉自己和百年前的哈莱姆人共享同一个避难所。

老师告诉我，世上真有地球村，叫Herräng。2023年封锁一解，我立即定了去瑞典的行程。

整个Herräng村的核心社区只有几平方公里，地标是一栋名为“人民之家”二层建筑。在瑞典，无论多小的城镇村落，都有一个“人民之家”，它是20世纪初瑞典工人运动的产物。舞蹈营开放期间，人民之家是欢愉中心。面积最大的空间被用作主舞厅，走出去就是酒吧，跳热了可以去外面纳凉。小舞池由图书馆改造，每晚有文化讲座和主题舞会。二楼的舞厅对面是咖啡馆，供应咖啡和冰淇淋布朗尼，氛围适合谈情说爱。绕到人民之家后身，步行穿过一片矮树丛，会看见一片湖，临岸的水域种满莲花。

老师没骗我。那年Herräng的舞者来自近 70 个国家。刚遭遇大地震的土耳其舞者和处于地缘战争中心的乌克兰舞者也来了不少，营地为他们提供免费住宿和半价课程。营地生活太符合乌托邦文艺作品的描述了。第一次告别营地，我坐在儿童游乐区的沙堆旁哭得好厉害，想起一句歌词：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才回来荡。

每年，营地都需要大量舞者协力搭建，四周狂欢结束，再拆毁一切，把村子还给本地人。因此需要志愿者和全职工，营地会付工资，住宿和派对门票全免，还有免费的餐食和员工课。对远方的舞者来说，来Herräng，做志愿者是最经济的选择。2025年，是我第三次前来。

6月底阳光明艳的早晨，城际公交在营地停下，一下车就看到蓝的天、绿的草地和瑞典特色的红房子，还有褐色地面上用于定位教室帐篷的粉色油漆——去年我亲手刷下的。空气里有咖啡和烤面包的甜味，很多人前一天就来了，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几对季度性相聚的营地情侣依偎在一起。

我们普通全职工都住在一栋名为“School”的小房子，距离人民之家步行5分钟。 School以前是村小学，现在教室被改造成宿舍，挤满宜家上下铺。我回到去年在School睡过的床，发现床垫上全是老鼠屎。绝不能细想这些床上都发生过什么。

经理们的住处体面得多。他们住在人民之家旁边的一栋二层小楼，是我所知最好的营地宿舍：双人间，每层都有独立的淋浴间，规格相当于村招待所。一个女孩开玩笑，“I‘ll fuck manager。”

一切都需要在一周内完成搭建，包括五六个露天洗漱台、四个独立的淋浴间和厕所。我被分配到Bed Crew。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千多个舞者，Bed Crew不到10个女孩，要装好600多张上下铺。所有床架都贴着不同的色块胶布，以区分型号。蓝标床是床板糟朽的老古董，我们竭尽全力地安装，支起来还是摇摇晃晃。我扯了几段纸胶带贴上，拿马克笔写：“CAN NOT FOR SEX”。

Set Up（搭建）周倒数第二天，一个莫桑比克男孩过来帮我们对付剩下的黑标床。装到最后两张，组里一位棕长发蓝眼睛的女孩突然想搞点气氛，大喊：“Come on，black guys！”

随即她意识到我们之中真站着一个黑人，正在勤勤恳恳地帮忙干活。她语无伦次地解释：“I'm so sorry，I mean ‘the black bed guys‘…… ”莫桑比克男孩没抬头，轻声说“It‘s okay”，手依旧飞快拧着螺丝。帐篷里充满拼命想掩盖尴尬却适得其反的气息，每个人都是一副政治正确受难者的样子。过了会儿，莫桑比克男孩找了个理由钻出帐篷，消失了二十分钟。

这样的尴尬几乎每天发生。文化各异，分歧不断，都没影响大家一起干活。

营地的第一块地板要装好了，所有人都扔下手里的活，跑去跳第一支舞。伴着音乐，大家牵手跳舞，好像一切异见都能和解。舞动的人腿丛林里，还有人在拧最后几颗螺丝。

Bed Crew完工营地最后一张床

开营第一个下午，营地主管发来消息，说商店缺人。对商店售货员，我一直有浪漫幻想：挑选新款舞鞋，整理漂亮的Vintage衣裙，顺便掌握第一手折扣。上岗第一天，我打扮成想象中得体销售的样子：白色泡泡袖衬衫、灰色侧开叉裙，配一双墨绿色鳄鱼纹舞鞋。商店经理留灰白短发，夸我是顶好的销售。至于收银和对账，我对机器与数字表现得笨笨的，她们放弃了教我，只让我做陈列货架、打扮模特、在门口雪柜打冰淇淋球之类的美丽工作。

开营第一周我领到的是Show Girl剧本。参演Slow Drag Night开场秀的全是国际大师和赛事常客，没想到我也接到了演出邀请。朋友认为我入选是因为长了一张经典“中国娃娃”的脸。演出的Dress Code是60年代。中国的60年代想必和欧州很不同。我把行李箱摊开，翻来翻去，拉着每个路过的欧洲朋友咨询意见。演出当天，我在商店打折区翻出一双无人问津的黑色绑带短靴。试穿时，熟人起哄说它很性感。我掏出500克朗，决定穿它上场。

像经典黑色童话写的那样，那天晚上，我穿上这双靴子就脱不下来了。凌晨三点，我瘫在舞池边，费尽全身力气，也没法把脚从靴子里拔出来。夜晚的后半段，我坐在主舞厅外的储物区，全心全意地脱鞋，像在搞行为艺术。每个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停下脚步，试图帮这个女孩一把。最后，一个中国舞者把靴子从我脚上拽了下来。我再也没勇气穿上这双鞋了。

时间在高频的演出、排练和工作中飞逝。越累我越想玩。周四晚会散场，我总算得空钻进著名的German Party。在严格限酒、只卖3度淡啤的营地，German Party是少数秘密供给真酒精的地方。我排了二十分钟队，被戏称为“营地盖茨比”的派对主人认出了我——“总是乐意给大家挖巨大冰淇淋球的商店女孩”。他回报似地给我倒满伏特加。

从German Party出来，整个人晕乎乎的。瑞典的极昼时节，时间彻底沦为概念。白天和夜晚不再分明，天色只有亮和更亮。周遭安静极了，空气里散着不知名的植物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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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来，我忍着头疼和小腿酸胀去吃早餐。这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每天在商店连站5小时，再去舞会跳到半夜，有种累麻的感觉。打冰淇淋球这活儿看起来可爱，实际是个体力陷阱，要把冻得梆硬的冰淇淋挖成漂亮的圆球，连打几个，手臂肌肉就酸到抽搐。

手酸我倒能忍受。这份工作让我产生疑惑的是一个白人男性，他只需要站在雪柜前，报出想要的口味，我就得打给他。经理嘱咐过每个负责冰淇淋的人，他不用付费。

有人能免费吃冰淇淋，有人能决定谁能免费吃冰淇淋，这不是特权吗？

到第二周，营地人多起来，疲累更有实感。我的好朋友橘子狗每天八点半与我在厨房碰头。志愿者的免费餐食早晚两顿，定点供应，过时不候。为了对得起自己的劳动，我们通常会吃得很饱。他在酒吧工作，深夜的排班让他时刻都像没睡醒。“我不高兴”，橘子狗往嘴里塞着食物，突然说。他不满意排班，工作和工作之间劈开几个小时休息，于他是种惩罚，心里惦记着得返岗，既回不了宿舍补觉，也无法调动状态去跳舞，只能在原地待命，耗着精力。

超1500人生活在营地，各部门都在超饱和工作，人与人之间充满张力。一个早上，我和朋友吵了一架，她表现得异常恼火，把吃到一半的三明治摔在桌上。我立即拿起盘子，换桌子用餐。她大哭起来。晚餐时，那位朋友负责打饭。队伍排到我，我发现她还在流泪，问她怎么了。她哽咽着摇头，没说话，往我盘里扣了一勺肉菜。我随口问旁边的菜是不是素的，她又不由分说给我挖了一勺。排在我身后的是另一位商店经理，她是素食者，见朋友给我盛了肉又盛了素，喊了一声什么。我想解释自己无意多占，但打饭的队伍在催促，只能匆匆走开。

直到那一刻前，我和素食经理的相处都还融洽。自此她的态度急转直下，路上碰见，我跟她打招呼，她目不斜视，当我透明。

“别想太多”，橘子狗劝我，“你发现了吗？这两周大家状态都挺差。昨天同事还问我是不是心情不好，说我是张‘Fucking Face’。大家就是太累。”

每次早会，营地主管都强调“Please be nice”，见面记得问候“How are you”。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极度累的时候，大脑真的没有余力去维持“Social Smile”，脸部肌肉都垮下来，眼神也冷漠暴躁。“Nice Face”变成了纪律要求的劳作。但每次听到“How are you？”我还是浮夸地回应：“Great！Fantastic！”大家都一样累，没必要讲述心酸了。

周五去上班，我发现下周的排班表上没写我的名字。排班是那位素食经理定的。我感到一阵烦躁。难道因为多吃了一口素食者的饭，她就认定我不道德，不想和我共事了？出于较劲心态，我想留在商店。但想到每天站5小时，我又巴不得立刻走人。

好像陷入了道德审慎的怪圈，我既怕自己不尽职，时刻担心表现不佳，又对压迫的信号很应激。

再次被调回商店那天，我忙到傍晚，才发现已经工作了6个小时，没人提醒我下班。“今天我工作了6小时，明天可以多休息1小时，对吧？”我对经理说。她说当然。

对于工时，我越来越敏感，超时一分钟都难受。员工合同上写得挺明白，志愿者每周工作35小时，全职工则是48小时。两个工种每周都有一天休息日。平均到每天，全职员工比志愿者多工作3个小时，待遇却差得挺多，全职员工有薪，供三餐，志愿者无薪，供早晚两餐。

这是否是一种不公？如果待遇不对等，我觉得志愿者的工时理应不超过全职的一半。

营地每个角落都有派对。School的公共休息室永远属于深夜Blues，随时随地都有小型集会，薯片鉴赏会、韩式火锅派对或黑胶唱片蹦迪。员工派对在咖啡馆、酒吧和厨房，好天气时去海滩或湖边。

我在这些派对间穿梭，遇到志愿者就问，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怎么样？累不累？会不会觉得工作时间有点长？有人对经理的管理能力存疑，或对排班逻辑有意见，有人和我一样得每天站5个小时，精疲力竭，说自己脚很痛，但他们都觉得自己缺乏足够的立场表态。

只有在洗衣房工作的露露和我有相似的感受。她觉得待洗的东西永远堆积如山，余孽一样等着她。排班也需要优化，应该按忙闲时段分配人手，而不是固定名额。她拉着同事去和经理理论，结果发现，感到累竟然是因为她比谁都勤快。同事和经理甚至暗示，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辛苦。

星期三下午的员工派对，我揣着一只录音笔，穿过摆满布朗尼、水果篮子和大包装薯片的圆桌、叽叽喳喳聊天的人，直奔那一排葡萄酒盒子。我用自带杯接满白葡萄酒，走进半掩着门的小房间。

我约了几个一样对工时安排感受不良的志愿者，终于有人和我坐在一起讨论了。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席，聊到最后，留在房间里的人都开始宣泄感受，发表着相互矛盾的意见。让我诧异的是，多数欧美国家的人不认为工作有什么问题，好像感到累和不公平的只有几个中国女孩。难道是我们格外认识被剥削的滋味？

一位韩国女孩好心相劝：“别太激进，别在网上留下痕迹，小心被营地列入黑名单。”真的吗？我笑了。放心好了，我们绝对知道什么场合可以谈论这些，什么时候该避而不谈。巧妙，甚至狡猾地活着，是我们最熟悉的生存技能。

第二天，我买了个封皮印着“Only In Herräng”的笔记本，打算用它写工时改制计划。人民之家卫生间的椅子上摆了一卷足有半米高的粉色厕纸，我想写点口号在上面，一定有冲击力。我还拉起名为“Not only in Herräng”的群，往群里发的第一条消息是：

Working non-stop for five hours, are you tired?

Without lunch, are you hungry?

Unpaid volunteers work only three fewer hours than full-time paid employees, do you think that's fair?

Full-time staff who work more than 40 hours a week, do you consider it legal?

这条激烈的消息肯定吓到大家了，好长时间没人说话。营地有那么多好玩的事情，谁也不想谈论这些令人不悦的问题。

厕纸的粉红震慑

每每我讲述对工时制度的愤慨，朋友们都不予回应，只是经常喊我去海边和树林散心。一天下午，他们来到商店，递我一个装满野草莓的塑料瓶，说是刚从树林里摘的。野草莓的汁水在舌尖洇开，是那冷硬的一周里，我品尝到唯一真实甜美的感觉。

其实我不想煽动什么，只是希望改善处境。我们谨小慎微，使得有一百分愤怒的时候，还是维持礼貌，只表达了十分。

周五晚，营地举办方块主题派对，到处被直角占据，空气都规整起来了。太规整了，规整到令人难以忍受。我和一群员工待在Staff Lounge，搜刮能找到的一切圆形物件。在午夜舞池最沸腾的时候，我们带着一堆圆形冲进人群。队伍前头的人拿着扩音喇叭大声喊：“Circle Parade！Refuse All Squares！”

我在舞池跳到凌晨四点。回宿舍路上经过公共休息室，隐约听到Blues音乐声。我趴在窗户上看，里面灯光昏暗，桌椅都被堆到角落，三人小乐队在演奏，一些人在跳舞。

我走进去坐在沙发上。一个西班牙舞者看到我，有点吃惊：“你还在！我以为你已经离开营地了。” 他在自行车铺工作，就在商店正对面，而我们整整一周都没有碰过面，看来这一周实在是太忙了。对话间，我们把手牵在一起，抚摸着彼此小臂上的绒毛。我们跳了两支舞，然后分开，各自找别人继续跳。

窗外忽然下起雨，隔着玻璃都能察觉空气湿润清新，我闭着眼睛躺在沙发，直到派对散场。他走过来推推我：“嘿，别在这儿睡。”

“Vamos para casa”，我睁开眼睛，笑嘻嘻说。这句西语的意思是我们回家吧。

在他找外套的时候，我突然调整步频，快速离开房间。这个营地根本没有能让我们“回家”的地方。我的宿舍是集体上下铺，他是经理，住在好房子里。哈哈，我们有着阶级差距！

第二天，我在冰淇淋柜台发呆。他走进来，点了两个球。“感觉好奇怪，昨晚我们跳Blues，今天在冰淇淋柜台碰面。”我沉默地把冰淇淋递给他，露出一个非常服务性的微笑。

孤独，是我这段时间最强烈的感受。它诱发了想家的感觉。我想给国内的朋友发消息，可指尖敲在屏幕上，又觉得无从倾诉。主舞厅门口停着一艘船，是好莱坞主题派对留下的装置。我经常跑到上面坐着，感觉自己是空荡荡世界里一座无名雕塑。中国舞者集体雀跃着爬上去拍照，我也在其中，心里哼着一首歌：Slow Boa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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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最后一个活动周，人少了许多，冲突却接连不断。

营地彩虹群组连续几天都在讨论一位颇具声望的白人男性。他是舞蹈营官方宣传片的主演，也经常出现在每日例会。大家翻出他几年前发表的言论，发现了大量男本位和捍卫性别二元论的话语。每天，都有人截出让自己感到受辱段落，愤怒地表态。有人因为感受到攻击而不安离营。

我认出了他，他就是那个拥有冰淇淋特权的人。怕加剧公愤，我没在群里提这事。

计划中，他还将出演这周Slow Drag Night的开场秀。Slow Drag Night是营地最重要的主题舞会。彩虹群组的人决定采取行动，让他从当晚的演出中消失。当天，群里一直在争论。有人觉得那位舞者年纪大了，言论也有了年头，或许只是没能跟上时代。但更多人反驳道，自我更新是他自己的任务，感到被冒犯的人有权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这样，文明才有进展的机会。随后有人发起正式投诉，说不该给这种价值观的人提供艺术席位。

开场秀的彩排还有另一场矛盾。导演老查设计了一个掷骰子的情节：三个男人对赌，赢了便会得到一群美女的环绕赞美，输了，美女们立刻散去，投向赢家怀抱。有人指出这是将女性物化为势利配角，要求改戏。

老查是六十多岁的非裔美国人，曾指导过成龙跳舞，圈内名头响亮。但在他身上，能察觉到一种常年卖艺者特有的取悦感，好像他已习惯对镜头和观众保持某种配合。那天，我第一次见他流露出难过的神色。他垂着手问：“所以，你们要改掉我的秀吗？这只是一种娱乐效果，当然我可以改，但也希望你们尊重我的编舞。”

我难过极了。这个小老头是我在营地最亲切的人之一，看着他就像看着我的爷爷。去年我经常在酒吧通宵干活，每次碰到我，他都要说，“Oh，my girl，up again？Why aren't you sleeping？”今年，他一到营地，就被簇拥进商店，印有他照片的T恤是今年的主打款式。而老查撇开众人，一进门就把我抱了起来，原地转了好几圈。

大家向他解释，改戏并非不尊重艺术，是希望有更好的呈现。沟通的人一边哭一边致歉，立场却毫无退缩，“非常抱歉，但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It's all about culture”，有人用手捂住脸抽噎。他染着绿头发。

最终，那位白人男性没参演，老查也接受了修改剧情。正式演出还是很精彩。彩虹群组行动的有效性激励了我。第二天，我去商店偷了个T恤盒子，拿记号笔在上面写：Volunteer’s Voice：4-Hour Workday，YES or NO？Cast your vote here。我把它放到了人民之家对面的信息栏。行动起来，我比前两周都要快乐。我会在深夜趁人不注意悄悄跑到公告栏翻看盒子，数数有多少人投了“Yes”。

但在一个开心跳舞的晚上，我看到有些人站在舞池里不一动不动，手里拿着不知何意味的旗子。听说，是现场乐队鼓手在巴以问题上和一些人的立场不同，他们在抵制鼓手。

我突然对这种针对“错误价值观”的围剿感到疲惫。我想搞清楚什么才是真实的。是纵情享受音乐、舞蹈和阳光草地，还是去面对那些联合国都解决不了的种族、性别、权力与阶级斗争？宏大的命题正以针眼般细碎的方式，朝这个快乐的营地进攻，甚至左右了我们交谈的语气。可这一切究竟和跳舞有什么关系？

老查用木棍和旧收纳箱做了个贝斯

Crash Down（撤收）周我被分到厨房，负责Fika。Fika是瑞典职场生态里的重要环节，英文里叫“Coffee Break”，到了点儿，再忙你也得停下工作，去享受咖啡、甜点和社交。

人在厨房，我省去为填饱肚子而赶早饭的焦虑，也理所当然告别早起，经常带着羞耻心一觉睡到9点多。 有一天我的岗排到了11点，原计划赖床到10点半，却在10点1刻被厨房的莫桑比克大姐电话吵醒。她问我怎么不在。我把她的询问理解成质问，不耐烦地回：“因为还没到我的点。”挂电话不爽了一会儿，我才转念想：前两天这个时间我都在，她也许只是觉得我消失了，在担心我。

前两年，我就和大姐走得挺近。她向来很注意朋友的出席。如果该出现时没出现，就会追问为什么。她一直在厨房工作，是她手把手教我如何切火腿、做奶酪拼盘，制作几十人份的滴滤咖啡。

行动上，她也贯彻姐妹同行的原则。如果我因为想事情走快了几步，她会拉拉我，模仿我疾行的姿态，慢吞吞地拉长调子喊一声：“Why——”她念我的名字也是这样，尾音拖得很长，像在感叹。

让大姐“Why——”的时刻很多。一个女孩因为朋友要离开，一边拖地一边哭。她不解，说在莫桑比克，人们不会在想哭的时候还要干活。

有次我们要分头去两处办事再汇合，按我的效率逻辑该分头行动，她又发出了那种长长的疑惑。她坚持要我们一起去A，再去B，最后去C。我们挽着手，慢悠悠地前往。

我第一次认识像她这样做事利落，却从不操心效率的人。也没见过她诉苦，仿佛彻底接受了劳动本质。她也一直能心安理得地休息。

不工作时，大姐爱刷短视频和购物网站。有次她指着那些衣服，说它们都来自中国。她叮嘱我，下次来Herräng前一定要给她发视频，她有太多想要的东西了。她还痴迷我接的假睫毛，一开始以为是天生的，得知真相后感叹“超级自然”。我告诉她，这在中国很便宜，她轻轻晃着头，下决心似地说：“One day，one day，I will come，China，Beijing。”

在她心里，中国一定是个美妙的地方，有她喜欢的亮晶晶的时髦衣服，便宜又自然的假睫毛。

“中国也有超棒的摇摆舞活动，舞者很多。”我向她介绍，“也需要很多志愿者。”

“哦？”听到志愿者，她有了兴趣，“是有工资的吗？”

“没有，但是派对免费。”

“I need pay”，大姐语气低沉下来。

同一个舞池，人与人的入场成本并不对等。选择薪酬，意味着牺牲享受，以此来平衡来远道而来成本。

她梦想有一天能在营地教课，成为拿课费的正式老师。她和同乡伙伴们大都在厨房做全职工，很少见他们出现在舞池。但在老家，他们都是相当出色的舞者。为了回本路费，他们从莫桑比克背来很多特色布料、衣服和手工艺品，在营地办了一场义卖演出。大人小孩轮番上场，整整演了一个小时，能量与质感极其震撼，是我看过最具生命力的演出。

其实营地邀请过很多非裔美国老师和当红舞者，教课或者做讲座嘉宾。让人忍不住疑心，在某种正确的现代价值观里，好像仍隐隐存在“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划分。我没问过莫桑比克朋友们在营地感受怎么样。看起来是开心的。有空他们也会追赶潮流，去上欧洲知名老师的课，不会想什么文化根源的问题。反而有的欧洲老师，经常谈论文化挪用，只和黑人老师做搭档。我倒不会刻薄地判断这些行为只是对已知美德的拙劣模仿。起码大家都有了文化客人的自觉。而我们东亚人，作为客人的客人，在白人主宰的系统里学习黑人舞蹈，还比他们都更努力，留下了学霸的刻板印象。舞者学舞遇到搞不定的地方，就会有人提议，去请教韩国人。

莫桑比克大姐教我准备Fika

橘子狗离开的前夜，营地进行最后的狂欢派对。我们本打算狠狠跳通宵。凌晨一刻，商店灯还亮着，我们以为又有什么美食派对，推门而入。几个经理和家属正在吃店里的冰淇淋，还配了咖啡馆的布朗尼。显然，没人会付费。他们抬起头，尴尬凝结成笑。

眼前特权派对的氛围让我不适。走出商店，我就知道今晚肯定没心情跳舞了。

在咖啡馆，我和橘子狗享用着他们中的一人寄存的免费布朗尼，却感觉没有想象中可口。屋外天意般下起超级大雨。话题不受控地滑向一些沉重的词汇：工时、特权、性别和立场。以前我经常和人骄傲地分享这些被构建出来的东西，现在我好讨厌它们，它们使原本在一起好好跳舞的人们割席。

舞蹈营的网站上，关于营地核心价值写了这样一段话：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舞蹈艺术表达自我，也有权利被视为独立平等的人，受到尊重和礼遇。舞蹈能够塑造成长、蓬勃发展、强大的个人，也能凝聚社群。舞蹈能够促进人们参与更广泛的社会议题。舞蹈具有凝聚力。

这段话一度非常鼓舞我。我想起第一次来营地，毫无语言沟通、仅凭身体张力便能感受彼此，那种世界人民紧紧相依的错觉。

我和橘子狗聊到清早，一起去湖里划船。空气冷冷湿湿的，闻起来是很伤心的味道。然后他提上行李朝离营的大巴狂奔。我跟在后面跑，心口一阵发紧，好想大哭一场。那种感觉，像是世上最后的盟友、最后的同伴正离我而去。

离别在即，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干活，没了改革的氛围，也没有敞开心扉的时机。人与人之间更多是一种平淡的温情。结束一天的劳作，我们会互相按摩解乏。每一次Fika，早午晚餐，或仅仅是路上相遇，拥抱随时发生，毫无缘由。文明就这么回事吧。大概是磕磕碰碰还得一起做事的心。

那个可怜巴巴的小盒子，可能已经被扔掉了。我没有再去检查。我没有忘记它。只是，它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了。

从Set Up到Crash Down，我一直黏着西语人士练口语。语言让我交到好多朋友。一个西班牙女孩经常和我聊着聊着，突然从英文切换成高难度西语，完全忘了我是个外国人。而我竟也产生听懂了的感觉。阿根廷朋友是婚礼摄影师，擅长捕捉人们欢庆的时刻。认识他，我才知道中国和阿根廷是世界上距离最遥远的对跖点，我们生活的城市相距20000公里，真正的地球对面。但在这里，我们分享一支烟卷。

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晚会，洗衣房的智利姐姐用木头做了个袜子奖杯，宣布要颁给今晚袜子最Fancy的人。我恰好穿着朋友送的粉色短袜，脚踝处印有一个很像我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使我赢了。拿到奖杯，我对着话筒兴奋地大喊：“Me gustas mucho！”这句话是智利姐姐教我的，是非常喜欢的意思。

晚会结束，大家坐在舞台上，全都脱光衣服，拍集体裸照。莫桑比克大姐惊恐大喊：“Why——”“Because we can！”我说。她“why”个不停，飞快甩掉了 T 恤。经过三年的营地无性别混浴，我已经能与世界人民的裸体和谐共处了。我没感觉到任何被凝视的不自在，反而生出一种人类本该如此的自然愉悦，身体好像真成了躯壳，我们只是一颗心望见另一颗心。

一天下午，大家都在厨房写感谢信。我用西语写了一封公开信，只有一句：感谢我所有的西语老师。其实我在营地还学了好多种语言。现在，我会用德语、法语、西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韩语问同一句话：你想跳舞吗？

感恩派对开到不知几点，天色越来越黑，月亮很圆。我们分享着营地残余的最后一点蛋糕、酒精和烟。然后大家来到秘密湖，那是一个更私密、更远的真正的湖，被石坡和树丛环绕，是一个秘而不宣的聚点。在营地生活，我有时觉得自己被友善地对待，是因为对方希望自己是个友善的人。但这个晚上，我感觉自己真的交到了朋友。阿根廷朋友一直在喊我的名字，叫我看这看那，好像我不在场，他见到的美妙情景就不完整。我跟着他的声音跑来跑去。丛林里竟有一片被圈起来的木地板，我们跑上去，跳了最后一支跳舞。

离开瑞典后，我落到曼谷休整。去酒店的半途我迷了路，深夜一个人在荒废的公园里兜圈时，我拨通了中国朋友的电话。他们很快赶来见我。

如果在 Herräng，这种时候，最先发生的必然是一个拥抱。我疯狂渴望着，但我没有说。朋友们拘谨地表达关切，用我最熟悉的语言。我一下就哭了。我知道，这是回家了。而我心里还有另一个家，它现在离我很远了。

编辑｜黄昕宇

图片｜刘妍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龙虎山泸溪河岸

龙虎山位于江西省贵溪市上清镇，是红色沙砾岩组成的丹霞山体。发源于福建武夷山区的泸溪河自东南向西北方向曲折而下，行至龙虎山，在峰峦间寻找路径，环绕穿行而过。沿岸植被丰富，以常绿阔叶林为主。

位于沙湾村和泥湾村之间约5公里的河段，是国宝级濒危鸟类中华秋沙鸭在龙虎山栖息的核心区域。那是一段清净的河段，河水清澈平缓，两岸竹林掩映，人为活动稀少。唯一的“扰动”是河北岸山坡上的一道沿河铁轨，火车以平均1~2小时一趟的频次经过，由于稳定规律，鸭子们习以为常。

2026年1月，新一轮中华秋沙鸭全国越冬同步调查项目负责人曾晴，带着学生再次来到熟悉的泸溪河畔，进行观察调研。他们同上清镇护林员肖冬样一道，由山脚小屋后的凌乱石阶，爬上一条林间野路。路不好走，最窄的地方只有两掌宽，一些路段碎石、树枝散落，另一些近河路段石块潮湿，覆盖青苔。细碎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曾晴随肖冬样穿梭在竹林间，脚步轻快。

走到一块临水低地。下弯的茂盛竹丛衔接事先布置的墨绿色防护网，提供了掩护。曾晴与学生掏出表格等候。四下安静，只有风吹树叶发出的轻微声响，远处偶尔有几声不规律的鸟啼。不一会儿，一小群中华秋沙鸭飞落水面，开始觅食。曾晴仔细观测，在表格上记下鸭子数量、几只雄、几只雌、观察点的定位坐标，以及鸭子们的行为动作。接着他们溯游上行，前往后续几个观察点。

中华秋沙鸭保育项目负责人曾晴博士在劳力士“保护地球·恒动不息”计划的支持下，开展新一轮中华秋沙鸭全国越冬同步调查。

曾晴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教授，研究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鸟类及栖息地，同时担任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EAAFP)科学部主任。中华秋沙鸭是曾晴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华秋沙鸭栖息地分为越冬地和繁殖地，越冬地在我国南方分布广泛。研究中华秋沙鸭16年来，为了现场观测中华秋沙鸭越冬，曾晴的足迹遍布长江中下游多个省份。14年前，她第一次来到龙虎山调研，向导就是肖冬样。

2012年，还是博士生的曾晴来到龙虎山了解这里的中华秋沙鸭分布情况，却不知道去哪儿看鸭子，便到上清镇政府求助。护林防火办公室的小黑板上写着护林员肖冬样的名字和电话，工作人员说，找老肖就对了。没过多久，一身迷彩服的肖冬样就骑着摩托车出现了，手里握着一把镰刀。山上杂草丛生，他在前方拿镰刀开路，领着曾晴往深处走去，很快就看到了中华秋沙鸭。

第二年，曾晴再次来到龙虎山做现场研究。她住到了肖冬样家里，每天起大早追踪鸭子，看它们觅食、嬉戏、休憩、在石头上整理羽毛。直到夜幕降临，靠视力觅食的中华秋沙鸭离开河面，藏身林中，他们才下山。

有一回，曾晴和肖冬样一起寻找鸭子的夜宿地。他们从天擦黑时就埋伏在鸭子休憩的石头附近，一直等到月黑风高，鸭子不见了。冬夜里的龙虎山漆黑寒冷，两人戴着头灯和电筒，蹑手蹑脚地在鸭子白天的落脚地附近搜寻。最终没有找到鸭子，却搜集到了新鲜粪便和羽毛。

此后，曾晴几乎每年都会来到龙虎山，与肖冬样一起观察中华秋沙鸭。他们互称“老师”，结成了长期的密切合作关系。她发现肖冬样堪称“中华秋沙鸭行为学的百科全书”，对鸭子的行为习惯熟悉到了细节。肖冬样告诉她，鸭子们对移动的东西极其敏感，“潜伏”时，无论前面是树、草堆、伪装网或是石头，趴好了就一动不动。

泸溪河上的中华秋沙鸭

肖冬样今年58岁，黝黑精干，常年穿一身迷彩服，背包里装着沉甸甸的镜头和相机，支架扛在肩上，走山路健步如飞。他曾是上清镇本地农民，2004年受雇为龙虎山风景区护林员。2007年，龙虎山首次记录到88只中华秋沙鸭前来越冬，当地政府迅速划定1862公顷的县级自然保护区。一支护鸭队随即组建，肖冬样成为其中一名巡护员。他的主要工作，是制止干扰鸭子的人类活动，劝阻一些沿河钓鱼和砍茅秆的人。

肖冬样每天上山。起初他骑自行车，背着一副望远镜，车后架绑一把菜刀用于开路。山上有一条运盐古道，被荒草、灌木掩没，他日日开荒，逐渐辟出一条沿河而上的步道。刀的另一个用途是防身，遇到毒蛇和野猪时，他用刀敲击草丛发出警告的声响，动物们便自行退避。他脚程快，3小时就能把整条河段巡个来回。

渐渐地，肖冬样喜欢上了这份工作。一个人在山里，和树、鸟在一起，他感到清净自在。

龙虎山护林员肖冬样

他以这份工作为豪，但村里邻居难以理解他为什么天天早出晚归，总问他，“老肖，你那鸭子长什么样?”他便花了两个月工资，买了一台卡片机，打算用照片来证明，自己的工作，是守护一种身侧有鱼鳞状斑纹、脑后有飘逸长羽的漂亮鸭子。没想到一拍就是十几年，陆续拍废了8台相机。后来，他凭借多年如一日的巡山护鸭工作评上了省劳模和全国劳模，将补助全部用于购置器材。

肖冬样总结拍摄经验:“要像‘做贼’一样偷偷接近。”中华秋沙鸭视力极佳，四五百米开外就能注意到显著移动的物体。走动和弯腰都要慢，避免鸭子发现晃动的阴影。取相机也要极轻，相机包拉链得一点点慢慢推开。拍摄的另一关键是预判鸭子的行动，在鸭子做出动作前，将镜头对准目标――这没有经年累月的经验难以做到。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拍摄鸭子，他在河岸布设了许多观察点。但最近几年，为了减少人为因素打扰，“给鸭子多留点清净”，他又把观察点数量减少到了4个。

肖冬样常常在一个点位蹲守几小时，专注地观察、捕捉同一群鸭子的一举一动。

有一回，他看到一群鸭子争抢一条鱼。抓到鱼的鸭子叼着鱼边吃边跑，其他鸭子从四面“围攻”。另有一只鸭子却懂得“用计”，它一猛子扎进水里，潜至鱼下方再突然钻出水面“偷袭”。那是肖冬样见过的最聪明的鸭子。

前来越冬的中华秋沙鸭通常在每年10月底陆续抵达。肖冬样以一种喜悦的心情，眼看着泸溪河面一天比一天更热闹。

他每天凌晨4点出发，5点多抵达河岸等待。那时天未放亮，河面雾浓，山只显出朦胧的轮廓。随后便听到“啪嗒啪嗒”的声响，那是鸭子扑振翅膀的声音。夜晚离开时，天色已黑，他要听到最后一批鸭子踩水起飞离开河面的声音，才肯回家。

到了来年2月底，树上冒出新叶，油桐树开始开花，鸭子们陆续启程返回北方。他又看着河面逐渐冷清下来，那种心情，像送别过完了年，即将远行的子女。

他守护、拍摄了中华秋沙鸭近20年。年轻时，他在兜里揣几块泡饼当干粮，渴了就喝山泉水。如今虽觉体力不如从前，仍坚持每日进山，只是多带一瓶热水。

在劳力士“保护地球·恒动不息”计划的支持下，曾晴博士带领团队与当地护林员肖冬样一同深入江西龙虎山中华秋沙鸭栖息地开展越冬同步调查。

肖冬样第一次接触科研人员，是在县保护区成立不久，省里派一支科研团队来做中华秋沙鸭调查的时候。肖冬样见到一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为了拍摄鸭子，无所顾忌地一屁股坐进淤泥里。科研工作从此给他留下严肃、认真的印象。

团队里有一位教授，正在做中华秋沙鸭行为模式研究，他以一分钟为单位，细致记录鸭子的一举一动，以及周围生态环境变动。后来，肖冬样也学习科研人员，养成了记录的习惯，在巡护时携带本和笔。

曾晴与肖冬样熟识后，发现他积累了大量细致、准确的中华秋沙鸭行为记录，积攒的照片和视频量达到几十TB。14年的合作中，肖冬样的记录本和影像资料，为曾晴团队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数据支撑。

曾晴团队曾在龙虎山开展中华秋沙鸭觅食行为研究。研究方法是将高清摄像机拍摄下的鸭子觅食视频，输入专门的分析软件，拆解分析中华秋沙鸭的觅食策略。同时，对中华秋沙鸭捕食的鱼类进行统计，计算其捕食行为和摄入能量的相关性。这项研究需要大量的视频数据，开展了整整三年。

常年亲身参与野外调研的曾晴，对于户外一线工作的难度深有体会。她说：“野外工作是很难的，能否成功观测到动物、天气状况如何，方方面面都是变数。”

肖冬样记得，曾晴委托他拍摄鸭子觅食视频时，特地叮嘱，要拍下整个捕食过程，视频越长越好，至少达到3分钟。即使他有丰富的拍鸭经验，拍摄完整的捕食视频也是不小的挑战。他必须集中注意力，目光锁定一只鸭子的行动，避免其他鸭子干扰。很多时候，鸭子的捕食过程很长，还边吃边动，他就得紧握镜头随鸭子拧转身体，常常需要保持别扭的姿势长达十几分钟。

多年的相互支持与交流中，曾晴感受到了肖冬样对中华秋沙鸭真诚的爱和关心。他在河岸看鸭的同时，也不停地琢磨着关于鸭子的一切。他会主动向曾晴提问，曾晴则与他分享相关科研结论，或是其他保护区的经验。还有一些时候，肖冬样分享给曾晴的视频也会带给她启发。有一回，他发来一条雄性中华秋沙鸭让鱼给雌鸟的视频，让曾晴联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求偶馈赠”行为。

“他不仅仅是一个观察者和数据生产者，更是知识的共创者。”曾晴说。她把永远在现场的肖冬样视为科研团队的重要成员，丰富、敏锐且定制化的野外观察，正是生态研究和保护工作不可或缺的一环。

曾晴与肖冬样在观察点观测中华秋沙鸭 

在国内中华秋沙鸭保护研究工作中，中华秋沙鸭全国越冬调查是涉及范围最广、参与人员最多的现场调研项目。曾晴介绍，中华秋沙鸭越冬栖息地分布广泛，包含了跨越多个省份的溪流、水库、湖泊。这项调查目的是了解中华秋沙鸭的冬季分布情况，重点记录中华秋沙鸭的分布数量、性别比、行为、栖息地状况，并直接识别工程建设、垂钓、旅游等威胁因素，结合历史状况推断变化趋势，其结果将对未来的中华秋沙鸭保护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2014年到2017年冬，我国曾开展过4轮中华秋沙鸭全国越冬调查，曾晴所代表的北京林业大学团队作为专家技术支撑，深度参与其中。但在此之后，由于资金短缺等现实阻碍，项目长期搁置。

2026年，得益于劳力士“保护地球·恒动不息”计划的支持，新一轮中华秋沙鸭全国越冬调查顺利启动。曾晴对此感到振奋，这次大规模系统性调查是自2017年以来该物种状况的首次重大动态更新，调查数据也将贡献到即将制定的新一轮《中华秋沙鸭单一物种保护行动计划》中，指导未来10年全球中华秋 沙鸭的保护工作。

作为新一轮中华秋沙鸭全国越冬同步调查负责人，曾晴带领团队迅速联络重点越冬栖息地分布省份的调查力量，组织启动会、培训会，制订出一套完善的调查方案。2026年1月，超过100名保护工作者、观鸟爱好者、志愿者、科研人员奔赴中国中部和南部13个重点分布省份的150余个调查点，展开调查。

龙虎山中华秋沙鸭栖息地自2007年以来，种群数量始终稳定在80只左右。2026年龙虎山片区的调查统计结果，达到历年最高的126只。肖冬样为此格外高兴。曾晴曾向他解释，中华秋沙鸭是重要的“生态指示物种”，生态环境好，水体环境好，鸭子才愿意前来栖息。这次的调查结果，“说明我们这里的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肖冬样是在参与守护工作的过程中，逐渐理解了保护环境的意义。他开始关注新闻里的环保和生态报道，看到物种消失、种群数量减少的消息，会感到心痛。他对环保怀有朴素的理解:“人类发展已经侵占了太多动物的栖息地，只有多做点能做的保护工作，才能跟动物们一起更好地、长久地共处下去。”于是，他用长期的一线坚守，用扎实的脚步和行动，践行对大自然的敬畏和保护。

保护工作的推进需要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从科研人员的持续调研、一线保护工作者的长期坚守，再到更广泛公众的关注与支持，只有社会各方形成联动，保护行动才得以长久推进。公众人物所具备的传播影响力，也因此成为生态保护的重要助力。

本次调查中，劳力士代言人、荣誉观察员李娜也来到了龙虎山调查现场。曾晴领她踏上沿河的巡护小路，在观察点，李娜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国宝”中华秋沙鸭。

李娜与曾晴在龙虎山中华秋沙鸭栖息地

“李娜的加入将使我们的项目得到更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曾晴说，“这次劳力士‘保护地球·恒动不息’计划的支持，让我们有机会把全国各地零散的力量聚集在一起，为物种保护贡献更大的力量。”

作为明星物种，中华秋沙鸭具有天然的示范效应：它让生态保护的意义被看见、被理解，也更容易被传递。保护不再停留在专业语境中，而是走向公众、走向更多愿意参与其中的人。这是一种超越单一物种存续的承诺――对生态系统的修复，对地球未来的长期守望。当更多力量因中华秋沙鸭而加入，地球的生命脉搏，才能真正恒久地跳动下去。

撰文｜李弱一

摄影｜付哲舟、肖冬样

编辑｜陈真

我每天要遭受三轮二手AI焦虑发起的冲击。

AI浓度含量过高，已经占领了我每天醒来后第一轮朋友圈的刷新。我每天都要被恐吓，今天又是被AI改变的一天，如果我还瞻前顾后，明天就要被颠覆。我其实迫切想要看到自己被颠覆的样子，体验一下触底反弹的感觉。尤其是最近的“龙虾”爆红之后，这种焦虑装配上硕大的螯，向我发动了突袭。

我关掉手机，将这轮攻击轻松化解。洗漱还没结束，微波炉“叮”的一声，提醒我牛奶燕麦粥好了。吃早餐前，我又把衣服脱了，站到秤上，记录电子屏上的数字。要是龙虾能咔嚓掉我肚子上的赘肉就好了。

第二轮冲击来自大大小小的媒体和自媒体们。作为一个线上英文老师，我每天要看各种英文报刊。川普自吹自擂的热灶还没烧起来，他又烧了一锅，是现在进行时；马杜罗的热度维持了三天，这个应该用过去进行时；霍尔木兹海峡堵船了两周，据说还要再堵两周，适合将来完成时；明星离婚的消息刷屏了一天，属于一般过去时。AI的热度已经差不多十年了，未来可期，可以归入现在完成进行时。

第三轮来自“端对端”的直接冲击。最近一个月来，我认识的所有人几乎都在和我谈AI的问题。

大年初三，我在上海和一位搞法律、钻研金融、也读佛经的律师朋友吃饭。他夹起一块白切羊肉蘸了点辣椒粉，跟我说他准备用AI武装自己。

一位从事了二十年门店营销的同学A对我说：“昨天我听了一个播客节目，说AI可以帮你干很多活，关键是他们还不要工资，不用休息，公司让我们赶快学。”

刚进入灵活就业市场的朋友W，和我跑到前雇主那里和尚未失业的朋友喝咖啡。W认真地请教要怎么部署一只龙虾替他工作，让自己解放出来。在激烈讨论了半小时后，尚未失业的朋友问W，你自己都没活干，你准备让龙虾替你干什么？

在星级酒店的漂亮早饭结束后，我驾车送Z去公司上班。Z在大厂的云业务部门任职，是我认识的距离AI最近的人。还没下车，她就电话指示同事火速研究龙虾，看看能做什么。理发师也要找一个托尼，除了张曼玉。

一位刚结束产假的朋友说，她目前正在学习育儿经验，感觉育儿嫂这份工作可以对抗一阵AI。

奥斯汀时代的布尔乔亚们不是在喝茶跳舞谈恋爱，就是陷入爱情的无病呻吟中，而我们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布尔乔亚了，都是连焦虑也要内卷的普罗。

我之所以还在强装镇静，是因为目前这些二手尼古丁的剂量还呛不到我。我上一次被呛到，是六年前一个春天的深夜。那时我还在大厂摸鱼，是AI赛场上的球童。

那天的日记是这么写的：

2020年4月23日，杭州，周四，晴

莎士比亚生日、忌日，塞万提斯忌日，世界读书日。前日买的几本书到了，有Vasliev的拜占庭史，《世说新语》（张万起译注本）、法语词组等。读了一晚《世说新语》。

葛洪《抱朴子》：“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有密迩而不接。”

现在租的是一套合租房，隔壁是一位运营。午夜时分，听到隔壁对着电话大吵大闹：“我还以为是公司打来的电话！你吓死我了！”想必是被扰了清梦。深夜隔壁的这声嘶吼真的会成为很久以来的记忆。

不久，我被逐出了赛场。这是我与AI一别六年的开始。

我在雅典的古代世界里躲了四年。不仅是在纸莎草和铭文里，在现实生活里，雅典也都像一个古代世界。即使是AI之前的故事，他们也没有讲好，乃不知有Web 2.0，无论AI。

我从没有在雅典准时收到过一份快递。他们的快递员好像没有KPI，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给你打电话。他来到你楼下按门铃，如果你恰好不在，他就会留下便条，告诉你改天再来，如是者三。我甚至有时候要估算他们来的时间，坐在阳台上心不在焉地喝咖啡，望着街边看谁会来按我的门铃。在一次对英国亚马逊发火后，他们补偿了我12英镑，我真希望他们再晚一周把货送来。

雅典的银行卡上打印不出我的名字，因为系统默认客户的姓氏起码要三个字母。银行员工捣鼓了一个小时，又问了客服，排查好久才弄清楚原因，所以我只能使用在线账户，或来柜台取现。这是我在2021年11月25日的遭遇。

我的手机屏幕碎了，经销商告诉我，他们会尽快处理，“别担心，一周内给你换个原装屏”。我拒绝了。四天后，我在香港的苹果店等了两个小时就修好了。

我有个同学，苦等六个月终于拿到了希腊的居留卡，发现距离过期还有一周。所以，她马上又去申请续签，提前预定的去罗马的机票和当地的食宿全部泡汤。

那里没有小程序，没有人脸识别，也没有扫码支付。我在窗口排队买门票。我的手机被偷了，也调不到监控。地铁闸门反应迟钝，几乎每次都有人跟着我搭便车进出地铁。房屋中介每个月骑着摩托车来收水电网的费用，现金付款。

在进入AI内卷之前，他们连工业内卷也没学会。教授从不准时上课，也从不拖堂。我家隔壁的女托尼指着门上张贴的时刻表，告诉我这一个小时是她和闺蜜的咖啡时间，让我晚一会再来。我卡着点跑去一家杂货铺买插头转换器，对着正在拉卷帘门的店主大喊“moment please”（请等等），他不耐烦地抱怨我耽误他下班。

我以为AI在这几年停滞了，以至于回到科技高地后，仍然对我的早已过时的专业抱有盲目的自信。元旦伊始，我在杭州和一位科技公司的朋友吃早餐，期间谈到一个话题：到目前为止，科技进步，淘汰的都是理工科。汽车火车取代了马车、蒸汽电力核能轮船取代木浆船帆船、移动电话取代座机，Email取代了书信。AI未来要取代谁，相信不言而喻。

文科？目前暂时没啥影响，因为一直都没啥用。两千多年前孔子、柏拉图思考的问题，现在还在思考，虽然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但不妨碍假装思考。

我理解“文科无用论”的鼓吹者，也支持这个论点，不过他们还是要再多读点历史才会明白，这个论调至少存在400年了，绝不是最近40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也不是最近十年随着AI的出现才有的。

我对AI的反应目前还是呆若木鸡。郭靖本就是个音乐废柴，所以不会被《碧海潮生曲》所伤。生活在桃花源里的人，王莽和桓玄也不能泽被他们。

我上次驾车经过一处乡村，遇到路边卖草莓的大姐。她跟我强调她的草莓硕大饱满，而且是纯人工种植，绝无科技含量，虽然她身后的墙上刷着“科技兴农”的标语。

我们和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一样，都是滑稽时代，一面努力在未来机器人技术上狂奔，一面又拼命从传统手工业者那里找寻智慧。不但劳力士的表、爱马仕的包、万宝龙的笔、迈巴赫的车，都在努力强调自己的核心价值在于手工打造的那部分，连本应标准化作业的连锁餐厅都纷纷挂出招牌，说本店坚决杜绝科技狠活。他们不但现场表演揉面，油烟也必须让顾客闻到，但食客还是会问：这鱼是自己死的，还是你杀死的？

向前和向后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我既近视、又老花，既勤奋、又没钱。最尖端的科技公司，正在大谈质朴。一处名叫“未来科技”的楼盘，房价正在回归理性。

春节的时候，南京的一位朋友说在他的书架上翻到一本十多年前的旧杂志，里面恰好有我写的文章。这本幸存的杂志还没有化成纸浆，而我以前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在网上已经找不到了。一百年前，还有一位布洛德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将他的手稿出版，而我死后留在云盘里的资料会随着公司的倒闭而永久消失，就好像我不曾来过这世上一样。

兴许，AI也有退隐的那天，我与其费劲追赶，不如坐待其毙。《芝加哥太阳报》去年搞了一个“夏季阅读推荐”，列表里的书名有一半是AI虚构的，就像波拉尼奥的《美洲纳粹文学》一样。前天我在检索《世说新语》里的一则关于何充的典故，AI给我的却是两个故事的杂糅版。于是，我为我的踟蹰不前找到了很好的借口。

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技术大概十八个月迭代一次。原本这很有科学依据，和爱情的半衰期一样久。可是爱之潮水流速过快，内卷时代的多巴胺过早夭折，两周之内三次约会换不来结果，就要“及时止损”，进行“目标迭代”。龙虾在三天的时间里，就已经从收费安装，迭代到收费卸载了——我都来不及更换本文的题目。

跑得慢、技术差的高中生上了球场，通常会被安排踢后卫，我年轻时就是这样。后卫的价值是隔壁班敏捷迅猛的前锋赋予的，虽然他经常一个人带球突破跑半个球场，但经常难过我这一关。我听到的他对这件事的复盘版本是这样的：通常，他一个假动作就能晃倒对方后卫，但是由于我反应迟钝，还没来得及对他的假动作做出反应，他已经准备从正面突破我，这时球已经撞我脚下，被我破坏掉。

我是说，当这一轮龙虾举着钳子向我进攻时，我可能还在思考人生，未及抵挡，干掉龙虾的鳕鱼已经在面包和芝士的夹裹下和我狭路相逢了。

我很可能还会一脚破坏掉。我控不住球。

编辑｜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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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陈真

我要记录一下我丢猫的事。这事我没向别人提起过，除了少数几个人知道。当然他们也并不在意。除此之外，我就隐藏了它。人在痛苦里是无法呈现痛苦的，只有这件事过去了，它才像没有出口的野兽一样在回忆里冲撞。

同事有一次问我，若把她的猫带到山上去放掉（她用了“放”这个字），猫会捉老鼠吃的吧？

我说：“它会死。”

她的猫还是不见了。我告诉自己，人各有命，猫各有命，这是别的猫的命运。

我去打了三十张寻猫启事。我的猫在照片上乖巧温婉，它凝视远方，有一种“灵魂不在此处”的超然。

贴在小区公告栏的启事第一时间被清除了。保洁员说领导说了，这是精神文明宣传栏，不准贴寻猫告示。我检视贴在周边其他地方的，大多被撕了，留一角在风中飘摇；剩下的被人涂掉了电话号码，或者用笔扭曲了猫的面容，或者在整面纸上写满了：“哈！哈！哈！”。我立刻去补打了三十张，并在每天夜深人静时狠狠地把它贴在小区公告栏里。（后来，邻居们遇到我会说，你的猫很漂亮呀。）

但给我第一打击的并不是人，而是猫。我见过它。它跑丢的当天黄昏，在小区的院子里，我看见它充满警惕地蹲在院墙上面。我激动地喊了一声它的名字，趋身跑上前……它以雷霆之速翻越了另一面短墙，消失无踪。我知道它处于应激状态。猫突然置身户外会应激并寻找机会躲藏起来，最初几天它可能不吃不喝，随后它会小心翼翼探索周边环境并试图与当地流浪猫分享地盘。如果不被接纳，它会离开此地并越走越远。从一开始我就查阅各种经验资料，并反复推测我的猫会怎么做。

第一天晚上我敞着门睡，期望它自己回来。我半梦半醒，时不时醒来。第二天我就放弃了这种幻想，并且调整了作息。那时我和一个同事在一个项目上，扮演类似监工的角色。我一反常态地在中午大睡特睡，不吃饭只睡觉，引起了她的质疑。我只好告诉她猫丢了。于是她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猫的悲惨故事。

她妈妈养猫。为照顾她的孩子，她妈妈在自己家和她家之间两头跑。疫情期间她妈妈不小心和猫分开，猫独自在家。那一次封了四十多天。解封后，她妈妈回到家里，猫没有死，只是瘦成了一张皮。猫等着。看了她妈妈最后一眼后，猫死了。

对于这个故事，我无法苛责什么。只是那天中午似睡非睡中，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等待黑夜。等所有人都睡去，我翻身起床，背上背包，包里有简单的食物和一套防护服。我推开并没有上锁的单元门，翻越小区围墙，整夜行走，一直走到天空变蓝，一直走到她妈妈的家里。我喂猫，把它抱在胸前。我抚摸它的毛发，对它悄声耳语：没事了，一切都很好，很好……

相对于忍受某些自己的痛苦，我更难以忍受某些“他人在受苦”这一痛苦。这是一种病，它本应该进化掉或者退化掉。

野外的猫会在白天睡觉，晚上人迹减少后出来觅食。于是早晨从黄昏开始。黄昏来临，我坐在小区后院的荒草中，就是曾看见它跳跃的那段短墙下面，放一碟猫粮守着。我第二次看见了它。确切地说，我并没有看见它，我只是感知到了它。当时院子里的常驻流浪猫正在准备吃掉我那碟猫粮，我看见它突然停下了，望向角落的草丛，并进入捕猎状态。我也警惕起来。然后，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两只猫真正的战斗。它们很有默契地同时发起了战争，在空中扑咬翻腾，速度迅疾犹如闪电，激烈极了，像是超级快进的影像，只能看到模糊的一团影子。这团影子相互纠缠扑咬着往前面挪动，转眼不见了。我知道是它。过了一会儿流浪猫回来了，嗅了嗅它们扑咬掉落在地上的彼此的毛发。我知道，我的猫失败了，它又藏匿了起来。

你见过黎明吗？真正的黎明。我见过。我告诉你黎明是怎样的。它坚硬威严，和黑夜泾渭分明。我感觉天空跳动了一下，黑暗突然消散，黎明到来。第三次见它，是在黎明。

那天黎明我第一次感觉到痛苦。我看见了它，在湿漉漉的微光里。它卧在相邻小区地下室窗口前的矮墙上，怎么说呢，它看起来还不错。我轻轻喊了一声，它回头望了我一眼，不紧不慢地跳进了窗洞口。它不认识我了？它不需要我了？这是它自己的选择吗？它选择这样的生活？接下来几天，我守着窗口，但没有再见到它。

唯一保留完整的寻猫启事，就是这个相邻小区进门处贴的那张。风吹雨打十天了，它还好好的完整地贴在那里。我的猫，它收起两爪，像淑女一样蹲踞在那张图片上，温柔地望向每个进小区的人。那是个不大的小区，以前我很少去。如今我在此小区游荡，爬高上低，和院子里乘凉的人们搭话。

“猫呀，有一只。天天和院子里那只流浪猫打架。它们合不来。它们互相不喜欢。”一位白发老奶奶告诉我。

我的心里升腾起希望，抓住一个小朋友问：“你见过我的猫没？”

她说：“见过，跑到那边去了！”她指着临街地下室的方向。

“你看清楚了？它长什么样？”

小女孩边蹦蹦跳跳往前跑边喊：“和你贴的图片上一模一样！”

从此我锁定了地下室这个位置，并对这个小区充满了敬意。

我长久地坐在那排地下室窗口对面的草丛里。那是八月，白天燥热，晚上凉爽。我小心避开荨麻，那会扎得人剧痛。我渐渐衰弱，并劝说自己接受可能的结局。猫没有再出现。

日子和我都进入到一种恍惚状态。我脱轨了，或者说我卡住了，我的生命无法再往前推进，我被世界抛下了。我忘却了所有的责任，上班时我趴在桌上睡觉，下班了我只想往出跑，跑去草丛，矮洞，废弃的建筑，垃圾房。我变得懒洋洋，拖着两条腿到处走，捏着嗓门喊猫的名字。

我蹲在一排绿化带前，伸头往灌木丛里看。灌木丛里有各种垃圾小玩意儿，有一张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大大的字：“妈妈，我做不到。”我心想孩子没关系，长大你就知道了，每个人都做不到。

“你在找什么？”一个中年男人在我身后问。

“找猫。”我头也不抬。

“哦，”他失望地应道，“我以为你在找知了猴。我们那个地方，这个时候有很多知了猴。”他抬头看天，跌入滚滚思乡愁绪中。

“你在找什么？”一个老太太问。

“找猫。”

“猫呀，”她不以为然地说，“猫不用找，跑几天它自己就回来了。”她没牙了，说话漏风。

“你在找什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孩问我。

“找猫。”

“我知道在哪里。”他领着我走。这个小区很大，有一些我从未去过的地方。

“你要喂它们吗？它们很饿。”

我拍了拍随身背着的猫粮袋，向他保证我会喂它们。我震惊地发现，在我们身边，有无数流浪猫。大的，小的，拖儿带女的。只是我找遍了黑夜的每个角落，它并不在猫群中。

再一次的痛苦来自“停止”的决定。什么时候停止？该停止了。我必须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去。我已经耗光了我的休假和我身体的能量。我痛苦地决定停止寻找。

第十三天，我决定最后再去寻找它一次。黄昏时我去南边的小区、东边的小区都走了一圈，又到后院找了一遍，最后回到临街地下室窗口。我绝望地坐在草丛里，夜深了，地上的湿气升腾，我又感觉到一切都湿漉漉的。路灯光照着参差的砖墙，草的影子孤独而美丽。

就在这时，它轻轻走了出来。

我喊：花狸。

在深夜里，它认出了我。它走过来，在那带着湿气的草地上停住，在我面前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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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永逝

是何等危险的情绪被来回捕捉在

书页间，被失序的日常打量？

像一张……忧伤的
旧照片的你。

会停在什么样的门口，
来告别这漫长一天？

一些试探性的波涛拥向你，

一面墙。以斑驳的光影和锁见证你，

你专注于事件幽暗的回音。相信万物

自有其规律，

如月光背后如水的冰凉

你读一封长信时止不住回忆的伤感

……此间由无数瞬间构成。

你在那里站了很久，

不确定是否正确应用了它

不知道相邻的两把椅子，

什么时候空了出来

总是钟声，敲出一片寂静。

你听雨打窗棂

养无声的动物和花，雨也来

倾听你：一段隔开时间的慢。

是什么样的星空，

在邀约、给予

什么样浓烈的情感引得人们不息地吟唱？

爱，——总是令人盲目和疲惫。

有人来哭一哭，

然后走开

——“没能继承您的大业，真是遗憾。”

但无论此刻你在哪里走

正和我谈论什么，

果实会再次挂满枝头。

望薄雾萦绕，庙宇与丛林

人群，皆列入云中

龟本在水池，也被映入云中与佛相见。

我们索性把桌子搬到一起吧

庆祝这热闹非常的一天：音律、绸衣、抚触、刺，
传染病，斗兽场……官方的民间的
令人悲戚的鬼故事，总有人
正推门离开。

要一日将尽才懂惋惜这一日？
就会正确这一生？
你不能追忆和懊悔，它剥落自己才令你抵达
这一日。像野鸽子飞过教堂和墓地
而我心苍茫。而物物新

是什么样的一天

消散、给出另一天？你望向花之斑斓
我无限接近檐下一只觅食的麻雀

他们称之为：希望。

午后

油菜花的金黄又向我们走来
机器的嗡鸣和园中野樱向我们走来
一天的答卷向我们走来。
在所有的旋律中，我听见了一声轻叹

群花涌动众多的唯一。
你嘱我灌溉，又领来新的成员
——花格贝母、睫毛立金、简女士
日常的渴一桩接着一桩。

而雨燕一直在飞，在飞中睡眠和捕食
待新脚已为时过晚。
暮色茫茫我们亦树般站立，领受清洗
和吞噬，空茫茫一片

空是一切：
流水、孩子，咳，毒牛奶……

反正也不会有人拨着灯芯到天亮，

为着遥远的霜。

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到处都是口水在飞
而喜欢是跟在你身后走了很远很远，
安慰是轻轻拍着肩。

水中

水中有枯荷和野鸭，
也有春之精神。
水从高处跃下，自松尖
凝冰
水离开水。
进入茶壶、洗衣房，似血管游走
高楼胸腔，与椎骨之间。
人们嗅闻干净衣裳
捧握精美瓷器，呵斟酒！
呵饮怒！

当一张脸在另一张脸上浮现。
水会，为你滤清杂念吗？
你不能于水中刻画我的面容但水能
它只需轻轻一漾，
青丝微动。耳边泛起红晕
再一漾，
什么忠贞爱、宾主欢——

水中是倒影。是明月端坐和

……凡心之渴
荡漾。荡漾……
其间有光，细碎而恢宏

其上荡来预言般的骸骨……

水中是：粼粼的绿之挽歌。

2026.03.29

2026.04.02

*图摄自28日，永兴村及红墅村旁的桥上、水边。

编辑｜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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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本届文学奖提名名单：

辨认那些未被命名的经验｜年度编辑提名

活着，写下去｜年度作品提名

将惊奇感交还读者｜年度批评提名

为什么还需要人来做翻译｜年度译者提名

向外走，安顿身心｜年度旅行写作提名

历史的即个人的｜年度传记写作提名

有态度不够，耐听才行｜年度播客提名

书好看，是它第一个优点｜年度书籍设计提名

愿勇敢的表达得到回响｜年度青年作家提名

旧问题，新方法｜年度新声提名

一种活过的证言｜文学奖即将揭晓

起床后，陶韬开他三辆车中的一辆去八公里外的镇上早饭，顺便看车修得怎么样了。通常有两辆在修，一辆在身边，都是十年开外的老爷车。镇上师傅修得慢，此人外号“屌师傅”，爱喝酒。有次陶韬在饭店遇见他，很客气地打招呼。那人喝多了，回了句：“嘿，屌毛。”练拳之后没人这么跟他说过话，所以记得很清楚。陶韬自己在网上买配件，屌师傅只收他廉价的手工费。这些车轮流出问题，好像怎么也修不好。但因为买了三辆车，所以总有车用。

陶韬有很多很多的梦，当赛车手是其中一个。一辆2009年的凯迪拉克，适合演美式黑帮片。一辆2011年的沃尔沃，像静谧的北欧森林里白雪皑皑，他常把车停进树林，一个人躺在座位上，如同在吊篮里。还有一辆老雪铁龙，用于日常通勤。往昔赚钱多的时候，他把不少收入花在了天马山赛车场。

相熟的同辈人有一个还在打，几个赖着不肯退役。因为壮志未酬，需要现役身份招生，或者等待机会。他十年前就干干脆脆退了役，培养徒弟。

他住在离上海50公里外的村子里，这里自由到何处惹尘埃，木头房顶的桐油泛着诡异的光。200块钱一个月，附带小院的使用权。院子里摆着拳台，平日他在这里带学生训练。房租是优点，其他的优点不多。两个十多平米的杂物间，曾是某个农户的厨房，也许做过猪圈，像个洞穴。他花了几年给房子做基础改造，厚厚的被子地毯躺上去像枕着动物毛皮。现在的人要亲近大自然，忘了人类建造房屋是为了躲避大自然。雨天偶尔漏水，江南的冬天阴冷蚀骨。

小院在他做运动员进行自行车拉练时频繁路过的油菜花村庄，从苏州到上海一百一十公里路的中点。那时门口的道路还没有这么宽，如今他也不再是运动员。陶韬还记得搬来第一天发的朋友圈：“男孩从九十年代的房间里醒来，春光洒满斑驳的墙，鹧鸪催人起，打量自己的房间，有公路赛，滑板，和拳击手套，他犯起了嘀咕：今天玩什么呢？ ”

 小院里的日常训练。

除了自己玩车，他还热衷帮朋友选车。只要有人随便提上一嘴，他就撺掇朋友换车，听到哪个朋友要买车，他就眼睛发光，跑六百公里路为朋友挑一辆车，倒贴不少油费。他和贩子斗智斗勇，碰到过事故车、进水车、门拉不上的。有辆老奔驰朋友爱不释手，被他看出下摆臂和底盘有极细微的问题。有几次贩子急眼，拦住他们不让走，被陶韬一瞪眼睛又老老实实不做声。还有一次车刚检修完开回家，就发现车窗关不上了。原来屌师傅喝多了酒，检查的时候把行驶证忘在车门里卡住了。

去年十一月，他干干脆脆地把酒戒了。陶韬曾经那么爱喝酒，做职业拳手时师傅建议他周六喝，错过不许补喝，退役后有段时间，他每天必喝。酒精使很多事变得简单，使拳手和推广人一笑泯恩仇，也让他因为肆意表达拥有了很多敌人和朋友。戒烟更早几个月，发生了一件让他看不起自己的事——识人不明之类，所以戒了。戒酒难一些，他难以忘记那些欢乐的时刻，他是那种人生只为几个瞬间活的人，这些时刻要靠酒精点燃。酒精帮助他很多。他无数次地想象过那一刻，自己带的拳手拿下世界冠军，开香槟的时刻。

朋友不屑：都喝二十年了，闹呢？然后自然是诧异，反复劝说，引诱，直至失去兴趣。无论是茅台、十几年不见的发小重逢、显赫贵客、蒙古族的全套祝酒歌，都没能奏效使他复喝。有天他梦见自己破功了，正在懊丧，发现是梦，又很开心。

别人喝酒时，陶韬倒是兴高采烈，兴奋莫名，帮忙积极倒酒，如同在跟着喝一样。以至于很快就没人用惋惜的口吻遗憾地介绍：他曾经非常能喝酒，可惜不喝了。

陶韬很明智地在挽救肉体和精神之间选择了肉体，就像电源跳闸的断电保护，这个他懂。运动员都在丛林里长大的，不然早不知死在第几关了。在体校的时候，他见过教练往别人手套里灌胶水，见过新来的教练改训练法子，老队员没察觉其中的不怀好意，伤退，打全运会的换成教练带的新人。在35年的人生中，他享受自由的危险多过被管束的压抑，保护自己是本能。

最近陶韬频繁地怀念起体校。虽然他在那里只是小角色，体制内运动员最差的一档。奥运体系的金字塔尖自然是在奥运会出成绩，他连省运会都没打。本该不止于此，不能怪他，是家里不给参赛费。选拔去省里的队友被揍得受不了，连夜扒火车跑回来，陶韬只恨自己没机会去。转眼毕业，他只能退役，傻眼了，去李宁专卖店打了一个月工，给教练送了件羽绒服，想试试其他省队的门路。教练收下衣服，说我知道了，带他喝了顿酒，从此也没下文。

体校是苏联模式，有苏联式的科学，也带着苏联的弊病。陶韬的教练是80年代的北体大毕业生，用当时最先进的古巴打法带队员起早贪黑练。正要出成绩的时候，上面换人来摘了桃子——摘桃子的故事古已有之。被动或主动的，他从那以后再没好好教过学生，有小半年的训练是陶韬作为师兄带的。苏联解体了，接下来是独联体式的悲剧，共和国的运动员派得上其他用场。他教练变成了一个流氓，在娱乐场所占干股，拆迁、安保都有染指，队员是他天然的人马——是中原故事一种——武校体校的作用与他处不同，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部分。没人记得曾经的北体大毕业生。

虽如此，当时的画面此刻逐渐在陶韬眼前变得安宁，永在，使他很安心。

按说他的才华是去上海跟了英国师傅之后才展现的。十年前的上海是外地人怀念的上海，上海人怀念的上海更早一些。上海这城市给了他一口流利的英语，圈子里一定的名声。他是自由之子，所有的一切都听凭自己选择。那时他享受自由，人人享受自由。但时过境迁，当吃自由的苦多过自由本身给予的馈赠时，被控制也能产生被保护的错觉。人们会想，会不会自由是错的？人们会想，你要自由干什么？

他的师傅，英国女子世界拳王，一个了不起的斗士。她出道那时候还不让女性打拳击呢，天。外国的拳馆不会万事俱备地教你，得靠自己练，自己琢磨。职业拳击同样如此，在成为角色之前，没有推广人为你安排比赛，帮你分析对手，你自己就是一切。陶韬记得他打一个黑人胖子，对方超重，他被全场搂抱，裁判居然把他判输了。师傅说，看，你输了，所以没有职业赛。他定睛思忖起一切远方的事物。

他是英国师傅的第一个中国徒弟，也许是第一个徒弟，她很快就不训练职业拳手了。因为文化差异，师徒间常有误会。他不爱解释。在体校，解释就是顶嘴，但在英国人眼中，不解释就意味着你错。他本来是个成功的健身房教练，熟谙人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销售技巧。成为职业拳手后，没有收入，疲于奔命，在车里睡着，想明天的午餐在哪里，还要拼命背单词，饿着肚子刷贴吧发招生广告。如果有人报名，就给健身房五十块场地费，收一百五，留一百块吃两天饭。这是自由的代价。

那时候他很强，对练搭档是前俄罗斯国家队成员，90Kg重的大块头。那段时间在轻微脑震荡中度过。每次推开训练场的门之前，他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这样练下来的结果是，一般的洲际拳王打不过他，更不要说现在遍地都是的水货洲际了。可就是等不来推广人跟他办比赛。说到底是自己等不了了——拳击手想要维持的巅峰好状态很贵，非常贵，他要去其他地方发挥用场。

他刚退役就靠开馆赚了很多钱，做生意和运动员是两个逻辑。他几乎是立刻买了心仪的车，下一步也许该买房了。这时他开始带徒弟，八年。

 陶韬

既得了英国师傅的真传，陶韬眼高于顶。

操，145磅的第一名不是谁都能带出来的。那时他是个闪电般的胖子，是教练中最好的之一。不算搞商业馆带小孩玩的那些，在培养拳手从零开始出成绩的教练中，他确定自己是最年轻的。他那时候才二十四，对手的教练四十五、六十，还有七十多岁的。他还带过外国人呢。一个快五十岁的澳洲踢拳手想在拳击赛事里复出，面对年龄是他一半的对手，打了三场，赢了一场。回国很多年之后，他在社交网站上说，那是他最宝贵的记忆。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讲得好。信心只能领航他到达此处了，信心被转给了别人。这个行业里不缺信心却少有眼见，目之所及的眼见太困难了，只能靠信心。别人做上了他的梦，带着他之前的信心飞了，留下他自己。说到底，他了解同龄的拳击运动员。多数人喜好胡思乱想但非常单纯，顶顶单纯，因为他们怀着信心。单纯不为别的，只为有信，不信就不是运动员了。和社会身份无关，有些人在役打比赛，成绩不错，可与其说是运动员不如说是商人；有些人退役了，待人接物何其娴熟精明，可价值判断还是运动员思维，到社会上一辈子都是运动员，处处碰壁。

他看了很多拳手的得失，连同自己的得失、经验教训，总结出一套法子，相信徒弟跟着做就能拿世界拳王。可能要等十来年，但他确定可以。现在当拳王没以前那么难了，其中的窍坎他看得很准，圈子里没有人比他更爱思考。

开始带徒弟以后，日子一天天地穷下来了。他不仅不收一分钱，还给生活补贴，后来索性把馆关掉，来村里租下小院专心搞训练。他身兼经纪人和推广人，和同行斗智斗勇，把徒弟打得好、其他人打得难看的片段放到网上，不惜得罪圈里的大人物。

那时候他奸诈，诡计多端，以用兵行险而出名，走了捷径不自知。在一场比赛中，面对实力相当的对手，他授意徒弟不加试探，直接猛攻。暴风骤雨般的拳头猝不及防，对手傻了，三十多秒就被击倒。命运馈赠自有价格，都是要还回去的。

年轻时面对满坑满谷的骗子和妄人，他把最能赚钱的工夫用在骂战上。后来，视频软件盛行，骂战能赚钱了，他却沉下心来带拳手。陶韬喜欢斗争，擅长斗争，只有一种情况毫无办法：堡垒从内部被攻破。

如今行业看上去挺热闹，比赛比疫情的时候多。他看着眼前被烈日炙烤的池塘，鱼跳出水面，肚皮翻白前绝望地哀嚎。

有那么几个晚上，在地球的另一边，和他曾经密不可分的人制造出了一些动静，正在开庆功宴。一些人提到他，另一些人想起他，有几个人好奇地点开朋友圈，看他在干嘛。他当天的朋友圈大概是“Day8，拿靶10组”，或者“day31，骑行台两小时”。

朋友想探他话头。讲到那些事的时候，陶韬坚决打住，闭口不提。几次后也没人再问。过往像遥远的寒武纪发生的事情了，像森林中若有若无的一点星。

事情是秋天发生的，收获的季节。他是一个一旦关系里出现裂痕就能当机立断中止的人，因此戒烟戒酒都快，还有绝交。

他的最后一顿酒是自助餐，和徒弟一起。照例是他喝徒弟看，和过去八年一样。此后，他的社交媒体再没出现徒弟的内容。观众不习惯，一直在下面追问，徒弟呢？过了很久之后，陶韬才回复说，分开了。徒弟那边也依样画葫芦，说，分开了。徒弟跟了新的教练，新教练回复说：拳击运动员换教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现在，村里还住着两个想成为职业拳手的年轻人，都是因名气找来的——他的，还有徒弟的。如果他们训练比赛不在状态，陶韬会平静地指出错误，但凡有进步也决不吝啬表扬。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陶韬没有用上一个徒弟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过去他容易生气，阴沉着脸可怕，但同时讲话决断里带着风。你根本不会觉得这人在情绪化——操心的事太多了：运动员打得不好，状态不好，不听他的话。把心扑在带队员训练上，眉头就舒展不下来，使人时而狂喜时而狂怒。还有让人喜怒无形的时候——面对推广人，潜在的投资者，要使用一些斗智斗勇的伎俩。他做得很不错，可以说是个绅士，从来没有像同行那样半夜发二十几条朋友圈骂人。

倒不是不肯教，是人有各自的造化。人不能把自己设想的命运加诸在别人身上。之前是自己妄念太深，违背了科学。有些东西得等学生自己体会到，不能强行塞给人家。小时候只当这种话故弄玄虚，现在发生到自己身上他懂了。

他的神经像皮筋，绷紧的时间太久，已经松了，因为自己承担了他人的命数。 

出乎意料，身体真正垮掉是在戒酒以后发现的。医院工作的妹妹拖他去检查，那些在身体里运行的器官，一些已经坏了，另一些在坏的边缘。他的关节与肌肉很耐操，运动员生涯没有大的伤病，是内脏的事。脂肪肝是意料中的，血糖在他身体里炸开，飙到了23，医生说等待他的可能是失明、残疾、肾脏疾病。

答案在那些无论睡前还是早起，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的碳水中。他从不让自己饿着肚子睡觉，因为真狠狠饿过肚子。这也是为童年和青春期买单。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的青年时代一直在饿肚子——暴饮暴食——饿肚子之间循环。开始是家里不给生活费，在体校饿肚子，之后是为打比赛降体重饿肚子。还有运动的破坏。对，运动的破坏，运动员的训练强度对身体常常是破坏。加上酒精，他常骑一百公里自行车去找朋友，喝一顿再骑一百公里回去，因此得了心肌炎。久病成医，他只要看到人家不由自主地喘气，就知道那人心肺不好，闻到对面喘气里有酒味，就知道已经喝多了，只能靠呼吸代谢。

在教练生涯中，他始终无法回答一类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用错误的动作还能赢得比赛？既如此，为什么要听教练的纠正？

莫非是自己错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有多元答案？可以过不被定义的人生？这几年才知道，这么打长久不了，身体会被用坏。都是代偿，错误的代偿，让人走不远的代偿。酒精和暴饮暴食也是他的代偿。

 夜间的拳台。

上一个徒弟离开后，他回过一趟家，确定那里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按惯例，出去的人得请留在家乡的人吃饭，否则会被疑心混得不好。体校拳击队的师兄弟们一个负责酒吧安保，一个在跑大货，唯一从事专业相关的开跆拳道馆。发小说：韬，我们都被柴米油盐所困，羡慕你在外面追梦。队友说：韬，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

他没那么潇洒，也不说不上很不容易。房租几乎不花钱。镇上超市猪肉九块一斤，国家储备肉，味同嚼蜡。想吃新鲜的去菜场，十三。在吃上想花五十块钱难，其实三十尽够了。车开腻了就换掉买新的。陶韬有个大排量车的梦，在小时候完全不切实际，后来稍微有钱点就买了辆3.0排量的日产。从经济上讲不划算，油费吓人，有时开车跟打车一样贵，只当为青年时代买单了。这单现在便宜得惊人，惠而不费。沃尔沃是两万块买的，凯迪拉克三万，雪铁龙一万多。

老伙计们中的一些身体和精神摇摇欲坠，等着把事情搞砸，陶韬熟悉这种感觉。另一部分呢，勉力维持，祈祷着千万别出事。这些朋友经济条件都不算顶穷，基本盘而已，陶韬在外面见过真正穷的。

他开过顺风车，以前为了钱，现在只为了有事做。老油车油耗大，要规划路线才能不赔钱，他和顾客为高速费中途变卦吵过多次。搭车的很多人来自西南山区，不会讲普通话，说不清地方，由他人代为叫的顺风车，目的地是不通公交的小村。他们做最差的工作，在粉尘、泥浆里打滚。他还帮机器人公司送过资料，这些人打算用机械臂取代人类工人。观众爱看机器人打拳吗？他这样想着。

从一切结束的秋天开始，陶韬尽可能不去上海。他曾经那么喜欢上海，年少时在衡山路喝遍一条街，啤酒阿姨这种瓶子店压根不稀罕去。朋友向他描述万圣节的热闹，请他吃饭，死活不去。最后，干脆把上海的课也停了。

上海，就像《了不起盖茨比》里盖茨比遥望的绿灯。过去八年，陶韬频繁来往村里与沪上，上课、带队员打交流，跟人勾心斗角谈生意。站在时代金融中心俯瞰黄浦江，总有种成功的错觉。小村离上海太近了，五十公里，不能不感受到它强大的向心力。也可以说，没有这向心力，村里的岁月就似乎毫无价值。在市河尽头看远处淀山湖一点绿，有时是七彩，在百无聊赖的夜晚十分明显，是上海的“市光”——这个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城市反射出来的光线。寒冬肃杀，夏夜虫鸣，运动员大概也是以这“市光”作为念想训练的。他把心血奉献给了心中的绿灯。

几个月以后，网上找来了好客户，请他做私教，给的是好价格。陶韬计算权衡了一下，每周上两次课就能满足整月的开销。他又开始去上海，头一天要做心理建设，总莫名其妙睡不着，直到鸟开始叫，直到天光大亮。他因为失眠临时取消过几次课，怕半路猝死，幸亏客户很宽容。

体校拳击队里最牛逼的队友离他近，在三十公里外的上海西郊健身房。他入选过“国字号”，盼着打奥运，可教练突然生了重病。医院里，几个小队员死死盯着床位：你可不能死啊。不单为孝心，还为了自己的前途。但教练还是死了，队员就只能回家了。

队友隔三差五来找他晒太阳，琢磨怎么想法子骗会员买课，来交每个月六千块的家用。最近老婆闹离婚，他怀疑她有了人。陶韬听着抱怨，知道他们彼此没什么感情，知道“有人了”是大概率事件，知道六千块是他能拿出来的所有，也知道队友和客户谈生意谈到了床上去，夫妻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互相给予的了。这一年就是这样，人和人之间的不满已经要溢出来了，任何人之间的缘分已经不能更淡薄了。

疫情时，有个会员说没钱了，不续卡。陶韬说你先上着，有了再给——他用了个销售技巧，这样，等有钱时对方会因为不好意思买更多课。结果那人上完课直接不给了，不是周转不过来，是真没钱了。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他收费不低，来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尊严的，更重要的是，学生跟他或多或少也是朋友。今年开始，更有直接来退钱的，理直气壮说没钱了。他给熟人退了一半，给说自己吃不起饭的几年没来的客户退了三分之一。正常按规矩是不可能退的，这些钱早被他用掉了。

他不再暴饮暴食，偶尔放肆一顿，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注意饮食健康的，过去大概是百分之十。他带过几十个职业运动员备赛训练，该怎么吃心知肚明。最早是约束自己，然后约束别人，现在又变回了约束自己。好难啊，比过去约束自己难。因为心里是空的。

他比最胖的时候瘦了，从大胖子变成了小一号的胖子，动作却变慢了。确实慢了，身体太差了，带实战打到七八个回合胸腔里便忍不住拉风箱。学生觉得他没体力，竟想ko他。他很赞赏这样的行为，忍不住一个叶里藏花，接化发之后右手骗头左手打肝，高级技术。学生挨了一下，笑了。陶韬也笑了，潇洒收剑入鞘：看吧，还藏了两招！我还有油！

之前他一直从身体里掏东西，压榨测试极限，希望能以此迸发出璀璨的东西。现在要收回来，要聚集。

他知道自己正处于行业里的垃圾时间。十年前是有希望的时间，从未来临过的是辉煌的时间。中国有过这么一批人，小时候看到什么电视书籍，就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决定了将来的志向。上一代人，甚至上半代人都不这样，要等有什么现实可能性再行事。他可能是这么做的第一代人，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做了。

你付出过巨大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你知道从事的事情在目之所及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可能性，你该怎样度过生命里的冬季，当大雪封了山。

他把现在这种时刻称之为止损时刻，对自己的把握很满意。当收即收，秋收冬藏。正是鸟尽弓藏的季节，藏之于山，很好，很好。

到年底为止，身边所有会开车的朋友都被他忽悠买了一辆二手车。

老实说，身体修复的速度比陶韬想象的慢。但他逐渐缓了过来，又可以接受去上海了，去吃饭，见朋友，帮朋友看二手车。上海比十年前萧瑟了不少，物价也降了，常能买到便宜团购，不比镇上贵。他不再开顺风车，有时会打顺风车，价钱便宜到吓人，司机的脸色也越来越气急败坏。

身边的人普遍进入了倦怠之时。花十年左右做一件事，做成了也罢，做不成只能进入下一个周期，身体精神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多数时候是以为做成了，结果被一脚踢走，或者以其他方式被釜底抽薪。越来越多的朋友搬来村里，多余的房子都被租完了。有人被裁员，有人主动gap，来一根网线就能办公的地方住上几个月、半年，又回去建设当今的世界去了。

他常想起海明威的小说里，老人正梦见狮子。

又是一天结束训练，几个朋友一起去吃饭。有人谈起失业、房价、商圈，有人用新能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反驳。有人解释道，这是康波周期，违背了它，再怎么努力也事半功倍，顺应它，躺平也有红利，万物尽在康波，下一个上升周期顶部要等到大约三十年以后。有人打开又关上窗户，车内充满了凉爽的空气。

三十年之后，陶韬算了算，那时候六十五岁，正是个做教练的好年纪。一直没接茬、默默开车的他说：“到时候经济好了，我又可以培养下一代职业拳手。”三十年，仔细想想甚至有点安心，让人充满勇气。时间突然一下被抻得很长，不必急着学他们套现离场。一想到这个数字，接下来发生什么都不会觉得突然，可以等待世界大战。

 从小院往上海方向看，前面是淀山湖。

编辑｜黄昕宇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阿里巴巴和流浪猫

一只流浪猫跳上了饭桌，艺术家不介意跟一只猫共进晚餐，但餐厅老板介意，他放下手中的羊肉串，将猫拎起来扔进垃圾桶。

这么说吧，图腾，首先从图腾切入，每个民族都有它的图腾。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图腾崇拜，比如中国人的是龙，英国是狮子，法国是大公鸡，俄罗斯则是北极熊，还有些民族是狼、狐狸。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要有自己的图腾？

艺术家在思考。那只流浪猫从垃圾桶蹦了出来，它嘴里咬着一个鱼头，秋刀鱼在冬天的猫的嘴里，死鱼的眼睛接受不了任何信息，像枯萎的珍珠，鱼头就是用来装这两颗珍珠的，过去它们是灵动的，在大海里捕捉影像，现在是猫的食物。猫像老虎那样甩头撕咬，吐出像砂纸那样的舌头，犬牙和臼齿像石器时代原始人手中的兵器，也像忍者的短刀（其实一点都不像），当你读完这行字时，秋刀鱼的头已经面目全非了。

艺术家开口：“对，是这个意思，但我的图腾是要活的，会动的，而且不止一个。这么说吧，我需要很多液晶显示屏，小小一个，挂满全身，每个显示屏里就是一只会动的动物，有鳄鱼、兔子、老鹰、龙，不过龙当然是虚构的，它可以用3D动画技术来完成，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传说中的动物，比如麒麟、狮面鹰身兽、饕餮。真真假假吧。”

流浪猫消灭了秋刀鱼头，它舔了舔地上残留的油脂，再顺了顺身上的毛，慢慢地又往我们这边走过来。阿里巴巴餐厅的老板已经觉察这只猫的动向，猜到它的心思，在它还没走到餐桌底时，就将它拎起来，再次扔进垃圾桶，这次还不忘了把垃圾桶盖盖上。猫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认为它才是人类的主人，它看到了事物的原型。可在现实界里，它还是打不开垃圾桶，垃圾桶盖像五指山那样压着它，但它不是孙悟空，它只是一只可怜的流浪猫。它之前在宝记烧烤门口讨食，后来烧烤店关门了，它就跳过来一墙之隔的阿里巴巴餐厅。宝记烧烤档还是辉煌过一段时间的，那时候真热闹，不知道为什么就倒闭了，听说是内部矛盾。

大概在两个街口之外的一家牙医里，有两个人在聊天，牙医和牙痛的人说，你知道吗，有人在阿宝烧烤店里吃出老鼠爪子，真恶心。牙痛的人说，知道，好像吃坏肚子了。何止吃坏肚子，那个人到了医院都快死了。这么严重？！应该是有老鼠药。老鼠爪子上有老鼠药？对，老鼠肯定路过了老鼠药。真他妈无语啊！半个小时后牙医拔掉了三颗烂牙，然后苦口婆心的劝这个一口烂牙的人，以后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勤刷牙。牙痛的人由于打了麻药，脸都肿了，他想回应牙医的话，差点咬到舌头。猫继续在抓垃圾桶盖。艺术家接着说：“难度最大的是要找人定制一堆液晶显示屏，要很小一个，我要将它挂满全身，然后跳舞。”

我很喜欢他这个想法，如果技术上能实现那就好了。很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为了定制一批液晶显示屏去了华强北，被一个商人骗了两万块钱。那个屌毛拿了钱就没消息了。那年头两万块钱可是个大数啊，是一百块钱的两百倍啊，虽然，现在也是，两百倍，但在那个年代，一百块钱也不是经常出现在口袋里的。那天艺术家跟我借了三十块钱，而我借给他的钱，是我刚刚从另一位艺术家那里借的。我借了一百去了阿里巴巴餐厅吃饭就碰到他，他囊中一毛钱都没有，我结了账借了三十块给他，揣着剩下的那点碎银，我搭公交去了一趟城里。我一直在想他的这个作品：《一个人的民族》，越想越感动。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民族，它的图腾是会动的，只有一个人，他是酋长也是巫师，他是民族的未来也是过去，他的时间模糊，像锅八宝粥，在草地上跳舞，或者在科技城门口举行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懂的仪式，没有文字，和万物的交流只用目光。

假商人真鬣狗

假商人像鬣狗一样，目光敏锐，随时准备咬顾客的屁眼，再将肠子活生生从屁眼扯出来，最后和秃鹰一起分享新鲜的美食。

艺术家问了好多家商店，都说做不了这么小的液晶显示屏，他们觉得目前的技术可以做到最小的也要大它好几倍，有难度。但假商人是真骗子，他有办法，这个嘛？很容易，只要把它做小一点就可以了。这句废话很有道理，但是怎么做小呢？液晶显示屏就像百叶窗那样吧，原理很简单，你看那些树叶有大有小，对吗？这么说吧，但是嘛，确实做起来有点麻烦，原理是很简单的，主要是工厂那边需要定制，模板也要重新设计，这样吧，你给五万块钱定金。艺术家不是傻子，他要求去看看工厂。假商人也不是傻子，他真的带他去工厂了，真给他介绍，那些机械装置，结合他的解说，好像还有些道理。但艺术家实在没有五万块钱，只能把收藏家赞助的两万块钱给了他。真骗子拿出一份假合同。艺术家签上了真名。假商人告诉他一个真实的日期，再告诉他一个假的电话号码。艺术家掏出一根真的烟。假商人给他点上真的火，一缕青烟在潮湿的空气里飘着。真骗子带他从工厂的小门离开，告诉他现实中的公交车站。

之后。

就没有之后了，电话是打不通的，液晶显示屏也是没有的，钱也不可能要回来了。再去工厂找那个商人，发现那里是生产吸尘器的，目前已经倒闭。那天这个骗子是怎么带他到工厂车间里的呢？鬼知道呢，这是个谜。反正没有液晶显示屏，也不会有成千上万个会动的图腾了，“一个人的民族”也实现不了。

最后。

最后我们都喝多了。艺术家叫胡向前，他住在海边，今年过年我去找他，我们在野海滩烧烤，那里没有游客也没有海鸥。我们喝了很多酒，最后到水仙宫去跳舞。第二天，酒醒，他给我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本是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选。一本我看了，一本还没看。

编辑｜王琛

摄影｜林伟东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我经常梦见寻找厕所。

在梦里，经常找不到厕所。身体绷紧的那种焦虑中，还藏有羞耻感。如此尿急附近却没有厕所，意味着自己做错了事：不该喝那么多水，不该坐那么久，不该没找到厕所就睡下。

更可怕的是，在梦里找到了厕所。那些在梦里找到了的厕所，都是我的童年创伤。就像我少年时在北京胡同见过的公厕，避无可避，躲无可躲，蛮横地堆积排泄物，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安徽老家农村土厕固然不干净，但囿于泥土包裹，闻起来究竟是泥土气息更多一些；植物覆盖着，光影之间也斑驳着各种形状。但胡同里的厕所可不管这些，脏到连苍蝇都嫌弃，发酵后的尿素气味直冲天灵盖。

从梦里醒来，在这个现实中，在城市中上厕所，也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农村来城市生活的我，最难以改变的是适应马桶。坐着，怎么拉得出来？城市长大的朋友们，永远不会理解马桶对我来说有多奇怪：不怕沾到自己吗？在安徽农村，我们尽可能让屁股离茅坑远远的，绝不能沾到一点点。

出门在外，需要寻找公共厕所时，我就特别强烈拥抱自己的男性身份。这个身份如此清晰，明白无误地指示了上厕所应去到的所在，可以确保不会走错。在需要大小便的时候，我毫无疑问地知道接受男性的社会标签。反过来说，对不接受自己指派性别的人来说，上厕所该是多么麻烦的事！

虽然上厕所看似是私密行为，但公共厕所中的公共价值，却比任何城市构建的密度都要更高。但在城市里，人和人挨得如此之近，近到每一个姿势，都会影响到别的人，从而具有了“公共价值”。

维持一个场所，让人安全又卫生地排泄，需要许多资源，既要有经济投入，也要有公众参与。这几年，北京的公共厕所慢慢改观，不再那么肮脏了。但在许多方面，厕所的建设，仍然缺乏公众参与。比如，很多公共建筑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男厕所门可罗雀，女厕所大排长龙。即便是很多新兴的公共建筑，也不能免于这一现象，这显然是在建设时公众参与不足造成的。

就我而言，在公共厕所里，我会仔细寻找蹲坑和小便器，没有选择的时候，才会使用马桶。

在成都的一家酒吧里，我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酒吧的厕所里，只有一个马桶。墙上写着：务必坐着尿尿！我想了很久，还是站着尿了尿，然后用纸巾擦拭了马桶边沿，才离开。没一会儿，一位长发飘逸的店员走了出来，对着我们大声说：刚才谁站着用洗手间了？我们这里是禁止的！我作弊被抓住了，盯着这位长发店员看，想说是我，但他从我面前飘过，可能没看见我。

后来，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我看到了同样的的规则。我站在这个洗手间里，想了很久，只是洗了手，就出去了。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坐着尿尿呢？我也不知道，大概只是积习难改。我想要自由，也想要这自由来得轻松，不必战斗。我想要实现公共价值，也想着这公共价值的实现，不以改造我的习惯为前提。

我把上厕所遇到的这些事，关于站着尿尿的困恼，告诉一对年轻朋友，我曾经去二人家中做客。女孩惊讶不已，说：

我默认你是一个进步男性，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你现在告诉我你在我家里站着尿尿，我好吃惊啊，难以相信！

男生好多年来，都是坐着尿尿。我问他，有什么感受。他说：

以前没试过，不知道。试过一次就爱上了，又干净，又省力，还解放双手，简直是完美方案。

我听了觉得受启发。

过了半天，我想起一些事，就追问二人：在里面怎么上厕所的？

男生说，一进去，我们监室的班长就告诉我们说，站着尿会溅得到处都是，都得蹲着尿。所以我们都蹲着尿。结果只有这个班长，自己站着尿，果然溅得到处都是。

二人先后住过两家看守所。女生说，第一家看守所，不仅上厕所环境好，而且上厕所不限制时间，所以她经常在上厕所时读书，其中一本是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厕所里读了如此多遍，以至于她许多段落都背了下来，尤其是关于罗素的部分，在厕所里边读边哭：

免于恐惧的自由，正是罗素所坚持的思想和行动底线。这一切高压行为都明白无误地告诉罗素：政府并不认为他的抗议活动是无效的。

当然，在里面上厕所，最受欢迎的物品，不是书，而是开塞露，她说。

他也同意。在他的监室里，开塞露最紧俏，根本要不到。

编辑｜李莱拉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视觉｜默菲

监制｜陈真

演员刘萧旭坐在商务车后排闭目养神。出京的路途径国贸地区，CBD高耸的写字楼群紧紧裹住高架桥，车往东开，带着刘萧旭去往一小时车程外的燕郊。他要补录一首歌中的两句歌词。

窗外是他熟悉的景别。从燕郊到国贸，从海淀到丰台，在北京演舞台剧那些年，这条路线他跑过三个月。那时候他为节省房租搬到燕郊，时常往返于燕郊的住所到海淀的话剧排练场地之间。坐地铁从燕郊出发，换乘两次，抵达演出剧场，他太熟了，以至于很多年后还能告诉别人：“从国贸到海淀，坐地铁比打车快，相信我。”

一天前，他得知此前录制的那首歌，歌词改了。如他所料，这首歌公开演出时，需要改变歌词中几个字词。“开枪处决我”，需要改为“就地摧毁我”，“死亡”改成“荒芜”，但基本保留了原本的情感色彩。他理解这种基于公开演出对民众影响的考虑，此前也有所心理准备。

离他以前住的地方越来越近了。但他没有睁眼，只是在想那两句新词的情感逻辑。之前录制的时候，老师指导了他一些技巧。掌握之后，老师让他放下技巧，融入情感，效果比谨记技巧的那几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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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着老师此前的建议，为这两句新的歌词找合理的支点。“无论是拥抱又或者是抛弃，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答案，我全接受。”刘萧旭如此阐述他为这句歌词找到的情感支点。

在内心建立情感逻辑，而后进行演绎，这是他所擅长的事。从这点上说，演唱和表演是共通的。

2025年，刘萧旭因出演短剧《盛夏芬德拉》中的周晟安，在初秋一剧成名。

在几年前的语境里，“短剧”这个词还带着某种暧昧的贬义。它被默认为是粗糙的事物，影视产业链末端的产品，用来消磨时间的碎片。很少有人认为，短剧会取代影视剧的地位，承载一些时代情感需求的表达。

《盛夏芬德拉》中，豪门继承人周晟安与富家小姐白清枚因家族联姻结缘，剧情讲述了两人从疏离、隔阂到在日常相处中逐渐萌发情感，最终勇敢相爱的故事。这部剧带有目前流行的短剧元素：豪门继承人、商业联姻、家族联姻。《盛夏芬德拉》上线首日，登顶红果热播榜，上线7天后，全网播放量突破30亿次，成为2025年最快突破30亿播放量的短剧。目前，它的全网播放量已突破50亿次，且这一数字仍在上涨。

刘萧旭的记忆中，《盛夏芬德拉》上线后，每天他都能在工作群里看到喜报。刘萧旭的抖音粉丝在7天内上涨超100万。接机、线下应援、开始在他的日常里密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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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萧旭和《盛夏芬德拉》剧迷来说，《玫瑰窃贼》的意义并不简单。它是《盛夏芬德拉》的配曲之一，也是主角周晟安与白清枚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戏内，克制的周晟安与洒脱的白清枚几经误解与拉扯，终于理解了彼此的处境和立场，终成眷属。戏外，这首歌曲与白色玫瑰一起，成为了这部短剧的标志。受邀参加合肥卫视春晚表演，刘萧旭登台表演的正是这首歌。

在当下，虽然短剧尚未撼动传统长剧在业内的主导地位，但从这个领域脱颖而出的刘萧旭，已经显现出他的影响力。

他接受了CCTV6电影频道专访。该频道对短剧演员的单独采访并不多见。2026年年初，他受邀登上安徽卫视春晚，因为时间有限，很多青年演员在卫视春晚上会以拼盘的形式进行多人合作表演，而在安徽卫视的春晚，刘萧旭获得了一个完整的独唱节目。凌晨结束春晚录制后，他在凌晨搭班机赶往上海。第二天，在那里举办的一场短剧行业年度大赏上，他需要走四次红毯，其中三次是与三个不同的剧组一起，最后一次，是作为行业杰出男演员出现。

如今，他需要逐步适应随时被瞩目的感觉。

2026年1月底，安徽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录制当天，不论他哪里，人们的目光都会跟到他的身上。

面对观众，他会亲切地问好，一边鞠躬，感谢观众的支持，提醒观众注意安全。同时，在工作场合，他尽量收敛目光，穿过人群抵达备演的位置，与为他伴舞的舞蹈演员站到一起。他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减少打乱其他人工作的风险。

几个身着黑衣的舞蹈演员跟他打招呼，他习惯性地礼貌回应，没曾想引起了连锁反应。更远处的舞蹈演员见同伴得到了友好的回应，也走过来想与他打招呼。原本整齐的队形逐渐溃散，晚会的工作人员出声维持秩序，让演员们回到了队形里，提醒大家这是在工作，需要的是职业，不能太过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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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半年，刘萧旭没空休息了。

2025年，刘萧旭在杭州租了房。后来有人问他那个家住得怎么样，他说，至少目前，那里暂时更像他的仓库，还没来得及把生活装进去。

满打满算，他在那里只住过一周。最匆忙的一次，他从剧组收工，凌晨三点回到那个家，门口堆着40多个快递。锅碗瓢盆、床单被罩、吸尘器。他拆了一夜的快递，收拾到天亮。最后，他睡了两个小时，起来吃了口饭，又走了，进了另一个剧组。

那之后他一直在路上。进组，杀青，下一个组。有时候刚杀青，卸完妆睡一会儿，第二天又进组了。过去半年，他的工作节奏是“一个月两部半，半年十多部”。

半年十多部戏，意味着他要进入十多个不同的故事，成为十多个不同的人，经历十多段不同的人生。每次进入，他都要找情感支点。每次离开，他都要消耗真的情绪。他说这种工作方式，“情感的消耗太大了”。

在安徽卫视春晚录制的后台，刘萧旭和老板姚嘉飞聊起了他的法令纹。姚嘉飞是艺粲传媒的CEO，负责刘萧旭的宣传和演艺事业规划，在行业里绰号“加菲”。刘萧旭称呼加菲为“老板”。现实中，他们是亲密的合作伙伴。

2025年年末，刘萧旭带着拍摄微纪录片的任务去了漠河，顺便度假。没有短剧拍摄任务的一个月过去，在充足的睡眠和护肤品的加持下，他在这天上午做妆造的间隙，对着镜子发现自己的法令纹淡了一些。这让他忍不住感慨休整对于人的效果。

“‘老刘’的法令纹且看且珍惜。”刘萧旭说，把加菲逗笑了。“老刘”是观众对他的称呼。成名的这些时日，法令纹成了刘萧旭的符号，因为他的角色多是沉稳、克制的中年男性。

仅仅四年之前，刘萧旭还是一个奔忙于话剧舞台于短剧剧组之间的青年演员。为了收入，扎根话剧舞台的他开始接拍一些短剧的角色。

2024年年底，导演张大马给刘萧旭打了一个电话。“这个角色特别适合你，”大马说，“这会是你的人生角色。”那个角色没有剧本，初版的人物小传只有五个字：一位好大哥。

出于此前合作过几次的信任和亲近感，刘萧旭收拾行李去了杭州。在飞机上，刘萧旭看完自己的五场戏，加起来不到十分钟。落地后他才把整个剧本看完，当天定妆，第二天就开机。

那部戏叫《深情诱引》，讲述的是一则浪荡公子与豪门养女的爱情故事，改编自网络小说，此前拍过3版短剧，周晟安这个角色也拍了3版，从未引起任何讨论。短剧节奏快，配角的作用就是推动剧情，没人指望一个男二能被记住，更没有人料到，“周晟安”后来会变成一种观众的理想伴侣样本。

五场戏，十分钟，刘萧旭把一个“好大哥”演成了有来处、有归处、有内心逻辑的人。播出后，观众给予了认可：第一次在短剧里见到豪门继承人该有的样子。加菲说，他是圈内唯一一个演男二演到让所有人都记住的人。观众对周晟安一角的喜爱，推动了后来马厩制片厂开拍《盛夏芬德拉》。这一次，周晟安成为了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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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菲今年33岁，2015年短视频刚刚冒头时就入了行，做过MCN，打造过不少IP，后来慢慢从短视频跨到短剧，做了出品，也做经纪。他现在的团队不大，十几个人。没有严格的打卡制度，也没有层层汇报的流程——这是他自己刻意维持的状态。在他眼里，他的工作只有两件：选人，以及让资源流向对的人。

后来与刘萧旭签约，加菲给他配了一个团队。编导、运营、摄影、剪辑，四个人。一个演男二的演员，公司愿意投入四个人做内容。这在当时的短剧行业里算是奢侈的配置。

但加菲不觉得这是投入。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人不是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生产资料有上限，生产力没有。你把人当成机器，他就只能干机器的活；你把他当成能创造的人，他可能会给你超出预期的东西。

在化妆间里，加菲有时会在角落里盯着刘萧旭看很久，不说话，就是看着。加菲说，他在看那张脸，也在看那张脸背后的可能性。他总是时不时地沉默，而后抓过刘萧旭说话：“我觉得你可以……”有时候是一些下一步方向的建议，有时候是建议他拍一则某题材的短视频——有一个行业里的词语——“如何饭撒”，有时候，他会建议刘萧旭“Cos”游戏“王者荣耀”中的角色“铠”，给观众以新的感受。

“我要捕捉他的魅力。”加菲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笑，像是在讲一项严肃的研究。

加菲经常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刘萧旭？

在加菲看来，刘萧旭的成名，是时代情绪、技术条件与个人特质集合的结果。“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全人类所有的精神文化消费品都不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加菲说，“都是服务于中产，甚至可以直接说服务于精英阶层。”智能手机的出现，第一次让无产阶级（老人、孩子、普通工人）有了平等投票的权利，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精神消费品。

他举了个例子，短剧的早期形态，战神、龙王，那些在精英阶层看来粗糙的内容，恰恰是很多普通男性期待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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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浪潮变了。红果短剧出现。免费观看的模式，让用户量级从几千万到了两三亿。当市场扩张，下沉市场已被占领，行业最大的课题，变成了如何在市民阶层中吸引更多的受众。而在加菲看来，周晟安承载的，正是这个新市场背后的情感需求：一种更安全、更确定的亲密想象。

去年国庆，我在抖音上偶然看到过《盛夏芬德拉》的宣传视频。我之前很少看短剧，但也习惯了会在短视频平台里看到短剧的广告。那些视频看起来总是非常用力——用力地设置悬念，用力地强调仇恨或复仇，人物夸张的脸——“这一次，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但《盛夏芬德拉》宣传片好像有点不一样。我没有像以往一样很快刷走，而是认真看了看。那个场景里，男女主只有模糊的面部轮廓，重点留给了对白。这是一场为豪门联姻准备的相亲，女主角对男主角进行了一番嘲讽，嘲讽他陈旧、接受“盲婚哑嫁”，之后，男主角只是对女主角说：你现在拒绝还来得及。叙事与节奏都很平和。我没有点进去看短剧，但对这则宣传短片印象深刻。

采访刘萧旭前，我重新观看了《盛夏芬德拉》，不知不觉，我就看完了全部的82集（每集2分钟左右）。他的身份设置是总裁，但这个角色的核心似乎在于面对情感的包容、理解与追随。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在当下会受到女性观众喜爱的男性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刘萧旭会有机会，《盛夏芬德拉》会有机会。”加菲说。

浪潮转向了，需要新的人物和故事。这个人不是战神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也不是龙王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无论是人还是剧本，都需要更细腻，更贴近市民阶层的日常感受：在CBD写字楼里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在婚姻和育儿之间疲惫周旋的年轻父母，沉入社交媒体的碎片信息里从而失去和人深度交流能力的人。人们对于理想生活的想象，不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不是“爽”和“复仇”“功成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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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们到底需要什么？加菲的总结是：被庇护的感觉。

“当社会上行时，大家需要的是奋斗、是解构，”他说，但这样的时代逐渐过去了，“世界趋于停滞，当个体感到无助时，大家需要的是被庇护的感觉。”

加菲说，后来粉丝们穿过周晟安，把欣赏给了刘萧旭，不是因为他的脸，是因为他身上具备了某种和周晟安这类角色共通的“可靠感”。在加菲的记忆中，每次在机场和高铁站被人群围住时，刘萧旭下意识担心的不是自己能否顺利通行，而是公众的安全和便利。他会不停提醒粉丝注意脚下，会确认人群中的儿童是否有家长在身侧陪伴。“这些都不是什么人设。”加菲说，这种反应装不出来。

每部戏开工时，刘萧旭有一个习惯。开机前烧香拜台，他总比别人晚一些起身。他需要一些时间默念一段话。后来这段话在采访里被问起，他复述出来：“愿戏剧之神保佑这群热爱戏剧的孩子们，可以在舞台上发光发热。也愿戏剧之神保佑，可以让这部戏能够顺顺利利。”他说这不是迷信，“是对这个行业的一种真诚。”

旁边的粉丝能听见他在念叨，但听不清说什么。有人问过他念叨啥，他笑了笑，没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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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短剧行业之前，刘萧旭有过四年的舞台剧经历。那些关于戏剧之神的祷词，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习惯。

2019年前后，他和几个朋友在北京组了一个话剧工作室。没有固定排练场地，他们就找楼道。老旧居民楼，声控灯随着台词忽明忽暗。保安每隔半小时来赶一次，他们就换个楼道继续。

 “我们只是在想办法。”他说。

他回忆起那段时间，说楼道里回声很大，有时候排练到一半，声控灯灭了，他们得停下来，等灯再亮。但没有人抱怨。他们甚至把这当成一种训练，关于如何在干扰中保持专注，如何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依然让戏“活着”。

那几年，他们排过易卜生的《培尔·金特》，排过《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排过《哈姆雷特》。有些戏公演了，观众不多。有些戏没公演，排完就放着。

那几年，他住过北京每一个区。最早在宣武区，后来合并到西城；然后搬到丰台，又搬到朝阳；后来因为资金问题搬到海淀，最后搬到燕郊。从燕郊坐公交到国贸，换地铁去排练场，那条路线他太熟了。

近来，他很少演舞台剧了。工作量越来越大，自然而然就回不去了。但他一直记得那些祷词。

2025年，《嫁给喻先生》片场。有一场戏的机位设置让刘萧旭愣住了。镜头只拍他一只眼睛。他要落泪。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对手演员的脸，没有环境，没有调度。就是一只眼睛，和一滴眼泪。

他在监视器前站了一会儿，然后去找导演。“我不会演。”他说。

导演没有给他讲戏，只说了一段话，关于感情，关于时间，关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人时的复杂心绪。刘萧旭听完，沉默了很久。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

拍摄《盛夏芬得拉》时，也有这样的时刻，在镜头难至之处，他需要寻找到角色内心的支点。比如那场与女主角白清枚在浴缸内外对峙的戏，刘萧旭也用自己的方式酝酿出情感来推动表演。

“那一刻，其实跟文本上的描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是人物的内心所想，文本上没有描写，需要演员自己去填。”他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说，“那一刻，第一个想法是‘我好想你’，第二个是‘我该拿你怎么办’，之后，情绪一下就涌出来了。”他可以点眼药水，可以硬挤情绪，但那不是落泪，那是“表演落泪”，无法直达观众的内心。他需要知道那滴眼泪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它背后站着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此刻在想什么。

“演员是‘按头哭’，还是真情流露地哭，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刘萧旭说。

那场戏拍完，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某种东西。

同一年，《嫁给喻先生》还有另一场戏。雨中婚礼。连续五天高强度拍摄，所有人濒临崩溃。只有一次机会——雨一停，妆就不接戏了。刘萧旭拉着对手演员反复排练动作，又在现场商讨了如果跳错该如何转换的Plan B。开拍前，他对对手演员说：“没关系，跳错了就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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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刚下起来，太阳升起，一道彩虹出现在镜头里。那场戏拍完了，所有人都哭了。

后来刘萧旭说起这件事，没有用“戏剧之神”这个词。他只是说：“那一刻，大家的凝聚力和磁场，导致了那样的化学反应。”

“戏”本身，是刘萧旭最在意的事。拍摄一部古装短剧的亲密戏时，剧本里为推动情节，给刘萧旭饰演的男主角设计了一句轻浮的玩笑。刘萧旭读完，觉得这句台词得改：“我说不出口。”

“如果我说了这句话，”他想起前面几十集的情节，“这个人就碎了。”后来他解释这件事时，反复强调一个词：“根基”。 他只是替那个“人”捍卫他的根基。

“早期我们现场表演的时候，有可能表演的时候，我们让这个人物沉思的时间比较久，但是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全都给它剪掉了。它就变成了只是说话，表演细节全都没了。这样一来，这个人物就失去了根基。”

在短剧行业，很少有人这样想问题。短剧的节奏极快，一天四十多场戏，一个本子拍十天，大多数时候，人们没时间考虑“根基”这件事。

有时候，它可以靠本能完成。潜伏题材短剧《暗潮涌动》中有一场戏，刘萧旭饰演的沈少尘与王小亿饰演的佟雪躲在被单里，说潜伏的意义。“希望未来我们也有自己的飞机，有自己的大炮，也有自己的高楼大厦”——这段话说出来，不需要建立感情基础，“都是血脉觉醒，”刘萧旭说，“你看，现在念出来，仍旧会起鸡皮疙瘩。”那些戏，一下午就拍完了。

但更多时候，他需要付出更多精力和专注去完成这件事。刘萧旭承认，在剧组的时候，他需要保持专注，保持兴奋，保持“极度紧绷”的状态。他由此发现，人的身体很神奇，你不想让它生病的时候，它就不生病。在剧组，他靠一口气撑着。杀青后，那口气散了，身体才开始说实话，发烧、咳嗽、过敏，全来了。

有一次，对手演员情绪低落，因为觉得上一场没演好。他看见了，没说什么，把剧本拿出来，重新看了一遍，找到了后面的一场戏，在上面写写画画，写得密密麻麻。写完之后，他去找对手演员：“你看，这场戏能把前面那场找回来。”而后分享了自己对后面那场戏的设计。

对手演员问：“你怎么知道你设计的是对的？”

他说：“表演没有对错。如果你心目当中有一个主线，你就尽可能往主线上靠。我今天说错了一句话，明天别人问我为什么说那句话，我可以找补。”

这句话是刘萧旭对表演的理解，不背离角色的主线。那条主线是什么，他没有概括过。但从他说过的所有话里，从他在意的所有事情里，可以拼凑出一个轮廓：是让人物成为“人”，让感情成为“真的”，让观众看完之后，“心里舒坦，戾气减少”。这是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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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北京的10号线地铁上，我经常能看到乘客戴着耳机，手机里正在播放一部短剧。如今，短剧的浪潮来得比所有人想的都快。

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首次超过院线电影票房。2025年，红果短剧月活突破2.75亿，这个以短剧立身的平台，借此跻身在线视频行业前三名。到了2026年春节档，千余部短剧集中上线，四部作品实现观看量破10亿。在被视作影视风向标的横店，2025年，有505部传统影视在这里开拍——同时竖屏团队的数字是4016个。媒体如此形容：“横店变竖店”。

这背后是一个正在明确的现实：长剧的观众正在被分流，中国视听消费的版图正在被重新绘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我们越来越适应信息流，时间和注意力变得越来越碎片化。

一位此前从事写作的朋友告诉我，她在一年前已经投身短剧行业。我在抖音看到过的一部短剧正是她的编剧作品。在她的讲述中，这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行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涌进来。的确，当我问及身边的年轻人最想干的行业时，最常听到的三个答案就是：短剧、AI、直播。人们对此的形容，就像是去荒野西部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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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看过两则短剧切片，一样的景别和镜头语言，一样的人物妆造和剧情。我问她，这是不是就用了AI技术对演员进行了换脸？

她不置可否，回答我说，这个行业它不拘泥陈规，目标明确。同一个剧本，拍了一次没有“火”，从业者可以换一批演员，起一个新的剧名，把剧本重拍一遍。

我想，如今，无论人们是选择拥抱它，还是怀疑它，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而刘萧旭，正是浪潮中的一个典型样本。

1月31日，安徽合肥，卫视春晚的录制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为了补录一段采访，刘萧旭从8点多节目录制结束，在休息室里持续等待到凌晨11点半。他坐卧不安，怕压坏发型影响工作人员的拍摄效果。挺直身板地坐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撑不住了，仰躺在休息室的单人沙发上，将头悬空，让僵硬的脊背休息了数分钟。

凌晨12点过，录制终于结束。一小队观众仍在等待刘萧旭收工。她们在演员休息室门口临时摆放的红色塑料凳上坐去了三排的位置。时刻有人注意着演员休息室出口的那扇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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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安静地等待。直到刘萧旭从演员通道走出来的一瞬，人群变得骚动起来，有人想和刘萧旭打招呼，有人举起手机拍摄——后者往往会被电视台工作人员出声制止，他们一方面要确保演员安全，一方面要确保晚会细节保密。这两天，他们需要随时甄别和驱赶那些混入录制棚的粉丝，以免他们偷偷拍摄舞台和演员，或在后台制造出其它意想不到的混乱。一整天下来，博弈让双方都疲惫不已。

第一次彩排，刘萧旭在舞台上表演。后台，10分钟内，工作人员就请走了3批从台侧偷偷拍摄刘萧旭的人。应接不暇的人群中，一位影迷因为没有举起手机录制，只是认真看着舞台上的表演，暂时躲过了工作人员的盘问。

排演结束，回到休息室，经纪团队就在抖音上刷到了刘萧旭经过后台走廊进入演播厅的视频，感慨粉丝太厉害了。他们也庆幸，步入那条通道前后，他们有意识地给刘萧旭披上了黑色的羽绒服，保暖倒在其次，他们和电视台都不希望演出的服装造型被提前泄露。

不过，5分钟后，加菲就在网上刷到了有人拍摄刘萧旭舞台的视频。

用一种凝练的方式说，这些女孩的选择，让短剧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里爱情故事的一个显著的表现形式。

2025年10月1日，成都机场。刘萧旭下了飞机，看到出口处有一群人。他愣了一下，扭头问经纪人：“这是接我的？”经纪人说对，是你的粉丝。

“不可能，”他说，“后面绝对有人。”

然后，那些人喊了他的名字。

那是刘萧旭第一次见到接机的粉丝。他站在原地，有点懵，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应该笑还是严肃，应该挥手还是点头。他站在那里，有点手足无措。后来他回忆那一刻：“我觉得很神奇，她们是怎么知道我行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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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他没想过会有人接机。他只是一个拍戏的人，进组，拍完，杀青，下一个组。他不需要考虑作品以外的事，不需要想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会产生什么影响。那天之后，他开始意识到一些变化。

加菲告诉他：“你现在不只是演员了，你是艺人。”艺人的意思是：你的话会影响很多人，你的行为会被看见，你开始有社会责任。”他只是问：那我该怎么做？

第一次接机时，有人送礼物。刘萧旭没收，他说：“我只收信。”没有人告诉过他要如何应对接机者送的礼物，这是他自己的决策。“我不想让他们花钱。”

后来每次线下活动，他都这样。有人递礼物，他摆手，说信可以送，礼物不要。离开酒店去拍摄时偶遇在大堂蹲人的粉丝和代拍，他好商好量：“我出去拍个物料，天挺冷的，你们回大堂呆着，我拍完就回来。我又不是不回来。”

他还经常跟粉丝说：“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生活，我只是你们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2025年底，红果在山西太原举办创作者大会。刘萧旭作为年度杰出演员上台领奖。上台前，他自己写了一段话，斟酌许久，改了数稿。加菲看了，告诉他“挺好，就这样。”

而后，刘萧旭上台，说：“我是短剧演员刘萧旭，我为我是短剧演员而感到自豪。”

提起这件事，加菲感慨颇深。事后很多人告诉他，刘萧旭明确地作为短剧从业者，表达了对自己和同行的认可，让他们感动。

后来很多人问刘萧旭为什么要说那句话。他说是因为在后台看到很多同行，大家其乐融融，像一个大派对。短剧行业快速发展，他见证了很多历史性的时刻。自己的荣誉和成就，也都来自这个行业。

之后，很多人开始重新看待“短剧演员”这个身份。

凌晨12点过，刘萧旭走出了合肥广电中心的大楼。等待的人们一拥而上，像一群海鱼跟着刘萧旭涌出了广电中心录制大楼一楼的大门。

刘萧旭走在人群的前头，经纪人和安保人员紧紧跟随，努力稳住人群跟随的脚步，怕发生踩踏。忙碌了一整天的化妆师拖着沉重的工具箱，被人群隔在了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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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萧旭停了下来，转过身对着人群说话。“感谢大家等我到现在，大家安静一下，否则我就先不说了。”人群终于安静了下来。刘萧旭继续说：“今天大家辛苦了。天冷了，大家都早点回去休息，照顾好自己。”在人群安静下来的间隙，化妆师得以搬着沉重的化妆箱穿过人群，把行李放在商务车上。

“我知道，明天你们之中还有人会跟着我去上海工作，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大家都早点回去休息。”刘萧旭继续说，“答应我，不要追车，这是为了大家自身的安全考虑，不要让我担心，好吗。”

之后，他短暂停留，供影迷们拍摄，并挥手道别。然后顺利地登车关门，离开了广电中心。而那些等待的人，没有再追上。

车拐出广电中心大门的时候，刘萧旭靠在后座上，闭着眼睛。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掠过他的脸，明暗交替。他脸上没有表情。经纪人提醒他，回到住所后难有时间睡眠。简单修整后收拾行李，他们便要前往机场，去赶第二天在上海举办的短剧行业星光盛典。车里安静了几秒。窗外的高架桥延伸进夜色里，路灯连成一条线，往后退，一直退到看不见的地方。

刘萧旭又把眼睛闭上了。

这是2026年1月的最后一天。距离他在燕郊挤公交、在楼道里排练、被保安赶来赶去的日子，过去了四、五年。距离他在成都机场第一次被人喊名字，过去了四个月。距离他说“我是短剧演员，我为这个身份感到自豪”，过去了两个月。那些接机的人、送礼物的人、在电视台门口等到凌晨的人，她们从他身上看见的，究竟是周晟安，还是刘萧旭，还是她们自己想要的某种东西，这个问题，他未必清楚，也觉得不必分得太清。

他不知道这浪会把他带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能在浪上站多久。他只是闭着眼，靠在座位上，让车继续开，往浪潮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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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李颖迪

摄影｜姜南 (ASTUDIO）

造型｜Colon Mao

化妆｜MaoMao-Huang

发型｜DengDeng

制片/美术｜JIA.Studio

服装统筹｜秋秋

执行制片｜尤青 (JIA.Studio)

执行美术｜桐 (JIA.Studio)

摄影大助｜杨晨 (ASTUDIO）

造型助理｜阿清

美术助理/制片助理｜妙、笑 (JIA.Studio)

监制｜王琛 徐云蕾

活动进入压轴环节时，许知远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手持话筒走上台。作为颁奖嘉宾，他在一块梦幻的渐变色荧幕前发表了一段短暂的演讲——

“其实我今天来有一种挺复杂的感受。我这两天看新闻，看到全球的变化，我感到在我们这个温暖的、喜悦的，像一个家庭的场域中，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这个巨大的风暴可能会随时摧毁一切。或者说，在这些巨大的风暴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小的角落变得更重要，它的力量来自于彼此间的庆祝、安抚。它能不能抵御这个风暴，改变这个风暴呢……这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感觉，在我们欢庆的时候，好像有另一个东西在传来，在召唤。”

讲到这里，他停住了，望向前排观众，“我讲多了是不是？泼了冷水是不是？”他挠挠头发，“好，今天最后一个奖项，是年度热门播客……”

会场设置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这个能容纳2500人的会场此刻正在举办小宇宙2025年度的播客大赏。见过场馆内部的人都惊叹，场子真大。那个晚上，数百名播客主播被颁发奖项。这些新兴的声音媒介内容在这两年受到颇多关注，是不可小觑的商业力量。

如他所言，这是欢庆的场合。年末了，众人在庆祝彼此的成绩，任何问题都应该迎来收束的答案，他却抛出了一个警示，一个没有人能回应的疑问。

他后来告诉我，他活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间中，无法与当下发生互动，于是常常看起来尴尬和局促。

颁奖活动开始的几个小时以前，我和许知远第一次见面。我过去对他有些没来由的偏见。这些印象被社交媒体所塑造，大多应用在中年男性知识分子身上。那个模糊的轮廓里，他是精英的，有一些清高，有一些酸腐。接到这个选题时，我一度想来批判他。但我不得不承认，亲身见面以后，我被他的坦诚和笨拙所吸引。

我们的见面约在一家粤菜餐厅。刚结束意大利的旅行，倒时差让许知远显得有些疲惫。为了今晚不再熬到后半夜，他向同事要了一片褪黑素。也许是出于内向和害羞，那晚他的话很少，只是顺着一些话题给出回应。有时候气氛冷了，他夹菜推荐大家，“嗯，好吃的。”

说起最近开心轻松的事，他低头在手机里翻找，然后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面是他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再版写的序，题目是《25年后的自己》。他还翻出了他和豆包的聊天记录。他问它有哪些优秀的西班牙语翻译家，问它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初遇是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如果不是下午天气太冷，他会去循着豆包的答案重游故地。

写作和探索依然带给他丰盛的快乐，我在他座位旁阅读他的文章时，他会露出期待的微笑。“你有一种少年感”，我忍不住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他马上反驳我，“我去，我最讨厌少年感这个词了。”

但是写作和探索并不构成许知远生活的全部。他的时间还要交给让他头疼的财务报表。他和另外两位创始人共同管理的单向空间书店，去年出现了经营上的危机，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面对这个处境。

在这个时刻，他要让渡更多的自己给这家书店。“我现在是团队里的‘开心果’。”他笑，然后夹了一道菜放入碗中，“吃饱了就好了。”

再见面时，我们在北京东南郊的一家摄影棚里。他比上次放松得多。我起初以为他会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令我意外的是，他像鱼一样游进了拍摄场景，迅速进入拍摄状态。

现场摆放了一张长木桌，几摞书籍，一张黑色沙发。他穿着熨烫好的衬衫和裤子，坐在沙发上看书，或是用书挡着半张脸。这个场景实在太知识分子、太许知远了，我忍不住想，他这么多年来，究竟参加过多少次类似的拍摄，和多少书堆合过影。我感到一阵无聊，出去买了一杯咖啡。

回来时，一群人正围着一本书聊天。几分钟前，许知远在那堆书里翻到一本《文学运动史料选》，这让他兴奋得不行，“这太好了。”得到拍摄方的允许，他像孩童收到礼物一样，边说“谢谢”边把它收进帆布袋。

拍摄异常顺利，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一个小时。得知可以下班，许知远整个人变得轻快起来。他提着他的帆布袋，预备逃出摄影棚，说要找一个咖啡馆写梁启超。

等车的间隙，和我们聊他刚刚冒出头的想法，他想用新的方式写现当代文学史。他说得愈发兴奋，身体摇摇晃晃，两只脚交换着重心。他身后的同事们瞄着手机上的时间，表情无奈——他们打的车已经到了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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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月开始，持续半年，许知远发现自己没有力气面对这个世界。对各种事物的新鲜感在迅速消退。有关梁启超的书写到第三卷时，他没有了最初的兴奋感。故事有了它的生命系统，显露出明显的流向，他必须顺着这个叙事走下去。《十三邀》拍了八九年，形成了固有的节奏，书店的运营也进入瓶颈。

让他更提不起精神的，是对自己才能的焦虑。过去的那个追随大师的他，渴望能和他们齐肩，但他后来发现，他对世界其实没有多么独特的看法，自己怎么那么一般？

“得有一个让自己特别骄傲的作品吧。可能写完梁启超五卷本之后，会有一种……足够有规模的东西？现在的我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人本身，我的生活本身可能是我的作品，但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作品。什么都行，反正它应该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品。”他说。

袒露这段焦虑时，我们和他对坐在单向空间的办公桌前。那几天，他感到喉咙不舒服，生怕自己患上感冒。感冒意味着安排好的事情可能失控，“我不会生病吧？”聊了一会儿，他突然扭头找同事，“我想要个感冒冲剂。我没感冒……但是可以预防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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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居住的几个下午，我沿着亮马河的河岸向单向空间走去。冬天日照干净炽烈，我在别的地方很少看到这样的阳光，它像剑一样穿进河水中，刺得我眯起眼。手指很快红肿了起来。我好久没感受塞北的寒冷，和我家乡的冷很不一样，它像甩耳光一般，让人时刻保持清醒。

单向空间和它的总部办公室坐落在郎园文化创意产业园。这个产业园的前身是1960年代建设的北京纺织仓库，2011年，园区完成改造，引进创意餐饮和文化品牌，致力于成为“人文精神关怀的城市文化商”。但它附近的公共交通实在太烂，非周末的日子，这里人迹萧索，要跋涉到这里消费，确实需要具备强烈的精神关怀。

单向的店门外面摆着三辆超市购物车，装着书店滞销的周边商品，有钱包、笔记本，还有周边套装。我买了一只滞销的“单小人”玩偶以资支持，售价8块钱。

一月底，单向在这里开了一场例行年会。两周前，内部宣布了裁员的决定，每个部门被分配到相应的裁员名额，于是那场年会显得有些冷清和沉重。和往年不同的是，这次到场的人不超过20个，范围只覆盖核心的中高层管理岗位。过去大家会从不同城市来到北京，聚在一起放好玩的片子，为来年互相打士气，今年他们连多余的差旅费都出不了了。

单向空间的另一位创始人张帆告诉我，2025年是单向近几年来经营最困难的一年，没有一个板块是向上发展的。只有和许知远相关的内容板块维持在正常的状态，其余板块都在向下滑。实体店的负责人们告诉张帆，他们曾经以季度为单位开总结会的频率已经失效了，现在需要每个月开一次会，来应对变化。

书店中央展陈着单向历的纪念墙。去年12月12日，持续售卖11年的单向历宣布在2026年终止纸质版的印刷。它一度是单向空间最大的收入来源。2018年左右，单向历带来的营收高达3000万。这款售卖了10年的产品走到了它的生命末期。原因不仅在于零售板块的衰弱，还因为审查流程过于缓慢。书号难以获得，纸张又一摞摞囤积在仓库里。一切变得不可预测，管理层干脆砍掉了这条线。

“单向现在是生死存亡之际。”我想起那次在粤菜馆，许知远给出了相当严重的判断。

面对这次调整，张帆显得淡然。他和我聊起单向过去数次生生死死。单向已经走了20年，这不是它第一次被推到悬崖边。

张帆形容，早年的单向，是属于纯真年代的单向，完全是一个超越世俗的单向。他记忆里，团队里的小朋友们都是超级理想主义，文青气质非常强。在前面领头的他、于威和许知远，把他们保护得很好。现在去做转型，他们势必会经历阵痛，事实上，这场阵痛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现在的单向呢？

张帆想了想，“现在是一个被时代冲得乱七八糟的单向。”

此刻坐在我面前的他，头上跳出白发，近距离看手机屏幕时，需要戴上一副老花镜。他身后的书架上摆着他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在十多年前搜狐工作时的一次团建。照片里的他戴着色彩鲜艳的围巾，笑容清爽，站在一片胡杨林前。

那是单向空间刚创办的几年，它还叫做单向街书店。那时张帆、许知远、和另一位创始人于威从《经济观察报》接连辞职。于威有辆小车，她常常开车载着他们跑来跑去。路过圆明园，看到一排房子像是一个长廊，他们想起本雅明笔下19世纪的拱廊街。几个人一拍脑袋，我们把它接过来开书店呗？ 

2006年元旦，单向街书店在圆明园东门开业。那个年代的媒体人薪水都不错，养个小小的书店不是难事。几个人凑一凑，一人5万块钱，就把书店开起来了。他们在这里办沙龙、办小型对谈，愿景是把作者和读者凑在一起，像在运营一个兴趣小组，建立“一个容纳不那么正规的人类范本的地方”。谁都不指望书店赚钱。

圆明园店开到第三年的时候，已经摇摇欲坠。他们续不上每年10万块钱的房租，不得不拖欠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房东就住在隔壁的工作室，为了躲着他，一到周末，张帆就躲到香山爬山去。

张帆每年都担心单向第二年就开不下去了，总是为钱发愁。为了结束这个担心，2013年底，他接受了一家投资机构的邀请。这笔高达5000万人民币的投资让单向街从独立书店转入商业化运营的模式。

狂热的资金涌进单向这个品牌，创始人们玩起了砸钱的游戏。拿到投资以后，按张帆的话说，是“被钱砸晕了。”他们进入了迷失的三年。因为是媒体出身，见过牛人，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好像那些东西自己也能做，于是开了咖啡店，做了餐饮品牌“单厨”，做了APP“微在”，后来还要做百货业态。“我们膨胀到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汇集线上线下的媒体帝国，天天给自己催眠。”

很快，钱烧光了。

2019年杭州乐堤港店的开业，是金钱狂欢的尾声。那家店共有三楼，营业面积达2800平米，他们冲着“更高、更大、更强”的目标去的，向诚品书店学习。开业第一天是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后来再也没赶上那个成绩。张帆他们互相打趣，开业即巅峰。

那年，许知远在《十三邀》问财经作家吴晓波：“你帮我算个命，单向街书店到去年熬了十几年了，品牌开始慢慢出来，它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更好吗，还是会突然下去？”

第二年他就有了答案。2020年2月，单向空间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呼吁大家一起救救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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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帆交谈以前，我在媒体资料上看过单向空间简短的编年史，这对我不再新鲜。但是在翻阅资料时，我莫名升起一股羡慕的情愫。

回过头看，那一代文化创业者拥有着今天已经很难复制的条件。城市仍在扩张，文化空间尚未完全被商业逻辑收编，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和市场共存。那是一个仍然允许勇敢者试错的年代，逼进角落的都能起死回生。

新冠疫情像一声枪响，在各种意义上，直接划开了前后不同的秩序和想象。许知远向我袒露，那次不得已的众筹让他们意识到，单向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性运转、屡次逢凶化吉，它真的有死掉的可能。

单向街还在大悦城那几年，恰好是我来北京工作的日子。2019年的夏天，我住在地铁6号线的末尾，偶尔离开荒凉的东五环，来这里找工作的氛围。

我对单向最初印象就是一家藏在卖场里的书店。这里全年温暖，每个周末，地下一层的青年路地铁站涌来人潮。这是大众商品的卖场。有时候临近新年，商场里循环播放的《七个隆咚锵》会盖过书店里的音乐。进入书店，要穿过低楼层密集的人流，穿过潮牌服饰店，穿过弥漫饭菜香味的餐厅，抵达顶楼。通往电梯的扶手常有射灯照着，反射出金色弧光。

当我的同行前辈们在怀念过去的那个北京时，刚到北京落脚的我却觉得那是我极好的一段时光。我被它最后的光辉哺育过。25岁的我，穿梭在街巷里的书店和酒吧，听各式各样的沙龙和小型现场，淋着一场大雨回家的路上，还在咀嚼回味几个小时前的讨论。我同时做着一份可以采访文化名流、社会热点的工作，这让我相信自己正站在某个重要故事的边缘，我这个个体如此重要。

这些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像单向这样的空间。它们提供着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很长时间里，我以此为食，乐此不疲。

后来，除了疫症对实体行业的影响，公众的阅读习惯也在被更快、更轻的内容分流，实体书店和出版机构的衰弱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我前后参与了三四次救书店、救文学杂志、救出版社的众筹活动，包括单向在疫情期间面临的危机。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这种文化生活的脆弱，好像这个社会时刻埋伏着粗暴的力量，它会将那些有存续希望的事物统统打断。

直到某种物质彻底撕裂一切。北京变得不再可爱了。2023年的某个夜晚，我和朋友们走过和平里附近的桥洞，互相问对方，什么时候离开北京？接下来去哪里？

作家查建英写过，北京于她，像一种令人“奇痒难耐”的皮肤病，她在北京待久了，心情会变得极其苦涩和脆弱、大起大落，最终使她血流不止。但当她离开北京，她再次感受到它的魔力，“先前的奇痒卷土重来，我开始渴望返回中国，开始向往所有那些杂乱无章的顽强斗志，所有那些赤裸粗糙却令人精神振奋的生活追求。”

离开北京后，在朋友圈刷到北京的某一场大雪，我给朋友发消息说，我有点想北京了，说完胃里泛起一阵羞耻感。不知道是怎么了，你可以说自己想念大理和广州，可就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念北京，那相当于你在说你想念主流和中心。想念挺可笑的，逃离比较酷。

我选择了低成本离开的方式，申请了比利时的一所大学，企图在那里疗养生息，恢复对世界的知觉。这确实有效。去年三月，我在布鲁塞尔参加了一场妇女节的游行。我第一次在街头大喊。喊叫很有用。话语滚过喉咙的时候，它让我有了力气。我瞬间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这种虚伪的能量只能保持在具体的气压环境中，很快就会塌缩。五个月前我毕业回国，在北京转机。行李重新安检时，我和安检人员发生了争吵。

我正在一件件地往包外掏东西，准备放在安检筐中。一只手出现在我面前，动作急躁地伸进了我的背包，在里面捣弄着。我突然大喊一声，不要动我的东西。

手的主人——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被这句喊声愣住了，从他的表情里我辨认出尴尬。他嘟囔着，好好好。扁了嘴巴，向后退了几步。

我很少表现得如此愤怒，所以被自己的愤怒吓到了。我当然知道，他伸进来的手是想要加快安检速度，而我阻碍了这个流程的高速运转。我成了一只应激的动物，被这些过去早已习以为常的事情烫得叫了起来。我也患上了皮肤病。

有时候，我觉得我身处在一个失去弹性的社会。因此，我听单向的创业故事，如同听一个远古世纪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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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威长居在瑞士，每天需要跨过6到7小时的时差，远程处理单向的事务。每两个月她会回中国一趟，住一个月。我给她打去电话的时候，她才醒不久，声音高昂亲和。

通话里，她向我回忆那个重要的节点，2013年。彼时于威接到张帆的电话：这边有一个投资人想要投咱们书店。于威问，他们疯了吗？张帆笃定地和她说，真的，不骗你。正在柏林生活的她，马上决定回到北京。

当时为了照顾年纪还小的女儿，于威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处理了所有闲置，举家搬迁德国。于威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并不快乐，她始终觉得德国不是她的地方。她意识到，回到北京，和朋友们一起经营单向才是她在场的方式，是她生命的核心。

于威在大庆出生，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送到了北京，寄养在姑姑家里。等再回到父母身边，她对他们只剩下疏离与陌生。后来他们常常搬家，她接连换了数个学校，刚熟悉一个环境就要被迫离开，因为外来的口音遭到嘲笑。和于威四处迁徙的童年相似，作为一名铁道兵的儿子，许知远的生活也时刻在流动之中。

“我和老许很像，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们不能老是变成一个外来者、一个闯入者，一个被人嘲笑的对象。我们得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让自己舒服的世界。”于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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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威、张帆和许知远都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许知远把他们这群人称为“最后一代谷登堡的孩子”。

那时，在经历了长期文化断裂之后，中国社会重新打开了思想的窗口。他们成长的青年时期，大量思想资源通过翻译和出版进入公共视野。他们置身在知识沃土，长出对公共讨论的热情，还有某种近乎理想主义的文化抱负。于威回忆，他们常常从下午6点一直聊到早上6点，谈自己喜欢的作品和自己想写的书，或是一起读一首美国诗人奥登的诗，感受诗歌与文学带来的绵长的快乐。

张帆是厂矿子弟，后来进入人大学经济，大学的生活对他并未构成任何的精神启蒙。他说，他真正的精神启蒙来自和于威、许知远在《经济观察报》的共事。他们做报道，编各种学者的专栏，约访的是周其仁、茅于轼、江平、钱理群这样的大家。那是群星闪耀同时喧哗的时代，年轻的张帆在旁边冷静地、开心地观看着，获得一种“巨大的滋养”。

他们集体离开《经济观察报》是一次率性的行动。和当时的社长闹掰，于威带头决定不干了。许知远随后做出一样的选择。走之前，于威对同事们说，你们如果有生计考虑的，可以暂时待在这里，但是我要带走张帆。张帆想，走就走呗。

他们三个人，彼此建立了坚固不摧的信任，在创业的20年里几乎没有起过冲突。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想法，剩下两个人就支持、放任，随时做好准备承担后果。许知远是拉着单向这辆车在前面跑的人，于威擅长管理，有天生的直觉和敏感，她的角色是处理摩擦与冲突。张帆形容自己是单向的重心，在他们俩飞起来的时候，把他们往里拽拽。

有限度地使用许知远，尽量不要影响他的写作状态，不要把他变成一个赚钱工具，是张帆和于威的共识。许知远感受得到这种保护，“让我兴奋的，或是我心里孕育的东西，他们可能觉得是单向真正可贵的东西吧。”

从这个角度看，单向是不可复制的，“让一件事情、一个组织消失很容易，出于某种任性，它就会结束。但如果你再去创造它是很难的。这样一群人是各种机缘巧合造就的。你不一定能够再碰到，不一定能再拥有了。”许知远说。这几年，他试图多参与单向的事务，比如往三人小群里发送不知道哪里找到的管理学习资料。于威说，那些资料她没点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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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上有一种很明显的年代印记，就是经济上升的时期留下的，对机会的敏感和对尝试的从容。和后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相比，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

我问于威，最近一次愉悦的时刻是什么，“狮子叔叔出来的那一天。天哪，我爱那一刻。”于威说。她指的是在去年12月上线的动画短片《狮子叔叔漫游记》，单向通过AI技术复刻了许知远的动漫形象，把之前的音视频内容进行再生产。第一期做出来的时候，于威开心得不行，逢人就问，喜不喜欢？

狮子叔叔是许知远的虚拟分身，“他”可以代替他做更多的工作。于威和张帆都被这项产品创新点燃。他们很快投入对新技术的研发中。在张帆的办公室，我看到他的书桌上摆放着《零基础开发AI Agent》《AI启示录》。但除了他们，单向团队里的年轻人们都对它兴致寥寥。她请来人给内部做培训，准备好了账号，结果没有人用。

这种热情在团队内部无法得到回应，于威表达了她的失望，“《狮子叔叔》传出来以后非常受欢迎。我对我的团队说，别跟我叽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如果我们都行，你别说你们不行。你们比我们受的教育更好，比我们接触新事物的机会更多。你们懂得，但是你们不做。”

在张帆看来，鲜明、有冲劲的年轻人，现在在单向已经看不到了。单向空间像个保守的老人，“几乎没有碰到哪个年轻人，天生就自带那种，我要发光，我要shine的气质。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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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喝多了，往工作群里发消息打鸡血，例如，我们要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给他人带来惊喜，诸如此类的话。没有人回复。他心里面有些不爽。过去，他四处批判时代，现在要为了组织变成一个“啦啦队员”。他对于威抱怨，“我在外面都是人山人海的，一回到公司存在感就变成了负值，完全没有人接，没有人理，像对着一群空气在说话。”

出发采访许知远之前，我在重庆一家书店度过了一个跨年夜。那天晚上分享的主题是关于2025年的回望和对新一年的展望。忘记是在哪一刻，话题突然变了，变成了不同世代的争论。年轻的朋友们认为，为新年列计划是奢侈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阵地，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激励。由此，选择工作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保有健康身心，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容易。

我听得一阵脸红。在讨论方向发生变化之前，我还在大谈新年想完成的宏图伟业，企图提起希望。这种希望感在这个场合显得不合时宜。也许不只在这个场合。

这让我感到怀疑，会不会在一个现代组织内部，年轻人常常是失声和失权的？

单向的管理者们否认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单向已经算是一个为年轻一代提供机会的平台。许知远希望员工能更胡作非为一点，“其实单向是相对宽松的气氛，如果想去做新的尝试，新的努力，大家都会支持你。但有时候大家的自发性不足，感受不到这种内驱的动力。”

“我不是在怪他们。”他补充，“整个社会让大家都无所适从，分散注意的东西特别多。在这个时刻有一个更坚定的自我，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这是很大很大的挑战。这和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大概知道那个方向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朝哪个方向努力。”

组织臃肿的走向是，每个人可以不那么为结果负责。许知远判断，单向缺乏一点残酷性。为了迎接挑战，它必须“瘦身”，把体量放轻，变得更加机敏。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只小型哺乳动物的影子，它保持警惕、左右闪躲，轻巧地穿过丛林。

一年以前，于威在内部下了通牒，“我跟他们说，这个事情一年之后如果大家还不动的话，有些岗位就不存在了。预警了一年了，够长了吧？”

“在关键的时刻，比如说像现在的时候，当你希望大家再加把劲一起度过难关的时候，你发现大家没反应。如果你都没反应，那我不跟你一起了。”于威说，“我有选择权。”

许知远很少怀念过去的那家坐落在圆明园的小小的书店。那段时光挺可爱，挺有意思，但是他更喜欢现在的单向。它经过一些考验，有了新的生命。在他看来，单向在度过一个难关，但它只是经济下行期的一环，“一个链家店崩了没人在乎，一个米粉店崩了也没人在乎，但是你一个文化机构崩了大家就说，哎，你看，文化人不会搞生意吧？你提到这儿的气氛比较低沉，你问问哪个公司不低沉？”

我们聊到单向如今的“臃肿”。20年过去，单向空间已经从一家书店发展成了体量庞大的组织。它有了出版品牌“单读”、与腾讯视频合作的对话节目《十三邀》，还衍生出了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和文学奖。为了应对汹涌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继续做了《狮子叔叔漫游记》和AI文学影像计划。2026年，单向新增了四家分店，分布宁波、苏州、上海，还有广州。

为什么单向要变得如此庞大？在许知远看来，单向空间承担了许多非盈利组织和大学的职责——提供一定的公民教育，为创作者找机会。

“应该有很多文化部，有很多文化补贴来做这些事情的，但我们中国都不发生。”他认为，如果在中国，文化机构和组织可以蓬勃发展，那么单向不至于这么臃肿。这些机构如果能够稳定运转数十年、上百年，那在其中的人只要做好自己细分的工作就好，“我可以一辈子都在《经济学人》里面做一个好编辑，越来越理解这个地方，这也很好，但中国社会不提供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点头表示同意。三年前，从所在媒体平台辞职后，我希望脱离机构做一名写作者。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放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寻找临时的、零碎的撰稿机会，运气好的时候能撞上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另一条是像国外创作者那样，寻找项目制的资助计划，它可以支持写作者长期投入某个议题的调研和写作。当时国内仅仅只有单向基金会提供这样的机会。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它很可贵。后来，我几次向《单读》投稿，冷门的，抑或是敏感的议题，单读的编辑们都愿意提供帮助。我被这种包容性打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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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黎晓亮（ASTUDIO）

形象｜ZHIYONG

文字编辑｜陈真

妆发｜Anly

制片、美术｜JIA.Studio

执行制片｜尤青

妆发助理｜康康

时装助理｜Lucky

监制｜王琛 徐云蕾

平原上的积雪闪耀着刺眼的白光，树林、湖面、山坡上的也是。这种光没有中心，没有方向，却带着重力，就像引力波一般铺天盖地，无处不在，令人无法抵挡，即使戴着墨镜，时间一久，眼睛也会生疼。

一直要等到傍晚，落日西斜，半遮半露，仿佛它的离去并不是与时间的约定，而是半推半就。这时，残留在雪层上的余光在反复折射后相互交融，变得温柔起来，呈现出一种忧伤的淡紫色。

第一次在公路上看到这种颜色时，我大吃一惊，随即满心欢喜，仿佛这是一份天赐的礼物。

这是我今年的第一段旅程，开车从哈尔滨出发，本来准备从东向西，然后穿越大兴安岭。不过，第一天我就拐了个弯，不是向西，而是向南，去了吉林松原。

我在查干湖的冰面上待了半天，并不是为了观看马拉转盘、如何从冰窟窿中拉出渔网的繁忙景象，我也并不期待那肥美的冬鱼跳上冰面即刻冻僵的丰收喜悦，而是为了，在开渔仪式上欣赏萨满的舞蹈。

就在两天前，我听从冰姐的推荐，前去位于阿城的金上京博物馆参观。无意中，在一个展厅的角落看到了一整套萨满的祭祀服饰，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仔细辨认了每一处细节，最后因天色已晚才不得不离开。

从离开的那刻开始，在我的感觉里，这套萨满服饰就隐形地穿在了我身上。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我时不时地就会想起它，想像中，穿上这件衣服的我，获得了一个分身，那另一个我生活在神秘的原始森林里，正在学习万物的语言，尝试向树木请教疗愈之术。

想像中，这套缀满了鸟类羽毛的服装终有归处，它随我而行，或许到了目的地，就会从我身上消失。在那儿，雪花摩擦着空气，唰唰的声响压制了所有的动静，只有一面用驯鹿皮与桦树枝做成的萨满鼓，咚咚地传出声响，像是大地的心跳。

从高速公路上一下来，就能看到临时的指路箭头，查干湖的冬捕开渔仪式在湖中半岛上。我的车跟随拥挤的车流，终于到达，停车场是一片结冰的湖面。这还是我人生第一次，把车开上湖面。

我非常不熟练地停好车，湖面非常大，几乎可以用辽阔来形容，也没有任何座标，为了预防回来时找不到车，我需要从各个方位给车拍照。然而我一下车，就摔了一跤，冰面非常滑，而我脚下这双用了三年的登山靴，鞋底早已被青藏高原磨平。

我小心翼翼地移动，又连续摔了两跤，才明白一个道理，在冰面上行走，脚步最好贴着冰面，不能高抬腿，一只脚踏实了才能挪动另一只脚。那动作，就像是一个没有膝盖的人在走路。

当我以这种奇怪的姿势，穿越了一片上空满是飘浮风筝的区域，来到仪式现场的时候，活动早已结束，人群已作鸟兽散。圆形现场也在一片冰面上，只留下了三只巨大的鼓，仍然高高竖立着，我相信就在之前不久，萨满曾经敲响它们。

于是，毫不犹豫地，我从臃肿的手套中拔出右手，握成拳头，一边在鼓面上重重地锤击，一边贴耳倾听。

绷紧的鼓皮荡漾，先是发出了轻微的叹息，接着像是风扫过森林，然后越来越响，像是不肯离去的惊雷，最后突然停滞，我似乎听见一句的朦胧的呼唤，“这面鼓……”

以为是寄身于萨满鼓的远古的灵魂要对我说话，讲述它的故事，但这声音似乎又太奇怪了，有点不对劲。

我抬起头，疑虑之眼往四周环顾一圈，看见有位工作人员正在冰面上奔向我，一边摆手，一边气喘吁吁地喊着：

“这面鼓，这面鼓……，不能敲，不能敲啊。”

我顺从了自己作为陌生人的好奇心，以及一个徒步爱好者的习惯，一直走进了湖心深处。

与前几天在哈尔滨松花江上的行走不同，松花江上没有一丝风，而查干湖上的风刮得哗哗响，虽然头顶阳光猛烈，但很快我的鼻子下就挂上了细小的冰棱。

走在松花江上，我能想像一米多的冰层下，河水仍在缓慢地流动，河流在以它的方式塑造着两岸的性格。而我，仍在空间轴上移动。

但在查干湖上，一切似乎都是静止的，没多久，就能感受到逼人的寒气正通过脚底板往上攀援，要在你身上替换你。而我，是在时间轴上移动，最后回望四野，孤身一人，感觉走进了远古的冰河世纪，远处白茫茫的一切是真实的吗，会有巨型怪物在湖底跟踪着我脚步的轻微震动吗。

这才想起来，查干就是蒙古族语中白色的意思，而白色是神圣之色，查干湖就是渔猎民族心目中的圣湖。

在辽代，另一支渔猎民族契丹族的皇帝把查干湖当成春天的行宫，在冰面上扎营。皇帝帐篷里的某处冰面会被磨薄，直到能够看到冰层下游动的鱼，当符合祭祀要求的大鱼出现时，就由皇帝凿冰捕鱼。皇帝捕获的鱼被称为头鱼，新的开渔季以此开始。

在胡思乱想时又摔了一跤，我干脆在冰面上坐下来。可能因这冰面上强烈的光，忽然有点昏昏欲睡，像是缺氧，当然这可能只是心理上的感觉。

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青海阿尼玛卿雪山冰川上徒步的情景，当时我独坐于海拨五千多米的冰川上，身体的感觉上有点类似。当时我躺下来侧耳倾听冰川，似乎听见了冰川底层传来的脉搏的跳动。

想到这里，我扯下帽子，试着把耳朵凑近冰面，渴望能听见一点神秘的动静，也不枉此行。但是，除了寂静，什么也没有。完全空白，这是一片没有回音的冰湖。

我缓慢地往回走，一路上遇见了两拨人，他们各自去往湖中心的两个冬捕现场，为了避开冷风，低着的头都缩在帽子里，像两群行走的企鹅。

再次穿越了风筝区域后，我回到了停车场，还好，我的方向感并没有被冻结，一下子就找到了车。停车场上的车已少了大半，但从冰面去到公路的斜坡下正在拥堵。

我看到有几辆车向着湖心方向行驶，觉得奇怪，难道那儿也有一条路？仔细一看，这些车都找了一处开阔的冰面，练习漂移。

我开的是吉普撒哈拉，是三哥借给我的车，开了两天，还不算特别熟悉，但我也想试试那种轻度失控的感觉。于是开车偏离了出口方向，以一个我能接受的速度，也把车开到了一处开阔的冰面，一看四周无车，然后轻点了一下刹车，车尾甩出时条件反射式地反打方向盘。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漂移，也可能根本算不上漂移。借助了冰面，它缓慢而陌生，没有生理上的不适或反感，但是带着被自我放大了的喜悦。

喜悦感并不是由轻微的失控而激发，而是来自于对某种本能的认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本能还愿意驱动自己去尝试冒失，纯粹为了孩子式地自我取悦。

我一遍又一遍地试着，动作也逐渐加大。直到某一刻，我意识到再不出发，今天到达齐齐哈尔的时间就可能太晚了。

我还从未在残留着冰雪的高速公路上开过夜车，而且天气预报说，往齐齐哈尔方向的高速公路今晚可能有小雪。

高速公路穿越辽阔的嫩江平原，湖泊密集，雪面平整。

湖泊周边的湿地上，高高的枯草穿透厚雪，刺向天空，在白色的背景上勾勒出一片又一片不规则的牛皮纸色，像是拆散的有待写上冬日诗行的笔记本。

天气晴朗，原野透明，农田，树林，村庄与道路，在一望无际的背景里，呈现出清晰的透视关系，因此产生了一种陌生的美感，是我以前未曾身临其境的。

高速公路上虽然残留着冰雪，但中间的车道是被扫雪机清理过的。我解除了自己过分的紧张，松驰下来，得以贪婪地观赏公路两侧的风景。

我带着两个手机，一个用于导航，另一个用于播放音乐。就在前不久，我改编了自己的十首诗，用作歌词，制作了一张音乐专辑，送给花花做为纪念日的礼物。

这十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上月我在西双版纳边境一带的旅行，歌声里仿佛还带着热带的余温。极暑与极寒，在我的车里成了统一体，或者说，我的视觉沉浸在寒带，而听觉沉浸在热带。

“

歌者总是败于晚风与夜莺

山水无穷无尽，我抛下

手中的望远镜，怎么也

想不起少年时的一首诗

”

无论是观看还是聆听，都能辅助进入自由联想的状态，带来思维上的变量。

忽然就想到了在西双版纳一带见到的东北人，他们数量众多，在外人眼里，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以至于被称为“东北傣”。他们无孔不入，在一些边境集市上，我甚至也看到操着东北口音的人在摆摊卖东北土特产。

本以为他们都是来自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但跟他们聊天时才发现，事实上，很多来自普通乡村，就是在我眼前飞逝而过的类似的地方。

关于东北人的迁移，似乎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话题，但还没有读到有份量的相关作品。在印象中，这个现象起始于世纪之交。那么，谁会是这个现象的最值得期待的阐释者呢。

我在脑中搜索着有限的已知范围，忽然就想起了阎云翔，那个在七十年代初、因家庭成份而被迫从山东临沂出走、一路向北、走到黑龙江双城县下岬村的十七岁少年。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活下去。

经过激烈争辩后，村里收留了他，他成了务农为生的村民。双城现在成了哈尔滨的一个区，现在想起来，其实我昨天经过了那个区。

七年后，阎云翔考中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再后来，去了哈佛大学，师从张光直教授学习社会人类学。一九八九年开始，他多次回到下岬村，开展研究，十五年后，出版了中文版译名《私人生活的变革》的著作，副题是“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其实如果从英文版直译的话，书名应是《社会主义下的私人生活》，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但阎云翔以下岬村这样一个普通农村作为切片，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与分析，从普遍性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了现象。

我之所以能对阎云翔的情况头头是道，是因为这本书曾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读了两遍半，两遍细读，半遍是对全书的选读。

阅读的时间是在二零一六年，我身在高墙之内，要得到一本想读的书非常困难。我之所以想方设法找到这本书，是因为在另一本书中读到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有一个注释，其中提到了这本书的存在。

即使在那时，我也并不了解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因为无处查阅，但我几乎马上把它当成了经典教材进行研读，并以此来推断社会人类学的一些方法论。重获自由后，我还集中阅读了他的另几部作品。

阎云翔在这本书中分析得出的几个核心结论，后来都成了被反复提起的社会核心议题，至今仍是，只是换了说法。

当我想起这本书以及与它相关的往事，我眼前看到的村庄，它们不再是一张张单纯的明信片了。

我的观看中有了叙事性，也有了历史感。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我甚至能感受到它们的脉搏了。

暮色四合的时候，果然飘起了雪，离齐齐哈尔还有一百多公里，而我居然泛起了一丝困意。

看了一下仪表盘的日期，想起是一位朋友的生日，于是顺路进了休息站，停车，发了一条短信，就又匆匆上路了。

以为困意已经消失，但并没有，于是在经过下一个休息站时又不得不拐了进去，在车上睡了二十分钟，醒来的时候雪更大了，天也完全黑了。

第一次在下大雪的高速公路上开夜车，紧张是难免的。路上车辆不少，其中很多大型货车，车牌显示都是当地车，它们速度很快，呼啸而过的瞬间改变了路面上的气流方向，再加上因气温的骤降形成的效应，公路上的气流变得混乱起来。

在此影响下，雪并没有马上下沉，而是在半空飞舞，形成了涡流的形状，有时会突然大面积扑向车窗，吓人一跳。

对于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我来说，不得不加倍小心，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路况。记得三哥跟我说，这辆车用的是雪地胎，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再加上，经过上午的冰面漂移，我感觉这辆车慢慢喜欢上了我，喜欢我给它带来的新鲜感受，就像一匹马，喜欢上了骑手，并且有所期待。

到达齐齐哈尔的时候，比预期晚了两个小时，雪已经停了。

我预订了嫩江酒店，一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好、价格便宜，二是从展示的照片看，我能预感它是那种旧式的、曾经辉煌如今已略显衰败的酒店，我都能从照片中嗅到那种往日的气息。

酒店有个独立的院子，我到达时，院子的雪地上了无痕迹。我带着满身的雪味，走进了旋转门。

巨大的前厅占了两层，泛着暖色的却略显暗淡的流光，显示出它曾经有过非常华丽的遐想，它的主人也为它花了不少心思。大厅显得空荡荡的，当我站在那儿，有一种孤寂感迎面袭来，而那种孤寂有点霍普画中的风格。

我直觉除了我之外，在它的某个角落，一定会站着一个更孤寂的人，与背景快要融为一体，而且，他的脸上一定也有着霍普画中人物的彬彬有礼的漠视感。

果然，经过仔细张望，在右侧，有一个老式的前台，台面很高，后面的暗影里，站着一个穿着旧式制服的服务员，他想尽量显得随意，但大厅的风格与灯光不遂他愿，他看上去像是一尊放在前台上的半身塑像。

当然，那只是错觉。而这错觉是一个转折，由此我感受中的霍普风格转换成了爱伦坡式的哥特风格。会有一只黑色的猫从小说里跳到台面上吗，我陷入了片刻幻想。

我摇了摇头，摇掉脑中的恍惚，拖着行李箱往前走，像是走进了老式的火车站，感觉是一段挺长的路，直到身上的雪味完全褪尽，才到达前台。

“我已经等了您好一会儿了。”

他很有礼貌，并且直接摊开了早已做好的房卡，干瘦的脸上有一种约束性的笑容，像是刚到六十度的热水。

我意识到我可能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客人，说了声感谢，办好手续，然后问他：

“这附近有什么餐厅推荐吗？”

“这取决于您想吃什么。”他说。他侧着的脸与长长的颈部比例独特，像是某个漫画中的角色。

“问题就是，我不知道该吃什么，只是有点饿了。”我有点疑惑。

“去吃烤肉吧，齐齐哈尔烤肉。保证没错。”

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位穿着公主裙的胖姑娘，她站在我身后，但不知何时出现的。她说了一个店名，然后转身就走了，好像是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而临时出现的。

她消失的方式也很奇怪，挤进旋转门时化成了一团虚影，然后就飘向了门外。但我的记忆也许出了错，还有一段记忆显示，她在大厅里走着直着，就消失在与她的公主裙有着同样条纹的地板里了。难道我的记忆与大卫林奇的美剧串了线？

按照那位不明来历的姑娘的指引，我来到了这家炭火烤肉店。

它在一个狭窄的巷子里，门前被踩得凌乱的雪地上，停着一辆亮着灯的冰糖葫芦车，没有人，有一个喇叭，反复播着叫卖声。

我瞄了一眼，发现几乎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都是可以被裹进冰糖的，并捏成可爱的模样。仿佛在这售卖车的四面玻璃内，是另一个平行的食物宇宙，那儿安静、冰冷、甜蜜，永远下着糖霜似的雪。

推开烤肉店的门，才发现里面挺热闹，空气里有一股炭火的䁔洋洋的气息。一位大姐让我先点菜，我点了一份腌制的牛肉，一份蘑菇，以及一份酸菜，她就收起笔，让我去二楼。

只有二楼的最里边的角落刚腾出一张空桌，靠近烧炭室，感觉这个位置正在等着我。我刚坐下，菜就端了上来，然后是一位干瘦的老人走过来，看上去很像是刚才酒店前台的孪生兄弟，只是年纪更大一点，还戴着一顶旧礼帽。

他低着头弯着腰，也是彬彬有礼，压低了声音问我：

“您几位？”

我也压低了声音，往他耳边靠了靠，用右手挡了挡左脸，像是接头似的。

“就一位。”

愣了一下，然后我们都笑了起来。

不一会儿，他用大铁钳夹着一盆炭火，放进烤肉架下。我想起这样的雪夜，围着炭火，最好喝上一杯，便问他有什么啤酒推荐。

“明月岛。”他说话没半点含糊。

我在冰柜里没找着这款酒，说是刚卖完，但见到另一款红色标签的啤酒，以前也没喝过，就拿了一瓶。

齐齐哈尔烤肉与别的烤肉大同小异，上菜的时候会配两小块肥肉。先用烤出来的油脂涂抹烤盘，既作油料，也防沾锅。

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宗的吃法，反正我就是这么做的。想起上个月在西双版纳边境小镇上吃的炭火老挝火锅，周边一圈火锅，中间的烤肉盘上也顶着一块肥肉。

牛肉腌得很入味，蘑菇也很可口，就是第一次烤酸菜，不知道怎么弄，一点点尝试，才觉得以前吃过的酸菜都不算是真正的酸菜。

天气寒冷，餐厅生意很好，不停地翻台，已经是将近晚上十点了。烧炭盆的老人也挺忙碌，带着一种不慌不忙的从容，小礼帽戴得笔直，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开火车的司机。

烧炭室的门外，坐着一位姑娘，一直低着头在刷手机，似乎在刷一部短剧。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个等位的客人，后来又以为是个偷懒的服务员。

一直到我刚刚吃好，准备结帐时，她才放下手机走过来，先指了指桌上的空酒瓶，问我：

“我们能一起合个影吗？”

见我有点诧异，她解释说，她是这个啤酒品牌的驻场推销员，因为这款啤酒比较贵，所以这个场子里没什么人喝。

这时我环顾了四周，发现别的桌至少是一箱啤酒，人多的放了好几箱，还有的每人脚边放着一箱，都是绿色商标的啤酒。只有我，桌上只放着红色商标的啤酒，而且只有一瓶，显得非常伶仃，形单影只。

“你是第一次来齐齐哈尔吧？”

“你咋知道？”

“咱们这儿没有人，单独出来喝酒的。”

她说，她每天的考核是至少上传一张合影，客人必须是真实的。她边说，边掏出一件带着品牌标志的工作服换上，还戴上一顶小红帽。

“我终于等到你了。拍完我就可以下班了。”

“好吧，看来我应该早点来。”我说，然后举起了酒瓶，和笑容一起凑向她的手机镜头。

我是用伊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一书把自己催眠的。

酒店房间有着明显的一零年代风格，设备虽然有点旧了，但呈现出一种被人长期使用过的特有的亲切感，还附带着一些朦胧的故事感。

我测了测窗户的方位，又看了看天气预报，预测第二天一早，初起的晨光可能首先晒到靠窗单人床的枕头，所以就选择了它。我没有拉上窗帘，只拉上了带着金色条纹的窗纱。

这本书是几天前三哥送给我的，地点是在哈尔滨松光里书店，他的办公室。

他与团队共享一个办公室，只是中间用一个大衣架，以及几根靠在墙上的白桦木隔开。虽然略显拥挤，但在他对面的角落，放置了很多非遗式物件，应该是从不同地方收集回来的。

其中有一面萨满鼓，安静地靠在墙角，鼓身上涂着一些陌生的标记，感觉在某个仪式上被真实地使用过。自从进门，我的眼光就时不时地瞟向它，猜想着它是正在冬眠还是假寐。

但整个房间最吸引我的，并不是这面沉睡的萨满鼓，而是挂在墙上的两张摄影作品。

有一张就在三哥背后，作品背景是寺庙天王殿的一侧，朱红色围栏后面是法相庄严的两位天王：持剑的蓝色南天王，持伞的绿色北天王。

而在围栏前面，错落站着五位少年，穿着华丽的藏戏服，手里端着一个同样华丽的面具，其中四个金刚面具，一个牛头面具。在他们中间，还着三位穿僧服的少年喇嘛。

另一张作品，背景是草原上的一座覆钵式佛塔，在半圆形底座上建有方形塔身，镀金的塔身四面各绘着一只慧眼。在佛塔前的草地上，也站着那五位少年，身穿华丽戏服，手持华丽面具。

很明显，这是一组喇嘛正在习练金刚舞。看他们的面相，扁平的圆脸，是典型的蒙古族的脸。

墙柜上还放着一张摄影作品，是其中一位喇嘛戴着牛头面具，手持法器，坐在一张巨大的唐卡前。

这组照片之所以击中我，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一些情绪与美学上的启发，以及如何在现实与魔幻、古老与当下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点。

在我的计划里，今年春天将去藏地拍摄一部关于格萨尔王金刚舞的片子，这种特殊的舞蹈是传统金刚舞与格萨尔王史诗结合的产物。我最近正在琢磨整部片子的情绪与美学基调，看到这几张照片，忽然就有了灵感。

我和三哥一见如故，所以直奔主题，问他哪来的这组作品。这正合他心意，然后他就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那也是他去年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这个故事属于他，所以我只能简单陈述。

英国摄影师吉米纳尔逊有一本摄影集《在他们消失之前》，记录了世界上十个即将消失的土著人群，其中一个是在蒙古的查腾人驯鹿部落，他们生活在蒙古的泰嘎山脉深处，是萨满的忠诚信仰者。

而查腾人以及驯鹿文化正是三哥关注的，他看到了这组照片，念念不忘。在某种机缘巧合下，他和几个蒙古族朋友决定深入蒙古国内陆，寻访这个与世隔绝的部落。

过程困难重重，最后他们到达了查干淖尔苏木，在一个查腾人聚落里生活了几天，还见到了当地的萨满。三哥翻出当时拍的照片给我看，无疑让我非常羡慕，追问各种细节。但这些细节都是属于三哥的，我说你应该写本书，或剪个片子啊，他说，他至今还没有从那次经历中清醒过来呢，好像那是一场大梦。

三天后，和三哥一起去查腾部落的两位蒙古族朋友正好从锡林郭勒来到哈尔滨，我们一起喝酒，她们又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这次旅程，也是非常激动，感觉是在梦游似的。

有意思的是，在酒桌上聊着聊着又发现，我与生活在中蒙边境的她们，在两年前其实有着工作上的交集，只是没有见过面。我们也还有几位共同的朋友。

世界真是既开阔又狭窄。

三哥指了指办公桌对面，我一进门就注意到的角落，说这就是这次旅程的成果。他弄了一个小展区。

其中有他从部落里带回来的松针，有查腾人签了名的明信片、恤衫，查腾人送他的牛皮包，查腾小女孩画的画，以及关于当地萨满的书，等等。

说了一大圈，最后才绕回挂在墙上的摄影作品。

他说，在蒙古旅程的路途中，经过一座小型的藏传寺庙，便进去参观。那是清朝雍正亲授敕建的庆宁寺，据说以前很庞大，现在只剩下核心部分了。

到时在场的唯一的红衣喇嘛听说他是个中国人，特别高兴，拉着他去看寺庙正殿门楣上唯一的汉字牌匾，通过翻译问他，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这位喇嘛进此寺庙十四年了，每天都看这块牌匾，一直想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牌匾上写着四个汉字：“福佑恒沙”。

三哥说他当时的解释是：幸福就像恒河沙数，如果你悲观，一粒沙就会迷住你的眼，如果你乐观，它会填补你生命的每一处缝隙。

“你觉得我当时解释得对吗？”

“太精彩了。”我说。

在我的想像中，那位等了十四年的蒙古喇嘛，或许在那一瞬间，因为一位陌生人的讲解，而得到了开悟。

三哥说这三张摄影作品就是在那边买的，是一位蒙古摄影师的杰作，他当时也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不过，在好几天后，为了与伙伴们讨论春季拍摄计划，我在网上查找更多这组作品的信息，费了不少时间，才发现摄影师其实来自泰国。

“那你知道这是金刚舞吗？”我问。

“金刚舞是什么？”他带着疑惑。

“金刚舞就是把舞蹈当作神圣的显示，观看者见即解脱。就像你看到这几张照片，满心欢喜得想要放在身边，是一样的。”我说。

然后我们又从金刚舞开始，聊到萨满教，聊到有关萨满的书籍，因为他的书架上有好几本这样的书。

我说起刚读过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还记得其中关于满族萨满进行星祭的详细记载。北方极寒，冬夜甚长，就在现在这样的时节，不到五点，天就黑了，所以早期崇拜司夜司寒的冬令星宿。

富育光是吉林人，三哥说在富老师生前他曾去请教过。然后他又在书架上找了找，递给我一本书。

“这本书你也会喜欢的。”

《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我接过来，翻开一看，书里划了很多重点，在空白处还写了很多文字。

“我给你也找一本吧。”他说。于是从书店里找到了新书，最后一本。

果然，我是被第一缕晨光惊醒的，那本书翻开着，落在我的枕头边。

照在我半边脸上的光是金色的，是晨光穿过窗纱时被染上的。我想不起来昨天究竟在这本书上读到了什么，只想起昨晚拿起书前，我认真观察过窗外的天空，想要确定木星的位置，但因为城市灯光的干扰，远处一片混浊，看不见一颗星星。

但有几颗星星进入了我短暂的梦中，它们排成了我无法识别的符号，我在梦里疑惑，想把它们翻译成一句诗，但它们变幻不定，有时像凸起的盲文拒绝着我。

正在怀疑那不是一句诗时，有一个黑影从天空飞过，这时才明白，按照星祭的传说，那些星星似乎是飞行路线上的航灯，贡献着不可或缺的引力。

而那个黑影在我梦中影影绰绰，我怀疑她就是那位在大堂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穿着公主裙的姑娘。但过一会儿，我又怀疑她是那位刚换上工作服的啤酒推销员。但她们都没有穿上缀满鸟类羽毛的萨满服装，也没有戴上有鹿角的帽子。

无论是谁，她要飞去哪里呢，她知道马上就要下雪了吗。

很遗憾，关于梦的记忆就在这里中断了。晨光已占领了整个床头，我在金色的光里重新闭上眼睛，但睡意全无。

我翻过那本书，想看看昨天晚上我读到的页码上究竟有些什么。这一页上写着：

“在满洲北部不同的通古斯部落中，铜镜具有重要作用，它们明显源于中国满洲，但是它们的巫术意义却因部落而不同。

“据说铜镜可以帮助萨满‘看到世界’（即入定）、‘辨认神灵’、或者‘反映人类的需要’，等等。通古斯语中‘镜子’这个词源自‘灵魂、精神’，或更准确说是指‘灵魂影子’。

“因此，镜子是装‘灵魂影子’的储藏器。从镜子里能看到逝者的灵魂。有些蒙古萨满可以在镜子中看到‘萨满的白马’，骏马是具有明显萨满教性质的动物，骏马的奔驰与飞疾的速度是‘飞行’，即癫狂的传统的最原始的表达。”

但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这段文字的痕迹，是翻开这页而没有阅读，还是阅读后又被某种力量擦得一干二净呢。或者，我昨晚根本没有翻到这一页，是某种偶然性打开了这一页，想让我在今早的晨光里阅读这些文字。

“宇宙是永恒的过去时。”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诗。它充满了矛盾，不知道是不是昨晚梦里的星光要告诉我的那句诗。

早餐在一楼后座，先要经过大堂。电梯下至酒店大堂时，我发现昨晚的神秘氛围消失了，空间也萎缩了不少，裸露出一个真实平凡的大厅，碰到的每个人都很正常，充满了一脸焦虑，像是梦中的伪装现了原形。

“陌生之地的雪后之夜总是有些奇怪，现在这样就很好。”我对自己说。

早上九点一过，我就从酒店出发了，还特意在市内几条街上绕行了一圈。到处都有人在清理路面上的冰，这可能是冬季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经过好几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刚开始还不习惯，得停下来回想这种情况下的交通规则。

不过，这样的十字路口虽然车辆挺多，但都开得很慢，相互之间的默契礼让非常丝滑，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旧式的人情味，虽然它是通过冷冰冰的汽车表达出来的。

可能是因为行人的速度比车辆快，所以，行人似乎习惯了任意地横穿马路，并不愿意绕行就在眼前的人行道。

在老街上开车绕行，阳光耀目，时间显得缓慢，甚至带有回流的意味，这座带有旧时代气质的城市，像是回到了九十年代，带着一种莫名的自由感，以及骄傲感。我有点想多停留几日，但一想回程说不准还会经过，于是便直奔高速公路方向而去了。

可能是前几年在喜马拉雅山脉一带待得太久，以及上个月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巡游的影响，我对原始森林形成了一种标签式的期待。

高速公路穿越大兴安岭，尽管一路上风景也很好，但我总在等待某个兴奋时刻的到来，我都准备好了台词，到时我会情不自禁地说，“哇，这就是大兴安岭。”

也有过几次心动时刻，路过几次森林景区，公路边设置了小型观景台。我也有停靠一会儿的冲动，但每次总是伴随着犹豫，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这样的风景还不足以让人停下来，再坚持一会儿，或许下一个观景台才是。

但这样的惊喜时刻一直没有到来。所以，接近中午时，我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预期，也调整自己的观看模式。

大面积起伏的白色上，点缀着时而稀疏时而密集的、带着铁锈味的深灰色，是一种崭新的美，深沉的美。这种美暗暗催生了怀旧的情绪，让人怀念已经逝去的季节，而不是期待即将来临的春天。

这与南国边境上密集得让人透不过气的绿色、以及高深莫测的浓雾相比，观者产生了明显的情绪反差。如果那边是雷鬼的节奏，那这边就是黑暗波普。

当我调整了观看模式之后，眼前的一切重新趣味横生，它催生了与之前不同的想像力链接。我开始为之前错过的几个观景台而后悔，当时略觉枯燥的风景经过脑海中崭新的坐标体系重新评估后，显示出了诱惑力。不过，这是旅途上常有的现象，也是旅行的乐趣之一。

一路上没遇到几辆车，冬季穿越大兴安岭的旅行者特别少，连一些沿途的加油站也封闭了。今天的车程至少八个小时，我估算着油箱里的油能否支持到呼伦贝尔，略感紧张。

接近中午，我拐进了大兴安岭深处的一个休息站，只有一个便利店还开着，好在还有开水，我泡了一盒方便面，吃完，在车上睡了一刻钟。

醒来的时候想着，还有五个小时车程，还可以做些什么呢。上午的行程中一直在听自己的专辑，该换换了。

于是在手机上查找《萨满教》的电子有声书，但是没有。这时微信读书推给我一本书，《英雄之旅》。

这是我喜欢的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的传记，整本书是根据一部纪录片中的对话内容改编的。在我看来，坎贝尔是一位天赋灵性智慧的人。我想着，嘿，就是它了。

“决心成为自己，就是一种英雄行为。”

这是坎贝尔的一个核心观点，他从人类千姿百态的神话中发现了这个普适性的公式。当然，这个等式并不天然成立，需要一个必要条件作为催化剂，那就是一段不平凡的旅程。而坎贝尔的研究方向，就是这个。

我一边听着坎贝尔，一边看着连绵的林海雪原。为了防止审美疲劳的过早到来，无论是听还是看，我都是以一种若即若离的方式进行。

其实坎贝尔的故事我已经比较熟悉，这次算是重温了，并不需要听得那么细致，听觉上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所以思绪时有飘浮，偶尔飘得太远，以致于更接近白日梦。

我想起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痴迷于他的思考方式，痴迷于如何从古老的神话中获取现实智慧的钥匙。从《千面英雄》开始，读了好几本他写的书。

就这样，水中捞月一般，我一边开车，一边回忆着曾经的阅读体验。忽然想起，有一本书我已下载了很久，但一直没读。如果不是他的名字被一种偶然性推到我面前，他的这本书也几乎快被我忘了，这本书就是《解读乔伊斯的艺术》。

如果说每一次偶然都蕴含了一次必然性的链接，那么，我的思绪就被这种捉摸不定的力量推向了詹姆斯·乔伊斯。

坎贝尔是詹姆斯·乔伊斯的铁杆粉丝，并有着将近六十年的沉迷、追随与研究。我也喜欢乔伊斯，很早就想读坎贝尔对乔伊斯的分析。直觉上，我认为乔伊斯是对坎贝尔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金枝》的作者弗雷泽。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讲三个普通人在一天内的旅程，最后他们都回归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漂泊往往与时间没有关系，一日也可以百年。那些琐碎的日常，因套用了史诗《奥德赛》的结构与隐喻，便涣发出了神话般的色彩。

坎贝尔很可能是最懂乔伊斯的，他就是把《尤利西斯》当成神话进行解读的。

但我当下的兴趣并不在《尤利西斯》，而是《芬尼根的守灵夜》。如果说《尤利西斯》是一本白日之书，那么《芬尼根的守灵夜》则是黑暗之书，故事都发生在夜晚。

也与前者相反，后者建立在家庭生活的框架之上。乔伊斯再次野心勃勃，构建了一个庞大繁杂的梦的集群，用一个死而复生者的梦来影射历史。这也是一本充满了萨满气质的书。

之前有过计划，等哪天读完《芬尼根的守灵夜》，我就翻开坎贝尔的解读。但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兑现，是因为，这本书太令人望而生畏了，简直无从下手。虽然前段时间出版了广受好评的新译本，但我仍在犹豫。

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先听听坎贝尔的分析，以此开始，用想像进行还原，拼凑出这部奇异之书的一个变体呢。

经过一个巨大的冰湖时，我把车靠在路边，停了下来。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其它车辆了。

前方是一段弧形弯路，右侧是一片树林，右前方是一座满雪的山。左边的冰湖成了雪湖，看上去洁白无瑕，非常迷人，我欣赏了一会，按住了自己行走其上的冲动。

冰天雪地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下车，闭上眼睛休息了几分钟，这时《英雄之旅》已经播完，坎贝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阅读《薄伽梵歌》。

手机没有信号，但我从电子书架上找到了《解读乔伊斯的艺术》。我翻到了解读《芬尼根的守灵夜》那章，但没有马上点击播放键。

我想等到天黑的那一刻，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

我是在接近呼伦贝尔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那些紫色的雪原之光的。它给略显疲惫的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时间在下午四点左右，我已经穿过了林海，经过漫长的缓坡，来到了草原地带。

这一带属于大兴安岭西麓，目光所及，雪线呈现出一种完整而优美的弧形，可以凭此想像，等到冬雪融化之后，草原柔软而开阔。

紫色来得突然，维持的时候也并不长。过了不到半小时，空气便呈现另一种迷人的色彩，淡粉。它们相互交缠，然后紫色退场。

或许是出于幻觉，怎么看，淡粉都像是一种与爱有染的颜色。再接下来，便是淡粉色与浅蓝色的交缠时刻。等到淡粉慢慢消失，天空由浅蓝逐渐过度到深蓝，然后黑色沉淀，天空真正暗了下来。

这真是魔幻的一小时。在之后的旅程中，这个时段成了我每日的期盼。无论在哪儿，在做什么，每逢此时，我总是不由自由地陷入出神的状态。

周围的一切在我眼中变得具体起来，我们相互因对方的存在而存在，虽然我还没有学会沟通的语言，但我能感知它们营造出来的时间情绪。这大概就是我的“萨满时刻”吧。

第一次相遇，我的大脑还产生了奇异的感应。这种色彩交缠带来的心理投射，让记忆回到了多年前的某个傍晚，那时我身在高墙之内，站在一扇焊死的铁窗后，目睹了对面一堵白墙上的幻景。后来我从诗稿中翻到了当时的记载。

“

淡蓝的光与淡粉的光

交织于同一面白墙上

它们在视觉上困扰着我

和内心的痛苦编成绳索

这奇异的绳索捆绑我

只要一思考就会收紧

天空的重量压在我身上

我和燕子一起追逐旋风

堆云泄露针状的白光

像虚无戴着荆棘的王冠

我长久阅读自然界的经文

疼痛转化成战栗的喜悦

”

时间标注的是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离我重获自由还有二十二天。色彩的心理投射带来了一段痛苦的回忆，就像遥远的量子纠缠。

想起了正是那个时期，我明确地把自己的时间之河拦成两截，“之前”与“之后”，前者已逝，后者重启，并且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

记忆追溯到这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今日的旅程正是清单里的一项，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它变得有点模糊了。也因此，我明白了为何刚刚开始的旅行总是伴随着莫名的内疚之感，这内疚正来自于对自我背离的审视。

好在，重启时的设定已成了潜意识，仍在驱动着自己。

原来，这紫色的忧伤里徘徊着往日之我。

在绕过几个湖泊、穿过几片山林之后，路面的冰层厚起来了，显示越往西，气温越低。我想像自己在地图上所处的位置，像一只反季节候鸟在确定自己的航向。

天也完全暗了下来，我已能够看见遥远处密集的灯光，它们抱成一团，在巨大的荒芜中宣示着自己的存在。那儿应该就是呼伦贝尔市了。

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是初见，而是重逢。有一条命定的生活轨迹，正在等待着我。

我按了按手机上的播放键。

所以，我是听着有关《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分析，离开高速公路，进入这座城市的。恍惚中有种错觉，耳朵里的那个在都柏林的故事，同时也将发生在这个城市。

令我惊讶的是，与预想的不同，这是一座在冬夜里热闹的城市，我顺着机场大街刚进入市区，就遭遇了一场大堵车。

而我，可能是所有被堵的车子里，唯一一个为堵车而感到兴奋的人。那几百上千盏闪耀的汽车尾灯，仿佛一片红色的小旗帜，欢迎我。

有些不情愿地挣脱了堵车区，转入胜利大街，开过伊敏河上的中央大桥，右转进入草市路，我开得很慢，到达一个米字路口，像个蛛网的交叉点，夜晚的红绿灯系统让人困惑。我看着导航，提醒自己千万不能拐错。

但还是拐错了。我拐上了伊敏大桥，又回到了河东的堵车区，再次回到胜利路，再次经过伊敏河上的中央大桥，再次进入草市路。这次我终于看清了方向，拐进了海拉尔宾馆的大院。

当时没有料到，之后的几天，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里，我主要的足迹，都留在了这第一个晚上因迷路而无意中划出的巨大的圆圈里。

到达宾馆时已经有点晚了，前台姑娘笑容满面，房卡早就准备好了。当我走进五楼的房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巨大的玻璃窗外，我之前错过的米字路口。

从上往下俯视，街面上贴着一层冰，镜子似地反射着街上的光。街灯、霓虹灯、建筑灯光，以及众多音符般跳跃的红绿灯光，使得米字路口的色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再加上车灯经过地面的强烈反射，没有规律地掺和进来，使得路口的光影更加扑朔迷离。各式各样的路人走过，像是走在戏剧舞台上。

当你观察每个具体的人，只要有足够的细节，就会呈现出某种戏剧性。我津津有味地看着，猜想着路人的故事。

这时我想起，其实真的有一个剧本，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那就是彼得·汉德克《形同陌路的时刻》，全剧没有一句对话，舞台被设置成耀眼灯光下的一处空旷场地，从开始到结尾，都是各式各样的路人，以各式各样的状态从场地上经过。

为了让自己参与其中，我点了一份外卖饺子，餐馆就在街对面。然后我耐心地观察着，终于看到了一位外卖小哥，他拎着外卖包，从餐厅出来，抬起头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小心走过人行道。三分钟，我的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那抬头眺望的一眼，或许是我的记忆填加的。

接近午夜，尽管我还不想睡，但睡意很快袭来，并伴随着一个朦胧的梦。梦中的我依然驾驶着一辆车，独自行驶在一个冰糖色的星球上，那儿的每样东西都被裹在一层薄薄的冰糖里。

甚至我还遇见了一头裹在冰糖里的猛犸象，它似乎百无聊赖，跟着我的车走了很久，但是非常友好，而且有点眼熟。直到我认出，它应该就是我在哈尔滨的林业博物馆里看到的那头巨大的猛犸象化石的转世，并且朝它挥了挥手，大喊一声“嘿，我们是朋友”，它才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然后心满意足地与我分道扬镳。

我知道有人正站在更高维度的世界里，隔着一扇冰糖裹着的铁窗观察我，分析着我的一举一动。在他眼里，或许我也是冰糖色的。

而梦中的我全然不顾，开始听起了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心里想着，需要一段银河般长度的旅程，才能把整个故事听完。

       （雪国系列之一）

编辑｜王琛

版式｜薄荷

运营｜新月

监制｜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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